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本电影圈连环爆出丑闻，知名导演榊英雄、园子温与电影监制梅川治男等遭指控性骚扰女演员，甚至“潜规则”女演员，逼迫她们与其发生性关系，以换取工作机会。对此，是枝裕和、深田晃司、西川美和等六名导演，在3月18日共同发表公开声明《反对任何利用电影导演职位的暴力行为》，要求日本电影圈直面“潜规则”问题。与此同时，与梅川治男、园子温合作过的女演员们也纷纷发声。水原希子在接受《周刊文春》访问时直言，性骚扰一直存在于日本演艺圈，并且电影圈内充斥着“只要肯在工作人员面前大方脱光，就会被认为是好演员”这种奇怪的逻辑。隔日她在Ins直播时，为此几度拭泪到无法言语。吉高由里子也在推特（Twitter）发文，表示利用权势去欺骗怀抱梦想的人是不对的，被害者只要看到这些名字，就会感到强烈的痛苦。这一波日本电影圈的MeToo风暴，在几位具有影响力的导演与女演员的带动之下，是否能带来实际改变，尚有待观察，但这一风暴的起点，早在2012年安倍政府提倡“女性经济学”时，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2019新年伊始，日本西武SOGO百货公司推出了最新的形象宣传广告。广告上有一个被砸了一脸奶油派的女性，主标语是“不要你们说的女性时代”，完整的文案如下：
因为是女性，所以被强迫。
因为是女性，所以被无视。
因为是女性，所以被扣分。
报道身为女性的生之痛苦，
每次，都让“女性时代”渐行渐远。
今年终于时代要有所改变。
真的吗？真的可以如此期待吗？
如果只是鼓吹女性要在职场大显身手的“女性时代”，
那永远都别来了，我们这么想。
时代的中心，非男非女。
我，想歌颂我的诞生。
到来的应该是，创造每一个人的
“我的时代”。
光这样想象，不是就很欢欣雀跃了吗？
我就是我。
这个极具视觉效果的广告一公布，马上成为热门话题，引发网友热议，并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两极化的反应。支持者们认为，这个广告很好地说明了日本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状，以及女性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女性经济学”、“女性活跃”政策下的真实处境；反对者们则认为，这是廉价的女性主义论述，是假女性主义之名、行“厌女”之实，而把奶油派砸在女性脸上的画面，也让人感到极度不适。并且，由于文案的主语不清，让人搞不清西武SOGO是站在男性方还是女性方？是站在榨取方还是被榨取方？因此不少人认为，这则广告在打造西武SOGO的品牌形象上，起到了反效果。
然而，不管西武SOGO是站在哪一方，也不管是否造成反效果，这个广告成功地在新年初始就抓住了人们的目光，完美地达成了宣传西武SOGO的任务。饶有深意的是，这个文案其实暗指了这几年发生在日本社会的几起女性歧视事件，也暗讽安倍政府执政以来所极力提倡的“女性经济学”。
一、安倍政府的“女性经济学”
2012年，安倍晋三成为日本首相后，开始积极提倡安倍经济学。而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之一，即“女性经济学”。
安倍在2014年1月的一次演讲中，如是说道：“日本女性劳动力是一种最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日本必须成为一个能让女性发光发热的地方。”他同时还表示，如果日本的女性就业率像男性那样高的话，日本的产出可能会提高16%。为了以女性劳动力促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安倍承诺将增加托儿机构，鼓励母亲重回职场。对此，其实安倍早在2013年即已如此夸下海口，“我决心鼓励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我将为此准备好架构，使之成为可能。”
这就是安倍政府大力提倡的“女性经济学”。他们认为，透过将那些尚有供给潜力的女性劳动力引进市场，可释放日本的潜在劳动力，缓解因人口老化与少子化所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并且他们还认为，如此可激发女性的创造力，形成新的经济成长，给予日本颓败已久的经济困境一次重振的生机。因此，安倍宣称，他要打造一个“让女性闪耀光芒的日本”。
此外，安倍还有一个“小目标”。他在联合国演讲时曾野心勃勃地表示，计划在2020年将日本政界和商业界的女性领导者的比例，提升至30%。为了达成这个“小目标”，让女性在无后顾之忧的前提之下，走进职场，更成为安倍政府势必得解决的问题。因此安倍政府屡次表示，将有效处理托儿所、幼儿园长期数量不足的问题，并呼吁各大企业提供女性员工富有弹性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时间安排。
然而，安倍虽然鼓励女性打破玻璃天花板，并承诺将为她们准备好架构，好让她们得以安心的、自由的在职场上“女性活跃”，但在硬体设施普遍准备不足，在强调男尊女卑的“厌女”社会，在日本女性普遍感受到“我的敌人是整个社会”之下，日本社会对女性的传统感觉与身体感觉，是否如同安倍所言，只是一面可一敲即碎的“玻璃天花板”？
二、敲不碎的“玻璃天花板”
2016年2月中旬，一篇匿名的网络文章《孩子上不了托儿所，日本去死吧！！！》，首先给安倍政府所承诺的托婴与幼儿安置政策一记响亮的耳光。
文章中，作者如此写道:“闹哪样啊破日本！根本就不是什么1亿总活跃社会嘛。昨天（孩子）果然没报上托儿所。能怎么办？这还让我怎么去活跃？”该文如实地道出了在托儿所、幼儿园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双薪家庭的困境与非全职妈妈的尴尬境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安倍所主张的“一亿总活跃社会”的愤怒。
这篇文章一出，马上引起了日本家长们的共鸣，并在推特上发起了标标签内容为“（孩子）上不了托儿所的我”的话题，引发民众热烈讨论。不少家长纷纷留言表示感同身受，分享自己的经验与想法。其中，有的推文甚至被转发超过2000次，足见家长们普遍怀有同样的烦恼。而在同年（2016）3月5日，一群手举“（孩子）上不了托儿所的我”抗议标语的家长聚集在日本国会前，表达对安倍政府的托婴与幼儿安置政策始终举步不前的不满。
此后，这个议题持续燃烧，“孩子上不了托儿所，日本去死吧！！！”这句话，不仅在年底拿下该年的日本十大流行语，还成为一个导火线，点燃了日本女性对安倍政府物化女性的不满，与对“女性活跃”、“ 一亿总活跃社会”的愤慨。
除此之外，即使已经到了21世纪，日本职场上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依然严峻。这除了体现在工作内容与升职机会上，刻意压低女性的成就之外，泛滥于职场上的职权骚扰（power harassment）、性骚扰、性侵害等等，更是令女性感到反感与酸楚。
2016年6月28日，英国BBC电视台播放了记录片《日本之耻》（Japan’s secret shame）。该记录片讲述了伊藤诗织被知名媒体人山口敬之性侵害之后的艰难维权过程。BBC将伊藤称为“打破日本沉默的女性”，而这位坚韧地维护自身身体权益的女性，却被日本视为“日本之耻”。不过，伊藤不畏日本投射来的异样眼光，越挫越勇，日后在2017年10月以本名出版了以这段经历所写成的《黑箱》（*Black Box*）一书，控诉日本检察机关与父权社会的荒谬。
《日本之耻》播出后，随即在海外激起巨大的回响，对于这种情况，日本多数媒体却选择噤声，但在推特上却得到了大量的关注。藉由社群网络的力量与全球性MeToo（我也是）运动的带动，2017年12月，知名网络作家Hachu（はあちゅう）公开表示，自己曾受过前上司岸勇希──日本广告业界大佬、电通史上最年轻的创意总监──的性骚扰。
Hachu的这一举动，可说是拉开了日本MeToo运动的序幕，标上MeToo标签的推特数，到同年（2017）12月中旬为止，更是到达5万多条。不少日本女性纷纷在推特上，坦诚说出自己在职场上被性骚扰或性侵害的切身经历，政治偶像町田彩夏和年轻的实业家椎木里佳也公开了自身的受害经验。是年11月，立宪民主党代表青山雅幸的秘书山田麻美，更是公布了长达40页的《性骚扰被害日记》，文中详实记录了她每一次受害的时间、地点、过程与内心感受。
2018年4月1日，日本摄影大师荒木经惟的御用模特儿KaoRi 发表了文章《这种知识，真的正确吗》。在这篇开头即打上MeToo标签的文章中，KaoRi表示自己在为荒木工作期间，是在没有签署拍摄同意书的情况下，被迫拍摄裸体照片，并且她很少拿到工作酬劳。几天后，与荒木曾多次合作的女演员水原希子在Ins上声援 KaoRi，她不仅说出数年前被迫在20多位陌生男性的注视下，拍摄半裸照片这一不愉快的工作经验，更公开质问这位热爱以捆绑摄影对象表现出SM（受虐与被虐）效果的摄影大师：“对你来说，女人到底是什么？”
不过，日本社会长期“隐身”女性的文化，让日本MeToo运动在几个月后即平静了下来。根据日本政府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日本被性侵害的女性中，超过 2/3 的人不会告诉任何人，其中只有4%的人会选择报警。也就是说，九成以上的日本女性在受到性骚扰、性侵害后，会选择隐忍、不公开，甚至否定自身。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她们自小受到的教育是：被骚扰、被性侵是“自身的耻辱”。并且，倘若案件被公开，受到社会检视或审判的更多会是受害者女性，而不会是加害者男性。也因此，日本上智大学教授三浦真理表示，在一个女性长期处于被责备的社会环境之下，受害者基本上不会去寻找支持，寻求正义的。
也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毫不遮掩、毫无悔意地直接对女性表现出歧视、蔑视的举动，变成是一种家常便饭。
2018年年底，日本杂志《周刊SPA﹗》做了《最好上的女大学生排行榜》专题报导，通篇以游戏攻略的方式，盘点在餐会中，“最容易上的女大学生”的所属学校与常见特征，并教导读者如何在餐会中，找到可以顺利弄上床的女大学生。这个对女性极度无礼又物化女性的报导，引起了日本女性的强烈反弹。而这份杂志此前还曾做过《联谊会最容易带回家的女大学生》、《最多婊子出没的大学》、《处女最多的大学》等歧视女性的专题报导。
类似这样的女性歧视与蔑视，除了在这种以刺激销售为主要的三流周刊杂志外，大学教育的殿堂也是不惶多让。
2018年8月，东京医科大学被日本多家主流媒体踢爆，该校自2011年开始，在第二轮的入学考试（即高考）时，对女性考生采取了扣分措施，以藉此将女性的录取率控制在三成以下。而这种由性别歧视所导致的入学考试违规，至少让55名女性考生“被落榜”。对此，《朝日新闻》在社论中表示，当今社会竟然还存在这种明显的歧视，令人感到震惊。
然而，对于这种明显的性别歧视，曾在东京医大担任招生单位主管的行政人员在接受TBS电视台的采访时却表示，日本无论哪所医科大学都在这么做，所以他并不认为这是不正当的做法。当医生需要体力，女性当不了外科医生，且她们也不想去偏远地区工作，如果按照正常的方式进行考试，被录取的女性就会增加许多。同时，他更认为，这不是单纯的性别歧视，而是事关日本未来医学发展的“必要之恶”。
当东京医大的丑闻和前招生主管的言论，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时，顺天堂大学和北里大学也爆出入学考试违规事件，这更加印证了这种降低女性录取率的违规手段，的确是日本的医科大学的常态。2018年年底，这两校召开了记者会，公开表示校内的医学院曾经实施违规入学考试，以降低女性考生和重考次数多的考生入学。由此，顺大表示将追加录取原本在第二轮考试中“被落榜”的48名考生，而这其中竟有47名是女性！至于为何要扣女性考生的分呢？顺大表示，由于女性比男性发育来得快、思想更成熟，因此在第二轮考试的面试时，往往因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容易取得佳绩。为了平衡男女双方的能力差距，只好采取这种措施。
三、内化“厌女”思维的日本女性
不过，虽然这些来自男性和男性逻辑所导致出的社会歧视和“女性蔑视”，的确让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堪忧，但日本女性对自身的定位与认知更是一大隐患。多数日本女性无法从男性所架构出的规范中脱出，甚至还在不知不觉中，将“厌女”思维内化，这更加让日本女性地位的提升显得窒碍难行。
2015年，日本教育和发展研究所对3200名幼稚园生或小学生的母亲，进行了调查，询问她们是否期望子女上大学。调查的结果显示，66.9％的受访者希望女儿就读大学，而表示希望儿子就读大学的受访者，却有79.7％，两者之间有12.8%的落差。
沿着这个调查结果，去思考西日本铁路公司在2018年6月起用的车厢广告“神啊，请让我女儿的理想学校是在福冈县内吧！”的话，也就不难理解这则广告为何会引发争议，甚至被一些民众要求撤回。
西日本铁路公司原本想从亲情的角度，表达父母亲尽量让女儿留在身边的不舍心情，但由于日本女性，特别是出身乡下的女性，长期处在一种“女性不用念大学”的歧视构造中，因此不少人直指这则广告带有女性偏见，并提出质疑：为什么女儿就得要在县内上大学？他们认为，相对于亲情诉求，这则广告更多说明了日本女性至今还是被视为最好不要去上大学，应该留在父母亲身边，以便被密切管理的从属品。而当有人以经济为由，试图重新解释这则广告时，反对者们则提出反驳，他们认为假如是因为无法负担女儿赴外地就学的费用，那就请祈祷女儿考取较为省钱的国立大学，或者是不分性别地，也对儿子做出同样的祈祷。
而前述论及的东京医大事件的后续发展，也让人无言以对。东京医大为了应对这一丑闻风暴，在同年（2018）10月遴选出创校百年以来的第一位女校长林由起子。很显然的，校方希望藉由这位女校长的出现，来洗刷外界对东京医大歧视女性、甚至是“厌女”的印象。然而，在处理被害考生的补偿问题上，即使是女校长上任，也无法改变日本医界对女性的歧视。在校方重新释出44个录取名额后，有49名“被落榜”的考生重新提出申请，但限于名额，最后刷掉了5人。既巧合又讽刺的是，被刷掉的这5人又通通是女性。
NHK在东京医大丑闻发生后，曾对医疗相关产业的女性进行一份问卷调查，结果却让人倍感无力。女性受访者中，竟有六成表示“能够理解东京医大对女生扣分的做法”。这个结果除了显示出这种排挤、歧视女性的手段，已成为日本医界的潜规则，更显示出日本女性多数还是依存于男性所主导的社会规则，甚至在有意无意之间加入了“厌女”的阵容，甚至引发自我厌恶。
日本社会学学者上野千鹤子在《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一书中，曾对日本女性的这种现象做出了提醒，她强调厌女症不是只有男性才患，女性也会染上，且一旦女性染上就更加麻烦，因为女性的“厌女症”是一种自我厌恶。但就目前的情况观之，上野的提醒似乎作用仍属有限。
四、职场女性对男性社会的反击与反省
就在日本社会普遍弥漫着“女性活跃”却又“厌女”的氛围下，朝日电视台在2012年底，推出了以外科派遣女医生大门未知子为主角的日剧《Doctor-X》，此后该剧一路演到第五季（2017），收视率还“绝对不会失败”（大门未知子的口头禅）。剧中这个完全不理睬日本医界规范与男女上下尊卑制度，无视大学附属医院的“出世”（出人头地）逻辑，单枪匹马地迎战以男性为尊的外科世界的大门未知子，可说是给日本社会的“厌女症”一个迎头重击。
富士电视台则在更早时就推出了《庶务二课》系列，剧中以一群被公司视为废物，而被塞入公司架构最底层的总务课的女上班族为主角，透过她们与业务部高层的对抗，表现出女性在职场上所面临到的阶级与性别的双重压迫。而在同样讨论这种双重压迫的《问题餐厅》（2015）中，一群在职场或生活上遭受父权各种榨取的女性，合开一家具有自我风格的西式餐厅，试图以此与象征阶级与父权社会的大型西式餐厅分庭抗礼。
这些刻画出女性在与阶级、性别压迫对抗过程中的以大击小、以卵击石，以及如同西西弗斯神话一般无止尽的挫败与重来，虽一再让女性观众感同身受，却也无法让她们跳出日本社会既定的阶级与性别框架。而这或许与日本人具有高度集体主义倾向有关。这种不与别人不同的从众倾向，让日本女性对自己做出“合群”的要求：自己不能成为不服从社会潜规则的“异端”或“野兽”，不能去选择一条少数人走的个人主义道路。
在日本电视台推出的《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2018）中，女主角深海晶象征着安分蜷缩在此一集体主义规范下的标准职场女性范本：不违抗上司、完美地完成上司交付的一切任务、得体的应对进退、甜美的笑容、温顺的态度、不凸显自我风格的柔和色调着装，甚至包括忍受上司的随意吼叫、客户的性骚扰、被迫对男客户下跪谢罪等男性职场暴力。而当深海晶试图跳出这种如同大和抚子般的典型日本女性范式时，却被男上司视为是步入任性的反抗期，被男朋友视为不可爱。最后，不想舍弃自己的人生的深海晶，只能选择离职与分手，领起失业救济金。
五、全职主妇对“女性活跃”的质疑
此外，除了在职场上对女性的形象与劳动力进行规范之外，对全职主妇的劳动力榨取，亦是日本社会（或说亚洲社会）的一大问题。
在安倍“女性经济学”的逻辑下，女性在承担家庭责任之外，还必须工作。也就是说，除了结婚生子、教养子女、照看老人、承担家务、精打细算、兼差贴补家用之外，现在，女性还必须在职场上大显身手，必须“女性活跃”，以便为提振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做出贡献。然而，全力承担家庭责任的全职主妇难道就不是付出劳动力？难道就没有替日本的GDP做出贡献吗？不少全职主妇对此感到疑惑。根据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全职主妇一年无偿家务劳动的总时数，约有2199小时，若将此换算成年薪，大约是304.1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153,700元），这还不包括她们兼差所赚来的薪资。
也因此，不少全职主妇对安倍政府所提倡的政策感到不太舒服，她们认为安倍的主张，完全无视了她们愿为家庭付出所做出的个人选择，也无视了她们对社会、对经济、对日本所做出的贡献，只粗暴地将她们视为“日本潜在劳动力”、“最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一群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劳工。是以，安倍政府企图以“女性活跃”来补足日本劳动力的想法，被认为最终还是只将女性视为附属品的物化思考，让女性不禁对他们提出如此的质疑：“对你们来说，女性到底是什么？”
诚然，安倍政府的初衷可能没有那么反动，但一系列措施却反而暴露出潜藏在日本社会内部的“厌女症”，这让安倍政府的“女性经济学”显得灰头土脸。正如同本文开头提到的西武SOGO广告上的文案：“如果只是鼓吹女性要在职场大显身手的‘女性时代’，那永远都别来了”，这或许可视为是不少日本女性对目前安倍政府提倡的“让女性闪耀光芒的日本”，所做出的真实反映。
・原文刊于“OPENBOOK阅读志”（2019年4月2日）。图片来自网络。
・蔡钰淩，清华大学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感谢蔡钰淩博士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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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