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民族，怎样国家？】竹内好丨共通的广场

编者按 如何让知识界的议题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大众共同探讨的话题，一直是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之一。竹内好在这篇短文中，以1952年1月《文学界》主办的“现代日本的知识命运”座谈会为引子，思考了知识分子舆论公共性的问题，并强调了建设“共通的广场”的重要意义。关于“共通的广场”的讨论不仅是基于对日本战争时期法西斯主义无抵抗的反省，还包含了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者对于自身在公域中定位的思考。竹内好认为“共通的广场“通过建立文学者与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的联结、建立文学者与大众之间的联结来实现。

共通的广场

竹内好 作

杜可柯 译 庄娜 校

杂志《文学界》在1月刊（1952年）用了一半篇幅刊载了“现代日本的知性命运”座谈会的内容。座谈会由三部分组成，分成政治与社会、宗教与道德、文学与艺术几大主题。除去重复人员，出席者共计二十名。同样是在《文学界》杂志，2月刊，又登出了中岛健藏、林达夫、中野重治（三人均没有参加座谈）对座谈会的感想文章。我想就其中在第一场座谈会中被讨论的、被中岛氏在感想文中集中归纳为“共通的广场”的问题做一番考察。

在这之前，我想先就自己的感想说两句。刚刚看到座谈会的广告时，我真是吓了一跳。在几番犹豫之后，终于下定决心，买了杂志来读。为什么吓一跳，因为战争前夕，同样名称的杂志曾经办过一个轰动一时的活动，用的也是同样的主题。所以脑子里难免产生不祥的联想：怎么又来了。

为了杂志的名誉，必须澄清一点，我的联想不仅毫无根据，而且事后回头看，甚至有些滑稽。因为两次座谈会的条件完全不一样。我必须为自己的无知向杂志和座谈会的出席者们道歉。然而，我体会到的这种危机感实际上是很多与会者共通的感受，而且也正是在抵抗上述危机感的态度下，各种问题才得到了认真严肃的讨论。“共通的广场”这一呼声便诞生于其中。

何谓共通的广场？第一场座谈会上，中村光夫指出“文学家制造了只有文学家自己的孤立社会，政治家也制造了只属于政治家自己的孤立社会”，浦松佐美太郎将中村的如上发言总结为“没有形成共通的广场”，此为座谈会问题的提出。此后的讨论就围绕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绝状态，以及如何打破隔绝展开。与会者各抒己见，讨论虽然不能说充分，但大家至少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共通广场（按照我的注解，则是国民文化的创造场所）的缺失以及针对该缺失进行改革的必要。这一点，正如中岛氏在文章中所写，可谓此次座谈会的一大收获。

四十岁时在家中的生活照

设立共通的广场是可能的，中岛氏写道。然后他围绕着广场规模大小的问题展开了进一步讨论，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中野氏同样认为，设立广场是“好事”，而且也是可能的。我对这种可能性的说法不能马上表示赞同，更加关注的反而是其困难的一面。但设立广场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说，无论困难多大，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是我们目前唯一应该做的事情。

广场的缺失并不是现在才被意识到的问题。战后，每当分析为什么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如此弱小，大家就会指出这一问题，作为主体一方缺失的条件进行反省。发言的人很多，包括我自己在内。而且，“政治和文学”这一问题的设定或争论就像年中的例行节目一样年年都会出现，从根本上说，也是各个阶层、各种职能之间的交流不畅所产生的不正常的现象。（堀田善卫发表于《改造》2月刊（1952）上的小说《断层》就通过中国文学家的观察，探讨了这个问题。）不过，像此次座谈会上这样全体一致地对该问题作出如此迫切且有影响力的呼吁，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新的危机意识。

堀田善卫与女儿堀田百合子

共通的广场是“好事”，甚至也是可能的，那我们就必须努力实现它。这是我们今天不容动摇的实践性课题。为了实现这一共同目标，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对现状展开分析，并从分析中提取出纲领。我本人也希望为之贡献一份绵薄之力。我对可能一说表示怀疑，实际是对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实现该目标表示怀疑，但对下一代人当中正在萌芽的种种好兆头，我抱有极大的期待。

广场的最终目标是打破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隔绝状态，对这一点相信没人有异议。只不过关于实现的方法，现代主义者与所谓“大众路线”的支持者，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各种不同流派都各执一词。要处理上述矛盾，民族这一元素今后可能会变成我们重要的课题。

这个问题很大，对其全局我也没有把握，但在前期阶段应该进行的工作还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先在文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建立共通的广场。据我的观察，战后社会科学各部门之间的交流颇为频繁，但到文学工作者这里，交流一下子就断了。共通的语言没有培养起来。就连“共通的广场”变成主要话题的座谈会都难免给人这种印象。

加藤周一在《抵抗的文学》中提到，在法国的人民阵线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相互间的交流已经存在，到了抵抗运动时期，交流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全体人民的范围。且不论该历史评价是否妥当，在中国也出现过同样的现象。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自身职能上的孤立，并努力打破这种孤立，仅此本身就已经非常具有建设性意义。

原文刊于《日本读书新闻》1952年2月13日，译自《竹内好全集》第七卷，选自《人间思想·第八辑：如何民族，怎样国家》（高士明、贺照田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

感谢人间出版社和译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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