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皓丨竹内好留华生活初论

提到日本著名思想家竹内好（1910-1977），人们熟知的是他作为“鲁迅研究”泰斗的学术成就，创建“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壮举，以及战后为抗议日美安保条约愤然辞职的铮铮风骨。最近几年，这位以批判精神和独立思想著称的知识分子，其人生中一段至关重要的经历——1937至1939年作为日本外务省“在支第三种补给生”在北平（北京）的留学生涯——逐步进入学人视野。本文作者的最新研究《竹内好留华生活初论》，依据官方档案（特别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未刊档案）和竹内好本人的《日记》等一手史料，呈现出一个复杂而矛盾的青年竹内好形象。

竹内好（1910—1977，以下简称“竹内”）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评论家。他一生中有诸多壮举：一是创建“中国文学研究会”，二是长于鲁迅研究，三是战后因抗议日美缔结安保条约愤而辞去东京都立大学教授职务，四是身后留下17卷的全集，等等。所以，竹内留给世人的形象多是文学（甚至专指“鲁迅”）研究者，亦或民主运动的意见领袖。其实，他还曾于1937—1939年作为外务省“在支第三种补给生”来华留学。现有研究对这段史实缺乏必要的考订。¹本文在参照竹内好全集中收录的《日记》（1932年《鲜满旅行记》《游平日记》、1934—1935年《中国文学研究会结成之际》、1937—1940年《北京日记》）及《年谱》等个人资料的基础上，引用外务省档案等官方档案，并辅以与之有交集者的回忆文字互补互证，考订还原竹内留华生活的史实。

一、竹内好获批来华留学经纬

竹内1910年（明治43年）生于日本长野县南佐久郡臼田町，3岁时随家人迁居东京。他先后于东京、大阪完成基础教育和高中阶段学业，1934年3月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毕业。他起初计划到满铁工作，但未成功，随后一直未能正式就业。²待业之人对现实的焦虑及未来的期盼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得知好友冈崎俊夫已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提交来华留学申请（后来落第）后，竹内心里也产生波澜，翌日（1935年2月24日）他在日记中记述：“心神不宁，终归是未就业的缘故吧”。³不过，随后他参与到和外务省关系紧密的日华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这为他获批来华留学提供了契机。

据年谱记述：1935年10月至1936年3月，竹内曾在日华学会辖下的东亚学校担任讲师。该校教职员统计表（截止1935年12月末）也证实了这一点。⁴1936年末，他还在日华学会举办的“支那语支那时文讲习会”担任讲师，讲授“支那现代文学概说”⁵。1937年1月14日他还出席了日华学会举办的“《金瓶梅》讲读会”。⁶可见，这一时期他较为积极地参与到日华学会组织的教学、研讨活动中。

日华学会创立于1918年5月，“旨在为中华民国及满洲帝国两国……学生完成学业，及为教育技艺等相关研究调查者提供种种斡旋”⁷，帮助留学生介绍入学、安排宿舍等，虽名为民间团体，实则与日本政界关系紧密，后被纳入“东方文化事业”体系，成为外务省辖下的半官方机构。⁸所谓“东方文化事业”，是日本迫于国际社会退还庚子赔款趋势的压力，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展的对华文化事业（初称“对支文化事业”，后因中方反对，中途改称）；组织架构上名曰由外务省专门成立的文化事业部牵头，聘用中日双方知名学者组成委员会负责运营，但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日方手中；主要活动方面名曰资助筹建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以及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和中国留日学生等事业，实为日本对华侵略服务。⁹而日华学会扮演着辅助日本政府管理中国留学生的角色，在“东方文化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向外务省推荐本国留学生更是近水楼台、顺理成章之事。

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生制度始于1871年，是年5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在遣使来华缔结《中日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之际，派遣7人来华学习汉语。¹⁰随后，外务省为培养胜任对华交涉的汉语人才，从1874年起独自派员来华留学。外务省起初仅授予留学生“公使馆书记见习”（即见习秘书）名分，安置在驻北京公使馆“传习同国语学”¹¹；至1883年颁布《清国北京留学生徒规则》后，正式出台“清国北京留学生”派遣制度，规定留学生前往北京留学三年，在日本驻北京公使全权管理下学习汉语及“吏牍文”，同时“讲读其国之经史”等¹²；至甲午之际，外务省进一步于1894年1月17日以《清国北京留学生徒规则》为蓝本，颁布《外务省留学生规程》。¹³规程规定经由考试选拔各语种留学生，其中汉语为“汉、韩、俄、西班牙”四种语言之首；随后虽屡经修订（如留学生语种扩增至13种），但主要内容变化不大。¹⁴可见，外务省将留华学生培养经验推广至海外留学生全体，并将汉语留学生整合到海外留学生派遣整体中，且对其极为重视。一言以蔽之，外务省是在独自对华派遣留学生的日本中央各省厅（如陆军省、海军省、大藏省、农商务省、文部省等）中，派遣留学生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者。¹⁵

特别是在1928年“东方文化事业”中方委员因日本制造“济南惨案”愤而全体退出后，外务省更加肆无忌惮，索性挪用资助中国留日学生的经费来资助日人来华留学。从1930年11月起在原有外务省汉语（及蒙古语）留学生的基础上，增派三种“补给生”。要言之，三者因学力不同由低到高而定：第一种为日本小学毕业生及与之同等学力者，来华后入中学留学；第二种为中学毕业或修完第四学年者及同等学力者，来华后入中国专科学校或大学留学；第三种为大学或专门学校毕业及同等学力者，来华后入中国大学及大学院、专门学校或他处修学研究。至1937年又增派“在支特别研究员”，较第三种补给生学力层次有所提高。¹⁶竹内则是以外务省“在支第三种补给生”身份来华留学的。

据日记（1937年1月18日）记载：“受日华学会高桥君平氏邀请提交材料，去大学申请成绩证明书”。即日华学会已决定推荐竹内申请外务省“补给生”。随后，他先是准备提交日华学会的材料：19日撰写履历书，21日体检并领取证明，当日提交日华学会；继而着手准备提交外务省的材料：22日“制作留学生应募用的论文集”，23日“填写提交外务省的材料”。据档案显示日华学会最终于28日将上述材料连同推荐信提交外务省。¹⁷4月24日竹内又接高桥电话，得知“作为留学条件，须到东亚学校奉职”，遂于翌日签下“誓约书”。¹⁸此处留学条件，当指外务省要求补给生留学期满后，须在外务省相关机构任职的规定。¹⁹竹内后来虽未到东亚学校任教，但还是到“回教圈研究所”担任了研究员。²⁰

据外务省档案显示，5月7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致函日华学会会长细川护立（侯爵），通知竹内5月14日上午10时到文化事业部参加面试。²¹竹内或在5月10日拜访日华学会时得到通知，并于14日准时到外务省参加考试。据日记（5月14日）记述：“午前十时，到外务省。三种（即第三种补给生——引者注）面试。考生七名，在会议室候考，其中有稻叶诚一，还有岩村成允的儿子。（中略）第四、五位出列，在接待室，对面左手边是小村氏，正面是宛如身着朝服的贵族公子模样，很威风的年轻人，后来听说是第二课长宫崎。右手边还有两人。问题很简单，家庭、健康、与东亚学校的往来经过等。不自觉地口吃。约十分钟出来。小村在廊下告知很有希望，最终结果下月上旬确定。”²²

其实，此次选拔重心集中在申请材料审核筛选阶段。截至当年4月，外务省共收到15份申请“普通补给生”材料，分别由京都帝国大学、东京文理科大学、广岛文理科大学、同志社大学、大谷大学、大东文化学院、中央大学、日华学会等高校、机构，及宇野哲人、滨田耕作两位知名教授推荐。²³鉴于外务省仅安排藤井利重、小野胜年、佐藤清太、稻叶诚一、小泽文四郎、竹内好、岩村成正7人面试，且翌日（5月15日）便向各地知事、警署署长发函要求对7人进行身份调查（如委托东京都芝区高轮警察署长佐藤文雄调查竹内）²⁴，或可推测包括竹内在内的7人在申请资料的审核筛选阶段已从15人中胜出。7人由于之前在申请阶段已提交了详细的个人履历书、担保人等材料，不会出现原则问题，最终都通过了审查。

竹内胜出绝非偶然，确有过人之处。相较余者，其材料中特别增加了“研究业绩”一栏：“昭和九年四月创建中国文学研究会；同人（即竹内——引者注）参考论文《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小论集》”。后者应为前述日记提及的“应募用的论文集”，而前者则是指竹内大学毕业后，与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东京帝国大学“支那文学科”“支那哲学科”毕业生一起，于1934年初组建“中囯文学研究会”一事。研究会以批评传统汉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语言为特征，发行《中国文学月报》《中国文学》等杂志，举办研究会、讲座，翻译同时代中国文学作品等。²⁵该会是战前日本学界最早使用“中国”名称的研究会，也是明确以中国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唯一研究团体，因而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²⁶竹内是研究会的发起者和核心成员，虽未正式入职高校等官方机构，但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前沿研究，并利用会刊发声，取得了研究业绩。周作人、钱稻孙、郭沫若等中国学者访日之际，竹内还负责接待，并安排到会讲座。竹内材料中的“备考”处还记入“第二课长宫崎指推荐书中记载有‘望特别对待’”²⁷一句，说明竹内或许已在申请材料审核筛选阶段占据优势。可见，应是前期创建中国文学研究会等研究业绩和日华学会的力荐使他胜出。

（编号：B05015631100）

最终，外务省于6月29日以“文化一机密合第一〇〇四号”公布竹内及藤井利重、小野胜年、佐藤清太、小泽文四郎、岩村成正6人为“在支第三种补给生”（稻叶诚一升级为首批派出的“在支特别研究员”），留学期限两年，每月给予学费补助70元及生活补助40元。关于留学目的地及研究项目，除藤井利重欲赴南京、广东，研究“南支原产蔬菜果树及花卉园艺”外，余者大多计划兼赴北平及上海两地，研究中国语言、文学、考古等相关项目。如竹内计划前往京沪两地，研究“现代支那之文学”。²⁸日记记载6月28日高桥君平已得到消息，电话告知了竹内。于是，竹内等7人准备启程来华。

孰料一周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打乱了留学计划。竹内在日记（7月13日）中记述：“数日来围绕北支事变（卢沟桥事变——引者注）物情骚然，史无前例。连杂志社都受到言论统制，不似寻常出兵。”²⁹诚如竹内所虑，日本由此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外务省鉴于战事紧张，无法确保留学生安全，暂停了留学生派遣，随后藤井利重更是因南京等地安全原因放弃了留学机会。³⁰直至9月27日，文化事业部鉴于“今般皇军占据保定、沧州等地，北支事态概已安定”，遂将留学生全部派往北平”³¹。保定、沧州为平汉铁路沿线重镇，是国军精心布置的防御线，蒋介石曾直接部署保定战争兵力。虽然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但由于领导战略错误等原因，保定、沧州相继于9月24、25日沦陷。³²从外务省27日即发出派遣命令来看，其亦急于将搁置三个月的留学生派遣工作推进下去。竹内29日接高桥电话得知此事，虽已无法兼赴上海，但总算留学有了着落。³³

随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于9月30日致函日本“在中华民国大使馆”（此“中华民国”实为伪政权——笔者注）参事官森岛守人，告知留学生5人（藤井利重放弃，稻叶诚一已先期来华）即将赴北平留学，委托其“监督修学并提供方便”。³⁴可见，外务省对“补给生”的培养仍然沿用委托驻华使馆监督的旧例。竹内10月2日前往区役所（即区政府）提交了“外国在留申请”，11日到外务省领取了乘船折扣优惠证明，17日从东京启程辗转至关西，21日从大阪乘船，25日抵达塘沽，最终于27日抵达北平，开启了为期两年的留华生活。³⁵

二、竹内好在华留学主要活动

竹内在华留学主要活动大体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学习活动。留学生初来乍到，安顿好衣食住行自然是安心学习的先决条件。竹内抵达北平当日，先是投宿利通饭店，旋即拜访了东方文化事业的核心成员桥川时雄、钱稻孙等故交，汇报留学事宜，并打听事变后的动态。10月29日前往大使馆申请发放补助，并专门到警察处提交“来住申请”。联系竹内后来搬家后又于11月10日向警察提交“移转申请”，可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北平的统治，对日人的管理亦十分严格。10月29日午后搬出利通饭店，暂时寄住神谷正男（1935年作为第三种补给生来华留学）家中。30日从大使馆领取补助165元，旋即赴正金银行兑换现金。11月6日正式搬入租住的房子，7日置办家具，总算安顿下来。³⁶学习问题也提上日程。

其实，竹内大二时曾来华短期游学，对在华学习的基本形式已有了解。1932年8月，竹内等8名学生获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资助，赴朝鲜及“满洲”旅行。据日记记述，众人8月7日从东京乘火车启程，8日抵达广岛，经下关乘船至釜山，11日抵达（朝鲜）京城。在经过十余日的游历后，他们经由长春，22日抵达大连，“鲜满旅行”至此结束。³⁷不过除4人如期回国外，包括竹内在内的其余4人不想就此作罢，其中团长佐藤乘飞机返回朝鲜，另两人前往上海，而竹内的目标则是北平。

竹内8月22日从大连乘船出发，翌日抵达天津，由塘沽入境，24日抵达北平。在随后至9月30日启程返日前，他一直在平游学。他起初认为已可自如使用汉语（日记8月27日），但随后发现语言能力仍十分不足，遂聘请教师学习。如9月7日记述“教师来，于八角堂上课”，9月21日又记从翌日起以郭沫若《叶罗提之墓》为教材跟随教师学习，并从9月23日起使用矢野的书³⁸练习发音，此次游学时间较短，无法奢求太多收获，但他借此了解到在华学习的基本形式是聘请家庭教师，费用是每天一小时6元左右（8月24日）；同时遍走北平名胜古迹，并结识桥川时雄（8月24日）等在华日本文化界头面人物，加之后来又在日接待过周作人、钱稻孙等，这都为日后来华留学奠定了基础。³⁹

据日记（11月9日）记载，经钱稻孙介绍，当日杨联陞来到竹内家中教授汉语。⁴⁰杨氏1914年生于河北保定，早年就读清华大学经济系，在陈寅恪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租庸调制两税法》；1941年赴美，就读哈佛大学历史系，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即留哈佛任教；其后研究、教学皆有所成，不仅学术成果享誉海外汉学界，而且培养出余英时等高足。关于杨氏卢沟桥事变后与日人交往及教授竹内的经历，据其自传所述：

以钱先生之介为文殿阁标点《国学文库》关于边疆之书十数种。钱先生曾介绍到神户商校去教华语，辞谢。出长伪北大时送来讲师聘书，亦送回。但以钱先生之介得识日本学人甚多，与平冈武夫（住钱府）最熟，森鹿三、宇都宫清吉（亦治汉史，曾评介《东汉的豪族》）、和田清（新成文学博士）等，语文则与竹内好（鲁迅专家，甚受青年推重）交换。”⁴¹

其中，“钱府”即钱稻孙府邸。钱氏（1881—1966），浙江吴兴人，其父钱恂为晚清外交官。钱氏1898年随父赴日，在日学习七年之久，后又随父留欧；其后在北大、清华两校任教，对《万叶集》《源氏物语》颇有研究；且日文藏书颇丰，在府邸开设“泉寿东文书库”，常有中日学人来府借阅。⁴²竹内在钱氏1934年率团访日时就已与之相识，知之与日本渊源颇深。日记（1934年4月13日）记述：“率团教授钱稻孙是日本研究的名家。儿子四人都在日本，两人在东北大（东北帝国大学——引者注），一人在一高（居日本旧制高等学校之首的第一高等学校，校址现为东京大学驹场校区教养学部——引者注），一人在准备中，长子与岩波茂雄（岩波书店创始人——引者注）女儿结婚”。⁴³钱氏七七事变后仍留在北平，且与日本学人交往频繁，并在沦陷期间曾任伪职（战后受到审判）。若非钱氏引荐，竹内或许不易聘请到学问如杨氏一般的私人教师。

杨氏在12月下旬前大多每周二来家上课，12月21日因病住院，暂时停课，竹内还曾于23、28日赴医院看望。1938年1月11日恢复学习后，大多周五上课。竹内3月在日语讲习所任教后，因课程时间冲突，又于3月12日专门拜访杨氏，告知变更上课时间。此后多周一上课，但并不固定。关于学习内容，竹内日记中并未言明。经查阅杨联陞日记哈佛燕京藏本确认，日记仅有1945年以后的部分，因此无法从日记中了解杨氏教授竹内时的情形。

不过，竹内来华前已有较深的汉学素养，两人的教学自然不必从基础起步，或主要是用汉语交流学问。如日记（11月16日）记述：“杨氏来。杨氏说：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原文如此——引者注）为佳书。英文《四书》乃Giles本为佳。《留东外史》作者不肖生，本名向恺然，善武术，著有《江湘奇侠传》（应为《江湖奇侠传》——引者注）等多部小说”。竹内对杨氏所言颇为重视，18日便去东安市场购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阅读，22日更是召集神谷正男、小泽文四郎商讨组建“钱穆研究会”，计划每周一午后1时起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文本进行研究。研究会最终从一周后的29日起开始研讨，持续很长时间。⁴⁴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杨氏对竹内的影响。两人的教学几乎持续到竹内留学期满。且两人课余亦往来频繁，经常相约到彼此家中对弈。

其次，承担文教任务。除了学习活动外，随着日本在沦陷区开展奴化统治，竹内时常接到文教方面的任务。

竹内来华后不久就接到参与编纂教材的任务。1937年底，日本为加强对沦陷区的文化渗透，决定由华北派遣军特务部牵头编纂中小学教材，对中国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同年12月14日，大使馆参事官森岛守人致函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就此申请调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员、东方文化总委员会职员及外务省第三种补给生等8人，驰援编纂中小学教材一个月，并附上了名单。广田弘毅于28日批复同意。⁴⁵竹内在日记（11月29日）中用中文写道：“上午没人来。午饭后神谷先生来。说地方维持会里要人改订教科书的。武田先生来依赖他了。他也要我去作工。我不愿意所以模模糊糊的回答。”⁴⁶其中，“神谷”为神谷正男，“武田”为特务部的武田熙（后任兴亚院华北连络部文化局调査官）。结合前述调令名单中并无竹内姓名，可知其最终并未参与。不过，对于恩主日华学会安排的任务，竹内是无法推辞的。如日记（1938年3月14日）记述“受日华学会之托从事诸种调查”⁴⁷等。

同时，竹内还参与到“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日语学校”和伪北大理学部的日语教学中。“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开馆于1936年12月，是与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天津日本图书馆和“满铁”图书馆齐名的近代日本在华建起的四大图书馆之一。虽名为图书馆，实为日本在“东方文化事业”的幌子下进行所谓“亲善”工作，协助文化侵略、殖民的工具⁴⁸，如前述承担编纂教材工作等。此外，该馆从1937年9月开设临时日语讲座，向北平民众施以日语教育。⁴⁹据记载该馆最初从9月起在馆内转播“北京放送局”日语讲座，并安排日籍馆员每周辅导一次。讲座结束后，该馆又于11月1日聘请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柯政和担任讲师，正式开设日语基础讲座。由于报名人数过多，师资不足，又请来钱稻孙任教；在此次讲座于1938年2月20日结束后，又继续组织中级、初级课程，招生189人，并聘请竹内等4人担任讲师。因学生增多，只好在黄化门外大街另寻校址开讲。⁵⁰

关于在该校任教经过，据日记（1938年3月10日）记述：“听钱先生讲，昨日访近代图书馆菊池租氏时，他恳请（我——引者注）担任日本语讲习的讲师。（中略）菊池氏态度非常客气，不好意思拒绝。”从竹内12日专门拜访杨氏告知变更上课时间来看，他已接下任务。日记（3月17日）记述“赴后门内黄化门学校。从今日起开始授课。教二、三班各一小时。”即从3月17日开始讲授日语。日记4月7日记述“从图书馆领月给70元”，即是授课的月薪。竹内随后一直在该校任教，直至8月25日辞职。⁵¹

此外，竹内还应伪北大理学部的邀请，担任日语教师。日记（9月29日）记述从当日起赴理学院授课，月薪全额80元（其中须扣去所得税40钱，印纸2钱）；当日还到大使馆提出了授课申请。随后竹内一直在伪北大任教，翌年1月14日还参加了伪北大的成立典礼。⁵²总之，在日本全面侵华的大背景下，留学生也沦为侵略政策的附庸，从事起学习、研究无关的文教工作。

再次，其他个人活动。

访书购书也是竹内留学期间的主要活动之一。购书已成为近代日本学人来华的重要目的和内容。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武内义雄、神田喜一郎、长泽规矩也、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日本学人都曾在华购买大量图书，⁵³吉川幸次郎归国前邮寄书籍小包达300包之多⁵⁴，大体同期在华留学的仓石武四郎也由于书籍太多，分成六批才全部寄出。⁵⁵竹内也不例外，日记大篇幅地记载了其访书购书活动。

民国时期在北平购书，除了亲赴琉璃厂和隆福寺的书店访书外，还有一种当时常见方式：上门送书。对此，吉川幸次郎曾忆述：“他们（即书店伙计——引者注）把各种书的‘头一本’——即最早的一本用布包袱包着送来，常常是早上我还没有起床，已有十多人拥挤在门房的屋子里等我。然后，我起床，与他们一一见面，见那‘头一本’，要买的，就说‘留下’；想考虑一下，隔几天回话的，就说‘看一看’。如此这番地与书店老板打交道，每天都得花一小时以上。”⁵⁶

竹内的情况与之相似，仅日记中记载频繁来家送书的就有荣华堂、怀古堂、文殿阁、文奎堂、群玉斋等多家书店，早上时常被伙计叫醒。且书店允许客人赊账，如竹内留学期满归国之际，文奎堂便允其日后再结账。但竹内过意不去，还是结了账。⁵⁷书店如此优待日本学人，也是因为世道不好，生意难做，不愿错过大主顾。如据陈垣1926年11月8日致信胡适时所述：“北京现在穷极，尝询书店近日买卖如何，据云有些日本买卖可做云云。然则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也，可哀已。”⁵⁸可知自20年代起北京书店已经营困难，主要依靠日本买家支撑经营；至1937年大批知识分子离平后，书店只能更加依靠日本学人。加之竹内购书并不拘泥于稀版古籍，买的大多是近人编著的常见书籍，不难入手，收获自然不少。

除了购书以外，日记中还记录着竹内的另一些活动：他每日花销巨大，出入饭店酒肆，品尝中外珍馐：正阳楼的羊肉，北京特色美食烤鸭、烤羊、火锅，不醉不归；入夜后又时常流连于烟花柳巷，对八大胡同、石头胡同、后拐棒胡同、前门、十条东口、大栅栏等处的“暗门子”如数家珍。日记中仿佛记录的不是留学生的生活，而是一位挥金如土、花光再借的纨绔阔少每日在食色犬马中消磨时光。如此日子直至1939年10月15日留学期满，启程返日才告一段落。这使竹内的留学生活异于旁人，孙歌评价“那是一种完全迥异于‘学者’的‘留学’体验，恣情买醉、放胆狎妓，在饮食男女之间，竹内好以他的方式体验了异国人生”。⁵⁹这一形象与人们对国家公派（官派）留学生的一般印象形成巨大反差，彰显出个人与时代的复杂性。

三、对竹内好留学生活的评价

一方面，就留学生培养而言，竹内的在华留学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派遣留学生赴外留学，其目的或复杂不一，但修习学业、精进研究终究是第一位的。这一点对高层次留学人员而言更是不言而喻。比如，仓石武四郎通过在华留学，不仅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处旁听（偷听）了大量课程，甚至将课程讲义直接作为后来在京都、东京两所帝国大学授课时的大纲，终成一代汉语教育和研究大家。然而，竹内在华学习、研究却很不尽如人意。他虽多年后追忆往昔时仍对留华生活赞不绝口，发出“翻读日记，怀念最是北京放浪时代”⁶⁰的慨叹，但早在留学期间已对自己的放浪生活有所反思。如他在留学过半时的日记（1938年12月4日）中写道：“去年夏天至来北京之间的日记绝非佳品……现在看来那时的生活毫无任何可表扬之处。”在即将留学期满离平返日之际，他又在日记（1939年10月16日）中写道：“认为仅离开北京，便于群愚之内，独己清白，真是太天真了。（中略）两年来竟忘记锻炼自己，时至今日方才迷迷糊糊地觉醒。”返日后，他对留学期间荒废学业更是懊恼不已，如（11月6日）因“晚上预习（研究会的——引者注）课本至半夜2时才完，基本是在查发音字典”而“深深懊悔留学时的怠惰。”⁶¹竹内后期的好友丸山真男在读罢日记后，亦感慨道：“战后派的人读了这个，或许会泄气，纳闷竹内好的‘志气’跑哪去了。或许竹内好本人在某时某地回想之际也会厌恶自己：32年的中国旅行是那样新鲜，但从37年起的两年北京生活却碌碌无为。”⁶²可以说，竹内的在华学习、研究状态不仅不及稍早于他在京留学的仓石武四郎等前辈学人，甚至不如他本人1932年短期游学。

另一方面，就个人学术成长而言，留华期间亦是其批判思维不断退化，研究陷入困境，走向迷失与否定自我的过程。

受到母亲沉静善思的个人因素、因家境贫困而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及社会化的环境因素，以及高中时代与校方冲突而对权威形成批判意识的教育因素等影响，竹内在早年已富于批判思维。这在其接受高等教育、掌握学科知识后，在对文学作品评论方面得到充分展示。在大学毕业后，他阅读了大量中国作家最新现代文学作品，如下表1。

对于这些作品，他曾在日记中称赞丁玲《水》、洪灵菲《路上》为“佳作”，蒋光慈《老太婆与阿三》“短而有趣”，评价茅盾《春蚕》《秋收》“恐非佳作，没有叫绝之处，笔法幼稚，且描写中有概念感，或是由于语言尚不成熟。文中对顽固的老人描写最佳，余者不清。特别是几乎没有商人出场，使农民被压榨过程不够清晰。”评价老舍《抓药》“有技巧性，但手法不成熟。总之此类文章在日本人看来并不有趣。这或是在国民党政权下寻觅某种合法活路的文学形态之一。”⁶³短时间阅读如此多的文学作品，并作出独到、犀利的评价，不仅说明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兴趣浓厚，而且彰显其善于批判思维的特点。

不仅如此，他对政治问题亦颇为敏感，具有批判意识。如1932年在京津两地游学之际，他敏锐地察觉到因日军侵华引发中日国族对抗的紧张气氛。如日记（8月26日）记述参观燕京大学时，见到告示板上贴有“北平各界扩大宣传联席会议举办抗日救国征文竞选”的告示；9月17日记述其原定翌日搬家，但为避“九一八国难纪念日”，提前一天搬了家。而对待旅日中国左翼女性作家谢冰莹，亦显示其有别于世论的独立看法。他在1934年11月27日读谢氏小说《抛弃》，尚不觉有趣；12月3日终日在家读完谢氏短篇小说集《前路》后，对其中《梅姑娘》一文产生兴趣，决定翻译成日文，最终于翌年1月4日译完，发表在《妇人文艺》1935年2月号上。⁶⁴这一时期，竹内及武田泰淳都与谢氏交往密切，如1945年时他曾专门致信谢氏回忆这段交往：“提起武田泰淳这个名字来，势不可不回忆到长泉院，那是一个佛寺，也就是武田的住宅，处在东京西郊。那年你来游历日本，我们恰好在筹办中囯文学研究会，大家聚会畅谈之机会，当然是够有的。而这个长泉院，地方特别幽美，等于是我们一个美满的俱乐部。（中略）我们天天聚在一起，倾出满肚里的热情来讨论着文学上种种的意见。”⁶⁵不仅如此，他还在1934年12月9日专门邀请谢氏以《我的文学经历》为题做了演讲，竹内日记称“谢氏热辩一个半小时，迷倒全场”。⁶⁶不过，谢氏毕竟是左翼作家，不满日本侵华，在1935年伪满傀儡皇帝溥仪访日之际，遭日本警察以“抗日反满罪”逮捕，并遣送回国。⁶⁷竹内与之过从甚密，不会不知其政治主张，可见其当时并未被日本反华反共的官方立场所裹挟，对中国左翼作家仍持积极态度。

然而，这一切都在来华留学后发生改变。他虽最初拒绝了编纂教材的邀请，但渐次接受在华教授日语的任务。他或许主观上并非自觉，但客观上已成为日本对华奴化教育的帮凶。不仅如此，他在1938年10月12日给友人信中，更是写到“我渐渐厌恶支那、支那人、支那文学。现在不是出于教学之必要，而是觉得日语有趣，正在学习日语”。⁶⁸即他甚至对自己热爱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失去了兴趣。⁶⁹换言之，随着在华时间一久，其批判思维不断麻木退化，对学业和学术研究的热情也日渐消解，愈发寂寞、颓废、放荡、沉沦。那么，是什么让一位富于批判精神的日本学人在来华留学后，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呢？

对此，丸山真男将之归因为中国近代化的特殊过程。“日中战争听起来像是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军事冲突，但实际上绝非如此。到当时的中国走走看看，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正在溶解的半国家状态。若非如此，是不可能在敌国过上如北京日记那样的日常生活的。身处敌国，一面与军事占领的驻外机关接触，一面又与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知识分子乃至站街女广泛交往。或许话题有些大，19世纪末至太平洋战争之间的中国，是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帝国轰隆崩溃，传统的中国社会正在不断解体的时代。在此解体过程中，爆发了1931年的满洲事变。所以，随后的日中战争是作为国家的帝国主义，与作为运动的国家主义之间的战斗。应该说是日本帝国败给了中国的国家主义运动。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践踏蹂躏中国的过程，也是新中国的阵痛期。”⁷⁰对于丸山上述对中国近代化的误读，已有学人做过批判⁷¹，此处不再赘述。不过，至少丸山思考的方向是可取的，即可从竹内所处的时代及其对人的异化寻找答案。一言以蔽之，竹内的北平留学时代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秩序沦陷后文化落寞、人性扭曲的时代。

北平（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近代以降一直是日本留学生重要的目的地。特别是在国立北京大学、私立中国大学等出台旁听生制度后，大量外务省留学生得以进入大学旁听或入籍学习。此外，为了便于外务省补给生从事研究，使馆还于1932年组织起名为“大兴学会”的研究团体，由外务省出资邀请知名学者到会讲座，先后有以下学者到会讲座：陶希圣《中国社会史略说》、罗常培《中国音韵学研究法》、黎锦熙《关于注音符号的由来与实际、大学音读》、鸟居龙藏《从文化史上所见之辽代研究》、张伯英《书学讲义》、杨树达《关于说文形声字》和胡适《佛教思想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等。⁷²可见，1937年之前日人在平（京）学习、研究氛围浓厚。

然而，北平沦陷后，原有秩序遭到破坏，无法形成正常的人员往来。竹内来平之初（11月1日）就从奥野信太郎处风闻梅兰芳的伯乐齐如山已在事变后南下。⁷³其实，齐氏抗战期间一直藏身于北平，先为避日人迫害躲到法国医院半月有余，后又为避日人笼络（名曰到日本人广播电台说戏，实为日人殖民站台）而躲在自家北屋，白天锁门不出，晚间无客才与家人相见，一躲就是八年之久，方才得以保全身名。⁷⁴能安全躲在自家者毕竟是少数，大批文化精英或奋起抵抗（如前述杨联陞业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绝食殉国），或离平南下。竹内两年内接触到的不过是少数留平教授，更多的是和他一样迷失的日人，他在日记中甚至自嘲连说汉语的机会都十分有限。换言之，竹内似乎生活在一个既非中国，亦非日本的秩序沦陷的世界之中——置身其间，即便处于占领者一方，亦会人性扭曲，甚至蜕变、变态。其实，敏于时事且善于批判的竹内已在潜意识中感知到异常。来平第六天（11月2日）本该对留学城市感到新鲜和对未来学业踌躇满志的他，却在日记中记述逛中南海及北海后“颇为寂寞”⁷⁵。这种异常情绪正是置身秩序沦陷世界的应激反应。

然而，竹内仍就迷失在秩序沦陷的世界之中。他在1937年来华留学途中经过京都时，访问了“东方文化事业”在日分支机构东方文化学院，深感京都“氛围与东京相异，政治色彩不浓，纯粹学术性”⁷⁶，向往京都的氛围；但在华留学两年中却荒废学业，放浪形骸，在日本推行文化侵略、殖民的浊浪中随波逐流，甚至对研究失去兴趣，走向自我否定。这也是侵略战争中留学生教育畸形发展的典型案例。

不过，留学期满后的竹内最终走出了迷失与否定自我的困境，实现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最初的热心，到留学期间的厌恶，再到以“鲁迅研究”为终生志业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修炼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家，并在战后民主运动中特立独行，展现出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在他去世之际，当年在华留学时的老师杨联陞曾在1977年4月6日手书挽联：“东国流芳，定入独行文苑传。西园陨涕，长怀冷眼热肠人。”⁷⁷正如人们记住一座山脉看重的是山峰而非山谷一样，竹内留给世人的最终印象仍是其藉由对于文学与世事敏感且富于批判的思考，为世人应对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提供方法。或许这段特殊的留华生活，正是其学术修行的必由之路。

谭皓（1983~），2014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专门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读书期间曾先后赴日本大分大学（2004～2005年）、东京大学（2011～2012年）交换留学。现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英才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中外教育交流史。著有《近代日本对华官派留学史（1871-193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日本⼈留学中国及对华态度形成机理研究（1871—1972）”（24BZS127）之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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