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木丨关于《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之前的“周树人”——以学医动机为中心

笔者在读取《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当中的“周树人”时，意外发现在东京与仙台之间，在弘文学院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之间，也就是在周树人留学日本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事实上存在着鲁迅传记意义上的空白，即，对鲁迅自述学医动机的生成机制缺乏有效的说明。如果说仙台以“弃医”结束，那么东京则是“择医”的开始，但研究皆专注何以“弃”，而并不在意何以“择”，这种研究上的空缺，导致传记上的空白。既然“救治”“维新的信仰”和“当军医”三者构筑了一个“医学”梦想，而且“我的梦很美满”，那么这些构筑梦想的材料是如何获取的呢？或者说是谁让他走近当时留学界几乎无人问津的“医学”呢？此即笔者所看到的鲁迅传记上的空白，而本论则以最新发现的史实予以补填，以使东京与仙台之间在传记上获得有机衔接。这里会看到彼时东京的留学界，赴日教育考察的吴汝纶，日本教育界和医学界，“同仁会”，“明治军医威利斯”和“江口教师”等，恰恰是这些既往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细节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把身处现场的周树人推向了孤独的学医之旅，从而使“仙台医学校”里有了一个构成后来“弃医”话题的“一”。

前言

在纪念鲁迅（1881-1936）赴仙台留学120周年之际，很荣幸与学界同仁围绕鲁迅在仙台的留学，共同回顾这一事件并探讨其历史意义。

四十多年前，笔者还在大学读本科时就有幸获得了《鲁迅在仙台的记录》日文原版书，并且翻译了其中的《藤野严九郎略年谱》，这次出于追踪其中所记述的“周树人”的目的，又重新阅读了这本书，并且计划将传记意义的采撷整理出来与各位分享。

《鲁迅在仙台的记录》是因为有鲁迅在仙台的留学，尤其是因为有《藤野先生》这篇不朽的作品才成书的。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可堪称因为一篇单篇作品而完成的空前规模的调查报告。笔者不知今后是否还会有同样的现象发生。事实上该书已成为鲁迅在仙台留学的最好纪念，而且这一纪念本身也足以彪炳史册。《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之后又出现了很多相关研究，除了阿部兼也（AbeKenya，1937-2019）先生所代表的综合性研究之外，也有新的调查和史实发现乃至各种辨析，尤其是对医学笔记的解读，更将鲁迅在仙台这一研究范畴推向了新的境地。面对如此庞大的调查积累和丰硕的研究成果，笔者所能做的除了脱帽致敬之外便只有认真学习一项，而且也很难做得到充分消化吸收。尽管如此，笔者还认为《鲁迅在仙台的记录》的更大的意义在于其留给今天的课题。例如，《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及其相关研究，在鲁迅传记的意义上近乎完美地填补了周树人在仙台的生活和学医经历的空白，清晰呈现了医学生周树人最终走向“弃医”的现场轨迹，然而，“弃”的前提是“择”——周树人为何会选择学医呢？这是他来到仙台乃至整个“仙台”经历的前提，而《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及其相关研究却并未将此设定为问题，因而也就没有答案。虽然笔者在阅读时非常期待这一答案。于是，暗示便由此而得，笔者开始想到，答案是否应该在《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之前的“周树人”那里去寻找？这是本论设题之缘由所在。

▲『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を調べる会編，平凡社，1978

赴仙台之前的周树人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他在那里度过了留学生活的最初两年。不过，目前关于“弘文学院”阶段的研究，似乎尚未呈现出周树人走向“医学”的轨迹，涉及周树人何以选择学医的研究少之又少。北冈正子（Kitaoka Masako，1936-）教授的专著《鲁迅：在日本这一异文化当中——从弘文学院入学到“退学”事件》，研究周树人弘文学院阶段做得最为翔实，却未对他选择学医展开正面探讨。这样，就在东京与仙台，弘文与医专之间留下了一个传记上的衔接空白，而这个传记衔接上的空白，则需要通过探讨周树人何以选择学医来填补。本论试就此做出尝试。

一关于为何选择学医

关于周树人的学医动机，过去言及于此的文章和著作有很多。近年有学者对此梳理，归纳出的说法多达七种，既有鲁迅自述，也有其他旁证。而在各种说法中，被引述最多，当然也是最重要的还是鲁迅自己的说法。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这是人们常引的《〈呐喊〉自序》里的话。在这段话里，学医动机有三个要点：一、“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二、从译出的历史上，“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立志通过医学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三、在遇到战争时可以“去当军医”。

在这三个要点当中，如果说对被中医欺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与来自“父亲的病”之情感动机有关，那么，“悟得中医”，“日本维新”与“医学”的关系，乃至战时“去当军医”的想象就需要有具体的知识来支撑。“这些幼稚的知识”，“使我……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学医；而这个选择又让“我的梦很美满”，“救治”、“维新的信仰”和“军医”都充填在了这个美满的梦里。上述这些当然都可笼统地作为“学医动机”来处理，不过详考文脉，还是会感受到在动机的叙述和梦想的叙述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不同。后文将对它们加以检证和探讨。

首先是关于周树人选择学医的知识前提。在鲁迅后来之所谓“这些幼稚的知识”里，就至少包括彼时的“悟得中医”和对“日本维新”与“医学”关系的认知。那么，周树人是从何时何地获取的这些知识呢？这首先会令人想到他去仙台以前在东京弘文学院的经历。

二留学背景下的“医学”

周树人在南京读书时虽“看到些木板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但那里“生理学并不教”，因此他与近代医学发生关系应该是他留学以后的事。此前通过“父亲的病”与中医打交道，在他而言，是现实中呈现的医者与患者之间的戕害与被戕害的关系，而非学理上的关联。正如他自述所言，他确切知道“医学”与“明治维新”的关系是在弘文学院读书期间，即，“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

关于“留学”与“医学”的内在关联机制问题，或关于“留学当中的医学”问题，不论在教育史研究还是在留学史研究，抑或在医学史研究，甚至在鲁迅研究里似乎都尚未被深入探讨过，所以笔者打算由此着手来探讨来到东京之后的周树人是如何走近医学的。

清末的赴日留学构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观。1896年，清廷首次向日本派遣了13名官费留学生，六年后的1902年4月，在周树人一行上陆之前，留学人数已增加到275名，而此后的短短数月内，包括周树人在内的留学生人数猛增到数百名——史家概算有“四五百名”，而当时日媒报出的“六百余名”和清廷视察官员报出的“六百七十余名”的数字或许更加准确；再到四年后的1906年赴日留学的人数达到了八千人以上，而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赴日留学的人数已经达一万三四千人。这么多人来日本接受的是所谓“代行教育”，是指明治日本代替清政府实施普通教育。

这是甲午战败后，清廷被迫转型，开始“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时期的特有景象。起始于作为“周树人”时代的这个记忆，一直保留到了“鲁迅”生命的最后：

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束。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1936年）

周树人也是汇入或者叫卷入这留学大潮当中的一员，他是1902年那一年六百多名赴日接受普通教育的清国留学生之一。从“动机”的意义来讲，清末留日是多方“自愿”促成的结果。从清廷来说，是戊戌政变和义和团事件后为打开困局的自愿向外派；从日本方面来说，不仅是自愿接收，还主动游说清廷高官，劝诱多派留学生，并毫不掩饰此举出于“保全清国”，“辅助清国”以共同抵御西方的目的；从留学生本人来说，也是一种自愿行为，有朝廷奖励，未来出路有保障自不待言，求新知于域外的好奇心，也是极大的驱动力。当然其中也有水土不服者，例如最早派遣的13名留学生当中，就只有6人修满三年毕业，其余或病退或由于其他原因都半途而废。鲁迅在《琐记》里也写过这样的例子，说本来是“派定五名到日本去。其中的一个因为祖母哭得死去活来，不去了，只剩了四个”。不过从整体趋向上来说，留学是一股大潮，是一种时代的“热”，热到从儿童到老翁，父子夫妇还有小脚女人都漂洋过海留学东瀛，以至于铺子里卖烟的日本女孩儿都学会了说华语。

不过这种留学“自願”也只是就大的方向而言，至于到了以后学什么，还是由不得自己的意愿，而只能被镶嵌在当时所规定好的框架之内。例如，1902年留日生进成城学校的比例最高。成城学校是陆军士官学校的预科学校，当时的官费留学生大多为下一步学习军事而进这所预备学校。在留学生们当中，这也是备受青睐的学堂。据创立之初媒体的介绍，成城学校的前身是“日高藤吉”（亦称日高藤吉郎，Hidaka Tokichiro，1857–1932）和河村隆实（Komura Katami，生卒年不详）两人于1885年1月创立的文武讲习馆，1886年7月改称成城学校，“是专为陆军武学生入学准备的预备科”。该校1898年专设留学生部，除了军事课程之外，还教授日语和普通课程。1902年4月16日（阴历三月初九）傍晚，周作人收到“大哥二月卅日自东京来信”，告知“不日进成城学校”恰好符合当时关于留学的预期。但事实上，包括周树人在内的来自南京陆师学堂附属矿务铁路学堂的六名学生，由于学的是采矿，不符合入成城学校的条件，而被临时分配到了弘文学院，并被弘文学院的资料记录为“矿务学生”。弘文学院并无“矿务”专业，如此标注，意味着这六名学生将来的进学轨迹指向帝国大学工科。也就是说，留学生们到日本后学什么，大抵都是被规定好的，处在不能自由选择的身不由己的状态。据1902年4月的统计，除成城学校（44人）和陆军士官学校（25人）外，进东京专门学校（17人）、庆应义塾（13人）、东亚商业学校（19人）、同文书院（20人）、弘文学院（27人）的留学生的人数也相当多。这意味着他们在接受专门教育和高等教育之前，必须得接受普通教育，即以学日语为主的预备教育和通识教育。周树人的留学，当初所步入的便是这样的已经被规定好了的路径。与彼时的帝国大学的工科、农科、法科以及士官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学校、工业、商业、法律学校等相比，“医学”跟周树人距离尚远。

不仅如此，“医学”与整个留学生界之间也隔着遥远的距离，学医的人少之又少。留学界对医学的冷淡，可以通过日本医学界对留学潮的反应获得佐证。面对留学大潮和日本各界主动迎接清国留学生的升温，日本的医学界也坐不住了，日本医学界权威报纸《医海时报》，以《清国留学生与我医学》为题发表社论，主张在日本全社会上下热烈迎接清国留学生之际，医学界不应甘居其他领域之后，也应当在接收留学生方面有所作为。

【中译】

日英同盟之成立，进一步促进了日清两国关系，清国自治革新之机运，其势日益有加，同时，我国采用其文物，令人愈感便利。迩来彼国学生渡来我国者日益增加，而我国亦特待之以深厚之同情，从各方面都在极尽劝掖之能事。由于知悉教育事业在清国开发上最能着力，各方在此事上倾心注力，本是理所当然之事。

然而，尽管吾等夙来倡导不已，但不能不说我医学社会此间却独不作为，几乎未着力于任何经营策划，对其他社会亦惜言如金至极。试看报纸上所载最近清国学生之状况。

……（中略）……

其有志于医学者，仅不过二人。我国文明多有得益于医学之处。平素以文明率先者自负，而今遭遇有为之时代，独步其他社会之后尘，瞠目结舌而束手无策如是，甘耐承受天下之嘲笑。（原文图版参见【附录一】）

▲「社説　清国留學生と我醫學」『醫海時報』第四百十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四月十九日，第一頁。

附录一

文中不难读出医学界接收留学生晚于其他各界的焦躁。其中提到的“有志于医学者，仅不过二人”，是指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入学者一名，熊本医学专门学校入学者一名。根据文部省1901年4月1日颁布的第八号令，设立千叶、仙台、冈山、金泽、长崎五所医学专门学校。《医海时报》这篇社论，大概是跟医学专门学校里只有两名留学生在籍的冷落状况有关吧。不过也可以说，这是日本医学界向清国留学生挥起的第一只橄榄枝。其中“我国文明多有得益于医学之处”，与后来周树人所获得的认知完全相符。因此这一笔应记录在周树人迈向医学的轨迹上。

那么，是什么人从认知上拉近了周树人与医学的距离呢？如果先讲结论的话，那么这个人当是吴汝纶（1840—1903）。

三“鸡群孤鹤”——“清国硕儒吴汝纶来朝”

1902年6月9日（农历五月初四）至10月22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吴汝纶作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考察教育，而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Kano Jigoro，1860-1938）也于7月21日至10月17日前往清国考察教育并与王爷大臣等高层连续会谈。这两个人的彼此教育互访，在教育史和留学史上都是大事记。前者在考察结束后留下的《东游丛录》及其所附相关报道，后者在考察途中所写的文章及其相关报道，都是研究留学史和中日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吴汝纶的到访，受到日本朝野上下的极大关注和热烈欢迎。早在动身出访的两个月前，《朝日新闻》全国版就以醒目的标题报道《硕儒吴汝纶即将来朝》的消息；人还没登船，《读卖新闻》就把“吴汝纶氏”作为“清国现代第一流之人物”加以介绍。而在吴汝纶从上陆到离境的四个月间，朝日和读卖两大报纸，则几乎连续不断地追踪报道，相关记事不下一百五十条。其他报道吴汝纶消息的报纸和杂志多达三十余种，相关记事近百条。大型综合杂志《太阳》刊载长篇《清国硕儒吴汝纶传》，对戊戌政变、义和团之乱后的教育考察背景和吴汝纶的身世做了详细介绍，记述其出身安徽桐城望族，少时既以文章为曾国藩所看重，同治甲子乙丑年间（1864-65年）第进士后，避不仕官而先后做了曾国藩和李鸿章长达二十年的幕僚，后在直隶各州府任官，以治水为最为显著之“地方政绩”，而辞官后又在保定莲池书院掌门十七年，使书院壮伟宏大，乃至一时成为清帝行营云云；最后以“鸡群之孤鹤”为题收束全篇，称赞吴汝纶“禀绝顶聪明之天资，明晰事理，进退自如”，其经历，其学识，其纵横筹划，其文章，其著书，其尺牍日记，“在方今禹域之内，当为鸡群之一鹤”。

由于吴汝伦热心创办“日语英文学堂”，聘请日本教员，又有求必应，给很多日本人点评汉诗，其开明的见识和亲切的为人早已在日本传开，因而日本朝野都对这“鸡群一鹤”的到访抱有好感和期待。《朝日新闻》特以《清国硕儒之来朝》为题发表“社说”，表达了世人对吴汝纶的认知与好感：“吾人不知吴氏其人具有怎样的新学问和怎样的新经纶，然而，吴氏至少是当世爱好新学问，期待拥抱新经纶之人，至少是摆脱排外习气，喜欢与外国人士交接之人，尤其是与我邦人士亲善，并且派遣弟子来我邦留学之人”。在东道主看来，“来遊者吴汝纶”，是“进步主义者，不仅具有非凡的学力，还具有政治家思想，首先是个难得的人物”，因此，对这样的人物应该表示欢迎：“愿其来京之日，上下一致欢迎彼之到来，令此‘鸡群一鹤’获得满足，以示日本之美意”。就这样，吴汝纶成了清末到访日本的最受欢迎的官员。明治三十五年的日本，正处在朝气蓬勃的上升时期，舆论界在吴汝纶身上看到了一个从昏昧的老大帝国走出的觉醒之人，看到了共享新学的希望。《朝日新闻》“新诗界”栏有诗为证：“汽船乘込发天津，客是桐城吴汝纶。曾国藩文多代笔，莲池书院入精神。学生同伴非求药。东海观光似避秦。年六十余唱新说，清朝当世一流人。”

而吴汝纶在接下来的考察中，也的确没有辜负日本朝野上下对他的这份期待，对学校，对学制，对各种新学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虚怀若谷，孜孜以求，几乎每日都在参观与交往中度过；又通过接连不断的欢迎会、招待会与各界广泛接触，以极大的亲和力赢得了各界人士的尊敬，晤面者众多，题款留字更是无可计数，甚至有人得字“百幅”之传闻也都成了报纸上的“新案话题”。最期待吴汝纶把“新学”带回本国去的是教育界和医学界，与吴汝纶相关的深度报道，也多见于《教育公报》《教育界》《教育学术界》《国民教育》和《医海时报》《卫生谈话》《医事新闻》这类报纸和杂志，甚至有杂志还以整页印出吴汝纶大幅单人照（照片见【附录二】）。而在与教育、医学两界的交涉中，尤其能看出吴汝纶关于教育考察的想法以及他对新学与旧学的态度。例如，1902年8月3日出刊的《教育界》第一卷第十号,就在显要位置详细介绍了以“三岛”（名毅，号中州，Mishima, Chushu，1831-1919）东宫侍讲为首的二松学舍同仁，于7月6日上午11时在富士见軒为“清国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一行”所举行的欢迎“雅会”并刊登了合影照片（参见【附录三】该号卷首照片）

「口繪清國北京大學總辨吳汝綸氏」, 『國民教育』第八号,東京:東洋社,明治

三十五年(1902)八月十二日。

附录二

富士见軒，1902年7月6日

「吳汝綸氏一行招待會列席諸氏」, 『教育界』第一巻第十號,東京:金港堂,明治三十五年(1902)八月三日。

据照片解说,前排左起依次为,细田谦藏、藤井幸槌、三岛毅(中州)、吴汝纶、绍英、入江为守、佐仓孙三。

附录三

从《吴汝纶之答辞》可知，吴是个非常有自知之明的清醒之人，一扫清廷大员惯有的虚娇颟顸气象，而呈现谦虚笃实睿智的作风。细田谦藏（Hosoda Kenzo，1858-1945）致辞中有言曰，“弊邦与贵国同居一洲，地则有一苇之近，殆以辅车之势，交则有千岁之远，寔如棣蕓之情，制度文物，至百工技艺之末，仰范于贵国亦已久矣。数十年来，遂取泰西学艺，以资于利用厚生，至于正德一事，取之于贵国圣贤纲常伦理之教，以培养国家政教根柢，今犹古，则又有师弟之谊矣”‍。

面对“仰范于贵国”的“政教根柢”之赞美，吴汝纶的回答表现出非常清醒的自他认知：“西国之利用厚生，贵国实行之有效，至于正德一事，贵国自有本源，不尽取之敝国，独惜敝国古时以此三事为治，今不为利用厚生不如欧美，即正德亦已失传，是为慙耳”。而在其滞留日本的四个多月当中，则始终以这样的姿态面对各种集会和采访。

四《医海时报》记者对吴汝纶的采访

吴汝纶乘日本邮轮玄海丸于6月20日上午抵达长崎，22日上午抵达神户，23日上午抵达大阪，24日晚抵达京都，在这四地做短暂滞留，参观和出席招待会后，于6月28日上午到达东京，下榻周树人一行也曾经下榻过的麯町区平川町“三桥旅馆”。仅仅隔了一天，前述《医海时报》的记者便在6月30日一大早找上门来采访。以下，是有关这次采访的报道。

【中译】

访吴汝纶先生

上月30日上午，记者拜访了住在麹町三桥旅馆的吴汝纶先生。中岛先生为记者担任了翻译。吴先生欣然答记者问，曰：

贵邦在医学百科方面的杰出成就，余早有耳闻。而此次来访，给予余以亲自验证的机会，这是令余非常满意之事。现今，贵邦志士对敝邦之文物开化给予极大帮助。余听闻贵邦业已新立一名为“同仁会”者，计划将贵邦医学传入敝邦。余对此感谢，愿能代向同仁会会长长冈子爵以及其他有志诸君转达余之深切谢意。

余此次来访，主要为考察贵邦教育方面之一切。因此，余亦将详细考察贵邦医学，并在回国后尽力推动其发展，以期将贵国医学真正引入敝邦。余相信，贵邦医学不会让余空手而归。从现在（上午八点二十分）起，余还有参观帝国大学之约，改日余将再次接受贵访，并就贵邦医学请教云云。记者便约定下次再会后离去。（原文图版参见【附录四】）

▲「呉汝綸氏を訪う」『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一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七月五日，第七頁。

附录四

这是吴汝纶抵达东京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虽然时间匆忙，所谈不多，却充分表明他对日本医学方面成就的关注，和“医学”在此行教育考察中所处重要位置。从中可知，将“医学”与“文物开化”相结合，从而要将明治以来的日本新医学“引入敝邦”的想法，是在他访日动身之前就有的。

同号《医海时报》还登载了吴汝纶在当天接受采访之后去“参观帝国大学”的详细报道。该报道在介绍吴汝纶“反复参观医科大学，详细查看病室、手术室及其他设备”之后，不仅详录“吴先生来校之际与山川总长的谈话”，还附上记者述评：

【中译】

吴先生曰，以贵邦今日之教育程度直接实施于弊邦，甚为困难也。故弊邦在今日教育实施上，尚须要贵邦维新当时之物，可问贵意如何？

总长曰，我邦维新之进步，医学之贡献大矣。想必贵邦亦以医学之开发而使其成为文化之先导，莫非最佳良策乎？

吴先生曰，贵邦医学，特发达进步，余尝闻于李鸿章。拙意亦从贵意，首先寄厚望于医学之隆盛云云。

可谓山川先生说得妙，而吴先生听得也妙。想必吴先生回国后，必不会怠慢我医学上之计划，而在传闻中将起之北京大学亦会包括医学部，吴先生尤其关注我医科大学，正为此耳。然则，彼同仁会对吴先生之迂阔，愚夫哉！（原文图版参见【附录五】）

▲「呉氏の帝國大學参観」『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一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七月五日，第六、七頁。

附录五

记者述评当中以“愚”字批评“同仁会对吴先生之迂阔”，是指“同仁会”没有像教育界那样对吴汝纶的到来表现出应有的欢迎热情。而早在6月28日，也就是吴汝纶首次接受《医海时报》采访的前两天，该报便呼吁以“同仁会”为主的医学界“应该欢迎吴汝纶先生”，“以使其了解我日新医学界之状况，同时期待给予同国医学之启发上以伟大影响”。

以上可谓日本医学界关注吴汝纶到来和吴汝纶与之接触之始。

五《再与吴汝纶先生对话》

果然，在整整一个月后的8月2日，吴汝纶如约再次接受《医海时报》记者的采访，而此次采访内容，以《再与吴汝纶先生对话》为题，刊载于8月9号出刊的《医海时报》第426号上。其导言如是写道：

▲此前六月三十日，吴先生抵达东京时，记者曾首先造访他在麹町的三桥旅馆，相关报道曾刊登于报纸上。当时，吴先生未能与吾人有多时缓谈，因此匆匆而别，并约他日再会。记者依此约在二日前，即清帝万寿节之次日^58，前往先生位于永田町一丁目之新住所拜访。这位善于交际的老翁，虽然已届六十三岁，却精神矍铄，举止殆胜过壮者。彼径直引记者入一室，侃侃而谈，话题广泛，论辩有意气风发之感。

▲刚巧吴先生季子郭钟韶君亦在家中，特为记者充当翻译。郭君去年六月来游我国，尔后学于熊本医学校云。**盖吴先生夙鉴我国医学之进步，毅然送其爱子郭君出游，以资本国文明之启发为目的**。^59（原文图版参见【附录六】）

▲「再び呉汝倫氏と語る」『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六號，明治三十五年（1902）八月九日，第六頁。

附录六

在读者眼中，这段开场白，明白无误地展现了吴汝纶对医学的重视，以及他希望通过借鉴日本医学来启发本国文明的思考。他将“季子郭钟韶”送到刚刚成立的熊本医专学医，便比什么都更能说明他对医学的态度。事实上，采访全篇都凸显着吴汝纶如此认识。不过，吴汝纶子嗣只有吴启孙（闿生，1878—1949）一人，当时在东京“东亚同文书院”留学，采访中出现“季子郭钟韶”显然是问题。吴汝纶与郭钟韶究竟是何关系目前不详，据《清末民初中国官绅人名录》所录，郭钟韶在日本熊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入东京传染病研究所，毕业后应聘为北洋大臣袁世凯麾下北洋医学堂教习，后随山海关道梁如浩到营口，主要作为防疫官从事防疫方面的工作，与日本夫人有二子，年四十岁云云。

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吴汝纶首先表明此行日本的目的在于“调查教育制度及其实施方法”。“余进入贵国后，深为贵国整饬的文物制度感到震惊。尤其贵国医学进步早已闻名于世，而如今亲眼所见，更是深有感触”。

吴汝纶表示，他希望能像日本那样，首先通过医学来促进本国的启蒙，然而，本国旧习往往阻碍这种启蒙。他向记者介绍说，不信西医的“敝邦旧习”，至今仍上下支配，即便是那些稍微读过几本圣贤书，接受过一点新思想的人，也并不喜欢西医。所以，一旦生病，他们通常依赖古老的医书，如《医鉴要略》等，试图以此治病；哪怕贵国名医进入我国，也很难立即赢得信任，事实上，过去有不少外国人试图将西医引入我国，但他们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尽管如此，尽管吴汝纶认为在教育方面效仿日本，而“将日本秩序井然的制度直接导入处于初期混乱状态”的本国，“恐怕是不可能的”，但仍坚定地表示“余欲以医学启发为文明开拓之先锋，故回国后必为此而鞠躬尽瘁”。

或许是《医海时报》记者向吴汝纶提示进医学校的留学生人数尚少的缘故，吴汝纶在谈话中有意就此回答说，如今从我国赴贵国留学的人数已达六百七十余名，其中也不乏志愿从事医学研究的人。实际上，我认识的五六人就抱有学习贵国医学的志向。只是要研究贵国医学，首先必须学习贵国语言。因此，他们目前都在专攻语言。这也就是告诉对方，在目前以学习日语为主的学生当中，将来会有人选择医学。他甚至在采访的最后明确表示，我将从现在开始，通知我国的学生俱乐部，调查目前有志学习医学的人数，并向他们告知贵国的盛情，同时也让他们了解贵国医学校的情况。【以上内容，参见【附录六】原文图版】

综上所述，此次采访有四个要点：（1）希望能像日本那样，通过医学来促进本国的启蒙；（2）批判排斥西洋近代医学的本国陋习；（3）尽管困难重重，回国后将致力于推广新的医学；（4）通过“留学生俱乐部”（笔者按，应该是指清国留学生会馆）调查有志学医者的人数，并且向留学生们转达日本医学界对他们的欢迎，同时也向留学生们介绍日本医学校的情况。总而言之，通过医学促进文明启蒙，奖掖学医是此次对谈当中贯穿始终的核心观点。

以上所见《医海时报》刊载的“社说”和涉及吴汝纶的记事、采访，彼此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都是迄今吴汝纶研究中未见史料，是新发现。它们不仅呈现出彼时留学界与“医学”领域的关系问题，也清晰地披露了吴汝纶对于新医学的认知，从而也就直接涉及到“医学”在吴汝纶日本教育考察中的定位问题。由于这些都与周树人的学医动机相关，故围绕吴汝纶与“医学”之关涉，笔者展开了三个方面的调查：（1）吴汝纶的“医学”认知；（2）“医学”在其教育考察中所处位置；（3）其对留学界的“医学”植入和提倡新医学所发挥的作用。

六对吴汝纶关涉“医学”的三项调查

首先是吴汝纶与医学之关系问题。总体之论，迄今尚无，当是留给今后的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关于“吴汝纶与中西医”之论，目前仅见一篇，对吴汝纶“力倡西医‚诋斥中医”“这一‘怪异’思想作初步的探讨”。其中，就吴汝纶“倡”“诋”之论，多有所列，笔者检证之文本范围虽与之互有参差，但在结论上趋于一致。在吴汝纶那里，中、西医二元对蹠，其对待两者的态度，一言以蔽之，便是彻底否定中医而坚信西医——以至于病笃之际，也绝不求助于中医。

早在赴日教育考察十年前，他就劝读书人服用西药，读西医书，正视“近日五洲医学之盛，视吾中国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直”的现实，并对读书人的“不求精进”，相信“阴阳五行之说”严加痛斥，其言语完全可以和他在接受《医海时报》采访时对“敝邦旧习”展开的批判构成互文：

近今西医书之译刻者不少，执事曾不一寓目，颛颛焉惟素问、灵枢、伤寒金匮、千金、外台等篇，横亘于胸而不能去，何不求精进若是!平心察之，凡所谓阴阳五行之说，果有把握乎?用寸口脉候视五藏，果明确乎?本草药性，果己考验不妄乎?五行分配五藏，果不错谬乎?人死生亦大矣，果可以游移不自信之术尝试否乎?〔《与吴季白三月廿五日》（1893年5月10日）〕

他对攻击西医的言论坚决予以回击，哪怕是亲近的人也丝毫不留情面，直斥“肤浅”，只配“作举子业”，而关于“医道一事”还是闭嘴吧：

至谓今所翻者皆西医之糟粕，此又不然。外国书多，诚不能尽译，所已译者固皆有用之书，但有详略之殊，并无精粗之别，即信为糟粕，亦何不可先览其糟粕而后徐图其精华乎!执事于医学，所见如此肤浅，劝君且止此事，但可作举子业，今年取乡荐，明年入馆选，岂非用君所长乎!医道一事，从此闭口勿言可耳。〔《与吴季白七月三日》（1893年8月14日）〕

其次，如果说，“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自古妄说”是吴汝纶赴日考察前的认知基础，那么，借鉴日本以西方医学带动新学的普及，进而促进整体文明开化，则是他访日之后不断加深的认识飞跃。而正如他在前面答记者问时所言，医学考察是这次教育考察当中的重中之重。

“十五日始抵长崎。长崎知事遣员备船来迎，并派视学官导观高等中学校之医学堂”，他写信向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报告，在日本登陆的首站长崎，他首先去访问的是“医学堂”。而“医学堂”——长崎医学专门学校也因此而首次接待了来自清国的官员和留学生。吴汝纶一行参观了“第五高等学校医学部（笔者按，即长崎医专之旧称）的教室、宿舍、小卖部、博物馆、人体标本”，那些浸泡在酒精液体当中的一至十个月的婴儿标本，让刚到岸下船的吴汝纶大为震惊，“叹服医学进步至此”。到东京后，吴汝纶更是表现出对医学的强烈关注和对之加以深入考察的热情，不仅“反复参观医科大学，详细考察病室、手术室和其他设备”，专场听讲“学校卫生学讲义”，还在文部省对医学专门学校相关之“官制以及学科程度等”做专项考察。似乎与吴汝纶的这种期待不谋而合，与他谈教育的人几乎都建议他首先从“医学”入手。哲学大家井上哲次郎（Inoue Tetsujiro，1856 - 1944）对他说：“敝邦之学问，以医学兵学为起点，然及精神上之学问大起，社会之情态俄然变动，至成一泻千里之势。”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Isawa Syuji，1951-1917）告诉他明治社会的开化，从医学开始。他在致清廷的报告中对日方“劝兴医学”之状有如下介绍：

前初见文部大臣菊池君，即劝兴医学。昨外务大臣小村君，亦谆谆言医学为开化至要，且云“他政均宜独立，惟医学则必取资西人。且与西人往来论医，彼此联络，新学因之进步，收效实大”等语。是晚医学家开同仁会款待毓将军及弟等，长冈子爵、近卫公爵、石黑男爵，皆有演说，皆望中国明习西医，意甚垦至。东京医家集会者近百人，可谓盛会……

函中所言“同仁会”，已在前引《医海时报》中多有出现，系当时日本医学界最大的同仁团体，入泽达吉（Irisawa Tatsukichi，1865-1938）等人自1901年起酝酿，初称“同文医会”，又改称“亚细亚医会”，后定名为“同仁会”，于1902年6月16日在东京华族会馆正式成立，1903年春注册为“财团法人”。其纲领为“注入我日进医学于清韩及东洋诸国，以使其人众均蒙斯学之恩泽；助成上述诸国医疗卫生方面之改善；探讨与以上相关之一切必要方法，且期实施”。清政府对该会宗旨表示赞同，并派蔡鈞公使参加了成立大会。此后，该会在亚洲各地兴办医学校和医院，培养医师和药剂师，还出版发行医学杂志和汉译医学书籍等。吴汝纶到达日本时，同仁会刚刚成立，但他已经及时把握到了这一动态，所以在刚到东京的6月30日首次接受采访时，就有对同仁会“计划将贵邦医学传入敝邦”表示感谢的话。而在8月9日刊登《与吴先生再次对谈》的《医海时报》第426号上，还同时登载了“同仁会与袁世凯”的报道，说直隶总督袁世凯获悉蔡公使和吴先生的报告后，对本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寄辞感谢，表示若日本有志诸君能为我邦实行这一善举，我邦也一定会尽其所能提供相应的支持。该报道还说，袁世凯的新军当中正流传疫病，所以袁世凯对日本的新医学格外感兴趣，而袁世凯的这种积极回应，也为同仁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希望云云。

事实上，以医学惠及众人的方式来促进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这正是包括同仁会在内的日本医学界所达到的共识。“抑今日之医学，作为国际化的，即，作为万国共同医学之医学本身，既无人种之分，也无国民之别，故作为医学者，不问东西两洋，只拥有同一目的和同一目标，即，祈望医学发达，实现人类救济之大目的”；“日本与支那，历史上之关系，自古不可相离”，在我国采纳欧美医学，有了“维新后近代化现象”之前，“因只单向蒙荫于支那医学，故对当时我国医学社会而言，支那实处恩师之位置。此种历史关系，我等决不能忘记，因此，倘言今日日本拥有遥遥优越于以前由支那传习而来之医学，则更当由我国将其日新医学扶植于同国，此乃与欧美诸国旨趣大异之点，而我国有义务先于其他诸国，当特别筹划清国医界革新之所以也”。《藤野先生》里“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这句对藤野先生人格的升华之言，表达的恰恰是同仁会的宗旨和理想。这意味着周树人对同仁会是熟悉的，而他与同仁会之间的媒介，完全无法排除吴汝纶与同仁会的频繁互动和大力推介。

总之，吴汝纶的“医学——维新——文明开化”的认知结构，就是在这样的多重互动中越发明晰地呈现出来，而他此前就秉持着对中医的批判态度，在访日期间也就变得更加激烈。最具代表性的言论，是吴汝纶所作《同仁会欢迎会答辞》。1902年7月16日（阴历六月十二日）日记：“过毓将军同赴横滨，应正金银行之招，归赴小石川植物园同仁会宴饮。十一点钟归。”是日，吴汝纶和做警察考察的“镇国将军”毓朗应邀出席同仁会举行的欢迎晚宴，席间致答辞：

顷闻长冈子爵、近卫公爵、石黑将军演说，大意均是望敝国讲求西医，甚为可感。贵国文明之化，自医学开始，今亦望中国振兴医学，即是开化起手办法。敝国医学之坏，仍是坏于儒家。缘敝国古来医书，列在汉书艺文志者，皆已亡佚。今所传难经、素问，大抵皆是伪书。其五藏部位，皆是错乱。

而之所以发生“错乱”，在于两千年间文献记载的混乱，现今经过“西医解剖考验”，既往“敝国名医”所论“五藏”“十二经络”等皆子虚乌有，“此敝国医道所以不振之由也”。这样的言论放在今天，也是惊世骇俗之论，也难怪吴汝纶不能把这样一篇重要的答辞以及接受《医海时报》的采访收入《东游丛录》里。而事实上，他在考察期间既已遭到离经叛道、大逆不道等指控。由此亦不难想象，同席的“毓将军”等清国官员在听到他的致辞时是怎样的一副表情。

可以说，吴汝纶的中西医对比论和“医学带动文明”论，是中国知识界当时关于医学认识的最高到达点而无人出其右。他不仅是把“医学”带进清末留学界的第一人，也是为引进西方新医学，从而建构近代中日两国医学纽带的第一人。1905年11月，张之洞通过清国公使馆照会日本外务省，表示计划派遣六十名“军医学生”，望日方予以接收，亦与吴汝纶教育考察中的医学关系甚大。所以当他病逝的消息传来时，日本各界皆予以报道和表示哀悼，医学界尤表沉痛，称他是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以期支那社会革新之人，尤其是最为信赖我国医学并第一个着手清国医学启发事业之人”。

“鲁迅”当时是作为清国留学生周树人在弘文学院留学，他后来所谈的学医动机，即，出于“悟得中医”和相信西医有助于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皆在以上所见吴汝纶之所感所见所思所言的范围之内，二者之间可谓同频共振，周树人在认知上受吴汝纶的影响不仅并非不可想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排他性。而这与同一时期他在“斯巴达”认知上受梁启超的影响完全同构。那么，在现实中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接点吗？事实上，7月14日，也就是在赴同仁会欢迎宴会的两天前，吴汝纶已经访问过了弘文学院。

七吴汝纶对弘文学院的访问

吴汝纶日记“（六月）十日戊戌”，即7月14日记载：“午后至弘文学院，嘉纳为吾国来学生所立者。房宇尚未竣工。外部侍郎珍田捨已（应为“巳”字——笔者注）、学校师矢津昌永均来与坐。学徒虽未娴熟，然本国无此堂也。”

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主持的《国士》杂志也在8月10日刊行的第四十七号显要位置予以报道，不仅卷首刊登合影照片，还为照片配上了详细的解说：

本期插入卷首的照片是上月14日，镇国将军及吴汝纶一行为考察清国留学生学业而来弘文学院时，在该学院庭院内拍摄的。照片中，从前排第二列起，左端（面对照片方向）站立的是清国宗室镇国将军毓朗先生，旁边是吴汝纶先生，其他为随行人员。而站在镇国将军旁边身穿洋装的人是日本外务总务长官珍田，接下来穿和服的是本会会长嘉纳。以上这些重要宾客和主人之外，左右两边站立者为弘文学院教职员工及当天随行人员。（合影照片见【附录七】）

▲『毓朗贝勒、吴汝纶一行与弘文书院师生合影』『国士』1902年8月10日，附录七

不过，这个解说是有缺陷的，因为没有提到占照片人数主体的留学生。该照片是168人的合影，除贵宾一行和以嘉纳治五郎为首的弘文学院相关人员外，有136名是弘文学院在校留学生，都清一色身着弘文学院夏季制服，白帽白衣，整然排列。据说，他们当中就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教育家胡元倓（1872-1940）、同盟会创始人胡汉民（1879-1936）、民国军政要人李书城（1882-1965）、华兴会和同盟会创始人黄兴（1874-1916）、国民党元老吴敬恒（1865-1953）、后来出任过袁世凯顾问，既参加过国民党也参加过共产党的杨度（1875-1931），当然也包括身材矮小，在人群中不起眼的周树人。《国士》上的这张合影，是周树人在弘文学院入学三个月后拍摄的。

那么，还记得吴汝纶在前述《医海时报》的采访时对记者的承诺吗？他答应将从现在开始，通知“学生俱乐部”，调查目前有志学医的人数，并向他们告知日本医学界的欢迎之盛情，同时也要让留学生们了解日本医学校的情况。作为教育考察官，吴汝纶在日本期间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与留学生们广泛而频繁的接触：与他同乘玄海丸抵达长崎的除了随行人员外，还有经嘉纳治五郎斡旋而赴日留学的十二名学生，他们也随吴汝纶一道参观了长崎医专；6月29日，也就是吴汝纶到达东京的第二天，“为吴汝纶、经莲珊两氏，清国留学生男女生徒六百余名，本日午后二时，于锦辉馆举行园游会”（“六百余名”，几乎是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悉数到齐的人数，周树人会不在其中吗？）；而在此后的滞留期间，吴汝纶不仅频繁出入留学生会馆，还走访了有留学生的主要学校，甚至还被深深卷入到著名的吴敬恒等人的“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中。可以说吴汝纶是清廷赴日官员中最了解留学生，也是最为体恤留学生的学政官。弘文学院是他的重要走访之地，这可从“清国宗室镇国将军毓朗”一同前往获得佐证。

那么，他在弘文学院跟留学生们见面时，会问到今后有谁愿意学习医学吗？他会跟留学生们讨论学习医学的意义吗？他会介绍他“在文部省对医学专门学校相关之官制以及学科程度等所做的最为仔细的调查”吗？他在考察期间所做发出的关于医学方面的那些离经叛道的言论，是不是很能击中因中医而丧父的周树人之心从而唤起他对中医的憎恶？然而，尤为重要的是，作为考察报告的《东游丛录》，几乎在他考察结束的同时，就已经由三省堂书店在东京出版了，其“堪称一种复命书……全书汉文，为示支那人所著者也”（参见【附录八】「『東遊叢録』廣告」）。吴汝纶的一片苦心并未白费。1903年1月29日春节（“癸卯正月初之日”），“我绍兴人在留日本东京者，共二十有七人，开同乡恳亲会于牛込区之清风亭”，共同起草一份“在留东京绍兴人寄回同乡公函”，凡六千言，主旨在劝绍兴同乡出来留学，开阔眼界，不要落在其他省份之后，其中主要从“教育”“政治”“工艺”三个方面介绍日本新事物，而大抵以吴汝纶《东游丛录》之考察报告为基底，若以今日“量化”定位两者之关系，则可以大学图书数据为例：“若大学校所置之图书馆，庋东，西书籍三十一万册。（中国，日本书共十七万册，欧美书十四万册。）”——吴汝纶：“继入图书馆，有书三十一万三千余部，中国、日本书十七万余部，余皆欧美书。”这是《东游丛录》在留学生中广泛传阅的证据。周树人也是这份《绍兴同乡公函》的二十七名署名者之一。那么，书中围绕“医学”二字的记述，会不会是此后周树人医学志向的最早植入？因为上述这些都处在有着清晰逻辑关联的事项之内。不过，在鲁迅自述的学医动机方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彼时的周树人怎么会想到战时去当军医？

『讀賣新聞』,東京:讀賣新聞社,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一月八日,全国版,朝刊,第5頁。

附录八

八关于“军医”之说

吴汝纶在考察期间会晤了拥有最高头衔的“军医”，即陆军军医总监佐藤进（Sato Susumu，1845-1921）。日记（六月）“十六日甲辰，佐藤进来访，陆军军医总监，从四位，勋二等，医学博士。前游女子美术学校，校主佐藤静者，其夫人也。夫妇专力办一美术学校，极可敬佩。”但他除了对作为学校建制的“军医”有记述外，关于前述“医学”意义的“军医”并无言及。也就是说，即便周树人读到了与吴汝纶相关的报道或《东游丛录》等文本，也从中读不出战时去当军医的字样来。

那么，周树人战时去当军医的想法会来自哪里呢？这当然也和他汲取其他方面的知识一样，大概率不会在“时代教科书”之外。

1904年4月30日，周树人在弘文学院修满两年“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毕业，获得了嘉纳治五郎签署的毕业证。而日俄战争也于两个多月前爆发，各种关于“军医”的报道也开始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作为行业报纸，《医海时报》上早有“依託学生”（笔者按，即作为预备军医培养的医学生）见报；周树人入学仙台医专后这种动态仍然持续，从《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关于“军医”的采访中也能看到这方面的消息，如同班同学铃木逸太就谈了仙台医专有学生当“依託生”的事，而实际也确有数十名仙台医专的四年级学生在教员的带领下参与了当地各医院救治伤员的“帮助勤务”活动；在著名的现存15枚“幻灯片”里，也有医务兵“名誉战死”的场景。1905年11月《医海时报》对前述“郭钟韶”亦有报道，称“由袁世凯管辖直隶省奉命留学本邦之医学生”郭钟韶，以优异成绩被录用为“同省军医”。与此同时，如前所述，张之洞通过清国公使馆照会日本外务省，表示计划派遣六十名“军医学生”，望日方予以接收。这些当时发生在周树人身边的“军医”事项，可能都会在彼时当“军医”的意识层面上给周树人留下记忆，也可能会在后来从“军医”这一层面为此前的学医选择提供一种解释。不过这些零零碎碎，无论如何都拼凑不成一个与“维新的信仰”相关的“战时去当军医”的叙事。那么，这样的叙事有没有呢？回答是肯定的。

就在三省堂出版吴汝纶《东游丛录》两年后，也就是1904年10月，东京裳华房发行所主人芳野兵作发行了富士川游（Fujikawa yuu，1865-1940）编撰的《日本医学史》一书（初版书影见【附录九】）。该书正文长达1036页，另附《日本医事年表》123页、《日本医学史索引》29页，可谓一部名副其实的日本医学史巨著，而在事实上也的确是日本医学史的奠基作。而很显然，日俄战争不仅是促成该书出版发行的契机，也构成其完整的时代背景。

三宅秀（Miyake Hiizu，1848-1938）为该书作“叙”，就“战事”与“医史”、“医史”与“文化进步”作如下之言：

【中译】

刻下讨俄皇师，正奋斗勇进于海陆，奏百战百胜之功，是毕竟仰仗将士富有忠君爱国之心。自明治维新成就大业以来，前后数度外征，全获大捷，其远因则渊源于既往大日本史及日本外史等国史编撰，将我国体卓越于他邦，普遍鼓吹于国民，以振奋涵养勤王殉国之志操。及医史之医学，感动之作，亦不相让。抑医史乃奖励医学者志气之兴奋剂，可赖以考究学理，启发并兴奋思考，好博闻而涉猎千古学说，以补益见识，兼可矫制陷入鄙陋偏见，其效力恰等同保固强壮之药品。

又，关于各邦固有之疾病，存在特异观念，而索其起源，究其变迁之理，必不可不依照自国之医史。然而，既往医史当中，就文化进步和医事沿革并无联结并论，致使医史尚存一大缺陷。今有本书公开发行，作用于医史之医学，其效果始至于完全，是乃秀最为欣喜之至者也。依聊题鄙言于卷首，以代本编发刊之祝辞，且赞畏友富士川铎德之伟大勤劳尔。

三宅秀是日本最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人之一，时任贵族院议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他除了肯定这部医学史也和其他史书一样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外，主要肯定该书将“医事沿革”与“文化进步”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弥补了既往医史的缺陷。顺附一句，“宏文学院《讲义录》”当中的《生理卫生学讲义》便是由三宅秀构想并编纂的。

《日本医学史》如叙中所言，全书十章，除第十章为疾病史专章外，前九章以编年史的形式叙述各个时代的医学，而且都伴随有文化史内容的讲述。第九章标题为“明治时代之医学”。在简短叙述“庆应三年十月”“大政奉还”，政府基于“求知识于世界”圣旨施政，竞相导入西洋文物，使曾经融合了支那、印度文化的日本固有文化，更吸收西洋文化，从而开创了“我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代”之后，开篇就讲“西洋医学之输入”。“输入”是从建立医学所和聘用英国医生开始的：

【中译】

王政维新之始，四方骚扰，干戈未戢，政府殊用心于学问。明治元年六月收旧幕府之医学所，归镇江府所辖，又在和泉桥通旧藤堂宅邸，建医学所附属病院，称之为“大病院”。任用萨藩徵士，前田杏斋为主事，聘请从军于羽奥战役并奏伟功之英医威利斯，委以治疗及教育之事。翌二年五月，合并医学所于大病院，改称医学校兼病院。

下文紧接着就插入一大段关于“英医威利斯”的介绍：

【中译】

威利斯（William Willis），英国人，毕业于爱丁堡大学，享学士称号。文久元年作为英国公使馆医生来我邦，时年二十五岁，居数年。庆应四年戊辰正月，伏见、鸟羽之战争起，萨、长之兵会，与桑兵战，多有蒙创伤者。当时我邦医家，尚未习熟外科之实际，英国公使帕克斯闻其事，而荐威利斯治疗萨藩士兵。威利斯乃来京都相国寺萨摩病院，治疗士兵创伤，功劳甚多。寻东北之战争起，士兵多苦恼于创伤，政府有感对于治疗西洋医家之必要，欲聘洋医某，某要求月俸千法郎和死后抚恤金，此议受阻。威利斯闻其事，有言为自家学术研究，不要薪俸，进尔欲当其任。

英国公使帕克斯从中斡旋，我国政府喜允其请，派威利斯从军，从事伤者之治疗。威利斯乃奉命自越后、高田至会津、白河，参与数处战争，截上下肢，堆积如山。此时将双氧水用于创伤，将铁制固件用于骨伤等，大开外科术之新面目。东北战争平定后，威利斯被推举为东京大病院院长，在那里治疗战后伤兵，亦兼治市井患者，又开设讲座，熏陶生徒，创造施咯啰仿谟麻醉、支肢切断术等，极大促进我邦外科之实际发达。石黑忠惪、池田谦斋、佐佐木东洋等，皆出其门，而其名最为显著者。

明治三年大病院隶属于大学，医学则偏向取法德国，威利斯去大病院，依鹿儿岛藩大参事西乡隆盛推荐，受聘于鹿儿岛，在当地兴办医学校兼病院，竭尽全力于医生教育，高木兼宽、河村丰州、三田村肇、加贺美光贤等诸家皆出自其门下。威利斯在鹿儿岛十余年，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归英国，后任英国驻曼谷公使馆医生，明治二十七年二月病殁。〖〔小传〕〔近世名医传〕〗

从彼时威利斯的同事——英国外交官所留下的现场记录来看，以上关于威利斯事迹的记述是可信的。〔小传〕里的英国医生“威利斯”，转战维新后爆发内乱的各个战场，施展日本医家“尚未习熟外科”之技，救死扶伤，实施手术，截肢无数，又以新的方法治疗创面和疗治骨伤，“大开外科术之新面目”；既不图利，拒绝报酬，又不图名，功成身退，当日本医学导入转向德学时，便毅然辞去东大医院院长之职，在偏远的鹿儿岛一如既往开办医院，治病救人，培养医学人才；凡此种种，皆凸显威利斯对“自家学术研究”的孜孜以求，精益求精，亦彰显其作为医家的博大人道主义情怀和无私奉献。若以中式说法而喻，或可谓明治版的“白求恩”也未可知。

威廉·威利斯（William Willis，1837–1894）传记在日本医学史里出现，刚好是在他病逝的10年后。从此，威利斯正式进入明治功臣榜行列，被视为对日本的现代医学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最具影响力的外国医生之一。而在当时正处在日俄战争激烈冲突的背景下，也就再也没有谁能比“威利斯”更能诠释“医学”与“维新”，与“军医”的意义。

富士川游的《日本医学史》是一部影响极大的著作，甚至直接影响了十五年后出版的中国第一部医学史——陈邦贤《中国医学史》的写作。彼时，周树人刚刚入学仙台医专不久，就关联性而言，他此后在校园里与《日本医学史》里的“威利斯”相遇的盖然性极大——虽然目前还无法确认当时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否收藏有这部书。譬如，藤野先生在教授解剖学、骨学、血管学、神经学时，也会涉及到医学史，而在《日本医学史》里就有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的“解剖学”的叙述，那么，藤野先生在讲解剖学史的时候，会对这部在当时极为重要的医学史著作视而不见吗？而在他抱进教室里的那些书里会不会也有这一本呢？换言之，在当时的环境下，周树人在教室或阅览室里，能完全隔绝跟这个明治维新时期的“军医”“威利斯”的接触吗？

笔者认为，这个“军医”“威利斯”，由于出现在周树人到仙台之后，所以不一定是他选择赴仙台学医的直接动机，但经过时间的过滤和记忆的压缩，至少在他后来解释自己“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学医的动机时，成为他所能借助的一种心像。他在说“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时，心中浮现的应该是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相遇的英国“军医”“威利斯”。其之于周树人的“军医”意义，恰如《摩罗诗力说》里“开纳”（柯尔纳）和“裴伦”（拜伦）等人那种意义上的“诗人”。

九“江口教师”与“仙台医学校”里的“一”

以上是从思想和知识层面上对周树人赴仙台学医的动机所做的探讨，主要根据鲁迅后来对既往的那个自己的自述，来检证其动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资源，并具体出示了吴汝纶赴日教育考察中的“医学”和足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的英国医生威利斯作为“军医”而引领明治时代进步的实例。这后两项都是为检证周树人的学医动机所最新发掘出来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清晰地映衬出周树人留学之后接近“医学”的精神脉络。而他后来对自己学医动机的解释，皆可视为他对自己人生经历当中的这段精神历程的记忆和回顾。当然，其个人经历当中的“父亲的病”乃至所引发的“家道中落”，在这期间发挥着重要作用自不待言。

除了上述这些思想要素外，现实当中讨厌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而想远离，亦不失为动机。至于奔向哪里，而又为何“仙台”，似乎也少不了吴汝纶的“医学”倡导的影响和弘文学院内部的推介。例如在1903年5月20日发行的《国士》第五十六号“学校汇报”栏里，就已经刊载有包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内的五所医专的招生简章。考虑嘉纳治五郎主办的《国士》杂志，也是弘文学院的必读杂志，那么这个“医学”的指向性就和周树人的选择很接近了。待周树人在弘文学院毕业前后，又有姓氏为“江口”老师的关于学医的具体建议，那么选择学医也就顺理成章了。据周树人在弘文学院的同窗厉绥之（1885-1975）晚年回忆，他们“一九〇四年夏在弘文学院毕业时”之所以选择学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江口教师”的引导。江口认为，虽然“南京组（笔者按，应为“江南班”）同学在弘文学院毕业后，原应按南京派遣时意见，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但东京帝大竞争激烈，即便有清国公使馆出面向文部省交涉，“也不能把江南矿路学堂所派学生全部收入”。所以江口教师建议学医，并做了这样的介绍：“（一）当时日本的医学质量与德国相差无几，大大超过了英、美、法等国；（二）因医校之发展多于工科、农校，不会使留学生拥挤，所以名额多，可使留学生有一个好的安排。”而在多次关于推荐“学医”的谈话中，“有一次江口教师又说：你们只要进一步努力用功学习，不会成‘竹之子医者’（笔者按，此系日语的说法，指医术不熟练的半吊子医生）的。现在你们下决心学习，你们日后成名之后，就知道我江口不会给你们上当。等等。”……就这样，周树人不仅自己接受了“江口教师”的建议，还劝厉绥之和韩清泉两人也都去学医。而正如后来所知道的那样，厉绥之和韩清泉进了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周树人选择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事实上，“江口教师”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当周树人那一批留学生在弘文学院毕业之际，“日本在留之清国学生”已达“一千四百余名”，这也就难怪在樱花盛开的上野公园里会给他留下“成群结队”的印象，而想要逃离也是正常的。这时倘若有个已经在金泽医专学医的留学生熟人过来告诉他“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地处偏僻，无一中国留学生”，那么周树人“决定去仙台”便是顺理成章之举了。1904年5月21日，清国公使杨枢向仙台医专发出“南洋官费生周树人”希望入学的照会，5月23日仙台医专向杨枢发出入学许可通知并要求追加“入学愿书”和“履历书”各一份，6月3日也就是在截止日期的两天前，仙台医专收到了周树人填写的这两份材料。7月14日仙台医专发布对周树人的入学许可，7月20日当地报纸《河北新报》第五版刊登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入学试验合格者》名单，医学科“百十名”，“周树人（清国人）”排在最后；药学科“十名”。不过关于《河北新报》上的报道，正像《鲁迅在仙台的记录》所指出的那样，其在人数和名单上都存在着错误，而7月22日《官报》所发表的“医学科百十一人”和“药学科十人”，人数和名单都是准确的，医学科名单最后列“清国人周树人”。——这是《鲁迅在仙台的记录》当中没收录的最新发现的资料。9月12日，周树人出现在仙台医专的入学典礼上。这是仙台医专接收的第一个清国留学生。顺附一句，周树人离开仙台之后，从1907年至1909年，又有28名清国留学生先后在仙台医专留学，关于这些留学生的详情，有待日后调查。

江口谈话中出现的“竹之子医者”的说法很传神，日语原词为“筍医者”（音读Takenoko Isya）。数月后周树人在仙台给蒋抑卮写信说自己“或不至为杀人之医”，或与“筍医者”之告诫不无关系。

在与鲁迅相关文本中一共提到七位他留学时代的日本老师，第一位是仙台的藤野先生，其他六位都是弘文学院的老师，即嘉纳、大久保、三矢、江口、三泽和内山。关于“江口教师”，1902年4月30日（阴历廿三日），在南京的周作人收到大哥寄自日本的第二封来信，信中就提到“掌院嘉纳先生，学监大久保先生高明，教习江口先生，善华文而不能语言”。那么，这个“江口教师”是何许人，周树人当初的信里并没写全名，厉绥之在晚年接受采访时也只记得“江口”这个姓。笔者由此而展开调查——目前所知，“江口教师”即江口辰太郎（Eguchi，Shintaro，1872？-？），1893年7月7日毕业于国学院，系该校首届毕业生，同届中有后来成为弘文学院教育主任的三矢重松（Mitsuya Shigematsu，1872-1923），二人都是因文章出色而被写入校史的首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毕业合影中的二人参见【附录十】），江口毕业论文题目为《历史体文章之沿革论》，1896年11月为神户寻常中学校在籍“教员嘱讬”（笔者按，临时教员），1900年6月任成田中学校教谕，1902年5月入职弘文学院，教授教育学，1903年秋赴韩国、清国漫游，1904年1月回国后，由弘文学院转任振武学校，“专事教授清国留学之武学生”。由此可知，倘如厉绥之所说，“江口教师”力荐他们去学医，那么在时间上应该是江口辰太郎由弘文学院转任振武学校之后。转任后的江口还常回弘文吗？抑或弘文的留学生还常去找他商量吗？或许关于“学医”的建议在他们同处弘文学院校园内的从1902年夏到1903年秋这一期间就已经发生了。而如上所述，吴汝纶所带来的关于“医学”的话题，也刚好重叠在这个期间内。在江口辰太郎和周树人关于医专去向的对话里，或许就渗透着吴汝纶的教育视察所引起的“医学”话题也未可知。

▲『「第一回卒業式」』（弘文学院首届毕业生合影），國學院大學80周年史編纂委員會編: 『國學の光』,國學院大學,昭和三十八年(1963)五月二十五日

据照片解说,第二排左起第二人为江口辰太郎,第四人为三矢重松。二人后来都成了周树人在弘文学院读书时的老师。此照片系与鲁迅关联的首次发现。

有学者发现《新民丛报》上曾载“江口辰太郎讲演”“教育学泛论”第三、四、五、六章和“教育目的论”。笔者以此为线索加以再确认，始知《教育学汎论》还有第一章和第二章载于1904年12月7日发行的《新民丛报》第五十八号“教育”栏，其目录标题下，未署名，只标注“来稿”，正文标题和署名为“《教育学汎论》（湖南师范学校讲义）江口辰太郎”。接着有一段“寄者附语”，其中就该篇“来稿”中的“江口”和“讲义”有如下说明：

是篇为湖南中路师范学校教育学科第一学期讲义。前速成师范毕业生十人归而谋学校振起教育思想。师范为教育之先导，遂于湘省设五校，中路为长沙府所建之师范学校。日人江口氏，教育学之讲师也。其讲议言言皆有来历，句句皆可动人，皆就中国厉害而言，议论确实，实非空论可比。兹由该校生徒某某君等听讲时笔记者，文字之工拙非所计也。因无刻本，故寄登诸贵报以供众览焉。寄者附语

可知“江口辰太郎讲演”之《教育学汎论》，并非其本人在“湖南师范学校”的讲义，而是“前速成师范毕业生”在弘文学院听课时抄回来的讲义笔记。确认此点十分重要，就中可窥知留学生在弘文学院听讲之部分内容。例如，1905年4月5日《新民丛报》第六十六号教育栏登载的“江口辰太郎讲演”《教育目的论》，对“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有明确阐述：“希腊之司巴达”提倡“国家主义”，主张“非个人主义”，“谓人必有益于国家方成人格”。由此可坐实，“自树”（周树人所用笔名）的《斯巴达之魂》，在创作思想上，不仅受梁启超的影响，也受江口辰太郎教育学讲义的影响。

另外，作为在弘文学院一起教过留学生的同事，松本龟次郎（Matsumoto Kamejiro，1866-1945）在回忆里多次提到江口辰太郎在教科书编纂方面的贡献。目前确认其著书存目为：“江口辰太郎辭海大正三年刊一册”

周树人到仙台前的媒体记载已众所周知，但这里也有一条最新看到的他到仙台后的消息。在《教育界》第五卷第三号附录《明治三十八年教育小史》当中，亦可查“周树人”的踪迹，其“第二十九外国学生教育”中所列“清国留学生各校人员分布”内记：“仙台医学校一”。由此知道，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有了一个清国留学生，这个“一”便是周树人。此后直至今日，关于“鲁迅在仙台”的叙事便都是从这个“一”开始的。

十作为结论的补叙

本论的目的是检证彼时周树人的学医动机。从吴汝纶的教育考察和教育考察当中的“医学”，到他与日本朝野以及与留学界的关系，再到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当中的明治军医威利斯，再到弘文学院的江口老师等，可以看到，在彼时做出学医选择的周树人的周围，其实包含着许多迄今不为人所知的复杂要素，正是类似要素的大量集合把他从东京送往仙台，从而使他成为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当中的唯一的清国留学生。

现在可以明确的是，鲁迅关于学医动机的自述，是经过时间过滤和记忆压缩的产物，既是他留学时期关于医学认知的集合，也是他后来对青年时代曾经有过的学医经历的一种解释，并不完全等同于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之前的周树人的想法。周树人选择医学时所处的留学背景，他所能凭借的思想资源以及面对现实所完成的对应，亦如本论当中之所述。这些都是他成长经历中所无法回避的具体环节，却因潜藏在他此后的文字深处而令人往往忽略在他毅然决然地“弃医”之前，还确曾有过一段对医学的憧憬和投奔的选择行动。那是“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当中的梦想之一，并且还让彼时的他深信“我的梦很美满”，虽然从结果来看，对医学的热烈拥抱，不过是为了日后抛弃所做的选择，却是他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又迈出的一大步（上一步是“斯巴达”），因为学医选择本身，便意味着与新的话语、新的知识乃至新的信仰相遇。梦想并不意味着缺乏实有的空白，本论尝试探索和揭示出的或可谓其中的几多实有。就鲁迅传记而言，弘文学院和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分别代表他留学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但在两者之间却存在着一项与“动机”和“选择”相关的空白，这项空白并不在于缺少来自鲁迅本人的关于学医动机的自述，而在于对他自述动机的生成机制缺乏有效的说明。这是一个发现，本论的目的就在于去填补因这一发现而打开的空洞，以使东京与仙台之间在传记上获得有机衔接。

启迪周树人建构“美满”医学梦想的时代人物是吴汝纶。他不愧是个读透《天演论》并为严复该译本作序，予以大力弘扬的时代引领者，有着与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相匹配的知性和视野。他从融入近代文化潮流，推动文明发展的高度把握“医学”，试图通过导入与中医高下立判的“新医学”来救治老大帝国的没落和“举子”们的冥顽不化，虽自知不可为而勉励为之，虽身为访客，却以坦诚、勤勉和睿智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东道国朝野的普遍信赖，为中国近代学制和医学体系的确立，打开了以留学为媒介的衔接域外的越境通道。他把当时几乎无人问津的“医学”植入留学界，使其成为引人关注的对象。在访问弘文学院半个月后，再次接受《医海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余认识的五六人就抱有学习贵国医学的志向”，只是他们现在只能先学日语。这“五六人”中是否就包括周树人，虽然不得而知，但《呐喊·自序》中所说让“我的梦很美满”的那些“幼稚的知识”，都并未超出吴汝纶同年年底在东京三省堂出版的《东游丛录》的“医学”范围。正像1902年的梁启超通过《斯巴达小志》告诉他“斯巴达”从而使他去继续探索“斯巴达”一样，吴汝纶也在告诉他什么是“医学”，从而使他有了憧憬“医学”的梦想。

那么，作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吴汝纶的医学认知又是怎样来的呢？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决非仅凭他与中西医之关系的框架所能解决。因为这涉及到中国近代教育史、医学史和吴汝纶研究当中的“吴汝纶与医学”之整体关系的框架问题。顺附一句，也许因为吴汝纶离世得过早，也许因为相隔得太久，1927年出版的中国首部教育史著作——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对吴汝纶未着一字，1919年出版的中国首部医学史——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如本论所述，其参照了富士川游的《日本医学史》，1940年和1989年还先后出版并重刊过日译本，受到彼时日本学界的高度评价，其“第九章清之医学”专设第五节讨论“日本医学之输入”，却完全没有提到吴汝伦的名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赵洪钧编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1989），李经纬主编《中外医学交流史》（1998），于“留学”与“医学”的话题略有涉及，却仍然找不到吴汝纶的名字。“吴汝纶与医学”的问题，就这样消遁在历史的断裂当中。

吴汝纶在访日时曾自述其关于医学与维新的见解来自李鸿章（1823-1901）。作为后者的幕僚，这或许顺理成章，不过通过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卷一所列医书，也多少可窥知同时代的引领者所具备的那些医学教养。但这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

2024年11月21日星期四截稿于京都紫野

【笔者附记】

本论是在提交给“鲁迅留学仙台12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讨论会”（「魯迅仙台留学120 周年記念国際学術シンポジウム」，主催：日本周氏兄弟研究會・後援：東北大学，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六・二七日）的参会论文和会场报告的基础上完成的。早稻田大学小川利康教授的参会邀请，会场互动环节同仁们反馈的各种意见和鼓励，主持本报告的四川大学李怡教授的现场稿约，以及在查阅相关资料过程中众多师友同仁的帮助，皆是促成本论完成的强大动力，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附录目录及出处一览

【附录一】「社説　清国留學生と我醫學」原文图版

『醫海時報』第四百十号，東京：醫海時報社，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四月十九日，第一页

【附录二】吴汝纶在东京筑地所摄单人照片之铜板印刷

「口繪　清國北京大學總辨吳汝綸氏」，『國民教育』第八号，東京：東洋社，明治三十五年八月十二日

【附录一】「社説　清国留學生と我醫學」原文图版

『醫海時報』第四百十号，東京：醫海時報社，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四月十九日，第一页

【附录二】吴汝纶在东京筑地所摄单人照片之铜板印刷

「口繪　清國北京大學總辨吳汝綸氏」，『國民教育』第八号，東京：東洋社，明治三十五年八月十二日

【附录三】吴汝纶与二松学舍人士合影

「吳汝綸氏一行招待會列席諸氏」，『教育界』第一巻第十号，東京：金港堂，明治三十五年（1902）八月三日

据照片解说，前排左起依次为，细田谦藏、藤井幸槌、三岛毅（中州）、吴汝纶、绍英、入江为守、佐仓孙三。

【附录四】「呉汝綸氏を訪う」原文图版

「呉汝綸氏を訪う」，『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一号，東京：醫海時報社，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七月五日，第七页

【附录五】「呉氏の帝国大学参観」原文图版

「呉氏の帝國大學参観」，『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一号，東京：醫海時報社，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七月五日，第六、七页

【附录六】「再び呉汝倫氏と語る」原文图版

「再び呉汝倫氏と語る」，『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六號，東京：醫海時報社，明治三十五年（1902）八月九日，第六页

【附录七】毓朗、吴汝纶与弘文学院师生合影

「口絵　弘文学院に於ける清國の貴賓」，『國士』第四拾七號，東京：造士會國士編輯所，明治三十五年八月十日

【附录八】《东游丛录》发行广告

「東遊叢録」，『讀賣新聞』，東京：讀賣新聞社，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一月八日，全国版，朝刊，第5頁

【附录九】前东北帝国大学图书馆所藏《日本医学史》初版书影

该书影为东北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科亚非研究讲座硕士一年级修一可同学拍摄。

【附录十】毕业合影中的“江口辰太郎”和“三矢重松”

「第一回卒業式」，國學院大學80周年史編纂委員会編『國學の光』，國學院大學，昭和三十八年（1963）五月二十五日，第10、11頁

据照片解说，第二排左起第二人为江口辰太郎，第四人为三矢重松。二人后来都成了周树人在弘文学院读书时的老师。此照片系与鲁迅关联的首次发现。

注释

1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を調べる会編『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東京：平凡社，1978年。
2李冬木译：《藤野严九郎简谱》，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原题「藤野厳九郎略年譜」，『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第399-403页。
31973年至1977年间，由162人组建的“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启动了第四次关于“鲁迅与仙台”的调查，动员424名“支援协力者”和36 家团体，征集了21名当事人和7家学术机构的资料，集成长达430 多页的调查报告《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于1978年由日本平凡社出版。
4阿部兼也：『魯迅の仙台時代 ―魯迅の日本留学の研究―』，仙台：東北大学出版会，1999年11月初版，2006年9月改訂版。
5基本相关资料有，魯迅・東北大学留学百周年史編集委員会：『魯迅と仙台東北大学留学百周年』，仙台：東北大学出版会，2004年10月；魯迅・日本東北大学留学百周年史編集委員会編，解泽春译譯：《鲁迅与仙台——鲁迅留学日本东北大学一百周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鲁迅与藤野先生》编辑委员会编，解泽春译《鲁迅与藤野先生》，北京：新华书店，2008年；魯迅留学百二十周年記念会編：『魯迅の仙台留学―「藤野先生」と「医学筆記」―』，東京：社会評論社，2024年9月初版。
6北岡正子：『魯迅日本という異文化のなかでー弘文学院入学から「退学」事件までー』，関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以下略记为“北岡正子，2001年”。
7参见廖久明：《不一样的弃医，不一样的从文——鲁迅、郭沫若弃医从文比较论》，《鲁迅〈藤野先生〉探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48页。
8鲁迅：《呐喊·〈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以下鲁迅引文皆出自该版。
9参见鲁迅：《朝花夕拾·父亲的病》，《鲁迅全集》第2卷，第294-300页。
10鲁迅：《呐喊·〈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8页。
11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5页。
12例如，在近代教育史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当中，虽不下数十次出现“医学”，却大抵都属门类名词而非作为问题的研究对象。尤其在完成本论课题后，笔者发现，与其说这部庞大的史料集合在关于“医学”教育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失和遗漏，到莫如说可以由此清晰地看到近代教育史当中的断裂，至少在关于“留学、医学、乃至吴汝纶”的问题框架内是如此。详见本论后文。文献参见中华史料丛刊·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3关于留学史研究,除已经涉及到的北岡正子外，还有實藤恵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東京：日華学会，昭和十四（1939）年；黃福慶：《清末留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34），1983年；阿部洋：『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東京：福村出版，1990年；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過程』，東京：福村出版，1993年；阿部洋編『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と摩擦』，東京：第一書房，1983年等，均未正面涉及“留学”与“医学”之关系，只有严安生对“潮流的变迁”中的“医学”略有涉及，却证实了彼时医学之不受待见的情形，参见严安生著、陈言译：《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98-103页。又，阿部兼也对“鲁迅”学医动机所有涉及，认为是受到社会进化论影响，出于人种改良的目的，参见前出『魯迅の仙台時代 ―魯迅の日本留学の研究―』，「第七章魯迅と仙台医学専門学校（１）仙台医学専門学校へ」，第281-285頁。
14在医学史方面，有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醫學書局，1929年；赵洪钧编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技出版社，1989年；李经纬主编：《中外医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都未对“留学”与“医学”问题有所涉及或深入展开。陈著虽在“第九章清之医学”设子标题“日本医学之输入”，却侧重日本“医籍”之翻译，未涉及留学问题；赵编著对清末“日本留学”略有语及，但基本是作为背景而非问题对象；李编著中虽可见“日本近代医学传入中国”“留日医学生由日本引进西方医学”等子标题，，却基本止于概述，而不是关联机制的探讨。
15参见實藤恵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東京：日華学会，昭和十四年，第73頁；集入阿部洋監修・佐藤尚子、蔭山雅博、一見真理子、橋本学編『中国近現代教育文献資料集Ⅰ 日中両国間の教育文化交流』。
16该人数为笔者根据日媒所载各校留学生在学人数所的合计。参见「社説清国留學生と我醫學」，『醫海時報』第四百十号，東京：醫海時報社，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四月十九日，第一頁。
17前出，實藤恵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第95頁。
18「學生の呉氏歓迎會」，『朝日新聞』，明治三十五年（1902）六月二十九日，東京，朝刊，第一页。
19「再び呉汝倫氏と語る」，『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六號，明治三十五年（1902）八月九日，第六頁。
20前出，實藤恵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第95-99頁。
21北岡正子，2001年，参见「まえがき」「あとがき」。
22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鲁迅全集》第3卷，第102页。
23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77-578页。
24参见實藤恵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稿』，第77頁。
25嘉納治五郎：「清國」，参见『嘉納治五郎大系』第六巻（教育論Ⅱ・国家と時代）第208‐212頁。
26嘉納治五郎：「支那留学生教育学校宏文学院経営譚」，『成功』第九巻第一號，東京：成功雑誌社，明治三十九年（1906）四月十日，第6頁。
27鲁迅：《朝花夕拾·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07页。
28横山健堂：『嘉納先生伝』，講道館，昭和十六（1941）年四月，『嘉納治五郎大系』第11巻，第162-163頁。
29参见前出「社説清国留學生と我醫學」，『醫海時報』第四百十号，第一頁。
30「成城学校」，『教育報知』第六十五號，明治二十年（1887）五月七日，第五、六頁。
31参见《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上），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三二七頁。
32『國士』第四拾四號，東京：造士会，明治三十五年（1902）五月十日，第71页。
33例如，与周树人同入弘文学院的顾琅1904年就进了帝国大学工科。参见北岡正子，2001年，第373頁。
34据前出「社説清国留學生と我醫學」对1902年4月各校留学生入学人数所做统计。
35本论所引日文资料之中文译文，皆由李冬木翻译，以下相同。
36「社説清国留學生と我醫學」，『醫海時報』第四百十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四月十九日，第一頁。
37「文部省令第八號」，『醫事新聞』第五百八十七號，東京：醫事新聞社，明治三十四年（1901）四月十日，第六六頁。
38关于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和嘉纳治五郎赴清国考察教育，参见横山健堂：『嘉納治五郎傳』「第三章支那教育の権威」，東京：講道館，昭和十六年（1941）四月，第152‐233頁；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第六章張百照の教育刷新と呉汝論の渡日使命」，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12月，第194‐224頁。北岡正子：2001年，「プロローグ――中国近代教育の曙」、「嘉納治五郎中国教育視察の旅」，第1‐34頁、第163‐270頁。
39「碩儒呉汝綸来朝せんとす」，『朝日新聞』，明治三十五年（1902）四月十日，東京，朝刊，第三頁。
40「［よみうり抄］李鴻章の幕僚・呉汝綸来日」，『讀賣新聞』，明治三十五年（1902）六月十日第二頁。
41参见稲葉君山「清國碩儒吳汝綸傳」，『太陽』第八巻第九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七月五日，第166-170頁。
42稲葉君山：「清國碩儒吳汝綸傳」，第170頁。
43稲葉君山：「清國碩儒吳汝綸傳」，第169頁。又，亦可参照「公論日誌」，『中央公論』第十六年第八号，明治三十四年（1901）八月一日。
44「呉汝綸評」，『中央公論』第十七年第六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六月一日。
45「社說清國碩儒の萊朝」，『朝日新聞』，明治三十五年（1902）六月十五日，東京，朝刊，第二頁。
46「來遊者吳汝綸」，『朝日新聞』，明治三十五年（1902）六月十五日，東京，朝刊，第三頁。
47老少年：「呉汝綸」，『朝日新聞』，明治三十五年（1902）六月十二日，東京，朝刊，第二頁。
48「新案三題噺」，『讀賣新聞』，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一月十二日，全国版，朝刊，第四頁。
49「口繪清國北京大學總辨吳汝綸氏」，『國民教育』第八号，東京：東洋社，明治三十五年八月十二日。
50参见卷首照片及其照片背面的解说。『教育界』第一巻第十号巻首，東京：金港堂，明治三十五年（1902）八月三日。
51‍細田謙藏「邀請吳公及榮少二君序」，『教育界』第一巻第十号，第1頁。
52‍「呉汝綸之答辞」，『教育界』第一巻第十号，第2頁。
53‍在北冈正子所做调查（北岡正子，2001年，第6-7页）的基础上，笔者根据《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相关报道，进一步明确了抵达各地的日期和时间。
54‍关于“三桥旅馆”，参见《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第三二七頁。「呉汝綸氏入京」，『讀賣新聞』，明治三十五年（1902）六月二十七日，全国版，朝刊，第一頁。
55‍「呉汝綸氏を訪う」，『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一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七月五日，第七頁。
56「呉氏の帝國大學参観」，『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一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七月五日，第六至七頁。
57‍「雑報・呉汝綸氏を歓迎すべし」，『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六月八日，第一二頁。
58‍光绪帝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出生，故1902年的万寿节为西历8月1日。
59‍「再び呉汝倫氏と語る」，『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六號，明治三十五年（1902）八月九日，第六頁。
60‍「碩儒呉汝綸来朝せんとす」，『朝日新聞』，明治三十五年（1902）四月十日，東京，朝刊，第三页。文中所称“东亚同文书院”有误，应为“东京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系日本同文会所设私立学校，1899年设立“南京同文书院”，1901年迁至上海，校名“东亚同文书院”，同年1月19日在东京神田锦町开设作为清国留学生预备校的“东京同文书院”（参见「東京同文學院開院式」，朝日新聞，明知三十五年一月二十日，東京，朝刊，第一頁）。吴汝纶之子吴启孙当时在该校就读。
61‍「田原禎次郎編簒：『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名録』，支那研究會，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第477頁。感谢东京大学陈捷教授教示。
62‍「参见周宁：《吴汝纶与中西医》，西安：《唐都学刊》，2006年第22卷第4期，引文见该刊第108页。
63‍「吴汝纶身边的日本友人，对其临终有详细记录，亦证言：“吴氏不信汉医而希望西医诊察”。参见，早川新次：「呉汝綸氏逝く」，『朝日新聞』，明治三十六年（1903）二月二十二日，東京，朝刊，第一頁。
64‍「《與吳季白三月廿五日》，李松生主编《桐城吳先生集》第6卷，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172-173页。
65‍「《與吳季白三月廿五日》，《桐城吳先生集》第6卷，第172-173页。
66‍「《與吳季白七月三日》，《桐城吳先生集》第6卷，第193-194页。
67‍「《答何豹丞同日（十一月十七日）》（1897年12月10日），《桐城吳先生集》第6卷，第193-385页。
68‍「《與張尚書五月廿七日》（1902年7月2日），《桐城吳先生集》第7卷，第228-229页。
69‍「「清國呉汝綸氏留學生を率ひ醫學專門學校を參觀す」『研瑶會雑誌』第四十九號「雜報」，長崎醫學專門學校研瑤會，明治三十五年（1902）七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一頁。
70‍「山本伊方：「清國特命使呉氏一行」，『朝日新聞』，明治三十五年（1902）六月二十四日，東京，朝刊，第一頁。
71‍「十人十論・呉汝綸」，『中央公論』第十八年第二號，東京：中央公論新社，明治三十六年（1903）二月一日，第七十、七十一頁。
72‍「呉氏の帝國大學參觀」，『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一號，明治三十五年（1902）七月五日，第六页。
73‍「呉汝綸氏と學校衛生學」，『醫海時報』第四百三十一號，明治三十五年（1902）九月十三日，第八頁。
74‍「吳汝綸氏と醫學專門學校官制」，『醫海時報』第四百三十六號，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月十八日，第五頁。
75‍《井上哲次郎筆談》，《函札筆談》第二十七页，《東遊叢錄四》，《桐城吳先生集》第9冊，第495页。
76‍《貴族院議員伊澤修二氏談片吳振麟錄》，《函札筆談》第八十七至九十页，《東遊叢錄四》，《桐城吳先生集》第9冊，第555-558页。
77‍《與李亦元同（六月十二日）》（1902年7月2日），《桐城吳先生集》第7冊，第238-239页。
78‍小野得一郎編：『同仁会三十年史』，東京：財團法人同仁會，昭和七年（1932年）九月，第5-6页。又，关于该会成立经纬，请参见该书“第一章同仁会成立”以及江口定條、入泽达吉所写的序。
79‍野得一郎編：『同仁会三十年史』，第三頁。
80‍「同仁会と袁世凱」，『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六號，明治三十五年（1902）八月九日，第六頁。
81‍医学博士・岡田和一郎：「同仁会に就て」，『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號，明治三十五年（1902）六月二十八日，第三頁。
82‍醫學博士・岡田和一郎：「同仁会に就て（承前）」，『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一號，明治三十五年（1902）七月五日，第二頁。重点号系原文所带。
83‍鲁迅：《朝花夕拾·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第318页。
84‍《桐城吳先生日記（二）》，《桐城吳先生集》第14冊，第311页。
85‍《桐城吳先生尺牘二·同仁會歡迎會答辭》，《桐城吳先生集》第7冊，第353页。
86‍《桐城吳先生尺牘二·同仁會歡迎會答辭》，同上，参见第354页。
87‍《吳汝綸先生全書行狀·李景濂〈清史本傳〉》，參見《桐城吳先生集》第8冊，第462-463页。
88‍「清國の軍醫學生」，『醫海時報』第五百九十七號，明治三十八年（1905）十一月廿五日，第七頁。
89‍「清國碩儒吳汝綸氏逝去の訃」，『醫海時報』第四百五十八號，明治三十六年（1903）三月二十一日，第二頁。
90参见李冬木《从“斯巴达”到“斯巴达之魂”——“斯巴达”话语建构中的梁启超与周树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4期，集入《越境：“鲁迅”之诞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7月，第250-294页。
91《桐城吳先生日記（二）》，《桐城吳先生集》第14冊，第231页。
92译自『國士』第四拾七號「口絵の解説」。
93北岡正子，2001年，第124-125頁。
94参见前出「清國吳汝綸氏留學生を率ひ醫學專門學校を參觀す」、「清國特命使吳氏一行」。
95「學生の呉氏歓迎會」，『朝日新聞』，明治三十五年（1902）六月二十九日，東京，朝刊，第一頁。
96关于“成城学校”，当时的日本报纸和杂志多有报道，北冈正子对此有详细整理，参见北岡正子，2001年，「五成城学校入学事件」，第208-263頁。
97「吳汝綸氏と醫學專門學校官制」，『醫海時報』第四百三十六號，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月十八日，第五頁。
98呉汝綸署：『東遊叢録』，東京：三省堂書店，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月十七日發行。
99「新刊各種・東遊叢録（呉汝綸著）」，『朝日新聞』，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一月月二十日，東京，朝刊，第七頁。
100《绍兴同乡公函》，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1页。
101前出《绍兴同乡公函》，第204页。
102前出《绍兴同乡公函》，第206页。
103《教育·桐城吳先生日記卷第十》，《桐城吳先生集》第14卷，第223頁。又，该日记当时收入《東遊叢錄·日記二》。
104《桐城吳先生日記（二）》，《桐城吳先生集》第14卷，第231页。
105据北冈正子调查，“普通速成科”系毕业证上的误记录，应为“速成普通科”。参见北岡正子，2001年，第92-96頁。
106例如，检索『朝日新聞』，在1904年2月1日至1905年9月30日（日俄战争期间），与“军医”相关的报道503条；同一期间内『讀賣新聞』的相关报道98条；又，据「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检索，『醫海時報』的相关报道86件；博文館雑誌『日露戰爭實記』、『日露戰爭寫真畫報』等关于“军医”的记事148条。
107「依託學生」，前出『醫海時報』』第四百二十一號，第七頁。
108『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第182-183頁。
109『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第三章在学時代の周樹人一学校と学生」，第96至98頁。
110『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幻燈タネ板」「第十九山岡看護手名誉の戦死（左）」，第145頁。
111「直隸省軍醫と留學生」，『醫海時報』第五百九十七號，明知三十八年（1905）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九頁。
112「清國の軍醫學生」，同上，第七頁。
113三宅秀：「日本醫學史敘」，富士川遊編撰『日本醫學史』，東京：裳華房發行所主人芳野兵作，明治三十七年（1904）十月三日發行。
114蔭山雅博：《明治日本与中国留学生教育》，東京：雄山社，2016年，参见第25-26页，第31-32页。
115关于以上内容介绍和译文原本，参见『日本醫學史』第九二六、九二七頁。
116引文译自『日本醫學史』第九二七、九二八頁。
117アーネスト・サトウ著，坂田精一訳：『一外交官の見た明治維新（上下）』（A Diplomat in Japan, by Ernest Mason Satow），岩波文庫青425－1，1988年11月5日第38刷発行。ヒュー・コータッツィ編、中須賀哲郎訳：『ある英国外交官の明治維新――ミットフォードの回想』（Mitford's Japan），東京：中央公論社，昭和六十一年（1986）六月。ヒューコータッツィ、中須賀哲朗訳『ある英人医師の幕末維新 W.ウィリスの生涯』（Dr. Willis in Japan 1862-1877 : British medical pioneer），東京：中央公論社，昭和六十年（1985）四月。
118参见陳邦賢《中國醫學史·緒言》及其參考書目，《民國叢書》第三編-79-科學技術史類，上海書店，1991年12月。
119关于当时的藏书，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3月被吸收进东北帝国大学，成为“医学专门部”，1915年7月，东北帝国大学开设医科大学，1916年6月，医学专门部图书转移至东北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医科分馆保管。参见「東北大学キャンパスガイド・仙台医学専門学校」，http://campus.bureau.tohoku.ac.jp/campusguide/bunkazai/isen/isen_history.html。据东北大学史料馆副馆长加藤谕教授介绍，由于没有仙台医专的藏书目录，故无法了解当时的藏书状况。目前确认在东北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旧藏书中，有两册《日本医学史》，皆为明治三十七年（1904）十月初版，一册有“東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昭和5年（1930）2月6日受入”的印章，另一册扉页上有“昭和六年十月十日著者富士川遊手署”字样，但图书馆藏书印为“東北帝國大學圖書館第二部大正十一年（1922）八月廿九日受領”，可推测“昭和六年十月十日著者富士川遊手署”的签名是后来补加上去的。那么，有“富士川遊手署”字样的藏本，就时间上而言，其继承于仙台医专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兹谨对在此项调查中给予笔者以大力帮助的东北大学国际文化研究科亚非研究讲座硕士一年级修一可同学致以衷心感谢。
120「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國士』第五十六號，第67頁。
121参见陈有雄：《浅谈鲁迅在日本时期的二三事》所记厉绥之回忆“二、鲁迅当时为什么不学开矿而改学医学”，济南：《山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5期，第88-89页。又，厉绥之《五十年前的学友――鲁迅先生》，参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53页。
122「日本在留の清國学生」，『教育界』第三巻第六號，東京：明治教育社，明治三十七年（1904）三月三日，第一三一頁。
123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7页。
124参见『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第44-46頁。
125参见『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第61-62頁。
126参见大蔵省印刷局編『官報』第六三一八號，明治三十七年（1904）七月二十二日，第五五六页，〇【學事】欄「〇入学許可仙臺醫學專門學校ニ於テ本月十九日醫學科ヘ百十一人、藥學科十人入學ヲ許可セシ者ノ族籍、氏名左ノ如シ」。
127『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第46頁。
128「明治40年入学：7名，明治41年入学：8名，明治42年入学：13名，合計：28名」，这一数据系东北大学史料馆提供，在此谨对协助此项调查的东北大学教授加藤諭先生、岡安儀之先生致以衷心感謝。
129鲁迅：《书信·041008 致蒋抑卮》，《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0页。
130《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上），第三三〇頁。
131前出，陈有雄：《浅谈鲁迅在日本时期的二三事》。
132「第一回卒業式」，国学院大学80周年史編纂委員会編『国学の光』，国学院大学，昭和三十八年（1963）五月二十五日，第十、十一頁。
133國學院大學八十五年史編纂委員会編『國學院大學八十五年史』，東京：國學院大學，昭和四十五年（1970）三月三十日，第一七四頁。
134原題「歷史体文章の沿革論」，「雑録」欄，『國學院同窗會雜誌』第十五號，國學院同窗會[編]，明治廿六年（1893）七月十日，第二十一頁。
135『職員録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現在（乙）』，內閣官報局，明治三十年（1897）一月九日，第五十一頁，神戶尋常中學校。
136「旧職員表」，大野政治編『成田高等学校史創立六十周年記念』，成田高等学校, 昭和三十三年（1958）十月七日，第五五八頁。
137蔭山雅博：「宏文学院における清末中国人留学生の教育について―弘道館所蔵の宏文学院関係文書を中心―」，『呴沫集2』，東京：呴沫集発行世話人，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一日，第136页。又，「國學院ゝ友の動静」，『國學院雑誌』第八巻第六號，國學院大學，明治三十五年（1902）六月十四日，第一一一頁。
138「院友の動静」，『國學院雑誌』第十巻第一號，國學院大學，明治三十七年（1902）一月十日，第八六頁。
139潘世圣：《留日时期的鲁迅与嘉纳治五郎》，济南：《东岳论丛》，2015年3月（第36卷／第3期)，第85页。
140江口辰太郎：《教育學汎論》，《新民叢報》第五十八號，第51页，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總页第八〇三五頁。《教育目的論》，《新民叢報》第六十六號，第四七頁，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總页第九一七七頁。又，原文无标点，标点为引用者所加。
141江口辰太郎：《教育目的論》，《新民叢報》第六十六號，第47页，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總页第九一七七頁。
142关于梁启超和周树人围绕“斯巴达”之关系，详见前出《从“斯巴达”到“斯巴达之魂”——“斯巴达”话语建构中的梁启超与周树人》一文。
143关于松本龟次郎与周树人之关系，参见李冬木《关于留学生周树人的两位日本老师——以“流石”为中心》，北京：《鲁迅研究月刊》2024年第7期，第5-15页。
144松本亀次郎：『中華五十日游記附・中華留学生教育小史・中華教育視察紀要』，東京：東亜書房，昭和六年（1931）七月，第一五頁。松本亀次郎：「緒言」，宏文学院編『改訂日本語教科書』（改訂十三版発行），東京：有隣書屋、昭和十年一月，第一頁。
145「院友著書展覽目錄」之「院友會第一期」欄，『國學院雜誌』第三十三巻第六號，東京：國學院大學，昭和二年（1927）六月十日，第一三六頁。
146附録『明治三十八年教育小史』第二四頁「清国留学生の學校別人員」。『教育界』第五巻第三號，金港堂書籍株式会社，明治三十九年（1906）一月一日。
147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页。
148陳邦賢著、山本成之助譯：『支那醫學史』，東京：大東出版社，昭和十五年（1940）一月二十日；同『中国医学史（全）』，東京：科学書院，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版，系1940年日译版的复刻版。
149参见前出，「呉氏の帝国大学参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