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段时间，我正在琢磨的一个问题是何为“批评”。这不光是因为我主要的研究领域就是日本文艺批评，还与某种迷惘有关：自己为了适应现有的学术分工体制而养成的思考方式与写作习惯，在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或者整理个人的切身感受时，似乎不太够用。为了在“私”的感受与“公”的思考之间搭建桥梁，重新探索“批评”这一行为或许不无裨益。柄谷行人说，批评让我们得以“在把握这个世界的同时，不至于舍弃了自身的存在”。如今的新媒介环境正在塑造“人人都是批评家”的言论空间，而学术流水线上的劳动者为了防止自身的异化，也许可以暂时放下“专业性”的紧箍咒，用“业余”批评家的眼睛来看看世界。以下介绍我年末年初这段时间读过的几本书。当然这些著作本身都很专业，只不过由于年关将近，我试图用稍微“业余”一点的心态来阅读它们。
钰淩师姐长期致力于林京子的研究，如今博士论文终于成书出版，可喜可贺。在日本的“原爆文学”谱系中，林京子是一位鼎鼎有名的作家。由于我在阅读大江健三郎时也了解过一点日本的核问题（虽然很业余），所以拿到这本新书的第一时间就赶紧翻开，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抄到自己书稿里去。通读之后果然有很多惊喜的发现，比如：原来在1980年前后，年轻的柄谷行人和他的好朋友中上健次曾对林京子乃至“原爆文学”本身发表过相当激烈的负面意见。这大概也反映出冷战后期日本“反核运动”的尴尬处境：经过“政治的季节”的洗礼，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既警惕“原爆”叙事中的受害者情结与感伤化的民族认同，又厌倦了夹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反复被这种对立构造利用的本土市民运动……
不过这里话题可能有点跑偏了，因为这部专著的立意恰恰是要将林京子的文学形象从“原爆文学史”框架中解放出来，重点关注她的中国书写。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并不等于把这位作家收编到“侨民文学”或者“后殖民文学”等其他框架内部。这部专著始终游走在多重的问题意识之间，往返于1940年代和1980年代这两个时空。在上海长大的林京子反复书写她的“乡愁”，从而丰富了日本战后文学的面貌，而这些书写行为也呼应着20世纪后期中日关系的变化。在中日恢复邦交的蜜月期，林京子重新来到上海，但新的经验不断与“乡愁”发生冲突，从而催生出更深刻的历史意识，促使作家重新书写她曾经在场却又缺席的1945年前后的上海。书中讨论的林京子作品中，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其晚期的长篇小说《预定时间》：时隔半个世纪后，作家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来书写前夫的前女友呢……也希望与中国关系如此密切的林京子作品能够早日引入中文世界。
博士毕业以来的这些年，我对于过去的研究对象一直怀有逃避的心理。2000年代以后的柄谷行人可谓世界级的思想家，以哲学家的语言讨论许多“普遍”的大问题，而我相对熟悉的只是战后日本的某些具体文艺现象和批评潮流，因此在阅读《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以降的柄谷著作时常常感到没有把握。不过，通过把这部演讲集与柄谷近些年的专著加以对读，我似乎重新理解了他为何将自己的哲学工作统称为“批评”。书中收录了一篇对“文学”的判词：柄谷宣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已经终结，所以他自己也告别了传统的文艺批评。这种“文学终结论”的基本理由是，以小说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参与创制了“言文一致”的现代书面语，形塑着“想象的共同体”，推动了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如今它的使命已经完成。但与此同时，柄谷又指出：“即便现代文学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和国家的运动依然会奔流不息，不断驱赶我们向前，对一切自然与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也必将持续下去。我们身处其中，必须与之进行抗争。”
换言之，即使以小说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制度成为过去，内在于其中的某种历史斗争仍将以其他面貌重新出现。在强调“文学”的这层含义时，柄谷行人——经由德勒兹的文章——转引了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的论断：“所谓文学，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处于不断革命中的社会的主体性。”（En un mot, la littérature est,par essence, la subjectivité d'une société en révolution permanente.）
重读书中这些深入浅出的演讲时，我逐渐感到，在面对《世界史的构造》《游动论》《力与交换样式》这些建构性的理论工事时，即便没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或许也可以采取一种阅读“文学批评”的方式来进入。柄谷所致力勾勒的“交换样式D”或者“原初的游动性”，虽然是从具体的历史现象中提炼而来，却终究无法“科学”地证明，这种社会主义愿景因而必然带有“文学性”，就像柳田国男所寻找的“山人”或“狼”的踪迹，浮现在史料、传说与梦境之间。虽然柄谷屡屡回到康德，不过他以哲学的宏大叙事寻找历史中的希望时，其笔调似乎更接近一战后的柏格森——后者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描述了一种真正普遍而开放的宗教精神逐渐克服人类的封闭社会、走向永久和平的运动。“文学”原本就在世俗化的世界中发挥着重构神圣性的功能，这样看来，柄谷行人的“文学批评”，或许也可说是一种祈祷。
东浩纪在国内亚文化研究者中间的持久热度，有时让我感到不解。毕竟，作为日本后现代哲学的嫡系后裔，东浩纪并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御宅族文化的研究者，对2000年代后期以来的具体动漫作品似乎也缺少讨论的兴致。就具体的文本或媒介形式分析而言，日本动画学会和日本漫画学会每年的会刊上有很多更加“专业”的论文。不过，相比于逐渐嵌入学院体制内部的大众文化研究学科，东浩纪式的批评确实也有其特色。这与其说来自其哲学专业背景，不如说更来自他写作时的“文体”。这种文体源自日本文坛批评，又经过后现代文化浪潮的塑造，特点是语言明白晓畅，可以用一种很自然的姿态把哲学、政治、社会历史等大问题与非常私人化的经验放在同一个平面上来“阅读”，进而提炼出一些触动同时代人神经的观点，其文字的流动本身就能为读者提供某种参与思考的快感。柄谷行人正是此种文体的达人，而曾是其私淑弟子的东浩纪虽然在思想立场上截然不同（甚至时不时表现出某种弑父冲动），但字里行间仍然流露出一点“教外别传”的痕迹。
《可修正性的哲学》不触及任何“二次元”话题，却也不是全然无关。东浩纪早年的《动物化的后现代》写于互联网浪潮方兴未艾之际，该书所描绘的御宅族文化圈有点像是宏大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替代方案，代表着对新媒介环境中更加自由而多元的小共同体的想象。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新兴的网络亚文化未必便更加开放，也同样可以是民粹情绪与阴谋论的温床。宇野常宽在《零零年代的想象力》中以“决断主义”来把握亚文化的转型时，虽然并未充分意识到该词背后的政治哲学传统（笠井洁对此有明确的批判），但也对御宅族走向封闭与排外、沉浸于“划分敌友”的危险性表现出警惕。不过，当代文化批评的一个困境是，沿着后现代左翼话语来批判共同体的暴力性，固然可以十分理直气壮，但完全摆脱传统社会组织的“根茎”式网络也只能停留在激进的想象中。在这一问题上，东浩纪始终提倡一种“半吊子”的立场，希望年轻人们少玩“划分敌友”的“决断”游戏，但也不追求彻底的变革，而是以一种观光客式的友好姿态游走于不同共同体之间，帮助社会修复裂痕。
《可修正性的哲学》一书写于后疫情时代，在全球化进程暴露出根本危机、全人类“开放社会”的愿景已经破碎之际，东浩纪试图从实用主义立场摆脱“开放”与“封闭”的二元对立，以“家”的意象来描述一种可以容纳异质因素、不断修正自身的错误而又仍然能维持某种同一性的共同体。在这种问题意识下，书中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卢梭的“公意”论的解读无论是否经得起职业研究者的检验，至少有一种显著的“实用性”，堪称大众哲学的写作范本。不过，要是能再谈点动漫就更好了。
今年是万隆会议七十周年，作为东亚研究者，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对东南亚的了解是一片空白；另一方面，过去一年间反复进入视野的“缅北”新闻，以及《孤注一掷》《边水往事》等相关影视作品，也不断唤起我对于这一区域的“非学术”的关心。在搜索相关资料时，我读到了这本专著。我的知识储备当然不足以从区域研究的专业角度来评论这部书，不过作为一个门外汉，我关心的许多问题在阅读过程中得到了比较直接的回应，所以也在此推荐一下。
这部专著聚焦于近年来中国在东南亚日益巨大的存在感。序章指出，这种影响力的深化并不完全是一元化的权力推动和统筹的结果，非官方行为者（non-state actors）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员与资本的流动与各国政策的复杂作用不断催生出始料未及的后果。相比于“中国-东南亚关系”研究中围绕军事安全问题的大量讨论，该书聚焦于社会层面的变迁，展示了更为复杂的图景。
书中第二章考察了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增强了当前缅甸、柬埔寨与泰国政府的“合法性”：缅甸当局需要外交上的屏障，柬埔寨倚赖中国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而泰国军方则更看重国家体制上的示范效应。第三章聚焦于经济合作，尤其是以中老铁路为代表的大型基建工程，描述了中国推动的东南亚铁路网建设的现状、争议和不透明的前景，分析了各国的不同利益和政策变化。第四章讨论东南亚社会在文化教育领域出现的“再中国化”（Re-Sinicization），其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泰国北部华人社群的语言学校问题：这一群体多为国民党军队的后裔，冷战期间在语言教育上与台湾关系紧密，近年来则逐渐向大陆靠拢，但这样的“再中国化”现象也不断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第五章以玉米、牛肉、榴莲和香蕉为例，观察中国市场的需求如何改变东南亚的农业结构，并引起生态环境和社会层面的复杂效应（其中对牲畜走私与缅甸地方武装的关系的叙述令我想起了《边水往事》中的情节）。第六章聚焦于以网络博彩诈骗为代表的犯罪行为，但侧重于前疫情时代，其中叙述的菲律宾与柬埔寨的电诈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现在缅北电诈园的前史（在疫情期间，这些产业链发生了跨地域的重组）。第七、八章讨论了来自中国的人员流动和移民浪潮在东南亚社会引起的反应，以及华人群体的身份认同问题。作者将当前东南亚社会的舆论放在19世纪以来的国族建构进程中来观察，注意到华人所背负的“东方犹太人”的污名化形象，这种偏见也是资本与国族的互相作用下反复出现的情感代偿现象。
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试图思考，一个远离东南亚的中国网民对这一区域的关心怎样才能超越猎奇化的景观，而与自身的主体发生关联？这令我想到今年读到的另一本书：人类学家鹤见良行的《香蕉与日本人》（『バナナと日本人:フィリピン農園と食卓のあいだ』，岩波書店，1982）。安藤丈将的《新左运动与公民社会：日本六〇年代的思想之路》（林彦瑜译，左岸文化出版，2018）在回顾“68年”思想的深化过程时，便关注到鹤见良行组织的“香蕉研究”：研究者们追溯了日本家庭餐桌上的香蕉是从哪里来的，从而发现跨国大资本推动的香蕉产业对菲律宾劳动者的剥削与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进而与当地人建立联系，在日本推广更加“合乎伦理”的农场出产的香蕉。在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日益紧密而复杂的当今，作为普通消费者的我们即使没有条件深度参与自下而上的国际合作，或许也可以抱着“观光客”心态，偶尔了解一下相关信息？
最后，再回到亚文化的话题吧。2023年据说是国内的“地偶元年”，日系风格的地下偶像团体在国内一线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最近，在北京的某些商场里也可以看到年轻人排队跟小偶像们握手拍照的身影了。两个月前，后知后觉的我决定开开眼界，拉上家属来到西单的一家Livehouse，观看了一场多个地偶团体的拼盘演出。家属忍耐了大约十分钟左右，就到楼下做头发去了，后来还向我发出灵魂质问：你真觉得好看吗？
为了回应上述质疑，我阅读了这本《2.5次元文化论》。读后才发现该书并不直接触及偶像文化，而是以搬演自动漫原作的“2.5次元舞台剧”为中心。不过，这些现象也具有某些共性。无论是男性观众与地下女团的关系，还是女性观众与舞台剧演员的关系，都不同于传统的（或者说刻板印象中的）御宅族观众与动画、游戏角色之间隔着屏幕的虚拟情感纽带，而是凸显出鲜明的“身体性”。这种转变从亚文化圈的用语中也能窥见：如今“萌え”一词几乎已成为死语，而“推し”的话题正如日中天。这或许联系着后疫情时代的年轻人们对更加“看得见、摸得着”的“关系”的需求。
须川亚纪子的专著追溯了“2.5次元”从一个专指的声优的用语发展为统摄诸多亚文化形式的宽泛概念的过程，并将“2.5次元文化”定义为“在动画、漫画、游戏等优先传递视觉信息的二次元虚拟世界，和共有身体性经验的三次元‘现实’世界之间的暧昧边界上展开的实践”。这一定义实际上把声优、圣地巡礼、Cosplay、虚拟主播等等都囊括在内，不过作者着力分析的还是2.5次元舞台剧。在理论框架上，该书同时借助了日本漫画研究中对角色与身体性的讨论（如大冢英志、伊藤刚）与西方当代的戏剧理论，并主要依据菲舍尔-利希特（Fischer-Lichte）提出的“现象的肉体/符号的身体”这一对概念，来讨论2.5次元舞台剧中演员/角色的虚拟身体性与观众的相互作用。此类表演的爱好者们欣赏的与其说是动漫原作场景在真实世界中的再现，毋宁说是角色与演员之间、符号化造型与真实肉体之间不断的“滑动”；并且，演出也只有经过观众“脑内补完”的方式才能真正实现：《网球王子》舞台剧的观众需要“看见”台上飞舞的网球，而《飙速宅男》的观众们则必须通过演员手中的车把“看见”整部自行车……这种演出方式不免令我想起东方传统戏曲中的“假定性”，从而再次感到后现代与前现代的隐秘关联。
该书中的许多论述，都可以用来理解其他亚文化领域。例如，与2.5次元舞台剧爱好者一样，偶像团体的粉丝们也不要求成熟、专业的表演，而是乐于见证自己“推”或“担当”的偶像一步步“成长”起来，但这种成长总是很快就走到终点，亦即偶像的“毕业”——在须川亚纪子看来，这便是“现象的肉体”脱离“符号的身体”之时。换言之，虚拟的身体性注定是不稳固的。另外，2.5次元表演者或者地下偶像与粉丝们之间的情感联结也不能简单还原成一种“拟似恋爱”，其中包含多重的情感向度。在第一次观看地偶现场，令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小偶像与台下观众的密切互动，反倒是男性观众之间异常亲密的嬉戏（从拉手跳舞到互相“起飞”）。借用书中术语来说，亚文化共同体不断塑造着“亲密的陌生人”，这种既紧密又宽松的关系填补着年轻人的情感空缺，也方便害怕受伤的人随时撤出。
不过，无法及时撤出的受伤者也总是有的。在这一点上，舞台剧爱好者对虚拟性的自觉或许也值得追偶像的年轻人参考？据须川亚纪子观察，2.5次元舞台粉丝们很少像真人偶像粉丝那样“拒同担”（因为对偶像的个人感情过于强烈而拒绝与同好交流），她们的分享欲往往大于独占欲。虽然也有论者认为这只是商业模式“不成熟”的反映，不过，比起以刺激占有欲来谋求利润的“成熟”商法，也许在有限范围内消解占有/私有的观念，才是“地下”文化的意义所在吧。我们姑且继续观察。
作者简介
高华鑫，1990年出生于山东烟台。本科、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专业，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文艺批评与思想史、中日文学关系。近期发表的论文有《“变形”的辩证法：花田清辉与日本左翼前卫艺术思想》（《文艺理论与批评》2023年第6期）；《谷川雁的诗与共同体思想》（《外国文学》2023年第3期）等。
澄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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