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田树丨日本人是“边境人”？

古代中国的华夷秩序强调天下之“中”的重要性，由于地缘的接近，东亚诸国无可避免的被置于这一秩序之中，日本、韩国、越南皆是如此。饶有意味的是，这却在不同国家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与韩国自命“小中华”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却产生了一种因与“中心”远隔而产生的“边境”心理。这种心理有时成为日本社会发展的潜能，有时则成为日本走向覆灭的缺陷。内田树的著作《日本边境论》所力图阐明的，正是日本人的这种“边境”化心理。须强调，国民心理抑或国民性往往被证明是建构的，但完全持此建构主义的观点，则亦不免落于绝对主义的陷阱，对于难于证实，却也难于证伪的国民性格论，不妨将之视为社会学中所谓的一种“机制”阐释。或许可以这样说：所谓的国民性论只有在批判性解读中才有意义，对于内田树的日本人论，我们仍不妨以开放性的批判性态度接受，这也是我们策划“日本人论的方程式”栏目的旨趣所在。下面这篇推文便摘自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一书，恳请读者暂时放弃对于是/否、对/错的执念，享受思辨性的判断过程。

对于本书中“边境”这个概念，在这里我要认真地给它下一个定义。“边境”是一个与“中华”相对的概念。只有在“华夷秩序”这个宇宙论当中，“边境”这个概念才有意义。

所谓“华夷秩序”，指的是：世界的中心存在着一位“中华皇帝”,“王化”之光从那里开始普照八方。距离中心近、受王化恩泽多的地方被称为“王土”，而距离中心远，王化之光微弱的边境地带被称为“藩国”，藩国要向中华皇帝朝贡。这些边境地带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更远的地方受不到王化之光的照耀，处于黑暗之中，被称为“化外之邦”。从中心向四周扩散，文明渐渐“暗淡”下去，那些偏远地区的居民也与禽兽相近。这种近似同心圆的宇宙论，掌控着我们这个世界的秩序。

华夷秩序的价值观，从国名中也能得到体现。纵观中华王朝，历朝历代的国名都是一个字，秦、汉、隋、唐、宋、明、清等。与此相对，周围的藩国都以两个字命名，如匈奴、鲜卑、东胡、契丹、突厥、吐蕃等，一目了然。而其中的“奴”“卑”“胡”“蕃”等汉字，都具有世外魔境的色彩。

渤海、百济、新罗、任那、日本等文字虽然没有贬低之意，但从“两个字的国名”这一点来看，上述这些国家也被划入“夷”的范畴。从华夷秩序中的等级来看，日本列岛应该处于东夷中最偏远的地方。

中华思想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宇宙观。华夷中处于“夷”的地位的人们，如果尚未自觉领悟这种宇宙观，如果尚未养成把自己放在“边境”的思维习惯，那么华夷秩序就无法发挥作用。

日本列岛在很长一段历史内都被中华皇帝视为朝贡国。朝贡国要对皇帝行君臣之礼，作为补偿，朝贡国的领导者会被皇帝册封（所谓“册封”，就是皇帝赐给官位）为“国王”。朝贡国有朝鲜、琉球、越南、吕宋岛、暹罗、缅甸、巨港等，几乎辐射了东亚、东南亚的全部地域。

日本列岛的居民被中华皇帝定位为“东夷”，而他们同意接受这种宇宙观大约是在一千八百年前。当时，日本列岛的一个王，为了证明自己对领土拥有实际支配权，向中华皇帝寻求一个公认的认可，结果从中华皇帝那里得到了藩地支配者的爵位册封。那便是被称为卑弥呼的女王。

中国史书《三国志》中的《魏书·东夷传》曾用两千字的篇幅描写倭人，主要记述了弥生时代后期日本列岛的政治状况。其中第一次出现了“邪马台国”这个国名（当时邪马台国的日本名字读音为“YAMATO”,恐怕中国的史学家在音译这个国名的时候，考虑到华夷秩序的命名规则，才选用了“邪马”这样的文字）。据史书记载，公元239年，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向魏（明）帝朝贡，并得到“亲魏倭王”的称号，自此受到魏（明）帝的正式册封。

日本列岛的居民首次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就是女王卑弥呼作为中国边境一个自治区的统治者，受到了魏（明）帝的认可。

滋賀県立近代美術館

在此之前，中国汉朝的光武帝还曾赐予汉属国“倭国”国王“汉委奴国王”金印。这枚金印出土自日本江户时代的福冈县志贺岛，被认定为公元57年的文物。至于这个受到册封的国王，我们没有找到更多的信息。

关于日本列岛居民的民族意识何时发端，我们姑且可以说，在这片土地上出现第一个政治单位的时候，这个政治单位的统治者把自己看做是实际支配着中国远东藩地的一个诸侯。日本列岛的政治意识是从把自己作为“边民”的自我意识中衍生出来的。

其后，在与大陆的交流史中，有不少事件显示了这种政治意识的深化与成熟。其中之一就是圣德太子给隋炀帝送去亲笔信的“事件”。华夷秩序在日本列岛居民的头脑中是多么根深蒂固，从那个事件中可见一斑。

圣德太子亲笔信的内容大家都比较熟悉，开头用了一旬“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书”。据史书记载，这样一旬话看起来似乎是圣德太子要追求“对等外交”，所以隋朝人看过之后大怒，觉得圣德太子无礼。但是，我并不觉得圣德太子是要故意激怒大隋，他也没有将外交关系推向危险境地的政治意图。为了吸收大隋的先进文明，圣德太子派遣了很多留学生和留学僧去大隋学习深造。由此可见，圣德太子非常清楚彼此之间文明程度的差异。另外，圣德太子也应该熟知与中国之间的外交礼节，中国和臣属国之间只有朝贡和恩赐这两种交往渠道。所以，言辞上的“对等”，应该具有相应的“意图”。那究竟是什么意图呢？

在这里，我产生了一个比较“阴险”的想法，我认为圣德太子可能采取了一种高级的外交手腕，就是装作不知道对方的外交规则。在圣德太子之后，时至今日，“假装不了解对方所采取的规则，只要有实惠可捞”依然是日本人不断使用的传统外交战略。

例如，明治维新后，新政府通过对马藩主向李氏朝鲜发送了一份通知文书，告知朝鲜“日本整体发生了变更”，但对此朝鲜并没有回信，理由是，朝鲜认为日本的通知文书中言语有误，因此视而不见。具体原因是，文书中“本邦最近时势有变，政权归于皇室”这句话引起了朝鲜的不满，朝鲜认为“皇室”一词不成体统。李氏朝鲜从太祖李成桂以来的五个世纪，都接受了明、清的册封，甚至自称“小中华”“东方礼仪之邦”，可见“华夷秩序”在这个国家是多么深入人心。在他们看来，只有中华皇帝可以称为“皇”，比朝鲜半岛还要“偏远”的藩地统治者怎么可以自取“天皇”的称号？这在朝鲜人眼中简直是难以理解的，所以他们认为日本人称呼“皇室”不合礼仪、不成体统。

从“日出处天子”和“皇室”这两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和朝鲜对“华夷秩序”的接受程度是存在差异的。朝鲜之所以长期把日本列岛视为“蛮夷”之地，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列岛的居民太过“农民”，不懂得（还是装作不懂？）华夷秩序中的规矩，而且对作为长者的朝鲜不够尊敬。对此，司马辽太郎先生是这样说的：

“李氏朝鲜，通俗地讲，是将中国的皇帝当做本家，而把朝鲜王当做分家。从地理上看，朝鲜是中国的藩国，但因其思想上也信奉儒教，所以朝鲜把自己当做广义大中华的一部分。”

“正因为如此，朝鲜儒家对华夷之间的差异非常敏感，甚至可以说过敏。当然，根据他们的这个‘道理’，日本也只是一个藩国，所以日本不向朝鲜这个‘小中华’朝贡，就成了日本在这方面无知的一个形式论。”

从古时候起，朝鲜就认为自己是文明的，而日本是野蛮的，不过这个结论并不是根据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不是因为倭寇侵扰朝鲜沿岸，也不是因为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所以朝鲜人才认为日本野蛮，而是因为他们的宇宙论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只要日本列岛在华夷秩序中被归类为“藩地”，那么日本的一切行为举动都会被理所当然贴上“无知”的标签。不管做什么，日本人做的总是无知的也是错误的。这是华夷秩序意识形态所推导出的理所当然的结论。而日本人从自身的角度看，也清楚别人是这样看待自己的。

日本列岛是“王化之光难以普照到的偏远的边土”，因此，日本人虽然知道中华礼仪对怎么做是正式的有这样那样烦琐的规定，但由于信息不灵通，怎样做才算正式，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日本人的这种辩解看似是成立的。虽然日本人并不清楚需要向谁辩解，但“装出一副不懂的样子”，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偏远的边境人眼中，这可能被当成了一种优势。

足利义满曾经自称“日本国王”，延续前文的脉络，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外交礼节上的“错误”。“日本国王”是日本列岛的支配者才能使用的称号，因此，从道理上来讲，这应该是日本天皇家族所管辖的官位（天皇是否会主动自称这个称号另当别论）。但是，足利义满将军却擅自给自己取了这么一个称号。足利义满的“征夷大将军”称号，从位阶上看不过是天皇授予他军事权力的一个军队官位，地位不够高，所以，足利义满为了和明朝进行朝贡贸易就诈称了“日本国王”这样一个更高级的官名。原本是日本天皇下属的足利义满将军，却“诈称”自己是“日本国王”，并向明朝皇帝施“臣下之礼”。这样做不论对日本天皇，还是对明朝皇帝，都不成体统，非常失礼。打个比喻，这就像公司中的一个科长诈称“总经理”，去客户那里谈生意，一番卑躬屈膝之后谈成了这笔生意。这算礼数周到，还是愚蠢？对此我们说不清楚。当时室盯幕府时代的人们是经过怎样一番讨论才做出那样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考证。不过，我们唯一可以弄清楚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真心实意地向中华皇帝施臣下之礼的意思”。

德川将军在面对朝鲜信使（也可以说是间接地面对中华皇帝）的时候，最初也自称“日本国王”，但中途变为“日本国大君”，后来又变回国王。尽管日本的政体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变化，但德川将军一会儿自称日本列岛的王，一会儿又自称其属下，头衔变幻不定，真是非常奇怪，而且对对方也非常失札。不过，总感觉日本人对此并不怎么在意（也许是心里清楚，但故意做出这个样子）。

确实，幕府末期以前，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到底谁是自己国家的元首，日本人并不在意（也没有必要在意，因为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在幕府末期，日本的长州藩与英国、法国、荷兰、美国打了一场下关战争(1863-1864)。当时的长州藩奉行攘夷主义，对下关海域航行的外国船只进行炮击。英、法、荷、美对此大为震怒，并派出陆战队攻占了下关炮台。当时的讲和条件包括日本支付三百万美元的赔偿金，而列强要求支付赔偿金的一方不是长州藩而是德川幕府。幕府当然不愿意支付这笔赔偿金，但从形式上讲，是幕府受到朝廷的委托向各藩发出攻击“洋夷”的命令，又由于幕府的德川将军自称为日本国王，所以不得不支付赔偿金（后来好像是幕府支付了一半，剩下的赔偿金由明治政府分期支付）。

同一时期的1863年，萨摩藩与英国之间也进行了一场战争。那场战争的两万五千英镑赔偿金，最终也是由幕府代付的。萨英战争的起因是骑马的英国商人扰乱了大名的队伍，而被萨摩藩士斩杀。这便是生麦事件(1862年）。生麦事件的十万英镑赔偿金也是幕府支付的。

对于幕府“不情愿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支付赔偿金”这件事我非常感兴趣。征夷大将军自称“国王”，只要有好处（实际是有的，因为可以独占对外贸易）就是一桩“好生意”，但如果总是代人支付赔偿金，那就成了一桩“赔钱生意”。大政奉还如此简单地就完成了，令德川庆喜都感到十分惊讶。当元首的 “轻”。也许是从亲魏倭王以来便有的传统。反正对于谁是“东夷”的藩国的国王，大陆那边也不会认真追究，申报过去的名字，是谁的都无所谓，有实惠才是最重要的。类似的状况在版籍奉还的时候也发生过。旧藩主们高高兴兴地放弃了藩主的称号，而甘愿被封为华族，搬去首都居住。既可以卸去治理一方的政治责任，又有现金收入的保证，他们感觉很高兴。

我的想法可能有点奇怪，日本列岛的居民接受了华夷秩序中“东夷”这样一个地位，反而使列岛的居民获得了政治上、文化上的自行发展权和自行决定权。朝鲜自称“小中华”，太过执著于“模仿本家”，以至于朝鲜无论在政治制度上，还是国风分化上，都难以发挥自己的原创性。与此相对，日本列岛处于边境地带，“王化之光”难以普照，因此被允许发挥自己的个性（是不是被允许不好说，但自己是允许了的）。

例如，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了律令制度，却不曾引进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并不是因为日本人对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进行讨论之后觉得它们存在不足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些制度似乎与“当家的家风”不太对路，于是就假装不知道有这些制度存在。不特意进行反驳，也不为那些制度的“错处”寻找理论根据，只是假装不知道。因为不管怎么说，中日之间隔着一道海呢。

这就是日本人在国际关系中微妙的“不认真”。我认为，这可能是地处边境的一个功劳。在遥远的地方存在一个“世界中心”，而据此把自己定位到边远的位置上，一方面日本人可以确保在宇宙论上的心理安定感，另一方面，日本人还把自已处于边境地带的这一劣势加以转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为所欲为。我想，“表面服从，内心不服”是边境人的显著心理特征。举例来说，日本人在1945年战败后，就采取了以“劣势”为契机，专心追求自身利益的生存战略，结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

对于日本宪法第九条与自卫队之间的矛盾，日本人采取了一种“停止思考”的方法，这也是日本人一贯的狡猾智慧之一。日本宪法第九条也好，自卫队也罢，都是美国在战后“强加”给日本的。宪法第九条是为了使日本在军事方面“无害化”,而自卫队又是美国在军事上有效利用日本的一种工具。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因此，日本宪法第九条和自卫队，与美国的现有国策完全没有矛盾。“成为军事方面无害，而且有用的国家”这一命令，就等于让日本成为美国的军事附属国，这正是日本宪法第九条和自卫队的政治意义。

①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②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在任何人眼中意义都如此明显的信息，日本人却硬要解读成矛盾的信息。日本的改宪派和护宪派扯破嗓子激烈地争论着，宪法第九条和自卫队不可能相容。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家说这两项制度是完全没有矛盾的。把美国合理的而且始终如一的对日政策，通过“技巧性的无知”说成是“矛盾的”，可以使日本人在战后六十五年中，免于把“成为美国军事附属国”这样一个心灵创伤性的事实有意识地前景化。

我认为这也是日本人在政治上的狡猾智慧之一。这不是偶然的单纯的事件，而是从“日出处天子”诞生以后，边境人所演绎的“作为性装无知”的一个变奏。我们确实能做出这种事来，而且几乎是无意识地做出来的。“非核三原则”也是典型的事例。日本政府提出“不制造、不装备、不运进核武器”的非核三原则，但是，美国军舰无视这“三原则”，携带着核武器便驶入日本的港湾。对此，日本政府用一纸说明敷衍视听，说“美国军舰进港前拆除了核武器”。我们稍加思考就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日本的政治家、官僚、媒体明明知道核武器巳经“被运进日本领土”，但却都假装不知道。日本通过装成“被美国欺骗的傻瓜国家”的样子，把“非核三原则”和美国把核武器运入日本之间的“矛盾”给敷衍过去了。一般情况下，没人会这么做（更准确地说是做不来）。假如一个独立的国家明明知道被其他国家欺骗了，还装作浑然不知的样子，这恐怕会引发更麻烦的事态，但日本人却做得出来。

日本的非武装中立论也带有这种意味。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生存下来的国家会把“非武装”当做国策。但是，这个非现实的政治策略在日本国内却得到了一定的支持。因为这样可以从 “不了解世间常识”的无知之中获得现实的利益（战后六十五年间，日本的军人不曾在他国的领士上杀死过一名外国人，这样一个事实有形无形地给日本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利益）。巧妙地利用“非现实”的“现实主义”和“装无知”的“狡猾智慧”这种现象，在日本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能在无意识之中将这些技巧操作到如此程度的，世界上无人能出日本人之右。

反过来，因为某些理由，需要举国一致努力的时候，日本人又必定会说出“不了解世间的常识，像深山里的农民一样能行吗”或“我们距离世界标准太远了”之类的话来。这种说辞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全体目本国民都知道自己偏离了世界标准。日本人所写的“遁词”和“檄文”只有结论是不同的，前提都是一样的。

在我们日本，人们可以从“因为我们在华夷秩序中处于边境地带”这样的前提中，根据事态发展的需要，引导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我们是边境人”，这是全体日本人的共识，我们不能否定这一点。也就是说，要否定这一宇宙论，必须找到其他某种具有同等程度的宇宙论才行。可是无论过去也好，现在也罢，日本人从来不曾拥有自主的宇宙论，一次也没有（恐怕以后也不会有）。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日本人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国家才是世界的中心”这种夜郎自大的狂言（还曾经几次这样说过呢）。不过，那些狂言都是以逆转华夷秩序思想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比如，“日本是光的中心，中国和朝鲜是蒙昧的藩国”,只是把华夷秩序图翻转过来而巳，故事的结构就是照搬“王化”之光从中心向整个亚洲扩散的中华思想。日本列岛的居民从神功皇后的“三韩征伐”到侵华战争，曾无数次对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发动过侵略战争。但这并不是因为日本列岛的居民已经创造出了可以对抗中华思想的宇宙论。那些战争都只不过是在华夷秩序宇宙论之内发生的事件而已。

例如，丰臣秀吉侵略李氏朝鲜，企图假道入明，抱着灭亡明朝的野心。丰臣秀吉准备好了大船队，打算进攻中国大陆，“逐鹿中原”算是他狂妄的构想。不过，丰臣秀吉所想的，是在灭亡明朝之后把后阳成天皇接到北京，并开创一个全新的征服王朝。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个战略和蒙古族、女真族所实施的 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在中国的历史上，由边境民族控制中央政 权的状况反复发生过。处于边境地带的藩族入侵中华，建立新 的王朝，然后重建华夷秩序，这一程序本身就是华夷秩序的一个动态结构。因此，即使丰臣秀吉成功灭亡明朝，结果也只是“日本族”建立了一个新王朝，而华夷秩序这一宇宙论本身并未受到任何触动。

如果边境人真的想超越中华思想，摆脱华夷秩序束缚的话，那必须先创造出一个有别于中心和边境这样了种关系的关系来。这个关系没有必要是完全原创的，可以是“平等伙伴的合纵连横”，可以是“共同遵守某一纲领的松散的联合”，也可以是“一个强力领导者进行的统和与救济的关系”。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统合集团的方法，选择哪一种都可以。如果日本人能够使用“中心与边境”以外的关系来诠释自己的世界战略的话，那么日本列岛居民便可以从这种“边境人”的心理状态中解放出来。但是，我们日本人始终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抛开 “中心与边境”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就无法诉说自己国家的起源和使命。而我们其实并不是没有机会。

图片源于网络。

内田树，日本学者，评论家，武道家。1950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语科，曾进入东京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中途退学，后担任神户女子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2011年退休后任该校名誉教授。著作有《为什么他们是犹太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青年们，读马克思吧！》（红旗出版社，2013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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