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鲁迅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一百二十周年。为此，《鲁迅的仙台留学：〈藤野先生〉与〈医学笔记〉》一书应时而出，由社会评论社2024年9月出版。其编、著者有：东北大学名誉教授、东北大学鲁迅研究项目代表大村泉、“仙台鲁迅记录调查会”原事务局长渡边襄、原东北大学生理学教授、日中友好协会宫城县支部联合会顾问刈田启史郎、顺天堂大学解剖学特任教授坂井建雄、原东北大学情报科学准教授窪俊一、日中友好协会宫城县支部联合会会长、仙台鲁迅研究会代表车田敦、原东北大学教授、仙台鲁迅研究会监事高桥礼二郎。这本书聚焦在鲁迅的名作《藤野先生》的日文重译、注释、解读，以及对鲁迅留下的“医学笔记”的研究。其中，笔者在10月26日的“鲁迅仙台留学12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上，见到了大村泉教授。其报告介绍了该书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关于藤野先生标点修改的研究成果。其精彩报告很快会以中译论文形式刊出，因此我略其所详，简单介绍下该书中同样值得留意的医学专家的研究成果。
解剖学教授坂井建雄对鲁迅“医学笔记”的审读，是目前从现代医学角度对鲁迅“医学笔记”加以研究的重要成果。他认为：鲁迅的骨骼结构图，往往只选取重要的特征进行绘制，在画图的方法上，鲁迅笔记的前半部分做得非常细致，有几幅图似乎是从解剖学书中临摹而来的。而鲁迅的肌肉图是彩色制图，乍一看很有视觉美感，但与骨骼图不同，其中缺乏精确描绘的努力。可以确认这也是从教科书上临摹的。肌肉图的画法简单，从图中可以读出的信息量很少，特别是将每一块肌肉画成小图的肌肉，所描绘的范围较窄。由于没有明确标明位置和方向，甚至无法确定所描绘的是什么。许多图没有描述解剖学上重要的肌肉的起始和停止位置，作为肌肉解剖图的价值较低。此外，在骨骼图方面，画图数量严重不足，画图的选择也有问题。一般来说，解剖学老师一看学生的素描，马上就能掌握学生对解剖的理解程度。当藤野先生把鲁迅叫来，看他所负责的肌肉学解剖图的时候，他立刻明白了鲁迅在入门阶段的理解程度较低，学习方法不得当，只重视外表而不重视内容——“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而在鲁迅《血管学》笔记上，藤野先生的批改文字指出“外侧股回旋动脉与内侧股回旋动脉相比，过于纤细，起始位置过高”。试着与教材图示比较的话，很容易明白藤野先生的红笔指摘是正确的。这些自由线条显示，鲁迅大概是在课上当堂完成了画图的笔记，可以看出鲁迅确实有画图的天赋。
这本书是在神保町闲逛的时候买下的二手书，因为图示有趣极了，两天便读完。作者西村公朝既是一位造像者，又是一位佛教徒，当然也是佛教美术学者。他所阐释的佛像造型的条件正是对佛本身的世界观的呈现。作者深谙日本佛像造型艺术的背后，始终是对佛教的理解：所谓佛教，就是成为佛陀（开悟的人）的释伽牟尼，从宇宙法则中阐明如何正确地做人的教义。对佛教徒来说，雕刻和佛画作品本身就是佛灵魂的归宿，是他诉说苦难，寻求救赎的对象。而且，从造像的数量来看，日本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佛教国家。因此，这是一本从宗教角度重新审视佛教美术的书。最有意思的是，书中有很多作者以造像者身份所画的图示，把很多造像的世界观依据给具象化了：比如，为什么大佛雕塑本身就是在展现佛界，化身佛又如何从肉髻珠中冒出并分别布局在头光部和身光部，佛像背后的装饰分云文样、唐草文样、宝相华文样等等，佛像的底座为何以海（须弥山的周围）为台，在刻画佛的面部表情时为何以严厉和温柔为首要条件……以及，知道了造像的双手和十指和各部分指涉的名称，我们就可以根据佛像的印相，抵达那个佛的心。
作为普通读者，如果直接读《梵网经》等佛经，恐怕不一定能如此直观地观想出整个莲花藏的世界。而在作者的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受到慈悲心在造像者的眼前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了。作者指出，关于胎藏界、金刚界的两张图，一个是理的世界，一个是智的世界，两者都归于毗卢舍那如来的功德。僧人往往将两张图左右对挂，并在其中打坐静观。这意味着从修行者角度看两张图是将立体展开为平面，四方的各边也会相接。修行者需要将这个立体的世界重新观想出来，自己被佛界这个球体所包围，从而实现密教真髓的“金胎不二”“即身成佛”的心境。书的末尾，作者概括了佛像的三个条件：第一，计划造佛像的发愿者和负责造像的佛师之心要清净；第二，那尊佛像表现了佛教的真髓——慈悲心；第三，忠实于仪轨。能看到这样简单直接、明明白白，同时又渗透着作者巨大的热情的著作，真是让人欢喜。
鹤见俊辅《挣扎中的决断：竹内好传》是一本简洁、明晰而深刻的传记作品。对于该书思想性的一面，有孙歌老师《“在过失中学习”》一文的精彩解说。这本书在很多细节上颇有意思，比如竹内好是一个“苦闷”人的细节：
所谓“人必须活着”（至少对于鲁迅，或曰对于如此理解鲁迅的竹内来说）并不是一个科学层面的命题。在撰写《鲁迅》之前写下的日记里，竹内曾记载过自己沉迷于女色的痛苦。对其而言，人活着首先是进食，如何赚钱，住在哪里，如何吸引女性而已。他自己就活在这些事情之中。
这些传记的生活细节，让我联想到王俊文老师的一篇论文《饭仓照平眼里的竹内好——“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生活者”》，论文把竹内好描述为“生活者”。我想从笼统的角度谈一个（不甚可靠的）看法，国内的传记大概倾向于将传主道德化、圣贤化，而鹤见这样的传记则倾向于把传主无法被道德化的一面记录下来。毕竟，在人的软弱中，才见到这个完整的人。鹤见花了很多笔墨在刻画竹内好的苦闷、自卑、忧郁、失败、耽溺、过失……竹内好自己说过：“即使从否定的角度出发也能寻找到真理，若无法理解此点，我便无法从事学问研究。若不把沉默设定为终极目标，便不可能开展言论活动。这个习惯，我可能至死也不会改变。”在我们过于迅速地将其体制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失去了鲜活的思想能力。通过概念化、脸谱化的方式迅速加以吸收的竹内好，无非是我们将自己的“东方学”强加于他了。从这个形象纠偏的角度上说，这本传记是很有意义的。
就近而言，《野生的教养》这本书关注的是当今这个时代大学的“通识教育”。其编者是明治大学岩野卓司教授、丸川哲史教授，他们试图通过重新诠释大学体制中的“教养课程”，即本科第一、二学年的“通识教育”，来为处于某种混乱中的人文通识素养的培养探索一个方向。编者关注到，长期以来以一小部分精英为培养目标的教育模式，在大学教育普及化面前逐渐失去了力量，传统的教养模式已经难以在当今时代发挥作用。而且比起教养，今天的信息社会似乎更重视信息处理能力，“教养”的影子越来越淡。中国大学里的情况恐怕也是一样的。
首先，该书认为，增长知识诚然是培养教养的基础，但知识积累本身并不能产生教养。知识不是单纯地排列在一起，而是以每个人自己的方式相互关联着，并具有统一性。形成这种具有统一性、关联性的知识结构，才是对“教养”的培养，才能形成思想。人们需要阅读俯瞰全局的书籍来为庞大的信息定位，并且重视与他人的交流，同时挖掘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创造新的知识的一个条件。其次，该书倡导“野生的教养”。“野生”首先是指不被驯服，因为现代社会中人们过于习惯于被驯化的思考方式。传统的“教养”，是与耕田播种培育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农业社会痕迹的“无根”一词，被视为是缺乏教养的形容。然而，“野生的教养”则是从农耕时代往前追溯到更为久远的狩猎时代的知识所形成的教养。这是以狩猎、采集文化中的临场技能和直接感知为基础的“教养”（而不是重视“栽培、扎根”）。这是科学和概念思考之前的直觉性知识（见诸古老的游戏、神话、隐喻等），重视创造新的概念和工具来实现的创造性知识，而不是采用反复使用的既成概念和工具。再次，近代化以来的“教养”概念需要经过批判性的审视，从而激活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教养”概念。
在《后记》中，丸川哲史教授指出：“‘野生的教养’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官僚主义价值观即现代社会中无意识信仰趋势的抵抗。然而，这种抵抗也必须是根本性的、创造性的抵抗。”这是因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宿命性地倡导追求短期收益的限时价值观，以及把近代国家的原理作为万能模式，认为只要实现官僚的专业化就可以了。实际上，这都忽视了殖民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对“野生的教养”带来的束缚。野生的教养，它本就潜藏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于无意识中沉睡着的原始性、创造性。这或许也是我们今天讨论“文科”衰退问题是一个思路：我们谈论的是何种“教养”？为什么大学体制中的“教养”日趋循规蹈矩而缺乏思想活力，也不再回应时代命题？在消费主义的庸俗化和官僚主义的体制化当中，“野生的教养”为何必要？
作者简介
陈云昊，1992年生，浙江义乌人。现任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鲁迅研究。近期论文有《出乎佛学与活在人间——论鲁迅的佛经阅读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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