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撰写博士论文期间较为“功利性”的阅读，2025年的读书状态，目的性减弱了许多，更像是在陌生城市中漫游，没有固定路线，不完全围绕某个明确的问题展开，而是在个人研究兴趣与现实工作的模糊地带游移摇摆。也不再会像以往那样，因被兴趣牵引读了一些与论文看似无关的书籍，随后便懊恼于“浪费了时间”。摆脱了“必须获取知识”的目的性束缚后，自己似乎又与阅读重新建立起一种健康的关系。
对自己来说，今年最大的收获，是补完了夏目漱石小说中此前未读完的几部，系统阅读了村上春树的随笔与杂谈，以及在丰子恺译文的对照下，读毕了日文版的《源氏物语》（也想藉此好好学习一番古日文）。但反复思量，最终还是选择了几本从自己研究兴趣延伸开去的学术著作，略谈体会。这些书籍涉及思想史、社会史与知识史领域，主要围绕明治时代的思想、人物及其时代体验展开。
研究晚清思想史，不能不对同时代的明治日本思想史有所了解。比起福泽谕吉、德富苏峰，田口卯吉在国内晚清思想史学界所受的关注要少得多，但他无疑是在明治初期思想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人物。同时，在我看来，作者河野有理也是当下日本学界中，既延续了丸山真男政治思想史的风格（尽管他本人怀有以“秩序构想”超越丸山“思维样式”的学术野心），又在史事考证上更为精细且富有理论抱负的学者。相较于影响力或许更大的『偽史の政治学：新日本政治思想史』（白水社、2016年），我个人更偏爱作者的这部早期著作。
该书基于作者的硕士论文深化而成，通过对明治思想家田口卯吉的文本与时代语境进行“绵密追踪、捻合与解明”，旨在重构田口那个看似矛盾的核心理想：一个建立在个体“自爱”（自我利益）驱动之上、却能无限扩展的“新自由主义商业共和国”秩序。该书不仅是对一位思想家的个案研究，更是对明治初期一种独特且彻底的自由主义逻辑的深度剖析。书中每一章都富有新意：既成功调和了过往研究中被割裂的田口形象，又深化了对田口“开化史”书写意义的理解，还将田口关于“郡县制”与“封建制”的论述，置于明治初年现实政治（如地租增征论争）与思想史脉络中考察，揭示了其抽象论述背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关怀与制度设计思想。在作者的诠释下，田口并非简单的自由放任主义者，而是一位试图以“自爱”为基石、通过商业交换与法律框架来构建一种能够自发扩展秩序的思想体系的构建者。其思想的彻底性与真诚性，在同代人中显得尤为突出。书中与德富苏峰等同时代思想家的比较，进一步凸显了田口思想的特质及其在明治思想光谱中的位置。
本书的成就不仅在于议题深刻，更在于其写作技艺。作者兼具对文本的强大把控力、脉络清晰层次分明的论证逻辑，以及举重若轻地呈现复杂思想的文笔。这种既“灵巧有趣”又严谨深邃的学术风格，使得本书超越了单纯的学位论文改写，成为一部在方法论与叙事上均具启发性的思想史佳作。
由于和自己的研究主题相近，作者的单篇论文几乎都曾逐一拜读。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深化修订而成的专著，讨论了张之洞、辜鸿铭、梁启超等晚清知识人在传统与近代的折冲樽俎中调适思想的历程，以及“文明”“哲学”“自由”“革命”等思想观念在近代中日思想往还中的生成过程，代表了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晚清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反思与重建。作者对山室信一在『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岩波書店、2001年）一书中提出的、影响颇大的“思想连锁”论进行了反思，指出这一理论的初衷，是将日本的近代置于与欧美、亚洲诸国的交涉中进行把握，意在解释“何为日本的近代”，而非立足于中国这一接受方的视角。同时，作者也反对简单的线性流播论，提出应将晚清思想界理解为一个“西洋文明与东洋文明相互交错的思想空间”。这就将研究重心从单向度的、被动性的“影响—接受”，转向了多维、动态的“接触、对话、转化与创造”过程。
梁启超作为晚清思想网络的枢纽性人物，无疑是剖析这一交错空间的最佳样本。该书对梁启超的讨论占据了相当篇幅：不仅对梁氏的思想做了精深解读，更过梁氏的思想活动，成功地揭示了清末思想空间中存在的“复数性的文明”，还原了清末思想作为一种活跃的、充满对话与挣扎之“现场”的复杂性。作者论证，晚清中国的一流思考者，并未简单地将西方或中国任何一种文明本质化、普遍化，而是在二者的碰撞间隙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将“普遍”相对化的、多元的世界认识。该书的目标，亦是要“将这些复数性拯救出来”，从而实现一种更具内在理解性的、“将中国作为中国来把握”的思想史叙事。
其实是在三联书店推出了这部书的中译本（《作为思想的“国语”：近代日本对语言的认识》，王晴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之后，才发生兴趣转头去阅读其日语原版的。最初的动机很不纯，只是好奇一名韩国学者如何用非其母语、且是被建构于明治时代的“标准”日语来书写自己的思想。读罢掩卷，不禁惊叹作者不仅展现了优美的日语书写与史料驾驭能力，其批判视角更是直接而锐利、“有的放矢”。全书的理论基底或许并未超出后现代建构论的视野：“国语”是一个在帝国构建过程中被主动发明、并不断赋予政治与文化使命的理念。这一理念不仅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石，更构成了日本殖民主义扩张的思想与语言基础。不过，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对史料细节的处理。作者绵密剖析了明治日本摆脱/扬弃“和”“汉”、创造出“国”的过程，论证了言文一致、废除汉字运动与“国语”建构的关系，并分析了“国语”概念诞生后所发挥的辩护国体论意识形态、加持殖民扩张的功能。尽管作者的学术初心是探究被遗忘的保科孝一，但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书中第四章对德国语言学脉动如何在同时期上田万年身上引发共振的思想脉络的抽绎工作。作者成功证明，“语言思想史”并非政治史或文学史的附庸，而是一个具有独立轮廓与内在结构的学科领域。
这又是一部言辞表达与思想内容同样出色的作品。该书是日本美术史家北泽宪昭的代表性论文集，我所阅读的版本，是以2000年星雲社版本为基础的增补改订版。全书厚达560页，虽是文库本，但其深度与广度，已可堪称一部庞大而绵密的思想史论著。本书的核心议题，是对近代日本“美术”这一概念及其相关制度实践进行批判性的系谱学考察。作者的追问直指核心：我们今天视为自明、承载着普世审美价值的“美术”概念，并非一个超越历史的文化范畴，而是在明治维新以降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为回应民族国家建构的迫切需求而被发明出来的。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其诞生、分类与传播，与近代日本国族意识的塑造息息相关，具有明确的政治性。为论证这一核心观点，作者将分析焦点对准了催生和规范“美术”的关键制度性场域：博览会与国内劝业博览会、文部省美术展览会、工部美术学校等教育机构等等。作者的论述之所以极具冲击力，在于他精细地揭示了“美术”作为一种话语-制度复合体，如何通过分类（创造范畴）、展示（赋予可见性）、教育（规训主体）这一整套机制，成功地将原本分散的、属于不同社会脉络的视觉实践（如狩野派的屏风绘、佛师的木雕、琳派的莳绘），整合、提纯并重塑为代表“日本民族精神”的、具有现代主体性的“民族美术”。这一过程，正是日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进行文化统合与认同建构的关键环节。作为论文集，本书各章围绕核心议题从不同角度反复切入，虽不免有观点与材料上的重叠，但或许可以说，这种“复调”式的论证，恰恰强化了其核心命题的说服力。
本书是作者2004年『読書国民の誕生：明治30年代の活字メディアと読書文化』（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一书的文库本，除副标题中的“明治30年代”改为“近代日本”外，主体内容并无太大变动。该书聚焦于明治30年代（1897—1906年），通过引入“流通”（活字媒体）、“装置”（如铁路）与“空间”（如车厢）等多维视角，意在分析“读书国民”这一主体被塑造的具体过程，探讨了日本如何从近世阅读形态转向以近代活字媒体为基础的国民阅读共同体。该研究有沿袭“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成分，但更令人惊喜之处，是同前田爱“近代读者”论所进行的商榷。作者着意指出，“国民化”也是日本近代读者诞生过程中的重要面向，并围绕铁路普及、中央出版社崛起、国家的积极干预等几个因素展开了分析。“车中读者的诞生”一节，生动展现了交通方式的迭代如何催生新的阅读习惯与公共空间，尤为引人入胜。
从作者的学术路径来看，这本书与其第一部著作《晚清之“西政”东渐及本土回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的主题似有割裂，但实则在研究风格（搜集排比大量史料）、问题关切（分科知识史）上，仍能看到延续性。在前贤研究已非常充分的甲午战争领域，作者独辟蹊径，将研究的焦点从战争本身的军事进程与政治后果，转移至这场战争在约三十年间（1894-1920）作为“知识”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被记述、编排、传播与接受的过程。读后便会明白，所谓“作为知识的战争”，即是兵事战史在晚清各类汇编作品中的呈现。本书的核心方法论在于其鲜明的“分科知识史”路径。作者并未将“甲午战史”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是精细地辨析了其在不同知识生产场域、不同书写群体与不同流通媒介中的多元形态：从清朝的官修与私撰史叙，到日本、朝鲜的汉文与和文史著，再到西方世界的西文记述，最后聚焦于跨语际的译写实践。通过对官方案牍、战纪汇编、报刊报道、教科书、译著乃至照片图册等各类“史料”的细致排比与互文解读，作者揭示了“战争”如何被不同力量塑造成符合各自政治需要、文化预期与知识框架的“历史”。同时，作者也揭示了战争知识在晚清知识体系中的尴尬位置——既是最迫切的现实关切，又在传统学术分类中无所适从，同时受到外来知识范式的强烈冲击。本书示范了如何将“战争”有效地转化为“知识史”与“观念史”的议题，为思考近代东亚的跨国知识建构、记忆政治与意识形态竞争提供了宝贵的分析尝试。只是对于某些富有潜力的线索，如朝鲜半岛自身的战争体验与叙述、日本媒体宣传战的具体机制，若能更深入展开分析，则将更具启发性。
横山百合子的《从江户到东京》，可视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民众史研究传统在明治维新议题上的又一次实践。本书将宏观历史变革置于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加以考察，聚焦明治维新前后江户/东京的游女、浪人、商贩等边缘群体，利用日记、文书等材料，生动揭示了秩序解体与新秩序生成过程中普通人的生存策略。全书通过五个精微的社会剖面——荒废的藩邸、挣扎的幕臣、应对动荡的町人、花街游女与屠宰场贱民——揭示了明治维新这场政治剧变如何具体转化为无数小人物的生存危机、身份焦虑与艰难适应。出于作者自身的研究专长，该书对于花街游女的讨论最为细致，也最令人动容。作者揭示了，新秩序的确立决非自上而下的赋予，而是中央指令、地方利益、传统结构与个体生存策略之间复杂博弈与协商再构的结果。社会阶层互动的夹缝中掉落出权力，拾取这些权力的群体又滋长出新的社会关系。美中不足的是，或许是限于原书的文库本定位，不少议题的讨论没有展得太开，读起来有意犹未尽之憾。
这份书目中唯一一本越出“明治日本”范畴的书。起初是在书店“渔书”时被书名吸引，遂赴图书馆借阅，作为通勤路上的读物翻阅（也是有些自虐的意味……）。中译版的主书名起得很巧妙，完美地勾起人们对挤压在地铁中的上班族的想象，以及对自己每日疲惫通勤的共鸣。但读后便可感受到，书中内容讨论的其实并非仅是“通勤梦魇”，而更是副标题所指向的“机器人类学”。该书将东京通勤铁路网络作为核心“田野”，进行了技术人类学与都市文化研究。作者并未停留于对通勤压力现象的表面描述，而是将这一全球最复杂、最高密度的运输系统，整体视为一个“技术-社会-生命”的复合体 ，并深入剖析其如何系统性地重塑了都市人的身体实践、社会互动、情感结构乃至存在状态。作者将铁路这一在既往学界研究中通常带有“近代性”意象的机器，进一步拉入现代乃至后现代关于技术、生态与人机共生的讨论框架中，在机器创造的间隙中，思考如何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在东京地铁这一极端高负荷运转的系统中，真正的社会生命与个体能动性并非存在于系统的宏大设计之中，而恰恰孕育于其物理与规范压迫下所产生的微小“间隙”：从物理空间的“隙”（如检票口、车厢拥挤中的微小空隙），到行为规范的“隙”（如“调节沉默”、电车礼仪）、技术运行的“隙”（如无载荷运营的调度逻辑），乃至文化与心理的“隙”（如御宅族文化、自杀事件的创伤记忆）。围绕“间隙”的讨论，也是最引起我共鸣的部分。希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也能在相互理解与协调中，创造出各自舒适的“余裕”吧。
作者简介
苗祎琦，陕西人，本科毕业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历史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方向为晚清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对明治日本史尤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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