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辉丨陈月娥著《从文化苦旅到凤凰涅槃——日本汉字问题与语言政策研究》“序”

我们在与相继废除了汉字使用的越南、朝鲜以及韩国作一横向比较后，或许还会找出日本能够将汉字保留下来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它同中国这一文明中心所具有的一种“距离感”。

由这种“距离感”所产生的主体性，乃至于“本土化”的成功和据此而来的民族自信，在日本很多的社会与文化现象中都有表现，汉字的使用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序

自20世纪中叶，越南、朝鲜及韩国相继废除或限制汉字的使用以来，日本可以说是除中国之外唯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字的国家。无论是在日本旅行时漫步街头，还是在中国书店、图书馆等翻阅日文出版物，我们都会因其充满了大量的汉字而倍感亲切。然而，我们有所不知的是，即使在日本，围绕着汉字的存废，即在步入近代之后是否继续使用汉字这一问题，亦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争斗，其场景可谓一波三折，汹涌澎湃。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场自明治维新以来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博弈过程，就其起源、历史与思想背景，历届政府及学术界、舆论界等的干预，均做了详尽细致的考察。其所展示的内容，即使对于我这样来往于中日之间三十余年，且专门从事两国文化交流工作的读者，也不由得感叹相加，兴奋不已，并着实地接受了一次学术启蒙。

就一个近代国家而言，文字的使用，关乎整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国家建构。如果所用文字与其主体文化传统相悖或脱节，势必造成其国民文化认同的分裂，而无法建构统一的国民意识。同时，如果所使用的文字不能或很难被广大国民掌握和运用，则亦会造成国民内部读写能力及教养的差异，而这对于以均质化为目标的近代国民国家而言，也是必须回避和克服的。以此两点来审视中国和日本，两国虽在传统上都已持续使用汉字长达数千年，但步入近代后，所面临的境遇却大不相同。由于中国是汉字的母国，不存在使用文字与主体文化传统相悖或脱节的问题，故不必排除或限制汉字的使用。中国所需要解决的只是如何将难读难记的汉字简易化，使广大国民都能掌握运用，以达到国民之均质化，从而完成国民国家的建构。近代以来中国历届政府所推行的识字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所进行的文字改革，即策定使用简体字，便是出于这一目的。虽然也对过于繁杂难辨的汉字规定了一些使用限制，但此时我们工作的重点则是将汉字本身作为改革的对象，对其字体，以减少笔画的形式来进行简易化，使其易记易学。

相比之下，作为一个自古以来以借用汉字来表述本国文化的国家，日本在其明治维新后，则相继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为了建构一种近代国民国家的语言表述，在逻辑上一定要尽可能摆脱并非出自本国而是外来文化的汉字这一束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认同；其次，即使无法全面排除汉字，也要在其使用的数量上加以限制，以确保全体国民都能相对简单地掌握和运用，以达到其均质化之目的。也就是说，与中国不同，日本的措施并非针对汉字的字体本身，尽管后来也简化了部分字体，但首当其冲须要处理是否废除或减少汉字这一非常困难的问题。之所以称之为困难，是由于自汉字传入日本，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其存在已经完全融入这个岛国的文化体系之中。尽管日本很早便发明了可以标注其日语发音的符号——假名，但始终是汉字与假名并用，历时千年以上。可以说，废除或限制汉字的使用，几乎等同于否定自身的传统文化，这对其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实所谓是废也不是，不废也不是。也正是因为这一无法解决的两难窘境，才产生了日本朝野上下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争斗，而其间之波澜曲折，也实在令人扼腕不已。

政治家，明治维新后赴英国调研邮政制度。规范了“邮政”“邮票”等名称，创建日本的邮政事业，被誉为“日本邮政之父”，国字改良论者。1866年，向幕府大将军德川庆喜提交了废除汉字的申请，批评汉字“繁杂不便，宇内无二”，并呼吁日本国民抵制“魔语贼言”，改用言文一致的假名，废除汉字以救国。‍‍‍‍‍

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除了上述围绕近代国民国家建构的要素以外，我们亦可以从文明论之角度去设想其中的另一个原因。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日本一直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在数千年漫长的岁月中，这一边缘始终受惠于中国这一文明中心的滋养。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日本都是以中国为学习的榜样，才逐步完成其文明的进程，而汉字无疑是此诸多文明要素中最基本的一个。可以想象，当近代西方文明以战争等的形式欺侮中国，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均显现出其强大的“先进性”时，作为文明中心的中国与身处其边缘的日本所将做出的选择当然会不尽相同。中国若要接受近代西方文明，必须经过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只有否定了作为中心的自我，才能接受另一个新的中心，而这是需要彻底“挣扎”一番的。日本的思想家与文学家竹内好（1910—1977）曾在孙中山、鲁迅以及毛泽东身上看到了这种“挣扎”，所以他将中国的文明转型称之为“回心”，即彻底和不断的革命。但身处文明边缘的日本，则无需完全“自我否定”，只要将学习的目标从旧的中心转移到新的中心，便可以完成其文明的转型。因此，竹内好也将日本的近代进程定性为“转向”，以区别于中国。所谓“以中国为方法”，正是他通过中国的视角来反思并进而批判近代日本的说辞。

当然，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明转型中，要说日本没有经历过“挣扎”，也有失公允。正如本书的书名所示，日本也是体验了一场惊涛骇浪般的“文化苦旅”。虽然身处中华文明的边缘，但毕竟蒙受了几千年的文化洗礼，要想废除其影响，完全“脱亚入欧”，绝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这期间，仅以汉字的存废为例，我们通过本书所目睹到的便是一场接一场极具戏剧性的殊死博弈。这里所提及的仅将汉字作为一种表记语言符号的所谓“工具派”，可以说就是急于向新中心“转向”的代表，他们当然会极力主张废除汉字，以摆脱其束缚。而注重民族历史、将汉字视作文化传承不可或缺之要素的所谓“文化派”，则对业已成为民族文化血肉的汉字乃至其背后的中华文明尚还抱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他们与企图“转向”的代表不同，大多是一些民族主义或亚洲主义者，始终在反对全面的欧化，日后被称为右翼的人士，纷纷加入此行列，便是其佐证。但纵观日本近代社会，前者一直是其主流，后者则往往被视为保守，在更大的话语权上，也常常是败者。从这个意义上，“文化派”能够力挽狂澜，为汉字争得一席地位，甚而至于最后在信息时代使其得以“凤凰涅磐”，实在是一个壮举。

1883年，主张日语假名化的势力得到了有栖川宫威仁亲王的支持，并成立了由亲王为会长的“假名会”，囊括了各界精英。出版了《假名向导》杂志，编撰只用假名的字典。‍‍‍‍‍‍‍‍‍‍

此外，我们在与相继废除了汉字使用的越南、朝鲜以及韩国作一横向比较后，或许还会找出日本能够将汉字保留下来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它同中国这一文明中心所具有的一种“距离感”。与同中国领土相连的越南、朝鲜半岛相异，处于列岛的日本，虽长期归属于中华文明圈，但在对其文化的接受上，仍能保持一定的主体性，并有很大的选择空间。譬如，为了维护其身份制度，日本始终没有采纳中国的科举制度，而越南和朝鲜则几乎全盘照抄。正是由于这种主体性的存在，日本较早地发明了可以表述日语语音的假名，并以音训相加的形式，完成了汉字在某种程度上的“本土化”，且对此持有充足的自信。所以在西力东渐、整个东亚都迫切急需文明转型时，越南、朝鲜及韩国基于其民族主义立场，纷纷废止了汉字，而日本却能将其视为本国文化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加以保存和使用。由这种“距离感”所产生的主体性，乃至于“本土化”的成功和据此而来的民族自信，在日本很多的社会与文化现象中都有表现，汉字的使用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本书作者陈月娥女士，是经朋友介绍相识的。几年前，因她获得一个国家科研项目，需要到日本调查资料，我们便邀请她来到地处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以助其完成该项研究。说实话，当我最初听她讲述其研究内容时，由于我的知识匮乏，并没能完全理解其研究的意义。她在京都研究的一年期间，我也几乎没有能够给与任何有帮助的进言。而时隔两年，我接到她寄来的大作，仔细阅读书稿后，可以说是大吃一惊。仅用短短的两年，她竟然将一个我没有感兴趣的课题，做成了让我兴奋不已、甚至大受启发的一部宏论。可惜的是，由于其讨论的内容，与我所从事的专业有着较大的距离，以我的知识范围，实在无法从学术角度上给予其应有的评价和赞美。故只能牵强附会地道出以上肤浅的感想，作为不能称之为序的序。

刘建辉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

2021年3月15日于京都

・原文为《从文化苦旅到凤凰涅槃：日本汉字问题与语言政策研究》一书的“序”。

・感谢作者及出版社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