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知识分子诸相
战后不久，被解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拥有巨大影响力，而战前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怀疑战争的政治家与思想家，被称作“旧自由主义者”，他们也很活跃。在思想界，津田左右吉、和辻哲郎、铃木大拙等人，采取维持天皇制，反共、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他们最初以岩波书店的杂志《世界》为阵地，但其过于陈旧的观点让读者失望，他们不得不将阵地转移至杂志《心》（1948）。
跃上战后思想界舞台中心的是丸山真男。他在《世界》上发表的处女作《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1946）中指出，日本（超）国家主义的特性在于公私不分，并对此进行了敏锐的分析。他的研究以西方政治史为基础，但又与马克思主义和旧自由主义完全不同，对战前体制进行了透彻的剖析，唤起共鸣。大冢久雄一味在西方经济史中探寻依据，与此不同，丸山真男的一大特点是立足于日本近世以来的思想史，以贴近时代的视角看问题，他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1）正是这一特征的体现。如前所述，荻生徂徕认为社会制度并非自然秩序，而是由圣人创制，与此相同，丸山真男思想的根本在于，应该以具有明确责任心的个体作为建立社会和国家秩序的基础。《日本的思想》（1961）一书对这一点进行了更加浅显易懂的说明，简言之，相比于“是”，他更重视“为”。
日本经济史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经济史、西方各国的近代资本主义、近代市民社会研究。因使用韦伯的社会学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构建成独特的大冢史学，而享誉国际。
丸山真男活跃的舞台始终是学院，他有着知识分子的自尊（自负？），而鹤见俊辅则属于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在日美开战的背景下毕业于哈佛大学，回国后，很早便接受美国的实用主义，以《美国哲学》（1950）一书正式亮相于日本思想界。他一贯反对日本追从美国，但又拒绝马克思主义，不愿封闭于学院，努力寻求与大众文化的触点。丸山真男以之为同道，与鹤见俊辅的姐姐鹤见和子等人创办杂志《思想的科学》（1946）。他们合作的研究成果《转向》（1962）广受赞誉。鹤见俊辅还与小田实等人组成反越战团体“越平联”（1965），在《限界艺术论》（1967）上评论包括漫画在内的大众文化，不时批评学院派的僵化。作为行动派的知识分子，他不断抛出新鲜的问题。
战后知识分子中闻名的还有丸山真男门下的藤田省三与桥川文三、独特的亚洲主义者竹内好、担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集体研究负责人的桑原武夫、提出马克思主义主体性论的梅本克己、具有西方文化素养的加藤周一、社会学者清水几太郎等人。保守派虽然处于劣势，但除了复兴的京都学派的高坂正显等人，小泉信三、福田恒存也非常活跃，《文艺春秋》成为其阵地。此外，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菊与刀》（1946年，和译1948年）一书，从美国的视角观察日本文化，引起巨大反响。该书将日本文化界定为相对于西方“罪的文化”的“耻的文化”，成为此后盛行的日本研究理论之嚆矢。
日本作家、政治运动家。以著作《什么都去看一看》一举成名，越战期间著名的市民反战运动家、护宪运动主力之一。1997年获得川端康成文学奖。
梅本克己，東京：三一書房，1977
梅本克己（1912~74），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的弟子，在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的哲学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实存哲学之影响下，开始其哲学之路。
知识分子的终结
1960年安保斗争集结了战后知识分子，由于结合了学生运动与大众运动，风云一时。其中特别受到关注的是崭露头角的文学家团体“青年日本之会”，汇聚了大江健三郎、石原慎太郎、江藤淳、寺山修司、谷川俊太郎等年轻的作家和评论家。他们起初并没有特定的政治立场，主要是代表年青一代向老一代发声。其后，大江健三郎坚持左翼立场，而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的保守倾向不断强化，他们二人与三岛由纪夫一起作为右翼文化人的核心，开始活跃。
1960年安保运动的失败，暴露了主要以论坛为阵地的战后进步派知识分子的局限，其影响力减弱。而此时，日本已经从战后复兴阶段发展到高度经济成长阶段，“已非战后”（《经济白书》，1956）、“昭和元禄”（1964）之类的说法见诸报章。在此背景下，大学的学术世界也发生巨变。在战前，旧制高中是三年制，大学也是三年制。大学以9所帝国大学为中心，属于少数人的精英教育，目标是培养国家和学术界的领导者。学生们在高中接受通识教育，磨砺人格，在大学通过专业教育被培养成杰出的领导者。与此相对，战后的教育制度由《学校教育法》（1947）规定，采用六三三四制，旧制高中所发挥的作用被转移给了大学的通识课程。在帝国大学之外，各地的师范学校与专业学校被改造为国立大学，同时还设立了许多私立大学。因此，在1970年代，男性的大学入学率已经攀升到百分之三十多，大学开始被揶揄为“车站便当”，可见，大学的大众化迅速推进。旧制高中以来的教育理念是通识教育与人格培养一体化，随着这一教育理念的崩坏，基于广博的学养洞见未来、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类型消失了。正如文学界所言，川端康成与三岛由纪夫之后，再无“文豪”。大学成为了培养专业人才和技术官僚的场所。
作为其重要转折期的1960年代后期，恰好是“全共斗”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1960年“安保斗争”虽然以学生运动为核心之一，但也是大众政治运动，与此相对，“全共斗”运动虽然也与1970年反对修订《安保条约》的运动有关，但基本上是旨在改革大学的大学内部运动。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运动爆发最激烈的地方分别是旧帝大系的代表东京大学与大众大学的代表日本大学。并且，战后知识分子的代表丸山真男也受到“全共斗”的集中攻击，这些运动如实地反映了时代的转变。
替代丸山真男，在“全共斗”一代具有超凡魅力的是吉本隆明。吉本的出发点虽然是左翼运动，但他批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另一方面，他也批判丸山真男等知识分子，并且不在大学求职，以形成独立自主的思想为目标，赢得学生拥戴。在《共同幻想论》（1986）中，他把国家视为虚构的共同幻想，运用民俗学的理论阐明小规模的共同体在形成为国家过程中的诸相。
战后思想主要仍以男性为中心展开，但是，战后立即认可了女性的参政权，第一届众议院议员选举（1946）就诞生了39名女性议员，女性登上政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宪法》第十四条宣布全体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禁止包括性别在内的所有歧视。在现实层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民法》的修订（1947），全面废除战前的“家督权”，基于此的旧家庭制度彻底崩溃。自此以后，继承人继承的不是家督权，只是财产，而且无论男女都平均继承财产。因此，战前的家父长制在法律层面瓦解。在教育层面，《教育基本法》以男女同校为原则，战前只有一部分女性才能进入大学深造，至此学校彻底向女性开放。不过，旧制的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专门学校成为了女大，男女同校的理念未必全部予以实现。
但是，女性解放被揶揄成“战后变得更结实的是女人和袜子”，男性优越的社会意识长期没有改变。进入1960年代，城市里的工薪族小家庭代替了从前的农村型大家庭，成为标准的家庭模式。在农村型的大家庭中，女性也是重要的劳动力，而战后初期，如果女性不工作，经济上就难以为继。定居在大城市郊外的住宅区，丈夫们出门去公司上班，妻子作为全职主妇担当家务和育儿，这是最典型的城市小家庭。电视、洗衣机、冰箱“三件神器”的普及减轻了家务劳动，使全职主妇一人担负家务成为可能。由此可见，虽然战前家父长式的制度与意识有所改变，但男性优越的分工体制却没有变化。
体育科毕业生 1951.3
即使在1970年前后的“全共斗”与“新左翼”运动中，男性的优势地位也是相同的。对此质疑的女性们受到同时期海外思潮的刺激，兴起妇女解放运动。最初的领头人田中美津以“从厕所解放”（1970）为口号，主张女性不是男性的厕所，追求女性自身的自立生存方式。但在当时，这被视为一小部分女性的过激行动，并未能在社会上引起普遍响应。
上野千鹤子继承了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领导8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80年代“新左翼”运动也有所收紧，仅有新学院派的轻浮思想受到欢迎，思想界颇为低迷。在此背景下，上野经常大量使用性词汇的充满刺激与挑衅的文章引起舆论哗然，切中了男权社会的要害。在从70年代开始被称为“一亿总中产”的时代背景下，上野的言论反映了拥有一定程度经济基础的女性们的不满和问题意识，引起强烈共鸣。并且，上野在其理论性代表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1990）中，从马克思主义女权的立场出发，以家父长制与资本主义两条交错的线索来解读日本的近代，提出了新颖的观点。
由于《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的成立（1985），女性的就业环境算是在法律上得以改善，但是，从平成时代直到今日的令和，围绕着女性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未得到妥善解决。并且，被称作LGBT的性取向少数派的问题受到关注，性别议题在今日愈发突显。
本文选自《日本思想史》第十二章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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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末木文美士（1949~ ），东京大学文学博士。著作有《日本佛教史》《日本佛教思想史论》《平安初期佛教思想的研究》《佛教-语言的思想史》《镰仓佛教形成论》《日本宗教史》《现代佛教论》《净土思想论》等。
译者简介
王颂，1971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硕士，2002年毕业于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获文学博士。2005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研究方向为中国佛教、日本佛教、中日佛教比较。著有《宋代华严思想研究》《日本佛教：自佛教传入至二十世纪》等。
杜敬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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