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国新考据史学家把史料考辨作为史学研究的核心，甚至是史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然而进入1930年代，傅斯年却提出将“借喻”的修辞方式与历史书写相连接的主张。针对傅斯年这一巨大的史学研究旨趣的变化，王中忱老师以傅氏在“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事件刺激下的产物《东北史纲》为切入点，进行了详细剖析，之后指出：傅斯年的“东北史”研究并非仅仅针对矢野仁一的“满蒙”论，同样针对日本学界整体的“满蒙史”研究，但是傅氏论述却并没有明确提及日本的“满蒙学”。作者推测原因，首先认为在于傅氏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借喻”式历史书写激发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无法从学理逻辑上对“满蒙学”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关联进行透彻的分析；同时，无论是“满蒙学”，还是傅氏的新考据史学，都有作为“近代学术”的相同品格，傅氏在有意识对抗日本“满蒙学”的同时，亦对其研究成果有所挪用和借鉴，其间的复杂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分析。
问题之所在
本文所拟讨论的主要对象傅斯年（1896~1950），是一位在文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皆有建树的学者，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由于长期主持学术行政和参与社会活动，傅氏的著述并不宏富，但已经刊行的论著，则多为具原创性的精心结撰之作。张光直（1931~2001）曾说，仅一篇《夷夏东西说》就足以奠定傅氏的“历史天才”地位。（《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专刊·序》，中国上古秦汉学会1995年编印）何兹全（1911~2011）认为，傅氏《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所包含的五篇论文，“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就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前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些都不是过誉之词。而傅斯年对于中国史学的贡献，还更多体现在他于民国时期创办并长期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习称“史语所”）的工作里。杜维运（1928~2012）甚至这样评价：“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倡导的新史学，而是傅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傅孟真与中国新史学》，《当代》1995年第116期）其中，关于梁、何与傅斯年及“史语所”新史学的优劣比较论，或许不无可商，但傅氏及“史语所”以明确标示的学术宗旨和研究业绩，开创出一种新的学术风气，主导了20世纪一个时期的学术潮流，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
从笔者所读到的中国史学史著述来看，自1902年梁启超（1873~1929）倡言“史界革命”以来，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新史学”界，一直是多个学派并存与竞争的世界。在有关“新史学”的历史叙述中，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学者们有时被归入王国维（1877~1927）等以“史料搜集与整理”见长的史家谱系，如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附录“最近史学之趋势”便说：“最近史学之趋势，可分两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与整理，一曰新史学之建设及新史之编纂。”金著缕述“史料搜集与整理”部分，所举例证，多为罗振玉、王国维以及“史语所”诸学者的工作。（金著初版于194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此处引文所据为收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的新版本，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有时则被冠以“史料学派”的名号，以示其与王国维、陈垣（1880~1971）等人的“考证学派”以及胡适（1891~1962）、顾颉刚（1893~1980）等人的“方法学派”有所区别。如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即如此分类（许著初版于1986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印行。本文所据为岳麓书社2003年版）。但总体说来，都认为这三派旨趣相近，轨则大体相同，尤其是"史料学派”与“方法学派”，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至20世纪20年代末，已经界限模糊，而“一同被视为‘新考据学派’”。（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王学典：《20世纪史学进程中的“乾嘉范式”》，收入《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用“新考据史学”指称傅斯年等史学家，根据即在于此。
把史料考辨作为史学研究的核心，是中国新考据史学家的基本学术取向。可以归入这一谱系的史学家，大都对此持有自觉的意识，而把这一轨则作为学术旗帜鲜明地树立起来，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且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当首推傅斯年。1928年他为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写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旨趣》），其内涵远远超出了一个研究所的工作计划，实际上成为一个学派宗旨、规则的宣言书。《旨趣》有关史学的主张，最为令人注目的，无疑是开篇一段语气斩截的论断：“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而在划出“考史”与“著史”之界限的同时，傅氏还提出了“考史”的一系列原则，如“直接研究材料”、处理材料要“证而不疏”等。总之，在傅氏看来，史学研究要摒弃道德评判、哲理玄思和文学式的表述，即傅氏所谓“作文章家的本事”，把考辨材料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终点，“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傅氏甚至不惜动用行政手段来贯彻自己的治学理念：“果然我们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所的工作。”（《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930年，傅氏在题为《考古学的新方法》的讲演中再次申说：“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傅斯年全集》第3卷）
按照上述傅斯年所标举的治史原则和思路，新考据史学应该不会与我们接下来所讨论的“借喻”书写发生关联。所谓“借喻”，本为修辞的一种格式，按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的说法，一个比喻的成立，首先要有希望表达的思想对象，其次是与这思想对象有某种类似点的事物，可以用来打比方。体现在具体的句子形式上，所谓思想对象就是比喻句子中的“正文”，拿来打比方的事物则被称为“譬喻”，此外则有表示二者关联的“譬喻语词”（如“如同”“好像”“仿佛”“犹如”等）。按这种规范格式构成的比喻，一般被称为明喻。而比喻的形式还可以变格，如果把表示“正文”与“譬喻”之间相似关系的词语（甲如同乙），改为表示相合关系的词语（甲就是乙），就由明喻变成了隐喻。至于借喻，则“比隐喻更进一层”，把实际要表达的“正文”完全省略掉，而把用来打比方的“譬喻”作为“正文”写出。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表达在形式上没有写出的“正文”。在此修辞格中，如果借喻不仅体现在几个词语或一个句子之中，而是扩展到段落和篇章，就成了“借题发挥”。（《陈望道文集》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样的修辞方式，自然是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旨”的文学最乐于使用的，在中国的史学写作中，亦是惯常手段。中国传统史学讲求在历史叙述中寄托微言大义，梁启超提倡“史界革命”时，即主张“新史学”应和合客主二观，断言“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新史学》，收入《饮冰室合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至于“五四”时期兴起的唯物史观学派，根本目的本在于建立历史演变的“普遍的理法”，反对以考辨具体史实为治史的依归，所以特别强调“理法”的阐发。（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在这一史学谱系中，“史”与“文”并无明显的畛域，如果就借具体叙事表达某种寓意这一点来看，甚或可以说他们著作的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没有根本的区别。傅斯年等新考据史家之所以激烈地主张历史学家不著史，甚至严禁在考辨史料中疏通义理，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针对这个谱系的史学而发的。由此而言，新考据史家的史学研究，与借题发挥、讽喻影射的“借喻”修辞，理所当然是无缘的。
但是，把“借喻”的修辞方式与历史书写连接起来，又确实是写了《旨趣》之后的傅斯年所提出的主张。1935年，傅氏应一家杂志之约，著文讨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曾明确说：“历史之用，本在借喻于行事”。同时傅氏也坦率明言，他欲以“借喻”方式表达的思想，即民族主义意识。“本国史之教育的价值，本来一大部分在启发民族意识上，即外国史也可用‘借喻’的方法，启发民族意识。”（《闲谈历史教科书》，收入《傅斯年全集》第5卷）结合上下文看，傅斯年所说“借喻于行事”的“借喻”，显然不限于陈望道界定的一个修辞格，而如果我们考虑到此文写于傅氏所编著的《东北史纲》第一卷（1932）出版以后，就可以认为，傅氏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并非一般的“闲谈”，肯定也包含了他自身的著史体验。
从把著史驱逐出历史学领域之外，到自己写作东北地区的历史，且把“借喻”这种本属于“作文章家的本事”，列为历史书写的重要方法，这对于新考据史学领军人物的傅斯年来说，变化可谓巨大。那么，傅氏的历史研究旨趣，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他的这一变化？这是本文首先想讨论的问题。
《东北史纲》：民族主义的叙事文本
傅斯年写作《东北史纲》，其实是一个连他本人都不曾预料到的意外。查“史语所”1930年度工作报告所载“下年度研究计划大纲”，傅斯年准备做的是“继续为中国经典时代语言及历史的研究”。（《傅斯年全集》第6卷）同所1931年度的工作报告则说：“本年度开始七、八、九之三个月为本所同人轮流假期，亦为本年度工作最安定时期，一切均得按预定计划进行。”但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打破了中国学者宁静的学院生活。作为当时国家学术研究最高机关的“史语所”，也因事变发生而“未能按预算领到”经费。（《傅斯年全集》第6卷）而国难给傅斯年的精神刺激尤深，他在北京大学的座谈会上，“拍案而起，即席慷慨陈词，提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让大家讨论……”（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这个问题，也痛苦地折磨着傅氏本人，他甚至悔恨自己所从事的历史研究职业，不能直接解救国家危难。他在1931年10月6日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致王献唐》，收入《傅斯年全集》第7卷）信里所说的“拟编关于东北史一二小册子”，指的就是《东北史纲》，这就是傅氏发起编写《东北史纲》的缘起。
傅斯年最初的计划，是组织多位学者合作编写从上古至清代的东北地区通史，《东北史纲》第一卷卷首“告白”刊出的通史卷次与作者分别是：（一）古代之东北（傅斯年）、（二）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三）明清之东北（徐中舒）、（四）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五）东北之外交（蒋廷黻）。据该“告白”说：“本书文稿及图稿均已写定，预计二十一年年尾出齐。”但真正付梓刊行的，似乎只有傅斯年撰写的第一卷。该卷在1932年10月初版印行时，封面和扉页均署“《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古代之东北 傅斯年 方壮猷 徐中舒 萧一山 蒋廷黻 共编”，版权页“撰写者”下也排列着这五人的名字。但所谓五人“共编”和共列名“撰写”者，其实皆指作为五卷本通史的《东北史纲》，后人不知其详，把第一卷作者误归于傅氏之外的徐中舒、方壮猷等人的原因之一，或出于此。作为《东北史纲》作者之一，蒋廷黻在1932年12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上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应为其《东北之外交》的一部分。另一作者徐中舒撰写的未刊稿也已在台湾发现，其中《东三省之封禁》部分，曾刊于2005年3月第12期《古今论衡》。
“九一八”事变以及随后日本制造的“满洲国”的出现，是促使傅斯年写作《东北史纲》第一卷的最直接背景。王汎森（1958~）说：“《东北史纲》是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心焦如焚下赶出来的作品，主要是为了说服国联（League of Nations）李顿调查团东北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故出版不久随即由李济节译成英文小册子送交调查团。”（《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收入《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所述情况基本确实，但其间有关环节须加以补充和订正。“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国政府向国联理事会提起控告，国联曾先后三次开会讨论。1931年12月10日，第三次会议将结束时，决议派遣调查团。翌年2月，以英国人李顿（Victor Alexander George Robert L. 1876~1947）爵士为团长的调査团动身来中、日两国现地调查。（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NHK取材班编《日本的选择：8 满州事变 致世界的孤儿》，角川书店1995年版）而据前面引述的傅斯年致友人书，至迟在1931年10月，“史语所”已经开始筹划东北史的编写，那时国联尚无派遣调查团之议。因此，有关《东北史纲》的写作动机，还是傅氏本人说的更为全面、清楚。在《东北史纲》“卷首·引语”中，傅氏确实明确表示，写作动机之一即为反驳日人妄说。面所谓日人妄说者，即日本一些所谓学者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为由，为论证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正当性”而鼓噪。从傅斯年“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一系列时论文章看，他对此类妄说所产生的国际影响相当忧虑，极欲通过讲述东北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校正国际舆论之视听，促使国际社会改变对日本侵略行径“反应之麻木”的状况。（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1932年第18号；《这次的国联大会》，《独立评论》1932年第31号）在《东北史纲》第一卷尚未印行之前（而非如王汎森所说“出版不久”），傅氏即请“史语所”研究员李济（1896~1979）节译成英文，交给国联李顿调査团。那自然是此种努力之一。
但作为《东北史纲》写作的“第一动机”写在该书“卷首·引语”的，是唤醒“国民酣梦”。“引语”开篇即说，“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但国民对此前日俄“以我为鱼肉”竞相角逐的历史懵然无知，对近年日本“露骨的进攻之口号”也毫无警惕，“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傅氏对此几至痛心疾首：“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焉。”傅氏具有良好的社会科学修养和丰富的国际政治知识，清楚了解“东三省是否中国，本不以历史为其根据”。（傅斯年：《东北史纲·卷首·引语》）在国势危急之际，他把书写“东北史事”，作为“有系于国事”的工作，全力以赴。除了因为史家的专业所限，主要原因应该在于他认为可以用“史事”激发现实中的国民对国家的连带感情，唤起对于“中国”的民族—国家想象。说《东北史纲》是一部有意识的民族主义写作，应该接近傅斯年的本意。
有关傅斯年的民族主义情绪，海外学界已有一些研究，但似乎很少涉及《东北史纲》。由于笔者所见有限，在此暂不做讨论，而把范围限定在中国国内。正如王汎森已经指出的那样，因傅斯年在国共党争中坚定站在国民党一边，被明确指为“反动学者”，他的名字在大陆曾经成为禁忌，并因此牵连《东北史纲》的写作，亦被长期有意遗忘。（《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收入《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但“文革”以后，此种情况已经逐步改变。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的傅斯年解读，大体可分成两个流脉。一为宣传类的报刊或读物，多喜从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角度肯定傅氏，《东北史纲》由此被视为傅氏学术思想朝着进步方向转变的标志。在此类文字中，抗日的民族主义作为肯定性前提，自然无须讨论。另一主要在学术研究界。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逐渐形成“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氛围，新考据史学的治学范式成为人们希望重续的学统，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学者也随之成为众多学者心仪师法的对象。在这一学术流脉上，《东北史纲》显然无法安置，便被视为傅斯年“理论和实践”发生矛盾的产物，作为例外而搁置一旁。（王学典：《两大学术谱系的对立与整合》《20世纪史学进程中的“乾嘉范式”》，均收入《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总之，这两种解读，虽然立场、路径有极大差异，造成的结果却是共同的。因为无论把《东北史纲》的写作看作傅氏爱国“进步”的转折，还是脱离新考据史学规范的失误，实际上都忽略了民族主义意识在傅斯年学术思想中的一贯线索。而傅氏提倡新考据史学，用意之一已经在“史语所”《旨趣》中说明：“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明显是在和西方汉学界争长。王汎森将之称为“学术民族主义”，（《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可谓切当。我们有必要沿着这条线索，把握傅斯年学术思想的内在连续性，对《东北史纲》第一卷这部民族主义的叙史文本做进一步分析。
东北史与“满蒙史”：殖民与反殖民的纠缠
傅斯年的《东北史纲》是“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事件刺激的产物，也是对日本一些所谓学者的妄说的驳议之作。王汎森注意到，傅著引述这些妄说时，并没有深究其在日本的具体来源，便根据相关史料指出傅氏在《东北史纲》“卷首·引语”所批驳的妄说，实际出自日本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矢野仁一（1872~1970）。（《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近年中国大陆一些学者论及此事，亦采此说，但基本是沿袭王汎森所论，并没有提供其他的材料。故笔者在此仅就所知，略作补充。
日本国际关系史学家，1899年东京帝大史学科毕业，1905年受清政府邀请，在京师的法政学堂担任进士馆教习，1912年归国后在京都帝大担任教职，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共同开设东洋史讲座。1920年为教授，1932年退休，为名誉教授。他是日本学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开创者，“中国非国论”的创始者。日本侵华期间，连续发表《满蒙藏非支那本土论》《历史上满洲的支那主权无根据论》《日本在满蒙的正当地位》等文。
傅斯年批驳的日人所谓“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说，确实出自矢野仁一。矢野的《满蒙藏は支那本来の领土に非る論》，1922年刊载于日本《外交时报》1月号，后被收录进同氏的《近代支那论》。在“满洲国”成立之后，矢野更是极力为之做理论鼓吹，公言“确立满洲独立的理论根据，是我对满洲国的义务责任”。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后，矢野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也是他最不能接受之点，是报告书认定了“满洲在本质上始终是中国之领土”。他认为，李济的著作（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的英文节译本）对李顿调查团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遂专门撰写《满洲国历史》一书，分十五项对李顿的报告书进行批判，再次申说“满洲不是支那的领土”。（矢野仁一：《满洲国历史》，目黑书店1933年版。另参见西村成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法律文化社1984年版）而傅斯年则对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中“论‘九一八’之责任及满洲国之两事”表示满意，认为其“与我们所见并无不同”，同时认为报告书中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过分迁就，公开撰文给予批评。（《国联调査团报告书一瞥》，《独立评论》1932年第22号）由此可见，傅斯年与矢野仁一的斗争，即使在《东北史纲》第一卷出版以后，也仍在继续。
《军中白话宣讲书》，第4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卷首附图。
但也有必要在此说明，矢野仁一关于“满洲”的论说，在当时的日本并非个别现象。与中国近代国人、学界忽视东北及东北问题相反，日本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从国家战略上把所谓“满蒙”视为日本帝国的“利益线”“生命线”，也促使学术界的研究视线向这一地区集中。“满蒙学”应运而生，且成为显学，东京、京都两所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讲座教授白鸟库吉（1865~1942）和内藤湖南（1866~1934）都以“满蒙”研究知名于世，即是证明。白鸟氏在日俄战争后，曾说服“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1857~1929）专门在“满铁”东京支社内设置“满鲜历史地理调查室”，印行《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十数册。白鸟氏之所以热心“满洲”研究，因为在他看来，“满洲之地与日本命运攸关，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朝鲜”，但“我国人民知之甚少，颇堪忧虑”。（《满洲问题与支那的未来》，收入《白鸟库吉全集》，岩波书店1971年版）而内藤湖南在1907年任教于京都帝国大学之前，已经先后三次到过中国的东北，在沈阳的寺院乃至皇家藏书处寻访到满、蒙文字的珍贵资料。帝国大学就任之后，他经常以替中国人“设想”的口吻议论中国问题，多次“建议”中国缩小版图范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内藤发表《支那时局的发展》，“劝告”之后的中华民国“放弃”蒙藏地区。1914年，他在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专著《支那论》里，专设一节“领土问题”，再申前说：“无论蒙古、西藏、满洲成为谁的领土，都无碍汉人的和平发展……支那的领土问题，从政治实力上考虑，现今是应该缩小的”。其基本逻辑，和矢野仁一并无多少差别。
20世纪30年代，对于所谓“满蒙学”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学者有所了解后给予了揭露。一篇发表在《禹贡》杂志上的文章曾辛辣地讽刺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日本有“朝鲜学”，而朝鲜亡；日俄战争前有“满鲜学”，而辽宁陷；“九一八”前有“满蒙学”，东北四省（含热河）沦丧。（冯家升：《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况》，《禹贡》第5卷第6期）傅斯年写作《东北史纲》，在“卷首·引语”之外，还专门放置了一篇《论本书用“东北”一名词不用“满洲”一名词之义》，虽有乖于一般的述史体例，但显然有深意寄托：
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浅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满洲一词，本非地名，《满洲源流考》辩之已详。又非政治区域名，从来未有以满洲名政治区域者。……有清二百余年中，官书私记均未尝以满洲名此区域也。此名词之通行，本凭借侵略中国以造“势力范围”之风气而起，其“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自清末以来，中国人习而不察，亦有用于汉文中者，不特可笑，亦且可恨，本编用“中国东北”一名词以括此三省之区域，简称之曰“东北”，从其实也。
这段有关“东北”与“满洲”的名实之辨，矛头所指，明显地不限于日本的政治舆论宣传，肯定也包括日本学术研究的“满蒙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傅斯年的“东北史”，其实是有意识对抗“满蒙学”的著作。
但一个需要指出的事实是，无论是《东北史纲》第一卷，还是该书写作前后傅氏发表的其他著述，都没有明确提及日本的“满蒙学”，也没有表露对这一学术潮流与日本殖民扩张的关系做系统分析的意愿和意识。这可能是很多因素导致的，而“满蒙学”与傅氏的新考据史学，作为近代学术，品格有相近之处，可能也是原因之一。“满蒙学”的创始人之一白鸟库吉，尊崇德国的兰克（1795~1886）史学，坚持“以严密的史料批判和精细的考证，探明诸事实的真相”；（津田左右吉：《白鸟博士小传》，《东洋学报》第29卷第3、4号）他展现了把日本东洋学的水准，提高到可以和欧洲东方学比肩、甚至凌驾其上的志向，（松村润：《白鸟库吉》，收入江上波夫编《东洋学的谱系》大修馆书店1992年版）这不难让人联想到傅斯年在“史语所”《旨趣》中的宏图。内藤湖南等京都学派的“支那学”学者，则标榜继承清代乾嘉学风，重实证，精考据，治学风格和旨趣，亦与傅斯年不无相通。总之，内藤和白鸟等人议论时政时表露的殖民主义倾向明显可见，但他们对“满蒙史地”的具体研究，则强调“科学”“客观”。这种学术民族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国策之间，当然存在联系，但毕竟不同于直接的帝国主义殖民宣传。概括地说，所谓学院的“满蒙学”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为帝国服务的功能。第一，用白鸟库吉的话说，就是做出可以和欧洲东方学比肩的东洋学研究，在学问上向世界显示“我国作为东洋指导者的威力”。（白鸟库吉：《后藤伯在学术上的功绩》收入《东洋学的谱系》）第二，则是通过讲述史事，引起日本国民对作为帝国国策所欲图谋的地域文化的关心。当然，这种讲述，是以“科学”的面目，加以“近代”的国际法理解释。甚至为殖民主义鼓吹最为热烈的矢野仁一，在否定“满洲”与中国的历史联系时也说：“更不能认为那（指‘满洲’——引用者注）在历史上是日本的领土”。在同一篇文章，即《满洲国历史》的“序”中，矢野特别强调：“日本在满洲的本质性特殊权益，是由日俄战争确定下来的，只要日俄战争这一事实不消灭，日本的权益便应丝毫无损。”如中国“蹂蹒此权益”，日本则应“以武力”予以保护。在中国一些宣传类读物里，日本的“满蒙学”常被描绘成“阴谋”学术，让人感觉这是一门或编造或捏造史实的学术，其实是对其做了简单化的理解。
前面已经介绍过，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史语所”，也是以追赶乃至超越欧洲的东方学为目标的。自1928年成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史语所”历史组的主要研究范围：（一）用考古学、人类学的“近代科学”方法，考察中国上古的文明史；（二）开展有关“塞外之史、异族之文”的边疆史地研究。但“史语所”对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主要受到欧洲汉学界研究中亚的“西域学”的刺激与感染，加之有意继承本土自清末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之传统，研究对象大都集中在中亚和中国的西北地区，［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1997年）》，收入《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和白鸟库吉等日本“满蒙学”学者选择朝鲜、“满洲”为重点的着眼点大为不同。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双方没有发生明显的碰撞。
“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事件体现了日本对中国东北所进行的公开的军事侵略，导致“东北史”与“满蒙学”的直接对阵。但在此时，傅氏的当务之急，是通过借题发挥的“借喻”式历史书写，激发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自然不大可能从学理逻辑上对“满蒙学”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之关联进行透彻的分析。傅斯年的方法，是对矢野仁一类型的露骨的殖民宣传进行抨击，而对“满蒙学”的“科学研究”成果，如内藤湖南及其弟子整理的“朱蒙神话”史料以及浜田耕作（1881~1938）的考古成果等，则进行挪用。关于傅斯年等中国学者的“东北史”写作与日本的“满蒙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需要另有专文讨论，笔者在此仅考察一下傅氏写作《东北史纲》第一卷的基本原则，作为本文的结束。
本文开头已经提到，《东北史纲》第一卷出版以后，傅斯年发表的《闲谈历史教科书》一文所谈到的著史原则，其实可以视为《东北史纲》写作经验的总结。在这篇文字里，傅氏特别强调“借历史事件做榜样，启发爱国心、民族向上心、民族不屈性、前进的启示、公德的要求、建国的榜样”。他非常明确地说：“历史一科与民族主义之密切关系，本是不待讨论的。当前的问题，只在用何方法使历史教育有效的、有益的启发民族思想。”但是，傅氏坚决反对随意编造史实，他说：“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他认为，最正当的办法是“遵原则以选择史事，尽考索以折中至当”。也就是说，选择符合著者所欲表达的意义的事件，通过“借喻”书写，达到启发、激励民族意识的目的。
那么，傅氏“选择史事”的标准是什么呢？《东北史纲》第一卷从上古一直叙述到魏晋，最突出的关键词是东北地区在“人种的、历史地、地理的”等各个方面，“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其中反复强调的，则是东北各部族或本为中国人迁徙至此，或虽为外族，但受中国文化濡染至深，以至礼俗习惯，皆类同或近似国人，而对东北各部族历史的独特性则很少顾及。考虑当时日本入侵中国的历史情景，傅斯年选择这样的历史叙述策略，自然有可以理解的原因。但也必须指出，傅氏在用学术民族主义抵抗日本殖民侵略的时候，他的历史书写自身，也深陷自我民族中心的逻辑之中。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重新检讨民族主义在东亚近代殖民与反殖民历史中的复杂纠缠时，才深切感到有重读傅著《东北史纲》第一卷的必要。
本篇据2004年向韩国延世大学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改写，2006年8月改定，繁体字版刊于《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述》（王中忱，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简体字版刊于《地之缘：走读于中日之间》（王中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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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东北亚：交错的历史光影
虾夷锦
“红楼”里的轻裘
亦失哈：北方的“郑和”
亦失哈的浪漫历险
鞑靼海峡的两岸风景
北疆“外记”的命运
帝国的疆缘
北方的发现：地理还是历史？
从驿路到铁路
张家口：陆地港再开埠与亚欧通道新构成
Ⅱ 民族意识与殖民知识批判
民族战争与新考据史学的“借喻”书写
民族意识与学术生产
叶荣钟与矢内原忠雄
Ⅲ 活的文本：物质性与跨域性
梁启超在日本的小说出版活动考略
叙述者的变貌
定型诗式与自由句法之间
日本中介与“纯粹诗歌”论的跨国旅行
《改造》杂志与鲁迅的跨语际写作
跨越时空的交错与新女性主义的探索
Ⅳ 介入的谱系
“九条会”与日本知识界“护宪”
加藤周一：在语言和装甲车之间的思考
“密使”之痛：体制内“介入者”的困境
左翼形象的戏仿与重塑
Ⅴ 视觉意象的流动与再生产
奔跑在野兽派与立体派之间的牝鹿
作者简介
王中忱，1954年生于吉林省农安县，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地域文化研究科，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日新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中日现代文学及东亚区域文化史，主要学术著作有《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走读记——中国与日本之间：文学散札》《作为事件的文学与历史叙述》《北・東北アジア地域交流史》（多人合著）等，译有东山魁夷、大江健三郎等日本作家的作品多部，曾获“思源”《世界文学》翻译奖（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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