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两岸近年的局势，让两岸之间以知识为业的人，多有如何认知和突破现实的焦灼；作者提出，需要重新想，大陆人口中的“了解台湾”究竟何意？这种表达对应的认为“了解”，和今天的两岸紧张现实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通常所说的“了解”，对应着政治、经济、军事局势乃至中美关系，也对应着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台湾史，却往往缺失了对社会的多层次、有脉络的认识，缺失了对人的心性、情感及其如何被社会历史塑造的不简化的认识。在当下，这样缺失了一条腿的“了解”负重前行，对两岸形势的“紧张”也有一份责任。由此，作者进一步提出，要对“分断后我们各自经历了什么”进行耐心考察，而此中，曾经以“关怀现实”的社会思潮和理想主义实践推动历史、留下养分的台湾1970-80年代，和处于历史转折中的大陆1970-80年代，透过陈映真内在的连接，是一重要的切入点。（本文由2022年3月《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书评会上的圆桌引言修订。）
因为做台湾研究，又因为一些机缘接触到台湾较多的社会层面和人，所以有时候会被说，我是比较了解台湾的。按理说，这是一个台湾研究者应该（努力做到）的，但这两年来听到、想到这句话时我却越来越感觉不安。这不安，和几年来两岸各自政治、社会、人的状态的变化，以及嵌套在世界格局、中美之争中日趋紧张的台海局势有关。就是，两岸近年的紧张局势使我不能不重新想，大陆人口中的“了解台湾”究竟何意？这种表达对应的认为“了解”，和今天的两岸紧张现实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如上一场讨论中亚筑、敏逸、琪椿她们都提到的，作为可说是两岸之间以知识为业的人，我们都有如何认知和突破现实的焦灼。我想先试着从几个层面梳理一下形势变化带给我的心理冲击。
第一个层面，是大陆的社会氛围的趋向：不知不觉间，战争似乎不再是少数人的激进主张，而成了许多人即便不公开支持，也不愿意直接反对的选项；2月底俄乌战争以来，更出现很多以乌克兰投射台湾的言论或情绪。即便看起来理性论证二者不可类比，也是依循着战争的逻辑。一位韩国朋友对我说，很惊讶在大陆听不到公开反对战争的声音。朝鲜民族内战给无数家庭带来的痛苦、给民族性格、文化和心灵造成的深远伤害，他们体会至深；在海峡两岸都有朋友的他，为大陆没有反战的声音担忧……
这就涉及第二个层面，就是大陆知识界对两岸问题、俄乌战争的反应，在公共媒体和私下空间中呈现的差异，透露了这些年民族主义话语在知识界的特殊形态。就是说，知识界听不到公开反对战争的声音，固然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中美关系演变、大国搏弈思维之下，知识界兴起一种期待和意识，即便是并不支持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对这样一种期待和意识也可能会不无同情：中国与美国的较量将改变西方以霸权主导世界的局势，为此大计、大局，不能让美国再肆意以台湾问题为筹码。而这一期待和意识隐然助成一种有关民族情感与民族主义思考的黑洞——比如，一些专家和网络媒体看“台湾同胞”，不再在意其是有社会历史、心理结构的生命体；他们引导的对台湾问题的关切，集中于民进党的言行是否踩（台独）线，以及从民间到官方的台湾人各种“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性质的笑话——某种意义，同他们所反对的美国一样，把台湾同胞看成了筹码。这种挟大局、大义以令天下的民族主义话语，有如能够吸住光的黑洞，使得异议之声——特别是有助于形成一种健康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诤言，难以发出声来。这种情况下，为战争的可能后果而忧虑的人，会被视为天真而无用的人道主义者；而进一步要求从人文维度对台湾社会、历史和人做深入、细致把握的工作，也就成了非必要了。
第三个层面，也是因为这样的氛围和局势演变，我们原来和台湾友人的一些交往、搭建的一些平台，特别是与推动两岸民间、知识界连接有关的互动，都在不知觉间或不得不退缩了。如果说学术、研究的交流还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一定程度维持的话，一些在台湾抱持理想性投入社会工作、也关切大陆发展和民众生活的朋友，曾在大陆各地走访、有的甚至以相当时间投入诸如皮村打工子弟学校这样的公益工作，相应地大陆的学者、学生也曾日益多了走入台湾民间的机会——如今这些空间都萎缩了。2017年在台湾沿海乡镇做环保运动的年轻友人来北京，能够联络到从北京环保局、高校的生态环境学者到民间环保团体这样从官方到民间的多层次、看得到问题结构的交流，在今天不可想象。2016年“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队”也是“立法委员”团队，在上海音乐厅举办“祖灵之歌”音乐会，把部落歌者（也是社运参与者）用音乐阐释的台湾社会历史，以及台湾社运的积累与成就，以让人从歌者的生命状态来感受的方式，传递给上海的市民们——这样的经验，在今天也难以再有。
亚山不只是歌手，是台湾70/80年代左翼力量孵化下的“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队”的成员，也是位于南投县信义乡东埔村的布农茶农、受人尊重的部落长老。《东埔情歌》由亚山和妻子美珠合唱。
为台湾少数民族权益与文化复兴成立的台湾飞鱼云豹音乐工团，曾经上山下海，深入台湾各少数民族部落，制作了记录部落传统与当代生存的系列音乐专辑《黑暗之心》。2010年，飞鱼云豹以十年运动与音乐累积的能量，以跨地域跨领域的制作团队与朴素的部落歌手，推出《百年排湾 风华再现》。专辑获得台湾22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大陆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最佳制作人奖”、“最佳录音奖”。林广财演绎的古调，保留着部落草木烟火的气息，保留着思之久远的祖灵之光，也保留着面对现实的沧桑与沉重。
与此同时，台湾朋友在这样的形势变化中，因如何面对大陆加剧了分歧。一些关切大陆、关切国家统一的朋友，更加敏感于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知识分子对大陆政治、社会问题的批评，更容易以此来划分界限，区别敌友。在大局观的强硬标尺或“同情台独”的率性标尺下，讲出不同经验、不同意见变得愈来愈困难；相应地，耐心剖析自己所不乐见的现象的社会历史脉络来探求改善可能——这样知识人正常应走的路径，反日益逼仄了。
这些状况的演变，与疫情造成的空间/思考隔离同步。我上次去台湾调研是2019年9月，正是“总统”选情炽热之时。转年韩国瑜惨败，之前对韩国瑜做着一厢情愿乐观报道的一些大陆媒体，转头便归之于民进党的狡诈，反正无需反省自己把台湾民众只当做“民调”数字、却从未用心探究台湾民众在历史-现实中起伏的状态。这之后太多事情“起了变化”。因疫情、俄乌战争传递过来的台湾各种声音，报道、新闻，fb与微信群上的争论、社运团体举办的论坛活动等，都交织着两岸政治形势变化和个人经验差异的扰攘不安。这时候两岸的知识者似乎都感受到，想要公开表达一种有力而明朗的想法（而不会受到无从对话的指责或陷入一团混乱的争论），成了非常不容易的事。
由以上种种，再来回想我开头提出的问题：大陆人口中的“了解台湾”究竟何意？这种表达对应的认为“了解”，和今天的两岸紧张现实又是一种什么关系？也就清楚了。大陆人口中的“了解台湾”对应着政治、经济、军事局势乃至中美关系，也对应着以历史事件为主的台湾史，却往往缺失了对社会的多层次、有脉络的认识，缺失了对人的心性、情感及其如何被社会历史塑造的不简化的认识。当下局势的紧张，让这样缺失一条腿的“了解”负重前行；而媒体的管控、某些领域内在蔓延的虚无，与民间-知识界交流的阻隔，是交加为伤的。
所以，这时候再听到人说自己“了解台湾”，我一方面觉得面对今天的现实，之前的“了解”（即便确有意识想要深入社会与人）已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也促使我想之前自己的了解主要是基于怎样的方式？是哪些层次的“了解”？如何才能把自己置于和困扰的朋友们更切实的连接中，一起突破这样的困境？正是在这样的反省和提问中，也是在这几年来与“北京·当代史读书会”的师友们一起探寻深刻塑造了我们自身的中国大陆当代史、与“当代台湾史读书会”的师友们一起探寻台湾1970-80年代，以及通过若干研究实作磨砺进入历史的方法路径的经验中，我意识到目前可为、也可能是更具根基性的工作，是努力承受现实的同时，更深地进入彼此1949年之后的当代历史，对“分断后我们各自经历了什么”进行耐心考察，一点一点探进彼此的内心与现实-历史的构造；而此中，在我看来，曾经以“关怀现实”的社会思潮和理想主义实践推动历史、留下养分的台湾1970-80年代，和处于历史转折中的大陆1970-80年代，透过陈映真内在、曲折的连接，是一重要的切入点。对这一在两岸都实则具有重要性的历史时刻的探问，应当能翻卷出那些对于理解两岸人民和社会现在的样子非常重要、却因为种种原因被忽视、遮蔽的历史要素，以及能够帮助我们重构今天迫切需要的人文思考、人文力量的资源——从而创生现实改善、两岸在更深的社会历史认识中连接的可能。
二
这几年，我们以《夏潮》杂志为基础资料，以台湾当代历史、文学的共同研读集结的读书会，办了四次“深耕”工作坊，分别聚焦197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社会介入、文艺创作，以及两岸视野下的人文研究的方法意识；去年底则以“台湾左翼的两个重要时刻：文学与文化史料的研读”为题。台湾左翼的两个重要时刻，光复前后和1970-80年代，也是台湾历史转折的两个重要时刻。尤其是1970-80年代，台湾左翼再度萌发，深度参与甚至引导了当时的文化运动。昨天光兴老师说，陈映真他们那时候自己不觉得是理想主义。是的，如果就七十年代而言，那时候很多人知识人和学生投入各种形式的社会介入和文艺实践，讲的是“关怀乡土，回归现实”；但若干年后人们不断回顾、怀念七十年代时，很自然地使用“理想燃烧的年代”的描述[1]。对于八十年代后期各种工运、农运、环保、性别等新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人们确实不太用“理想主义”去回顾讲述，这里或许包含着一些有待辨析的台湾社会历史演变中，人们对理想、理想主义及其对应的经验的感受差异。但不管怎样，如果从“理想主义”意味着人们对自身与他人、社会、世界连接的意义感的认同和要求，以及为更好自我、更好社会而投入行动来看，那么台湾七八十年代无疑是理想主义火焰特别旺盛的时代。
1976年初，苏庆黎找到出狱不久的陈映真：“我们来办个社会主义的杂志吧！”1976年7月第四期起，在老政治犯陈明忠先生冒着风险的支持下，苏庆黎、陈映真接手台大精神科医师郑泰安等办的《夏潮》，提出“社会的、乡土的、文艺的”宗旨。《夏潮》通过发动对1970年代后期人们普遍关切的“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怎么认识现代精神疾病；这时代的大众文化可以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比如一个停车场的设立怎样处理和周边社群的关系才是公平合理的；以什么样的心情和方式踏访偏僻乡土与边缘人群等——来引导青年展开对社会变动的认知、对“现代性公义”的探讨。而如何“看见”人——不仅包含着对具体历史社会处境中“他人”的认识，也包含着在与社会、他人的连接中探寻塑造青年“自我”的行动——则是隐含在如上社会问题探讨背后，越来越重要的问题。
《夏潮》和当时一些报刊杂志如《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雄狮美术》《仙人掌》《中国论坛》、《中华杂志》等联动，产生了很多虽未必开展得充分，却在当下两岸、世界形势变动中更显出其迫切性的思想和实践探索。比如有关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大众文化、乡土思潮、发展与人文代价、环境问题、去殖民问题等等的讨论
台湾七十代，因为在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如乡土文学论战、新民歌运动、素人美术、乡土美术的发现、云门舞集的兴起等等，在大陆也不少人都有所了解，相关研究则多属于某一专业范围，但我们今天当看到，要真的掌握这些文学、艺术成就的社会、思想源起，以及何以对后来的台湾历史展开有深远而复杂的影响，就要回到当时的各种社会关怀运动。这些社会关怀运动有的特别以报刊杂志为载体、为空间（乃至导向后来的政治、政党性集结）。《夏潮》杂志的重要性之一，便在于通过杂志连接了不同思想脉络的文艺同仁、知识分子，乃至校园社团和学生。这一时期就一般青年、知识分子而言的理想主义“燃烧”，激情，也青涩，也为社会孕育了面对现代化的人文思考的诸多种子。到了八十年代，如果以贺照田老师《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十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2010）中没有来得及展开的《人间》经验来说[2]，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陈映真理想主义重构后的《人间》实践，对于1980年代台湾社会中他想要对之讲话的年轻人，到底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对年轻人来说，不是感动了、相信了，就一定能产生行动或主体结实的成长。从昨天苑茵的报告也可以看到（梁苑茵《我的“自我”和我们的“社会”——从个人经验出发的“理想主义重建”思考》，见《人间思想》繁体版2022秋季号），她对自我成长的整理是通向进一步认知社会的要求的。
现代的生活方式有时候让我们不得不成为所在社会的“旁观者”，我们怎么跟社会建立内在连接，对于知识人来说，一方面有很多需要走出去的行动；一方面，在这个网络、自媒体时代，如何产生深度报道显示了特别的重要性、迫切性。特别是在一个事件发生后，试图去进入、深描事件中“人”的报道。最近读到一篇报道，关于一个从乡下小孩奋斗成知名教育集团旗下的校长的70后女性，却在事业高升时期沉迷网络游戏，前后为游戏充值而欠下巨债5000万人民币，最终诈骗完自己最亲的亲人朋友之后，自杀了[3]。这篇报道已经是在一般的社会性新闻上往前走了很大一步，想要揭示出这个70后女性自小以极度刻苦自律走向“成功”之路上的种种暗礁和危机——但却仍然是浅尝辄止、雾里看花的，究其因，与知识界，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于大陆70后世代成长所经历的社会历史变动所能提供的认知的匮乏有关，也与这样有“深度”要求的报道如何了解人、呈现人的经验和方式有关。这时我会不自觉想《人间》会怎么报道？《人间》的报道文学不同于在大陆九十年代曾产生过重大社会效应的《南方周末》的社会调查报道，也很不同于这十几年兴起的“非虚构文学”。《人间》47期，把涉及一个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乃至如何与世界相处的问题，与此相应人的心灵、主体所需的文化滋养和意识，做了一个大的涤荡。同时在具体如何组织报道上，无论是“成为他的邻人和朋友”这种类于大陆当代文学体制中的“深入生活”的强调，怎么以对人的状态的深刻凝视形成对结构性问题的对峙、辨正，还是摸索出的一种集体工作的方式，都是今天可以整理、借鉴的资源。
贺照田老师谈他的陈映真研究时，也曾提到，中国大陆青年知识人、文化人，如果要想诚挚地面对自己所出生的这个社会，在对土地和社会的关怀中，重新审视与确立自我、确立一种文化意识的话，台湾七八十年代的有关经验是万万不应该错过的一个重要资源[4]。在相当的意义上，他对陈映真八十年代“理想主义重建”问题的认真思考，是以这一时期台湾社会文化精神的脉动为土壤的。
本期社会栏目中登载《沉迷网游的女校长之死》
田雅各1970年代末就读医学院，是故乡部落当时唯一的大学生，立志做“台湾的史怀哲”。他终其职业生涯投身偏乡医疗工作，同时写作，1980年代出版的《最后的猎人》、《情人与妓女》等写“变迁中的部落”，细致入微阐释布农族的生活与文化，也写出了少数民族在台湾现代化历程中的“卑贱与愤怒”、彷徨与抗争。《人间》对少数民族问题持续、多层次的深入报道，可说是《人间》透视台湾现代化转型中出现的政经、社会问题，培力整个社会、青年的人文意识的重要载体。
1986年-1987年，《人间》杂志持续报道了一个在台北打工的山地少年汤英伸的杀人事件，推动了一场发展为文化运动的“汤英伸救援”。众多具有高度思考力、社会工作经验的作家、学者、媒体人、音乐人、法律、宗教人士投入，以及众多青年学生、教师、普通人参与的“汤英伸救援”和大讨论，可以说是1970年代以来台湾关怀乡土、关怀社会的文化运动的一个节点，也是一个剖面，某种意义上，也是属于80年代台湾的、与社会议题结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三
有了如上意识，就可以进一步明确：为什么台湾七八十年代理想主义涌动下的实践，要想成为今天可以转化、吸收的人文资源，是需要两岸有心的朋友一起来重访、整理的。在台湾主流的、为一般人内化了的当代历史叙述中，“民主/威权”的二元对立作为历史主干，统独、反美、反共的意识形态作为分界，纠葛着国族、族群、省籍的认同……往往会遮蔽对历史实际展开具有关键性的细节或问题的关注。而个体对如上价值、意识形态的当下焦虑感，也往往会侵夺对个人经验的理解和讲述。也就是说，这些非此即彼的价值、意识形态概念，其实回应、回收不了这几十年来人们的实际经验和真实感受。我在为《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一书写的序里说，我一直觉得台湾的师友其实是活在一个有丰厚资源的人文土壤里的[5]，而他们中很多人对台湾今天的现实有非常强的郁闷和无力感。也有一些师友投身有助于促进两岸理解和统一的工作时，遇到像亚筑刚才说的那样的问题。在社会、政治、文化各个层面都偏于否定台湾的一些左统朋友——从他们身上感受到1970年代陈映真和他的“秘密怀抱左翼”的朋友们的某种状态，因为要召唤人们对现实政治体制的否弃，连带对这个体制下各方面的社会、文化经验都否定——当然现在这些朋友是特别指向对民进党、台独，指向被蓝绿政治抢占的“民主”，指向对亲日、亲美、反共机制的批判，但如亚筑文章里分析的，这样观念主导的批判，可能造成对台湾和会和人实际有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心情、价值感受、心理感受的无视。一方面，可能导致批判工作无效，甚至反作用；一方面，这样一种对台湾的激烈否弃，则可能阻滞大陆对台湾社会和人的理解的渠道和意愿。就是大陆人通过他们这样的批判，可能确证了一种正被广而传之的说法：已经是这样不可救药的台湾社会和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要耐心理解的？更无论认真探寻台湾社会内部进步的、活跃的力量。这时候，说要耐心理解台湾的大陆人，更可能被疑为“同情台独”。这也是我开头提到的，大陆知识界一种可忧的、被狭窄化了的民族主义话语侵夺了思考的状态在两岸问题上的症候。当下的大陆社会、知识界如果继续趋向这样一种粗暴的、自我中心的状态而不察，是隐含更大危机的。
十年前，我听一位台湾老师说，“活在一个撕裂的社会，是很痛苦的”，心里很震动。十年后，我真切体验了这样的痛苦。撕裂很多时候看起来源于某些价值或观念的对立，实更源于对于共同活过来的社会历史经验的切实认知的缺失。对此，人文知识分子有一份特别的责任。如果我们借鉴“当代史读书会”在当代历史中重新打桩基的经验、意识、方法，进入对两岸当代历史的交错重访——在目前，首先是对台湾七八十年代理想主义实践的重访，我们期待，也有信心，可以挖掘帮助两岸、东亚面对现实的诸多思想资源，也可以打开各自社会中的人相互理解的生机，从而一起打破被禁锢的现实，推动两岸在情感、意识，也在知识思想深处的连接。
[2]收入贺照田、李娜、莫艾、余旸、程凯、宋少鹏、张振、张艺英、冷霜、姜涛、黄琪椿、薛毅、付国峰著(2022)《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3]林星弦（2022）《沉迷网游的女校长之死》，《三联生活周刊》数字刊2022年第11期。
[4]这段话出自2021年10-12月东京大学铃木将久教授对贺照田的九次访谈记录，尚未出版。
[5]李娜（2022）《“我是想那潭清水”——序<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兼纪念陈映真先生》，贺照田、李娜、莫艾、余旸、程凯、宋少鹏、张振、张艺英、冷霜、姜涛、黄琪椿、薛毅、付国峰著(2022)《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原文刊于《人间思想》（繁体字版）2022年秋季号。
・感谢作者及刊物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和编辑部资料。
作者简介
李娜，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台湾文学。著有《林班歌 部落志》、《舞鹤创作与台湾现代性的曲折》；整理编辑《无悔：陈明忠回忆录》等。近期发表《李双双：从更深的土里“泼辣”出来——试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型妇女”的一种生成史》、《成为/不成为“台湾的崔承喜”：重读吕赫若<山川草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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