【书讯】王广生、王宗琥编丨《国际中国学论丛（第二辑）》

《国际中国学论丛》旨在介绍国际中国学（汉学）最新成果，推动在发生学与跨文化视域中多元文化的对话与相互理解，侧重中西文化的沟通以及在东亚文化内部寻求一种对“当代中国”的诠释，让“中国”在主体意义上成为“世界之中国”、“当代之中国”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之中国”。

本书主要内容版块有：怀念严绍璗先生专栏、中外文学关系与思想研究、东亚汉学与中国学史、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等。本辑内容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各个高校与科研机构，涵盖国际中国学、汉学领域内的文学、文化传播与关系史和思想史等。本辑特别推出了怀念严绍璗先生专栏，诸位弟子不仅缅怀严先生的伟大人格与学术风采，还对其学术与思想的内涵提供了独到的解读。

▲《国际中国学论丛（第二辑）》王广生、王宗琥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3

前言

寅虎年末，在卡塔尔世界杯盛宴期间，国内的防疫政策突然“解封”。诚然，直至今日我们依然面对诸多不确定，但至少看到了回归正常生活的“希望”。

“希望”，对于人类而言，是一件具有魔力的事物。“希望”将现在与未来联系，构建一种因果连续的想象，进而赋予当下以意义。人们在谈论未来时，如谈及世界杯最终谁会夺冠，“我认为”“我相信”“我支持”等表述，多半是“我希望”的潜台词。在休谟看来，“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也不过是“希望”的一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人类一切的文明、文化都只不过是“希望”的别名，是人类伫立此岸、向未知彼岸投射的信念之影。“希望”有知性和理性的部分，但更属于信仰的天空。没有了希望，我们必定受困于巨大虚无的时间牢笼！仅仅依靠科学与理性，我们何以承受世界之重荷、生命之虚空？

人类之高贵，不在理性与情感，而在信仰统摄之下理性与情感的统合，是一种生命的复杂形态。信仰生成希望，寄托理想，开发悟性，而信仰的丧失，是当今文化中理性偏执和感性泛滥的主因。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在如此思路下，我们缺乏的是有生命气息而非工匠式的文字，我们主张的是拥抱有“希望”的文字，而不是超越仅追求客观的知识。这种文字，不只是为了求真，而且还与自己的生存体验相结合，寻求一种信念的弥合，自有一种无声的呐喊。

对我而言，2022年下半年以来发生在身边的诸多事件，让我生发深深的倦怠感，而倦怠感的深层则是希望的丧失，特别是业师严绍璗先生的过世，给我带来极大的冲击。先生博学广识、谦退不争、温雅如玉。先生首倡的“变异体”“发生学”理念，将中国的日本学研究提升到辨析其源、追溯其因的发生学层面，并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中国学（汉学），且在上述多个领域引领着学术的进步和发展。严先生作为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顾问以及鄙中心主办刊物《国际中国学论丛》的名誉主编，对中心事业的推进和发展给予了悉心指导和无私贡献。故本辑特设“怀念严绍璗先生”专栏，以示我们的深切感念。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著名比较文学家、古典文献学家、中国日本学家，长期从事以中国文化研究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曾获“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2015年）、“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2016年）。著有《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日本中国学史稿》《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等。

本辑除了缅怀严绍璗先生的文章，我们还推出了“中外文学关系与思想研究”“东亚汉学与中国学史”“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等固定专栏，这些文章虽然主题各异，但也可纳入“我们（当下）—文本（生成与接受）—历史（意义与真实）”这样的视野之内，将文本纳入内部与外部、当下与历史、我与世界交融、对话的复杂而具体的场域中，既关注时代共生的大语境，也注意某个具体时段的特殊性以及事件参与者的个性化表征，而在描述上述历史文本时，“我”并非置身事外的他者，更不是远在太阳系外静观地球的其他高等文明，作为观察者和描述者的“我”实则已经镶入“我们（当下）—文本（生成与接受）—历史（意义与真实）”这样的文化生产之中了，唯一的问题，或许只是我们是否有这样的自觉和意识罢了。依编者愚见，以往的以科学性为唯一目标和前提的人文学术已是明日黄花，科学性（基于理性的客观实证主义）和人文性（基于人性的文化审美意识）相统一的人文学术才是未来学术的方向。换言之，真正的学术不是被职业化、被垄断化、被等级化的领域，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见证者和描述者。正如我们在《国际中国学论丛》（第一辑）的《序》中所言：

我们主张的“中国学”绝非仅仅是国外学者研究中国之学问（Sinology、China Studies等），即国际中国学，而最终归属于某一个学科；也非仅仅是中国学者对于国外学者之汉学、中国学、中国问题研究之再研究，即国际中国学研究。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学”更是指一种在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基于对人类历史和世界现实整体的观照和理解，进而考察“中国”以怎样的方式和状态参与构建人类所在“世界”的过程及其对这一过程的多元诠释。

▲《国际中国学论丛（第一辑）》王广生、王宗琥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

或许还可以对上述观点进行一点补充，即所谓“中国”，唯有将其放入世界之中才能称为“中国”；所谓“中国价值”不仅仅是纸面上漂亮的言辞，更取决于每个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自己”。

此外，严绍璗先生的日本中国学（汉学）研究，之所以可以引领改革开放之后国际中国学研究之潮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将国际中国学研究定位为一门涉及双边甚至多边文化领域的跨文化的学术。而且，也如严绍璗先生教示，无论从文化生成的原理上，还是从已然被证明的事实上，在当下可以称为文化抑或文明的事物，必然是多元而混合的，纯种文化的建构面临着必然失败的命运。因此，面向人类未来的文化，也一定是一种新型的多元文化，而国际中国学及对其展开的逆向研究——国际中国学研究之核心任务，就是寻求和探讨“中国文化”在未来人类社会文化中所处的位置。然而，不无遗憾的是，纵观数千年的文明史，能够为工具理性盛行、一味追求技术高效而致人类已然踏上危途的当下（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三大自然资源——淡水、空气和土地悉数遭受污染，缺乏新时代哲学和伦理学基础的人工智能以及气候恶化、核威胁、核污染等），提供独特性、开创性的中国思想者，依然是先秦的诸子百家，然后是汉化的佛教思想，特别是老庄对人类文明的深刻质疑与深情忧虑，其“反者道之动”的保守思想及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重视，也唯有将“中国文化”放入当下日趋复杂的人类整体生存境遇、面向扑朔迷离的人类整体之未来，在与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思想、其他地区的优秀文化展开对话中，才能厘清自己的文化结构与逻辑，并找到在人类未来文化多元结构中“中国文化”的位置。只是需要注意的是，融入世界的某种文化形态，最终会以自身相对否定的形态进入人类文化的整体，即以“多元文化内共生”而非“多元文化共生”的场域与方式生成、运行着一种超越了简单的“和而不同”的人类整体文化样态，或许，那时正是人类“大同”之时。

而关于文化与文明的本体，迄今为止尚未有多少人认识到如下事实：人类作为自然之子，人类的文化与文明也是自然衍生之物。如农业文明的诞生与人类额叶前皮层之进化关系、十四种主要家禽在不同地域的分布与其生物习性的联系等，无不揭示出人类文化与文明，是一种自然选择而非人类自主选择与设计的结果。与此相对，工商业文明则是打破原有农耕文明之固定地域获取能量与信息的跨区域生存方式。因此，东西方文化对话之深入，还需要在历史还原与现象阐释的基础上，加上更为深入的视野（如生物社会学），面向人类文化之本质，面向人类之历史与未来。自然，以上超越狭隘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宏大思路非鄙书所能承载，但我们愿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为中国学术之真正觉醒与崛起而努力。

在学术分化的今天，《国际中国学论丛》以辑刊的形式运营，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但至少它还有一个优点——相对自由。我们不以跻身核心期刊为目标，也不以权威和热点而规训，我们只是尽力而为、自省而忠于自身。

春节在即，谨祝有缘的读者安康、好运！不辞加一岁，唯喜到三春。

编者谨记

壬寅年冬月廿四

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前日

比较文学园地的中国耕耘者——敬悼业师严绍璗先生

钱婉约

严绍璗老师于8月6日正午12时02分，在他晚年歇隐的昌平泰康燕园养老中心的医院不幸病逝。连日来，唁电唁函像雪片飞到老师生前工作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他曾经执掌的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微信公号，也连续编发了多篇学界同人和后辈学子的悼念文章，包括我在2010年为纪念严老师七十周年诞辰而作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严绍璗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几点启示》论文，另一篇是人物速写短文《严绍璗：圆融与超越》。后者发表在当年《人民日报》的“学人足音”专栏上，曾幸得严老师认可，并援引作为他个人自选文集的代序。

从我1981年秋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拜识严老师算起，到今天，师生情缘已经四十年有余了。这几天，内心悲悼，思绪纷繁，无以成文。很多往事像电影回放一样，一幕幕在脑海中跳转，临纸彷徨，勉强写下一些，权当心香一瓣，敬献于先师的灵前。

2016.10

不正确理解的方式——文化变异体——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严老师的课上得特别有神采，吸引人，是史论结合的典范，从课堂讲述到研究著述，到最终形成严氏标志性的理论体系，有一以贯之的精髓所在。

20世纪80年代初，他给大学生上一门“历史文化论”课程，内容大致是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化的经典性历史理论，并以此解析中外历史文化现象，同时也介绍其他中外名家的历史文化理论。它的理论色彩和古今中外宽广的视野，对刚刚进入大学又是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记得我第一篇像样的小论文，就是受到这门课的启发而写，刊发在当年北京大学学生期刊《学海》上。文章题目是《论“不正确理解的方式”是文化继承的普遍方式》，其中“不正确理解的方式”是马克思经典论说之一，指欧洲文艺复兴借用古希腊罗马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这种“借用”不是原封不动地拿来，而是有意无意地进行“不正确的理解”，经典论述中还用了“借尸还魂”这四个字。我以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思想为例，认为康有为也谙熟“借尸还魂”之术，以“不正确理解的方式”借用了孔子的思想资源，来发动近代中国的戊戌维新。当时写完，私心颇有收获的感觉。

2013

冥冥中似乎有巧合，若干年后，我师从严老师攻读比较文学的博士生，在接触到“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接受学理论时，不由得想起，这不就是严老师课上所说“不正确理解的方式”吗？1998年，严老师又写成《文化的传递与不正确理解的形态──18世纪中国儒学与欧亚文化关系的解析》一文，正式阐释了“不正确理解”与“文化传递”的关系。

20世纪末，中国比较文学界在引进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等理论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学术自觉”的话题，即如何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中国学派的内容和特征应该是什么？当时好几次国内国际的学术会议和论坛上，同行的老师们都曾热议这个话题。今天可以说，严老师以他四十多年关于中日文学文化发生发展的实证研究为依据，在《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2011年）、《日本古代文学发生学研究》（2020年）等著作中逐渐形成与完善的“文化变异体”和“文学发生学”的理论体系，正是他对中国特色比较文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重要创获和学术贡献。这些富有标志性特征的严氏理论与著作，是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奠基性重要学术存在。

抚今追昔，从严老师80年代课堂上“不正确理解”的理论，不正可以看到严氏理论的思想滥觞吗？不知先师地下有知，是否会再次认同我对他思想学术的认识与推论呢？

京都访学——记纪神话——日本中国学

严老师待人热诚而亲和，凡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一定都领略过他那睿智、明快、滔滔如江河般的谈风，那些以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敏锐的断识编织起来的纵横排闼、亦庄亦谐的讲演或闲谈，令人在享受中获得学术与人生的启发。所谓如沐春风，润物无声，说的大概正是这种情况吧。

1994—1996年，我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教学内容与研究兴趣在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上，所以，在京大人文研选择师从狭间直树先生进修学习。

我到京都不久就获知严老师也在京都，在京都郊外日本文部省直属的“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驻所工作。同在异国他乡，我自然热切地想去拜访当年的老师。自北大毕业后，已有六七年时间没有与严老师联系过了，当我打通电话时，他不仅清楚地记得我这个“古八一”的学生，还当下约定让我周末上午到他的寓所去，并在电话中详细关照我，从我的住处修学院出发，如何坐电车，坐几站，在哪里转巴士，下车以后又如何走……这样听着，电话一端的我，真是感激之至，又佩服之至。一个被文部省特别邀请的中国权威学者，一个热诚可掬、无微不至的老师长辈，就这样在我的心中完美统一起来。

1994

那日在京都严府做客，师母特为我准备的饭菜中，有一道久违的江南美味——清蒸大带鱼。老师和师母是上海人，我是苏州人，这道菜真是大大慰勉了师生两代人“舌尖上的乡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能走出国门的学人还不算多，同在京都，同样面对日本人关于中国研究的很多着先鞭、出新意的成果，那种家国之情又岂止是在“舌尖之上”？

对我这个初出国门的人，严老师像家长一样给我种种叮嘱与提示：比如与日本人相约一定要恪守时间，比如对所需学术著作一定不要整本地全部复印，比如要留心京大东洋学文献中心的资料搜检与利用。当然，说得更多的，还是他自己的研究计划和随后一个月要在京都某会馆做的公开讲座，记得所讲内容是关于“记纪神话中的文化变异形态”。讲座当日，我与京大东洋史方面的几个青年学子一起赶去现场聆听了严老师的日文演讲，增长了学术见闻。在京都的一年半中，又有多次相聚的机会，其中一次是带老师、师母到京大博士生钱鸥家做客，饭后由钱鸥带领一起探访辛亥后罗振玉、王国维京都居处遗址，王国维住处已消失在京大百万遍附近的道路上，罗振玉寓所永慕园中自建的“大云书库”，则还岿然独立，据说已成了一家公司的房产。

正是这段京都访学的岁月，使我的研究兴趣从本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转移到同时期中日学术关系上，特别是使我被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京都中国研究者所吸引。发生这样的转折，除了内藤湖南的学术魅力外，严老师对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示范引领，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此后，追随严老师回到北京大学，选择以“内藤湖南研究”作为博士课题，就都是顺理成章的了。后来，我的《内藤湖南研究》一书得以出版，与师兄张哲俊的《吉川幸次郎研究》、师妹刘萍的《津田左右吉研究》一样，都是因为严老师主持的“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所给予的机会，师恩陪伴一个个学生的成长之路，我们铭感不忘。

严老师以《日本中国学史》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不仅做到了一般研究者比较留意的对古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历史性考察，在此基础上，更注意对中日两国复杂的文化关系的廓清，显示了不同一般的史识。严老师还特别对儒学在近代日本巩固皇权观念、鼓吹“大东亚圣战”思想上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做了深入独到的揭示和批判，体现了一个儒学本邦学者对异域儒家文化形态的敏锐洞察力。

北大情怀——与历史对话——隐入历史

自从1959年考入北大，严老师做了大半生的北大人。他的著述、谈论，常常体现出对于北大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的深切认同和自觉继承。要说严老师的北大情怀，正在这份始终不移的知识分子不妥协、不盲从的反思精神吧。在入住泰康燕园前，严老师将自己的大部分藏书捐赠给北大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汉学图书馆”，设立“严绍璗文库”，相信薪火相传、斯文相继，代代北大学子可以延续严老师不了的北大情怀。

1967.5.2

我在《严绍璗：圆融与超越》一文中，曾预告“近期将有先生新著《与历史悄悄对话——严绍璗北大50年亲历纪事》问世”，这本书终于没有能在严老师生前问世，我的这句话也成了一句空言。事情的缘由是，2010年严老师七十岁诞辰时，在北大和香港大学先后举办过两次纪念性学术研讨会，会上除了论析严老师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以外，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严老师回忆录的出版。那几年，他陆续撰写的“个人回忆录”渐成规模，个别章节也曾打印出来分享给人看，我也得到过几篇样章，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一时自难出版。等到严老师八十诞辰北大出版社张冰师姐编辑《严绍璗文集》时，又曾将书名改成《严绍璗北大一个甲子的纪实》，但终于也只是部分章节收入了文集第五本而已。严老师常年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曾给我们展示过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本“专题日记”——严绍璗外事日记，记录了在改革开放之前，他参与北京大学外事活动，接待日本、美国等国的外宾学者的事情，很多本这样的日记是这本回忆录的基础。今天看到陈平原老师《那位特会讲古的严老师走了》文章最后也写道：“能言善辩、特会讲古的严老师，留存在五卷本文集里的‘自述’实在太少了。不知是因晚年身体状况不好，还是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反正严老师的回忆录最终没能在生前完成并出版，令人扼腕。”深有同感。

2016年秋严老师入住泰康，当我还没有来得及为老师高兴“老有所安”时，不幸就接二连三地发生。先是师母中风，随后是严老师眼疾、腿脚不便、鼻炎等接踵而来，身体精神日渐衰退，看到昔日谈笑风生的老师变得沉默少语又语多重复时，真是特别无力而感伤。去年6月看望严老师时，我再次向他问起回忆录书稿的事情：有没有全文打印稿？电脑里有没有留存？他的回答是：“电脑早就坏了，那些书稿，不是被他们拿走了吗？要作为整我的材料拿走了。那天，一高一矮两个人闯进这个屋子（他抬手指着对面的书架），就从这里把材料都拿走了啊……”我无语接续，转而问师母，师母说她不在场，她也不知道书稿的事情。这真是让人无比惋惜。他的这种“被迫害的妄想”，在生命的最后一两年内，时有发生。被这样的魔怔控制着，可以想象精神上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