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两岸新的思考空间】黄琪椿丨超越“小确幸”,共同构造理想的可能

黄琪椿与苏敏逸，一个在基隆、一个在花莲出生长大，就读新竹的清华大学研究所时一个做“台湾文学”、一个做“中国现当代文学”；如今做“台湾文学”的任教于泉州的华侨大学、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任教于台南的成功大学。2022年3月《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何以可能？》书评会上，她们一起回应姜亚筑有关台湾左翼在当下两岸工作中遭遇的问题和困境。这样的经历，或许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两岸学界在2000年前后十余年学术、情感互动皆密切，而近十年则在波动不安中艰难探路的“学术史”。黄琪椿从当下常被嘲讽和批判的台湾“小确幸”着手，探讨两岸超越“小确幸”也超越对“小确幸”缺乏社会历史理解的嘲讽批判、共同构造理想的可能；并以她接触两岸年轻人的感受为底，特别提出了在当下重构这一“共同理想”与民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关系时必须直面的问题：只有当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与个体的生命、价值确立与人生思考有密切关联，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才能对个体真正产生意义，真正能内在于人的生命与生活之中，并带动人心的感通连带。苏敏逸则一方面苦恼于二十年来台湾“去中国化”的历史教育和当下媒体、网络的偏差，都加剧了两岸青年人的隔阂，一方面特别提出，不能因此轻易视之为“被洗恼”，“这种字眼太过于忽略一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情感结构，太过于轻视人作为一个主体的能动性”，也更容易将对方推远。她以自己家庭、求学、与大陆师友交往的经验，以及从“理想主义重建”讨论中获得的启发，提出了以“爱与希望”为基础，重新建构两岸人民能够共同认同的、面对未来的价值感受和身心状态的重要思考。

亚筑在她的发言和文章中(按：见本公众号10月2日推送《理想主义重构下的社会认知与主体培力》）首先从以陈映真为资源的分析与批判，何以与复杂的现实问题错位？或者无法被涵盖进批判的视野中的提问出发，认为这些以陈映真思想为资源出于为台湾好的批判之所以无法有效回应台湾与两岸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紧绷的现实问题，原因在于这些论述无法“从历史中人的具体生命经验出发”把握不完全被“社会经济阶级位置”所决定的，人们“又流动又稳定的价值感受状态和心理感受状态”。她以在台湾长期从事左翼运动的朋友的苦恼为例，指出台湾左翼运动者往往出于“爱之深”宣扬大陆的经济成就，希望台湾能摆脱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伤害，但往往遭遇到质疑或抗拒。面对这样不理想的主体状态，台湾左翼运动者又由于“责之切”，将之归咎于这些不理想主体的“受意识形态影响，固步自封，不求上进”、被洗脑、无可救药的“小确幸”心态，经过大陆媒体与民众的吸收转化，变成了对台湾的冷嘲热讽，进而导致两岸之间民众心理和感觉的冲突对撞。可以说好心办了坏事。

亚筑所提的问题包涵了社会运动者该如何面对不理想的对象主体问题、社会运动者自身该如何维持内在理想性与身心状态的问题、以及大陆的经济成就何以撼动不了台湾的政治认同和政治选择的问题。这些都是很尖锐而且很不好回答，现阶段可能也没有简单答案，但却是当下台湾内部以至于两岸关系中非常关键的问题。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两个问题。

首先是“小确幸”的问题。在台湾左翼运动者或大陆提到“小确幸”大概就是反讽跟批判，亚筑认为“小确幸”后面是日本普通人民在经济大衰退的环境之下维持生命质感跟生命尊严的经验，获得了同样处于经济衰退期台湾人心情感觉上的靠近，过快把这种心情上的靠近归之为受到殖民影响，其实是忽略了台湾人的心理感受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基本上同意亚筑这样的判断；可是我同时觉得，到现在为止，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对“小确幸”的问题没有够深刻的理解跟够深刻的把握，这是我们的失职。那么如何才能够进行够深刻的理解跟把握？我觉得其中包含了许多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必须要追问为什么是日本？同样遭遇经济大衰退，韩国以及周遭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为什么没有纳进我们视野中？这里无法回避的是战前被日本殖民统治的经验未能获得有效清理，叠加战后日本重返亚洲后，台湾自身的历史视野被遮蔽的问题。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台湾的大爱电视台制播一部影视戏剧《智子之心》，故事讲述成长于殖民地时期的一名护士的生命经验。因为剧中关于日据时期生活经验以及随日军上战场的经验描述，遭到《环球时报》与大陆网民的点名批判，因此开播两天后大爱电视台就自动下架。这件事在台湾的青年群体中引发一波讨论。讨论中有一个很突出的声音是：“我说我爷爷奶奶年轻时的故事有什么不对？”在这里个人的生命经验被用来理解并取代对历史经验的认识。也因为如此，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验无法进入台湾人的视野中并成为理解自身问题的重要参照。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是简单否定“小确幸”的积极性含义，而是想指出“小确幸”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结构因素。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小确幸”的背后，意味着对台湾年轻人来说，可以让他的生命与生活可以饱满充实的更大的意义已经丧失了，或者是没有能力把握，因此他只能去寻找这些日常生活里面比较细小的，琐碎的幸福感借以安顿身心。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样的社会状态？是我们必须深入认识的。最后才能回到“小确幸”的积极含义。也就是在社会、时代这么不理想状况下，青年们的价值认识或者是他的意义感来源，是不是出现了某些变化，这些变化是不是能成为我们今天思考理想的未来时，可以被我们所意识到，或者被我们所接住。“小确幸”问题其实关联的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又能够让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反思向当下的现实开放的问题。陈映真在《孤儿的历史，历史的孤儿》中既同情理解台湾人的孤儿意识，又清晰辨析产生孤儿意识的根源，并以此推动批判剖析日本的新旧殖民主义，同时积极介绍日籍国际报导摄影家三留理男的第三世界摄影、介绍韩国黄皙暎以及其他第三世界文学。既不忽视简化历史结构因素，又看到对现实中有所启发的其他可能的实践资源，值得我们做为整理“小确幸”问题时的借鉴与反思。

第二个问题是大陆的经济成就为什么撼动不了台湾的政治认同跟政治选择？就像刚刚亚筑所提到的，她的朋友在上海待了这么多年，回到台湾可能是要从头开始，至少是要从半路开始，她为什么要放下在大陆所享有的经济红利与多年打拼成果，然后回到台湾去？再往下追问，如果经济成就不足以撼动政治认同跟政治选择的话，那么到底还有什么可以造成改变？亚筑在文章里提到，一般在台湾介绍大陆经济时，更多的是介绍成就面而忽视大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阶级分化、环境破坏、消费主义与发展主义的问题。让在台湾已经经历过经济发展过程苦果，特别关注阶级分化，环境破坏，消费主力，发展主义问题的人，可能对大陆的经济成产生疑虑与抗拒。那是不是说，如果介绍大陆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不忽略阶级分化，环境破坏，消费主义跟发展主义问题的话，就可以达到比较良好的相互理解，进而让台湾政治认同跟政治选择方面出现改变的可能？可是我想恰恰是这一点需要再思考。台湾现在有许多人注意阶级问题，关注环保问题，他们也会爱护动物，他们也会关心弱势；也就是说这些在台湾这几年由所谓公民意识与公民社会所塑造出来的年轻主体，可能会自认为自己在道德，在认识上十分良好，同时也具备对人的关怀，可是在政治认同跟政治选择上面，未必会向大陆这边靠近。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声援香港的年轻朋友们，他们都具有良好质素而且也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但是这却未必能够让他们对于大陆的状况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或者正视。这里所触及的问题是，正如这两天的讨论也提到，一个有我的小结构，未必能够通向更好的社会感知与历史的大结构，中间还需要更多的中介层次。在两岸关系上，这些有着良好的知识修养与道德品质的青年们，他们对更好的社会生活、人与人关系、人与政治关系的设想，往往是在与大陆社会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轨道上进行着。那么需要经过哪些中介层次，才有可能推动这些具有理想性的青年们往大陆靠近？昨天孟登迎老师提到：大家不要把乡建的问题仅仅当成是乡村的问题；乡建所牵涉的是一个社会的结构问题以及社会的未来问题。我觉得孟老师的提示相当重要，也提供了可能的思路。也就是，台湾这些认为自己具有良好道德，清楚认识的青年们其实可以而且应该跟大陆关心社会结构、社会未来的青年们，共同建构一个关于社会结构，关于未来的理想。这个理想应该是建立在反思各自的经验的基础上，接纳对方总结的经验反思，但又不局限于各自的经验，而是能超越经验的局限设想一个不重蹈覆辙、有助于增进益人的生活、情感、意义与价值的未来。

《拒绝联考的小子》出版于1975年，当年很有影响的这部小说以及改编而成的电影，或能帮助我们对台湾的“小确幸”建立一个历史的理解。作者吴祥辉就读于以升学率高而著称的明星学校建国中学，同时还是学校中的“尖子生”，却在毕业之际放弃参加联考，也因此被征召服役时，利用休息时间写了这部小说。“学校教育无法满足我的心，相反的常常阻挠我，压住我意气风发的青年志气，为了完成一个理想中的自我，我只好毫不留恋地离开学校。我要以实际的生活上的人和事教育自己。”主人公想抛开当时与联考相关的“前途”设定，这一“拒绝”姿态鼓动了非常多台湾年轻人，后来成为台湾“新闻局长”的宋楚瑜曾视作者为“偶像”。现实中，年轻人完全抛开“被设定的理想人生轨道”是很难的，但又不愿意放弃。《拒绝联考的小子》的风靡是为一种象征。“主角拒绝的，不只是联考，也是权威、体制和虚伪。只要骨子里还有青春气息，不管是‘小子’还是‘老子’，应该都可以在这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王文华）。当下的“小确幸”或也内涵着这样的心情：既是对现实的妥协，也包含着不放弃的心念。

据同名小说改编。1980年华语电影十大佳片之一。台湾地区的联合招生考试制度（简称“大学联考”）于1954年开始实行。就入学比例来看，20世纪六七十年，每年约只有一半的高中毕业生能通过联考成功进入大专院校，其中考入大学的只占25%。联考成为社会阶层跃迁的窄门，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升学主义、文凭主义等问题。由此产生了相关反思：联考使学校教育成为“填鸭式教育”，使家庭生活窄化，压抑青年个性发展。“大学联考制度”于2001年废止，2002年开始实施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实现了招考分离。

然而，如果关于社会结构与未来的理想或者理想主义的重建，不能放在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的脉络中或者不具备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的要素，那么所谓的理想很可能还是各自轨道上平行前进而不是相互的靠近。但倘若所谓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的强调，只是与个体的生命与人生价值无涉的抽象的、形骸化的文化符号，同样无助于彼此的靠近。贺老师讨论陈映真的甘地经验时注意到，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的领悟与重构是陈映真的新理想主义要在第三世界获得有力的在地实践的重要基点性前提之一[1]。余旸进一步讨论贺老师关于民族传统现代重构的思考时，指出贺老师在“潘晓文”文中阐述自我与他人问题思考时引进并阐述了传统的“为己之学”，通过欢欢与婆婆的故事提出来的“新齐家＂，又或者“雷锋文”中“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的“新仁＂，无不是创造性转化民族传统的相关资源，释放出其中所内涵的有关生命与人生的思想认知的能量[2]。这一点对于如何通过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的领悟与重构推动两岸具理想性青年相互靠近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当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与个体的生命、价值确立与人生思考有密切关联，民族传统与民族文化才能对个体真正产生意义，真正能内在于人的生命与生活之中，进而带动人心的感通连带。[3]

也许，这样的想法很抽象也很天真，但地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