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6日下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刘建辉教授应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邀请，发表了题为“作为交汇场域的张家口——中日关系与跨文化接触的历史镜像”的学术演讲。刘教授以“接触空间”（contact zone）为核心概念，将张家口这一华北边缘城市置于近代东亚地缘政治与文化生产的中心位置，重新审视了清帝国晚期、日本殖民统治及战后新中国文化构建之间复杂而多层的关联。讲座由王广生主持，吸引了来自北京、河北、山东等地的诸多学者与研究生，现场座无虚席。
一、为什么要研究张家口：问题意识与方法论
刘教授坦言，他对张家口的关注始于十多年前。在他看来，张家口在近现代中国史中处于一个奇特的位置：它曾是帝国边陲的贸易窗口，又曾被日本扶植为“蒙疆”傀儡政权的首府；抗战结束后，它又迅速变成解放区文艺运动的中心。这种“边缘”与“前沿”之间反复转换的角色，对于理解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转变过程，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分析对象。
方法论上，刘教授提出“200年史观”作为整体视野。他把1807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抵达广州十三行视为东亚近代的起点，此后市场经济与基督教知识网络陆续经长崎、上海、香港传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以殖民扩张的形式回传至中国——大连、伪满，最终抵达张家口。刘教授说：“从广州十三行一路追踪，做到上海、大连，最后在张家口找到了一个落脚点。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近代性在东亚大陆移动的一条线索。”
他特别强调“接触空间”这一理论工具。张家口并非被动接受外部冲击的边陲之地，而是不同民族、语言、政治力量实际相遇、碰撞、相互利用的场所。这里有汉商、蒙商、俄国势力、日本军人、殖民地文人，也有延安来的文艺干部。刘教授认为，要理解这样的城市，就不能只做中国史或日本史的单一框架，而需要把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带进来，把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多条线索放在一起考察。
二、陆权枢纽：清帝国边关到日本殖民前沿（1900—1937）
讲座第一部分，刘教授梳理了张家口在晚清至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地位变迁。他以1900年义和团事件为起点：八国联军一度占领张家口，暴露了这个华北—蒙古过渡地带在北京防御体系中的脆弱性与战略价值。紧接着，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列强获得更多深入内陆的空间。
1909年京张铁路的建成通车，是张家口命运转折的关键一步。这条由詹天佑主持、完全由中国工程师自行设计施工的铁路，向来被视作民族自强精神的象征。刘教授提醒听众注意京张铁路的另一面：它大幅缩短了北京与张家口之间的时空距离，使传统驼道上的贸易迅速被纳入近代化的运输网络。1916年京绥铁路整合完成，张家口更成为横贯华北、深入蒙古高原的物流枢纽。
至1918年前后，张家口的商贸进入鼎盛时期。对蒙贸易商号多达1600余家，年贸易额达1.5亿两白银，国内外银行38家。日本三井物产早在1906年便在此设立支店，随后正华、大蒙、兼松等商社相继进入。1922年日本设立领事馆，与美国（1920年设馆）、苏联（1924年设馆）在此展开外交与情报上的角逐。刘教授指出，很少人注意到，这一时期张家口还出现了一股留学日本的潮流。1904年起，吕复、刘景南、童冠贤、阮慕韩等十多名青年先后赴日，就读于早稻田、明治等大学，归国后活跃于政界、教育界和法律界。这个现象说明，即便地处边缘，张家口的知识精英也在努力向当时东亚的知识中心靠拢。
三、“蒙疆”首府：殖民统治实验与文化生产的悖论（1937—1945）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张家口，先后扶植“察南自治政府”等伪政权，并于1939年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推蒙古王公德王为主席，实权则由顾问金井章次掌控。张家口成为这个傀儡政权的首府，管辖范围涵盖察哈尔、绥远及晋北广大地区。
刘教授从三个层面分析日本的殖民治理。经济上，蒙疆银行发行独立货币，蒙疆电业、蒙疆运输、蒙疆石油等统制公司相继成立，能源、交通和矿产被系统性地纳入战时轨道。人口上，在留日本人从1934年的43人飙升至1944年的两万一千余人，日本侨民在张家口建立了从小学校、日本中学校到高等女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并修建了蒙疆神社和忠灵塔等精神象征建筑。刘教授形容，这是“一个被移植过来的小型殖民城市空间”。
文化层面是讲座中材料最丰富的部分。日本在张家口设立了善邻协会本部、蒙古研究所和西北研究所，白鸟库吉、今西锦司、梅棹忠夫等学者被征召参与对内蒙古历史、地理、宗教的详尽调查。这些调查毫无疑问服务于殖民统治，但也留下了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学术积累。
更引人深思的是刘教授所说的“文化生产的悖论”：在严格的政治控制下，张家口的文艺活动一度异常活跃。蒙疆美术家协会于1940年成立，连续举办展览，深泽省三、伊谷贤藏、鸟海青儿等日本画家在此创作了大量关于蒙古高原风土的作品。1941年蒙疆文艺恳话会成立，次年创办机关刊物《蒙疆文学》。1943年，华北交通张家口铁路局职员石塚喜久三的短篇小说《缠足之顷》获得第17届芥川奖，它通过一个蒙汉通婚家庭的缠足纠纷，折射出殖民语境下民族身份与新旧观念的冲突。刘教授还展示了大量明信片与画作，指出日本殖民当局刻意将近代设施（药局、杂货店、铁桥）与本地“旧俗”并置在同一画面中，用视觉上的对比来彰显殖民成果。
四、转化与贡献：从殖民遗产到新中国文化摇篮（1945—1949）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驻蒙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仍于8月20日至21日在张北与苏蒙联军激战，为约四万日侨从天津方向安全撤离争取了时间。这段战事在日本国内很少被提及，远不如“满洲撤退”那样广为人知。8月23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接管张家口，这座城市成为中国共产党接手的第一个大城市。
此后短短几年间，张家口戏剧性地转变为解放区文化中心。1945年秋起，大批文艺团体和知识分子从延安及其他根据地涌入：艾青、江丰率领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共49人于11月抵达，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东北文艺工作团随后到来，丁玲、吕骥、艾青等23人于1946年4月发起成立了张家口文艺协会。华北联合大学亦在成仿吾、周扬主持下在此复校，吸引各地进步青年。1947年3月，收录38篇文章的《毛泽东选集》六卷增订本在张家口编印出版，成为毛选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版本。
刘教授指出，这个转变过程并非在空白地上重建。日本殖民时期留下的电力供应、印刷设备、交通网络等“硬件”，事实上被新的文化生产机制所吸纳。它既是对殖民体系的否定，也在机制层面存在一种间接的延续。同一时期，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为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意味着张家口不仅见证了革命文艺的制度成形，也见证了新中国民族政策在边疆地区的一次关键摸索。
五、重新理解近代中日文化关系：超越“侵略—抵抗”框架
刘教授在结论部分重申，张家口的历史经验表明，近代中日关系远比“侵略—抵抗”的二元叙事要复杂。这里存在军事对抗，也存在经济渗透、文化较量和知识建构的多重线索。日本学者以“调查”为名的学术活动，既是文化殖民的一部分，也产出了一批至今仍有利用价值的材料。留日学生带回的新知，客观上为中国变革注入了动力。殖民当局扶持的文艺生产，与战后革命文艺看似断裂，背后却又共享着一部分城市基础设施与传播手段。
“张家口虽小，但它的历史层次非常丰富。”刘教授说，“它完全可以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学术对象——甚至可以说，有一种‘张家口学’值得去做。”他建议年轻学者从全球史与区域国别的交叉视角出发，把张家口放在中、日、蒙、俄的多边关系中持续挖掘。
六、现场问答精要
张家口地方学者郭秀宝：结合多年来的集邮与邮政史研究，他确认刘教授展示的旧照片中，察哈尔都统署、张家口堡等遗址近年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修缮，部分已改建为博物馆。他希望学界能更多关注张库商道的物质文化遗存。
青岛大学青年学者单荷君：就日本对华北空间想象的“占领前后”差异提问。刘教授回应，1937年以前的旅行书写偏重异域风俗的猎奇式记录，1937年之后则转为主要展示殖民建设的成果，但即使是配合军部的从军画家，如川端龙子，也偶有偏离官方叙事的表现。
明治大学苏昊明博士：以《缠足之顷》为例，请教作品中蒙汉地位的颠倒如何理解。刘教授解释，清末民初的省制改革在行政上均质化，蒙古族在汉族占多数的城市中趋于边缘，而芥川奖评委看中的恰恰是这种“殖民者目光下的少数民族风情”。
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潘浩：追问张家口作为“接触空间”，其中碰撞性是否大于交融性。刘教授表示，碰撞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接触形态，张家口正是在这种持续拉锯中积累起了足以影响后来的文化能量。
主持人最后总结，刘建辉教授的讲座以扎实的多语种档案、细致的图像分析和对殖民遗产的辩证思考，为国别区域研究与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示范性的案例。张家口这座长期被遗忘的城市，在讲座中被重新照亮，显露出它作为帝国前沿、殖民实验场与革命摇篮的多重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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