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日本千叶县的国立历史民俗学博物馆中，有一组关于近代月经带的藏品。它们曾于2020年10月6日-12月6日该馆的特展“性差的日本史”中亮相。或许是机缘巧合，其中一件月经带的品名CORONA正与当时肆虐的新冠疫情（日语コロナウイルスCorona Virus）相同。即便恰逢非常时期，这场特展依然引发全民的高度关注，吸引了大量参观者。时至今日，通过照片和展会记录，我们还是可以窥见特展在梳理这场浩瀚历史时的吉光片羽。
让我们的目光重新回到月经带。大约在江户到明治时期，手工制作的月经布俗名也叫“御馬”，据说是因为它形似马身前悬挂的腹带，也有民间说法认为“骑”着厚厚的月经布仿佛是骑在马上。不过，不论是当时的手工月经布，还是从明治末期开始陆续登场的工业产品——比如这里的CORONA月经带——似乎都和古代神话中的天马“吉光”相去甚远。形似现代三角内裤的月经带主要由橡胶和尼龙制成，老化的材质上布满铁锈般的痕迹。同样发黄变色的还有它的包装盒，以及大致同时期其他月经带品牌的使用说明书和宣传海报。
遗憾的是，这些“器物”虽然在当时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必需品，但却很少被纳入政治史或思想史的叙述。它们既不属于历史脉络中的重大事件，也不承载人类文明的宏大理想。不过，一旦将其放置在性别与劳动的长河中，它们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长久以来被忽视却又无比关键的入口：关于女性身体究竟从何时，又是如何开始，被制度化地“照料”。
过去一年里，我的阅读围绕女性身体、性别秩序与物质技术文化展开。从日本列岛自古以来的性别结构，到近现代视觉文化中孕妇身体、少女形象的呈现，从服装设计和技术的变迁，再到殖民医学中的“无知”。这些看似分散的议题实则都在叩问同一个主题：当身体被看见、被记录、被技术化时，它是否真的变得更自由？在这些具体的过程里，又有什么被隐藏、被忽视、被遗忘？
以下几本书，构成了我今年思考这一问题的几条重要线索。
一、性别秩序的历史建构
——企画展示《性差（ジェンダー）の日本史》（大学共同利用機関法人 人間文化研究機構 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2020）
还是让我们先看完那场特展。《性差的日本史》确切来说是一场以书籍为载体的展览再现。作为完整记录特展内容的本书非常厚重，如果只是作为日常阅读，也可以考虑入手后续的新书版本（新書版《性差（ジェンダー）の日本史》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 監修／「性差の日本史」展示プロジェクト編、2021）。
策展团队在介绍这个展览的时候以一个简单却深刻的区分开场：如果说在历史沉浮中无数的经验与事实是“历”，而被文字记录、制度确认的才成为“史”，那么回望过去，尽管女性的存在从未断绝，但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她们的经验往往停留在“历”的层面，难以进入制度性的“历史”叙述。
因此，基于国立历史民俗学博物馆长期共同研究成果的这一展览并不满足于“补写女性史”，而是选择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男女区分”本身何时成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前提？
打开这本书，进入这场展览的历史循迹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人们或多或少有着对“大和抚子”式贤妻良母的期许，但事实上古代日本社会并不存在我们今日熟悉的“男主外，女主内”和严格的性别分工。女性可能且可以成为祭祀主持者、政治参与者，以及行政权力的执掌者。即便在中世时期，女性也并非彻底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真正意义上的结构性转折，发生在近代国家体制形成的过程中。关于性别分工的所谓的“古已有之”，实则不过区区百年。
在近世阶段，职业身份开始重新界定。象征专业工作能力的“職人”逐渐被默认为男性身份，而当女性从事相关工作时，则需要特别标注为“女職人”。命名的变化本身意味着区分已成为规范，一如现代社会时常出现的“女司机”“女医生”。明治宪法体制确立之后，政治空间成为男性领域，女性的政治参与遭到了制度性的剥夺。
但比政治排除更贴近个体日常的，是劳动场域中的性别建构。
近现代工业化带来新的生产体系，女性被大规模纳入纺织、矿业与后来的计算机产业等领域。所谓“女性的职业”在19世纪末逐渐形成特定的社会分类。本书作者之一的长志珠绘写道：19世纪末人们谈及“女性职业”时，大多会想到工人、助产士或教师；到大正末期与昭和时期，“职业女性”则多与电话接线员、公职人员、店员等联系在一起。
伴随职业本身的性别化，性别也通过职业被重新定义。由此来看，当时雇佣了大量女性的工厂如何应对女性的生理周期这一重要性征，就可以成为观察性别与技术关系的窗口。而这也是我在这场展览中尤其关注月经带的原因。
广川和花在她的解说中指出，在保护女性的“母性”这一理念被提出并逐渐普及之后，经期女性的劳动问题确实进入了社会讨论的范畴。但实践路径却并非是降低她们的劳动强度或缩短工时，而是通过工厂统一采购与发放月经带的方式加以“解决”。对工厂而言，这种做法既能维持生产效率，又能降低个体差异带来的不确定性。
也正因为如此，此时的月经带实则从私人用品转变为了一种生产管理工具。以工厂为单位的订购惠及女工，帮助她们以较低的价格购入在当时堪称“奢侈品”的月经带。同时，也强化了女性需要管理自己的身体并高效从事劳动的规范。当月经节律被纳入工业时间表，女性身体的生理特征不再是不可控的自然因素，而成为可以被调节、被优化的生产变量。所谓的“保护”，在实践中常常落地为“管理”。
二、被观看的身体与视觉政治
——《想像する身体：身体イメージの変容 上巻》《想像する身体：身体の未来へ 下巻》（安井眞奈美・ローレンス マルソー編、臨川書店、2022）
这套上下卷共6个部分组成的著作汇集了2018至2022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同研究的成果，它与传统单一主题的论文集不同，在包含学术论文的同时还收录了专栏、访谈与跨领域讨论，呈现出一种开放又多层次的结构。这种独特的形式也完美印证着其讨论的对象——身体——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持续地想像、描绘和技术介入中不断重组的存在。
如果说前文讨论的是性别秩序如何在制度与劳动分工中形成，那么这套书则把问题推向另一个层面：身体的视觉化和图像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被看见”是否意味着更真实的理解，抑或带来新的规训形式？由于这套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在这里我想着重选择两个主题研究来做分享。
首先，上卷第2部“生产/被生产的身体（産む身体・産まれる身体）”中，安井眞奈美关于浮世绘作品“胎内十月图”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所谓“胎内十月图”，是将妊娠过程划分为十个月份，以连续的图像形式展示胎儿在母体内发育变化的系列作品。这样的图像出现于江户晚期，至明治时期仍在流通。它不仅仅只是艺术史上的一个图像类型，更是一种深刻塑造妊娠想像的视觉形式。
在这些图像中，孕妇的身体往往经过了某种透明化处理。打开/剖开的腹部，清晰可见的胎儿，母体转化为一个可以观看的空间，一种容纳胎儿的“容器”。观者的目光被引导进入女性身体内部，直抵胎儿发育的过程。不仅如此，图像的力量在于呈现，也在于隐藏。在这里，胎儿成为图像的中心，而母体则隐入幕后。她的感受，她的疼痛、不安、恐惧几乎不在画面之中。图像所强调的，是发育的阶段、大小的变化、位置的调整，是一种冷静而秩序化的生物学过程。
但如果只是将其理解为医学知识的传播，我们或许会忽略了其中更复杂的视觉逻辑。安井在讨论中指出：1880年版本的“胎内十月图”浮世绘，既继承了江户时期春画中对女性身体的窥视传统，又披上了“科学说明”的外衣。明治政府在近代化过程中取缔春画，试图以道德与文明的名义规范视觉文化，然而对女性身体内部的观看欲望并未消失，它只是转换了形式。医学图像取代情色成为新的合法观看方式。被禁止的窥视，通过科学获得了正当性。
也正是在这里，性欲、医学与国家权力交织在一起。近代国家需要人口，需要规范的生育秩序，需要统计与管理；医学知识提供了技术路径，而图像则让这一切变得可以被看见、被传播、被教化。国家与社会关注孕妇的身体，把她们一一拆解后，将透明化、标准化的母体纳入一套可以测量和判断的体系。
如果说“胎内十月图”展示的是母体如何被观看，那么下卷第1部“表象的身体与性（表象される身体・セクシュアリティ）”收录的专栏文章对广告的分析，则呈现了另一种视觉政治——少女的身体如何成为现代性与帝国想像的载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森永牛奶巧克力的海报广告，是这一转变的生动例证。在这些广告中，女性形象不再围绕生育展开，而是关于消费与青春。女演员的“美”成为讨论的焦点，巧克力被塑造成摩登生活方式的象征。食用巧克力不仅是味觉体验，还与都市、时尚、进步联系在一起。
广告中的女性既是消费者，又是被消费的形象。厂商期待用年轻女星的魅力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故而少女的身体成为吸引目光的媒介。在同系列的其他广告中，纯洁天真的女学生形象也时有登场。她既代表青春与未来，又避免了过度情色化，因而得以保持一种可被社会接受的“纯洁”。这种视觉策略在欲望与道德之间取得微妙平衡，使女性身体既具有吸引力，又符合国家与社会的规范。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广告中的女性/女星形象往往与特定电影相呼应，逐渐成为代表日本帝国形象的符号。女性身体在视觉层面承担起民族与国家的象征意义。
通读这本书时，将明治时期的浮世绘“胎内十月图”与近代巧克力广告并置，可以看到一种深层的连续性。前者强调生育与生命的管理，后者强调青春与消费的魅力；母体是再生产的容器，少女则是现代与帝国的象征。但二者都将女性身体置于公共视觉空间之中，女性始终处于被观看的位置。视觉帮助我们理解身体的同时，却也让女性的身体被标准化、被符号化、被纳入秩序：女性的身体是生育的容器，也是性欲的对象。
不仅如此，可见性并不会自动带来主体性，被看见的身体未必是被理解的身体。医学图像让胎儿清晰可见，却让母体沉默无言；广告让少女光彩照人，也同时将其转化为符号。视觉呈现既是揭示，也是塑造；既是赋能，也是桎梏。
这套书通过跨学科的讨论提醒我们，身体从来不是自然存在的终点，而是图像、语言与技术持续建构的过程。女性身体，尤其在近代转型时期，成为这一建构最密集的场域。通过观察图像，我们不仅看到身体如何被描绘，也看到权力如何通过观看发挥作用。
而理解这种视觉政治，或许正是理解性别秩序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得以维持与更新的重要一环。
三、器物、触感与日常技术
——《ファッションと東アジアの近代》（劉建輝・西村真彦・森岡優紀編、法蔵館、2025）
这本《时尚与东亚的近代》作为2023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海外研讨会和2024年国际日本研究联盟（国際日本研究コンソーシアム）的成果记录，不仅描绘了中日韩三国服饰样式的变化，更把衣物视为嵌入日常生活的技术装置，呈现了新的研究可能性。锦绣如云的旗袍、和服、韩服，它们包裹身体、塑造身姿、改变步态，也在无形中重组性别秩序与社会阶层。
我尤其中意井上章一围绕贴身衣物，具体来说是关于内裤的讨论。日本近代服装史中一个几乎无需质疑的叙事是：男性更早“西化”，女性则更“保守”，因为她们直到战后高度经济增长期才真正告别和服。但本书开篇里井上章一的研究为重新理解这种“常识”提供了新的路径。他在确认既有叙事框架的同时，将目光投向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细节：内裤的穿着史。外在的洋装与和服固然显眼，但真正贴近皮肤、直接改变身体感受的，是那些不被看见的贴身衣物。
通过史料与图像材料分析，井上认为日本女性在1930年已经开始穿着内裤，而男性却直到20世纪中叶仍在使用传统的兜裆布，也就是日语中的“褌”。这意味着在最贴身的空间里，女性反而更早完成了某种“西化”，男性则选择在身体核心部位延续传统。这一发现不仅颠覆了“男性先行、女性保守”的近代服装史结构，也提示我们：所谓现代化，并不总是发生在最显眼的层面。
内衣裤的改变通过触感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经验。兜裆布与西式内裤在包裹和覆盖的方式、固定结构、活动自由度上的差异，会影响步伐、坐姿、运动乃至对羞耻与隐私的感知。当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逐渐习惯新的内裤形式时，她们的身体姿态、劳动方式、运动可能性也随之发生变化。近代化不只有轰鸣的机械，它们也发生在皮肤与布料的细微之处。
刘建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将这一“反转”放置于中日韩三国的近代时尚史中观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东亚内部并不存在单一的“先进—落后”序列。不同社会在不同层面、不同性别之间呈现出时间差与方向差的交错。因此，服饰史不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张复杂的网络。所谓传统与现代，并非简单对立，而是在具体器物与身体经验上不断交织的结果。
内裤这一看似微末的研究，其意义不仅在于颠覆既有叙事，更在于它弥补了长期以来服装研究中的“未知”。服装史往往偏重外衣、样式、材质与风格，而对贴身衣物的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是因为资料零散难寻，另一方面也因为内衣涉及羞耻与私密领域，不易进入公共叙事。但正是这些“不可见”的部分，却最直接地塑造了身体感觉。
例如，1930年代女性内裤的普及，是否与当时月经带设计的改良有关？月经带的固定方式、吸收材料与穿着结构，可能促使女性对下身衣物生发新的需求。如果内裤在这一时期逐渐成为日常必需，它或许不仅是西洋化的象征，也是一种围绕女性身体管理而发展的技术回应。由于相关记录稀少，这一问题尚未被充分探讨，却为未来研究留下了空间。身体技术往往在细微处运作，历史也常常藏在这些看似琐碎的布料之中。
不仅如此，第2章刑部芳则关于女学生所有物的研究，则把身体感觉扩展到更广阔的生活场景。他从水手服、皮鞋、自行车等物件入手，分析这些器物如何影响女学生。水手服象征现代教育制度的引入，却与和服并行存在；皮鞋与木屐在不同场合交替使用，与自行车一起改变了女学生们的行动半径。穿着和服却背着西式皮包，脚踩木屐却骑行十公里，或撑着西式阳伞走在城市街道——这些混合的图景打破了“纯粹传统”或“彻底西化”的想像。
更重要的是，这些身体经验背后存在明确的阶层差异。自行车并非人人可得，皮鞋与洋伞亦需要一定的购买力。家庭资源决定了女学生能否拥有更多移动空间，也决定了她们身体姿态的变化幅度。器物在此成为阶层的媒介：它们既是物质条件的体现，也是塑造身体感觉的力量。近代女性的“解放”并非抽象观念，而是具体发生在鞋底与地面的摩擦、长距离行走的疲劳，和骑行时迎面而来的风里。
当我们把视线从日本扩展到东亚，可以看到旗袍、和服、韩服在近代语境中的重新定位。旗袍在上海都市文化中经历改良，强调身体曲线，既借鉴西式剪裁，又保留中式元素；和服在近代国家建构中被赋予民族象征意义，同时又与洋装并行；韩服在殖民与民族认同的张力中成为文化标识。这些服饰并非静态传统，而是在全球流动中不断重组。
理解这一历史，对观察当下中国的汉服文化同样具有启发意义。汉服的复兴作为社交媒体、商业平台与全球时尚语境中重新创造传统的过程，融合现代剪裁、摄影风格与线上传播逻辑，既是文化认同的表达，也是消费行为的一部分。从旗袍到汉服，从水手服到校服，服饰始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摆动。所谓“复古”，往往也是当代技术条件下的再生产。
通过这本书可以发现，身体的现代化从未只发生在宏大叙事中，而是通过日常技术一点点渗入生活。布料的质地与服装的设计、皮鞋的厚度与踩踏的声响、自行车的高度、内裤的松紧，都在重塑身体与空间的关系。视觉政治告诉我们身体如何被观看，而器物史则告诉我们身体如何被触摸、被包裹、被改变。
当女性开始穿上新的内裤、踩上新的皮鞋、骑上新的交通工具，她们的身体并未立刻获得完全自由，却在细微层面获得了不一样的可能。正是在这些不显眼的变化中，性别秩序与社会结构被悄然调整。服装是文化符号，更是技术，是日常生活中最贴近皮肤的政治。
四、无知的结构
——Londa Schiebinger与知识的政治
在前文的3部书籍中，我们看到了女性身体被制度化、被观看、被记录、被技术改造的过程，而Londa Schiebinger的研究，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维度：当身体知识被掌握在女性或者相对弱势的一方手中时，它如何被隐藏、被删除，或者被刻意遗忘。
作为倡导“性别化革新（Gendered Innovation）”的领军人物，Schiebinger关于性别视角下重新审视既有研究并拓展其可能性的理念在欧美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时常邀请她到访各大机构和名校讲座，并在小川真里子的主导下持续地翻译出版了其5部著作。分别是《科学史から消された女性たち》（工作舍，1992/新版2022）＝The Mind Has No Sex? Women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989。《女性を弄ぶ博物学―リンネはなぜ乳房にこだわったのか? 》（工作舍，1996）＝Nature's Body: Gend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ce,1993。《フェミニズムは科学を変えたか? 》（工作舍，2002）＝Has Feminism Changed Science?, 1999。《植物と帝国―大西洋世界の植民地知とジェンダー》（工作舍，2007）＝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2004。《奴隷たちの秘密の薬―18世紀大西洋世界の医療と無知学》（工作舍，2024）＝Secret Cures of Slaves: People, Plants, and Medicine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2017。
我曾有幸在日本首部性别化革新研究的入门著作《ジェンダード・イノベーションの可能性（性别化革新的可能性）》（小川眞里子・鶴田想人・弓削尚子編著、明石书店、2024）中参与翻译了Schiebinger的作品，也因此在与她的交流对话中对相关研究产生了兴趣。其中，最新的两本书《植物与帝国》和《奴隶们的秘药》叙述背景都是18世纪的大西洋殖民世界。欧洲帝国在加勒比地区建立种植园经济，对热带植物、药用资源和本地医疗知识充满渴望。奴隶与原住民掌握着大量关于草药、治疗与调养身体的经验性知识。欧洲医生与博物学家则试图搜集、记录、转运这些知识，以服务于帝国医学与贸易。但有时事与愿违。Schiebinger的梳理呈现了科学史同时也是关于排除、删改与沉默的历史。在这里，女性以及奴隶有时被排除在知识生产体制之外，也在某些时刻主动选择不让知识流通。
《植物与帝国》中有一种极富象征意义的植物，名为金凤花（日语也叫オウコチョウ/黄蝴蝶）。在加勒比地区当时的奴隶制度下，女性的生育能力被视为财产的延伸。她们或许被奴隶主强奸，或许因为其他的原因怀孕，但无论如何，她们所生育的孩子都意味着更多劳动力与利润。因此，当地的女性选择将金凤花加工为堕胎药。这不仅是女性对身体的掌控，也是政治立场的呈现。
所以，对于女性奴隶而言，身体成为了她们最后的战场。使用金凤花，是一种隐秘的实践。大多数的女性并不轻易将这一知识传递给欧洲的医生和博物学家，正如《奴隶们的秘药》中面对各种热带疾病手足无措的欧洲人，殖民地的奴隶们也对相关疾病和草药缄口不言。对当时的人们而言，这种关于身体的知识是为数不多可以掌握的主动权。沉默因此成为策略。隐藏成为抵抗。Schiebinger指出，无知并不只是知识的匮乏，也常常可能是权力结构中的产物。无知可以被制造，也可以被维持。它可能源于政治压制、商业保密、文化偏见，甚至出于主动的自我保护。
事实上，金凤花种子的堕胎功效也曾留下记录，但这种美丽的花朵在欧洲却只不过是植物园中的一抹亮色。在《植物与帝国》中，Schiebinger进一步讨论了为何这种控制生育的知识未能在18世纪顺利进入欧洲医学体系。她认为，当时欧洲奉行人口理论，认为人口是国家财富的基础。能够减少生育的植物知识，不符合帝国扩张的经济逻辑。因此，即便相关信息被记录，也往往是轻描淡写的边缘内容。知识的筛选不止基于科学价值，也取决于政治与经济利益。
将Schiebinger的著作串联起来，可以看到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知识与无知，是同一权力结构的两种表现形式。在奴隶制社会中，女性奴隶的无知被制度塑造；同时，她们通过主动隐瞒药草知识，创造了另一种对统治者而言的“未知”。这种无知具有能动性，是一种策略性的沉默。
这也让我们重新理解“被看见”与“被隐藏”的意义。前文讨论的月经带、胎内十月图、内裤与广告，展示的是身体如何被纳入视觉与技术体系之中；而金凤花的故事讲述的是身体知识如何从这一体系中抽离出来。如果说月经带象征着工业与制度对女性身体的介入和管理，金凤花的种子便是女性在极端压迫之下保有的最后空间。前者体现了技术如何塑造身体，后者则展示身体如何挑战权力。
当跨越日本性别差异漫长的历史，又从岛国一隅展望大洋彼岸，月经带到金凤花的轨迹描绘出的女性身体既是被管理的对象，也是知识生成的场域；既是被观看的图像，也是隐藏秘密的空间；既被技术塑形，也通过技术反抗。身体被性别秩序包围，被医学语言命名，被器物包裹，被图像再现。但它也可能在沉默中保存知识，在细微的实践中重新定义自己。
或许，这正是理解“性别、技术与知识”的关键所在。真正需要追问的，并不仅仅是谁掌握知识，而是谁决定哪些知识值得被记住，哪些知识可以被遗忘。从贴近皮肤的布料，到深藏在种子里的药性，女性身体始终处于权力与创造之间。而在历史的缝隙之中，那些被隐藏的知识，也值得我们一一探寻。一年的时光流逝在书页的翻飞中总是如白驹过隙，愿我们未来也能在“历”和“史”中“御马”前行，在新的丙午继续邂逅更多吉光片羽。
作者简介
孙诗彧，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主要探究方向为性别研究、社会学（家庭、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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