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中国的作家鲁迅在1936年与世长辞之后，却于异域日本获得了新的思想生命，这种特殊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意味深长。赵京华老师的新著《活在日本的鲁迅》以日本学院派鲁迅研究传统为对象，梳理了他们的鲁迅研究成果、学术传承的内在理路，以及全球思想场域中其思想史演变脉络。本篇是该书的后记，作者从本人的留学经历讲起，叙述了与这批同时代鲁迅研究家的相遇，并将其历史化的努力。而在历史化的基础之上，又将其思想史化；与此同时，作者又引入东亚同时代史的视角，把“同时代性”作为思考的核心，去关注双向的影响和彼此的渗透。如此，突破国别史的固定疆界和本民族中心的思想牢笼的学术意旨则获得了清晰呈现。
后记
回想起来，我追随周氏兄弟的足迹留学日本是在1990年，如今已经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当初，计划到东京收集研究资料并向日本学者请益，亲身体验鲁迅、周作人曾经别求新声于“异域”的感受与意蕴。然而机缘巧合，我有幸考入一桥大学木山英雄先生门下攻读博士课程，毕业后又在东京多所大学做兼职教师，不知不觉间十三年时光“飞渡”而去。结果，我的滞留日本的时间竟达到了周氏兄弟两人“在日”的总和，这真是始料未及。这期间，我广泛结交了两个领域的日本学人。一是活跃在当代日本文学、思想论坛的批评家如柄谷行人、子安宣邦、小森阳一等；另一个则是中国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而更为始料未及的是，这些令人尊敬的左翼批评家、向往中国革命的学者们后来居然成了我回国服务以来的学术研究对象。
如今想来，本书中出现的日本鲁迅研究领域的重要学人，除了竹内好那一代人无缘相见，大部分都是我曾经有幸晤面且多得教诲的师长。依然健在的导师木山英雄先生自不待言，丸山升先生、伊藤虎丸先生、丸尾常喜先生、代田智明先生……，他们在我下笔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其音容笑貌常常会突然浮现于眼前，不由得生出仿佛身在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历史世界之感。实际上，这一代日本学人也确实在世纪之交就已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就是说，他们大都在20世纪后半叶投身鲁迅研究的事业，甚至奉献出了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其成果上承竹内好开创的业绩而下启新世纪的后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共同铸就了战后日本辉煌一时的鲁迅研究传统，虽然当时我没怎么意识到这一点。
我开始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大概是在2011年鲁迅逝世130周年前夕。那时候，我仍然没有明确的历史化意识，只是就各位先生的著作做了一些读书笔记式的考察，希望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的读书界。这就是本书的前身，收录于2011年出版的拙著《周氏兄弟与日本》上编中的部分。记得，出书后我还撰写了一篇概论式的文章发表在《读书》上，以纪念鲁迅逝世130周年。那篇小文的题目“活在日本的鲁迅”，也就成了现在这本书的书名。所谓“前身”，并非是要补充修订的原版本，而是在加以全面改写和重构之际再利用的一些半成品材料而已。改写和重构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历史化。即，不是单纯地考察他们每个人的成果，而是将其放在二战后日本乃至亚洲激烈变动的全球格局和思想语境之下，来观察其鲁迅论的前后变动与内在联系，去追寻作为一个学术传统的铸就过程，并挖掘其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参考价值的议题。
因此，我特意安排了一个篇幅较长的“导论”，就战后日本思想论坛上的鲁迅论展开分析。这个思想论坛上的鲁迅论与学院里讲究客观中立性的纯学术研究不同，它直接面对社会舆论和专业以外的公众，其文化政治指向更加明确也更具实践性。而学院里的研究者实际上是与这个思想论坛共享同一个时代精神与问题指向的，因此透过这样的分析，我试图把作为学术的鲁迅研究其背后的思想意图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本书主体部分的第一章至第五章分别讨论了战后日本几代学人和他们的代表性著作，并试图把每一个独立的研究放到更大的思想场域中，以窥视具有连续性的研究传统的形成及其演变路径。从总体的阐释架构上来说，我根据日本社会的转型而将七十年来的鲁迅研究分成两个部分，即直到1970年代后期的战后民族与社会重建时期和1980年代以来步入大众消费社会的时期。社会性质的转变决定了思想主题的变化，这导致鲁迅研究的关注焦点也出现转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转移的是论述方式和方法论视角，而那个支撑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总体精神和问题意识却依然始终一贯，即把中国革命及鲁迅文学作为内在于日本思想的他者，透过鲁迅来反思本民族乃至亚洲的现代史。我认为，这个总体精神和问题意识正是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得以形成传统和特色、其成就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所在。
历史化，也便意味着将分散的研究成果和不同的思想姿态“语境化”，同时去发现个别现象背后的内在联系和共通精神，从而达到总体性的俯瞰。具体而言，这还应该包括纵向的对于起源的追溯和横向的并列比较。因此，我对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开创者竹内好着墨较多，包括其鲁迅论的背景——昭和时代“政治与文学”论争的思想史语境，及其延伸——对于日本近代史的批判反思乃至对战争的复杂认识。横向比较，则在各章节中注意与中国鲁迅研究的情况对照，并在最后的第六章通过讨论《野草》研究的专题史而引入与英语国家研究成果的比较。我想，这样或者能够给日本七十年来的鲁迅研究一个大致的历史定位。
历史化之外，本书另一个意图在于从个别案例的研究来构筑中日间的东亚同时代史。不久前，拙著《中日间的思想》出版之际，我曾回顾自己十几年来的学术路径和心得，而粗略地概括为从双向互动你来我往的事实关系出发，通过种种历史个案的探寻和对失掉的历史环节之重拾，来尝试构筑思想文化上的中日同时代史。20世纪因残酷的战争与革命，人类之间反而获得了未曾有过的或休戚与共或你死我活的紧密关联。思想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其深入程度也为历史上所罕见。我们能否突破传统比较文学研究中等级化的比较方法，改变单纯从“西方的冲击”或者“日本的冲击”这样的视角观察中国现代文化及中日关系史的偏颇，把“同时代性”作为思考的核心，去关注双向的影响和彼此的渗透，这将成为同时代史建构的关键。沿着这样的思路，我将本书的论述对象置于以下阐释架构中，即中国革命强烈“冲击”着战后日本，正如明治维新极大地影响到20世纪初中国乃至亚洲的现代化改革一样，因此鲁迅成为日本知识者思考本民族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其研究成果在世纪末又传到中国而成为我们学界鲁迅认识的参照。我希望把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作为20世纪中日思想文化相互交流的典型个案来分析，使其成为“中日间的东亚同时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关“中日间的东亚同时代史”构想，我在此前曾粗略地做过说明（见《中日间的思想·后记》）。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受到新材料的启发我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例如，在讨论作家中野重治的鲁迅论之际，我注意到他早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同时代性”。他的作于1937年的《两个中国及其他》一文就强调：1930年代是中日普罗文学联手实现飞跃性发展的时期，正是在此时期鲁迅作品被翻译到日本来。我们需要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日无产阶级文学共同发展的角度认识鲁迅的价值、理解当代中国。而战后所作《某一侧面》（1956）则进而意识到：逼使鲁迅走向革命和文学的直接推手是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日本。日本人有对鲁迅先生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的义务，思考和研究鲁迅同时也便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加深认识的过程。作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中野重治提示了一个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来认识中日“同时代性”的视角，而实际上20世纪的“红色三十年代”也正是超越民族国家藩篱、实现被压迫阶级联手合作的伟大历史一幕。
到了1970年代，关心鲁迅和中国革命的日本知识者对此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例如，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的时候，竹内好在与桥川文三的对谈《革命与文学》（1976）中，就直接提出了中日“1930年代文学的世界同时代性”概念：“所谓30年代是在1920年代全面现代化了的中国文学基础上，以无产阶级文学为媒介而获得了世界同时代性的时期，在这一点上又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1930年代中日之间出现了文学上的同时代性，而战争导致后来两国文学的分道扬镳。对此，桥川文三回应说：如果日本人能够了解到邻国的同时代人，他们有着相同的生存方式、用同样的方法和武器挑战同样的问题，那么才能加深对鲁迅的理解。可以说，到此日本学人对“同时代性”和“同时代人”的观念都有了清晰的表述。我想，战后日本知识者能够达到对鲁迅的深刻理解，这个战前就曾出现的“同时代性”认识十分重要。也因此，他们得以不仅把鲁迅视为外国文学作家，更当作解决本国本民族课题的重要资源而实现了深度的思想开掘。
我由此进而想到，与中野重治同时代的中国文人知识精英，实际上不也有过这种相似的“同时代”感受嘛。例如，周氏兄弟。在中日开战前夕，鲁迅应日本《改造》杂志之约作《我要骗人》（1936）一文，就直言“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要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表达了对当时中日两国国家关系的极度悲观。但同时，他又明确意识到“可悲的是我们不能相互忘却”，如庄子那样“相忘于江湖”！我们毕竟是身处20世纪这个大时代的邻国同士，虽然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而周作人则在《怀东京》（1936）中称：自己妄谈日本文化“并非知彼知己求制胜，只是有感于阳明之言，‘吾与尔犹彼也’……”。就是说，兵家所言的“知彼知己”不是目的，王阳明那种对毙命路旁的陌生人能感到同为人类而悲悯之的态度，乃是自己看待中日文化关系的根本立场。因此，他要追寻同为亚洲同为“东洋人的悲哀”！在历史上中日关系最黑暗的时刻，周氏兄弟看似相反、实则相近的悲天悯人式对待中日关系的表达，虽然没有采用“同时代”的词语，也并非从中野重治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时代性的角度出发，但同样感到了中日两国彼此并非路人，敌对关系中亦有“不能相互忘却”的东西在。我理解，这也是一种源自“同时代”的感受。
因此，我们讨论20世纪中日间的文化思想关联，这样一种同时代认识应该是必要的思考前提和基础。我们可以把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问题放在一个东亚现代历史进程中，不仅关注两国之间的矛盾抗争甚至战争仇恨等“历史的断裂”方面，也要看到更复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关联。总之，一旦人们突破了以往“国史”的固定疆界和本民族中心的思想牢笼，崭新的区域视野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20世纪后半叶以来，包括冷战和全球化的七十余年时间里，日本学人倾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真诚地致力于在思想精神和文化政治上深度理解鲁迅，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绝非“外国文学研究”或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成果”所能概括的。而我在撰写此书过程中，始终注意把中日间的东亚同时代史视角贯彻始终，不仅将其作为一段学术史更当作同时代的文化思想史来叙述。至于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我不敢说。惟愿读者们领会我的意图，给予批评指正。
谨以此书向曾经得到教诲的上举日本一代学人表示我的一份敬重和谢意。同时，以此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
赵京华
2020年10月16日 定稿
于北京太阳宫寓所
作者简介
赵京华，吉林人。曾就读于吉林大学、日本一桥大学，现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2004年以来，先后在日本崎玉大学、爱知大学、东京大学等校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著有《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中日间的思想——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思想构筑未来——中日思想文化读书记》等。主要译著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岩波定本）》等。主编中文版6卷本《柄谷行人文集》。
本篇为《活在日本的鲁迅》的“后记”。
・感谢作者和出版社授权发布。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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