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荷芽 | 1910-1930年代蒙古族的文化教育活动：以东蒙书局、蒙古文化促进会及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为例

在中华民国政府对蒙古地区推行的一系列优待怀柔政策中，教育政策占有着特殊的位置。自1912年开始，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陆续制定并实施了诸如《蒙回藏教育计划》《蒙古教育决议案》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蒙古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以克兴额、寿明阿、郭道甫为代表的蒙古族知识分子也通过创办东蒙书局、蒙古文化促进会等文化机构，编印《初学国文》《蒙旗旬刊》等书刊的方式，有效地促进了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与蒙古文化的传播。特别是郭道甫任校长的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为当地培养了宝贵的教育人才。遗憾的是，由于民国政府及各地方政府在对蒙政策上缺乏一贯性，蒙古地区的文教事业基本上是在蒙古族人士与各地方政权的反复交涉中展开的。

一、前言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为避免蒙古地区发生政治分裂危机，自1912年至1932年陆续发布了《蒙古优待条例》《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决议案等一系列优待怀柔政策。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置实施特别行政区和省制，采取旗县并存等制度，在客观上大大削弱了蒙古王公在蒙古地区传统的自律性支配及在军事、行政、司法方面的各项权利。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对蒙政策缺乏统一性，特别是在内蒙古地区社会文化事业方面，主要是以蒙古族人士与各地方政权交涉的形式来推进的。中央政府对内蒙古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真正得以实施的时期是在1930年代以后，但此时其实效统治地区却已大大缩小。

1910-1930年代以蒙古族开明王公及知识分子为中心自主进行的社会文化活动及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1926年成立于奉天的以发展蒙古文化、振兴蒙古教育为宗旨的东蒙书局、1928年在奉天以东蒙书局为基础设立的蒙古文化促进会、1929年在郭道甫以及蒙古文化促进会其他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建立的东北蒙旗师范学校[1]等尤具代表性。

自1912年至1930年代初，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陆续制定并实施了对蒙文教政策。1912年5月，北洋政府在内务部下设蒙藏事务处（同年8月改称蒙藏事务局），贡桑诺尔布出任总裁，姚锡光任副总裁。蒙藏事务局直属国务总理，分设总务科、民治科、边境防卫科、劝业科及宗教科等五科，其中民治科分管文教相关工作[2]。

贡桑诺尔布（1872~1931）字乐亭，号夔庵，蒙古族，固鲁思奇布后裔，内蒙古喀喇沁旗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被赏加辅国公。甲午战争之后创办崇正学堂，提倡“蒙汉团结自治”。

1912年7月，时任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临时教育会议，在本次会议上通过了《蒙藏回教育计划》决议案。翌年，作为蒙藏教育行政机构，设立了普通教育司第五科，民国蒙藏教育工作至此拉开了帷幕。有关蒙藏回地区教育用语及文字相关问题，在上述《蒙藏回教育计划》中明确记载要统一使用汉语[3]。

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或《袁记约法》），以法律形式强化了大总统权限。同时，为巩固其在内蒙古地区的统治体制，改蒙藏事务局为蒙藏院，直隶于大总统[4]，贡桑诺尔布再次出任总裁。蒙藏院分设参事室、秘书室、总务厅、第一司、第二司，并在第一司下设民治科，主管教育相关事务。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8年设置了蒙藏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蒙古事务处第二科负责教育事业。1930年秋，伊克昭盟在准格尔旗设立该地区第一所新式学校“同仁小学校”时，蒙藏委员会曾拨“边疆教育经费2,000元”，并约定今后每年拨款1,500元以支持该校运营[5]。目前有关蒙藏委员会蒙古事务处第二科的资料甚少，至今其具体活动状况不甚明了。

1928年5月，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在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融合各民族并发扬文化案》[6]。1929年6月，第三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中全会通过决议《关于蒙古西藏经济与文化之振兴，应以实行发展教育为入手办法》：（1）通令各盟旗及西藏、西康等地主管官厅，迅速筹办各级学校，编译各种书籍及本党党义之宣传品。实行普及国民教育，厉行识字运动，改善礼俗，使其人民能受三民主义之训育，具备自治之能力；（2）确定蒙藏教育经费；（3）在教育部内特设专管蒙藏教育之司科；（4）在首都及其他适宜之地设立收容蒙藏青年之预备学校，并特定“国立”及省立之学校，优待蒙、藏、新疆、西康等地学生[7]。教育部根据该决议，设蒙藏教育司为蒙藏教育之专辖机构。

1929年7月，民国政府教育部经与蒙藏委员会多次协商，正式公布《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并在其施政纲领中规定蒙藏教育方针如下：留学内地及出洋学生之优待办法、编译各种蒙藏书籍及宣传品、创办各级学校及职业学校、实行普及平民教育、厉行识字运动、改善礼俗等。之后，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平大学陆续设立了“蒙藏班”。

来源：《蒙藏委员会公报》1929 年，第5-6期，30-32页。

1930年2月，蒙藏委员会通过《蒙古教育决议案》，内容包括：（1）根据蒙古地区学龄儿童人数，至1931年为止在各旗建立小学1所以上；（2）六年内在蒙古各盟建立中学1所；（3）六年内在蒙古各盟建立职业中学1所等[8]。

1931年9月，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蒙藏教育被列为主要内容之一，并主张在“五族共和”理念下完成国家统一大业[9]。

1932年8月，蒙藏教育委员会在南京成立。该教育委员会隶属于蒙藏委员会，白云梯（色楞栋鲁布，1894-1980年）任主任。20世纪20年代，白云梯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国民党党务活动，并与郭道甫（墨尔森泰，1894-1932年）领导的呼伦贝尔青年党联合，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曾计划设立大、中、小学，实施免除贫困学生学费等措施。1930年代中期，由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部出现矛盾，白云梯等被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内蒙古党部。

1910-1930年代初，在民国政府上述蒙藏教育施政纲领下，内蒙古地区学校数量有了较大增长，从1919年的28个旗30所小学增至1932年的30个旗158所小学[10]。此外，在北京设立了蒙藏学校（后改名为北平蒙藏学校），在南京设立了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等中等教育机构，并计划开始实施对蒙教育振兴政策。

但另一方面，民国政府这一时期的对蒙文化、教育政策未能落实之处甚多，很多设想实际上成为了一纸空谈。尤其是民国政府对于在内蒙古地区设置大学一事持有消极态度。在1930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虽然提出并审议了将来要在蒙古地区和西藏设置农、工、商专门学校及高等教育机构一事[11]，但至1949年为止民国政府并未能实现上述目标。

三、东蒙书局与蒙古文化促进会

民国时期，以蒙古族知识分子群体为中心自主进行的文化活动及教育事业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1923年成立于北京的蒙古语出版社蒙文书社、1926年成立于北京的以振兴蒙旗教育、普及蒙古文化为设立宗旨的蒙文学会、1926年成立于奉天的以发展蒙古文化、振兴蒙古教育为宗旨的东蒙书局、1928年在奉天以东蒙书局为基础设立的蒙古文化促进会等最具代表性。以继承民族文化、振兴蒙古民族为设立宗旨的上述文教团体曾出版发行过多部蒙古语书籍及教科书等，蒙文书社在印发蒙古语书籍的同时，还曾以蒙古文印刷技术支持过东蒙书局等其他一些文化团体及出版社。

当时，以民族知识分子为主体力量，除了进行出版事业外，在创办学校、开展教育活动方面也有所建树。在教育、出版、翻译等相关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克兴额（1889-1950年，东蒙书局的创设者），曾在奉天蒙文教科书编译局任编辑员，参与了蒙古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1905年前后，克兴额返回故乡科尔沁左翼前旗西扎哈气村，创立了科尔沁左翼前旗蒙汉两等小学堂，并开设了柏园书室。发明蒙古文铅字的特睦格图（蒙文书社的创建者）在20世纪初期任蒙藏学校教员、南京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科长兼常任编审，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往兴安军官学校（王爷庙）担任蒙古语教师。蒙文学会的创设者卜和克什克（梁萃轩，1902-1943年），1928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1930-1932年任北京蒙藏学校讲师，后赴兴安西省（开鲁）任文教科科长。卜和克什克旅居北京时曾任欧文‧拉铁摩尔的蒙古语老师，被W‧海西希评价为“蒙古文学的守护者”[12]。

这一时期，在奉天、齐齐哈尔出现了由蒙古人主导的中等教育机构。例如1929年，黑龙江省辖内的伊克明安旗、杜尔伯特旗、郭尔罗斯旗、扎赉特旗四个蒙旗共同出资，另有黑龙江省教育厅部分资助建立的黑龙江蒙旗师范学校（齐齐哈尔）；同年，在郭道甫以及蒙古文化促进会其他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建立的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奉天）等。伪满洲国时期，把上述两所学校迁移至扎兰屯，后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兴安东省扎兰屯师道学校[13]。

上述由蒙古人所主导的文化教育活动虽然在当时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蒙文书社、蒙文学会、东蒙书局等文化团体无一不被资金所困扰，面临着严重的经营困难问题。民国时期，蒙古人所营运的多数文化教育团体自身经济实力不足，又无法获得民国政府的资金援助，所以其营运往往面临众多问题，无法有效地开展各类活动。其中，与东北地方政权采取合作办学方式的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是为数不多的获得营运经费的学校之一[14]。在此，首先对蒙古语出版社东蒙书局及设立于该书局内的蒙古文化促进会的活动进行论述，其次对由于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大力推动而建立的东北蒙旗师范学校进行考察。

东蒙书局设立时的主要成员有克兴额、博彦满都（1894-1980年）[15]、诺勒格日扎布（1889-1941年）、寿明阿（1885-1947年）、业喜海顺（1891-1944年）等当地知名人士及王公。除克兴额捐赠自家资产作为东蒙书局的设立基金外，诺勒格日扎布、寿明阿、业喜海顺等人也都曾大力资助该出版社[16]。

诺勒格日扎布为克什克腾旗贵族，民国时期封为辅国公，因与该旗札萨克产生矛盾，前往外蒙古。返回故乡后曾出任奉天督军署咨议、克什克腾旗札萨克（1929年）、伪满洲国民政厅厅长（1933年）、兴安西省省长（1937年）等职[17]。

寿明阿为科尔沁右翼后旗贵族，民国时期曾历任辅国公（1916年）、参议院议员、东三省保安司令部顾问、总统府顾问（1923年）、奉天省政府咨议、蒙古宣抚使署顾问（1924年）、蒙边督办公署蒙务处处长（1931年）等职。伪满洲国时期，曾任兴安总署理事官（1932年）、蒙政部民政司长、兴安南省省长、满洲电气公司理事（1942年）等职。1945年，出任长春民报（Arad-un sonin）社社长。1947年被科尔沁右翼后旗公安机关逮捕，同年10月死亡[18]。

东蒙书局以“振兴发展蒙古民族文化教育”为其设立宗旨[19]，曾不遗余力地印刷发行供学校使用的词典、参考用书及教科书等。在东蒙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中，由诺勒格日扎布编、克兴额监修的《初学国文》（全八册，1928年）[20]最为著名。《初学国文》除由浅及深地教授蒙古文字母、发音、文字外，还包括蒙古的地理、历史等内容，在当时得到了师生的高度评价。伪满洲国时期的蒙古族知识分子也曾以《初学国文》为模范教科书，借鉴其编撰方法。《初学国文》题目“国文”（ulus-un udq-a）一词中的“国”，在当时是指中华民国还是单纯属于单词的翻译问题，抑或其他，在此不得而知。

东蒙书局除学校用教科书之外，还印刷出版过较多有关历史、文学方面的书籍[21]。该书局当时还负责东北筹办蒙旗委员会蒙旗处发行的公报《蒙旗旬刊》[22]的印刷工作。20世纪20年代至1932年前后，东蒙书局还因作为旅居奉天的蒙古人的活动交流中心而备受关注。当时，青年学生、教师、工人、僧侣等经常拜访东蒙书局，进行多种交流活动[23]。

1928年，以教育家、政治活动家郭道甫及东蒙书局的主要成员为中心，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郭道甫为达斡尔（蒙古）人[24]，出生于呼伦贝尔索伦左翼镶黄旗札拉木台村。郭道甫作为呼伦贝尔及内蒙古地区政治活动的指导者，在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同时，还曾积极开展教育活动，力图通过学校教育改造青年们的思想意识，并希望通过汉文著述向汉族开明人士介绍蒙古人的观点[25]。郭道甫使用汉文撰写的著作有《库伦游记》（出版社不明，1923年）、《蒙古问题》（原名《黄祸之复活》，出版社不明，1923年2月）、《新蒙古》（出版社不明，1923年11月）、《内蒙古新青年》（出版社不明，1923年11月）、《蒙古民族自觉运动》（出版社不明，1924年）、《蒙古问题讲演录》（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沈阳，1929年）、《呼伦贝尔问题》（大东书局，上海，1931年）等7册[26]。

1917年，郭道甫领导黑龙江省内的学生及在北京的专门学校的学生，以地方政治改良为目的，组建了“呼伦贝尔青年会”。1918年，在家人的支持下，郭道甫利用自家房舍创办私立蒙旗小学，并自任校长。1919年，该校改为公立蒙旗小学，校舍设于副都统署西院，仍由郭道甫任校长。其间，该校曾一度停办。1920年，原设公立蒙旗小学得以恢复，改称呼伦贝尔蒙旗学校，并增设中学部，郭道甫仍任校长。同年，郭道甫还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了达斡尔文字。

1925年，经共产国际同意，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郭道甫当选为秘书长。1928年，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郭道甫在呼伦贝尔组织暴动。暴动失败后，张学良派员与郭道甫等进行交涉[27]。此后，郭道甫开始与张学良及东北政务委员会合作，得以组建蒙古文化促进会，创建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并自任校长，致力于教育事业。

1928年9月，蒙古文化促进会在奉天（沈阳）正式成立，并把事务所设于东蒙书局院内。蒙古文化促进会初期主要成员有郭道甫、金鹤年、王宗洛（特格希博彦）、博彦满都、克兴额、王新宇、王召南等，该会成立宗旨为促进蒙古民族文化教育，大力协助东蒙书局发展业务，编辑、出版蒙古文书籍[28]。

1928年底，郭道甫等人以蒙古文化促进会之名向张学良及东北政务委员会提案设立东北蒙旗师范学校。1929年1月，根据东北政务委员会的修正案设立了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理事会，张学良任理事长，袁金凯（1870-1947）任副理事长，科尔沁左翼中旗札萨克那木吉勒色楞（1884-?）等任理事。同年7月，以“造就蒙旗教育人才、促进蒙古文化”为宗旨的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在沈阳正式成立，郭道甫任校长，克兴额担任蒙古语教员。

四、东北蒙旗师范学校

1929年，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公布了“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章程”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招生人数、入学资格、年龄、考试内容、毕业年限、课程科目、学费等内容。根据该章程内容，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的经费由辽宁省政府拨给，并分设师范部（中学部）与附属小学。由东北政务委员会负责组成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理事会，当时聘请辽宁省教育厅长及各蒙旗王公兼任理事[29]。

该校入学资格规定年龄在17-31岁，需持有旗公署推荐信，或毛遂自荐参加入学考试合格者。招生人数为200名，除各旗蒙生外还有一些汉生。学科分设讲习班与师范班，毕业年限分别为两年与三年。各科学生除自费生外，每年还招收10名官费生，其中师范班的自费生除自行负担制服费外，全额免收其住宿费、饭费以及教材费。

担任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专任及兼任教职员的有郭道甫（校长）、黄成垙（教务主任，原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的幕僚）、金鹤年（训育主任）、梁启雄（教育学，梁启超之弟，毕业于北京大学）、色楞呢玛（蒙古语，毕业于东北大学文学部）、墨尔根巴图尔（博物）、克兴额（蒙古语）、李又聃（心理、伦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王树屏（数学，原东北大学教师）、李东白（汉语）、汪宗洛（汉语，东北政务委员会蒙旗处职员）等。其他还有娄熙沈（庶务兼会计主任，沈阳裕通银行经理）、张子赓（秘书）等雇员数名[30]。上述教员中，李又聃后来曾在蒙民厚生会设立的中学育成学院担任教务主任，讲授数学及化学课程[31]。

1929年，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开始招收二期生。翌年秋，根据郭道甫的意向，该校增设了女子讲习班（中学）与女子家政讲习班。其后，该校规模不断扩大，讲习班也从两个班增加为三个班[32]。东北蒙旗师范学校讲习班及师范班课程表是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的规定设置的，但在外语课一项中，东北蒙旗师范学校讲授的课程是蒙古语。

1930年，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的学生代表团曾前往沈阳参加国际音乐节。在来自苏联、日本、丹麦、澳大利亚、英国及美国等八个国家代表团参加的本次音乐节上，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代表团演唱了内蒙古民歌《达那巴拉》[33]。

1931年秋，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向社会输送了第一期毕业生，共33人（蒙古族学生28名，汉族学生5名）。其中，10人就职于东北政务委员会及东北蒙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其他学员几乎都按照各自意愿就职于各个蒙旗的教育、行政机构[34]。

1930年，哈丰阿（腾续文，1908-1970）、王绍纯任主编创办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学报*ǰ*egün qoyitu-yin mongγul qosiγuud-un baγsi-yin surγaγuli-yin darumal /《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专刊》（蒙汉合璧，至1932年曾刊发3期）[35]，该刊是目前为止最早以蒙古文字刊发的学报。哈丰阿于1929-1930年在东北蒙旗师范学校在学期间，负责编辑该刊两期。在创刊号中，刊载了郭道甫书写的创刊贺词、哈丰阿创作的3篇诗歌（蒙古文）和1篇散文（汉文）。此外还刊载了有关蒙古历史书籍的书评、有关蒙旗教育问题的议论文、小说、翻译文章、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介绍性文章及校内新闻等[36]。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蒙旗师范学校随之停课。1932年春，该校复课后经过整编，改称兴安东省扎兰屯师道学校。

五、结语

对于蒙古地区来说，清末民初是一个分断与多样化的时期。辛亥革命后，随着清王朝的崩溃，内蒙古地区作为蒙古地区的一部分，一方面继续其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构成了中华民国的边疆地区之一。从这一时期开始，内蒙古地区蒙古族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即作为边疆居民，如何确保其自身的主体空间并全方面地振兴蒙古地区。

民国政府在形成近代多民族国家的过程当中，面临着如何通过“五族共和”的理念统合国民的政治课题。在此背景下，民国政府开始实施对蒙古地区的诸政策。但在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军阀混战时期，民国政府与地方政权的对蒙政策总体缺乏一贯性，对蒙文化教育事业基本上是在蒙古族人士与各地方政权的交涉当中展开的。

当时，内蒙古的王公及知识分子除在蒙古地区外，还活跃于北京、南京、奉天（沈阳）、吉林等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领域。但在这一时期，单靠蒙古族自身的力量已经无法展开强有力的活动，不得不与各地方政权进行交涉，东蒙书局、蒙古文化促进会及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的活动即为典型的事例。

自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东蒙书局发挥了旅居奉天的蒙古人士活动中心的作用，其后在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倡导之下建立了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从该校涌现出了以哈丰阿为首的众多人才。以克兴额为代表的东北蒙旗师范学校的教员，在其后的1930至1940年代为推动民族文化教育工作发挥了核心作用。

[1]娜荷芽：〈東北蒙旗師範学校及びその学報『東北蒙旗師範学校専刊』について〉，《東北アジア研究》（島根県立大学，2019年12月），第5号，頁67‐82。

[2]蒙藏委员会编译室：《蒙藏委员会简史》，1971年，页9。

[3]郑鹤声：《我国边境教育之计划与设施：上》，《教育杂志》，1936年，第26卷第5号，页39-40。

[4]蒙藏事务局设立于1912年7月，其前身为蒙藏事务处。

[5]岡本雅享：《中国の少数民族教育と言語政策》（増補改訂版），社会評論社，2008年，頁198。

[6]郑鹤声：《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上》，《教育杂志》，1936年，第26卷第5号，页40。

[7]黄奋声，《蒙藏新志》，中华书局，1938年，页548-559。

[8]胡春梅，《民族教育发展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26。

[9]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民国二十三年至三十六年》，载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一辑》，文海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1211-1212页。

[10]乌兰图克，《内蒙古民族教育概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页26。

[11]黄季陆：《抗战前教育政策与改革》，《革命文献》第54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页234。

[12]ワルターハイシッヒ著，田中克彦訳，《モンゴルの歴史と文化》，岩波書店，1967年，頁264。

[13]娜荷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内蒙古东部地区文教发展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年，页56-58。

[14]仁钦莫徳格，《沈阳东北蒙旗师范学校》，《达斡尔族研究：郭道甫诞辰100周年学术研究会专辑》第5辑，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1996年，页174。

[15]有关博彦满都在文化及教育方面的活动，有娜荷芽论文〈1930～40年代の內モンゴル東部におけるモンゴル人の活動─文化‧教育活動を中心に─〉（《日本とモンゴル》，2015年，第49輯，頁108－119）。

[16]克‧莫日根，《克兴额：一个科尔沁蒙古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32。

[17]Ü‧Šuγar-a, Mongγul ündüsüten-ü orčin üy-e-ün uran ǰokiyal-un teüke‧öbür mongγul-un yeke surγaγuli-un keblel-ün qoriy-a, Hökeqota, 1987. pp.393‐394（乌‧苏古拉，《蒙古族现代文学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393‐394）。

[18]《西科后旗群众工作报告》，兴安盟科右前旗馆藏档案，1947年，页17-18；《内蒙翻身人民法庭处决大蒙奸寿明阿》，《人民日报》，1947年12月7日，第1版。

[19]Ü‧Šuγar-a，Mongγul ündüsüten-ü orčin üy-e-ün uran ǰokiyal-un teüke‧öbür mongγul-un yeke surγaγuli-un keblel-ün qoriy-a, Hökeqota, 1987, p.395（乌‧苏古拉，《蒙古族现代文学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395）。

[20]Rolγarǰab, Kesingge, 1928-1929. Angqan surγaqu ulus-un udq-a（诺勒格日扎布编、克兴额监修，《初学国文》，全八册，1928-1929年），额尔敦陶克陶编，《蒙古族教育文献资料汇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3年，页41-302。

[21]Ü‧Šuγar-a, Mongγul ündüsüten-ü orčin üy-e-ün uran ǰokiyal-un teüke‧öbür mongγul-un yeke surγaγuli-un keblel-ün qoriy-a, Hökeqota, 1987, pp.345-358)（乌‧苏古拉，《蒙古族现代文学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345-358）。

[22]东北政务委员会蒙旗处，《蒙旗旬刊》，1929年1期1页，封面；Ü‧Šuγar-a, Mongγul ündüsüten-ü orčin üy-e-ün uran ǰokiyal-un teüke‧öbür mongγul-un yeke surγaγuli-un keblel-ün qoriy-a, Hökeqota, 1987, p.346)（乌‧苏古拉，《蒙古族现代文学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346）。

[23]克‧莫日根，《克兴额：一个科尔沁蒙古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38。

[24]民国时期被称为达斡尔（蒙古），1950年代经民族识别被认定为达斡尔民族。

[25]中見立夫，〈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エスノ‧ナショナリズムへ―モンゴル人メルセにとっての国家、地域、民族〉，毛里和子編，《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7）─中華世界：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再編─》，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頁128。

[26]恩和巴图，《郭道甫先生和满文字母的达呼尔文》，《达斡尔族研究：郭道甫诞辰100周年学术研究会专辑》第5辑，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1996年，页140；奥登挂，《郭道甫文选》，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9年。

[27]中見立夫，〈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エスノ‧ナショナリズムへ―モンゴル人メルセにとっての国家、地域、民族〉，毛里和子編，《現代中国の構造変動（7）─中華世界：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再編─》，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頁141。

[28]克‧莫日根，《克兴额：一个科尔沁蒙古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39。

[29]东北政务委员会蒙旗处，《蒙旗旬刊》，1929年1期，页8。

[30]仁钦莫徳格，《沈阳东北蒙旗师范学校》，《达斡尔族研究：郭道甫诞辰100周年学术研究会专辑》第5辑，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1996年，页171。

[31]娜荷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内蒙古东部地区文教发展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8年，页151。

[32]《盛京时报》，1930年6月16日，第2面；《盛京时报》，1930年6月19日，第4面。

[33]ǰegün qoyitu-yin mongγul qosiγuud-un baγsi-yin surγaγuli-yin darumal, 1930.26／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专刊》，1930年，页26。

[34]《蒙藏周报》，1931年，页78；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编集委员会，《内蒙古教育史志资料2》，内蒙古大学出社，1995年，页485。

[35]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专刊》，1930年，创刊号。

[36]娜荷芽，〈東北蒙旗師範学校及びその学報『東北蒙旗師範学校専刊』について〉，島根県立大学，《東北アジア研究》，2019年12月，第5号，頁67‐82。

原文刊于《东北亚近代空间的形成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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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荷芽，女，蒙古族，呼伦贝尔人，毕业于东京大学，博士学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史、近现代蒙古史、中日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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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昊宇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