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钱昕怡《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

什么是“日本思想”？它是一种自古以来的客观存在，还是近代民族国家为了身份认同而“被构建”的产物？中国人民大学钱昕怡副教授的新作《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并未止步于对日本思想家学说的简单罗列，而是以一种极具穿透力的视角，对“日本思想史”这一学科本身的成立与发展进行了深度审视。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普遍与特殊——基于同时代史的视角”和“断裂与连续——基于史学史的视角”。第一部分侧重于思想家及其政治立场的阐述，深入分析了诸如大隈重信、吉野作造、山川均等人物的思想主张，如何影响近代日本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第二部分则探讨了战后日本历史学界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历史的断裂与连续性，尤其是在日本学界如何逐步接受现代西方思想的影响并反思其历史的过程中，逐步清晰了日本思想史学的独立性和理论框架。

书中的分析不仅局限于人物和思潮，还结合了大量的史料与背景，展示了日本知识分子如何在内外部压力下形成特有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在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期，作者展现了日本思想界的复杂性，强调了思想与政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对比不同学者的观点，钱昕怡教授揭示了日本思想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呼应了全球思想史的主要脉络，同时也对日本文化身份的构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文明互鉴学术论丛” —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文明互鉴学术论丛”》钱昕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绪论，什么是“日本思想史”

本书以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为主要论述对象，属于日本思想史领域的研究。如果把“思想史”定义为一个研究“思想的历史”（history of ideas或intellectual history）的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那么这里作为研究对象的“思想”究竟是“日本的”思想，还是“日本思想”？这是一个问题。

前者的“日本”作为定语，可以限定为一个时空概念，在“日本”各个时期产生的思想内容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但是何谓“日本”呢？而后者的“日本思想”似乎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限定语。提起“西方思想”，我们可能会马上联想到基督教、启蒙理性，说到“中国思想”，也自然会想到儒学、道教、“天人合一”等，但关于“日本思想”所对应的思想内容，可能并不存在一种常识或者说共识。日本本国的思想史学者也承认，“日本的思想是在吸收外来思想的基础上变化融合而成的”“日本的思想史并不像西方的哲学史那样具有核心的内容，是在各领域分散地展开的”。正因为缺乏抽象化的体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迄今为止的日本思想史研究都属于构建研究对象的一个过程。无论是“日本的”思想还是“日本思想”，确立方法论或者说研究视角是开展研究的前提。

一、井上哲次郎与“国民道德论”

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中江兆民曾明言：“日本从古至今并无哲学。”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认识，近代日本的高等教育开始时，制度的设计者并未设立专门研习本国传统思想的学科。最早的大学东京大学（后陆续改名为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于1877年成立时，就在文学部下设了哲学科，而该哲学科以移植西方哲学（philosophy）为宗旨，全部用英文授课，更遑论“日本的思想”或“日本思想”了。

“日本思想史”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真正起步要等到1890年《教育敕语》颁布之后。为配合《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施行而颁布的《教育敕语》以天皇的名义宣示了国民道德的根源以及国民教育的基本理念。《教育敕语》规定“克忠克孝”为“臣民”道德的根本，要求将培养奉公守法、维护天皇制国体的“忠良臣民”作为学校教育的使命。一大批阐释这一官方意识形态的“国民道德论”应运而生，其中最重要的旗手当属时任东京帝国大学（简称东大）文学部哲学科教授的井上哲次郎（1855—1944）。

井上哲次郎是东大文学部哲学以及政治学科（第一学科）的首届毕业生。1880年毕业后，他先是在文部省任职，翌年根据英国哲学家威廉·弗莱明（William Fleming）的《哲学字典》主持编译了《哲学字汇》一书，统一了诸多哲学术语的汉语译词，对普及“哲学”“主观”“客观”等概念影响深远。彼时，明治政府开始反思全盘西化的文教政策，1881年东大文学部改为三学科制，“哲学科”独立为第一学科（第二学科政治及理财学科，第三学科和汉文学科），并开设印度及中国哲学科目，次年改为“东洋哲学”，由履新东大副教授的井上哲次郎担任主讲，日本近代史的中国思想研究可以说是由此发端。^41884年开始，井上被官派至德国留学六年之久，先后就学于海德堡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专攻德国观念论哲学。1890年，井上哲次郎回国，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教授。颇耐人寻味的是，掌握西欧最新哲学归来的井上教授接受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受明治政府的委托，注解新颁布的《教育敕语》，其成果即翌年出版的《敕语衍义》。当时关于《教育敕语》的解说图书汗牛充栋，而井上哲次郎的《敕语衍义》被指定为师范学校和中学教科用书，可以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

井上把“孝悌忠信”和“共同爱国”作为《教育敕语》的两个中心思想，并强调“忠孝一致”是国民道德的根本，因为日本是以天皇为宗的家族国家，孝于家长与忠于天皇是一体的。井上认为，只有这样的家族国家才是日本“国体”的精华，这个国体基于所谓“万世一系”的传承，神圣不可侵犯。正如严绍璗在评价《敕语衍义》的思想及其意义时所指出的那样，此衍义“构筑起了一个把传统儒学、西洋国家主义，与日本神国尊皇观念融为一体的缜密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以附着于天皇制国体为基础，以儒学的政治伦理为内核，以神国皇道观念为灵魂，以国家主义为表述形式”。

然而，显然井上所强调的“忠孝一致”，表面上虽然以儒学理论为根据，但其实质是对原本认可“易姓革命”的儒学的扭曲利用。为了构建日本特殊的儒学话语（“明治儒学”），井上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运用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的框架整理和建构日本的思想史资料。他的“儒学研究三部曲”［《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1900年）、《日本古学派之哲学》（1902年）、《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1905年）］对日本儒学史的整体把握和学派归类为“东洋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建立了范式，被丸山真男评价为“是将日本儒学史作为‘思想’的历史来对待的最初的力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三部曲”论证了儒学的日本化，其学派归类至今依旧是主流的日本儒学分类方式。但从井上主要按照师承关系来进行学说整理的方法论而言，他的儒学研究与其说是“思想史”，不如称之为一种“学说史”的尝试。

井上的著述活动有学术的一面。他作为日本学院哲学学科的奠基人，融合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学术理想和学术自觉不可否认，但其为建设日本国民道德意识形态服务的政治意图也毋庸置疑。例如，井上在完成于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一书序言的结尾写道：“目前日俄战争已宣告终结，我邦之荣光发扬光大于四海宇内，欧美学者试图究明我邦强大之原因。此时展开朱子学派的历史研究，认识我邦德川氏三百年间的教育主义在国民道德发展史上带来的巨大影响，已是时不我待之事。有志于德教之学者，宜深思之。”^111912年，井上又出版了其在东大的讲义《国民道德概论》，从“记纪神话”讲起，以神道和武士道思想为代表，梳理了以“忠孝一本”为核心的“国民道德”谱系。这本书也被认为是日本学界在日本思想史通史叙述方面的开创性成果。

如丸山真男所述，自明治中期（20世纪初）前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大正民主主义”时代，“国民道德”“都是根深蒂固地残存在保守阶层之间的一种意识形态用语。最为善意的解读是：这是明治维新后日本遭遇西欧化的洪流，为了寻求自己的国家以及国民的同一性（national identity）的一种绝望的努力在道德方面的表现”。可以说，作为学问的日本思想史学在日本诞生之初，就肩负构建国民身份认同的使命，具有较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

到了昭和前期即“九一八”事变前后，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对青年学生的影响，确保日本帝国主义强占的所谓“大陆权益”，宣扬“日本精神论”“皇国史观”——主张日本高踞万国之上，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下的“神国”的历史观——的著作开始盛行。1935年的“国体明征运动”之后，文部省大力推进在各大学设置“国体学”讲座。于是，1937年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新设了“日本精神论”讲座，由国史学教授西田直二郎和哲学教授高山岩男负责。1938年，东大文学部也开设了对应的“日本思想史”讲座，由国史学科教授、日本中世史学者平田澄主讲。作为“学问”的日本思想史学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时期反倒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平田澄作为“日本精神”的指导者与军部关系密切，高山以“世界史的哲学”的名义支持日本对英美开战，西田更带着学生帮助文部省普及“皇国史观”。1945年日本战败，类似的“国体学”讲座均被废止，以上三位学者也被解除了公职。

二、津田左右吉、村冈典嗣、和辻哲郎与“科学”的日本思想史研究

相对于把“日本思想”“日本精神”作为自明的前提的“国民道德论”谱系，战前（本书的“战前”特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后”类推。——笔者注）日本的学界也存在试图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追求学问的客观性、“科学性”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代表人物有津田左右吉（1873—1961）、村冈典嗣（1884—1946）以及和辻哲郎（1889—1961）。

津田左右吉自幼研习汉学，1891年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现早稻田大学，简称早大）政治科。毕业后一边跟随东帝大教授白鸟库吉学习，一边担任中学历史教员。1908年至1914年任白鸟创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研究员。白鸟是东帝大文学部史学科的第一届毕业生，深受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在促使“东洋史”研究实证化、科学化方面功不可没，被认为是日本历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18年起，津田长期执教于早大文学部，先在史学科教授“东洋史”，后调任至哲学科，讲授中国思想史，1934年设立了早大东洋思想研究室。

津田继承白鸟的疑古思想，自觉运用文献批判和实证史学的方法，将包括“记纪神话”在内的文学作品作为反映各时代思潮、社会文化、政治状况的史料进行解读，接连刊行了四卷本《文学中所见的我国民思想研究》（1916—1921年）。在这一大作中，津田按“贵族时代的文学”（推古朝前后至《新古今集》时期）、“武士文学的时代”（平安时代末期至江户时代初期）、“平民文学的时代”（宽文元禄时期至江户时代末期）的顺序叙述了各时代的自然观、人生观、恋爱观及政治观等。丸山真男评价该著作“把日本思想史从学说史中解放出来，进而切断国粹思想等特定的政治目的，或者国民精神、国民道德之类的教条束缚，在与国民生活变化的关联中来把握日本思想史。对人性观、世界像、日常生活感情等进行多面性的考察，此时科学的思想史才开始建立起来”。

“津田史学”的另一大贡献是对“记纪”的批判性研究。通过对日本最早的书面文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校勘研究，津田认为“神代史”不是历史，而是后世为了政治目的而伪造的，对明治政府及其御用学者们极力鼓吹的“皇国史观”给予了有力的批判。^171939年，津田任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用文部省“国体学”讲座预算新设的“东洋政治思想史”讲座兼职讲师，因其所谓“神代史抹杀论”受到右翼极端分子的攻击。翌年，他以违反出版法、“冒渎皇室尊严”的罪名被起诉，其古代史研究的四部著作被封禁，被迫辞去了教职（“津田事件”）。

村冈典嗣幼年时寄宿于其亲戚、国文学者佐佐木弘纲家，与佐佐木信纲（佐佐木弘纲长子）一起长大，从小学习《万叶集》以及和歌创作，具备了较为扎实的古典文学素养。1902年，他进入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专攻西方哲学，因感受到《万叶集》时代日本人的国民感情和古希腊精神有某种类似性，故而对古希腊哲学以及基督教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191906年早大毕业后，他甚至到德意志新教神学校专门学习了一年。1911年，年仅26岁的村冈因出版专著《本居宣长》一举成名。该书综合运用了德国古希腊历史学家、诠释学家伯艾克（August Böckh）文献学与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理论，被认为是近代第一部日本思想史的“科学的著述”，至今被奉为近世日本国学研究的经典。村冈借用伯艾克提出的文献学方法论（Philologie，也称语文学方法论）框架来解释宣长的国学研究所遵循的“文字—语言—思想”路径，认为二者在本质上都是以理解古代精神为目的，“对由人类精神所产出的东西，即对被认识的东西进行再认识”。虽然这一时期的村冈尚无明确的学科自觉，但他重视国学所具有的客观实证精神，并试图在历史科学、文化科学（“历史的文化学”）的维度上“科学”地探究“古学”“古道”发展的历史。

因其学问受到赏识，1920年村冈开始担任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德育专攻科教授，并在第二年被派往欧洲留学约两年半之久。1924年回国后，村冈直接受聘成为东北帝国大学新设的法文学部文化史学第一讲座（日本思想史专攻）第一代教授，直至1946年去世。在任期间，村冈在国学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兰学、儒学、神道史、国体思想、武士道等，完成了《日本思想史研究》全四卷（1930—1949年，其中部分卷次为其去世后由遗稿整理出版）、《日本文化史概说》（1938年）等著作，并于1934年创立日本思想史学会，同时创建《日本思想史学会会报》，在学科体系建设和理论方法构建、人才培养等方面贡献卓著。引领了战后日本思想史潮流的丸山真男、家永三郎都曾亲炙村冈之教，并表示自己的学说受到过村冈启发。

村冈战时的讲义也包括了“日本精神史”“国体思想史”等内容，但由于一直保持了力求客观实证的学问精神，以村冈为第一代教授的东北帝国大学日本思想史讲座是日本主要国立大学中少有的从战前延续至今（现为东北大学文学部日本思想史研究室）的研究机构。

和辻哲郎出身于农村医生家庭，接受了明治政府推行义务教育制度后确立的完整的近代新式学校教育。1909年，他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相当于现今的“学部”）哲学科学习。正值大正教养主义、人格主义流行的时期，“烦闷”的文学青年和辻一边与谷崎润一郎等同人醉心于文学艺术创作，一边研究尼采、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考个体该如何生存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辻强烈认识到国家对个人的束缚，开始关注“民族精神”的问题。他认为，军人和教育家们所鼓吹的“日本魂”空洞浅薄，只有重建基于“诚实的个人”内在的生命生活经验的“日本文化的个性”，才能使日本避免西方文明带来的物欲、暴力和战争。从这样的问题意识出发，和辻首先开展了对日本古代文化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古寺巡礼》（1919年）、《日本古代文化》（1920年）以及论文集《日本精神史研究》（1926年）、《续日本精神史研究》（1935年）。和辻借鉴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提倡的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的研究方法，试图在《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等古典文学、佛教美术、歌舞伎这样的传统文化中发现作为整体的日本人不同于希腊人、中国人、印度人的特性。

1925年，和辻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伦理学讲座副教授，开始研究佛教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学。受到西田几多郎等同僚感召，和辻开始了构建可以解释日本文化特性的哲学伦理学的一系列研究（“和辻伦理学”被认为是“京都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至1928年，和辻以研究道德思想史的名义被派往德国留学。刚到德国不久，他便读到了海德格尔刚刚出版的大作《存在与时间》。因为对该书只关注时间性而没有考察空间性感到不满，加上旅途中迥然不同的各地风景带给他的深刻印象，和辻开始关注人类生存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在1935年完成的专著《风土——人间学的考察》一书中，和辻打破主客观二元论，用完美结合了自然和历史的“风土”概念定义塑造国民性格的空间性，将全世界的风土划分为季风型、沙漠型、牧场型三类，认为“季风型”的风土决定了日本人的生存方式，将“日本的国民性格”描述为“平静的激情，战斗的恬淡”。

与《风土——人间学的考察》同一时期，和辻还撰写了《作为人间学的伦理学》（1934年），在其延长线上又开始了《伦理学》（上卷1937年、中卷1942年、下卷1949年）的写作。不同于西方和儒学中强调个体性实体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和辻基于日语“人间”的词源，将人定义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性存在，试图构建一个能够描述“人间存在的理法”，即人类实践的主体性活动之理法的普遍理论体系。和辻同时发展出了强调日本文化特有的“民族精神”的伦理学体系，作为这一普遍的人伦体系在日本特殊的“风土”条件下具体化的表现。1934年起，和辻调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伦理学科教授，讲授“日本伦理思想史概说”课程。其以“尊皇思想”“献身的道德”“人伦国家的理想”为主题的讲义内容后来均以论文的形式公开表，并于1943年出版了专著《尊皇思想及其传统》。这些内容均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了他二战后出版的《日本伦理思想史》（上下卷,1952年）中。和辻在京都帝大任教期间就曾主讲“国民道德论”，他还是官方教科书《国体之本义》文部省指定的编纂委员之一。丸山真男认为，《偶像再兴》（1918年）至《日本精神史研究》（1926年）阶段是和辻最有生命力的思想史研究阶段，其后期的日本伦理思想史研究“近乎是前一阶段的国民道德论的一种变种”，是“国体论的一种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和辻主张“尊皇思想”的传统主观上并非为了迎合时局，而是其伦理学体系建构的结果。和辻一方面公开批评井上以及“日本精神”论者所鼓吹的“忠孝一致”是“将封建的君臣道德偷换成为对天皇的忠诚”，并不是“站在国民立场上的主张”，是“原理问题的混淆与历史问题的混淆”，另一方面同样地想要追寻自原始时代以来一贯的“传统”。和辻反对津田左右吉认为“神代史是为了说明皇室的由来而编撰的故事”的说法。他认为，“记纪神话”的核心在于集中体现了日本各地的部落从只祭祀自己的氏族神，到后来以皇室祖先神为中心的祭祀习惯的改变，而这一“祭祀的统一”过程更说明了作为“血缘统一体”（无论事实上是否存在血缘关系）的“民族整体性的自觉”以及皇室权威在国民中间确立的过程。从“人间学”的视角出发，他将天皇制视为统一的伦理共同体，试图从历史的维度来论证“尊皇思想”乃各时代伦理思想的核心，由其衍生出来的“献身”等各种伦理自觉共同形成了伦理思想的“传统”。由于直接证明了“天皇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这是贯穿于日本历史的事实”，战后和辻成了具有代表性的象征天皇制的拥护者。这一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战后体制的保守性。

三、作为“问题史”的“丸山思想史学”

丸山真男（1914—1996）在1983年《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语版的作者序文中将战前日本思想史研究的“遗产”分为三种类型，即（1）以“国民道德论”为基础的“日本思想”的研究、（2）以津田、村冈、和辻上述三人为代表的文化史研究以及（3）永田广志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基于唯物史观的思想史研究三种类型。他认为后两种研究均属于以“科学的”学问研究对抗“国民道德论”“国体论”的立场。文化史类型的研究把“文化”“哲学”等思想内容看作客观具体的存在，主张从思想的“内部”内在地理解思想的发展逻辑，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调从“外部”关注思想、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在自觉将上述“内在的认识”与“外在的认识”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意义上，以德川时代至明治初期的政治思想为主要对象的丸山的研究可以说是战前“科学的”思想史研究的继承者。

出生于1914年的丸山被称为“大正之子”，亲身经历了日本由“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全盛”的时期转向昭和法西斯主义的过程。^351931年4月，丸山考入旧制第一高等学校。同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政府加紧了对左翼运动和威胁“国体”、批评战争的言论的镇压，整个社会开始出现赞美战争的氛围。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大量左派知识分子转向成为“日本主义”者。由于受家庭环境（其父丸山干治是政论记者）的影响，丸山在政治上较为早熟，从小关心社会问题，中学时曾参加过无产阶级政党的演讲会。上高中后学习德语，丸山熟读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等德国新康德派哲学家的原著，其区分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主张人应该践行的道德价值［“当为”（Sollen）］独立于事实认识而存在的观点对丸山的思想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丸山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文献，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喜欢读书的文学青年、哲学青年，并未参加政治实践活动。

1933年4月，刚成为高三学生的丸山因涉嫌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思想警察（“特别高等警察”，简称特高）检举，突然遭到逮捕拘留。面对国家权力的暴力，充满不安与恐惧的丸山只是在拘留所流泪，这突然让他“自觉平时所谓‘知性’之类的东西是多么靠不住”。虽然很快被释放，但这一事件使19岁的丸山意识到“自我的问题”。如何在内心确立一个始终都能保持傲然仡立、泰然自若的主体性呢？丸山开始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直到助教时代，丸山还必须每年两次接受特高课刑警或宪兵的问讯。而其升任帝国大学法学部副教授之后，也未能免于兵役，曾两次被召入伍，经历了严酷的军队生活，并于1945年8月6日在广岛的陆军船舶司令部执行任务时遭遇核爆——这正是美军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而这一事件也加速了日本的战败进程。

丸山成为研究者后之所以将剖析“天皇制的精神构造”、思索政治与人的问题作为自身的主要课题，与其对于政治权力的这种带有“身体感觉”的个人经验密切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丸山的思想史研究一开始就带有“超学问的动机”，如何确立个人的“内在主体性”是丸山一贯的问题意识。而“丸山思想史学”也因此开创了一种关注思维方式、关注“问题史”的研究范式。

1937年丸山从东大法学部政治学科毕业后，留校担任政治学史专业南原繁教授的助教。丸山原本计划在南原的指导下，从事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但正逢法学部教授会向文部省提出在“国体学”讲座名义下新设“东洋政治思想史讲座”的申请获得通过，这一申请的主要负责人南原希望该讲座能成为把日本思想史作为一门客观的学问来进行研究和教育的场所，以对抗“作为时局性学问对象的日本思想史”“日本精神论”。于是，以成为新设讲座的任课教师为前提，助教丸山开始了南原教授所期待的“日本传统思想”的研究。这一时期，他旁听了文学部平泉澄的“日本思想史”讲座和和辻哲郎的“日本伦理思想史概说”讲座。1939年10月，法学部正式开设“日本及东洋政治思想史”讲座（政治学、政治学史第三讲座），最初担任讲座教授的是从早稻田大学请来的外聘讲师津田左右吉。第二年，因国粹主义者的攻击，津田被迫辞职，接任他的是东北帝国大学的“日本思想史”讲座教授村冈典嗣。村冈担任了将近三年的外聘讲师，直至1942年10月丸山正式接任该讲座。在此期间，受村冈的国学研究的启发，丸山关注到荻生徂徕的儒学思想对国学思想产生的影响，接连发表了两篇徂徕学的研究论文。第一篇是助教时期的论文《日本近世儒学发展中徂徕学的特质及其同国学的关系》（1940年），第二篇是升任副教授后写的论文《日本近世政治思想中的“自然”与“制作”——作为制度观的对立》（1941年）。这两篇论文被公认为是战后“所有德川思想史研究者的‘出发点’”，与他1944年应召入伍前完成的关于“国民主义”（nationalism）的形成的论文一起收录在他战后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中。

丸山虽然与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共鸣，但是又对机械的反映论教条主义有着方法论上的不满。运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以“思维方式”（Denkstil）为媒介］和法兰克福学派（同样直面了法西斯主义不断抬头的危机状态）等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形成的社会思想史方法论，考察了作为德川政权意识形态的朱子学的自我解体过程。他认为，以荻生徂徕对朱子学的改造为契机，朱子学以自然性秩序的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被徂徕学以主体性秩序的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所解构，意味着德川时代的儒学思想内部已经萌生了“近代意识”，为明治时代接受西方自然权思想做了铺垫。由于套用了西欧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市民社会的进化论公式，丸山的立论也因此被视为“近代化论”。

丸山的早期研究在战后学界受到种种批评，其中关于日本朱子学等同于中国朱子学以及朱子学在近世前期已经流行的说法，已被渡边浩等学者的实证研究推翻。丸山本人也承认他在“有别于中国的停滞性的日本的相对进步性”的看法上存在“明显的缺陷”。但丸山为何要冒着片面性和单纯化的危险，一味运用“近代意识”成长的观点来叙述德川思想呢？正如丸山自己表示的那样，其背后是在极权主义的时代，希望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对抗法西斯主义史学、对抗所谓“近代的超克论”的“纯粹地超越了学术关心的动机”。

“超克论”者的主张存在两种“表里一体”的论调：一种论调主张“明治以后的日本已经足够近代化了，现代日本最大的病灶在于过度吸收了西欧近代的文化制度”，把日本自身的问题都归罪于“近代”；另一种论调鼓吹“日本在被‘近代’污染以前，已经形成了与古代信仰以及儒学等大陆传来的‘东洋精神’浑然融合的美丽传统”，而把这一“我们祖先的美丽传统从‘近代’清洗出来才是日本对‘世界新秩序’建设的贡献”。丸山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初版后记中说：“在‘超越’和‘否定’近代之声叫喊不已的时候，关注明治维新的近代性侧面，进而关注德川社会中近代要素的成长，不仅对于我，大概对于那些意识到要顽强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学家来说，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据点。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我埋头钻研德川思想史的一个可以说是超学问的动机，就在这里。”他曾高度赞赏南原繁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超学问的动机推动着严密的学问操作，对现代的切实的问题意识与纯粹的历史研究在最深处完美契合”，“这才是思想史这种学问在本质上所应承担的课题”。在左翼纷纷转向的时代，河合荣治郎、南原繁等周围少数自由主义者挺身抵抗时局的勇气也极大地鼓舞了丸山，促使他坚定地选择将拥护“近代”的理念作为自己的“当为”。

值得注意的是，丸山批判“超克论”者之流“近代思想即西欧思想这一简单的等式化”。在丸山看来，“近代”代表的是以个人精神的自由为中心的、超越文化差异的全人类共有的普遍理想。这一理想虽然以18世纪的西欧思想为模板，但事实上在欧美诸国也不是以完全的状态存在的。丸山理解的“近代化”（modernization）是一个不断在自我否定中演变的进程，民主主义也只有不是作为制度，而是作为过程永远处于运动之中才有意义（“不断革命”）。正是基于理想主义的信念，从日本实际的历史条件出发，丸山把描述近代性思维逐渐萌芽并最终遭受挫折的历史过程、揭示压抑“近代意识”成长的日本社会的病理特质作为自己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从二战前的近世儒学和明治早期国民主义研究出发，二战后丸山接连发表了以《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1946年）等论文为代表的一系列批判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以及以福泽谕吉研究为代表的论述近代日本启蒙思想的文章。而随着对“无责任体系”等结构性病理现象成因的探讨不断深入，丸山逐渐开始从通史性、整体性的角度关注日本的思维方式中持续存在的、阻碍内在主体性（“自主人格”）确立的负面“传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讲义和论文中，丸山在纵向上把实现“近代”的世界历史看作一个运动，又在横向上导入“文化接触”的视角，将贯穿日本史的对外来思想的接受范式称为“原型”、“古层”、“执拗低音”（bassoostinato）。按照丸山的说法，“古层”论并非文化决定论，而是为了克服将思想史分为“本土的”思想对“外来”思想的二元论图式，更好地把握日本思想史的“个性”的方法——正是为了避免把“古层”当作日本文化本质的误解，丸山最后把用语改成了音乐术语“执拗低音”。

丸山的精髓在于“反本质主义”。可以说，从“近代化论”到“古层论”，他为了实现更加普遍的思想，将要进行“精神革命”的问题意识一以贯之。但耐人寻味的是，丸山同村冈、津田等前辈学者一样，以日本最早的书面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作为描述日本人固有的历史、政治以及伦理意识起源的素材。因此，也有论者评价丸山凭着“古层论”的提出，获得了津田和村冈以来，“以日本固有的某种存在为前提，来讲述日本思想的历史性变迁”的这种日本思想史研究“正统的后继者”地位。不可否认，丸山的历史叙述也是以封闭单一的日本“一国史”为前提的。也正因为此，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史学兴起，日本知识界也出现了批判“国民国家论”的热潮，丸山被批评为“国民主义者”。

四、日本能否成为一个平等的“他者”？

纵观以上作为一门学科的“日本思想史”在日本的学术史发展脉络，无论是“国民道德论”，还是包括文化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内的“科学”的思想史研究，都是对日本人共有的“传统”的一种探求，属于一种构建日本文化身份的知识生产。

后现代理论家酒井直树直截了当地指出，探究“日本的思想”是什么的欲望是“日本思想史”成立的条件，“日本思想史”的话语结构反映的是一种“欠缺意识”，是“近代世界的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认同和反对无法回避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力学”。因为有西方思想史、西方哲学，所以必须有日本思想史、日本哲学，正是这一“模仿性的欲望”维系了“日本的思想”的知识生产制度，而“日本”“日本人”“日本民族这一国民主体”的存在则被当作“自古以来”的自明的前提不容置疑。“日本思想史”这一学问也由此具有双重“现代性”：一是“想要通过排除外国的思想来寻求‘日本的思想’这一欲望形式上的‘现代性’”，二是只能通过以“西方的思想”作为参照系来构建日本思想史这一历史制约的“现代性”。

酒井认为，津田和和辻等人即便把中国、印度当作比较的对象，他们的“诉说对象”也依然是“假想的西方”。而丸山的研究以徂徕学研究为代表，考察的正是如何“制作国民主体”的问题。这些日本思想史学者通过以“西方”的相似性（模仿性）为媒介，获得了再现=表象“日本”的可能性，也获得了作为认同对象的“日本”。子安宣邦也批评丸山将欧美近代作为预设的前提，以“近代思维”成熟与否的问题替换了对作为“近代世界秩序”的“近代”的追问。笔者以为，姑且不论丸山的思想主张是否有“近代主义”抑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酒井和子安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后殖民语境下解构丸山的发问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近代”的批判理性精神的体现，是丸山史学“问题史”范式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中国思想史学者葛兆光在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近代思想史学界在丸山思想史学延长线上“批判性超越”的研究状况后指出，很多日本学者有相当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即为当代日本思想“寻根”的意识，也因此特别注意区分“他者”和“自我”，特别注意对于“他者”的研究，其归宿应当是对于“自我”的认识。他认为，中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也应反思是否具有这种“区别”与“认同”的意识，“要想一想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卞崇道、吴光辉在梳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史时，也援引葛教授的这篇文章向中国的日本思想史学者抛出了同样的问题。

也许酒井等人的批判过于尖锐。事实上，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无论是近现代日本思想还是19世纪以前的日本思想研究都一度出现停滞的“空白倾向”。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前后，这一局面有所改观，日本学界甚至掀起了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的一股小热潮。例如，在通史性研究方面，除了米原谦的《日本政治思想》（2007年，2017年增补版）、西田毅编著的《概说日本政治思想史》（2009年）、清水正之的《日本思想全史》（2014年）、末木文美士的《日本思想史》（2020年）等单行本外，以日本思想史学会的成员为中心，还相继出版了《岩波讲座日本的思想》（2013—2014年）、《日本思想史讲座》（2012—2015年）等系列著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正统”日本思想史学的最新成果。与传统的以思想家和时代思潮为中心的构成方式不同，《岩波讲座日本的思想》全八卷采用了专题研究的方式，各卷以“内与外”“自然与人为”“身与心”“秩序与规范”“仪礼与创造”等现代社会关心的思想问题为主题展开，从文化史、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进行多样化的研究，并注重与东亚、中东地区等多元文明之间的比较，呈现出成为“人文科学基础主干学科”之气象。黑住真解释讲座题目之所以命名为“日本的思想”而非“日本思想”，是因为对“日本”本身、“思想”本身抱有疑问。而未采用“思想史”一词，则是想突出除了史实，还要对“思想”的形态和组织进行研究。这也反映了新一代的日本研究者立足于自身所处的全球化时代，面向未来重新思考何谓“日本思想”及其作为“思想”的根本意义的姿态。

无论是建构还是解构、“区别”还是“认同”，归根结底还是确立“研究者的主体性”也即“问题意识”的问题。酒井在批评日本思想史研究时，借用“翻译是译者对不懂原语的受众的再现=表象机制”这一理论指出，以“作为理念的西方的普遍性”为前提，将“日本思想的特殊性”概念化的研究者只能是“思想的翻译者”。如何不成为“日本思想”的“翻译者”恐怕也是中国学者在从事日本思想史的研究时最需要自觉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工作是再现=表象“日本思想”，那其意义何在？学问与政治、知识与实践的关系，是每个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也是笔者关注“日本思想史”的学术史的出发点。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发展，中国的日本研究已经从关注日本的经济、政治、外交进入了关注其背后的“思想和行动的逻辑”，进行更深入的“深层认识”的层面。在近代思想研究方面，除了基本史料的整理、译注和出版，从“同时代史”和“区域史”的视角，围绕着“传统”与“现代化”、“东方（非西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中心”与“周边”、理想与现实等共通的思想课题，近年来我国学者在中日儒学、哲学（概念史）、历史学、文学等领域的比较研究方面开辟出了诸多富有洞见的研究议题。但这里似乎也存在着一个类似如何在“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之间保持自省的问题。由于复杂的历史纠葛，在解读日方史料时能否抛掉先入为主的观念，把日本当作一个平等的“他者”来看待，能否按照日本自身的语境和历史脉络来解读，可能是每一个中国的日本研究者首先需要克服的难题。

如伽达默尔在关于诠释学的哲学讨论中指出的，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Vorsicht）或者说“前理解”、偏见，但这不等于每个人都可以盲目坚持自己的前见或偏见。合理的理解应该通过不断地“对话”、不断地“提问”，把自己（解释者）的前见与他人（文本）的前见放入一种动态的交互影响关系中，形成一种视域的融合。这对于跨文化理解也富有启发意义。按照丸山真男的表述，思想史本来的课题即在于，要在受制于“历史的历史制约性”和发挥“自己相对历史对象”的能动性之间保持“辩证的紧张关系”，再现过去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外国研究的中国日本思想史研究更应具有方法论意识，不能懈怠。

后记

本书除绪论外，各章内容都曾于2002—2024年独立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现修订结集成书，也算是对笔者有关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笔者自2005年获得博士学位、从日本留学回国以来，便在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任教。二十年来，中日虽然也有过两国民众相互好感度上升的时期，但由于历史认识、钓鱼岛争端以及核污水排海问题等，中日关系一直处于在困难中曲折前行的状态。如何提高学生的专业认同感，让他们愿意学习日语，并有志于日本研究是老师们常常感到困惑的问题。贯穿本书的一个问题意识也在于促进两国学界的对话，促进两国的相互理解。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延续了本人写作博士论文《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中国革命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时期的问题意识，以同时代的中国革命和大正民主主义运动为背景，重点考察浮田和民、吉野作造、山川均以及长谷川如是闲等当时在“大日本帝国”内部属于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革命、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可能性的问题。从结论上来说，虽然他们各自从“文明论”“民本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奉行所谓“落后于时代”的赤裸裸的领土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了批判，但其批判并没有否定帝国主义本身，而是在如何改造“帝国主义”的维度上展开的。通过对中日关系中民族主义的冲突这一横断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知识分子在普遍的“主义”和特殊的国家利益之间的犹疑和取舍。

第二部分主要收录了本人承担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日本当代学者“帝国史”书写及其史观研究》（项目批准号：18YJA770011）期间的成果。从二战后史学界有关“大正民主”的研究史的梳理出发，笔者开始关注二战后日本史学史的问题。以纵向的战后各时期日本学者的历史认识及其对自身所处时代的问题意识的考察为主线，通过对《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系列中国近现代史》等著述的考察，揭示了战后日本史学界的研究范式从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单一国别史（“一国史”）叙述到以“帝国史”叙述为特征的后现代史学的转向。史学史的考察也是对日本知识分子历史观的研究，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日本的社会转型和中日关系的走向都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说来惭愧，博士毕业二十年了，这是我的第一本中文著作。谨以此书献给我在日本同志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西田毅先生（1936—2021），以及硕士阶段曾在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给予我思想史启蒙的诸位客座教授。他们是李德先生（1922—2000）、陈啸（歗）先生（1938—2015）、木山英雄先生、沟口雄三先生（1932—2010）、野村浩一先生（1930—2020）、和田守先生（1940—2019）、代田智明先生（1951—2017）、渡边浩教授、清水昭俊教授、辻本雅史教授、吉村亨教授，以及时任中方主任的严安生教授为了激发我们作为中国人的“研究主体性”和“问题意识”，特意请来的钱理群教授和孙歌教授。在日研中心就读期间，正值孙歌教授与日方主任沟口雄三先生合作发起了中日间的“知识共同体”对话活动，在日研中心的多功能教室举办了多场包括我国港台地区学者在内的中日韩三国学者研讨会，讨论战争记忆与战争责任等问题，学生们也被允许坐在后排旁听。具体内容早已记不清了，但各国学者们围坐在一起对话，试图超越本国本民族、以“问题”为纽带共同面对“相互缠绕的历史”的勇气和责任感带给我的冲击和感动却记忆犹新。这本小书也算是当年受到先生们感召的一个回响吧。

注释

1末木文美士「はじめに」『日本思想史』岩波書店、2020年、5-6頁。
2中江兆民「一年有半」『日本の名著36中江兆民』中央公論社、1979年、378頁。
3苅部直『日本思想史への道案内』NTT出版株式会社、2017年、13頁。
4池田知久：《近代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人文》2019年第1卷，第17-18页。1886年，根据日本政府的《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更名为“帝国大学”，文学部改为文科大学，政治学并入法科大学。又经数次学科调整，1910年，文科大学确立了稳定的哲学、史学、文学三学科建制，包括19个专修学科。其中，第一学科哲学科下设哲学、“支那哲学”、印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教育学、社会学；第二学科史学科下设国史学、东洋史学、西洋史学；第三学科文学科下设国文学、“支那文学”、梵文学、英吉利文学、德意志文学、法兰西文学以及言语学。直到今天，东大文学部开设的“哲学”课程依然不加任何定语，以讲授西方哲学为主要框架。
5刘岳兵：《编者的话：〈井上哲次郎儒学论著选集〉导言》，载井上哲次郎著，刘岳兵编：《儒教中国与日本》，付慧琴、付小立，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第16页。
6池田知久：《近代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第20页。
7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第112页。
8丸山眞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語版への著者序文」『丸山眞男集』第12巻、岩波書店、1996年、81頁。
9王茂林：《近代日本儒学史的成立——以井上哲次郎的“三部曲”为中心》，《北大史学》2022年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03-304页。
10澤井啓一「丸山眞男と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大隅和雄、平石直昭編『思想史家丸山眞男論』所収、ぺりかん社、2002年、147頁。
11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序》（1905年11月），转引自刘岳兵《编者的话：〈井上哲次郎儒学论著选集〉导言》，第15页注。
12苅部直『日本思想史への道案内』、14頁。
13丸山眞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語版への著者序文」、80-81頁。
14苅部直『日本思想史への道案内』、15-16頁。
15原计划写作至明治维新之后，但在1921年第四卷《平民文学的时代•中卷》刊行后就此中断。1963年，在津田去世后两年，《津田左右吉全集》（共33卷）开始刊行。编辑部将未刊的《平民文学的时代·下卷》编入了全集的第8卷，内容由在他的书斋内发现的两篇遗稿及其生前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明治维新的论文构成。子安宣邦认为，津田之所以放弃完成其毕生巨著，未开展对“国民文学时代”黎明期的探讨，原因在于津田并不认同“明治维新”这一变革的正统性。参照《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明治维新的最终结果恰恰是战争》，《新京报》2019年6月5日，https://www.sohu.com/a/318754454_114988（2024年1月20日）。
16丸山眞男『丸山眞男講義録［第四冊］——日本政治思想史1964年』東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39-40頁。参照泽井启一：《丸山真男与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刘莹译，《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98页。
17刘萍：《津田左右吉研究》，中华书局，2004，第170-171页。
18主要包括：1913年《神代史的新研究》（1924年以《神代史的研究》为题改版发表）、1919年《〈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新研究》（1924年以《〈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为题改版发表）、1930年《日本上代史研究》以及1933年《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
19蓝弘岳：《“文献学”与本居宣长研究：从国文学、日本思想史学到中国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23年6月，第448页。
20吹田順助「村岡典嗣君を億ふ」『学芸手帖』1957年6月。转引自王萌：《村冈典嗣的日本思想史学理论方法与历史认识》，《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3页。
21参照龚颖：《简论村冈典嗣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2期，第43页；王萌：《村冈典嗣的日本思想史学理论方法与历史认识》，《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5页。
22已有研究表明，《本居宣长》初版（1911年）、增订版（1928年）中都未直接出现“日本思想史”一词。参照龚颖：《简论村冈典嗣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第45页。
23刘岳兵，王萌：《村冈典嗣的“日本精神”论与近代日本思想史学》，《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8年第9期，第21页。
24和辻哲郎『偶像再興』岩波書店、1918年、422-429頁。
25米原谦：《日本保守主义精神的源泉和发展脉络——自然、历史和语言》，王俊英译，《日本文论》总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第167-174页。根据米原的研究，和辻早期著作更多关注“记纪神话”中的恋爱，用“平静的激情”强调日本人温和的性格，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使用“战斗的恬淡”这样的词语暗示恋爱情感的炽烈，在40年代有关神代史的叙述中，“战斗的恬淡”“激烈”“战斗性”等词语已经与灭私奉公、武士道精神联系在一起了。其论调的变化显然与写作的时代背景有关。
26米原谦：《日本保守主义精神的源泉和发展脉络——自然、历史和语言》，第172页。
27丸山眞男『「文明論の概略」を読む（上）』岩波新書、1986年、59-60頁。
28苅部直认为，和辻的伦理学虽然“不能说与国民道德论无缘”，但确实是为传统的日本思想提供客观的学理依据的一种尝试。苅部直『日本思想史への道案内』、18-19頁。
29和辻哲郎「第六編第2章」『日本倫理思想史』（1952年），转引自津田雅夫：《“思想”与“哲学”之间——读和辻哲郎〈日本伦理思想史〉的一视角》，《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48页。
30米原谦：《日本保守主义精神的源泉和发展脉络——自然、历史和语言》，第173页。
31津田雅夫：《“思想”与“哲学”之间——读和辻哲郎〈日本伦理思想史〉的一视角》，第47页。
32和辻哲郎「国民統合の象徴」（1946年），转引自米原谦：《日本保守主义精神的源泉和发展脉络——自然、历史和语言》，第173页。
33主要代表性成果有羽仁五郎《幕末的思想动向》（载《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第1部明治维新史》1933年），永田广志《日本哲学史》（1937年）、《日本哲学思想史》（1938年），以及三枝博音的《日本的思想文化》（1937年）及其编撰整理的基础资料《日本哲学全书》全12卷（1936—1937年）等。丸山认为，唯物史观的思想史研究是津田以来作为生活史的思想史的发展（丸山眞男『「文明論の概略」を読む（上）』、60頁）。战后，基于唯物史观的思想史研究主要被家永三郎、尾藤正英等日本史学界研究者继承。
34丸山坦言，他一直苦恼于如何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经过“恶战苦斗”，终于找到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参照丸山眞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語版への著者序文」、89-90頁。
35苅部直：《丸山真男：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肖像》，唐永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第30页。
36苅部直：《丸山真男：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肖像》，第40-42页。
37丸山眞男『自己内対話』みすず書房、1998年。转引自米原谦：《丸山真男与社会主义》，钱昕怡译，《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第119页。
38苅部直：《丸山真男：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肖像》，第44-45页。
391944年7月，已经30岁的丸山作为陆军二等兵被派驻朝鲜平壤，两个月后即因病回国。1945年3月，丸山依然作为二等兵被派到广岛的陆军船舶司令部（6月晋升为一等兵），在参谋部情报班负责收集船舶情报和国际信息，最终于同年9月复员。参照松沢弘陽、植手通有編「年譜」『丸山眞男集別巻』岩波書店、1997年、44-46頁。
40苅部直：《丸山真男：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肖像》，第82-85页。
41丸山眞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語版への著者序文」、76頁。
42关于丸山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参照米原谦《丸山真男与社会主义》，钱昕怡译，《日本学刊》2018年第1期。
43日语中的“近代”可翻译为汉语的“近代”或者“现代”，二者对应的英语都是modern。本书在翻译时尽量保留了原文的汉字表述，未采用将“近代”“近代化”“近代性”译成“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的译法。
44对丸山儒学的批判参照唐利国：《重提“日本儒学化”问题——以丸山真男为中心的学术史省察》，《浙江学刊》2024年第2期，第217-222页。丸山本人对早期研究的反省参照区建英：《丸山真男思想史学的轨迹》，《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第143-144页。
45丸山眞男「あとがき」『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新装版、371頁。
46丸山眞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語版への著者序文」、95頁。
47丸山眞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語版への著者序文」、94頁。
48丸山眞男「あとがき」『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372頁。
49福田歓一『丸山眞男とその時代』（岩波書店、2000年），转引自唐利国《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图式——论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学》，《文史哲》，2010年第5期，第111页。
50苅部直认为，丸山原本轻视自由、平等这类没落期的资产阶级想方设法使自身统治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但从1941年写作第二篇论文之后，他变得强烈认同“近代”“自由”“权力”的价值，主张人们应该将它们内在化。参照苅部直：《丸山真男：一位自由主义者的肖像》，第82-95页。
51丸山眞男「近代的思惟」『丸山眞男集』第3巻、岩波書店、1995年、4頁。
52丸山真男在《增补版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1964年）追记中指出，因为民主主义思想本质上内含着不符合自然法的“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悖论，所以“毫无疑问，民主主义不会终结于议会制民主主义。议会制民主主义只是在一定的历史状况下，民主主义在制度上的表现而已。但是，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不存在一个完全体现民主主义的制度，人们至多只能谈论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的民主主义而已。在这一意义上，‘不断革命’才是真正符合民主主义的概念”。（『丸山眞男集』第9巻、岩波書店、1996年、173頁。）参照唐利国：《超越“近代主义”对“日本主义”的图式》，第112页。
53丸山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讲义从1956年起就大幅修改了构思，把过去从江户时代讲起，改为追溯到《古事记》《日本书纪》的时代。有关“古层论”的探索，可参照其《日本的思想》（1957年）、《开国》（1959年）、1964—1967年的系列讲义（收录于《丸山真男讲义录》全7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2000）、《历史意识的“古层”问题》（1972年）、《政事的构造——政治意识的执拗低音》（1975年牛津大学英文讲演，1985年日文版）、《日本的伦理意识的执拗低音——其中的几个侧面》（1976年哈佛大学英文演讲）、《日本思想史上的“古层”问题》（1979年）、《原型·古层·执拗低音——关于日本思想史方法论的我的探索》（1984年）等一系列论文。参照区建英：《丸山真男思想史学的轨迹》，第160-165页。
54丸山眞男「原型·古層·執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論についての私の歩み」『丸山眞男集』第12巻、155頁。
55川崎修：《解说》，载丸山真男《忠诚与反叛》，路平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第404-405页。
56泽井启一：《丸山真男与近世/日本/思想史研究》，刘莹译，第99页。
57代表性的批判可参照：中野敏男『大塚久雄と丸山眞男——動員、主体、戦争責任』青土社、2001年；米谷匡史「丸山眞男の日本批判」、『現代思想』第22巻1号、1994年；姜尚中「丸山眞男と地政学的まなざし」『大航海』18号、1997年。
58酒井直樹『日本思想という問題——翻訳と主体』岩波書店、1997年、35-37、47、65頁。
59酒井直樹『日本思想という問題——翻訳と主体』、47、36-41頁。
60酒井直樹『日本思想という問題——翻訳と主体』、63頁。
61酒井直樹『日本思想という問題——翻訳と主体』、51、73頁。
62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第245页。
63关于丸山是不是“近代主义者”的问题，参照邱静：《战后日本政治思想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第29-33页。正如邱静指出的那样，在日本，“近代主义”和“反近代主义”在战时的对立曾是关于个人主体性与全体主义的，而在战后的对应却是关于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这使得战前对全体主义本身的反思中断了。也就是说，作为“个人”（主体性）的“近代”在战前和战后都没有成为主流的思想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对丸山“近代主义”的批评可以说是忽视了其作为战前近代主义者的历史语境和意义。
64葛兆光：《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62页。
65卞崇道、呉光輝「中国における日本思想史の研究」、苅部直等編『日本思想史講座5』所収、ぺりかん社、2015年、297頁。
66黒住真「日本思想とはなにか」、苅部直等編『岩波講座日本の思想第一巻「日本」と日本思想』所収、岩波書店、2013年、10頁。
67『岩波講座日本の思想』全8卷（編集委員苅部直、黒住真、佐藤弘夫、末木文美士）岩波書店、2013—2014年；『日本思想史講座』全5巻（編集委員苅部直、黒住真、佐藤弘夫、末木文美士、田尻祐一郎）ぺりかん社、2012—2015年。
68苅部直等「刊行にあたって」『日本思想史講座5』、2頁。
69黒住真「日本思想とはなにか」、苅部直等編『岩波講座日本の思想第一巻「日本」と日本思想』所収、5頁。
70酒井直樹『日本思想という問題——翻訳と主体』、66頁。
71直至今日，把神道教、武士道当作日本固有的思想来阐释的中文著述仍然不在少数。作为中国人，为何要帮助日本构建他们的“传统”呢？这种缺乏历史意识的本质主义的讨论充其量是一种“日本人论”、“国民性”论，只能强化有关日本的“刻板印象”，而无助于我们加深对日本的内在理解。
72近年来，近现代日本思想、学术的基础文献译介成果显著。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刘岳兵教授多年呼吁要“回归原典，与史料肉搏”，反对理论先行，近年主持编译“善美原典日本研究文库”，已出版《井上哲次郎儒学论著选集》全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赵京华教授受日本学者山室信一“思想连锁”概念的启发，提出研究中日乃至东亚区域内复杂关联的“东亚同时代”视角，主持策划了“20世纪日本思想”译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已出版丸山真男的《日本的思想》《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尾崎秀实的《暴风雨中的中国》、南原繁的《文化与国家》、幸德秋水的《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加藤周一的《杂交种文化》等著作。
73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377-535页。参照陈来：《诠释学中的“前见”——以《真理与方法》为中心的分析》，《文史哲》2021年第3期。
74丸山眞男『忠誠と反逆——転換期日本の精神史的位相』筑摩書房、1992年、3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