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新书读得少，老书读得多。有几本书是近两年一直放在书桌或书架最显眼的位置上，随时拿来读，一读再读的。因此不仅是我的2024书目，也是过去几年间，以及当下的案头书。虽然给定的题目是“东亚书目”，我这次谈的却只是“韩国书目”。此次首先要介绍几本韩国的“老书”，在正式介绍前，我想先讲个过去的故事。
大概二十年前，我读大学三年级那年，曾经作为交换生到韩国一所大学留学一年。期间，学校为全校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次登山活动。我们一行人歇了几次脚，终于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山顶。那座山并非名山大川，但我们登顶的喜悦并未因此减少。登顶后，同学们或是呼朋唤友地拍合照，或是趴在观景台栏杆上俯瞰风景。有位四五十岁的韩国登山客主动走过来跟我们搭话：“你们好，你们是外国人吧，从哪里来啊？”得到我们来自中国的回答后，他笑着说：“啊！那你们来自很大的国家啊，一定看过更高的山、更好的风景吧。他边说边用展开双臂做广阔状：“大国的人心胸也会更宽广啊。”这么多年过去，我早就不记得当年爬过的那座山的名字，甚至不记得带队爬山的是哪几位韩国老师了，却对那位登山大叔的话记忆犹新。不只是因为他对一群中国学生表达的善意，更在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国土面积的大小来想象国民的心胸。
几年后，看书的时候看到近代朝鲜文人梁建植这样描述他阅读《水浒传》的感受：“成长在这块几乎没有可读的所谓文学作品的土地上，于我而言，直到那时，不过听过些无聊的故事而已。忽然看到如此伟大的作品，真像正在小天地中打转，忽而一跃进入广阔世界之中，无法不惊奇于《水浒传》的规模之伟大，舞台之广阔。”这段话勾起我对那位登山大叔的回忆，我想，是啊，大国的文学、文化是比小国的宏大、广阔吧。
又过了几年，读到韩国当代思想人物李泳禧的文章，我发现，原来国土面积小并不必然决定一个国家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狭隘；原来一个小国的知识分子对本国、本民族状况有着清醒认识的情况下，还能有如此强烈的独立精神、如此广阔的世界眼光。有人把李泳禧称为“韩国鲁迅”，这也是李泳禧本人非常乐于接受的称呼，因为他毕生把鲁迅视为自己的思想导师。有人夸赞李泳禧的笔锋犀利似利剑，而李泳禧将此归功于他的写作老师——鲁迅的杂文。有韩国知识分子称李泳禧是韩国现代史的“向导”，我认为《对话》一书不但是了解李泳禧生平的“向导”，也是了解韩国现代史的一个趣味横生的“向导”。《对话》是李泳禧晚年与学者任轩永的对谈集，它以对谈的方式回顾李泳禧的人生经历，引出这位影响了一代韩国知识青年的思想者眼中的韩国现代史。2024年重读《对话》，与十几年前初次阅读时的感受有了一些变化，我期待这些变化能反映在我接下来的研究中。
我相信，当中国读者读到韩国文学评论家、思想家白乐晴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民族文学· 世界文学Ⅰ》的时候，会像我一样感叹这本书呈现的思想格局。读这本书最初是为了写论文，后来却主要出于个人兴趣。《民族文学 世界文学1》记录了白乐晴从1960年代后期初入韩国文坛，到1970年代提出“民族文学论”、推动“民族文学运动”期间的思想轨迹。它也如实反映了白乐晴从对本土现实缺乏了解，到一步步贴近现实、把现实课题引入韩国文学创作与批评之中的过程。我会不时拿起这本书翻看，因为它足够犀利且幽默。1960年代末，不满三十岁的白乐晴对韩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殖民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调侃道：要是第一个把首尔的东西带到地方的被视为最早的，第一个把日本的东西带到朝鲜半岛的被奉为最早的，那岂不是跑得快就能赢的游戏？那不是文学！
我在苦恼时读这本书，常有豁然开朗之感。书中呈现出了白乐晴作为小国文学者面对本国文学处身的现实，思考韩国文学如何现代的问题时遭遇的巨大困境。即便如此，白乐晴还是坚定而又乐观地倡导，韩国的文学者要在与西方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在历史给定的诸般不利条件下，以包括东、西方文化在内的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为基础去争取和创造。作为文学者，白乐晴不只是提出一个可供专业研究者“赏玩”的文学论，而是知行合一，积极投身于“民族文学运动”的实践之中。正如韩国学者李旭渊所说，“要正确理解韩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就必须理解韩国的民族文学论与民族文学运动。同样的道理，缺少对白乐晴评论的理解也就无法正确理解韩国的民族文学论，我想这样的说法绝非夸张之词。”（《分断体制·民族文学》，白永瑞、陈光兴编，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页）
2024年常年放在我的案头的，还有韩国文学评论家崔元植的评论集《文学的回归》（中译本）。《文学的回归》一书中收录的文章大多发表于1980、1990年代，最晚一篇发表于2000年。对于今天的韩国学界而言，这本书中的观点已成常识甚至过时了。但对我而言，这是一本教导我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文学研究者的书籍。不同于白乐晴的纵横捭阖，崔元植有着传统东亚知识分子的谨慎与细致。崔元植的文章，字句繁复而精准，擅于引经据典，时时展露其深厚的汉文功底和对西学下过的苦功，其行文使用的语言不似当代韩国知识分子，反而更像西学东渐初期的近代朝鲜文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崔元植文章中看似云淡风轻的一句话或是一个判断背后，有着扎实的文献功夫和透彻的历史意识给出的底气。我最为佩服的，就是崔元植下笔的分寸感，它像是一个武林高手射出的飞镖，因其精准而有别样的美感。中文世界中已有两部崔元植的评论集，分别是上文中提到的由崔一教授翻译的《文学的回归》，还有一本是由徐黎明、王艳丽等多名译者共同翻译的《这里是罗德斯》，后一本书中主要呈现了崔元植作为思想家的面貌。
除了上述常在案头的老书之外，2024年是我用不少时间读小说的一年。其中有中文译本的韩国小说有《素食者》《不做告别》《少年来了》《日暮时分》《明亮的夜晚》《请照顾好我妈妈》等。关于韩江的几部小说，我写了两篇评论文章，大概年内会发表出来，在此不再赘言。《日暮时分》是韩国文学泰斗黄晳暎的作品。这部小说关注今天韩国社会的青年一代经历的苦痛，具体呈现了韩国年轻人的生活：租住在半地下室的年轻人、找不到固定工作常常被临时雇主欺负的年轻人、怀揣梦想努力生活却依旧挣扎在生存困境中的年轻人。对此，黄晳暎的批判不光指向资本主义，指向韩国现代化过程，也指向了包括自身在内的一代人。跟这部作品一样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年过八十岁的作家中气十足地宣布他接下来还有三部作品计划。这让年纪尚轻却“躺平”了两年的我感到汗颜。回答现场读者提问时，黄晳暎谈到了鲁迅对包括他在内的一代韩国左翼知识分子产生的重要影响，他流畅地用韩语背出了鲁迅《故乡》结尾的那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从奉鲁迅为精神导师的李泳禧那里，从在多篇评论文中引用鲁迅的崔元植那里，从年逾八旬的现役知识分子黄晳暎那里，我时时感受到，鲁迅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宝藏。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崔恩荣的长篇小说《明亮的夜晚》。这是我近两年读过的最好的韩国小说，它所触发的不是我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的理性思考，而是让我回归为因小说内容揪心、流眼泪的读者。目前除了强烈推荐，我似乎没有更多的话描述我对这部小说的感觉。也许接下来，我还会努力作为一名研究者重新阅读这部小说。
作者简介
董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为韩国现代文学、思想史，曾在《开放时代》《文学遗产》《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等杂志发表文章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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