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开聊】赵静蓉丨记忆与个体：对话埃里兰・巴埃尔

记忆是可靠的吗？它与个体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又如何影响了集体记忆？由此为起点，暨南大学教授赵静蓉与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埃里兰·巴埃尔展开了对谈，二人延展开去，进一步讨论了历史叙事的构建、知识分子的分类及其在各国扮演的角色差异等，提出很多颇有价值的论题与创见。巴埃尔还在对谈中回忆了自己的学术传承与自身经历。因此栏目为“敞开聊”，故篇幅虽长，还是如数呈现，以期读者们能从这些珍贵对话的原貌中获得启发。

对谈者简介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暨南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兴趣包括：知识社会学、思想史与知识分子。他的博士论文是*Positioning the Intellectual: Žižek as a Sociological Phenomenon*，译有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Demanding the Impossible*(2013)、Antigone（2016)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The Meaning of Life*（2007)。同时，他也是Critical Masses的联合创始人。

问：在您的知识背景下，记忆曾经是让您感兴趣的问题吗？您认为记忆重要吗？您能从您的学术研究兴趣来解释一下吗？

答：当然，记忆在不同程度上吸引着我们所有人。作为一名知识社会学家，我认为记忆（如它的功能等）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认为记忆是社会性的，所以我认为它对我们的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点，又因为我们正在讨论“记忆”，我想首先回顾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第九章中写到的关于诗人和历史学家之间的区别：

诗人和历史学家的不同之处不在于用诗歌或散文写作。希罗多德的作品可以写成诗句，它有了格律，但仍然是一种历史。它们真正的区别在于，一个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另一个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诗歌是一种比历史更具有哲理性和更高层次的东西：因为诗歌往往表达的是普遍性，而历史表达的则是特殊性。所谓“普遍性”，我指的是某一特定类型的人，根据可然的或必然的规律去说话或行动；诗歌在赋予人物姓名时，也瞄准了这种普遍性。至于“特殊性”，例如，阿尔西比亚斯所做的事或所遭受的苦难。

在这篇文章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诗歌与普遍性、历史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根据他的说法，已经发生的事情总是少于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诗歌与普遍性的关系比历史更为紧密，因此诗歌更具哲理性，因为它还包含了潜在的部分，或者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是现实的虚拟部分；即那些尚未实现但仍有可能实现的东西。

现在，一旦我们意识到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关键区别，我便想从古希腊跳到现代欧洲，回顾一下弗洛伊德（Freud）最著名的那句名言，出自他的《梦的解析》（1899）。在论述梦境过程的心理时，他评论道:“我们的记忆不能提供任何保证，但是我们不得不更加频繁地相信它的陈述，这种信任远远超出了对客观实证内容的信任。”将亚里士多德和弗洛伊德的这两种说法放在一起阅读，就会发现一个有些麻烦的概念，那就是“记忆”——也就是我们的记忆，因为它是以文字、符号、感觉等形式呈现出来的，所以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记录机器。弗洛伊德命题包含几个部分，应该加以辨析：

（1）我们错误地期望从我们的记忆中得到一些事实保证。

（2）我们以记忆为事实依据。

（3）我们无视记忆的某些事实上的不合理性。

不难理解弗洛伊德为什么要提出这些命题。正如他主要的及挑衅的追随者拉康（Lacan）所表明的那样，记忆是由知识建构起来的，而知识总是象征性的，因此也是不真实的。真实（real），与现实（reality）相对，更接近于无意识（即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它恰恰指向了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哪种机制扭曲了我们的记忆，阻止它成为一台完美的、客观的记录机器？”弗洛伊德会回答：“无意识”。但在这里，事情变得更加棘手，因为我们还不清楚如何理解“无意识”这种怪异的作用机制。总之，我建议我们应该将其视为“社会”。

根据齐泽克（Žižek）的作品，这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我们之所以能够记住自己做的事而不是他人做的事，是因为我们是以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他人的方式去记忆。在这个阶段，弗洛伊德似乎只是简单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照相机那样运作或表现。由于我们拥有作为知识基础的无意识，它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认知以及与现实的互动，因此我们所记住的就是无意识希望我们记住的东西。举个通俗的例子，我们认为，那些我们无法面对的太过强烈的东西，比如暴力袭击，会被压抑或阻挡在记忆之外，从而将主观偏见化为客观现实：袭击确实发生了，但我不自觉地选择了压抑和遗忘。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理解弗洛伊德的基本思路。

但是，如果我们遵循弗洛伊德本人的思想轨迹——比如他反复转变的立场（以及随后的理论和模型等）——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事情并没那么简单。事实上，弗洛伊德不得不遵循数据去得出结论，这些数据是基于女性的性侵报告：这表明已经发生的事情（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历史）和可能发生的事情（诗的领域）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越轨的、交叉的。如果我们的记忆更接近于诗歌而不是历史，这对我们讲述自己、个体和集体的故事有何启示呢？那么谁又是我们记忆的诗人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进行一种辩证性的转变，从传统的表现性模式到创造性的生产模式——前者认为无意识是记忆的膜，是记忆仓库的入口或阀门；而后者认为，无意识产生记忆。

更准确地说：辩证的转变不是通过选择这两种模式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使它们并行——不完整的（无意识的）表现带来了有效的和情感的生产性结果（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记忆不是一个仓库，要用任何通过无意识大门的东西来填充，也不是一个图像生产工厂，而仅仅只是一种症状。

我在我的作品中追求的正是这种“症状性”的研究思路或思想——类似于阿尔都塞（Althusser）“症候性阅读”。例如，在对2011年“阿拉伯之春”事件的研究中，我注意到，与该事件相关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图像，确切地说是过去的记忆，以此使现在变得更有意义。批评者称这一事件“就像1979年”（暗指伊朗革命催生了宗教政权），而支持这一事件的人则认为，这确实“就像1989年”（暗指东欧集团的民主革命）。因此，这两者都是依赖于其他的一些外部立场来形成他们自己的立场。在这里，我们应该提到弗洛伊德的“甲板记忆”(Deck-Erinnerung)概念，或称“屏幕记忆”(Screen-Memory): 一种旨在掩盖创伤性真相的幻想形式。双方都用一些屏幕记忆来使他们对现实的说法变得有意义，这种意义符合他们的幻想。这里的社会元素正是幻想，它使我们在某种完整的意义上看到并记住现实。例如，齐泽克回忆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多数的思想家实际上都使用了相同的屏幕记忆来记住黑格尔的形象:

生命哲学的支持者、克尔凯郭尔以来的存在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历史主义者、分析哲学家和经验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传统自由主义者、宗教道德家、解构主义者和德勒兹主义者，他们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定义自己，拒绝黑格尔。但当敌人开始说同一种语言时，这是一个可靠的迹象，表明了他们都在逃避一些东西。那么，如果说黑格尔已经突破了某种独特的思想维度，但却被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抹杀并使其不可见呢？如果说把黑格尔想象成“自命不凡”的‘绝对唯心主义者’的荒谬形象，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屏幕记忆’的典范案例呢？

齐泽克正在找寻黑格尔（Hegel）的形象，以及为什么齐泽克记住的是这样的黑格尔，因此在我的博士研究中，我把目光转向了齐泽克，试图捕捉这种正在形成的记忆。这本质上构成了因果关系，我们创造某种事物或现象的形象，然后把它投射为记忆，并将其作为我们知识的一部分去记住它们。正如弗洛伊德所了解的那样，由于这个过程完全是象征性的，它贯穿了整个社会，因此必须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

问：您认为社会学、哲学和历史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您认为社会学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记忆的时候，因为这些学科实际上都有不同类型的记忆。换句话说，社会学、哲学和历史学都使用了不同的记忆概念。此外，我们应该增加更多的跨学科研究，这些研究借鉴了几个学科，因此也依赖于一个更全面的记忆概念。例如，邓肯·贝尔(Duncan Bell)在其编辑的《记忆、创伤和世界政治》(*Memory，Trauma，and World Politics*)一书中指出：

然而，一个相当普遍的假设是，某些惨痛的事件，包括种族灭绝、战争、恐怖主义、内乱、种族冲突以及激进的政权更迭，会对公民的自我理解产生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挑战，这种“创伤”记忆在随后塑造政治观念、归属和行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奠基性的作用。（2006年，第5页）

因此，记忆的社会性再次得到强调，这次不是从内部角度出发，而是从外部角度出发。也就是说，除了记忆本身是社会性的，它对我们来说也是社会性的，因为它被用来构建我们的身份，其基础是由某些事件拼凑起来的一些叙事。在我自己的经验中，作为一名以色列人，对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是这种用途的最显著例子。作为一个创伤事件，它是以以色列社会为基础的。

▲《Memory，Trauma，and World Politics》（《记忆、创伤和世界政治》），edited by Duncan Bell，Palgrave Macmillan, 2006

通过构建一个以大屠杀作为起点、以色列国成立作为终点的历史叙事，任何以色列主体都可以通过他/她与那段记忆的距离被定义。你越是认同这一事件，你就越容易受到其后果的影响，这些后果在以色列得到了体现。这已经成为以色列社会的资本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什么任何非犹太公民，如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天然地且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这种社会记忆、纪念活动和身份认同之外。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Alexander，2009年）汇集了关于“纪念大屠杀 ”的论争，其中就考察了这一点。只有在这种形而上的基础上，才有对某些社会群体的二级法律和程序歧视，这些群体与这种记忆相距甚远。第二个重要观点是，记忆更接近诗歌而不是历史，出于政治、经济或其他社会原因，记忆可以被操纵来支持某种叙事而非其他叙事。因此，同一事件在不同社会中的记忆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这取决于它们的话语权和象征性的权力关系。虽然在以色列，大屠杀在犹太复国主义的自我叙述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根据一些报告，在其他地方，对大屠杀的记忆正在消散(Zauzmer，2018年；Astor，2018年)。

另一方面，在左派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法国是将法国大革命作为身份认同事件去记忆的。尽管不像负面创伤那样，但这一事件还是起到了身份建构的作用。它是现今法兰西共和国的形而上学基础。事实上，主体确实可以通过建构他们身份的国家事件，来选择他们对身份认同的程度和水平，这清楚地表明，历史和过去是开放的。通过将自己置身于另一事件中，一个人可以成为另一个主体，通过文化价值观和物质行为的不同结果，走上不同的道路。因此，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当社会学可能专注于经验性身份的实证形态时，是哲学从社会学研究的经验对象中，进一步深入地提炼出思想理论结构的。换句话说，哲学本身更多的是处理社会学和历史学普遍性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学科如此难以区分和界定。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它们更多的是结合性的而不是分开的。

因此，哲学能够通过将可能发生的事情纳入其中来思考和改变过去。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是这一观点的伟大拥护者，他在1932年的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中写道：

我从未自认为，人们可以将现实插入过去，并使时光倒流。然而，毫无疑问，人们可以在那里插入可能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每一个时刻，可能的东西都会插入那里。就不可预测和新的现实创造自身而言，它的形象反映了在不确定的过去中的自己：这个新的现实发现自己总是可能的；但只有在它实际出现的确切时刻，它才开始变得总是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的可能性，并不先于它的现实，一旦这个现实出现，它就会先于现实。

很明显，大多数社会学家会觉得，陷入这种虚拟层面的分析是很奇怪的，这为哲学家的普遍思想铺平了道路。但与正史不同的是，社会学并不仅仅描述过去的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这三门学科定位于现实与虚拟之间的连续体上：历史处于现实的极端；社会学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哲学抓住了虚拟性（其中一部分是真正的现实）。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这种“定位”最典型的社会学家，他研究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为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划分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声称社会学家不能采用后验的优势：

然而，历史学家比他的英雄更有优势，这是由于，当行动者凭借其知识和期望，对既定的外在条件做出评价时，历史学家都后验地知道，他的评价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1949，第165页）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可以洞察到社会学的核心，特别是与历史、哲学相比时。社会学让我们可以批判两种极端：经验的和理论的，现实的和虚拟的。历史学家只关注现实，如发生了什么事；而哲学家关注的是虚拟，如可能发生什么事；只有社会学家揭示出，这两者都存在着片面性的危险——更确切地说，这种片面性恰恰是因为历史和哲学都声称要描述整体性。实际上，这是社会学的关键所在。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被视作后哲学思想家，因为他们不仅将社会、物质和文化、心理的边界融合在一起，而且也整合了历史和哲学的思维。虽然这两位都不被看作，至少绝没有将自己看作是社会学家。但我认为他们对社会学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而这正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定位于现实的历史和哲学的虚拟的边界之上。通过展示这种联系，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记忆的形成，以及记忆对作为主体的我们的影响。关键的是，一旦我们面对真实（由现实和虚拟组成）的“神秘（vanishing）中介”，我们确实可以改变它，让我们更好地发展。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1949~）问：您的论文旨在解释斯拉沃热·齐泽克的出现。您为什么选择齐泽克？他与您对社会学的理解有什么关系？他和您的个人记忆有什么关系？

答：冒着老生常谈的风险，准确地说，我认为并非是我选择了齐泽克，而是我被齐泽克选中了。我的意思是，我之所以在研究中使齐泽克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与我对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学科的理解有关，同时，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也与齐泽克作为我个人记忆的一部分相关。

在专业上，即社会学上，关于“齐泽克的出现”的这项研究和我对社会学的理解之间的关系，我可以列举三点：

（1）知识分子在知识形成中的辩证作用；

（2）齐泽克出现在其时空点上的单一并置语境；

（3）关于全球化社会，我们可以从齐泽克的出现中得到什么启示。

这三点是相互关联的。第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帮助我们这些普通公众思考某些问题或现象。他们通过给概念、隐喻或流行语下定义，让公众了解我们在社会中所经历的重大问题、人民情绪和紧张局势。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扮演着传教哲学家的角色，旨在通过介绍真理来解放公众。

然而，近几十年来，我们看到事态向其他方向发展了，即权威型知识分子衰落了，而对话型知识分子、专家型知识分子出现了。这些（类型的）知识分子不站在权力和权威的立场上发言，也不介入一般性和跨部门的问题，他们限制自己与公众交谈，仅就其专业领域的具体和特定问题发表讲话。

因此，知识形成的语境是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专注于研究的知识分子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社会。当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做出反应并产生共鸣时，他们就会成为调解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2005）强调了中间人（intermediaries）和调解人（mediators）之间的区别，知识分子无疑属于第二类，因为他们改变、转译和转化了一个社会所涉及的思想，并以不同的方式将思想带回到社会，从而使社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也由此对事物采取不同的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齐泽克的案例堪称典范，原因有几个。首先，他与文化的接触揭示了公众如何看待某些问题，正如借助书面表达对艺术或其他文化表演做出反应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的斯洛文尼亚，他对极具煽动性的艺术和音乐乐队莱巴赫（Laibach）表达了理解，引起了当局和公众的强烈反应。但通过对乐队表演表达不同的理解，他创造了另一种意义，即允许不同的解释。换句话说，当知识分子对某些公共事件做出反应时，他们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对公众很重要，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完全自相矛盾的叙事。齐泽克对大众文化的介入，尤其是他对电影界的参与，使挖掘电影意义的人们对他颇感兴趣。当然，很多人都研究电影，但为什么齐泽克成了一个成功的公共知识分子，而其他人却没有呢？关键所在就是他的定位，包括他的背景、展演和关系。

因此，齐泽克的崛起对我们理解当今社会有着重要意义的第二个原因，便是他的“知识介入”（intellectual interventions）形式。它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会成功，而不是别人。我提出的“知识介入”时空模型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认为，成功的“知识介入”——由贝尔特（Baert，2015）定义为“为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做出贡献，并通过定位，将作者归于某种位置上” ——通过三个阶段的行动实现：依靠过去的伟大人物/事件，为了介入当前的公共事务，从而为公众规划一个可供选择的未来。

有一种是通过空间的介入：从知识的内部场域（使用术语），到知识的外部场域（公众也参与其中）。同时，也有一种通过时间的介入：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过程，以现在为起点回到过去，以新的想法重新审视现在，从而允许社会想象另一种未来。齐泽克在复兴黑格尔哲学时一直坚持这样做，首先是为了理解和解释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解体和斯洛文尼亚的民主化，然后是全球化及其不满。在此过程中，他与他的团队和关系网的其他知识分子（如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一起，创造了另一种共产主义愿景——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停止资本主义剥削，他们预测将会有另一种未来。

最后，这就引出了第三点，即关于全球社会，齐泽克的出现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公众会允许齐泽克在知识分子领域之外获得如此大的成功和影响力? 为了初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看看齐泽克在当今知识界的独特之处。除了他的知识分子立场（共产主义，普遍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之外，重要的是他传达这些立场的方式。除了身为知识分子，他没有担任有权力、有权威和有威望的职位。他不是拉康所说的“假定知道的主体”（subject-supposed-to-know）。这种公开展示方式为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铺平了道路。综上所述，研究齐泽克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因为齐泽克是其中的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对于我们的“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ies）来说，还有什么比知识生产者，或者像齐泽克的出版案例中所说的“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更重要的呢？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个人记忆和对齐泽克的研究之间的关系，始于我自己努力理解并使用“人兽”（human animal）这个粗俗的术语。当我进入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时，我的目标是更好地了解我们人类。很快，我制定了一个与大纲课程并行的私人研究计划。基于一种直觉，（我认为）人类不应该以个人身份直接研究“人兽”，而应该更精确地进行两个方向的双重研究：上至形而上学，下至精神分析。由此，我想同时从两个方向来解释人类活动：内部和外部。在思考语言作为人类内外两个层面的界限时，我找到了拉康的精神分析。在他的巨著中，他整合了多个不同领域，哲学、心理学、认知学、社会学、人类学、艺术、数学、控制论，当然还有语言学。这为我提供了一种方法，那就是将我自己在社会学中提出的问题(如社会是如何出现、运行和变化的)与个人问题(如记忆、感觉和思想)联系起来。

具体来说，我当时正在撰写的学士论文，主题是以色列身份的形成及其与（持续存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关系。我认为，由于犹太想象的具体用途，以色列国延续了迫害和区别对待等概念，并以此创造了一种身份形式，这种身份形式受冲突的影响表现为“反阿拉伯”（anti-Arab）。这对记忆的影响尤其显著：以色列国对大屠杀的利用，是遵循了弗洛伊德谈到的受压抑的创伤形式，或者说是遵循了列维-施特劳斯（Levi-Strauss）所说的社会的神话起源。由于这一事件具有这样的结构性，它反过来又构建了以色列人互动的整个象征空间。而那些对大屠杀缺乏深刻记忆的人，发现自己与以色列的共识相去甚远。

此外，这种结构鼓励个人和群体创造和重现记忆，及时寻找并唤起一些关于大屠杀的“被压抑的”记忆，以便他们更接近国家。例如，在1948年以色列成立之前居住在中东的阿拉伯裔犹太人，直到现在才把偶尔发生的反犹太袭击与引发欧洲大屠杀的反犹情绪联系起来。这里的意识形态运动是为了压制这样一个事实，即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以及中东的反犹太攻击主要与政治有关，而不是与种族有关。

简而言之，我使用这种精神分析工具，如无意识、分裂主体、幻想、剩余快感和客体，来解决以色列的身份形成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一方面试图摆脱符号互动这种常见的社会学趋势，另一方面也试图避免走向解构主义。我发现这两者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缺乏一致的主体理论。虽然它们洞察到身份的形成是社会和语言努力的后果，但它们并没有说明主体出现的原因，更不用说主体为什么变化了。因此（我认为）我需要拉康（来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我遇到齐泽克的原因。作为一个遵循着类似趋势的人，齐泽克将哲学、精神分析和社会学融合在一起。例如，为了解释反犹太主义是如何在欧洲产生的——不仅在二战期间，而且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他使用了“窃取享乐”（theft-of-enjoyment）的概念，我们认为敌人从我们这里偷走了幻想的快乐（fantasized pleasure），因为我们缺乏充分的享受，生活在痛苦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人既觉得自己如此强大——拥有中东最强的军队，是一个高科技国家，但又觉得自己如此脆弱和无力——不断受到攻击，总是被排斥在外，等等。巴勒斯坦人的形象在以色列象征性空间里，与犹太人在纳粹空间里所处的位置是一致的：造成国家苦难的外部入侵者形象。推而广之，这一立场宣扬了这样一种幻想，即如果这个国家能够净化自己，不受侵略者的侵扰，就会获得充分的快乐。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齐泽克选择了我，因为他遵循的是类似的知识分子道路。我随后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研究了这种道路。

问：齐泽克是不断发展的，但是您的研究试图让他成为记忆，也许是暂时的。您认为客体和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着冲突？您是如何处理这种冲突的？

答：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齐泽克这样具有挑衅性的知识分子时。问题在于如何研究先进的和批判性的东西，而不至于在研究它的过程中将它变得教条和保守。在这里，我想对作为回忆（recollection）的记忆和作为重复（repetition）的记忆做一个区分。这种区别是基于克尔凯郭尔对重复的定义，即重复是一种重复不可能重复之事的行为，重复也借此创造了新的事物。作为回忆的记忆是指在当下重现某种现象，并把它与过去联系起来，它是一种保存知识形式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对反复出现的刺激的重复(如习得的)反应。相反，作为重复的记忆意味着把过去的情况带到当下，从而通过“知识介入”改变当下的状态，并做出新的反应。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我对齐泽克的研究确实具有社会学意义，因此并非旨在重复他的研究。然而，最近的一本文集却试图重复齐泽克。齐泽克的第三代学生/追随者阿贡·哈姆扎（Agon Hamza）在其编辑的文集中指出，重复齐泽克代表着“通过重复齐泽克的终极行为，来对他进行有效的反叛”。（2013年，第2页）我们可以注意到语境的重要性，语境才是真正被重复的东西，而不是文本本身(这可能相当荒谬)。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认为，我在以色列社会的位置和齐泽克在斯洛文尼亚的位置之间，存在着一些类似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导致我们俩人都将拉康视为“出路”。

例如，最重要的是，有这样一种观点：人的主体确实是一个分裂的主体：永远在发音的层面（说话的身体）和陈述的层面（所说的东西）之间撕裂。拉康坚持认为“存在”（being）与“思维”（thinking）之间存在着一种异化，他反对语言学转向及其对这两个层面的合并，从而假定主体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结果。因此，主体不是简化了语言和话语后的表述性语句，而恰恰是未能表述这种语句的结果。它不是结构或语言引起的结果，而是结构自身失败的结果。举个例子，不只是生物学阻碍了我们拥有关于自己的起源、个人、社会或身体的记忆，因为从人类诞生到宇宙大爆炸，从定义上来说，这一切始终都是推测的神话。

因此，我的研究旨在解释齐泽克是一个被重复谈论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一事实。通过使用帕特里克·贝尔特（Patrick Baert）的定位理论/情境理论（Positioning Theory，2015，2017），我展示了齐泽克对斯洛文尼亚特定背景的反应，以及这一反应是如何为他出现在当地乃至全球的公众视野铺平道路的。他对文化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介入使他的思想超出了知识界，与更广泛的大众产生关联。其次，他传递信息的方式使他的思想更具传播性，因为这些思想以一种连贯的方式被包装和标签化，使他与拉康和黑格尔联系在了一起。第三，齐泽克的团队和关系网，为他维持了作为一名积极参与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并推动了他在共同出版物、报刊社论和合作成果中的“知识介入”。第四，作为五部系列丛书的编辑，齐泽克在出版业的地位，使他成了其他相关领域（如文化研究、电影研究、精神分析和哲学）的中心枢纽。第五，他关于学术界的立场折射出了他自相矛盾的定位：尽管齐泽克没有系统地教授过任何学科，但仍然有一本专门的期刊和一本词典来专门阐述他的观点。综上所述，我运用定位理论的三大原则——背景性（contextuality），展演性（performativity）和关系性（relationality）——来说明不同的社会参与者是如何通过社交方式来创造记忆的。

问：您是否希望通过齐泽克的案例研究来寻找一些规律？如果不能，您的研究是不是一种实证性研究呢？如果可以，这些规律会削弱或解构齐泽克的独特性和您的研究基础吗？

答：我对齐泽克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的研究规则是由定位理论决定的，该理论为这项研究的实践方法提供了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即对知识分子体系理论的运用。在许多对知识分子的研究中，理论的缺失是非常明显的。或者说，用来研究知识分子现象的理论是非常不明确的。苏森和贝尔特（Susen and Baert）告诉我们：“问题就是缩影。在雷·蒙克（Ray Monk）对《存在主义的时刻》（The Existentialist Moment）的评论中，他漫不经心地写到：没有必要建立一种理论（不仅是定位理论，而是任何理论）。因此，完全有可能（像他那样）仅仅在个案的基础上简单地研究知识分子。”（2017，第142页）

在这里，我们探讨了知识社会学的特殊历史，定位理论是其中的最新进展。问题在于，即使在知识社会学成为公认的二级学科之前，社会学的所有创始人都已具备了知识社会学的素养了。关于人们如何思考、思考什么以及为何思考，在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的著作中都有不同的解释。因此，早期的知识社会学家必须界定和描述他们理论的特殊性，以区别于宏大的社会理论或范式。在我的研究中，我描述了知识社会学史上的四个阶段：（1）旧有的知识社会学；（2）新的观念社会学（sociology of ideas）；（3）文化社会学和行为转向；（4）知识介入的定位理论。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研究重点、范围和方法的变化。虽然早期的社会学家，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试图通过人们的社会地位来解释他们的认知，但最近学者们注意到，这太抽象了，因此不可能成为一项严谨的社会学研究。因此，研究重点发生了转变，开始对机构、规范、网络、场域，当然还有文化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范围也发生了从各类知识到公共知识，再到专家科学知识之间的转变。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文化重要性的日益提升，人们试图整合以往的许多见解，例如语言不仅具有指示性（reflective），还具有表述性（performative）。这些思想是需要文化传播媒介的信息；知识分子在与公众情绪共鸣的同时，可以进行有效的介入。

为了反对旧的知识社会学，查尔斯·卡米克（Charles Camic）和尼尔·格罗斯（Neil Gross）创立了新的观念社会学，他们认为旧的知识社会学过于宽泛，不够实证，过多推断但缺乏分析。他们试图用语境来解释知识分子所做的选择。然而，他们主要指的是具备机构背景和教职身份的知识分子。卡米克解释了为什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没有将自己置于不断衰落的制度主义立场中，而是基于哈佛社会学背景，引用了（当时）鲜为人知的欧洲思想家如韦伯和涂尔干（Durkheim）。格罗斯运用知识分子“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观点，来解释为什么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只有确立自我立场之后，才将自己与美国哲学的实用主义方向联系起来，并以此反对传统的分析哲学，因为传统分析哲学并没有反映出他基于个人成长和家庭背景的“自我概念”。

在这个意义上，我发现定位理论是指引我将齐泽克作为社会学现象来研究的正确工具。它最重要的步骤是通过在“位置”（position）这一概念添加上“-ing”的后缀来完成的，从而使它变成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的状态。我们立即可以发现，定位理论一般是如何设置三个“锚点”并为这一理论提供实际的方法论指导的：首先是背景：这意味着定位过程并非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的，比如萨特在二战时期的巴黎，或齐泽克在改革时期的斯洛文尼亚。如果不了解这一背景，就不可能全面理解“知识介入”。其次是展演，这意味着知识介入不仅是一本书、一篇文章或博客提出的观点，相反，就像其他语言表达一样，介入在世界上做出了一些事，这是具有展演性的。

因此，知识介入是富有成效的，而不仅仅表象的。任何作品在知识介入之后，都会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看待它的，在以某种方式对它的作者进行定位的同时，也能理解到它的意义。在学术界和艺术界要有好的表现，天赋的确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这是不够的。同时还要有一个完整的团队去支持这位表现者。在齐泽克的案例中，这个团队就是卢布尔雅那学派，于1982年在卢布尔雅那成立，并正式命名为理论精神分析协会（Society for Theoretical Psychoanalysis）。

这里我们得到了定位理论的第三个支柱点：关系。这意味着定位总是一种维持关系的努力，它是分别通过对特定个体和其他个体进行定位来完成的。因此，当齐泽克与法国拉康学派（如J.A.米勒）以及阿根廷-英国批判思想家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建立关系时，他是在为自己未来的展演寻找支撑点和助推力。例如，拉克劳帮齐泽克安排了第一本英文书《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出版，该书由沃索（Verso）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拉克劳为这本书作了序言，并将其定位在更大的知识界上，这基本上为读者以某种方式对该书及其作者的定位铺平了道路。他写到，齐泽克的著作是“欧洲知识界最具创新性和最有前景的理论研究之一”（1989年，第12页）。

拉克劳将这本书、该作者及其学派与各种思潮联系在一起，来证明前者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使得这本书“肯定不是一本经典意义上的书，也不是一本散文集，而是一系列对理论的介入，并邀请读者们对作者的研究作进一步的话语扩展”（同上）。就像黑手党担保仪式一样，一旦一位已然是知识分子的人为另一个新学者作担保，就已将后者定位为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了。此外，拉克劳还把这本书，以及齐泽克和他的学派，与左翼思想的一个特定分支联系起来，大约有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齐泽克的研究是一项实证研究，因为它依赖于实证数据，这些数据一旦被收集、整理和分析，就被视为支持假设的证据。我的实证语料也是来源于定位理论的一般命题，可以归纳成五点。首先，我收集了齐泽克大部分的知识介入形式，其中包括书籍、文章和视频。这份档案总共包括500多种介入表现。此外，我还进行了三次半结构式的扩展访谈，这也属于实证性材料。我采访了齐泽克，当然，也采访了他最亲密的同事姆拉登·多尔（Mladen Dole），以及他们三人组的第三个人，还有他们以前的学生（第二代）阿伦卡·祖潘西奇（Alenka Zupancic）。第三，我使用了一些传统的民族志（ethnography）方法，也混合了数字民族志的方法。所谓传统民族志，我指的是参与者的观察，包括参与了齐泽克在三个国家的展演，齐泽克的讲座和研讨会。所谓数字民族志，我指的是参加齐泽克的网上论坛、小组等，也包括对数字趋势的监测，如引文索引和谷歌搜索的趋势。这些工具有助于追踪齐泽克在数字公共领域的效应和位置。第四，当需要时，我会使用一些描述性的统计数据，以便更全面地展示现象的变化模式和趋势。第五，我在齐泽克的追随者和批评者中进行了一项调查（n=1000），以追踪他们的社会学和知识特征。

基于这种方法论，我认为，对当下最显著的知识分子之一的这项研究，并不是在解构齐泽克的独特性，而是在建构他的独特性。这项研究并不旨在揭示齐泽克作品的深层结构意义，相反，它始终运作于作品的表层，因为它在那个异质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四处扩散，并与其他部分相联系，这就是那些我们谈到“齐泽克”时的内容。因此，通过追溯齐泽克的角色、背景、行动和影响，我展示了他如何被建构成今天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在这里，定位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解释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我们发现，不同的行为者在对他们在其文化和政治中遇到的任何事物做出反应时，彼此之间是有联系的。这一尝试旨在展示观念是如何传播的，以及为什么有些观念比其他观念传播得更远。为此，我认为齐泽克的身份是一个特例，实际上，它可以揭示在数字空间中正在兴起的知识介入的新规则。

问：研究齐泽克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如何理解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之间的距离？

答：我将从问题的第二部分说起，然后再回答第一部分。当谈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时，我们实质上是在处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即研究主体（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与研究对象（如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如阿多诺（Adorno）在他的《批判模式》（Critical Models）中所表述的那样：“引入主体和客体的思考，会增加阐明讨论主题的难度。这些术语显然是模棱两可的” (1998年，第245页) 。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即我们明确或含蓄地描述它的方式，将对每一位科学家的实际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按照惯例，关于这种关系可以有四种立场：一种是完全没有关系，一种是同一性的关系（即主客体是同一的）；另外，也可以是客体优先于主体，反之亦然。让我们把两个极端的立场称作“完全主体化”（total subjectification）和 “完全客体化”（total objectification），即将客体还原为主体，以及将主体还原为客体的两种对立立场。更通俗地说，它意味着纯粹的科学主义和纯粹的心灵主义。如果我们预先假定研究者只描述客观存在的事物，我们就会将主体简化为客体，从而实现纯粹完美的科学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声称，假设所有在我们之外的事物，都源自于我们头脑的一种精神投射，那么我们就会将客体简化为主体。

这两种立场是矛盾的，因此也是错误的。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在目前的社会科学中，双方都有大量支持者。也就是说，客体主义持有实证主义的立场，而主体主义则持有建构主义的立场。前者认为，无论是在规范上还是在分析上，社会科学都应该只关注在现实中确切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在现实中不存在或较缺乏的东西。这种对否定性的压制就是对主体性的压制，因为至少在德国唯心主义之后，主体恰恰是在将否定性引入世界。而后者，即建构主义者认为，在符号、语言或话语结构之外，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因为它们都是某种精神表征。因此，一方否定主体的存在，另一方则否定客体的存在。尽管这两个立场都受到过批评，但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依然得到了一些支持。

我现在将转到另外两个立场，这两个立场不会将一极简化为另一极，而是会将它们安排在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要么是主体优先，要么是客体优先。关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第三个立场是，主体假设它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客体（客体的真实），而只知道它的现象表征。但是，我完全不确定这样的限制是否有价值。简而言之，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因为一旦知道，它就不再构成认知的限制。

因此，我现在将介绍第四个立场，即我在这方面的立场。这里要记住的重要一点就是：客体和主体不是对立的。虽然其他三种观点都认为客体和主体是对立的，但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事实上，我们需要引入另外两个概念来全面理解这个问题：除了客体和主体，还有存在（being）和物体（thing）。关键是，如果我们总结一下阿兰·巴迪欧的哲学和两千年的人类思想，我们会发现，首先，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物体，而不是（还不是）主体。其次，我们的身份是由多方面确定的，并非主要或完全由我们自己决定。

这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按照“存在”“客体”“物体”的顺序思考。就是这样。“主体”随后。如果我们从主体开始，或者从主体性开始，我们最终会陷入唯心主义的视野中，没有真正的客观性，也没有对事物的感知。人们必然会断言存在和客体之间没有关系: “存在”（IS）（外在的）是什么？是无法获得真正存在（being）的客体。当我们说，“是你在思考存在，因此这一切都在（以及来自于）你的主观大脑。”我们确实忘记了，正因为这是我的“存在”可能会思考存在或其他东西，所以“我是”（I AM）一种存在。所以存在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坚持主体是第一位的，我们就会忽视它的“存在”，就像其他任何存在一样。

第二种“胁迫”同样危险：说存在就是（被简化为）客体。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所有的存在都是客体，在它们的表象背后没有“真实”的存在。所见即所得。对于唯心主义来说，真正的存在是神秘的，而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神话，是一场噩梦。第三种，辩证的立场认为存在和客体不是相同的，但也不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些（不是所有，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纯粹的存在。因此（任何）存在都是纯粹多样的，客体是一种与身份功能结合的（局部性）存在，它显现在一种世界之中并服从一种秩序；物体则是客体的一个元素，（相对于世界秩序）它服从于元素之间的身份运作。你看，客体并不是与主体对立的，它们并不是完全二分的，而是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会在彼此之间形成一种归属关系。因此这不是“客体对主体”的简单关系，而是：存在→世界→客体→物体→变化→主体→真理。也就是说，存在，其中之一就是世界，它包括了由物体组成的客体，当物体改变客体时，主体就会作为真理显现或消失。

举个比较通俗的例子，可以参考量子力学。在进行双缝实验（double-slit）和其他类似的实验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的实验，即我们对现实的测量，都不会对现实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和显著的影响。关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或区分，有这样一个普遍的假设：即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看向墙壁，都需要进行清晰的区分，以便持有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的测量是反映性的，而不是展演性的，它们反映的是现实中已经确立的东西。但是不确定性原则（indeterminacy principle）反驳了传统观点。它清楚地并实证地表明，这种传统观点不仅仅是认识论的缺失，同时也是一种知识的缺失，而后面对客体的实验性测量则是对这种缺失的补充。实验表明，恰恰是相互作用产生了这种假定已被确立的测量结果。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们的介入，现实中就没有任何实验结果可以衡量。例如，在社会科学中，这意味着性别（gender）和性（sex），以及族裔（ethnicity）和种族（race），都是展演性类别，而不是自然赋予的，也不是已然存在的。

因此，作为社会科学家或任何其他科学家，我们不仅仅要研究客体，而且，当我们意识到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时，我们还必须批判性地反思我们是如何影响它们的。当然，这并不能保证我们的反映能让我们完全控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因为这种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无意识的。既然我们自己也是物体本身，存在于世界的客体之中，我们就不可能完全将我们的状态解释为物体。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社会都依托于一种神秘的起源，无论是宗教的（创世）还是科学的（宇宙大爆炸）。在进行研究时，我们对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主观反思，也揭示了我们与我们自身之间的隐性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方法论是知识分子对思想和现实进行一系列介入后的表达。正如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2007）所指出的那样，（非人，inhuman）装置（apparatuses）不仅允许人类进行介入，还允许人类超越他们所经历的（人类）现实，并建构出新的（非人的，nonhuman）探究对象。简而言之，“对不同装置的划分，会产生出不同的知识客体和知识主体”（沃克，2015，第8页）。

在这里，我走向了问题的第一部分，即关于研究齐泽克如何影响我的研究生涯的问题。这里我想到了两点：在当今的政治和学术氛围中研究齐泽克意味着什么；第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去研究其他知识分子，我从研究齐泽克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至于研究齐泽克，这不是什么简单的任务。知识分子通常不被认为是一种常规的社会学现象，因此它不是这门学科的核心。虽然知识的形成、生产和交流对任何社会学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对知识生产者的系统性研究才刚刚开始表现出新的关联性。也许这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在不断发生变化：从社交网络的激增，到媒体壁垒的降低，再到大学在线公开课程的挑战。这些变化影响了公众，也影响了知识分子。

因此，通过“齐泽克作为全球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的这一项研究，我希望阐明，齐泽克不仅在他的展演中，而且在他们当前的背景下，有何独特之处。通过这种方式，我将他定位成一名杰出的和著名的知识分子，旨在展示他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状况。此外，更值得深思且应该明确的是，我与齐泽克的关系，不仅由我们在这个研究框架内各自担任主体和客体的角色所决定，也由不成熟的新学者和成熟的专家所决定。作为学术界的新学者，我对一位著名的世界知识分子的研究，也可能影响我在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选择，这是基于我在研究“齐泽克的出现”时所发现的情况。这是因为，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这一点是不可低估的。只有通过对这种关系的双向追踪，我们才能真正在知识上取得进展，才能提出新的方法来审视现实，同时，这样做也才能重塑我们自己。

问：您是否经历过一些严重的事件？国家、民族或社会的哪些严重事件对您有重大影响？您能谈谈它们吗？

答：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18年在慕尼黑大学的演讲《科学是一种职业》中总结道：“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对某人来说是否是一种有价值的‘职业’，以及科学本身作为一种‘职业’是否有客观价值，这些都是价值判断，在教室内是无法谈论的，因为肯定科学的价值是在那里教学的前提。”基于他的观察，我将把我的主体性与它所经历的事件联系起来，首先从社会学博士身份的我为何要研究齐泽克说起，简而言之，这可以说是我的终极目的。怎么会这样呢？

我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可能是任何事情。但某种轨迹很早就开始演变，逐渐成型，并为即将到来的展演奠定了基础。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记得我擅长处理事情。或者反过来说，那些我做过的事，我都做得很好。在足球场上，在教室里，在实地考察中，我都很喜欢自己，也很爱表现自己。关于我的呈现就是关于这种美好的及其表象的呈现；它立即分裂成作为美德的道德理想和作为行为的物质实践。

这种自我的分裂轨迹，是以一个“我”或“我”作为一个单位开始的，但在美好的表象中可以找到这两个“我”。在形成了“一个我”与“两个我”、真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异后，想象的极限在（第三种）社会符号秩序中找到了它的位置，“我”的位置在社会中成了一个整体。从这个“三”开始，这条轨迹通过四个真理程序继续下去。真理在最初和最后的实例中，就是我。但在此之前，需要做一些准备。

我总是对一些普通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在学校里，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是我最好的朋友。此外，当我想到，我在许多高中群体中得到认可，却没有一个固定群体一直支持我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很快，我意识到我总是在寻找“酷”的活力，我总是能发现它无处不在，无论是在我所在过的每个群体中，还是在我完全没待过的群体中。

后来我才明白，我的周围环境与我自身的难题有关。我出生在伊拉克和苏联的移民家庭。这两者都是非西方的，甚至是反西方的，在以色列中，这两者都被视作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族群。我发现，两个不同的移民群会联合起来，这是符合逻辑的。我的父母，是以色列边缘地区居民的一种缩影，他们在特拉维夫上建立自己的生活。他们从边缘地区搬到中心地带，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我的视野（和心灵）都变得更加开阔和多样化，冲突和合作同时发生。

从学术上讲，我总是被人文学科所吸引，但这可能只是为了反对我的数学家父亲。我在高中主修历史，并在军队服役，像我父亲一样，我当时在作战部队服役，并试图融入其中。很快我就发现，在军队生活中，一个人类学家是可以被征服的。我从作战部队转到医疗队，没多久就完全离开了部队。与军队的外观不同，我对军队的主要印象是完全没有组织。在以色列成长的下一阶段就是出国进行“盛大的旅行”。年轻的以色列人通常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度过6-12个月。我立即发现，阶级分化的立场开始突显：富人在西方（前往南美旅行）；穷人在东方（前往东南亚旅行）。我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首先前往亚洲，然后前往西方的太平洋，我遇到并经历了许多文化，就像一本书在每次解读中都得到了新的扩展一样。

当我回国后，我和我当时的同学们都应该开始学习人类学。在特拉维夫大学，我学习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因为它们是在同一个系里教授的。很快，我又一次发现，虽然我确实喜欢旅行，对其他事物也很好奇，但这种热情更多是在概念上的。比起单纯的或者说较乏味的应用来说，我更喜欢这些概念和理论，因为这些应用是粗糙的且受污染的，仅次于它们的生产和交换过程。

在社会学领域中，在我阅读和撰写的许多研究中，我发现一些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大多是隐性的。为了彻底且连贯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我开始（自动地）学习哲学、数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经由所有这些领域，我可以用四个真理程序来描述我的“生活”以及它与学术界的关系，巴迪欧将这四个真理程序阐释为：爱、艺术、政治和科学。这是人生轨迹中的四个单一点，也是终点，因此它们是真实和真理的存在。

在爱情方面，我服役期间的“金发女郎”前女友一直是神话般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给了我征服社会的幻觉。对于有着东方血统的以色列人来说，上城区的女孩象征着上流社会的接纳。这是我的第一段感情，也是我最后一次背叛。就像任何幻想一样，由于对军队的忠诚以及地理位置的错位，这段感情最终由于我的无能而破灭，并成为了我的创伤性经历。当我承认我的激情不仅仅在身体中，也在文字（之中）时，我就更能辨析柏拉图主义对语系（Phyla）和爱（Eros）或爱神（Agapa）所作的区分了。

在艺术上，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有着印度-波斯的血统，并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我们都不是典型的深色皮肤家伙，所以我们在初中时就认识了。作为一名DJ和电子音乐制作人，他教会了我关于创意和创作、诱惑和抵抗、实地考察和初步侦察、聚会和软件的知识。因为DJ是来自于“柜台的另一端”，因此他和我一起绕过了俱乐部中一些不成文的规则，这些规则就是那些被高度报道的种族“选择”（排斥）。通过这种方式，我认识到了表演者和观众的两面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应的角色和规则。在以色列做了几年的实地考察之后，他开始在国外工作，主要是在欧洲。我一直跟着，直到我不得不从专业角度决定我应该留下来还是离开。我不是一个音乐家，也不想做经纪人。我明白，我不会这样“酷”下去的。这也是幻想的破灭。我与我的朋友一起学习了更多的经验、技能和知识，考进了特拉维夫大学。

在政治上，我们追求的是“父之名”。我诞生于我父亲的右派立场上。我先是背叛了主父，然后从右派的幻觉中觉醒，这种觉醒包括对（老）左派的自我批评。主要的事件是“阿拉伯之春”及其衍生的以色列事件（2011-2012），这仿佛是专门为我这个阶段的轨迹量身定做的。有人会说这是强度较低的“六八运动”，但它已为我“完成了工作”，因为我的工作是参与这些事件，并把概念理论付诸于具体实践。此外，在此之前，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政治事件是提前让我从军队退役，仅仅是因为它在我心目中是无用的。作为一种具有挑衅性和干扰性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它再次瓦解了我成长中对致命的巨型战队的幻想。

在科学方面，还有我的父亲/师父，他不仅是苏联的军官，还是数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学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对确定性的追求)，我很早就认识到精确科学的理性内核。这就是我成长过程中的轮廓，或者说是毫无内容的样子。然而，我的成绩和自己的社会倾向都没有达到这些标准。这不是一次失败，也不是什么创伤性的事情，因为我从小就被人文学科吸引。我父亲给我起了“大学”的名字，作为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场所。通过他的计算机工作和外星人故事，我学到了知识，也赚到了钱。我为他的业务连接计算机时，他教我空间物理学。

不过，入读特拉维夫大学是一次内容填充的经历，我进入了我父亲不知不觉构建的形式中。在那里，我作为一个主体重新诞生了。在这里，与幻想的决裂是我对自身的辩证定位，既反对我生来就受父亲教导的庸俗唯物主义，也反对来自于母亲的宗教性唯心立场。这就是我的社会学发现的开端。这就是所谓“我”的真实情况。就像它们是主观的一样，它们也是客观的，是全体的又是单一的，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总之，对于我研究齐泽克作为知识分子和知识介入的一部分而言，这是最佳的，也是具体的原因。

问：您是如何对知识分子进行分类的？齐泽克是理想的知识分子类型吗？您如何评价他？

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也涉及到我前面提到的社会状况的变化。我的论点是，鉴于这些新的状况，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分类可能也需要更新，例如最新的技术变革使我们获取信息的限制减少了，而对知识的普及也大大地丰富了信息。两位社会学家在追溯这些变化状况中，探究了知识分子生活的转变和张力。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描述了美国文化在学术时代的转变。他声称，在20世纪初，有过这样一种时代，知识分子生活在城市中心，并常常在报纸上，为报社以及他们所参与的社会写作。然后，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知识分子搬到郊区并被学术机构聘用，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持续的学术专业化进程，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日程和工作，他们的公众参与度降低了，而学术用语却增多了，后者主要是为了给其他学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他们参与公共事务，他们在学术领域就会失去信誉。

此外，在1987年，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出版了他的《立法与阐释者》。在这本书中，他区分了现代和后现代的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是真理、伦理等方面的立法者，他们在评断和谈论普世价值观方面具有优越的客观地位。公众不能从当下的情况抽离出来，也不具备客观认识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表达减少了，同时，政治对公共目标的兴趣也变小了，转而更多地关注技术官僚的工具性目的。因此，在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不再扮演立法者的角色，转而扮演阐释者的角色，将特定的知识从一种文化转译到另一种文化中。在此意义上，鲍曼反驳了罗蒂的观点，罗蒂主张从认识论的普遍表达转向解释学的特定表达，而鲍曼则支持真理的语言相对性。贝尔特（2015）在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范式变化”或转型中，又添加了一些新进展：社会科学的广泛出现，非专业人士和专业人士之间界限的模糊，以及哲学体系影响力的减弱。所有这些方面，都在齐泽克的公众出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Polity Press,1989

这些最新的研究进展，触及到了知识实体化的关键方面，即在我们目前的知识社会中，知识介入争论的合法性。他们不仅关注到在当今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下工作的知识分子，还关注到他们工作的机构，如大学[1]，以及他们展演的空间，即现在的数字公共领域。从历史上看，传统上被称为大众传播媒体的基础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由精英阶层控制的，这极大地限制了公众对知识的获取。因此，正如霍金斯（Hawkins）和克伦（Keren）精辟指出的那样，“在这种环境下，获得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似乎是思想传播者与媒体传播者之间在进行浮士德式交易后的产物”（2015年，第6页）。然而，在今天的“后法典时代”（鲍曼,2014）,哲学和知识工作不再仅仅局限“在纸上”，同时也“在屏幕上”，以技术为媒介的公共领域不再以稀缺为特征，而是以丰富为特征：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和互动性的传播媒介日益多样化的时代，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可以接触到这些媒介。显然，传统大众传媒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吸引了批判理论家，与传统大众传媒的兴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的传播媒体有着前所未有的潜力，它使更多的人能够以多种方式与他人进行更直接的交流，至少从表面来看，进入门槛越来越低，限制和监督也越来越少。（2015年，第6页）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现在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知识，更不用说真理了，因为真理的地位已经改变了。从奥斯丁到福柯等思想家所宣扬的真理相对化（唯名论），对今天的知识展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柏拉图（现实主义者）对不顾真理说出一切的修辞学家发出警告，与此相呼应，鲍彻（Boucher）在反对奥斯丁和齐泽克的时候指出，“前者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语言的语用概念上使真理相对化”（2014年，第23页）。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对抽象术语和绝对术语的实用性排斥，特别是实用主义者拒绝把黑格尔作为真理概念的象征[2]。

哈贝马斯（Habermas）也有这种相对主义倾向，他把语言框定为一种“交往行为”，理性可以在其中发展出一个更加民主的公共领域。但是，（绝对）真理与（绝对）权力之间可能存在的和危险的混淆，导致知识分子与公众脱离。从布尔迪厄（Bourdieu，1991）到亚历山大（Alexander，2011），知识分子研究者们把注意力放在语言及其衍生的符号或文化权力上，而其他研究者则更多地关注语言的传播和媒体方面。如今，如果有人坚持认为真理——作为知识介入的实质——是永恒的、绝对的、普遍的，并因此认为它对公众具有重大意义，那么他们立即会被指责是在制造总体性，从政治上来讲，这样会导致极权主义（波普尔，1962）。换句话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知识分子的命题不再被定位或接受，因此他们对公众的意义变小了，而公众也会变得越来越具有讽刺意味的愤世嫉俗。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会影响交流的三个部分：知识分子发送者、介入性的信息和公众接收者。第一个变得脱离接触，第二个是局部相关的，第三个变成了愤世嫉俗者。

根据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如果可以检验和批评一条言论，则认为该言论是合理的。此检验是在与他人进行交往时进行的。发言者对每一个言论均提出三个有效性主张作为前提：他的言论是真实的，适合于某种情况并且他就是那么想的。听众必须决定是否接受这三个有效性声明。即使他只拒绝其中一个，这也代表了他拒绝了整个言论。交往行动的含义是共识，必须通过推理来实现。

这种知识分子与公众、知识介入与真理之间的分离式分工，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功利主义背景下产生和复制的。在我们的知识社会中，随着信息的技术扩散和传播，以及机构的专业化和分工化，大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它们需要以特定的和短期的方式展示公共投资的经济回报，从而“直接将知识转化为金钱” (费勒，1990年)。此外，与古希腊集会（agora）不同，知识分子所在的公共领域更多依据冰冷的经济功利主义，而不依据先验主义（如伦理、道德、正义）(克伦 1993；2015)。

在维基百科的时代下，在原声摘要、博客或推特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的情况下，知识实体的地位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知识的认识论和合法性的基础上，知识实体化是一种观念和知识生产的介入性定位过程，是公共生活(迫在眉睫的时事、日常公众事务与讨论)与知识生活(涉及思想、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等)交汇的场所。实体化包括：“名义上公开担任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人的可信度、以及他们陈述的有效性和他们洞察事件的才能”（霍金斯和克伦，2015年第7页）。但在今天，当“学术研究成果必须要在一个新的信息‘空间’（ether）竞争时，许多传统知识的层次结构已经变得混乱，知识分子更难去证明他们的主张是独一无二的”(同上，第8页)。

互联网为学者和公众获取知识的难题铺平了道路。这意味着我们所经历的公共领域的变化。在传统上，公共领域被定义为“社会与政治管理的机构和实践，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民众进行互动的环境”。但在今天，“谁发言取决于谁准许接触媒体，话语本身的内容和性质是由这种权力关系所塑造的”（同上，第5页）。这种可以被称为“互联网辩证法”[3]的发展，也导致了‍幻象（phantom）‍和幻影（phantasm）的产生。

幻影（phantasm）是极乐的开放，“因为访问互联网似乎是‘开放的’，人们倾向于认为这种开放是民主社会力量的产物（一种可疑的历史假设），或更糟糕的是，他们认为在这一领域进行的公共事务将会树立类似的开放特征（一种可疑的技术逻辑以及政治假设）（同上，第7页）。幻象（phantom）正是公众作为想象的整体和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根据皮尔尼（Pirnie，2015，第94页）的观点，知识分子努力传达刺激社会变革的信息，这种努力的有效性部分取决于他们所采用的具体传播技术。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文章《当前时代》（1864年）便是这种认识的早期例子，这篇文章对“新闻界”及其在创造和维持虚幻“幻象”（公众）[4]中的构成作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知识的民主化（在获取方面）和普及（在数量上），也影响了公共知识分子在当今数字公共领域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因为它们与知识、真理和权力有关。鉴于这些进展，我关心的是“那些试图诉诸符号和思想来影响当代问题的知识分子们，是什么支撑着他们的可信度”，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是什么或他们说了什么”（同上：7）。我的目标是超越那些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和作用的长期争论，“探讨他们对未来的影响，即在一个假定可以无限制地获取各种思想的世界里，知识分子的工作成果如何融入公共领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或阶层会被重新定义吗？知识分子活动会蓬勃发展还是失去重要性？这会有重大影响吗？或者说，它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同上，第7-8页）在以齐泽克为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让我回顾一下研究知识分子的一些主要社会学方法，从而引出指导这项研究的“定位理论”。

在谈及知识分子的分类时，除了上述那些知识分子的发展以外，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类型和类型学研究。其中最常见的是葛兰西的“传统型”与“有机型”，以及福柯的“普遍型”与“专业型”。[5]其他类型包括贝尔特（Baert，2015）的权威型、专家型和对话型；萨德里（Sadri，1992）的承诺/纯粹vs.理论/实践，以及奥斯本（Osborne，2014）的立法者、专家、阐释者和调解人。我将简要地介绍贝尔特的类型学，我在其中添加了第四类，即牺牲型知识分子。

贝尔特将“权威型知识分子”定义为从权威的绝对立场说话的人，或者被拉康称为“假定知道的主体”。它是被公众赋予了假设知识的形象，只有从知识分子那里取回它，知识才是经过了证实和合法验证的。纵观历史，这一形象在许多公共知识分子身上都屡见不鲜。我们可以把萨特看作这种情况的新近例子。但是，如前所述，知识分子工作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目睹了专家和对话的理想型知识分子的出现。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就理想类型而言，它们不仅是主观的建构，而且“在思想的本质中”也有客观基础（麦克托什（McIntosh），1977，第265页）。正如韦伯所定义的那样，“理想类型是由单方面对一种或多种观点的强调，以及将许多分散的，孤立的，或多或少存在但偶尔缺席的具体个别现象整合而成的。根据那些单方面强调的观点，这些现象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结构中”([1904] 1949，第90页)。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不应该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尽管它们在分析上是截然不同的，但实际上它们都是由一种含糊的和综合的方式制定而成的。

例如，在社会行动中，现实生活不存在纯粹的理性行动，也不存在纯粹的工具性行动。在现实中，这些行为是混杂和混合的，而不是分离的。尽管如此，从分析上把它们分开，还是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它像显微镜一样，向我们展示了构成复杂现实的简单粒子。因此，这些类型是：经验性地来源于现实；抽象地不可还原为现实；启发性地提供关于现实的信息。因此，回到知识分子身上，尽管专家型和对话型知识分子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但他们只是在分析上不同于权威型知识分子。这些较新的类型屈从于语言的相对化，因为他们只关注特定的问题，即那些与他们的专业领域相关或者与他们所接触的公众相关的问题。

因此，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没有普遍的问题，也没有全球性的公众。但是，在我对齐泽克的研究中，我发现他并不属于这些类别中的任何一个。他一方面是非权威型的，因为他嘲笑并破坏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教授等的地位；另一方面是非专家型的，他写的题材五花八门，从瓦格纳到好莱坞，甚至有些题材是他从未读过或从未看过的书和电影；同时他还是非对话型的，当谈到对话时，他喜欢吹嘘自己是一个晚期的柏拉图主义者，他更喜欢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一个在说话的那种对话方式，而对话者偶尔会说，“当然，你是对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新的知识状况下，我需要另一种、新的类别或理想类型来容纳齐泽克。

当我们审视齐泽克的作品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雅各比所说的在媒体和学术界之间的权衡：齐泽克被媒体接受的程度越高，他在学术界的认同度就越低。部分是由于真理的相对化，部分是由于知识介入的争议性，这种权衡的结果实际上是齐泽克所说的“公开自杀”（public suicide）。这让我想到，自苏格拉底以来，知识分子们就一直在为思想而死（布拉达坦（Bradatan），2015）。然而，与苏格拉底时代不同的是，这种死亡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而不是肉体上的。也就是说，牺牲一个人的公众形象，接受人们把他当成江湖骗子、滑稽的人或宫廷小丑的可能性，是当今知识介入的必要条件。正如齐泽克言简意赅地说到的那样，学者们取笑他，以此来敷衍他。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理解乔姆斯基（Chomsky）对齐泽克的攻击，他认为齐泽克仍不足以成为知识分子。可以在网上找到他们的确切联系。关键是，这些对齐泽克的批判性反应服务于他多年来保持的独特定位，一种我称之为“叠加定位”（super-positioning）的特殊定位。作为一种从现有的两种立场中创造出第三种立场的技术，齐泽克在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哲学家、一个“知道的人”之间不断摇摆，但同时他又以“反哲学家”的自我定位这一残酷行为否定了上述立场。因此，他汇集了知识分子的所有特征，包括我们期待找到的——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描述它的概念性语言、一系列应用等，也包括我们不期待的一切：正常的着装、粗俗的性笑话、流行文化的例子等等，并上演了一场单人展演。

尽管现在批评齐泽克可能还为时过早，因为他的工作仍在进行中，但作为一种分离和限制，批评的起点将是他对机构的强调。我的意思是，虽然他和其他人一起成立了卢布尔雅那学校，但这是一所非正式的、不存在的学校。齐泽克没有花太多精力建立一所正式的机构学校——有学生和附属机构，这将留下一个几乎是官僚主义的遗产。齐泽克的著作不计其数，几乎人人都能读到，因此更容易被广泛接受，但这也导致齐泽克将更难创造这样一种机构性，使下面的部门主管、工作人员和学生继续呈现这种机构性。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怀疑大学是知识的复制者，而不是真理的生产者。如果他不相信大学，不相信大学可以与群众一起并为了他们去开展一种启蒙大众的崇高事业，那么他就没有理由投资这样的制度遗产。或许，新的大众教育机构将取代大学。但在这之前，我们只能依靠常规的学术形式，而齐泽克一直未能成功地开展“开放教学大纲项目”（Open Syllabus Project）。

问：在你们国家，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与其他欧洲国家有什么不同吗？您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当考虑到以色列国的特殊知识分子状况时，将其置于一般知识分子体系中是有益的。我指的是影响国家知识分子活动的制度结构、理论潮流和政治立场。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以色列及其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位，将会为他们的角色确立铺平道路。首先，以色列是中东的一个国家，自成立以来就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内部的巴勒斯坦人民发生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本来期望知识分子比以往更多地参与进来，因为他们可能会试图改变局势，解决冲突。但这不是我们在以色列看到的。借用以色列著名社会学家耶胡达·申哈夫(Yehouda Shenhav)的表述（在此他跟随了朱利安·本达（Julian Benda））——在以色列，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叛国的明显例子。要理解这种困境，我们必须看看以色列知识分子的结构形成。

以色列学术界主要是由犹太裔欧洲移民在20世纪上半叶创立的。因此，所创立的大学院系试图模仿欧洲，特别是德国（洪堡）的大学模式。这一模式起源于19世纪初，最初被称为洪堡教育理想（Humbolditischs-Bildungsideal），它以整体性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在市场需求方面给予大学最大的自主权。在洪堡大学，根据以研究为基础的原则，学者们将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并在研究方面享有很大的自由。因此，国家不能过多地干涉他们的工作。

在知识层面上，这意味着犹太知识分子移民到以色列，帮助其建立了最早的知识机构，带来了他们广泛的大陆教育，但并未屈服于该国。他们受过非常广泛的教育，远远超出了他们特定的专业知识和行业培训领域，这使他们更容易进行一般和公共的介入。这一模式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叶沙耶胡（艾萨克)莱博维斯教授[Yeshayahu (Isaac) Leibowith，1903-1994]，他被认为是最后一位以色列公共知识分子。他出生于波兰，于1935年移民到以色列，并成为以色列最具争议的公众人物之一。在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同时，他以对迈蒙尼德斯和《圣经》的独特阐释为基础，创造了科学和宗教的独特融合，这使他能够同时与两种公众进行交流。从1967年起，他还向以色列当局发起挑战，公开呼吁公众叛乱和非暴力反抗以拯救社会，使其免于道德沦丧和政治腐败。

在这些发展过程中，国家及其知识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转变，从欧盟模式转向了美国模式。随着金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以色列的美国化趋势开始增强。在那里出生的年轻知识分子，大多在美国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如博士学位），而当他们回到以色列开始教学时，影响到了以色列的知识分子体系。狭隘的教育和市场化的方式为另一种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他们更接近专家型而不是权威型。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形成了一种脱节的立场，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大多保持沉默。这就削弱了公共知识分子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知识分子更多地被视为特定领域的技术人员，他们扮演着问题解决者的角色，而不是批判性的思想家，后者不仅解决给定的问题，而且会以一种非问题（non-problematic）的方式重新表述这一问题。

因此，与许多欧洲国家不同，也与美国更为接近，以色列的知识分子并不经常在报纸上写文章，也不在电视上作秀。相反，他们仍然局限于他们狭隘的科学追求。我想强调知识分子的教育及其影响之间的这种联系：我们在德国模式（教育）中看到了广泛的培训和公众的参与，而在美国模式中，我们看到了狭隘的培训和公众的脱离。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以色列目前的条件下，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复制统治国家及其人民的知识结构和政治形式。更简单地说，他们的作用是防止新的。

当然，这与我们所期望的作用是相反的，至少在理论层面来说，我们会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是生产新的东西。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欧洲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会产生新奇的东西，但他们确实拥有更大的创造潜力。例如，国家很少以干涉方式去限制学术工作。在以色列，有实际的紧急法令禁止自由和平等地使用法律。因此，即使是大学和知识分子也面临着更大的威胁，他们会因为反对国家，甚至背叛国家而受到迫害。这反过来又造成了一种公共情绪，根据这种情绪，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上，站在国家的对立立场上都是不利的。

认同巴勒斯坦人的行为会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包括从被排斥或被逐出教会到被起诉。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为征召科学（recruited science）。这种征召方式在欧洲是不存在的。在欧洲，知识分子大多是由市场或资本主义征召的，因此他们通常处于反对国家的地位。然而，在以色列，存在着双重征召：首先是经济征召，就像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其次是政治征召，这与欧洲不同。因此，大多数知识分子既是市场问题的解决者，也是执行犹太复国主义霸权的国家代理人。这导致的结果是很少有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评论。

在欧洲，知识分子更频繁地介入公共生活，试图产生更强大的左派影响，特别是在政治问题上。而在以色列，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几乎都没有这样的介入。这也是以色列学术界种族结构的结果。尽管巴勒斯坦人，也包括阿拉伯犹太人，是以色列土地上实际居住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仍然发现自己被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阶级与身份在这里相遇。几代人以来，以色列学术界的种族结构一直保持着非常单一的状态，主要由前欧洲富人组成。当大学的大部分教学都用希伯来语进行，而且聘用的对象也集中在犹太裔以色列人身上时，以色列境内和境外的其他人群发现自己被排除在知识生活的生产之外。欧洲的语言和征召都是全球性的，与此不同，以色列的学术界则非常有限、封闭和边缘化。

这种困境应该与以色列作为一个高科技或新兴国家的普遍意识形态形象背道而驰。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形象包含着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和对自由科学的压制。正是因为以色列的反巴勒斯坦政策，它才在武器上投入了大量资金(高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正如艾森豪威尔预言的那样，以色列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确实是最强大的。军事知识和武器出口在经济上非常有利可图，而由于冲突事件，政治上也非常“需要”它们。这造成了一种情况，即知识分子只是机器的一部分，即使他们是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政权来说，拥有一种温顺知识分子的异见声音，对于塑造一个自我批评的民主国家形象很重要。因此，这不是对政权的真正否定，而是对它的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对国家的否定进行思考和行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尚不清楚什么是远离或否定国家。我认为，当前以色列国内外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任务，恰恰是共同努力去重新界定这种与国家的距离：否定国家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问：您对自己有什么期望？在齐泽克之后，您想更深入地了解什么？

答：我研究了有关“阿拉伯之春”事件的知识介入。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它是一个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即齐泽克的知识介入。接下来我的目标是研究一种理论的知识介入，即数学集合论。这将是一个更广阔的项目的一部分，即关于科学理论的普及。我注意到一些非常具有科学性的理论，比如量子物理和混沌理论，已经通过电影、电视剧等文化方式，被强烈地引入到大众的想象中了。

这种技术性很强的、完全科学化的思想对公众想象力、甚至记忆力的渗透，是知识社会学在知识介入方面令我着迷的地方。所以我想围绕这一理念或科学理论的普及来构建一个研究项目。我认为这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想象，即我们对科学的期望及期望原因是什么。更确切地说，我希望追溯的是，公众对流行文化描绘的科学理论，所投入经济和情感投资的思想基础。

特别是，我发现最能被流行文化转译的大多是自然科学。这已经是一个有趣的观察，如果能得到证实，这或许可以说明公众的需求。也许因为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并不直接涉及到当前的政治问题，所以媒体调解人和知识分子发现，每当需要"科学"时，在流行文化中就能更容易地使用它。例如，我们在今天的许多科幻电影中都能找到一些关于量子物理学的内容。由于它处理诸如时间和空间之类的概念，因此成了极为流行的文化参考。混沌理论是另一种参考，我认为它很常见，已经被转化为流行文化。它涉及秩序和无序等概念，因此适用于许多有关变化和因果关系的公共问题。

第三种情况就更独特了，即数学集合论。由于它是如此抽象，很难想象有人可以普及它。然而，集合论从它创立之初(19世纪后期由康托尔（Cantor）创立)，就成为了几场辩论的中心和许多斗争的场所，包括关于上帝存在的争论。以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为首的著名数学家就是这样为公众所知的。最近，在法国知识界，这一理论还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并被定位为正义社会的中坚力量，与公理和形式的抽象领域相协调。

在这个方向上，我想创建一个样本，其中关于文化中通俗科学的知识介入，包括电影（比如蝴蝶效应）、剪辑（比如TED）、书籍（比如霍金斯的时间史），以及报纸文章。这是知识方面的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我打算做的另一个项目是社会研究的第四种范式。它实际上是以数学为基础，而不是以生物学、历史或物理学为基础，也就是说，它不是以实证主义、冲突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三种常见的主要范式为基础的。我的计划是利用阿兰·巴迪欧对数学的哲学探索，并将他的本体论工作进一步转化到社会科学领域。目标是解决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主要问题，从自我参照开始(其他问题包括过度具体化、不可观察性和消失的因果关系)。关键是要取代我们思考社会的主要隐喻。在生物学规则的实证主义中，社会是一个身体或有机体；在历史主义统治下的冲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中，社会是一个战斗环；在（标准）物理学规则的实用主义中，社会是相互作用的集合体。

与这些隐喻相反，我认为社会（大或小，人或非人）本质上是一个集合。这种定义或等同看待为社会研究人员带来了几种结果。我的意思是，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子集内部和子集之间的拓扑关系上：空集和幂集之间，无限集和一般集之间。这种关注应该取代对功能、结构和意义的搜索。事实上，它同时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根据社会学研究的数学范式，主要的社会学问题不是像问某个身体器官的功能是什么一样，不是在问“为了什么？”它也不是指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为了谁的利益？”甚至也不是实用主义者概念中的 “它是如何起作用的？”。相反，主要问题是“什么的一部分？”集合的子集之间的包含和归属(呈现和再呈现)的关系是什么？重复、出现和连结的规律是什么？这就需要在不同的边界上重新寻找距离和邻近、同一和差异。

我认为这在方法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就不在这里描述了。最后，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能沿着这条通俗科学和社会集合理论的知识路线，发现我自己，同时，作为一种尝试，去更深入、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社会世界日益增长的复杂性。

[1]从不同角度对大学正在发生的变化进行了重点分析，参见Eagleton，2010；Fraser和Taylor，2016；Freud，2016。

[2]正如乔治·诺瓦克（Geroge Novack）所说：“这是美国官方学术界对黑格尔的普遍看法。实用主义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不厌其烦地抨击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和他的‘封闭宇宙’。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桑塔亚纳（Santayana）再出版了著作，暗示黑格尔对希特勒主义负有责任，力图把他与最严重的反动联系起来。副总统华莱士在1942年3月8日宣称：‘黑格尔奠定了极权国家的哲学基础’。”（《辩证法逻辑导论》，载于：https://marxistnkrumaistforum.files.wordpress.com/2013/12/george-novack-introduction-to-the-logic-of-dialectics.pdf）

[3]“互联网的辩证法”可以通过比较两种情况得到最好的总结，一种情况发生在不久前，几十年前，当时人们无法与世界另一端的人联系。另一种情况是现在，拿我的手机给新西兰的人打电话是很平常的事。然而，这是辩证性的转折，尽管我们的集体联系似乎有所增加，但代价是与周围环境的孤立性脱节，就像我对周围的人说，“对不起，我必须给新西兰打个电话”。因此，为了更好地连接(全球)，我们必须更好地断开(本地)。

[4]关于公众发明的更积极的用途，参见Robin, 2016。

[5]分别参见Gottlieb，1989年，第113-119页和Biebricher，2011年，第709-7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