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安生 丨 《给日本的遗书》

本书将陶晶孙作为主角，试图还原第二代留日学生所处的时代特征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作为完整接受了“大正教养主义与旧制高等学校教育”的留学生，陶晶孙比任何人都更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留学特征，但出于各种理由却长期被历史湮没，作者通过梳理其人生轨迹，以其文学创作为底本，对照身处同时代的留日生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求学、人生活动，在历史的长河中拾起陶晶孙这一曾对中国文学产生过影响的人的人生，检视第二代留日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带给他们，以及通过他们给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界带来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代结语：《给日本的遗书》

这个副标题是陶晶孙1952年2月在日本病逝后发行的日文遗文集（同年10月，创元社刊）的书名。他的突然离世令人痛惜，因此有关这个书名，正如仓石武四郎在《图书新闻》（1952年2月15日）发表文章所说：“恐怕是由熟悉陶先生遗志的人们选的吧。我们无法知道如果是他自己编纂这本文集，会用什么日语作书名，实在遗憾”。凝聚在这本书中的陶晶孙其人其志，以及他留下的遗言和由此引发的反响，我认为都是最适合为本书作结的内容，同时也是现在一般不太能看到的资料，所以这一节中我将使用抄录的形式。不过在此之前，有必要在这里记述一下他最后一次来日本的经过和去世前两年多的情况。

陶晶孙自1946年春起担任台湾大学医学院教授兼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共约４年。在任期间，他在从事教育、研究和学生指导的同时，对当地人民所遭受的沉重的历史和现实矛盾，特别是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半个世纪的本省人与光复后不久来到台湾的大陆人，尤其是作为“接受光复”来台的统治阶级之间的各种新矛盾深有感触，因此也时常庇护、救援参加运动的学生们。他抵达日本后所写的《淡水河情死》和《兰华盛开》（均收入《给日本的遗书》），也表达了他对当地人民的深厚关怀和同情，其背景自然是“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8日，台湾当局警察殴打当地人事件引爆遍及全岛的大规模抗议和暴动，国民政府台湾省长从大陆调来援军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造成1万人死伤。事件发生当时，陶晶孙夫妇正好去上海不在家，留在家里的三儿子也平安无事，但陶晶孙归任后岛内的逮捕、镇压之风暴尚未平息。而且1948年秋冬以后，随着共产党军队在大陆取得全面胜利的形势越来越明朗，国民党政府开始逐步向台湾撤退，岛内的紧张局势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持续升级。在这样的低气压下，陶晶孙仍然召集大学、研究所、保健所等单位的学生和年轻学究们每周召开一次公共卫生座谈会和热带医学月度会等，并没有懈怠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普及。据三儿子陶易王介绍，在这些聚会中还有这样的幕后场景。研究会上，“大家都热衷于讨论，即使有时话题跑到政治上去了，陶晶孙也只是静静地听着。之后经常会有熟人的面孔消失，我觉得奇怪问父亲，他只说：‘他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借住在教授官邸旁边的房间里的表哥张延生，其实是国民党的秘密警察，每当有学生被举报，他就会把名单拿给陶晶孙看，只要他看到里面有自己学生的名字，就会立即让他们途径香港逃到大陆去。”¹这种典型的中国式拉关系走后门的故事有点好笑，但对陶易王来说却不那么愉快，虽然他也只能接受父亲家的那些亲戚关系，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更严重了。陶易王回忆说：“当了人民共和国政府要人的郭沫若的名字出现后，陶晶孙的立场自然变得微妙起来。当时，我是台湾大学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经常深夜带着大型乐器四处走动，被学生间谍怀疑告密。1950年陶晶孙得知我上了黑名单决定带全家出逃。他借口去东京参加学术会议，离开了台湾”。²出逃的风景也展现了陶家式的幽默。1950年初夏的某一天，一家三口分别办理了出国手续，出发时夫妇空着手，陶易王若无其事地只带着一个大提琴盒来到机场。来送陶晶孙参加学会的人们以为易王是来给父母送行的，易王的伙伴们也以为父母是来送易王的，结果到了出发时间三个人一起坐上了飞机。陶晶孙说：“飞机收起扶梯，立即起飞了，数一下十天办好一切，接下来的疲劳大概一年也难恢复。”。（《从危邦至乱邦》，《给日本的遗书》）

二二八事件，指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间，台湾各地爆发激烈的官民冲突，民众要求政治改革，最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军队武力镇压。

然而虽然不是为了恢复疲劳，但为了避免暂住签证过期而被遣返回台湾，首先要取得长期居留资格，结果至一家终于获得生活稳定，还是辛苦了将近一年，直到1951年3月左右，也就是他逝世前的十个月，一家人才终于能出门与好友及外人正常见面。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为如此，也许是出于医学家的本能，他把剩下的时间倾注在了三件事上。一是继续并总结自己的专业医学工作，二是与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文坛交流并积极写作，三是就任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师，借此机会向战后的日本学界介绍和教授新中国及新中国文学，而这三者都是他求之不得的理想工作。在发给朋友们的问候信里陶晶孙写道：“这次我受长尾钦弥的好意由长尾研究所授予了研究室，决定去跟预防卫生研究所的小宫义孝先生和国府台医院的庄司院长那里学习各方知识。”但正如草野心平所述，陶晶孙也有开诊所的计划：“他半开玩笑地说有小儿科没老人科很奇怪，诊疗室也完成了一半。”。³但是在专业上最精彩的还是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陶晶孙把战前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总结的“关于苍蝇传播寄生虫卵”的研究成果作为学位论文递交给千叶大学医学系卫生学研究室，被授予了博士学位。

1951年4月，陶晶孙又应邀担任了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师。邀请者仓石武四郎说，他于1949年调任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专任讲师后，很快开创了聘请东京的中国文学家担任课时讲师的先例，首先邀请了谢冰心女士，谢离日一年后又邀请了陶晶孙。⁴陶晶孙的开课科目是《中国文学史》，他主要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和解放区的新文学。寄托在那些课里的抱负和努力可从陶晶孙所写《为了中日友好》（《给日本的遗书》）一文中略见一斑。

然而这时期陶晶孙最倾注心血和情感的，还是与战后民主制度下善意的日本知识分子的交流，以及撰写（最终成为）给日本的“遗书”。从他人生最后的春天开始，在往返于市川的家和东京长尾研究所的路上，他几乎总是用便签指定地点，在有乐町的酒店“山之家”、河出书房、或报社楼上等等，与朋友见面，安排聚会，休息日则和朋友一起“去河上（彻太郎）先生那里吧”、“去见吴清源先生吧”（吴家在箱根，要住一晚），积极好动，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而且每次见到小宫、草野等老朋友，都会说“今后要好好写”，明明体内肝硬化进展急速，腹水已积满，却总是昂首挺胸。正是在这种状态下，陶晶孙不到一年就写出了包括《汉文先生的风格》在内的30多篇小说和散文、随笔，《给日本的遗书》就是在此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这本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二部分再录了战争时期写的一些日语文章，主要内容是第一部分，收集了陶晶孙最后一次来日后撰写的作品。其中《日本见闻记》（《文艺》1951年3月号）、《住在日本的快乐》（《女性改造》1951年9月号）、《近来的日本》（《新文明》1951年11月号）、《为了中日友好》（《群像》1952年3月号）、《落第秀才·日本》等几篇随笔发表后即受到瞩目。陶晶孙逝世半年后，1952年10月创元社出版了《给日本的遗书》，经过三次翻印，1963年改为普通社版，之后又由劲草书房改版发行。1995年7月为纪念战后50周年，著名的东方书店再刊了本书。1952年的初版本附有佐藤春夫、河上彻太郎、吴清源、内山完造、草野心平5人的序文，第二年为纪念陶晶孙逝世一周年，杂志《历程》又发表了“寄语《给日本的遗书》”特辑，前后书评和纪念文章共达30多篇。这些数据超越了一般书籍的出版范畴，充分显示了战后对民主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又经过了安保斗争情绪高昂的日本人，尤其知识界人士是如何认真倾听陶晶孙的心声的。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德国文学家手冢富雄的话：“开头轻松地读下去，却发现充满幽默的一行一行，其实是对日本了如指掌的一位友人发出的尖锐的文明批评，越读下去越觉得抬不起头来。而且，比这更重要的是，渗透在他独特的日语中的那种高迈的风格，总是让我觉得，面对人人竭尽全力向上爬沉闷地透不过气来的我国文学界，仿佛从意想不到的旷野，传来了一个人、一个男人的自由的呼声，令人耳目一新。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很想学样，可是这好像必须将我们这些文人的习性从根本上洗刷一遍，从头再来”（《日本读书新闻》1952年12月8日）。

手冢所言“尖锐的文明批评”正是这本对日本的“遗书”之要点，因此我想就书中的一般文明批评和日常生活的评价各举一例：

日本人做什么都认真，付学费去学芭蕾，努力，刻苦，不服输，所以科学、文化、艺术都进步（略）。但是日本人自己也注意到了，像很多人写的那样，他们长于模仿。

但是我一点不攻击模仿，新城又新先生喜欢中国的书画，不管真伪，只要自己觉得好，就会和钱包商量着买下，欣赏书画对先生来说是乐趣而不是文明批评或考证。但是很多日本人都装得像专家一样只爱真品，我倒觉得住在日本这个近代仿制品中间很开心，这不是讽刺，仿制品让我想起真品。有非常丰富的感觉。注重礼仪并研究到角角落落的日本人有点可怜，我却仿佛到了小人国，觉得很可爱很稀奇。（《住在日本的快乐》）

机场大员都穿着挺括的制服,下巴刮得光光的。我本来以为日本人除了旅店学校毕业生之外都是留胡子的,毕竟民主日本不一样了。看来今后不努力会难以入伍。（略）还去了日比谷的交叉路口,颇为壮观。交通警站在正中好像乐队指挥。㘗㘗㘗哨子一响,大家都行走起来。好像母鸡一叫,小鸡都跟上来的样子。突然一个九十度转弯,白手套做出跳水时的动作。（略）我看不厌,确实日本人做什么都一丝不苟,一点不马虎。（略）

走在街上,漂亮的广告,有德文有法文,图书的广告,电车里面用功的青年手里捧着艰深的书本,音乐、打字、英语、商业、成衣、烹饪,文化的进步惊人。过去我们专有的知识,现在已获解放并普及了。（略）我小时候去御茶水,要坐开往板桥的铁道马车，现在是高级公交车去板桥了。那时（夏目）漱石在写猫, 现在御茶水车站挂着查泰莱的广告⁵。从前藤村操跳进华严瀑布,现在不再有没来由的情死,多的是为生活所迫,就是说幽默与忧郁同时消失。（《日本见闻记》）

最后一句话最受关注，立刻引来了臼井吉见的《幽默与青春》一文。

“日本是幽默与忧郁同时消失的国度”，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国家的文明的话，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

幽默与忧郁是精神的抵抗素。失去了它们就只剩下极端的认真，大家一本正经动真的，一年到头浑身绷紧，两眼充血。

或敌或友，或胜或负，或美国或苏联，或苦行僧或浪荡子，或火箭炮或火焰瓶，总是一边倒的趣味（遗憾都还是些称不上主义的东西）就来自这里。最近，各个大学都在举办文化节之类奇怪的活动，也总是争论是举办大逆不道的舞蹈节，还是宛如国士般传统的和平节，毫无例外地发生对立。

真是的，小人国热热闹闹忙忙碌碌，大家都两眼充血，全身绷紧。要命的是每个人都很认真，更不好办。（《读卖新闻》1952年11月9日）

真是一方拍拍手，另一方立即响起回音，极美的共鸣。对这种总是紧紧张张的日本人之“根性”的反省与思考，即使过了五、六十年后的今天仍没有过时，引人深思，也令人感慨。

再回到初版序文，看第一篇佐藤春夫《为陶晶孙先生遗著》。战时佐藤疏散在乡下时与陶晶孙结识，陶最后一次来日本后他们也多次在座谈会上见面。佐藤春夫回忆了这些往事后写道：

说到乡下日子，我在乡下读了展望杂志上的《淡水河情死》，感受到了其新鲜的文体，觉得应该尊重作者兼具自然科学家和诗人的独特构思，期待他陆续发表新作。但这些愿望现在都落空了，那种充满苦涩的讽刺与幽默，字里行间又满是温雅的好意的对日本文明的批评再也读不到了，令人深感悲愤。

在日本长大，在日本学习，在日本去世的先生，在日本出版的著作只有这一本遗书，未免太寂寞了吧。本应该成为连接新日本和新中国的纽带，却突然如此断裂，对此深感遗憾的应该不啻我自己。我好像觉得与先生前世的因缘还未果。不知何故。

余韵无穷。笔者在其他的纪念文中也无一例外地看到了这种战后民主主义初期所特有的美丽感情和浓郁的人文精神。但是，在被打动的同时，也不得不感觉到某种不足和焦虑。其理由一是佐藤发现的“纽带”背后隐藏的盲点（或者说是虚妄），二是评论家反复言及的“文明批评”背后的漏洞。而这两点也涉及到本书主题，十分重要，最后说明一下。

第一点，佐藤对陶晶孙成为中日间“纽带”的期待虽然诚恳，但显然想得太简单了。如前所述，陶晶孙确实诚心诚意地说过想代表新中国的良知，但遗憾的是此时的他已经不在其位了。遗稿集全篇的基调，倒不如说，正如深知陶晶孙痛苦的草野心平所述，是“横跨于两国之间的哀伤惨烈的受难”（《每日新闻》1953年2月3日）。因为是受难，自然不可能成功，也没有成功过。相反，令人伤感的是，正是陶晶孙能引起佐藤春夫等日本人好感和期待的“在日本长大，在日本学习，在日本去世”的经历，因此而养成的知日爱日之情感，以及“西欧式人道主义”（伊藤虎丸《给日本的遗书》东方书店版《解题》），和与此相反的，仅限于大正时代才得以形成发展的日本式人道主义影响下造成的，高踏同时又极其脆弱的精神世界……笔者将所有这一切比喻为陶晶孙独有的“体质”和“蒙古斑”，同时一贯主张，正是这两者堵住了他通往革命与抗战的祖国之路，自然也就令他从来无法成为连结中日两国的“纽带”，对此，已经读到这里的读者们应该也能理解吧。

第二，日本友人往往感动于陶晶孙“满是温雅的好意的对日本文明的批评”，但另一方面，陶晶孙也针对日本热衷于旧金山单独媾和的政治姿态和发展方向反复提出过坦率而尖锐的批判，但日方对此的关注或提及却很少。

据笔者调查，仅有以此为主题的《为了中日友好》这篇文章曾由奥野信太郎和仓石武四郎提及过。奥野指出“随笔《为了中日友好》一文作为警世之言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西日本新闻》1952年11月9日），而仓石则例举了陶晶孙文章中“过去我国想当太监的人”等批判日本现状的一段文字，“在2月的告别仪式上听牧师读到的时候，仿佛芥末一般刺鼻”（《图书新闻》1952年11月1日）。那段被称为芥末的部分是这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明治以后再向西欧一边倒。与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同时而来的是对中国的轻蔑态度。没必要再了解中国了,中国的事情就与日本大众隔绝了。（略）

西欧文化一边倒的结果就是十一年前始于珍珠港突袭,好容易与列强为伍又被踢出来。但是如今，奇怪的是,仿佛昔日我国那些想当太监的, 割掉自己的某处,唾弃左邻右舍,学好礼仪, 备好贿赂,一心一意出去做官那样，吃了苦头也不吸取教训,又想投靠列强了。于是置大众于鲁迅所说的“想当奴隶而不得”之境地。

如此现状无法谈中日友好。

接下来是《落第秀才·日本》中的几段，虽然引文有些长，但我相信这是最适合为本书作结的部分：

看日本变强，印度人受到鼓舞。中国尽管败给了日本，但甘愿向日本学习文明（我也是那时的留学生）。但是日本政策错误，不配合中国的维新，也就是中国的革命，反而与袁世凯、张作霖一起挑起许多事端，导致了侵略的恶果。

结果就是这场战争使中国大陆许多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伤兵、寡妇和混血儿，这些日本现有的，也都给中国留下了。

但是中国人并不想和日本算这个帐。日本虽然签了和约，最近也开始赖账。中国人也没有追究。但是日本觉得自己逃避媾和尴尬，就老说中国坏话，比如竹帘什么的，其实是自己在眼前放下了竹帘，这就不好了。（略）

不客气地说，日本和德国，都是因为一度呈暴而被老师落第的秀才，被排在了肮脏的殖民地人民后面。即使努力前进，如果又想“再次得优”而挤掉其他学生，或者轻篾他们的话，又会被老师骂。而且，老师一开始就不会允许日本再强。

中国人因此很同情日本。不仅同情，还伸出手来期待早日与她一起进步。中国绝不会吃掉日本。日本人因为学了欧洲的文明开化，就觉得自己也与欧洲为伍了，但是这个岛屿无法调棹划去对面。日本岛像不沉空母一样好像很有用。但即使调棹划去对面，人家会不会接纳有色人种也是个问题。小孩子听了桃太郎的故事，会幻想自己也变成桃太郎，但绝对不会想当狗或猴子。

“这个岛屿无法调棹划去对面”——还能找到比这更简单明了又出人意料的比喻吗？一个充满了睿智与至情的忠告，良药苦口。面对此后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可怕的历史风化与埋没，以及有意识的忘却，我想以这个日本的真朋友留下的这句话为本书作结。

作者

严安生，江苏镇江人，1979年公费派赴日本，在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留学两年，1989年获该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系主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专业是日语、日本文学、中日近代比较文化史。主要学术著作有《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等。2015年获颁“旭日中绶章”。

赵怡，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上海法租界史等。著有《二人旅:从上海到巴黎――金子光晴・ 森三千代的海外体验与异乡文学》(日文，关西学院大学出版会，2021年)，编著有 《上海租界与兰心大戏院》(与大桥毅彦等合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译有榎本泰子:《西方音乐家的上海梦――工部局乐队传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西原大辅:《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中华书局，2005年)等。

徐前，日本华文女作家协会理事。原日本大学非常勤讲师。出版有学术专著『漱石と子規の漢詩 ―対比の視点から』（日本明治书院，2005年）， 译著有《窗边的阿彻》（与陈喜儒合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流浪王妃》(与陈喜儒合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雷神鸟》（与黄华珍合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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