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报道】官鸿志丨不孝儿英伸

在今天的大陆，有许多人关心台湾，但往往缺少深入台湾社会历史内在的契机，看台湾问题也就很难深入。突破这一状况的办法之一，是重新探访一些曾搅动台湾社会各个阶层，且特别能显现人的精神、心理层次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不容易由平常的研究、交流捕捉到的，一个社会内部的心理结构。在当代这些特别的事件里，“汤英伸救援”尤值得关注。

1986年1月，19岁的曹族少年汤英伸，上台北打工九天，犯下命案；三审死刑定谳，六家媒体、文化界、学术界120多人曾联名上书蒋经国，请求“枪下留人”。汤英伸人没有留下，留下的，是由他而起的对台湾经济“黄金时代”的暗面与问题的影响深远的大讨论，诸如现代教育的人文性缺失、经济发展中的失范、道德沦落、青少年犯罪、少数民族的结构性困境、法律的民族适应性、城乡差异、宗教信仰与社群关系等等。众多具有高度思考力、社会工作经验的作家、学者、媒体人、音乐人、法律、宗教人士投入，以及众多青年学生、教师、普通人参与的“汤英伸救援”和大讨论，可以说是1970年代以来台湾关怀乡土、关怀社会的文化运动的一个节点，也是一个剖面，某种意义上，也是属于80年代台湾的、与社会议题结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汤英伸救援”，成了一个理解台湾当代历史和社会演变的重要切入点。而当年推动这些救援行动和讨论最核心、最重要的力量，是《人间》杂志。时任《人间》杂志记者的官鸿志，也在追踪汤英伸案一年多的三篇持续报道中，如陈映真一再说的，“从民众的生活现场学习”，在《人间》看见了人间，确立了为人间的自我。

这里首先推送的，是《人间》第9期专题报道“悲剧背后的线索”中的第一篇《不孝儿英伸》。期待这样能看见人的境况的报道，不但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台湾，也能成为当下关怀现实的写作的有益借鉴。

阿里山麓底下，仍然阴阴地笼罩着凛冽的寒冬。吴凤乡分驻所所长郭孝华接到台北一通电话，立即率领几名部下，匆匆地驱车赶到特富野，那是一座纯朴的小部落，坐落在高高的山岭上，四周环山依水，住着五十余户邹族人家。村内，最靠近翠谷断崖的一户，主人汤保富因公去台北出差；太太汪枝美一个人在屋子里。四年前，她因为骑车坠落山谷，脊椎骨重摔受伤，半身不遂，正躺在床上休息。

她隐隐听到屋外有人敲门，呵卡答呵卡答的皮鞋声，在庭院四周走动。汪枝美勉强拄起拐杖，走进客厅，才赫然发现所长郭孝华坐在沙发上。

“你儿子汤英伸有没有回来？”所长问。

汪枝美怔了一下，说：“他，才离家出去，失踪了几天，我们也找得心急呢！”

“他在台北可能涉嫌一件案子！”郭所长说。

电话铃响。恰好是目前还在台北警察学校念书的大儿子打来的，“爸，我找到汤英伸了，听说在一家天祥餐厅打工……”才从台北回到家不久的汤保富接了电话，也没等对方说完，就问：“人呢，你看到他了？”

“没有，昨晚本来可以去找他的，但我把荣誉假转让给一位同学，他摔柔道受伤，必须去看医生……”电话的那一头说。

“听说你弟弟出事了，你赶紧去找人，带他到警察局解释清楚。一定有误会，你们老老实实地讲，没有关系，一定是个误会。”汤保富说。

由于住在这宁静的高山上，与外面的世界隔得很远，这一家人为什么缘故被惊动？当时连所长郭孝华也说不出个道理。他只是奉命调查。但，当天的晚报，却早已传出一起凶杀命案，以三版头条刊布了出来：“一月廿五日上午，在台北新生北路二段开设翔翔洗衣店的彭喜衡、妻子王玉琴、女儿彭珊珊，遭歹徒以重物击打，头部破裂死亡，仅余被害人的两名儿子幸免。……”

报上的消息还不能确定凶手是谁，只隐隐地提到一个年约廿余岁的洗衣店工人可能涉嫌。警方正封锁现场，进行搜索、勘验中。

电话铃又响。下午四点，汤英伸在台北建国北路的亲戚家，被哥哥找到了。“妈妈没事啦，您放心……”汤英伸在电话中低声地说，这是他离家十五天后，第一通打回家里的电话。

“你和哥哥去警察局解释，老老实实地讲……”汪枝美再三叮咛着。她对老二抱有信心。在她心中，老二基本上是个很善良的孩子，她相信一定是个误会。

挂了电话，汤保富匆匆的又开车北上了。

说来倒也奇怪，就在前一天，一月廿三日，他也听说汤英伸在台北的一家天祥西餐厅打工。本来和汪枝美约好一月廿六日（星期日）去找儿子，但熬不住内心的焦急，在嘉义开完会议后，当天下午他便直接北上了。

汤保富按地址去找，报纸广告栏明明写着“北市民族西路六十五号二楼，富国大饭店对面”，却怎么也找不到天祥西餐厅。他挨家挨户，几乎踩遍了街头一带的小巷，直到午夜，总算找到一家“天祥自助餐厅”。一问之下，老板说：”奇怪，很多父母也和你一样，没头没脑的，跑到我这儿要孩子。你自己看看，我这个店像西餐厅吗？”老板无可奈何，看看汤保富一脸的风霜，开始用同情的口气说，“依我看，你还是赶紧到派出所报个案吧！”

山上的初春，一贯比平地冷。可是这时候的冷瑟瑟的台北街头，使汤保富感觉到一股打心里窜出来的冷意。英伸离家出走的这些天来，音讯全杳，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同名的餐厅，却遇上诡异的难题，他急忙跑到民族西路派出所查询，值夜的警员说：“天祥西餐厅没有登记！”

廿五日下午六点，台北建国北路上，汤英伸和哥哥俩人，坐上出租车径自往台北中山分局开去。汤英伸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是沉默地看着窗外的街景。突然间，汤英伸嘘嘘地抽泣起来。他努力抑制抽搐，抬起满是泪水的脸，说：“哥哥，我们能不能先回家，看爸爸，妈妈……好不好？”

事实上，当天下午三点，汤英伸已经打电话给中山分局说：“我杀了人，下午去警察局自首。”

他一个人怀着全世界最大的孤单，站在约定的弄口上等警察来带走他。然而，警察没有出现。他又茫然地，孤单地走了。

第二度打电话自首时，才又讲明：“下午六点左右去自首”，这时，汤英伸在哥哥陪同下，向中山分局自首投案。他一字一泪地向警方笔录人方真彦招供。

问：有无前科？有无参加不良帮派？

答：没有前科。没有参加不良帮派。

问：你今天是为何事来分局？

答：因为我于七十五年一月廿五日凌晨一时许，在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号翔翔计算机干洗店杀人，现在来分局投案。

问：你是如何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号翔翔计算机干洗店做工？

答：我是于七十五年一月十六日中午，由世吉介绍所邱世芳先生介绍到本市新生北路二段一三七巷四十九号翔翔计算机干洗店工作，至今有九天。

工作才九天，他成了杀人嫌犯

命案发生以后，舆论哗然，给社会带来不少的惊动。电视新闻以“灭门血案”为题，做了很大的报导；有一家报纸把这件命案定性成“引狼入室的悲剧”。但凶嫌汤英伸却只是一个嘉义师专肆业的国家公费生，这个事实引起教育界关注，也造成省内罕见的议论话题。政大法律教授黄越钦在校园内演讲，说这个案件是“我们社会的悲剧”；台大心理学教授杨国枢，在一项针对汤英伸涉嫌杀人命案为题的座谈会上表示：“我们必须了解山地同学的言行背后，意义并不一样”；海德堡法学博士朱高正建议社会：“应该从法律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命案。”……

更重要的是，这件命案在几个大学和中学校园内，引起青年学生的讨论。汤英伸在狱中也收到雪片般飞来的信函。法务部长施启扬的侄女写信给他；一位云林地区的中学生在信中倾诉：“你是我们年轻人的一面镜子！”……

一月廿六日下午，人间杂志编辑部也为此感到震惊。大家的议论焦点，集中在台湾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与适应问题上。”我们要找出个原因：为什么一名师专生，从山地村落到台北之后，只在台北过了九天吧，就变成了杀人的凶嫌？”这个问题沉沉地压在大家心头。小说家黄春明坐在椅子上，感叹地说：“我们一定要探讨这个问题。去听一听汤英伸的父母亲怎么说？他的老师、同学、族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他的话，令人油然想起黄春明的一些动人的自叙，说到他如何被几所师专三次退学、转学的记录，使得他在这所、那所学校之间流浪……“我想，我最能了解汤英伸的心情……”黄春明说。

陆陆续续地，山地音乐田野工作者明立国，作曲家邱晨，原住民诗人莫那能，也先后跑到“人间”编辑部，大伙儿凝重地谈着汤英伸的案子。双眼失明的莫那能，絮絮地道出他早年那一段悲凉的岁月。他说：“十三年前，我被职业介绍所卖了。当时我也真的曾经有过冲动，想要讨回一个社会公道……”因此，他认为这是少数民族的共同问题。

“山地青年的命运，怎么十三年前是这样，十三年后也这样？”他哽咽了，目盲的双眼中，含着满眶的眼泪。

而意想不到的，邱晨竟也成为我这次采访中，最勤劳热情的工作伙伴。他正以难以置信的热切和敬业的精神，开始了田野工作的调查，作为他迈向“报导音乐”的第一步。这是他创作上新的尝试，也是音乐家“接触人生真实的、具有反哺意义的事业”，他说。我们一同寻问着这个沉重的疑问：一位山地青年从纯朴的小山村，只身到繁华的台北市，才短短工作了九天，竟成为三条人命的杀人嫌犯。

这是为什么？这令人悲伤的社会新闻背后，是不是也有一个严肃的社会的困局呢？我们能不能为它找出一点沉痛的线索？

土城看守所：向世界告别

到台北县土城看守所探监时，才知道汤英伸不久前才割腕自杀过。

二月二日清晨，他留下一封简短的遗书，在单人牢房内打破眼镜，以破碎的镜片割腕，被值勤人员发现，送医急救以后，才挽回一条生命。

“不能看见哈雷慧星，是人生一件憾事。……也带走一颗忏悔的心，向世界告别。未能事奉父母，放心不下的女孩……，可爱的世界再见了。…我的死不足回报，但诚心祈愿三位被我杀害的死者，在天之灵能永享极乐。……我愿把身体器官赠给任何需要的人……立书人汤英伸”

汤英伸在这封遗书的右上角，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许多名字，父母、邻居、兄妹、嘉义师专四年甲班的同学，师长，以及一名被嘉师退学转到花莲师专的朋友。名字下面，他简单记了一句话：“谢谢大家，但愿来世再相报！”

二月十一日，汤英伸才鼓起勇气，在狱中写了第一封家书，也是他离家出走后的第一封信。

双亲大人膝下：

本来早该给您们写信。道出我对双亲的愧疚与感谢，却百感交集，提不起笔。世事多变化，双亲养育十八年的儿子，现在，竟然犯下滔天大罪，身系囹圄。一切后悔已经太迟了，但我仍然希望，在双亲的心目中，我仍是一个纯洁的孩子。纵使这是全然不可能了。

好想家啊。美丽的家园，只能在梦中浮现。双亲的慈颜，只能从记忆的箩筐中去寻找。真想痛哭一场。其实，早已泪源枯竭了。恨，只恨自己太冲动。我不奢望会得到法律什么样宽容的制裁？甚至那极恶毒的制裁，我也应当接受。毕竟，我已铸下了大错，但是，若有幸让我重新改过，我愿尽我所能去补偿我所有的过失。

近来，得到许多关心的祝福，使我更有信心向前走，也请双亲替我谢谢他们！最后，也谢谢双亲、罗律师、以及亲友为我的官司奔走之苦，并主佑大家。

不孝儿英伸敬上

割腕伤愈以后，汤英伸在牢内开始看一点书。他要求家里寄“徐志摩全集”给他，一次可以寄送三本。但女朋友的来信，一字一泪，使他无法卒读，他全数撕毁了。心中最为惦念牵挂的，是他那贤淑慈蔼的母亲，却又骇怕她来探监时自己不知如何面对才好。他盼了四个多月，母亲始终没有来，倒是土城看守所门外，许多陌生人和亲友，排队等着要和他面会。他的囚衣九十七号。每逢单日，可以接见两个人。

台湾地方法院（一）：罗律师哭了

二月三日这天，汤英伸杀人命案第一审侦查庭，开始审理。台北地方法院第十七法庭白色墙壁的布告栏上，这样写着：“汤英伸，强盗杀人罪。”

汤英伸没有戴眼镜，眯着一双眼睛，戴手铐，由两名法警从走廊侧门，带进法庭。他一张瘦削的脸，苍白、疲弱，恍如隔世。看见拥挤的、黑鸦鸦的人群，他显得有些惊慌失措。众人的眼神下，他像古代极刑中被游行示众的人犯。

走廊的另一头，传来悲痛的哭叫声。苦主家属含愤悲凄，汤保富只能垂首请罪，忍气吞声。职业介绍所的老板邱世芳，扔掉手上半截香烟，来不及踩熄，就开始拉开嗓门，咒骂汤英伸。

审判长宣布开庭。死者的父亲彭阿升，在庭上控诉。他指控汤英伸是杀人抢劫、狡猾、残暴不仁的凶手，请庭上依法重处。“我媳妇的血，冲到天花板上。”他痛心地说着。

在被告席上，汤英伸俯首站立，不断地恸哭和抽搐，使他看来脆弱而孤独。他像是撕裂着自己最深的伤口，喃喃地说：“我犯了滔天大罪，愿意接受国家制裁！”这呜咽的自白，使他的辩护律师罗国宁捏了一把汗。后排座位上，一个嘉义师专的女同学流着满面的泪冲出法庭。她那踉跄的身影，在阴黯、窄仄的走廊上，显得那么渺小而无助。

整个法庭内，秩序井然。法官的问话，汤英伸的口供，轻重地交迭着……和血衣、凶器混织成一片令人寒颤，悲伤、绝望的故事。这些对话──审判长与汤英伸的对话，深沈、悲痛，汤英伸短短九天零碎工的生涯，仿若一道瞬间迸裂的火芒。短促，却永劫不复。

审判长向罗国宁律师说：“你有没有其他补充陈述？”

罗国宁站起身。“汤英伸年轻，不懂事。”他说。他的声音开始发抖，旋即泣不成声。整个法庭陷入一片沉默……

2月2日清晨，汤英伸在狱中打破眼镜，以碎片割腕自杀。2月3日，汤英伸人命案第一审侦查庭，开始审理。出庭时，汤英伸没有戴眼镜，眯着一双眼睛，被带进法庭，右后是父亲。

台北地方法院（二）：离开了家园

“因为休学，他到洗衣店打工，不幸发生这种悲剧，其情可悯。”罗国宁说着，一边弯身从桌上抱起一迭数据，絮絮地从头讲起。

一月九日，汤英伸离家出走。

在笔记本上，他抄下台北“天祥西餐厅”的地址，匆匆北上。报纸上、那一段诱人的广告词：月薪一万五千元。他盘算一下，暗自设想，若是一个人省吃俭用，还足足可以租房，在台北补习英文。“广告词这样写着，”罗国宁准备了一份影印本，大声朗读起来：

新开幕中西餐厅，急征小弟小妹各三十名，免经验供吃住，薪一万五千，小费多，供制服，学历不限。环境单纯，工作轻松，随来即可直接上班。天祥餐厅。

显然，离开了故乡，急切地想要自力更生的汤英伸满怀了希望，却丝毫不知道这家餐厅根本没有营业登记。如果他稍加留意，他就会发现，这家始终自称“新开幕”的餐厅，在报上已经足足登了一年余广告。

（命案发生以后，一直到本文撰稿的六月十四日，这则广告依然刊登着。）

那一天，搭上嘉义客运班车，汤英伸告别了吴凤乡达邦村。几公尺外，他的父亲汤保富在乡公所上班，母亲汪枝美在卫生所服务。那一封具名“不孝子英伸”的留书，静静地躺在家里的书桌上。

经过无数次的挣扎与抉择，我还是决定找寻自己的世界。或许，在双亲的眼中，这是不智之举。但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即使还没做好准备，仍必须承受这些事实吧！因为压力太重，无法承受，迷失了。但或许在年轻的岁月中，这些是必须历练的。我宁愿有个疯狂的年少，而不想在暮年时，叹悔自己。并请双亲勿挂念，就当我像平常出去一样，我会好自为之，也请不必找我，我不会耽误我的前途！

汽车在阿里山公路奔驰着。公路边，一座被“欣欣水泥厂”铲平了的秃山，像一颗被剖开的南瓜，腰腹上满布了惨淡的流砂，像血一样流着……

他可无法知道，父亲汤保富看了这张留书，心里多么伤心。汤保富把英伸的留书狠狠地揉在手上，丢进字纸篓，却又在半夜里爬起床，心疼地捡了回来，一读又读。汤英伸更不知道，去年暑假，嘉师四年甲班一位同班女同学，也曾经一头栽进这同一家介绍所的经过。她说：“我去应征时，被带进一个小房间。老板说先缴八百元。我问：何时开始上班？老板也说还没开幕，但可以帮我介绍到希尔顿饭店。后来我打电话去问希尔顿饭店，才知道他们并没有雇人的事。”

台北地方法院（三）：“妈妈请不要挂念……”

“你是邱世芳吗？”审判长问。

“是，世吉介绍所负责人。专门介绍工作。”邱世芳回答。

邱老板卅岁出头，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遍话，对答也十分机敏。他手上持着一张备忘的小卡片，站在法庭前。

“汤英伸是你介绍的吗？”

“是，翔翔洗衣店才开业三个月。以前，彭喜衡的父亲开一家纺织厂，他的员工都是我介绍过去的。”

“你们谈了什么条件？”

“我们不谈薪水。薪水是雇主和找工作的人之间的事。汤英伸的待遇多少我不知道。我们只收介绍费三千五百元。汤英伸没有钱，来介绍所两趟，共付一千五百元。我告诉他洗衣店老板会自动扣钱，送过来给我们，叫他不用担心。”

“工作情形呢？你瞭不了解？”

“不了解。”邱世芳答。

一月十二日，汤英伸离家后第三天。他按着报纸广告，打电话给天祥西餐厅。电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有，随到随做。带身份证来登记就行！”

办公桌上，邱老板摆一本没有注明任何公司行号的工作登记表，只注明是“本中心”，第一项求职须知清清楚楚写着：“求职人员委托工作登记时，应先付清费用”。所以，邱老板开门见山地说：

“这个工作，你愿不愿意做？”他没有指明是什么工作。汤英伸点头，表示：“愿意。”

“先缴一千块，”邱老板说。

汤英伸愣住了。没想到应征小弟也要缴钱。离家时，他身上只带一千多块，只好怯怯地说：“我没钱，可不可以先缴五百。”

“行！”邱老板亲切地回答。然后在“本中心”表格上，潦草填写“小弟”两个字，并在左下角，盖了手印，签上“邱世芳”三个字，表示收到五百元无误。

一月十六日，汤英伸坐车到三重市向亲戚借钱，又转回世吉介绍所，向老板缴了五百元。前晚，他在表哥家里写了一封家书，告诉远在特富野的双亲：“儿子在一家餐厅上班，妈妈请不要挂念。”

不料，在汤英伸的回忆里，这一回邱老板的说法却有不同，他说：“要缴三千五百元，不够的钱有人会帮你先缴，再从你的第一个月薪水扣下来！现在餐厅还没开幕，等过年以后马上就开张，你先去一家洗衣店做工。待遇也不错，一天五百元。”

汤英伸一直不知道邱老板开的其实就是职业介绍所。他一直还很感谢邱老板的好心善意，在餐厅未开幕之前先给他介绍工作，“反正过年快到了”，他心里这样想。但三千五百元这笔不小的数目，使他开始觉得懊恼。再说，一千元都已经缴了，求职须知第二项又说明：“求职人员在本中心登记后，被本中心介绍去做任何一项工作，而不做再回来者，介绍费不能退回，可免费介绍工作。”

无可奈何，汤英伸只好答应去做，又缴了五百元给邱老板。他摸一摸口袋中那一封家书，不禁庆幸着没有寄出去。

汤英伸追述，当时邱老板曾挂了一通电话。不久，翔翔洗衣店的彭先生跑来了，他当场付清了汤英伸的欠款二千元。

“你欠我们的钱，要扣留身份证做低押，请你签一张借据。”邱老板说。

这张借据，总共签下二千二百元。原来，去翔翔洗衣店上班的这一程出租车费两百元，也签在汤英伸的帐上。

台北地方法院（四）：“……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审判长问：“你为彭喜衡总共介绍过几个人？”

“三个月来，我介绍两个人。一个小女孩做五天，就走了。”邱世芳回答。

那名小女孩被父亲带回家以后。一月十六日，汤英伸接下洗衣工人的工作。由于年关迫近，店里生意特别忙碌，每天上午九点开店，一直不停地工作到深夜两点，是常有的事。

一月廿四日中午，汤英伸到洗衣店做工的第八天，他趴在床上写日记。在彭老板小孩的卧房，彭喜衡用一张布帘和板架，隔出一个小角落，算是他睡觉的铺子。就在这个灰暗的屋角，汤英伸每天把疲惫的十八岁的身体，抛在那铺子上，在思亲的泪水未干之前，呼呼沉睡过去。

日记本上，他零乱地写下片段文字：“洗衣店蒙难记”、“世界上最大的罪恶”、“我立誓要辞职离开这里”……

下午三点，汤英伸向老板辞职，他说：“我要回家过年，家乡运动会和丰年祭都快到了。”汤英伸心里仔细盘算过，已经做了八天，一天工资五百，应该可以抵偿欠债，剩余的钱还给亲戚。至少，回家的车资有了。

因此，他也向彭老板提出要求，索回被扣留的身份证。不料，彭老板竟说：“你吃我的、住我的，一天工资两百，就想一走了之，你还欠我钱哪！”

下午四点，汤英伸送衣服出门。他顺道去建国北路的表哥家里，一口气喝了五、六瓶红露酒。“我不做了！”他向表哥诉苦，他对台北感到疲累了。“也好，你先回特富野过年，等过完年后，我再替你找工作。”表哥是一个弹钢琴的乐师，在台北人面熟，可以为他找工作，他这样的安慰着汤英伸。夜台北的路上，千家灯火。

汤英伸想到还要回去洗衣店，从建国北路到新生北路的这一段路途，他走得好疲累。

就在前一天，他在日记本上写了这样一首诗。也许头一次吧，汤英伸在生活中，切肤地感受到“不公平”的存在……

不为了什么……

没有目标，没有理想，

竟也甘愿投身红尘。

问，那是你不灭的梦想吗？

却只能回答，我不知道。

走过褪色的红砖道，

看汽车驶远时扬起的尘埃，

不禁觉得好孤独，

曾说过要成功！

曾说过要忍耐！

却按捺不住即将崩溃的神经，

大骂一声：太不公平了！

在深夜的路上，汤英伸一个人孤单单地走着。初春的冷风迎面吹来。他感到凄愁，感到伤痛。

那天下午，汤英伸向彭老板要身份证。他想辞掉工作回家，彭老板的回答却是──

“番仔！你只会破坏我的生意！”

“番仔”的辱称，使他感到遭受重击似的挫伤。原先讲好每天五百元的工资，刚刚邱老板却说是二百元。照这样盘算起来，八天的工资却成了一千六百元，差借据上的二千二百元还有六百元。白白做了八天的工，却还倒欠了人家六百元。他怎么算都算不清楚这笔奇怪的帐。他想起平时彭老板常对他说：“好好干！不会亏待你的！”却从未谈到工资到底有多少。想着自己手脚笨拙，给机器轧了一口伤痕，又总是惹老板生气……学校、同学、父母一一都让他背弃了，独独剩下这口饭，供他吃的、住的，至少，让他一个人躲在陌生的城市……

他流泪了。好几度，想打电话回家，却怎么也鼓不起勇气。那些奇诡而疯狂的年少之梦：他在千百人的会场上，忘我地唱着他自己写的曲子。雷动的掌声和口哨声……。现在，眼看梦碎了，阻绝了回家的路。偎靠在电话筒旁边，他拨了两次电话，给在警察学校读书的哥哥。不知多少回了，这电话一直没打通过。“呜──呜──呜……”电话筒传来那单调的声音。他不知道，他那粗心大意的哥哥给了他一个错误的号码，也不知道哥哥那一头也正急着找他。颓然地挂上电话，汤英伸一个人拖着细弱的影子，彳亍地走着，消失在夜闇的台北。

在沈酣的睡梦中，被彭老板强拉起来。汤英伸说，当时他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哀怨和愤怒；他脱口而出：“老板，我不做了，你另请高明。这总可以吧？”午夜一点多，屋子里一片死寂，只传来洗衣机轰隆轰隆地搅动声。他躺在布帘背后。小孩子的鼾声，温馨、均匀地传来。突然，彭老板出拳打过来，冷不防地，他被重重一击。

“彭喜衡，你不要看我瘦弱，好欺负！”

这次，汤英伸冷冷地喊出彭老板的名字。“我工资不要了，你给我身份证，我要辞职回家。”他说。

洗衣机轰隆轰隆地怒吼着。

彭喜衡猛力一推，把汤英伸推到门边。两个人扭打了起来，一推一挡，汤英伸被推到洗衣机旁，顺手抓到一支拔钉器，他奋力一挥，击中彭喜衡的下巴……

“是不是这一支？”审判长从桌上高高举起一支拔钉器。锋锐的尖口冷冷地朝向旁听席。

“是的”，汤英伸低着头说。

“你怎么打他的？是不是用尖口打的？”

“不记得了。我打了一下，他又冲过来，被我推了一把。因为地板潮湿，彭老板滑了一跤，第二次打去，正好击中后脑。后来，我失去理智，不断地打他的胸部，不知打了几下……”

“当时彭老板有没有死？”

“有呼吸，没死。他的太太冲过来，拿椅子打我。两个人打成一团。我把椅子夺过来，用拳头打她。她倒在房间门口。我开始找我的身份证。彭珊珊一直哭，我哄她，劝她不要哭。她不听。我心里感到很害怕。我急了，想把她勒死，用手勒了一下，她还是哭，我就把她推倒在床下。”

“有没有打彭珊珊？”

“有，用手掌打她！”

“王玉琴有没有死？”

“不知道。我心里很慌，一直很想找到身份证。突然看到王玉琴往屋外跑，我又捡起拔钉器，追上去打了好几下。打到她不动为止。”他开始啜泣。

“你与什么人一起行凶的？”

“只有我一个人。”他瘖弱地说。

“…………”

地方法院（五）：死刑

三月二十日，汤英伸杀人命案第一审审理终结进行宣判。审判长站在法官席上。全场静默无声。罗国宁律师低头沉思着，静听着。

“本庭宣判”，法庭里，全场的人都站立起来。审判长低沉的声音彷佛自遥远的地方传来：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决。七十五年度重诉字第二十六号。公诉人，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检察官。被告，汤英伸，男，十八岁，嘉义县人。业工。选任辩护人，罗国宁律师……

右列被告因杀人等案件，经检察官提起公诉，本院判决如左：

汤英伸连续杀人，处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又窃盗，处有期徒刑陆月。应执行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五月梅雨，向山里走去，路上只有滴答岑寂的雨声。“那是一种悲剧吧。我们老一代的邹族人，多半一辈子守在山上；年轻人却只想往台北跑，然后一个一个受到各种挫伤回到山上来。像汤英伸，到台北，才工作九天，就出了事，判了死刑……”阿碧低声地说，她那一双深黑的眸子里，充满了迷惑。

那天，我们走向特富野的半途上，一个叫做阿碧的邹族姑娘，戴一顶宽边草帽，喘着热汗赶下山来。她解释由于汤保富不在家，村里推派她作代表，“老人家不会说国语，所以，让我来接你们。”她说。

崎岖、弯曲的山路上，远远可以望见忽隐忽现的阿里山公路。云霄里，远处的汽车，看来就像小小的火柴盒子，无声地在阿里山公路上穿梭、盘旋着。五月的季节，山路上落了满径洁白的油桐花。走过特富野大桥，阿碧指着远处，一座垂直、孤立的高岭上，隐约地露出几户人家的屋顶和袅袅的炊烟。她说：“瞧，那就是我们的特富野。”

五分钟，生死相隔的剎那

虽然才见面不多久，阿碧没有丝毫生份的感觉。她开门见山，直接道出了她对汤英伸命案的感受。

她说，在一月廿五日那个晚上，分驻所所长郭孝华离开特富野汤伯伯家以后，族人一批一批地涌到英伸的家，大伙的心都悬着、念着，直到晚间电视新闻节目的荧光幕上，赫然出现了汤英伸那张熟悉、清秀的脸庞，大家顿时撕裂了心似的，放声地号哭……

“谁能相信啊？”她说：“一个从小就文静内向，不太说话，眼看着他长大的孩子，竟然变成了杀人犯！”

阿碧说，因为英伸小时候特别乖巧，族人给英伸取了一个乳名，叫“弟仔”，是一种亲密的昵称，含有大家的弟弟的意思。读达邦小学时，弟仔连续当了六年的班长，毕业时拿了一个县长奖，奖品是一本字典。后来，英伸还得了世界展望会的“资优学生奖助金”，考上嘉义辅仁中学，那也是一所南部著名的教会学校。

求学期间一直是汤英伸学姐的阿碧回忆说：“我们山上的孩子，上学、下学，喜欢在山路上互相丢石头玩。可从来没有听人说过，汤英伸会丢石头。”她望着路边断崖下的翠色的山谷，说：“也没听说汤英伸和别人打过架。”

在台北做过事的阿碧，比什么人都知道，一个山地孩子离乡背井到繁华都市的苦楚。“有好些山地孩子在城里落得永劫不复，有的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客死他乡……我在外面跌跌撞撞，才发现山上的故乡最好。”她说。

“在台北听说过，他们族人有人愿意卖掉房屋，田产，损钱出来为汤英伸抵命，有这回事吗？”我问。

“有。村子里几个读大学的年轻人也发起联名为英伸的人品作证，甚至有人跑到新竹买玻璃材料回来，打算做成手艺品，义卖了捐给汤家。但是这些都给汤伯伯婉拒了。”

我不自觉地望向那悠渺的山涧，脑海里浮现了汤保富一张黝黑、沉静的脸庞。

在台北时，和他打过几次照面。每回看见他，总是忽忽忙忙。印象中，他经常提着一只公文包，经常是仆仆风尘的样子，在嘉义、台北之间为汤英伸忧劳奔波。有一回，我看见他在法庭上向审判长说：“如果，给我儿子一个自新的机会，我，愿意……”，他的话没有讲完，就被打断了。他语结地站着，低下头，让泪水簌簌地落下……

初审宣判汤英伸死刑那一天，汤保富听不清楚审判长念着什么？只看见汤英伸带着满脸的泪水，绝望的表情，退出第十七法庭。簇拥在汤英伸身边的族人群中，有人塞了一千块钱给汤英伸，汤英伸一直摇头不肯拿。也有人摸着汤英伸的头流泪。那一双双粗糙、焦虑和钟爱的手，似乎使法警也感动了，特别通融在还押之前，多给了几分钟，让汤英伸和族人相聚……

窄仄的法庭中廊前，这些迢迢从嘉义特富野山上赶来的邹族父母，看来木讷、谦恭，不住地抽搐流泪，在这陌生的大城市里，他们只能用眼泪表现他们巨大的哀痛、惊惶和悲伤。

生死相隔的五分钟，剎时，任何言语都岑寂了。最后汤英伸抽泣地说：“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实在对不起！”

他转过身，随着法警走了。

一条让特富野活络起来的山路

五月的梅雨季节才开始不久，梅树的枝桠上，还沾着晶莹的水珠。

断崖下，一棵壮硕的樟树旁边，躺着一条隐没的、废弃的小路，如今，已经在梅雨中长满了怒生的杂草，向着山谷底下蜿蜒而去。

指着那条小路，阿碧说：“从前，我们到学校上课，就是打这条小路走到十字路口，一个阿里山铁道的小站。再转搭小火车到嘉义。”

阿碧说，那段苦日子，大家也都这么咬着牙熬过来了。“现在，我们可方便了。我们乡里人自己出钱出力，开出这条长十一公里的宽敞的公路。当时是汤伯伯找族人商量、核计，用全村的热情和力量实现的……”她说。

民国六十七年，当时年轻力壮的汤保富，满脑子建设故乡的炽热理想，为了测量地形，他每天清晨五点就起来了。当时没有测量工具，他居然学会了用眼睛测量，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竟也划出一张有模有样的施工地图来。

“蓝图有了，经费呢？我们村民穷惯了，可从来没有人想过这问题。”阿碧闪耀着光芒的眸子，说：“我们倒想过，纵使再穷，只要下定决心，我们还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啊。”

经过商量，族人共同决议：每户缴出一万两千块。几经辗转，汤保富终于募到了更多的钱──买水泥，租挖路机……大家轮流出劳力。有钱的时候动工，没钱的时候，汤保富天天望着停顿的开路工程焦急。“前后总共花了八年，我们踩着的这条公路，终于一寸寸开出来啦！也搞活了我们山边的经济。”阿碧说，“从前我们村子里，经常让梅子烂在梅树上，根本没有人去采。一斤才两块五毛，谁采啊！现在一斤，二十二块，商人还会自动上山来采购、订契约。”

有了这条山路，汤保富拿着族人用心血开凿出来的成果，到曾文水库建设委员会申请拨款，请求建设特富野大桥。“因为架个桥，少说都是几百万元的事，不能说由村民一万、五千地凑，是不是？”阿碧说。

让公文往返了一年多，省方面批下了架桥计划，拨下钱和工程队伍，才把特富野桥漂漂亮亮地架起来了。如今，它静静地弓在河水上，族人打桥头走过来时，总会想起汤保富这个人。

通车典礼那天，乡里的人兴高采烈的庆祝。在桥的那头，邹族妇女穿着鲜红的民族传统盛服，夹道欢迎县府的官长来剪彩。震耳的炮竹声中，汤保富背着相机，站在人群里。可他的脑海中却忙着想另一条更高的山边公路。经过他不断联系、奔波，目前也在开工了。至今，汤保富怎么也卸不下“道路主任委员”的差事。这个义务职，族人信任他，不让他辞职改选。

在农产合作社工作，阿碧对于整个特富野近几年来的经济变化，心中有她一笔清清楚楚的帐。

阿碧说，自从他们自力开了这条山路，村里的每户人家，一年平均增加了廿余万收入。现在，特富野部落里看不到精壮的男人在喝酒闲荡。“他们全上山干活去了。一批批的种植计划，透过乡公所农业课的推广，一步一步落实起来。”阿碧说，“山茶油、栗子、大蒜、夏季蔬菜，也一季一季在山坡上开了花、结了果；一季季换成一叠叠钞票，根本地改变了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面貌。”

阿碧沉思了，望着满山的翠绿，她独语似地说，“特富野，就是汤伯伯这条山路开活了的。”

特富野这个山村坐落在一个山谷底下，美丽的峻谷在村头上边，岔开成两条支流，曲曲弯弯地淌着一条婉约的流水，四周散置着这座高岭上的几十户邹族人家。一面斜坡上，蜿蜒而上，只见半壁的铁皮矮屋，在细雨中显出朴素、干净而且柔致的廓影。

“我在日本听到消息，觉得惊愕。我心里想，如果说汤英伸跟别人打架，那是有可能的，但置人于死地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说。

辅大哲学系毕业的高神父说，当时他的第一个直觉，英伸的悲剧，其中一定有文化差异上的问题。

他说他还记得自己读台中一中时，因为自己是山地人，“有些同学把我当牛马一样看待”。再加上每次数学都考零分，他内心感到极度的颓丧，埋下深深的自卑感。“每回有人骂我是‘番仔’时，总觉得痛痛快快地打它一架，会使自己比较舒服。”他说。

高神父又举了一个例子。

目前在日本福冈大学教中文的刘三福，跟他是台中一中的同学、也来自山地。有一回，他和刘三福在宿舍水槽边洗衣服，旁边的同学无意间丢了一句：“山胞的衣服洗不干净”，“这个两、三拳可以打死一个人的刘三福，蓦然扑了上去，把对方打成重伤了……”高神父说。

事隔廿余年，高神父还记得他握紧着刘三福颤抖的拳头，激动着说：“你要表现得比他坚强啊！”

台中一中的两位山地生，就那样相对着流着满脸的眼泪。

高神父说，山胞在劣势文化下，过着城市底层的游牧生活。他们容易冲动、紧张，经常会感到不安全感，而“辞职”、“想家”只是这个综合复杂体的一个代名词罢了。高神父清楚地记得，就在去年，汤英伸到教堂向他告解：

“我已经变成病态的人！”汤英伸苦痛地说。

高神父听着他内心的剖白，耐心地安慰过他，高神父太熟悉这份苦楚了。一个离乡背井求学的年轻人，绝不是“不能适应，就不要来平地”的问题，高神父内心里涌起了一份伤痛，踌躇一会儿，沉沉地说出了这么多年以来，他以神职人员身份一次又一次听到的，山上的孩子们心灵最深处的苦闷。

不必查了！

安玉英，一个如今已长得亭亭玉立的邹族姑娘。有一回，因为山上交通不便，星期六下午必须提早一堂课下学，坐游览车回特富野。那天，女教官把邹族同学集合在操场上，安玉英也站在队伍中。也不知什么缘故，教官突然对着她们说：“听同学的反应，你们山地人常常不洗澡……。”

安玉英忍着满眶的热泪，跑回山上。才尽情地号啕大哭了。她向高神父倾诉：“不要把全部的错，都往我们山地生身上戴啊！”

安玉英满腹的委曲，幽幽地道出一件一件在学校中的辛酸。

“为什么我是山地人？为什么我们山地人就要被别人当成怪物？”这是长期压抑在她心中的问号。也有一回，邹族同学明明看见杜秀云的爸爸，送了一千余元到学校给她；谁知道那天恰巧宿舍里传出有人掉钱的消息。杜秀云口袋里准备缴食宿费的一千余元，竟成为偷窃的赃物证据。杜秀云抵死也不肯承认，邹族同学也都挺身作证，“我们的确看见她爸爸送钱到学校。”同学们说。不料，女教官却说：“大家确定是她拿了钱，不必查了！”

“我们山上的学生在学校宿舍里，经常遇到这样的困扰，凡有人掉钱，山地孩子就变成当然的嫌犯了！”高义辉神父说。

高神父把话题转回到那一次汤英伸的忏悔。他说：”我建议他去接受心理治疗，汤英伸只是苦苦地笑。”

高神父说，当时他心里想，汤英伸平时很乖巧，每天笑眯眯的，这个对人家客客气气的楞小子，不可能做了什么大错吧！他因而并不特别着急，也没向汤英伸的父亲提起。“哪里想到，厄运却降了大祸了！”高神父说。

害怕心愿会变成泡影……

提起这个遗憾。高神父开始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想，也开始替村中的小孩感到忧心。他说，汤英伸杀人命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典型例子，要真正去彻底了解，并不十分容易。他忧悒地说──

“现在我们只能假设：汤英伸的病态在于他的双重性格──”

据高神父说，在村子里，他一向对汤英伸另眼看待。英伸生长在本村的一个公认的“模范家庭”，爸爸、妈妈都是那么好、那么有风格和尊严的人，英伸又凭着自己的实力考上嘉义师专，内心当然有一份秀异之感吧。“尤其是他成长于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在伦理道德与做人处事方面，英伸对自己有很深的期许。因此，汤英伸到平地社会求学时，遇到客观压力，他身为山地人的自卑感就会被激发了出来，从而形成对于平地社会的一种激烈的反拨。”高神父说。

高神父严肃地说，“我的看法，只是一个自我反省下的假设。”他还记得就在去年，特富野举办了一个天主教夏令营。“汤英伸就那么自然而然变成夏令营的领袖人物。”高神父回忆地说：“白天，他表现得真是杰出，勤奋、彬彬有礼。但有一个夜晚，他忍不住凑上了一群比较低俗的年轻人，结伙跑到后面山岗去喝酒，被我们发现了。”

身为一个山胞，汤英伸隐藏的自卑感，在不断的压抑中反弹、化装而成为外表的优越感了。他从小就奋力上进，也时时患得患失，为了他许下的心愿──毕业后回到达邦国小教书──他努力考上了嘉义师专。但还没等他毕业，特富野的孩子，竟早已当他是小学老师一样敬畏他，爱他，不敢在他面前说脏话，而更多的时候，他却又私下害怕自己的心愿有一天会变成泡影！

我们好爱汤英伸

汤英伸的家，坐落在那青翠的幽谷旁，是汤保富亲手盖起来的一栋木造房子。

廿余年前，汤保富白手成家。如今，墙垣四壁还留着他辛劳岁月的痕迹。汪枝美，英伸的母亲，平时沉静寡言，喜欢坐在屋角，静静地听别人说话。自从汤英伸系狱以来，她的眼神有时变得飘忽、忧悒了，彷佛总是在想念着什么。但是，尽管心里压着爱儿失脚的重创，她看来端庄、恬静，只在有意无意中，透露着母亲的深重的凄寂了。

“我们好爱英伸。……在父母面前，在我们部落里，从小他一直是乖巧、受人称赞的孩子。”汪枝美说着，眼眶红了起来。

厨房里，传来汤保富下厨的炒菜声。

自从汤英伸出事以后，汪枝美始终不敢上台北去。她寄了一整册的照片给汤英伸，母子相隔至今，也有四个多月了。“也好在是这样，凡事我都是坐在家里想……。”她说。她的眼神中充满着对丈夫汤保富的一份感谢。但每每有人向她问起汤英伸，汪枝美总是低头不语。一个曾经让她骄傲的儿子，如今却成了夺走三条生命的杀人犯。这难言的苦衷，任谁也不能诠说啊……

她对于儿子英伸一步一步走过的不能回头的破灭困境，感到神伤。去年年底，汤英伸休学返家，在情绪上很不稳定，常常望着屋外的浮云发愣，叹息。发闷的时候，他偶尔会弹弹钢琴自娱，看看书排遣，几乎是足不出户了。直到有一天，“大概是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吧！英伸他去了一趟学校，参加学校的音乐比赛晚会。回到山上时，我看他显得更加闷闷不乐了，”汪枝美说：“我知道英伸实在很怀念学校生活，尤其是那些朝夕相处的师专同学。休学以后，同学们时常打电话来，写信给英伸，鼓励他奋发起来，昂扬向上。奈何，命运竟然粉碎了一切。”

在忏悔中无穷地放逐下去

那天，汤英伸离家出走后，家人刻意不让英伸房间里的一切受到丝毫变动。他的各种奖牌，仍然兀自挂在墙头上。那是一次又一次在师专全校师生的瞩目和热情的掌声下，辛苦挣来的光荣。寂静的窗外，可以望见他在庭院小菜圃里种植的高丽菜，已经亭亭地抽出嫩叶子。更远处，那巍然耸立的鼻涕山，隔着一条山谷，苍翠地逼向他的窗口。

日落深处……

你若住在市区，日落在高楼大厦；

你若住在山林，日落在群山之外；

你若住在海边，日落在地平线下。

然而，无论日落何处，

我仍真挚地追寻……

小房间里，汤英伸有一架子的杂书。这首他写好的小诗，依旧静静地躺在他的书桌上。没有署明日期，也没有落好题目，却深深地叩紧着我的迷惑……，在这样温馨有仪的家庭里，就在这小房间长大的青年，他文静、内向，他怀着一份虔诚，开始追索着生命中无数的疑问，开始了他那充满尴尬、欢悦、苦闷的青春期……

“即使汤英伸能免于死刑，我想他也要被自己的忏悔无穷地放逐下去，无颜回到这美丽的家乡。这才是最残酷的重刑吧！”

在汤英伸的小房间里，我隐约记起了高神父的这句话。

离开特富野，走进嘉义师专校园，迎面就感受到围墙之内一股尚未平息的议论。同学们的口中，不免也分析起这件命案的远因：汤英伸被迫离开学校。

“他被迫休学离校时，我们全班哭着送他走的……”

“谢美桦导师在课堂上说：休学对汤英伸而言，是福是祸，目前还不知道。同学们应该鼓励他，多给他写信。当时，我坐在我的位子想，应该是福吧，没想到他竟杀了人。”

“他跑去找教官求情，跪在地上，忏悔地哭泣，但教官说：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救你啊！”

同学们都说，这位教官很疼爱汤英伸，却也无可奈何。那一阵子，为了苦苦等候学校召开训导会议，对他的命运做一个审判，英伸变成了另一个人样。“一大早，他走进教室，便趴在桌上，他的眼眶发黑。”这位坐在汤英伸旁边的女同学，含着泪说：“我劝过他，好好照顾身子啊。英伸他就朝我凄苦地笑……”

训导会议的结果下来了。汤英伸因为在学校打麻将，林总教官认为汤英伸犯的这个错误，非处份不可，“否则，老师和学生的心里会怎么想？在立场上，我也有苦衷啊。孩子是你的，你自己带回去管教吧！”

最后，父子俩人商议的结果，决定自动办理休学。汤英伸说，“我对‘留校察看’实在没有把握，万一再犯了小错，被学校退学了反而不好。爸爸，我们下学期重新来，我用生命向您承诺……”

最后一次学期考试，汤英伸无心考试，在卷子上填了名字，便径自走出教室。他回到寝室，自弹自唱地录下这卷录音带，向四年甲班全体同学告别：“亲爱的四甲，我们要别离了。啊！这一刻，不知道……，心里什么滋味都有，真的不知道说些什么。说感伤，是有那么一点：说高兴，也是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还真是舍不得你们。相聚了三年，有欢乐，有悲伤，我们都一起度过了！我，不能改变什么，虽然我们要暂时分离一段日子，但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一定会永远存在……”

“下面这首歌，叫做『别离』，是多年前我流着泪做的……”

录音带里响起一阵铮铮錝錝的吉他和弦……

暮色中，我望见你的背影

深深呼唤失落的你

……

汤英伸落寞的歌声，似远似近地，在男生寝室萦绕着。闷热的午后，窗外传来低低鸣唱的蝉声。一个绰号叫“黑马”的同学说：“一脚踩进那洗衣店，汤英伸他一定会这样想吧，‘如此下去，我的前途在哪里？’每天送衣洗衣，好强的他，怎么受得了啊……，也没想到结果竟会如此！”

汤英伸的室友坐在椅子上，沉入回忆中，想起过去汤英伸带给他们的许多欢笑。有些女同学说着说着，就哽咽、掉泪了。

到美国看热门音乐演唱会

“他是班上的核心人物！”

“他人很慷慨，所以自己口袋里常常没有钱。”

去年，汤英伸利用暑假到台北做水泥工，那粗重的劳动和毒热的阳光，使他全身晒得黑亮亮地回来。返校后，他嘴里时时挂念着那群陪他流汗、唱歌的山胞伙伴。他甚至一心想着与他们一起合组合唱团，走唱天涯。黑马说：“他对音乐非常狂热。他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到美国看演唱会。”

从同学的口中，让你想见汤英伸是一位热情、上进的青年，他常常说：“我要让他们在亮丽处看见我，不要在黑暗中看见我！”有谁知道，他的遭遇会把这句话整个儿颠倒过来呢？他失败了。三年之内，他被逮到几个小辫子：单车双载、不绣学号、爬墙、抽烟。这些让他总共记下三次大过、三次小过，再加上四次警告。可汤英伸也记过不少次大功小功和数不清楚的嘉奖。他参加校际才艺比赛、优秀山胞联谊会、党干部研习会、田径比赛、残障青年村，都为他争来一个又一个光荣和奖励。

“那天清早，我跑到他们的寝室去找汤英伸，他生病躺在床上。我坐在他床边，抽完一支烟便上课去了。没想到，我前脚才走，教官后脚就踩进了寝室。”这位同学说。“这个大过，汤英伸为我顶下来了，事后他不为这个冤屈吭一声。汤英伸就是这种人，全校同学都知道，他是我们学校的明星。”

经过几次叫他灰心黯淡的挫折和打击，有一天，汤英伸索性豁出去，他理了一个庞克头，奇装异服地在校园里晃荡。

“师长们应该学一学教育心理学，再来辅导我们，不要光是喊口号：说什么合理的是管教，不合理的是磨练。”有一位女同学说。“合理的是管教，不合理的是磨练”，是每一个嘉师同学口中，人人都能朗朗上口的一段道白，同学们说，在朝会上，在课堂上，他们听到太多次了。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已经休学在家的汤英伸，接受同学们写信和打电话再三邀请，兴致冲冲地返校参加音乐晚会。就那个晚上，有位教官却冲着汤英伸说：“汤英伸，往后你尽量不要回来！”同学们气愤地哭了，“即使汤英伸休了学，他仍然是学校的一份子啊！”同学们说。

汤英伸站在同学面前，佯作镇静地说：“这位教官，也是为我们大家好吧！”可是，至今还没有人知道，在他返回特富野的路上，汤英伸那年轻易感的心，是怎样地因羞辱、挫折、怒恨而绞痛啊。

也就在那条山路上，在那个寂静夜晚，汤英伸悄悄地决定离家出走，不再返校。像一切受挫的年轻人一样，他必须离开使他感到挫败的环境，逃到另一个天地，从头开始。他想靠着自己的双手，去闯出自己的路子。

流尽了眼泪，也要让法官相信……

回到台北，我的办公桌上已经搁着几封信。有一封是这样写着：

亲爱的邱叔叔、蔡叔叔、官叔叔：

短暂的相聚，愿别后无恙。

……事情发生后，我们只会哭，一面祈祷一面哭。因为我们根本不敢相信，真的不愿相信。但还是得面对事实，打电话问迪亚（汤英伸）的住址，‘台北县土城乡立德路2号’，这是我们永远记得的地址……

初次去特富野，就深深爱上那个地方，相信您们也爱上了，可不是？你们问起我汤英伸写的那篇小说，我现在告诉您，题目是：‘爸妈！我们探险去！’内容描写一群年轻人到台北谋职的故事。小说中的人物读起来都很哀伤落寞。是否这就是迪亚潜意识里的悲怀呢？

……迪亚就是这么尽责的一个男孩，有时甚至让我们觉得，我们实在配不上他，不配当他的朋友。真的，您们一定要相信。

我们曾经去打工，为了要体会老板对待工人的那种滋味。我们也曾想到台北去看迪亚，但他的时间都被排满了。至今，我们虽一直未曾谋面，但我们到特富野帮忙汤妈妈扫地，做家事。我们好喜欢汤妈妈和汤伯伯，和他们谈话也让我们学到许多的启示。我们也曾想跪在法官面前，即使是流尽眼泪，也要让法官相信迪亚不是个坏孩子。要是丹诺（注：美国著名的正义律师）来到台湾，丹诺一定能够救迪亚的吧，但是，谁肯相信我们年纪未满二十岁的小女孩的话呢？谁愿意听呢？然而我们一定要做下去，即使别人怎样骂我们傻，社会上若缺了这样的人，就不可爱，不温暖了，您说对不对？

祝编辑顺利

雅惠敬上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三日

雅惠是斗六某中学高一的学生。去年，天主教青年团契在特富野举办活动、她的好同学刘雪燕游泳时陷入漩涡，差一点使她沉溺水中，被汤英伸救了起来。黄雅惠是这样认识了至今不曾谋面的汤英伸。汤英伸失脚之后，黄雅惠特地到特富野去，认识了汤家。一直到今天，她不断地为英伸祈祷，写信安慰汤保富夫妇。在特富野过母亲节那天，我认识了这位纯真的小妹妹。没想到她的信比我还要快速地抵达台北。

回到台北，心里却一直惦记着汤英伸妹妹的一句话。她坐在学校会客室里说：“我立志要考上法律系，”她说，回想着她旁听了几次的台北地院，“将来，我要坐在那个高高的位置上，好好倾听每一个陷落法网的人，每一句打自内心的话。”

一起杀人命案，引起社会如此重大的回响，是大大地出乎人们意料的。当我们从特富野回到了台北，四处采访几位律师时，他们都表露出极深的关切；愿意为汤案担任义务辩护律师的就有四位。这种人与人的友爱光辉，竟也抹去我们一路采访时心头上的阴影。落笔时，我禁不住掩卷喟叹着。我想起雅惠、雪燕、玉莲、淑燕、高神父、嘉师四年甲班的全体同学们。啊，但愿你们期盼英伸得免一死的愿望，不会落空，为了英伸，让我们大家再努力下去吧！

董律师的信念

当人间杂志的法律顾问董良骏律师，决定义务接下辩护律师时，已经是汤案第二审的尾声了。董律师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一口气读完所有的数据。他告诉我，正准备进入自己的书库，从犯罪学、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的角度去着手研究。他也相信，不少的犯罪案例，往往是社会早已积累下来的罪恶所致，“人是脆弱的，人是很可怜的！”董律师喃喃地说着这句丹诺的名言，他充满悲悯的眼神，让我隐然觉得，董律师已经真正了解了汤英伸这个孩子。

五月廿六日，董律师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补充上诉理由：

按上诉人于七十五年一月廿五日零时许案发后，于当日下午六时许，即主动向中山分局投案，坦承犯罪，有分局移送笔录可证。是上诉人应属刑法第六十二条对于未发觉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

“在汤英伸没有投案自承犯罪之前，没有任何人确认他就是凶手……遍查整个警讯笔录，汤英伸应该合乎自首要件的，”董律师严肃地说，“我还查到具体判例……”

由于董律师到找辩护的新角度，不到短短的几天，使得整个案情开始有了转机。六月十八日，汤英伸在法庭上嗫嗫地说：“一月廿五日那天，下午三点，我曾经打过电话，给中山分局，说：我要去自首！”

法律上明文规定，自首是唯一减刑的充足条件。但汤英伸受到过度惊吓之后，加上他对自己苛重的忏悔，除了坦承罪行，已完全丧失正常求生意志。不懂法律的他，竟把这个自首的事实经过，隐藏在心里长达五个月，距离他第二审宣判日期六月廿五日，只剩七天。

六月廿二日下午。汤保富一个人坐在特富野的山谷中钓鱼。他一颗早已濒临崩溃的心，仍然高高地悬着。他默默地望着淌呀淌着的河水。即将登陆台湾的南施台风，开始细细地散起雨白来了。山巅上，阴阴地布下橘红色的浓郁云影……汪枝美独自坐在客厅角落。电话中，她慈祥的声音说：“是下午，我要他去河里钓鱼的。这半年来，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在她哽咽的声音中，我也一时沉默了。

不！我们还有三审！

六月廿五日，汤保富和许多关心汤英伸的亲戚、朋友、神父，三个人间杂志的同仁和董良骏律师，都赶到高院第十八法庭。这是英伸二审宣判的日子。

从早上九点开始，我们都坐在法庭里，等着法官逐案审理和辩论。法庭的天花板上垂挂着两只吊扇，沉默地送着催人欲眠的风。我的心里抱着来自董律师答辩状的一线希望。辩护状说，汤英伸投案的过程、人证、合乎自首要件。此外，董律师主张从英伸丰富的品格证据、和杀人当时的情境脉络，说明杀人的激情因素。他希望庭上不单从三条人命死亡的结果去论断。“社会在它自己里面包含着许多犯罪的萌芽，由某种意义说，准备犯罪者是社会，个人只是它实行的工具！”

十一时三十分，全庭肃立，审判长开始逐案宣读判决主文。英伸的案件夹在十几个同时宣判的案件中，几乎没有人听清楚英伸的判决，我只听到“褫夺公权终身”，英伸就被押走了。

大伙儿疾走跟着英伸，问他听清楚没有。他只茫然地说“不清楚”。押送的法警说是无期徒刑，英伸的眼睛亮了，对汤保富说，“爸，我到里面，要好好请客……”

我们望着英伸被押走了，却怎也放心不下。后来问退庭的检察官。“死刑。绝对没错。”他说，消失在法院的走廊上。在我们沉默地站着的当儿，一个女孩忽然急奔下楼。我瞥见她满是泪的脸，啊，还是她，英伸的女朋友。

“我们长期一块作战，到了最后……”汤保富说。

“不，我们还有三审……”董律师说。

“请一起吃过便当再走。”汤保富说。

大家都推辞了。“我们还有事……”，多么愚笨的推托之辞。我不知道和汤保富握了几次手，看着他黧黑的脸、浓浓的眉，比汉人大而且明亮的眼睛，和强抑在眼眶中的泪意，送他们上了出租车。

我想起带着“无期徒刑”的欢悦回到押房的英伸。“不！这个社会，不能这样把罪恶全归到你的身上。”我的心中呐喊着，“不！我们都是负罪的人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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