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陽丨近二十年中國語言現代性研究新趨勢

鑒於中國語言現代性的反省是中國現代性反省的核心問題之一，在檢討中國語言的現代性問題時，林少陽教授聚焦於具有反省特質的漢語語言現代性著述，從語言現代性、「文字革命」等不同面向，對二十年來漢語單行本著作進行梳理評述。作者在其一貫重視的「文」的傳統的視角下，從長時段視角觀察語言現代性，置語言現代性於數百年來的全球史語境的中國史之中，經由語言史/漢字史的探討進入思想史議題。作者的問題意識貫穿始終，而在對平田昌司和陳建華相關著述的評述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在同化多源語言而生成「漢語」的歷史軌跡中，是對何為「現代」、何為「中國」、何为「文學」的追問，是對線性史觀的反撥，是對諸種中心史觀的拆解，當然同時也是對二元對立結構加以相對化的努力。

「很快變得顯而易見的是，白話文成了一種『披著歐洲外衣』、負荷了過多的西方新詞彙、甚至受西方語言和句法和韻律影響的語言。它甚至可能是比傳統文言更遠離大眾的語言，就像魯迅尖銳嘲諷的那樣。 ……更重要的是，語言革命即便作為直接染指古典語言的變革，其成功也只是相當有限的，其成果並不是整體性的。……（成語之類的）文人的語言可能不是大眾的，但卻是中國的。」

——本傑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¹

近二十年有關中國語言現代性之檢討，新作迭現，令人耳目一新。本文旨在總結相關成果，展示研究的趨勢。本文將集中於漢語单行本著述，但囿於篇幅及能力，未必可以囊括。本文主要選擇與反省漢語語言現代性相關者，略加概述。謹以此文拋磚引玉。

第一  近二十年語言現代性研究的幾本重要論著‍‍‍‍

近年從重審、反省近現代中國語言現代性角度出发的漢語出版物有如下重要作品。

首先，檢討現代白話文運動與民族主義之關聯的，有李春陽《白話文運動的危機》（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年，繁體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簡體版），洋洋八百一十二頁²。如題所示，該書系統探討這一運動的「危機」，不僅檢討漢語語言現代性與民族主義的關聯，更探討其與「國家主義」的關聯。本書指出簡體字根本上以「西化（拼音化）」為「最終歸宿」³，批判以西方語言為標準的、人為地割裂與歷史有機聯係的白話文運動，並視此運動本身為一場巨大的「危機」，作者對此一「危機」的後果因而充滿憂慮⁴。李著結尾曰「魯迅雜文，毛氏公犢，為有根之白話，故能枝繁葉茂，時人仰之，以為楷模，然揆諸己，徒具樹形，而無生機，神采盡失，危若累卵。改弦更張，正其時乎」，興歎「一代無文，何足掛齒？」⁵。其對語言現代性的批判之峻烈，由此可窺。無論如何，該書作為近年反省、批判語言現代性的著作，不可回避。無獨有偶，日本學者村田雄二郎在中國出版的論文集《語言・民族・國家・歷史》（重慶：重慶出版社，2020年）中，以全書約三分之一的篇幅，亦探討了近代國族主義與白話文運動及文字改革的關係。作爲中國史近代研究者，村田長期研究中國語言現代性問題，此處所收的，只是他部分研究。與村田所關心的語言現代性與民族主義（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關聯相比，李著更加關注其與「國家主義」（statism）的關係，這也是以往的研究不見的。遺憾的是，李著未就「國家主義」概念在其書中稍作界定。

其次，是關於國語運動的研究。這方面有王東傑《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王著可以說是近年最為系統地跟蹤國語運動的著作。王著則不似李著竣急，而兼具平穩含蓄。其既非對語言現代性持批判態度，也非如主流的現代主義歷史敘述般對語言現代性讚美有加，作者態度未必容易判斷。王著前三章從思想史角度探討了切音字運動在不同時期與漢字的不同關係，尤其在第三章探討了中國拉丁化運動與國語運動的緊張關係，第四及第五章擴大至漢語拼音化思潮，探討了漢字拉丁化與國語運動背後的邏輯，第六章則探討模仿西語學科的語法學西化卻又不甘西化的處境，其餘章節則探討了方言問題。正因這些章節，可以將王著歸類為反省語言現代性的研究。從史學的角度看，王著使用了大量的基層政府史料。就筆者管見，這一點似乎是以往國語、白話文運動研究中所欠缺的，實為一大貢獻。王著也試圖強調，無論如何，一個隱在的「尚文」傳統對於激進的語言現代性設計方案有一定的制約作用：語言現代性以切音「字」開始，其理念卻只能以寄生於白話文中的方式才能存續；政府教育部重視「語」，以聲音中心為訴求的「國語」卻只能窄化為白話文（王著結語）。也必須注意的是，作為以最終取消漢字為訴求的簡體字國策一直存在於二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這也是語言現代性中切音「字」理念的發展形態。

再次，是涉及晚清白話文的研究。「五四」白話文運動實際上是晚清的延續，但晚清與「五四」新文化之間有關漢語語言現代化設計的連續性，在相當長的時間中卻被「五四」中心的歷史敘述所排斥。此處所言之「『五四』中心」的歷史敘述，指的是：一、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現代性價值及其實踐之「起源」的史觀，植根於歷史是有始有終之線性整體的歷史想像。二、此一「起源」有著不可置疑的超越性，源於不可置疑的線性的進步主義時間觀，而此一線性時間本質上植根於猶太教以及基督教世俗化形態之彌賽亞主義信仰。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旗幟之一的「民主」並非起源於「五四」，而是至少起源於晚清。只是因為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中國年輕一代進一步受到十七及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影響，將進步視爲「科學」的進步，「民主」與「科學」纔開始在中國捆綁、並稱，成為線性進步不可二分的兩面，進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總之，本文質疑的只是「五四」中心史觀，以及「科學」主義，並非是質疑「五四」及其中心價值的「民主」與「科學」（尤其前者）。相反，正是通過反思「新」之單純化、簡單化，探討光大、弘揚新文化運動新的可能。

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心的白話文敘述傾向的糾正，始於近二三十年。較早強調晚清白話重要性的著作，有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992年，繁體版；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簡體版，增收兩篇附錄）。該書強調晚清白話文的意義，以及晚清變革中對底層的關注，以及戲曲的問題。近年來，對晚清文字革命、文字改良以及白話文運動的研究有了一定的發展。比如，對於晚清民初白話報的數量，一般根據蔡樂蘇的統計，認為有一百七十餘種⁶。但是，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話報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顯示，清末十餘年間直接標明或聲明為「白話（京話、官話、俚語、通俗）報」的，就有二百七十種以上，而「清末民初（1897–1918）存世的白話報刊，總數在370種以上」⁷。同時，以《大公報》為代表的五十餘種文言報辟有白話欄目，另外尚有為數眾多的文字淺易的蒙學報、淺說報、女報、通俗畫報導，再加上幾十種以刊載白話小說為主的文藝雜誌和大量行世的白話教科書、白話文告、新小說等，以及改良戲曲與白話演說的盛行，「形成了一場規模巨大、聲勢浩大的白話文運動，而其核心陣地則是此期大量湧現的白話報刊」⁸。就筆者目之所及⁹，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話報刊研究》也是繼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之後晚清白話文研究又一力作。

夏曉虹《晚清白话文與啟蒙讀物》（香港：三聯書店，2015年）也是一本聚焦晚清白話文的研究。其中《晚清白話文運動的官方資源》一文即揭示了清代大量的白話文官方文獻，即她戲稱的「官樣文章」，比如皇帝硃批奏札時頻頻使用的「知道了」三字白話，以及文白夾雜、甚至幾乎為白話的硃批語。同時，夏著還展示了清朝各級地方政府使用的明白曉諭的白話告示，以及清帝教化民眾的《聖諭廣訓》，說明這些文體在清代政治、社會中的影響和滲透力，以展示以往所忽視的、清朝豐富的官方白話文「資源」¹⁰。夏曉虹此方面研究旨在於揭示從硃批至告示的清代白話文公文與晚清白話運動的內在關聯¹¹。夏著並未言及晚清白話與「五四」白話文運動之間在歷史敘述中的人為斷裂，以及「五四」中心歷史敘述的問題，但是，超乎作者的「控制」，其敘述已經「危險地」靠近以往白話文運動研究中「五四」中心的問題了。類似地，周振鶴編著的《聖諭廣訓：集結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或可謂史料整理與研讀兩方面最為直接的貢獻。該書展示了欽定的教化工程與白話文之間的密切關係，是一個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心的白話文運動敘述有效的相對化嘗試。

關於對中國語言現代性的考察，黃錦樹《幽靈的文字》（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9年）是不可或缺的。黃錦樹出生、成長於馬來西亞、之後求學、任教於台灣，也是著名的作家。黃錦樹二〇一二年時曾出版據碩士論文改寫的章太炎語言文字論¹²，在此之前也著有《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吉隆坡：華社資料硏究中心，1996年）之類語言視角的文學史論述。可以說，身為馬華作家與旅居台灣的中文系教授，語言與現代性的關係無時不在其關心之中。《幽靈的文字》如作者「前言」中夫子自道，「都和語言文字有關，和我自己的學科背景有很深的關涉，也關聯著我來自南洋的語言背景。」¹³《幽靈的文字》這一題目取自出版家、著名報人胡愈之（1896–1986），「是極左思潮下對漢字的否定蔑稱，是『死文字』的另一種稱呼」；收入論文三篇「都關切『文』，漢字在近代歷史裡的命運。」¹⁴類似地，作為從清中、清末以來的內在的脈絡去觀察新文學的嘗試，李振聲《重溯新文學之源：中國新文學建構中的晚清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則在另一內在理路上展示了新文化運動「前世」的清中、清末之「源」。李振聲考察了顧頡剛、胡適、錢玄同等幾位「新文學家」對《新學偽經考》的態度，旨在究明康有為對他們的巨大影響，並將「新文學」視為康有為「世界主義」的延長。此一視點設定自然不可不包括「新文學」確立者梁啟超之「今文經學路數的延展」¹⁵。儘管語言現代性的問題在李著中並非那麼直接，但其也是從另一角度建立清中、清末與「五四」新文化運動關聯的嘗試，在一定程度上間接也對語言現代性有所涉及。

年輕一代的學人是重審中國語言現代性的生力軍。陸胤在《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演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中探討了近現代教育制度確立中的「國文」一科的建構和演變情況，探討了「國文」與現代知識制度、知識載體的現代演變、知識傳播方式的現代演變之間的關係。其中對蒙學課本與尺牘教本近代嬗變的關注，令人耳目一新。作為劉師培研究者的狄霞晨在《從英文報刊看中國語言文學的近代轉型（1833–1916）》（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中探討了一八三三年至一九一六年英文報刊近代來華西人對近代中國的書寫語言、文學（如小說）轉型的影響，尤其提到「基督教文學」的影響問題，這也與探討中國現代性中內在的「歐洲」，也即新教現代性之中國化問題息息相關。狄著在現有成果基礎上將其與近代中國語言制度、文學制度確立之前的演變過程探討結合在一起。強調以上陸、狄為晚清研究者¹⁶，也是為了強調晚清為廣義的新文化運動起源與該運動上半場之用意，以相對化「五四」中心的歷史敘述¹⁷。

必須一提的是，將現代白話文問題置於更長的時間維度上進行的觀察，平田昌司教授《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一書當之無愧。在視野的縱深度和背景的宏大方面，該書亦是前所未有之力作，既涵蓋從六朝以來至現代的漢語音韻史，也是科舉史、文化史、文學史、漢語史、政治史等諸領域的綜合，是典型的跨學科力作，其中漢語史與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的關係貫穿全書。假如從側重漢語史角度去總結概括全書的話，該書是一本有關隋朝《切韻》、明朱元璋敕令所撰的《洪武正韻》等韻書與科舉考試、文學變遷之間關係的研究成果。平田認為韻書是「支撐『中國』、『中華』觀念的語言制度」，並認為科舉制度作為「中國」、「中華」觀念的「過濾裝置」，「在文化史上起著極大的作用」¹⁸。這一語言制度，尤其指詩文用韻「制度」、詩文在中國古代所處的文化、社會、政治地位以及科舉考試中詩文位置、文化制度與政治權利之間的關係等方面，不僅對中國，類似地對朝鮮半島以及越南同樣具有重大作用¹⁹，而這一選拔官僚的制度並不見於其它文明中²⁰。

平田以音韻學切入史學的方法別具一格。陸法言《切韻》是研究三世紀至六世紀語音的重要資料²¹。周祖謨指出，陸法言本身為河北人，但該書折衷南北，目的在於正音，同時也便於南北通用²²。并且，《切韻》分韻大都本南方韻書，具體所本者，為梁朝承用的「書音和官話於金陵的士大夫通用的語音」，「《切韻》的語音系統也就是這種雅言和書音的體系無疑」²³。所謂書音，指的是讀書音，與口語音相對，指的是某方言在讀書或說書面語時所使用的字音²⁴。周祖謨因而得出結論，認為《切韻》音系的基礎應當是公元六世紀南北士人通用的「雅言」，「至於審音方面細微的分別，主要根據南方承用的書音」²⁵。它代表齊梁隋唐押韻規範。據此，平田昌司指出，唐代開元年間（713–741），中國文化中心從南朝以來的江南轉移至關中，但關中或中原音系與陸法言的《切韻》之間差別甚大。唐代未能推翻《切韻》，而令《切韻》一直控制了科舉用韻，直至晚清科舉廢除為止，長期以來南方音韻獲得了某種文化資本。與之相對照，喪失古音更甚的北方方言，則無法享有此優勢。中唐以後，北方方言發生了若干音變（濁上歸去、入聲韻尾弱化、虞尤二韻相混等），而南方方言音系更接近《切韻》制定的科舉功令，相對有利於南人²⁶。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科舉考試制度開始糊名法，這場改革「必然給禮部官韻賦予了一種近似於『刑律的地位』」²⁷。這也是明代洪熙元年（1425年）合格率為「南六北四」的背景，這正是為了解決南人科場佔盡聲律優勢的對策，尤其南宋以後，北方音入聲弱化、消失的趨勢更加明顯²⁸。

平田昌司在考察清代鴻臚寺正音問題的一章中則指出，關於明清時代漢語口語標準音有三種不同的立場：一、以北京音為準；二、以中州音為準；三、以南京音為準²⁹。平田指出如下幾點：一、李新魁認為明清口語的標準音一直以中原地區的河洛語音（一般稱為“中州音”）為標準，清代中葉之後，逐漸有人推崇北京音的地位，提出以北京音為正音³⁰。李新魁認為明清時代的音韻學家、詞曲家均主張以中州音為標准音，此乃北京音未上升到標準音的明證，而雍正（在位1722-1735）、乾隆（在位1735-1795）年起即開始感覺“正音”（以北京音為標准音）的必要，然而，閩粵等地教授的“正音”仍是中州音，因為中州音才是他們心目中的“正音”³¹平田援引李新魁的這一觀點，指出明代正統年間，沒有入聲的「北音」得到了標準語音的地位，萬曆年間的朝會唱讚便是用這種「惟中山為正」的中原雅音。二、乾隆十七年滿人習得的遼東、幽燕一帶的漢語，取代中原雅音成為鴻臚寺的正音，但只是朝廷的公式語音，而非「整個漢人的共同語音」。三、明清江南的士大夫不認同失去了許多傳統音類的「北音」，認為「南音」（南京話）才是標準官話。四、爾後「北音」（北京話）隨著權力漸漸擴散。³²值得指出的是，有別於試圖尋找清代官方「正音」工程與「現代白話文」關聯的許多研究者的意圖相左，平田的研究恰恰是從科舉這一文化、政治制度的角度展示了清代正音工程，也即清代北方官話制度化工程的失敗，展示了清代正音工程與現代白話文運動之間的斷裂。平田通以閩粵正音書院的國策在乾隆年間執行上的停滯，彰顯了清廷追求官方一元化的徒勞與無奈，因為科舉制度決定了方言作為語言資本的優勢，以及官話作為語言資本的局限（第十一章）。

平田在書的結尾部分論述了漢語書寫體系由「目治」而「耳治」的現代轉換，在強調一九一七年的「眼睛的文學革命」是如何被三十年代「耳朵的文學革命」所挑戰。這實際上也暗示了聲音中心化與科舉制度的廢除之間的關係。清朝官話之所以無法成為文化資本，是由於科舉考試認可的韻書以南音為准。廢除科舉不僅大幅降低了文言文的地位，更是降低了在科舉考試中有著一定的文化資本的南方方言的地位，頓成粗鄙之言。成為以北方方言為基礎、以普通話的權威為依仗的相聲的笑料題材。音正腔圓被強調為正面價值，其實明末清初已經很明顯。比如，至少在顧炎武的年代，顧炎武《日知錄》所收〈方音〉：「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所不取也。」³³方言畢竟不利於溝通，無視聽眾而強操鄉音，在顧炎武看來是無禮之舉，非君子也。也必須注意的是，顧炎武說的是日常對話的層面，並非書寫的層面。顧炎武發言的背景，似乎也與明清中國人口流動的情況有關。明代以業著籍，戶分民、軍、匠、灶四類，每類戶籍均需世代承擔特定徭役。劉永華的研究顯示，從明代前期開始，由於服役的需要，編入這幾種戶籍的民眾，尤其是軍戶和匠戶，必須不時離開家鄉，前往數百里乃至數千里的地方當差。以此為契機，在明前期相當長的時間裡，出現了大規模的民眾跨地域流動; 同時，在原籍、衛所、服役工廠等地之間，形成了一個涵蓋整個明帝國的跨地域網絡。劉永華估計，在其最盛期，僅計入軍戶、匠戶的數量，這個網路就囊括了全國近四分之一的戶數;而每年參與跨地域流動的軍戶、匠戶，可能多達一百五十萬左右。³⁴這一網絡與官話的關聯可想而知。

平田著作也是狹義的史學新獻，乃是一本有著深厚的科舉史與文學史造詣的語言史學家的力作。其跨學科之功效，此處可窺。羅根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指出：「後來首先反六朝文學者，是隋朝的李諤及王通；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陳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結、獨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種；所以古文實興於北朝，實是以北朝的文學觀打倒南朝的文學觀的一種文學革命運動。」³⁵羅根澤這段話因注意到北人偏向古文這一重要的文學史事實，而常被引用。但是，羅根澤本人並未進一步詳細說明，何以北人就會偏向古文。他也留意到南朝文學文體上「反經」，北朝文學「崇經」³⁶。羅根澤也曾試圖將北朝文學特質與南朝之不同歸於地理環境，以及故家大族率遷至南朝的史實³⁷。晚清劉師培（1884–1919）〈南北文學不同論〉雖然言及音分南北，更多卻是從地理環境不同消解此語言上之不同，卻未從科舉制與音韻關聯所帶來的南北士人的政治競爭角度著眼。劉師培此一時期的南北不同論，除了與夷夏觀有關外，也有進化論與民族主義等西方思潮的影響³⁸。劉師培曰：「聲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與北方迥別。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³⁹就筆者管見，對於羅根澤所留意的南北文學之別，平田昌司從音韻角度所作的解釋最為直接而富說服力。他從音韻學及科舉史角度佐證、發展了羅根澤觀點，認為後世的駢文家多出南人，正是由於北方音韻變化，也導致北方改用古文；同樣，王安石在熙寧三年（1070年）將科舉進士科的重點從唐代以來的詩賦改為經義策論，也有消除南北人方言條件上的不平等意圖有關⁴⁰。平田也是從音韻學和科舉考試制度的關聯，補充了文學史的相關解釋：重策論而罷詩賦，敘事排斥駢體而改用古文⁴¹。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直至今日，排他性白話文運動肯定論者往往將清朝雍正六年（1728年）上諭成立「正音書院」與白話文運動強以關聯，並誇大其意義。比如黎錦熙（1890–1978）在《國語運動史綱》（1934年初版）中說：「正音書院也是國語運動史上應該特書的事」⁴²。又比如台灣國語運動推動者方師鐸（1912–1994）在其一九六五年出版的白話文運動的著作《五十年來中國國語運動史》中言及：「正音書院也是國語運動史上應該大書特書的事。」⁴³平田昌司著作從科舉史及語言史角度對正音院的評價，與「五四」之語言現代性工程設計者、擁護者的評價，恰恰相反，認為是事倍功半的失敗之舉。這一點平田的說法頗有說服力。雖然黎錦熙也承認正音院制度「清中衰敗」⁴⁴，但還是爲國語尋找清朝資源而將兩者强行聯繫。

雍正對正音院的考慮無疑是有其政治考量的。雍正六年（1728年）諭旨曰：「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閩廣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赴任他省，又安能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曉乎？官民上下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智貽誤多矣！」⁴⁵明清以來的政治高度中央集權化，任官在迴避制度下恍若走馬燈，而固定不動的胥吏在這一政治體系中的存在卻獲得實質意義。這一中央集權的制度成為魚肉鄉民的腐敗政治的溫床。但是，雍正將胥吏問題歸於語言不暢，是不能認識到專制的中央集權體制本身鞭長莫及的結構性問題，而這正是顧炎武「寓郡縣於封建」主張的背景。顧炎武《日知錄》卷之九文章《守令》曰：「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⁴⁶顧炎武談及明朝任官除直隸兩京外，「一統於布政司」，「吏始不安其民，民始不安其吏，上下相視，僅如郵傳過客，而吏治稍墮。」⁴⁷雍正據「官民上下不通，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於是添設假借，百病叢生，而事理智貽誤多矣」，認為此弊端與閩粵官員語言不通，加劇了胥吏腐敗。這一中央集權制在太平天國之亂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令生靈塗炭⁴⁸，清朝又不得不以加強「封建」的方式，鼓勵湘軍的崛起，最終帶來士紳階層的壯大⁴⁹，為自己準備了掘墓人。從傳統的角度看，排他性白話文運動是「封建對郡縣」這一經典性中國特色論爭中的「郡縣中心」之語言現代化的體現。

平田著作甚至可以用來強化如下的說法：「五四」白話文的成功也得益於廢除科舉之功，科學考試的廢除令南方方言失去科舉優勢。之後，袁世凱濫用儒學資源為其恢復帝制，加劇了儒家思想的崩潰，同時進一步威脅到文言文的存在地位⁵⁰。袁世凱雖也支持並推動晚清白話文運動，但至民國他因為復辟帝制，成為排他性白話文運動提倡者以及日後主流的歷史敘述可以要隱瞞的支持者。而一九〇五年的科舉廢除，與新文化運動相比，其意義往往被遮蔽。一九〇五年的科舉制度的廢除不僅令清帝國的官僚體制出現斷層，更為晚清革命的到來準備了新生力量。新文化運動本來是共和政體未果的產物，是在一系列重大文化、政治事件之因果連續性上至為重要之一環。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心的歷史敘述，在此意義上乃是倒果為因。

以長時段來觀察新文化運動，已有周作人在其《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指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晚明文學復興淵源：「明末的文學，是現在這次文學運動的來源」；「我已屢次說過，今次的文學運動，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學運動完全相同」；「我以為：現在的用白話的主張也只是從明末諸人的主張內生出來的。」⁵¹周作人的寫作及其影響下的廢名等的創作，足以說明周氏的這一說法。周氏本人對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推崇也可以說明這一點。當然，理念意義上的排他性白話文有力的推動者胡適也常常是選擇性的長時段利用者。比如胡適以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講義為底稿的《國語文學史》（一九二七年四月出版）中將白話文運動與唐宋「古文運動」、歐洲史的「文藝復興」運動等量齊觀。但這也是一種策略性比附與其啟蒙的目的，屬於「運動話語」⁵²。胡適這一選擇性利用與作爲史學方法論的長時段（Longue durée）是有區別的。若以中時段重審中國近現代史，則一八六四年結束的太平天國更有著中國之現代起點的意味⁵³。太平天國準備了清朝的滅亡，也包含太平天國為辛亥革命準備了革命的主力：士紳階層以及他們子弟即有著新進意識的年青一代。而這一革命的士紳階層也為民國準備了陳志讓（Jerome Chen）所說的「軍紳政權」⁵⁴，而正是這一政治結構準備了之後的革命。無獨有偶，王汎森也曾經指出，晚清、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這三個階段本是一個連續的、層層遞進的格局，後兩者中不少新興的事物與思想皆源起自晚清⁵⁵。若是更進一步上溯拉長時段來看這一廣義的「晚清」的話，在「晚清」的分期的問題上，太平天國之亂對弱化清朝的統治根基擁有最為重要的意義；在此前提下，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的意義絲毫不亞於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九八的戊戌變法失敗的意義又遠比甲午戰爭直接，但甲午戰爭的失敗，也是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的直接催化劑，唯因此，戊戌變法也是以日本的君主立憲、富國強兵為榜樣的。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甲午海戰與之後戊戌變法，自然是兩個相關的大事件。

總之，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意義的單獨強調，並以此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與過短的時段把握歷史的視野以及將問題只是簡單歸於外部威脅的框架不無關係。這也是柯文所批判的認為現代性只能是與西方俱有，因而過於強調西方「帝國主義」作用的觀點⁵⁶。當然此處並不否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對中國帶來的巨大危害。但必須留意國內層面的專制政治等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外部因素之間的互動：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國，沒有國內層面的專制和閉關鎖國，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往往難以得逞。回歸本文的中心議題的語言現代性反思的話，假如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是一長時段（明代以來）來觀察新文化運動的例子的話，平田昌司著作則提供了一個更長的時段（仁壽元年［公元六零一年］《切韻》以來）去觀察白話文運動。筆者以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

第三  陳建華《紫羅蘭的魅影：周瘦鵑與上海文學文化，1911-1949》

陳建華《紫羅蘭的魅影：周瘦鵑與上海文學文化，1911–1949》（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為近年白話文運動研究方面的力作。陳著七百二十一頁之巨，洋洋灑灑，最後三章探討電影與文學的關係，若以現代白話文運動研究新獻考慮，則此處談及的「陳著」，只涉及前十二章四百八十頁耳。該書起名也稍顯局限，過於「上海」，其內容實足以「中國」。此一強調更在於突出此書一大主題，即「白話文運動與周瘦鵑（1895–1968）」，或以周瘦鵑為主要視野的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意義。作為近現代中國出版重鎮，「上海」即幾乎可以「中國」，至少在三、四十年代是如此。如此解讀或予人喧賓奪主之感，然而，作為一種閱讀方法，似無大礙。進而言之，該書最後三章另外成書，似也無妨。陳著的貢獻在以下幾點：

首先，陳著以翔實史料拆解現代中國文學史的主流書寫之中未必符合史實的部分，也令人思考文學史人為構建的權力問題。最初為明代文學研究者的陳建華教授，以明代文學的素養看待「中國現代文學」及其研究。本書的一個貢獻，也是這一作為「方法」的「明代」。該書的主要意義無疑在於對「五四」中心或「新文學」中心、立足於如下一系列認為設定的二元對立結構的相對化：「新」vs.「舊」，「革命」vs「復古」，「革命」vs.「傳統」、「先進」vs.「落後」等。該書對於新舊話語形成過程及結構的描寫，甚有說服力⁵⁷。陳著指出，面對愈益強勢的白話主義，周瘦鵑本人愈益顯得焦慮，在「新舊兼備」的實踐中「舊派」要跟上新潮流，也不願割裂傳統文化，其結果常常是新瓶舊酒，傳統得到更新或融會；在追求文學現代性方面與新派沒有本質區別，他們的創作中隨處可見西方文學的印痕，只是對於西方的價值與形式採取內化方式，與新文學那種明火執仗鼓吹西化的外鑠方式形成鮮明對比⁵⁸。該書的貢獻不僅是文學史的重寫，也涉及近現代史中白話文運動如何被重新認識甚至重新評估的問題。特殊的近現代歷史，令國人深囿於社會、歷史發展的想像上的現代主義思維。「傳統」/「現代」、「新」/「舊」之二元對立，對中國現代史影響深遠，言之為觸目驚心，毫不為過。陳著所介紹的周瘦鵑，正試圖攪亂這種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結構。

在這方面，陳著事實上也質疑了現代作為翻譯概念的「文學」概念。以小說（novel的翻譯詞）為中心的翻譯的「文學」概念也排斥了諸如小品文、政論文、雜文等的存在，遑論詩詞等韻文。眾所周知，明清白話小說是翻譯概念的「小說」之前的小說。至於現代，一方面明清文言及白話小說因翻譯概念的「文學」以小說為中心而得到重視，而明清韻文、小品文顯然無此待遇；另一方面，明清文言及白話小說也因包含了詩以及詩情畫意的文體，而無法擁有翻譯概念的「小說」的中心地位。陳著顯然有意質疑「現代」與「傳統」這一類的二元對立，而強調周瘦鵑為主的「現代」小說中的明清白話小說要素。這也是一種基於長時段的視野。這一長時段也令我們獲得了新的觀點。

其次，陳著致力於說明，明清白話小說為晚清民初「非排他性白話文」的最大源流，強調「非排他性」白話文運動的另類源頭的晚明。這裡涉及「排他性白話文」這一概念。白話文中國自古即有，白話文與文言文本來便是相對的概念。今人所見之禪宗公案、《朱子語錄》、前近代白話小說等，莫不是白話文，但這是非排他性的白話文。「排他性白話文」為本人所提出，其排他性如下：第一，在歷史觀上立足於線性的歷史發展想像，絕對性地排斥過往之傳統，視傳統為落後的代名詞；第二，在語言上它表現出語言進化論思想，以「文明對野蠻」的語言觀，認為羅馬字母、拉丁字母之類的表音文字為文明的文字而排斥漢字，視漢字之類的以表意為主的書寫體系為野蠻、落後的文字；第三，它基於排他的民族主義原理，在民族主義與語言相合的語言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上在理念上區別（排斥）於其他民族；第四，在理念上排斥古文，認為古文以及所承載的文明不利於中國現代化；第五，現代性及作爲其政治上之實踐的、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理論上必須建構在均質性上。因此，排他性白話文在理念上排斥漢語方言的多元性（地方性）⁵⁹。陳著是研究白話文運動的力作，書中使用「白話主義」、「單邊的白話主義」和「單向（性）的白話文寫作」等概念⁶⁰，與「排他性白話文」不無相通之處。陳著也使用了「晚清文學革命」的表述，正中鵠的。

陳著也展示了如下的事實：排他性白話文運動正是「革命」的《新青年》與「反革命」的北洋政府聯手之作。這一歷史事實在自由主義與革命的中國近代史敘述中都消失了，而兩者都是現代主義史觀的不同表現形態。就北洋政府的語言政策，黃曉蕾曾在其論著《民國時期語言政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中分別以「北洋政府前期」及「北洋政府後期」各一章專門論及⁶¹。附帶提及，近年重評「軍閥」在中國現代性中的正面意義的研究也開始出現。比如中國學者張華騰今年的研究如《北洋集團崛起研究1895–1911》（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便是強調北洋集團與清末新政關係的著述。Klaus Mühlhahn在其關於晚清以來中國史的近著中強調北洋對中國現代化工程的貢獻，一反革命史觀、自由主義史觀共享的「五四」中心敘述⁶²。比如Mühlhahn說：「北洋政府也是關稅的收受者，而這些收入必須用於支付十九世紀以來的戰敗導致的債務。北洋政府持續在教育領域和法制體系上進行制度改革，它在外交政策方面捍衛中國利益，在提高列強關稅方面進行交涉。所有這些令將來的政府得以建構其上」⁶³。唐啟華的《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初版2010年）也揭示了北洋政府在修約上的外交努力與交涉過程⁶⁴。楊天宏的相關研究也呼應了唐啟華的研究⁶⁵。總而言之，北洋政府不可如革命史觀和自由主義史觀非黑即白地描述，前者尤甚。他們革命又反革命：既參與辛亥革命，逼清帝遜位，後又鎮壓學生運動。北洋新軍本身是軍事現代化的產物，他們基本上是謀求中國現代化、建設現代化制度的主要推手，同時，他們有時又是復辟倒退、歷史大潮的逆流，如袁世凱稱帝。他們批判傳統，如袁世凱動議廢除一千多年來的文官選拔的科舉制，以推動現代化/西化，袁也成爲反對文化上過度西化的推手，如尊孔。北洋政府亦非鐵板一塊，不可概而論之。閻錫山（1883–1960）回憶說：「袁氏稱帝，其親近諸如徐世昌、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均不表同情。」⁶⁶楊天宏的研究顯示，袁世凱當上臨時大總統之後，卻悖論式地表現出「去北洋化」傾向，導致後袁世凱時代「北洋正統」論述在人民中失去影響力⁶⁷。無論如何，如陳建華著作那樣，北洋對語言現代化計劃的主導與參與也是近年研究開始留意的。

最後，在總結近年漢語圈對語言現代性的反思時，值得一提的是詞彙史和概念史的研究。就日語史、漢語史等漢字圈語言的詞彙史研究而言，近代漢字圈詞彙史的研究本來便是「本業」。這一「本業」，甚至新的「概念」的研究，與漢字圈的現代性幾乎是同時出現的。比如，夏目漱石為「literature」與中國先秦的「文學」之間的區別而苦惱，其思考見於其一九〇七年出版的《文学論》。（撰寫於1900至1903年初之間）。章太炎在一九〇二年在《新民叢報》連載〈文學說例〉與其《國粹學報》的〈文學論略〉亦是討論同一問題。無論如何，這裡想指出的是，詞彙史的「從業者」與東亞史學界的結合首先構成了近年漢字圈語言現代性溯源的一個重要面向。本世紀初歐美學界在「語言學的轉向」的影響下，構成文本的語言成為論者的關心所在。史學界也關心研究「新名詞」（new word）、「關鍵字」（key word），自稱他稱為「觀念史」（history of idea）者有之，自稱他稱為「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conceptual history）者亦有之。「觀念」與「概念」本來含義有些不同，此處從略。就漢字圈漢字概念史研究而言，西方的「語言學的轉向」的影響不必誇大。如前所述，它是內在於漢字圈的現代性的基本史實，更是翻譯本身的現代性問題⁶⁸。關於翻譯的現代性問題，熟悉日語學術的讀者自會聯想起柳父章七、八十年代以來翻譯角度的概念史、詞彙史研究，以及丸山眞男的相關研究⁶⁹。也在此意義上，研究中國會黨史方面頗有建樹的孫江近年在概念史研究方面推動最力。多年前，作為近代中國會黨史的研究者，孫江在秘密結社的研究過程中意識到「religion」一變為「宗教」，「教」又一變為「religion」所帶來的的混亂和變化，如儒教是否「宗教」、秘密結社與「教」的關係等複雜問題⁷⁰。深感概念史對近代學術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意義，其大力組織、推動概念史研究，至今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⁷¹。史學界概念史研究者更關注譯詞本身所建構的近代史敘述、歷史認識，以及歷史與語言表象之間的複雜關係等問題。至今日，孫江為主編的雜誌《亞洲概念史研究》（南京大學），以及鄭文蕙為主編的《東亞概念史研究》（台灣政治大學）為兩大發表基地。無論如何，至今日，在漢字圈（至少在中日韓），最終形成了以詞語史和概念史為中心的兩個重要研究領域。儘管西方的「語言學的轉向」對詞彙史、概念史的影響不必誇張，但這一「語言學的轉向」構成了新史學的一個面向。它以其理論的建構，對漢語學界的詞彙史、概念史研究，加之相關的成果⁷²，有著一定的推波助瀾之功。在此意義上，概念史、詞彙史的研究，構成了廣義的「新史學」的一環。

孫江主編，南京大學學衡研究院統籌，延攬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一流學者，旨在梳理「影響現代中國政治-社會的100個關鍵概念」，在此基礎上形成100本專著，對每個關鍵概念進行深度的知識考察。

詞彙史與概念史，兩者有重疊的部分，但是，一個概念的出現，必須以詞彙的出現為條件，但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發展，兩者之間多有交叉。另一方面，只有部分詞彙才會成為新的概念。雖然兩者都是語言角度進入廣義的歷史研究的方法，但是，前者偏重於語言史，後者偏重於狹義的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在此意義上，兩者區別也不小，但是其學科毗鄰關係也是不爭的事實。詞彙史與概念史研究互相合作、影響、促進，也刺激了這一互動的兩個領域。在詞語史研究興盛的同時，概念史研究漸漸成為各個學科關注的物件。就詞語與概念的關係，德國概念史研究者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認為，詞語所指明確，其內涵是清晰的；當詞語被賦予政治的和社會的內涵後，就變成了概念，與詞語相較，概念的內涵相對含糊。但是，德國的概念史較晚進入漢語世界，在此之前，洛夫喬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存在之鏈》所張揚的「觀念史」影響很大。⁷³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金觀濤、劉青峰伉儷較早注意到由詞語而概念的歷史，但他們更傾向於使用「觀念史」，而非「概念史」。其合著《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用數量統計方法研究的「概念」也難說明某一特定「概念」本身在具體歷史關係性中的歷史，亦難展示某一特定概念本身所建構的歷史。無論如何，金、劉在九十年代初的漢語學界，對概念史研究推動最力，其功不可沒。

Arthur O. Lovejoy,Harper & Row, 1965‍‍‍

實際上，正如科塞雷克所指出的，觀念是不變的常數，概念是複數可變的⁷⁴。撇開這種理解上的差異，洛夫喬伊、金觀濤等研究實際上也可以歸入概念史的研究。循著德國概念史的路徑，推進概念史研究的是方維規、孫江等學者。留學德國的方維規介紹德國概念史研究方法，撰有《什麼是概念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留學日本的孫江注重概念史方法在東亞漢字文化圈、特別是中國語境中的運用。無論是基於何種理解的概念史研究，從詞彙史的角度看，更多都是始於晚清中國以及明治日本的漢字圈新詞（尤其是「和製漢語」^75）。如此，漢字圈的視角就擁有了根本意義。這方面，傅佛果（Joshua A. Fogel）的著作是出色的貢獻，處理了包括越南的語言現代性在內的漢字圈語言現代性問題⁷⁶，是在英語圈史學界少數貫穿漢字圈視點的研究之一。也因作為語言現代性的「漢字圈」的特點，下列以「漢字圈」為單位的著作，就有了重要意義：漢語現代詞彙史研究者意大利學者馬西尼（Federico Masini）《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⁷⁷、德國學者李博（Wolfgang Lippert）《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旅日華人學者沈國威《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78]、華人學者陳力衛《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等。這些著作在中國出版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尤其沈著、陳著，以漢字圈為視野，融日語史與漢語史為一體，從近代詞彙形成和流通的角度，闡明中日現代「國語」的形構過程，為現代漢語詞彙史的力作。總的來說，詞彙史與概念史的對話最為頻密，但是，由於某些歷史原因，中國學界的概念史研究晚於日本。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馮天瑜《「封建」考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黃興濤《「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董炳月《「同文」的現代轉換：日語借詞中的思想與文學》（北京：昆侖出版社，2012年）等屬於較早關心新名詞在近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上的意義的研究。黃著中的「她」也凸顯出中國的語言現代性與日本等漢字圈國家的微妙不同。董著則作為文學史研究、近代中日交涉研究探討了「國語」「個人」「革命」等問題上中日之關聯，亦探討了日化文體的問題。

Joshua A. Fogel,Leiden: Brill, 2015

在東亞，詞彙史、概念史的研究有著強烈的「漢字圈」的地緣色彩，這些概念至今不同程度上仍然共用於現代的漢語、日語、韓語（朝鮮語）、越南語中。在此意義上，雖然漢字在這些不同的國家有著不同的命運，甚至如現代越南語那樣，漢字表記已經消失，新詞彙、新概念也將這些國家以顯在或隱在的方式連接在一起。如前所述，新詞彙、新概念也是漢字圈「翻譯西方」的問題⁷⁹。繼而，他們最能體現「全球史視野中的漢字圈語言現代性」這一事實。無論如何，一個概念的確立，也深刻影響著我們的歷史敘述，而歷史敘述又影響著我們對世界的認識和自我認同的建構，也即主體的建構。總之，近年現代漢語（漢字）概念史的研究熱⁸⁰，進一步擴張了史學的領域，加深從語言的角度認識漢字圈的近現代。

第五  「文字革命」：被忘卻的中國語言現代性的核心？（代結語）‍‍‍‍‍‍

最後以「文字革命」結束本文。旅加學者鍾雨柔直接名爲「漢字革命」的英文著作也預計將漢譯出版，故不妨在此簡單提及⁸¹。鍾著以語音中心主義批判近代漢字圈的語言現代性，重審1920年代至1958年中國「文字革命」的歷史。該書的其中一大論點為，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只是「文字革命」妥協的產物，「文字革命」方為中國語言現代性的真正的起源。也正因她的這一處理，文學革命、白話文運動在「文字革命」或聲音中心主義上的共性才被更好地呈現出來。但是，本書並沒有停留於國語羅馬字運動與拉丁化運動兩者內部進行敘述，而是將敘述的主線轉向第三方：晏陽初等平民教育運動推動者，以及他們深度介入的一戰期間在歐華工與其書寫語言的關係問題（第三章），並在第四章將之與拉丁化運動之一環的葉聖陶等人的大眾教育運動進行對照。近代史研究者湛曉白《語文與政治：民國時期漢字拉丁化運動研究》（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從思想文化史角度聚焦於三十年代漢字拉丁化運動，是一本不多見的有關「文字革命」的系統論述，彌補了學界對激進的拉丁化運動的研究不足。

此外，近年徐國琦的著作揭示，歐洲華工在一戰中作為弱國的中國在國際上獲得了一定發言權，他們在一戰中代表中國「以工代兵」的「參戰」作用，為中國進一步主動參與西方所主導的新的世界秩序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此意義上他們與五四運動有著很深的關聯⁸²。中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國際政治的參與，眾所周知，也是「五四」白話文運動的一個大背景⁸³。但是，這些華工在中國語言現代性的討論中，甚至在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討論中一直是缺席的。在此意義上他們都是革命中心史觀的犧牲者，與「革命」和「反革命」、與國共與北洋的對立、與國共之間的對立都沒有關係。鍾著也彌補了這一討論，從「文字革命」來反思中國語文的現代性，重構以中國的漢字文化為主流的漢字圈文化，可謂正本清源。其與湛著雖然解讀有異，但在聚焦「文字革命」上，兩者都有其重要貢獻。

以上探討了二十年來以漢語單行本形式出版的、檢討中國語言現代性的論著。時間跨度不短，筆者學力有限，難免掛一漏萬，甚至錯誤之處，敬請方家見諒。筆者相信，中國語言現代性的反省是一個正在進行中的工程，更是中國現代性反省的核心問題之一。教科書中關於語言現代性問題的歷史敘述已經成為常識。質疑常識並非易事，但無疑是必要的，且是學術之要務。謹以拙稿請教海內外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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