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25年的阅读轨迹，我的学术视角在延续博士期间研究的基础上，愈发聚焦于东亚政治文化的生成轨迹。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运用“合法性”、“集权”或“官僚制”等现代政治学语词解剖古代政体，但这种去魅的视角往往遮蔽了权力深层复杂的神学结构与文化逻辑。政治权力的根基究竟源于暴力的垄断，还是源于对神圣秩序的模拟？这一追问构成了我去年阅读的核心问题意识。在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范式中，政治史往往侧重于制度变迁、权力斗争与社会经济结构，而宗教与宇宙论则被视为思想史或文化史的附庸。然而，近年来的前沿学术研究正在为这一传统的范式增补新的内涵。本文即希望以此为线索，介绍我去年阅读的几部著作。
政治文化的起点，往往在于确立“统治者为何有权统治”的原初神话。甘怀真在《天下的诞生：巫教、上帝与儒教国家》中提出了一个具有范式意义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天下”，本质上是一套“宗教制度”，而非单纯的地理概念或政治版图。在这一视域下，中国文明的底层逻辑在于“礼乐”，而礼乐的源头则溯及对神灵的祭祀。早期中国社会处于“万物有灵”的巫教氛围中，政治权力的雏形表现为拥有“通天地”能力的巫觋。然而，这种分散的巫教秩序难以支撑广域政治共同体的整合，于是“天下”的诞生便演化为一场对巫教的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在于通过“绝地天通”确立了“上帝”的独尊地位，并垄断了人神沟通的合法渠道。王权的介入切断了普通人与天的直接联系，使“天子”成为人神间唯一的中介，从而标志着中国文明从“巫教”向“礼教”的质变，礼仪也由此转化为驯化神灵、规范秩序的制度性工具。本书篇幅不大，但这种宏观层面上对“国家宗教”的建构分析颇有启发性。
普鸣（Michael Puett）的《成神：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深入到了早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内部，揭示了“人”与“神”之间惊心动魄的博弈。长期以来，西方汉学界流行一种“连续性假设”，认为中国文明的特征是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和谐连续（天人合一）。然而，普鸣通过对商周卜辞、战国诸子及秦汉文献的细读，反驳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早期中国的政治文化并非建立在和谐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神灵力量的觊觎与争夺之上。普鸣区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宗教模式，一种是顺从模式，强调人对神灵的绝对依赖，通过牺牲和祭祀来取悦反复无常的鬼神。一种是自我神化模式，试图通过技术手段（如方术、气功、仪式）将神灵的力量内化，使人自身“成神”。他试图证明，战国至秦汉的政治思想史，实际上是一部“自我神化”逐渐占据上风的历史。统治者不再满足于做神灵的谦卑仆人，他们渴望通过掌握“宇宙论”的知识（如阴阳五行、关联思维），来控制神灵，甚至取代神灵。这一洞见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文”的理解。在普鸣笔下，“文”（仪式、历法、服色）不再是表达敬意的礼仪，而是控制宇宙的“技术”。秦皇汉武之所以热衷于封禅、巡狩、改制，正是试图通过这种“宇宙论技术”来确立一种超越凡俗的神圣皇权。这种“人试图成为神”的冲动，构成了中国早期政治文化中极具张力的一面。
在神权与王权纠缠不清的同时，先秦思想家们也在进行着另一场关于政治本质的哲学思辨，吴小锋的《古典诗教中的文质说探源》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吴小锋认为，“文质说”绝非仅仅是文学批评的概念，它首先是关于“政制”的讨论。他指出，“在古典诗教传统中，质是政制之原，文是政教之原。‘文质彬彬’，讨论的其实是‘人性’与‘政制’的关系。”孔子提出的“文质彬彬”，实际上是对理想政治形态的一种构想。“质”代表了天命之性，是人原初的性情。若“质胜文”，则人容易率性而为，政治流于野蛮（野）。“文”代表了人为的教化、礼仪的规范、以及政治的文明外观。若“文胜质”，则人受到拘束，政治流于虚浮（史）。吴小锋的研究揭示了“诗教”在政治文化形成中的独特作用。通过“六经”的教育，贵族阶层习得了一套优雅的语言和行为规范（文），这使得政治斗争可以转化为非暴力的外交辞令，使得权力的行使具有了伦理的美感。这一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秦汉政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另类的切入点。
田天的《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以一种冷静、实证的笔触，还原了秦汉帝国神圣权力的“硬件系统”。她明确界定了“国家祭祀”的概念：受中央祠官直接管辖的神祠祭祀。田天的研究揭示了秦汉祭祀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神祇的官僚化与地域化。西汉初年基本继承了秦国以雍地为中心的祭祀体系，这意味着虽然帝国在政治上统一了，但在宗教地理上，关中依然是神圣的核心。汉武帝将最高祭祀权收归中央，建立了以泰畤-后土祠、雍、泰山三个祭祀中心，对天下神祠进行多点控制的国家祭祀体系。这不仅是宗教改革，更是政治集权的体现。秦汉时代通过将地方神祠纳入“天子祝官”的管辖，皇帝剔除了上古国家祭祀中异质、矛盾的因素，建立起了统一而宏大的祭祀体系。田天特别指出，秦至西汉的国家祭祀与后世（如明清）仅在首都南郊祭天不同，它是分布广泛、种类繁多的。这种“广立神祠”的策略，实际上是将帝国的行政触角通过神庙延伸到了每一个角落。同时，秦汉祭祀体系背后的流转，与儒生和方士两大团体间的争斗密不可分，两种意识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秦汉时代制度变迁的内生动力。
姚明辉的《公私同圣的秩序建构：王权视角下皇帝祭祀与祠神敕封的隔绝和整合》则从一个更为微观且精巧的角度——“公”与“私”切入，揭示了古代中国神圣秩序内在的结构性矛盾。本书认为，中国神圣秩序遵循“单数之公”与“复数之私”的逻辑：公有且只能有一个（天子/上帝），否则会沦为私；私有且必须有多具（民间神明/万民），否则会夺公。王权通过敕封制度，在维护“一个王权、多个神明”格局的同时，介入了天、神、民之间的关联。这种“整全-分割”的格局通过“隔绝”与“整合”机制运行——王权一方面隔绝民与天的直接关联，确立自身为唯一中介；另一方面通过对民间神祇的名位敕封，将其纳入国家祀典。在这种逻辑下，神圣性不是有无的二元对立，而是依据公私关系比较而产生的程度问题。“名位”成为了神圣性的“刻度”，标识着与神圣资源的亲疏远近，使“公享私有”成为名正言顺的政治常态。
如果说秦汉的政治文化是“皇帝独占神圣”，那么唐宋变革则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神圣性下移”。包弼德（Peter Bol）的经典之作《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为我们理解这一决定性的转变提供了钥匙。唐宋转型本质上是“神圣性下移”的过程。唐代之“文”侧重于世家大族垄断的“文学”与身份象征，士人价值高度依附于皇权与门阀。安史之乱后，韩愈等古文运动家开始反思为何盛大的辞采无法挽救动乱，由此引发了北宋关于“文”与“道”的深刻辩论。在这一转型中，苏轼主张“文”是体悟“道”的独立桥梁，具有连接个体与宇宙的价值；而程颐、朱熹等道学家则提出“文以载道”，强调道源于内心与理，甚至认为华丽辞藻有害于道。这一转折将神圣性的来源从皇权与血统转移至个体的道德修养，使“圣人”成为每个读书人通过努力即可企及的目标。士大夫阶层因此获得了独立的政治主体性，其关注点从单纯的朝廷服务转向地方社会（如宗族、书院、乡约），建立起一套独立于皇权的道德与社会秩序，最终确立了“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实现了中国政治文化从“巫史神权”向“士人伦理”的根本跨越。
在东亚早期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地理与自然的同质性为秩序的构建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从中原地区到日本列岛，东亚广袤的土地上共享着极为相似的气候律动、星象图式与物种分布。这种共享的星空与大地，构成了“文”得以跨域传播的思想与物质基础。这里的“文”，并非今日狭义的文学或修辞，而是《周易》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那个“文”——它是宇宙的图式、神圣的纹理，也是东亚社会据以建立秩序的根本规范。“文”不仅是圣王对自然的驯化，更是对东亚共有自然法则的人文表述。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图景：在中国古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始终根植于对超自然秩序的解释与掌控之中。研究中国古代宗教与宇宙论的变迁，不仅是为了厘清历史的脉络，更是为了理解那个流淌在我们血液中、至今仍在隐约起作用的“传统”。无论是对秩序的渴望，对道德政治的期许，还是对“公”与“私”的纠结，都可以在这千年的“文”之变迁中找到回响。
作者简介
曾堰杰，男，1993年7月生，2024年7月获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中国日本史学会会员。2024年7月起，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雅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古代日本政治文化与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代表性成果有：《东亚视域下的〈日本书纪〉日本书纪史体流变》 《古代文明》，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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