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凯航丨2023年东亚阅读书目

2019年年底，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无疑是击中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盲点所在。一切平稳的，有序的，习以为常的规则被其无情的打破，整个社会的秩序围绕着一个新的逻辑重新展开。一方面，“国家”的秩序被强化，用以防止疫情的扩散；但另一方面，疫情的全球化趋势并未被终结于“国家”的疆域，反而愈演愈烈。最后，疫情的消散是由于社会管控，科技进步，还是病毒自身的弱化，尚无定论。

假设疫情已经过去，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它所涉及的领域，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人文社科研究的方方面面。大而言之，是制度、技术、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正是疫情将隐藏于平静的日常之下的三者的“冲突”挑明开来，迫使人们进一步思考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

我的研究兴趣一直是关于近现代日本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置身于已经制度化了的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像“疫情”一样重大的社会性事件，的确很难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其形成与发展的真实状况。“疫情”倒是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研究视角，即，按照丸山真男的话来说，是制度（体制）如何从“作为的”变成“自然的”一部分。我今年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和日本“国语”相关的领域中。正如很多研究都已经意识到的一样，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成立过程中，“国语”是一种“制度”而存在的。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把“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统治手段比喻成“电力系统”，它通过“档案、人事资料、文献室、法律、财政纪录、普查资料、地图、条约、通信、备忘录”等等“电流”将国家的意志从中央传递至地方。在这一过程中，使用统一的语言与文字至关重要。与欧洲印刷技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语言民族主义”的建构方法不同，近代日本推行的是一种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其本质是旧有的统治阶级为了避免被群众力量颠覆，通过自上而下的手段主导“民族”的解释权，控制群众的忠臣，巩固王权。

就近代日本史而言，御厨贵注意到，“国语”概念的流行与甲午战争（1894-95）后日本舆论中流行的“黄祸论”相关，它加强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明治国家の完成 : 1890-1905》，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事实上，近代日本的“民族”一词本身是在1880年后半期才开始成立的政治概念，它将生物学与文化的同一性作为创造“国民”（Nation）的基础，由“人民”与“种族”两个概念组合而成（山室信一，《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 : 基軸・連鎖・投企》，岩波書店，2001年）。将“民族”概念虚构出来以后，那么支撑起它的诸多文化装置，例如“国文”、“国史”、“国画”、“国歌”等等概念也就相继产生了。

从学术史的谱系上来说，战后日本对“国语史”的研究是历史学界解构“国民国家论”的重要一环。它首先起源于对“日本”、“日本人”概念的批判（小熊英二，《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 “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新曜社，1995年、《“日本人”の境界: 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新曜社，1998年、尹健次，《民族幻想の蹉跌 : 日本人の自己像》，岩波書店，1994年、酒井直樹，《死産される日本語・日本人: “日本”の歴史地政的配置》，新曜社，1996年等等），随后扩展至对支撑这些概念的学术史的批判性考察，例如磯前顺一对“宗教史”（《近代日本の宗教言説とその系譜: 宗教・国家・神道》，岩波書店，2003年），福间良明对“边境论”（《辺境に映る日本 : ナショナリティの融解と再構築》，柏書房，2003年），平藤喜久子对“神话史”（《神話学と日本の神々》，弘文堂，2004年），以及坂野彻对“人类学”（《帝国日本と人類学者: 1884-1952年》，勁草書房，2005年）的研究等等。而在诸多近代学术体系的解构中，对“国语”史学的批判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是塑造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大日本帝国”同化殖民地人民的重要工具。这些内容作为“帝国日本”得以产生的背景与前提，与“国语学”分享着共同的学术体系。他们即相互支撑着“帝国”的正当性，又相互争夺对“帝国”的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