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辉丨作为制度的旅行/脱离制度的“表象”——旅行记述是如何成为“文学”的?

当代对旅行与文学关联的深入理解，离不开对近代中日旅游业形成历史脉络的梳理。若要探究旅行记述如何突破制度束缚成为文学作品，就需要先明确这一时期旅行制度框架的具体构成。它既包含交通手段搭建的出行基础，比如东京至下关的特急列车、连接日韩的关釜渡轮、贯通中日的客船航线，也涵盖旅游机构的运作实践，像满铁、日本观光事务所（JTB）及中国旅行社对观光线路的固定、对“名胜”景观的筛选，还有将传统“古典”转化为游览景观、为日常“实物”赋予新解说话语的建构行为。

近代旅游业的制度化是一个双向推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旅行活动被规范为有固定日程与线路、可复制体验的“旅行制度化”，也是交通网络、观光指南等制度元素逐步渗透进旅行者认知的“制度日常化”。而由这些制度元素支撑，依托固定线路、标准化指南与配套住宿设施展开的近代中日跨国旅行，可称之为“制度性旅行”。

从文学与历史交叉的立场出发，关注作家在制度性旅行中如何捕捉独特体验，进而打破制度框架将旅行见闻转化为富有个人风格的文学叙事，无疑会成为探索近代东亚文化互动与文学创作机制的重要研究方向。

作为制度的旅行/脱离制度的“表象”——旅行记述是如何成为“文学”的?¹

众所周知，随着近代旅游业的形成，以往的旅行作为一种“制度”重新出发，其表象也必然先天地成为一种制度下的产物。因此，对我们来说，相比旅行的表象，如何重新把围绕“旅行”的记述当作“文学”来看待，如何将其再叙述=话语化，必然成为一种极其策略性的批评行为。本文首先研究了近代中日两国旅游业的形成，以及日本作家们如何在这种制度性制约下，赴中国大陆旅行。以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等作为具体的例子，进一步探明其中一部分作家如何超越这种“制度”，创造出各自作为“文学”的旅行叙事。

一、中日近代旅游业的形成

●日本旅游业中“满韩”扮演的角色

以往，在谈及日本近代旅游业的时候，经常强调贵宾会（Welcome Society，1893年设立），或是可以称为其后续机构的日本观光事务所（Japan tourism bureau，简称JTB）,以及日本国有铁道（国铁）所起的作用，然而，还有另一个不能被遗忘的机构，就是作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的“权益”，于明治39年（1906）11月设立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通称满铁。1908年5月，首次出面进行日本与外国（俄国）之间旅客货物联运交涉的，并非别人，正是满铁的首任总裁后藤新平。1910年7月，依旧是满铁，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五届跨西伯利亚国际联运会议，并提出与国铁一同加入通往欧洲联运的意愿，次年十一月，经过两年时间修筑的中朝边境鸭绿江大桥终于竣工。过去纵向贯穿朝鲜半岛的朝鲜铁道，得以直接与满铁相连接。换言之，日本终于可以实现经由朝鲜、满洲，而与欧洲之间的国际联运了。正是在这种新情况下，1912年3月，以日本政府和铁道院为中心的日本邮船、东洋汽船、满铁共同出资，成立了日本观光事务所。

大连南满洲铁道本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本社位于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9号，是一座建成于1909年的宏伟西式古典主义建筑，由日本建筑师太田毅设计，是近代大连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地标之一。这座建筑外观庄重威严，米黄色墙体搭配花岗岩基座，正门处巨大的科林斯式双柱与上方的三角形山花彰显了其特殊的地位。在历史上，这里不仅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总办公楼，更是日本在侵华时期统辖中国东北铁路、矿山、港口乃至情报调查的实际指挥中枢，长期作为“国中之国”的大脑，策划并执行了大量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与政治渗透活动。如今，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建筑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部分区域仍由铁路部门使用，它静静伫立在中山广场历史建筑群中，作为那段沉重殖民历史的实体档案与无声见证者，供后人铭记与研读。

日本的医师、官僚及政治家。荣典为正二位勋一等伯爵。他曾历任爱知医学校校长兼医院院长、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南满洲铁道初代总裁，还担任过递信大臣、内务大臣、外务大臣。此外，他还是东京市第7任市长、日本童子军联盟初代总长、东京放送局（后改组为日本广播协会）初代总裁，以及拓殖大学第3任校长。因主导计划规模宏大，他被冠以 「大風呂敷」（意为：夸夸其谈）的绰号，既是殖民统治者，也是城市规划师。他先后出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满铁总裁，为日本向南方及大陆扩张提供支持；担任铁道院总裁期间，他推进了日本国内的铁路建设。关东大地震后，他以兼任内务大臣及帝都复兴院总裁的身份，参与了东京帝都复兴计划的制定与推进。

成立之初的JTB负责销售第六届跨西伯利亚国际联运会议确定的经由“满铁”的环游世界一周车票和“从新桥到伦敦”的东半球周游车票。当时，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环游世界旅行热潮在欧洲尚有余波，这两条线路主要招揽了一些从欧洲来到日本的观光客。为了迎合这些观光客的需求，日本方面一开始就重视海外，尤其重视 “满韩”与“中国”（除满洲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间的联运。JTB在总部设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连在大连、首尔、台北设立了分部。进入大正后半期，日本游客量逐步增加，大正13年（1924），以促进日本旅行文化为宗旨的文化团体——日本旅行文化协会成立，即便是到了这个时候，日本旅游业也基本继承了以JTB和满铁为代表的草创期的方针。

《旅行》是日本旅行文化协会在创立之时发行的机关杂志。在创刊号上登载了协会设立的宗旨，其中强调除了介绍日本“内地”，还具有“介绍朝鲜、满蒙、中国的人情、风俗”之目的。创刊号上还刊登了非常直白的满铁宣传广告语：“旅行季要到了！/到朝鲜去！/到满洲去！/到支那去！”这些事例都表明，在日本近代旅游业形成的过程中，“满韩”或中国，作为始终包含在内的一环，不输于日本本土。

（日本鸟取县「祐生出会いの館」藏）

顺便一提，最初利用JTB和满铁开发的这些海外旅行业务，到“满韩”或中国内地观光的作家，正是后文将要详述的谷崎润一郎，之后，还有大众文学作家谷让次（林不忘），他们在1928年，首先到“满洲”、哈尔滨观光，随后经西伯利亚铁路前往欧洲。在两年之后（1930），还有新晋女作家林芙美子，她在满铁的安排下，从大连游至哈尔滨，随后到达上海“散步”（《三等旅行记》，1933），并且在第二年，“九一八事变”后最混乱的时期再一次经过“满洲”，由西伯利亚抵达欧洲。

然而，JTB安排的这些个人旅行，只不过是日本旅游业在“满韩”或中国所经营项目的一小部分而已。与此同等重要，甚至有时远超个人旅行，占比更大的，是日本的中学、高校生的团体旅行，即修学旅行的盛行。日本中学生、高校生的“满韩支”修学旅行，通常认为是起源于明治29年（1896）兵库县丰冈中学的朝鲜旅行。真正的风行，开始于十年之后的明治39年（1906）。在这一年，由文部省和陆军省共同主办，从全国选出一部分中学生，分成五个班，进行了探访日俄战争遗迹的“中学联合满洲旅行”。从那以后，以效仿这次活动的形式，“战场旅行”的风潮急速扩大，特别是进入大正期之后，范围扩大到极致，连商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学校也被卷入这场风潮。随后，“满韩支修学旅行”的风潮继续膨胀，大约在昭和初年到达了顶峰。在这前后，仿佛是受“修学旅行”的影响，社会上的普通公司职员也开始加入“满韩支”团体旅行。例如，比JTB创立更早，当时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日本旅行会”（后来的日本旅行株式会社），不仅主办了首次团体旅行“鲜满巡游”，之后还大约以每年一次的频率，一直将这种旅游项目持续到了二战期间。

如上所述，在JTB、日本旅行（日旅）和“满铁”积极的斡旋运作之下，到“满韩支”的作家个人旅行、中学生高中生的修学旅行、普通职员的团体旅行繁荣发展。这样的出国旅行可以轻松实现，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这一时期中日韩三国的铁路和海外航线等“交通手段”比较发达。从其对于日本的观光业，乃至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情趣”的影响来说，这个因素极为重要。因此尽管尚无法详述，在此还是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从日本到大陆的两种交通手段——从日本通往“满韩”的列车，以及从日本通往上海的轮船。

首先是到“满韩”所乘坐的列车。若是从东京出发，则有明治四十五年开始运行的一趟“特别急行”列车，往返于东京和下关之间。大正十二年起又增设了第二趟 “特急”列车。并且，前者为一、二等座特急（后来变为各等特急），在昭和四年修订列车时刻表时，命名为“富士”；后者只有三等座特急（后来变更为二、三等特急），同样在改订时刻表时，命名为“樱”。在这两趟特急列车以外，还有“急行列车”，即第五列车和第七列车。乘坐这些列车到下关之后，都要换乘关釜渡轮（下关－釜山），到釜山之后，换乘釜山至新京（长春）的急行列车“光”号，或是釜山至奉天（沈阳）的急行列车“希望”号，日本与“满韩”之间就这样实现了便利的交通。

另外是介绍通过客船到达上海的航线。主要有，自明治时代起，由日本邮船经营的横滨－上海，以及神户－上海之间的航线，加上大正十二年（1923）新设的长崎－上海间的航线，一共有三条固定航线。其中，随着最高航速21海里的快速客船“上海丸号”和“长崎丸号”的登场，中日之（长崎－上海）间的距离缩短为26小时，这样便利的交通，给日本人的大陆观光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大正 12 年（1923 年），连接长崎与上海的上海联络船定期航线正式开通。首航投入运营的船舶是日本邮船的客货船 “长崎丸”，次月，同型号的姊妹船 “上海丸” 也加入了航线运营。当时，从长崎乘火车前往东京大约需要 36 小时，而这条海上航线仅需约 26 小时就能实现两地互通。大正 13 年（1924 年），出岛新码头竣工；此后，为铺设从长崎站延伸至港口的临港铁路线，码头扩建工程于昭和 2 年（1927 年） 完工，昭和 5 年（1930 年） 正式设立了长崎港站。每当船舶启航时，码头上总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五彩斑斓的送别纸带迎着海风飘扬的景象，是当时常见的风景。昭和 17 年（1942 年），“长崎丸” 在长崎港外海域触碰到漂雷，最终沉没；次年，“上海丸” 也在长江入海口与一艘运输船相撞沉没，这条存续多年的上海航线就此落下帷幕。

（日本东京都「船の科学館」藏）

●中国近代旅游业的诞生

草创期的日本旅游观光业，及其对“满韩支”旅游的开发情况，大概如上文所述。另一方面，以略落后于日本的形势，近代中国的旅游观光业，尤其是在国内接待外来游客的制度，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发展完善起来。交通方面，如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京汉铁路（北京－武汉），已于1906年开通。连接上海与南京的沪宁铁路，也于1908年建成。随后，连接东北与北京的京奉铁路（北京－沈阳），天津与南京间的津浦铁路，都在1911年通车。住宿设施方面，不论欧美式的宾馆，还是中国式或者日本式的旅店纷纷在全国各地开业运营。以上海为例，日本人常入住的asterhouse（中文名为礼查饭店）、palacehouse（中文名汇中饭店）、一品香旅馆，都是为了应对急速增加的外国游客，在1910年前后改建或是新建的。

旅行社方面，在20世纪初，世界三大旅行社，Thomas Cook（通济隆）、万国寝台车（铁道卧车公司）、express（通运）已经纷纷在租界设立了分店营业。同时，JTB为了迎合包括海外顾客在内的市场需求，在大连、台北、以及上海、青岛等城市建立了分店或营业所，并且大力“开发”各地的观光名胜。

在这些外国旅行社的刺激下，1923年，所谓由民族资本建立的，中国人自己的旅行社终于诞生了。这家公司效仿了美国通运公司，最初是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银行）内，作为银行下属旅行部门起步的，1924年组织了杭州旅游团，1925年组织了赴日本“赏樱”旅游，在国内外旅客中广受好评，因而于1927年从上海银行独立出来，更名为“中国旅行社”。

●“古典”的风景化与“实物”的话语化——作为“制度”的旅行之形成

如上所述，20世纪初到20年代之间，“中日”之间迎来了近代旅游业的新发展，那时，双方实际上正在共同努力，进行一项旅游制度上决定性的“事业”。这项事业，就是由JTB和中国旅行社（或者其前身上海银行旅行部）等国内外旅行社运作，对景点和旅行线路进行选取，打造各地“名胜”的活动，可称之为“Discover China”而非“Discover Japan”。这项活动的进行方式，并非是各个旅行社事先协商好，并一一决定下来，而是按照自己客户的需求，各家独自进行了中国观光资源的“开发”。但是在其中，像JTB这样的“外国”公司，很明显是参照了日本的审美基准，据此打造出了种种中国“名胜”的。具体来讲，只有两种做法，或是把过去已有的“古典”和其他话语，进行实物化和景观化，或是反过来，把一些其他实物，变成新的话语和传说。随后，这种依据外部审美进行的“古典”景观化与“实物”话语化，靠着中国内部的各种强化与“再生产”，逐渐成为一种更为坚固的“真实”，其自身也成为近代旅游业“制度化”中的一环。

又如前文所提到的，作为“制度”的旅游业形成的重要因素，除了“景观”的选取以外，还必须提及的，就是“旅游”的固定线路。这点在日本人的“满韩支”旅游中也不例外。大约在大正后半期，这种大陆旅游的线路就逐渐固定下来了。例如大正八年（1919）年9月，铁道院依据旧的英文版东亚导游书（全部5卷），重新编纂了所谓“满洲”、“朝鲜”以及“中国”部分，那时虽然也有日文版《朝鲜满洲·支那案内》出版，但是从这份政府出版的最“权威”导游书来看，当时铁道院正销售一种“日支周游券”，这种周游券指定了既定的“两种线路”。

“两种线路”中的第一种，是使用上文提到的关釜航线，由釜山进入朝鲜半岛，之后走首尔、奉天、北京、天津、郑州、汉口（武汉）、上海、杭州、长崎、神户一条线。另一种，是在半途中，由天津到济南、经过南京到上海。这本导游书上不仅有线路，还有历时两个月的推荐日程，事先规划好了所有要参观的“名胜古迹”。顺便一提的是，在铁道院出版导游书之后，民间也出版了大量导游书籍，但其中的线路都不过是以上两种的变形而已。

随后，如前文提到过的，最早趁着这种新兴制度赴大陆旅游，来到中国的作家，是谷崎润一郎。大正七年（1918）10月，谷崎携带铁道院发售的“Guide book”,只身一人，经由朝鲜半岛，历时两个月，游遍了中国各地。此次，他正是沿着铁道院导游书上“两种线路”的前一种走的，日程也几乎是按照“周游计划”里的推荐。在这个意义上，谷崎正是以遵循“制度”下的旅行的形式来到大陆的，但我们会在后文详述，他如何巧妙地突破了这一点，自行“发现”了为数众多的中国风景。

日本文坛的泰斗级人物，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代表作有《细雪》、《春琴抄》、《阴翳礼赞》等。 早年的谷崎以崇拜西洋风格的“恶魔主义”著称。他与中国有着极深的不解之缘，一生中曾两次造访中国（1918年与1926年）。不同于仅仅走马观花的游客，谷崎深入接触了当时的中国文坛，与郭沫若、田汉等作家结下友谊。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造诣极深，这也促使他在大正时期的旅游热潮中，能够超越表层的观光，书写出独具东方神韵的“中国幻想”。

二、谷崎、芥川的中国旅行及其表象

●水与女人的游戏——谷崎对“江南”的重新发现

按照谷崎自己的说法，这第一次中国旅行，“花费整两个月，10月9日从东京出发”，行程则是，途中“从朝鲜经过满洲到北京，从北京乘火车到汉口，从汉口顺长江而下，到九江，登庐山，返回九江，再从南京到苏州，从苏州到上海，从上海到杭州，随后返回上海，最后回到日本”（《中国旅行》，大正八年2月）。但是，在这期间，他好像对一般观光客常去的“朝鲜”和“满洲”没什么体会，比起北方城市，更喜爱南方，特别是对于“南京、苏州、上海”，希望第二年春天再来探访一次。回国后，像是决心不要遗忘这次旅行的体验一般，包括篇幅短的散文在内，他写下的十四篇作品，都是关于中国的小说和游记。之后又陆续发表戏剧，这之中有直接取材于旅行的《庐山日记》等5篇，非常详细地书写出旅行中的种种行动和“发现”。

这两个月的海外旅游，使谷崎得以将过去通过读书获得的抽象的“中国情趣”，因自身直接的体验而强化，并发现一些目前为止都不知道的“事实”。这种“事实”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作为“水乡”存在的江南。大约因为他有着“比起山国更喜爱水乡”（《苏州纪行前书》，大正8年2月）的天性吧，所以刚一遇到中国南方的“水乡”，就“完全喜欢上了”，在之后的旅行途中，也几乎都乘着传统的水路，遍历了江南地区星星点点的“水乡”。

例如，谷崎对于“奉天”或北京等中国北方城市大体都没什么感觉，他按照观光导游书中的“周游计划”，乘火车从北京到达武汉（汉口），从那里坐船顺长江而下，到达九江这座城市后，突然脱离了“规定线路”，与友人一道，来到城外的甘棠湖，享受着以庐山为背景的“湖面风景”，发现了自然与人相和谐的“风雅”景致。记载了这段故事的《庐山日记》（《中央公论》，大正10年9月），本是以攀登庐山为主要内容的随笔，但是不知为何，作品中随处可见谷崎痴迷于甘棠湖美景的样子，非常引人注意，不仅如此，正是由这份“记录”开始，作者开始了一系列在旅行中对中国进行的“话语”化，这不能不说是极具象征意味的。

作者这份对于“水路”和“水乡”的执着，也鲜明地体现在九江的下一站：南京，但是这一次，“水路”已经不单单被视为一种风景，而是被视为，为了造访“女人”、“妓女”所在的地方不得不经过的“通路”，因而增加了一种重要的价值。并且，这种对于“水边”的女人，或者说，“水”对岸的女人，“水”和“女人”之间关联的发现，正与过去对“恶”的发现有着相同的结构，启示出作者心中潜在的两者“关联”，并引导他开始对此的表露。根据记述了作者南京体验的《秦淮之夜》（《中外》，大正8年2月），谷崎自进入南京开始，白天搭乘传统游船“画舫”，沿水路游历市内，详细地侦查“地理”，入夜后，则惋惜于当时并非夜间乘船的季节，改为雇用人力车，进入“小巷”——可称得上是“水路”这种大道的延伸，接二连三地走访“女人”所在的妓馆。当时的情形如下文描写：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透过夜空的云翳散发出淡淡的月光，在混浊沉滞的河面上投下惨白的倒影，此外，只有暗淡的街市如死去一般地不断伸向前方。来到利涉桥街北的人力车，仿佛被这漆黑的夜色中的城市所吞噬一般，折向左路向前行去。令人惊讶的是，从河那头看来有那么多的妓馆，来到近旁一看都不知道进口是在哪里。地面上铺着如砖头大小的石块，高低不平。车就在这样的地方震动摇晃，拐过了一个又一个墙角，到后来我连河在哪一边也搞不清楚了。终于来到了连人力车也无法通行的令人胆战心惊的狭窄的拐角处，我们就让车停在那里等着，两人靠着围墙走去。鞋后跟碰上了铺路石块突起的夹角，发出“咯噔”的声音，真是一条难走的路。也不知道是小便还是食物的油水，有些地方流淌着黑水。白色墙壁——其实已脏成了深灰色，上面满是污迹——的围墙上端，月亮投下了朦胧的光晕，只有这部分犹如电影中的夜景一般有点光亮。这样来说，这条小巷的情景和我们在电影中屡屡见到的流氓的帮手逃进来或是侦探等跟踪尾行的西洋小巷的景色非常相像。来到了这样的地方，要是那中国导游是黑帮流氓的话，真不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这样一想，不禁有点毛骨悚然。（徐静波译）²

中国风月场所独特的高墙、迷宫一样弯曲的小巷、黑暗中女人的“魔窟”，造访起来确实有些阴森之感，但是在恐怖感的同时，也能看出作者在享受这种“探险”的刺激感。就在这之后，他曾三度潜入“黑暗的墙壁”，和导游者一起与女人“谈判”，最终与位于“奇望街”后的小巷里，名为“花月楼”的十七岁“私娼”谈妥价钱，与之共度了一夜。驱使谷崎明知危险还依旧来到“魔窟”探险的，大概主要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吧。另外既然到了南京，就一定要至少去逛一次妓院，体验一下中国古代文人“情趣”的冲动，应该也是另一个重要原因。这样说是因为，他所造访的秦淮河两岸，本来就是拥有千年以上悠久历史的，中国有代表性的“花花世界”，过去文人无一不向往的地方，特别是在秦淮河的画舫上，一边随波摇荡一边与妓女调笑，可谓是“风流”的极致。而谷崎熟知中国历代文人的这种“习俗”，并且曾经写过以南京为背景的小说，所以他会白天乘画舫游秦淮河，夜间惋惜不能乘画舫，并且特意去阴森的小巷子里找妓女，毕竟还是意识到这些活动的“文人”属性，想要体验一次“风流”的缘故吧。在这种意义上，由于时节不合适，没能与“女人”一同乘坐画舫，到底只是体验了一把不完整的“风流”，这在他心里必然是留有遗憾的。

然而，即便是没有“女人”同乘，只要是坐上充满了旧时“风流文人”“记忆”的画舫，作者依旧是置身于古典的“话语”当中的，即便是暂时的，也可以完成向传统文人的“回归”。并且，大概是为了使这种“回归”尽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吧，离开南京，进入苏州后的谷崎，依旧过分痴迷于画舫，他利用水路“运河”，前往这座被他称为“东方威尼斯”（《苏州纪行前言》）的城市。根据《苏州纪行》（《中央公论》，大正8年2月），在苏州的第三天，按照原计划本是前往郊外的天平山观光，“然而说真的，我对天平山的红叶没什么兴趣，想看的是半路上运河的景色。” 像他自己说的这样，他到底还是专注于一边乘坐画舫，“一心凝视着河流的景色”。但是，那时作者绝非是在单纯地欣赏河川之景，在来回路途上，还有在天平山时，他的头脑中始终浮现出古来文人的种种传说、《剪灯新话》之类的古典文学中的登场人物，并使之与眼前的实景相重叠，正是依靠这种“遥远的梦幻”“突然来到眼前”的感觉，作者得以谋求向“传统”的“回归”，确认自己同样作为“文人”的身份，同时，这种传统“文人”感的收复和获取，正是为下一步创作出新的中国“奇谭”所做的准备。

根据《中国旅行》等文本推测，谷崎离开苏州后去过一次上海，在上海逗留十多天之后，才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杭州。第一次中国旅行中，不知为何，没有任何关于上海的记录，我们无从得知他在上海期间的具体情况。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正是以首次到达上海为分界点，他的中国“表象”开始发生巨变。照前文所述，在这以前，他的中国记述都是日记或游记，但是在上海之后，全部变成了只能称之为“奇谭”的极端幻想性的小说。并且，在前者，作者虽然对个别风景抱有很深的迷恋，结果在形式上也只是表达了一种“感动”和“印象”而已，然而在后者，一系列的“感动”与“印象”已经完全化为作者的血肉，换言之，作为一种完全“内化”之后的，谷崎个人的“风景”，再次形成在作品之中。在此意义上可以推断，在上海停留的十几天，恐怕正是一道分水岭，他“反刍”了在旅行前半程获得的“印象”，用新获得的“文人”感觉，开始为创作真正的中国题材“奇谭”做出准备。

不必说，作者此后造访的杭州，用夸张点的说法，可以称得上是浓缩了迄今为止各种“文人”文化，极致“风流”的空间了。它进一步强化了作者的“文人”意识，恐怕也立刻唤起了以往“世纪末”的颓废之感。若是如此，以杭州为背景展开的旅行后半程作品，正是以谷崎一贯以来抱有的“西洋志向”，以及与通过此次中国体验强化的“中国情趣”这两种“美学”为依据创作出的小说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两种原本迥异的中国与西洋文学的感性，以“世纪末”这种崭新的文学装置，出色地融合在了一起，产生出了极具谷崎特色，不可思议的“奇谭”。下文将尝试对这些“奇谭”的世界进行简要探讨。

●脱离制度的去向——谷崎的中国“奇谭”创作

谷崎以杭州为背景书写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短篇小说《西湖之月》。主人公“我”是“东京某某新闻”的北京特派员，某年秋天到上海出差一个月，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到一直向往的杭州看一看。坐上从上海前往杭州的列车，“我”发现离自己座位不远的前方，有一位“孤身一人，身穿潇洒的浅青瓷色上衣，脚踩一双白锻子鞋”大户人家小姐打扮的女人。在随后的乘车旅途中她与“我”同路，到达杭州后她又刚好与“我”住在同一家宾馆，“我”始终痴迷于她“极为纤细”的手指，“与丝绢手帕的柔软轻盈不相上下”的手掌，还有，从膝盖向下“逐渐变得纤细，到脚踝，仿佛只有骨头一样，脚踝以下又渐渐有肉，最末端，穿着只能覆住脚尖的浅口白锻子鞋。”“我”观察着她的两腿，沉迷于她“全身上下显现出的病态美”。

不用说，在重复这种偷窥行为的同时，“我”也在欣赏着旅途中出现的大小“水乡”美景，颇为感动，“在这些风景面前，我望着出入停车场的美女们的身姿打扮，像是自然而然地乱入了杨铁崖、高青邱、王渔洋的诗中世界。”，“我”就这样，通过联想一系列与眼前风景相关的古代诗人文人的作品世界，来满足自己的“文人”情趣。并且，自然是为了进一步享受这种“文人”情趣，“我”在杭州的第二晚，乘坐画舫去游览月色辉映下的西湖，在那片“分不清从哪里开始是空气，哪里开始是水面”，如幻境般的湖水上，意外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

船在桥下穿过一半的时候，突然船底下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船老大说的不错，那一边长满了长长的水草，犹如随风摇曳的芒穗一般轻轻晃动，仿佛像熊掌触摸似的使劲地缠抚着船底。不过，大约划了十几米以后水草渐渐稀少起来，水好像又深了些。就在此时，离船五六尺远的水中好像漂浮着一样白色的东西，摇近一看，有一具女尸躺在水草上。虽有一层好像比玻璃更薄的浅浅的湖水冲荡在她仰卧的脸上，但在月光的映照下女尸反而呈现出比空气中更明晰而年轻的容貌。女尸就是昨天在火车上、在清泰旅馆的阳台上几次见到过的那位美丽的小姐。从她双目紧闭、双手交叉地搁在胸前、安详地躺着的情形来看，恐怕是想定后的自杀吧。即使是这样，其表情上却未有一丝痛苦的痕迹，她是采用了何种自杀方法呢？悄悄瞥一眼的话，你会觉得她并没有死，而是安闲地睡着了一般，她的脸上闪烁着一种安详甚至是灵动的光辉。我从船舷中尽可能地探出身子，将脸凑近到尸体的脸上。她的高高的鼻梁几乎要露出水面，我甚至感到她的呼吸仿佛吹到了我的衣襟上似的。 像雕刻似的过于生硬的脸部轮廓，也许是浸湿在水中的缘故吧，反倒像一个真人似的柔软具有弹性，青灰色的甚至有些黛色的脸色，也如洗去污垢似的重又恢复到了白净的模样。青瓷色的缎子上衣，在清朗皎洁的月光下也隐去了其青颜色，而闪射出如鲈鱼鳞片般的银色光辉。（徐静波译）³

后来才得知，这位女性是一位“名叫郦小姐，毕业于上海一所教会学校，年方十八的少女”，近来“不幸患上肺结核”，由兄长和嫂子送到杭州，入住肺病医院疗养，然而本人自觉罹患了不治之症，便绝望地选择了辞别人世。

以上就是小说的主要情节，概括之后，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到底想在作品里表达什么。正如小说最初的标题“青瓷色的女人”一样，具有象征意味，这位中国江南女性“纤细”的手指，“柔软”的手掌，“穿着白锻子鞋”的双足，“端庄且散发着光泽”的尸体，换言之，她的身体——女人的身体，正是作者想要表现的“美”的对象。这里对于女人的身体，以及对其中某些部位特别的兴趣，不必说，都与作者大约同时期发表的另一部作品《富美子的脚》（《雄辩》，大正8年6－7月）相似，可以说是谷崎一贯的“天性”之一了。但是与以往作品有所不同的是，水中漂浮的是女姓的“尸体”，我们可以推断，这里涉及了女人与水、女人的身体与水之间终极的审美关联。再看一遍引文，恐怕大家都会联想起米莱的那幅名画《奥菲利亚》⁴吧。另一方面，像作者自己提及的那样，这背后还有同样在西湖投水而死的，中国六朝时代名妓苏小小的影子，这一点十分明显，不可忽视。虽说创作与史实有所不同，但二人同为“薄命佳人”，都是以漂浮在水面上“投水而死”的形式，保全了自身的“美”，因而被人们铭记的女性。在这层意义上，作品的主人公“青瓷色的女人”，正是集东西方两种传说于一身，在作者一流的创造下诞生的，“西洋志向”与“中国情趣”的优秀混血儿。虽略有啰嗦之嫌，但是毋庸赘言，使这种“绝技”的诞生成为可能的，正是杭州，这一凝聚了中国江南“水乡”文化的特殊空间。

以上所述，就是所谓在新时代里中国叙述的流行。即，大正过半，经过明治维新以来的五十年，日本国民渐渐产生了一种对邻国的优越感，以及随之诞生的“余裕”心理，一部分作家和诗人，顺应了这种心理，趁着新兴的旅游业来到中国，带着一种与以往略有不同的东方主义式的眼光来观察中国，并开始表现中国。本文介绍了在这种大的时代话语背景下，谷崎的中国“表象”，特别是与大正7年中国旅行相关的“记录”和“小说”。并围绕具体作品中作者的“意图”，进行了简要说明，这里就不再赘述。只是，最后还要强调一点，无论是我们平时视为问题的“东方主义”还是“世纪末的感性”，看似已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些都不是在一个“西洋对日本”的封闭结构之内发生的问题，还经常波及到日本与整个东亚的关系，尤其是常被日本视为“下位”的中韩等邻国。若说对于前者，日本文学只是单纯以“接受者”的身份，进行种种文学行为的话，那么对于后者，在日本与中韩之间发生的种种文学行为里，日本是明显处在“发出者”地位的。在此意义上，“中国情趣”正是日本作家把“东方主义”与“世纪末的感性”同时内化之后，利用自己对于中国独特的兴趣，更加巧妙地活用了这两点，并且通过这种“活用”，进一步增加了自身的文学“想象力”=“创造力”。这正是以谷崎润一郎为代表的一批大正作家的做法。

顺便一提，通过这次中国旅行而大大强化的“中国情趣”，不仅反映在谷崎以旅行见闻为题材所写的作品里，也充分“发扬”在其他作品中，以各种不同形式鲜明地呈现出来，例如，以东京为舞台的《美食俱乐部》（《大阪朝日新闻》，大正8年1月）、《鲛人》（《中央公论》，大正9年1月），日后若有机会，可以对这些作品做出具体论述。

●在“旅行”记述中寄托的自我“表象”——芥川的创作

芥川龙之介也利用既有的旅游制度到了中国，但他选择了与谷崎完全相反的线路。1921年3月，芥川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视察员，被派遣到上海。他以此为出发点开始了为期约4个月的中国旅行，回到日本后，按照到访城市的顺序，写作了一系列旅行游记，随后在1925年集结为《中国游记》，由改造社出版。

日本近代文学“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以精湛的短篇技法著称，代表作《罗生门》、《地狱变》等。 他自幼深受《西游记》与汉诗文的熏陶，对中国怀有深厚的古典憧憬。远在踏上中国土地之前，他就从《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及唐宋传奇中汲取了大量灵感，创作了《杜子春》、《秋山图》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中国题材”小说。可以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早已构建了一个完美的“古典中国”，这也成为了他日后衡量现实中国的绝对标尺。

芥川在上海停留了约一个半月，但是前三周由于患肋膜炎住院，哪里都没去成。出院以后他却行动力旺盛，拜访了很多人，去了许多地方。在这期间，他以自己擅长的理性观察力，犀利地捕捉到了上海的各个侧面，下文试举其中两例：

这家咖啡馆，比起刚才的“巴黎”来，档次似乎要低得多。在漆成桃红色的墙边，一个梳着大分头的中国少年坐在一架硕大的钢琴前，弹奏着乐曲。另外，咖啡馆的正中是三四个英国水兵，正与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跳着格调低下的舞蹈。最后，在入口处的玻璃门边，一个卖玫瑰花的中国老太婆，在听了我喊出的“不要，不要”之后，呆呆地看着水兵们跳舞。此刻，我的心情犹如在欣赏着画报上一幅插图。这幅插图的题目，不用说叫“上海”。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且说这个中国人正悠悠然地向池子里撒尿。对于这个中国人来说，陈树藩叛变也好，白话诗的流行已走下坡路也好，日英两国是否继续结盟的议论也好，这些事儿根本不在话下。至少，从这个中国人的态度和脸色上，有一种十分悠闲的神色。一间耸立在阴沉沉天空里的中国式破旧亭子，一泓布满病态绿色的池水，一大泡斜斜射入池中的小便……这不仅是一幅爱好忧郁的作家所追求的风景画，同时也是对这又老又大的国家可怕且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象征。（陈生保 张青平译）⁵

这真是非常芥川式的速写了。在这组描写中，真真切切地浮现出上海作为半殖民地的种种特性，以及在那背后隐藏的中国无可救药的虚无主义。然而遗憾的是，芥川并没有在此基础上继续观察，并向下挖掘其内在的实质。他只是对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展现出的“混沌”感到极为困惑，对照自己梦想中“富有诗文的中国”，对上海做出了严厉的裁断，认为这是“猥琐的、残酷的、贪得无厌的、仿佛小说中一样的支那”。

结果，他只是把上海视为“水土不合（错位）”的西洋，“粗劣（低俗）的西洋”，表达了对其“近代性”的极端厌恶。最终，这种对上海的排异反应，妨碍了他与章炳麟和郑孝胥等中国政治家们进行深入交流，好不容易获得的感觉，也没能发挥什么作用。随后他便前往了最喜爱的北京。

芥川在从上海出发北上的旅途中，每每乘坐画舫。他有意地选择了“水路”，来欣赏江南水乡的美景。然而，除了苏州和扬州等个别城市以外，芥川竟然对“水乡”持断然否定的态度。例如，那可以激发谷崎种种幻想的杭州西湖，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个“泥池”，在南京时，他认为秦淮河只是个“平凡的小河沟”而不屑一顾，前文提到的洞庭湖，也被他贬低为“夏天以外的时候，也不过是泥田里面的一条小河”。

总之，芥川绝没有像谷崎那样从江南的“水”中找出自己的“幻想”，也没有像金子光晴那样从中抽出颓废的“美”，而是作为“小说家”凝视着水乡的“现实”。并且，因为这“小说家”的一面，他“发现”了虽然同样生长于水乡，却与谷崎笔下风格迥异的女性。

例如，他晚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湖南之扇》（《中央公论》，1926年1月），描写了在革命家辈出的湖南，一位被斩首的土匪头目，还有两位爱着他的“艺伎”，其中一位在男人死后强忍住身体的颤抖，另一位则像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爱意一般，平静地吃下浸透了男人鲜血的饼子。并且在小说开头的部分特意声明，正是这件“小故事”才“展现了富有激情的湖南人民的真实面目”，这位女主人公代表了湖南这片土地“绝不服输”的秉性，大概可以认为，是与他在上海目睹的，那种半殖民地式的“窝囊”、混沌形成了对比吧。

换言之，无论是“西洋”也好，“支那”也罢，芥川寻求的是一种“正宗性（原真性）”，在他那里，任何一种“融合”，结果都只能变成一种“水土不合（错位）”而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称赞湖南和北京，是因为其拥有的“本土性”，反之对于上海的批判，则是出于对非“均一性”的近代空间的抗拒。这就是作为所谓“近代人”，他的最终选择。 （田笑萌译）

刘建辉，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日文化交涉史。著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日中二百年：支え合う近代』等。

田笑萌，清华大学外文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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