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依然是我走马观花杂乱读书的一年。当然，这“杂乱”终究万变不离其中，大致以个人兴趣和专业方向为轴线，其范围不出中国、日本和东亚区域，其内容主要围绕近现代人文社科的领域。这中间，有2022年出版而到了2023年才购得并展读的，也有的是译著，其原作出版时间早在几年前而购得译本则在去年。印象比较深且多得教益的有以下几本。
葛兆光著《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商务印书馆，2022），是近来陆续出版的“葛兆光讲义系列”6册中的一种。据作者言，这是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为“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方向博士生开设的“亚洲史”基础课的讲义，起稿于十几年前作者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期间，得以充分利用该校葛思德东亚图书馆，并在其后的授课中不断填充完善的。全书共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亚洲史/东部亚洲史研究的可能性”，主要讨论亚洲/东部亚洲史作为一个“历史世界”，其基于“事件”——从元寇/蒙古袭来使东北亚海域与陆地连接到东亚汉字儒教圈及朝贡体系的出现，而构成一个不同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与文明单元，因此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同时，作者强调要走出故步自封的国史牢笼而将“中国”放进亚洲，以构建新的区域国别研究。其方法，则在已有的历史、考古、文献学之外突出“语言之学”，只有突破语言的屏障才能真正构筑起东部亚洲区域史研究的架构。第二单元“亚洲史的学术史”，重点梳理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和中国亚洲史研究的学术积累，确定其贡献并发现其问题以为今日亚洲史研究建立牢固的根基。其中，对近代东西学术中的南中国海及东南亚研究的整理介绍，乃是亮点。第三单元“环东海南海作为一个历史世界：十五世纪以后的东部亚洲海域史”和第四单元“域外有关近世东部亚洲的历史文献举例”，则是有关东亚和东南亚海域的历史和文献举隅，最能显示本书“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的亚洲史研究方法论的特色。
对于以往只关注近现代东亚研究的我来说，该书的思想冲击力首先在于：以“东部亚洲”这一崭新概念将传统的“亚洲”和“东亚”重新整合为一个囊括了东海与南海及相连广大陆地的区域，该区域的历史起点在15世纪，其独自的海上交通和思想文化交汇有别于同样始于15世纪的西方航海大发现。但是，如果比照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则可以说东西方的不同发展又是处在同一个世界体系里面。我们谈近现代东亚，不能仅仅从19世纪“西方的冲击”开始，那样就很可能陷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运动”这一后设历史叙述的圈套。其次，既把中国史放到亚洲史大背景中，又从中国视角观察周边，透过中国和东部亚洲海域及整个亚洲，来理解历史的交错、关联和汇通。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尊重复杂性而视野开放的区域史研究新路径。总之，读葛兆光此书为我自己打开了东亚区域国别研究的全新视域。
《日本早期社会会主义思想史》（王盈、臧志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原著为『初期社会主義の地経学（トポグラフィー）：大杉栄とその時代』，東京：有志社，2017），是早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思想史教授梅森直之的近作。该书以一百年前的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为研究对象，眼光却落在21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导致“贫困问题”再次成为社会问题的核心，而反抗资本制的思想运动再起使冷战结束后一度“退场”的社会主义思想重新回到运动的中心，这一当下现象上。就是说，该书通过讨论以中江兆民、幸德秋水、大杉荣、堺利彦等一批个性鲜明的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与运动，意在挖掘他们对帝国主义阶段之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当下意义。在作者看来，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因其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是根源性的”这一道理，因此具有长久的认识价值和思想意义。即，这种“早期的”的批判，唯其“早期性”而更具有直击要害、痛下针砭的特殊性格，足以成为我们今天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本的流动性造成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是根源性的，并不因为时间久远而有什么根本改变，无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如何巧言掩盖。而幸德秋水、大杉荣等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从平等理念和反战思想出发，对帝国主义时代之资本制度的尖锐批判，正揭示了这一永无休止的资本“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过程如何导致人们不断沦落为孤立的劳动力商品。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既是一百年前社会极端贫困化和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亦是今日“南北问题”依然不得解决的要害所在。因此作者最终结论道：“今天在构思如何对抗资本主义时，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运动与思想也是无可取代的遗产清单，必须将其从历史的忘却中抢救出来。”
这样的思想史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令人眼前一亮。而我在为“20世纪日本思想”丛书编译幸德秋水《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23）的过程中得以与此书中译本相遇，更有醍醐灌顶而灵犀相通的感叹！虽然因自己未曾及时注意到2017年原书的问世，而略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在编译幸德秋水著作之际，我就不断感受到其对民族帝国主义“爱国心”之伦理批判、对资本主义谋求“发展”而在全球推行殖民主义之政治批判，与当下世界的情形何其相似，却没有找到从理论上加以认识和说明的有效途径。因此，在读到这本著作时顿觉豁然开朗。可以说，这是我2023年度阅读而倍感快乐的一本书。
汪晖著《巨变中的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是两卷本的“汪晖对话集”中的一册，年底由出版社惠寄到我手中，真是喜出望外！原因是，我正准备南下广州做讲座，讨论区域国别研究新路径，而这本书乃是十年来作者谈区域研究的讲演或访谈的记录。该书共分四部分，其中尤让人感兴趣的是第二部分“文明及其跨体系性”和第三部分“探索东北亚和平”，因为这些直接涉及到亚洲区域研究。作者汪晖十几年前就在清华创刊了《区域：亚洲研究论丛》，可以说早在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将区域国别研究列入研究生教育目录成为一级学科，而高校外语院系乃至学界迎来研究热潮方兴未艾之前，就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不辍了。其实，我们这些长期关心东亚问题的学人也都是如此。然而，要在以往只注重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之上，进而探索新时代涵盖历史和人文的区域研究新路径，谈何容易。
汪晖《巨变中的世界》最有启发意义的，是他提出“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等新概念，用以回应我们今天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区域国别研究这一关键的方法论问题。就是说，要反思19世纪末英国、20世纪初日本和二战后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背后殖民主义和冷战意识形态架构，另寻不带“敌情研究”意识而真正深入区域社会历史和文明复杂结构的新路径。所谓“跨体系社会”侧重一个社会体的跨体系性质，所谓“跨社会体系”则注重全球、区域或其他世界体系的跨社会性质。如果说，前者聚焦的是一个民族区域内部的不同人文地理、文明制度、习俗文化的跨体系性，那么后者则是关注国家社会间的不同世界体系（包括文明体系）的交叉、互动乃至冲突……。可以说，这两个概念构成了汪晖的民族区域和跨国区域的两个方法论视角。我认为，这是一个大胆探索而远远超越了传统区域国别研究窠臼的新路径，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今天，中国要走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区域国别研究也必然要开创全新的视野和格局。
我感觉，汪晖《巨变中的中国》与前面提到的葛兆光《亚洲史的研究方法》，都有求新探路的异曲同工之妙。
作者简介
赵京华，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别津贴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日文学比较、日本近代思想史、鲁迅研究等。2004年以来，先后在日本埼玉大学、爱知大学、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教授。专著有《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中日间的思想》、《活在日本的鲁迅》、《思想构筑未来》等。主编中文版六卷本“柄谷行人文集”，担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世纪日本思想”丛书总策划。
瓠巴编辑
巴扎黑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