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明丨“历史的归还”——亚际视野与去冷战想象

1989年11月，柏林围墙倒塌，民主化的热潮冲垮了冷战的铁幕，原被围墙隔开的两个世界开始有了交流的机会。在东欧，铁幕一一倒下，连曾经代表人类光辉的苏联也在1991年土崩瓦解，走入历史，由此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抚今追昔，当年这一幕该是多大的震撼啊！对身处于东亚，曾经相信社会主义革命终将胜利的人们，又是如何的无以适从！¹虽然恢复了交往，但是冷战的印记并未就此消失，仍在混沌当中左右着我们对彼此的认识。在东亚，冷战虽然已告结束，但两韩、两岸，乃至日本和冲绳的内部分断却没有结束；两岸虽然恢复了往来，两韩却仍在禁锢之中，而自二战后即困扰着冲绳多年的基地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直至今日。同一时间，马来西亚虽然也迈入了全球化的发展行列，但是马来西亚华人仍受制于马来至上主义与“固打制”，在政治、文化与教育上都没有办法获得该有的发展；1972年即已失去国际舞台的中华民国，反而成为他们文化与情感上的“祖国”。两岸分断间接影响了马华慢船行进的方向，经台湾踽踽前进，随之颠簸。军事演习、外交恫吓、种族与领土纷扰，仍是东亚的日常。

正是在这么一个纷杂混乱，却又充满新鲜和朝气的时代，一代亚洲学者乘着全球化的趐膀，向内向外展开了探索。向内，他们反省分断的历史结构如何限定自身的思考，反共的意识形态又如何形塑他们的主体意识与学术养成，进而回头索求内在的资源，以拨开西方的现代性迷雾，理解构成自身的历史；向外，他们转向邻处，检视亚洲的历史与现在，寻求在思想上交互参照与重新接轨的可能，乃至介入当下的政治与文化形构，从区域，而非单一国家的角度，来认识全球化之于自身的意义。如此的多方探索，在一九九○年代形成一个名为“亚际”（Inter-Asia）的东亚知识圈，以东亚各地的批判刊物为节点互相串连，再而形成“西天中土”（Westheavens）与“亚洲现代思想”（Modern Asian Thought, MAT）等知识运动，最终集结于2012年成立的“亚际书院”（Inter-Asia School）。²以“立足民间的国际机构”自我期许，亚际书院成立的宗旨“是在知识生产的层次上促进亚洲的统合，通过建立亚洲思想界的互动空间，以创造新的知识方式来转化当前思想困境”。（以上文字引自亚际书院网页）从2012年成立至2018年暂停运作为止，亚际书院在新竹、北京、上海、杭州、首尔、东京、那霸、香港、新马等地建立了九个办公室，举办亚洲现代思想计划年度讲座、亚际青年学者会议、金泽会议等活动，推动亚洲各地之间的思想对话与学术交流。《文学论战与记忆政治：亚际视野》正是三十多年亚际交流的多项成果之一。可以说，正是亚际活动撒下的思想种籽以及建立起来的人际网络，给予了这本书生长的土壤。

《文学论战与记忆政治：亚际视野》的前身是2019年9月7至8日假新竹清华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它本该是亚际青年学者论坛的第三场。2013年第一场在首尔讨论韩国的民族文学论争，2015年第二场在东京讨论日本的国民文学论辩，第三场原订于2017年举办，但因各种因素而延至2019年的秋天举行；原订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第四场，更因新冠（COVID-19）疫情而搁置。因此，2019年的这一场会议颇有承先启后的意味，一方面纳入了韩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的讨论，另一方面明确以“文学论战”为切入点，借着相互参照，来理解现代东亚历史的复杂构成。会议原本也邀请了中国大陆的朋友前来参与，希冀加入大陆的问题意识承续亚际青年学者会议的讨论，但由于种种因素而未能实现，成为一个不小的遗憾。而这个遗憾使得本书的亚际视野重复了冷战的分断视角，即令那正是整场会议试图挑战与克服的问题意识。因此，读者在阅读此书时，或许该将中国大陆的缺席放在思考的前景，一方面回顾1949年以降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议题和论辩──如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变化，社会主义写实与民族形式的要求，乃至改革开放后伤痕、寻根、反思等文学主题的出现──与其他地区的异同与回声；另一方面也该追问分断左侧的文艺发展如何影响着右侧的文学论战，分隔的两侧如何在互不相连的条件中彼此影响与互动。易言之，虽然中国大陆在本书的“亚际视野”中缺席，但它的不在场恰恰提醒我们，东亚的分断状态仍然有待克服，分断中的跨境孳连值得重视。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所要尝试的就是跨越国家和语言的边界，突出东亚特有的分断状态，如何借着文学史上的重要论战，成为我们理解自身与彼此的资源。这包括了借用“民族”、“国民”、“乡土”、“本土”等词汇，去嫁接东亚内部不同但相近的问题意识与情感结构，并且将文学放回历史中来理解，而不是抽空历史来理解文学。本书尝试的不是注重流派演变的文学史书写，而要在历史中理解文学之于社会、政治、家国和世界的应对、作用和抱负。在此，文学展现的不是天纵英才的情感流溢和文字淬炼，而是关于历史的敏锐感知和思想痕迹。透过想象的力量，文学予以历史一种情感的造形，以文字和故事承担起思想性的工作，也因此，文学史研究也就不仅仅是关于流派变化的推演，而是指向了历史，以及作用于历史上的种种力量。文学史研究不只是历史性的回顾，更是对现在的追问和未来的想象。正因为追问和想象是分歧的，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左右，所以论战的形式更有效地聚合了不同的立场和关切，能够帮助我们掌握社会中的核心矛盾。民族、国民、乡土和本土，分别对应着韩国、日本、台湾与马来西亚，在进入与面对现代性时所遭遇的重大冲突。作为论战的焦点，它们是在地社会表达核心矛盾的方式；虽然无法相互置换或等同，但透过并列和参照，以及追索各地文学思想和社会脉动的交流与交错，它们可以成为我们进入彼此社会的便道，作为理解他我异同的指标。由此，我们得以追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矛盾不以别的方式表达？透过翻译，我们如何能保留这些词语在各自语境中的特殊意涵和参照结构，从而撑开一个可以分享心情、相互理解的亚际空间，去打开国家或民族文学的预设？这个“亚际”的想象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存在，引领我们去发现、理解和改变“现在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

必须说明的是，在有限的篇幅和知识条件下，在导论中，我们并没有能力去充分介绍和展开各地文学论战的细节；除却乡土文学和马华文学之外，我们也没有办法针对文学本身进行更深入的分析。³本书和导论所要尝试的是，毋宁是藉由并列现代东亚几个重要的文学论战来展开思想性的讨论，以建立一套可以相互参照的词汇和系统，突显构成东亚现代性的共通矛盾。我们关心的是：面对冷战的分断体系，东亚国家的历史任务为何？民族想象的限制何在？作为立足东亚、胸怀世界的知识工作者，我们如何突破外部限制与内部矛盾，走向以民权为核心的未来？同时，若是当代社会对文学论战的记忆与遗忘反映了权力与政治的操弄，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与承担“历史归还”的责任与挑战？

历史的归还：历史中的文学

在《规训与惩罚》中，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提到，他之所以撰写监狱的历史并不只是单纯地对过去感到兴趣，而是带着想要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企图将不同的身体集合在这个封闭建筑里，因此与其说他写的是历史，还不如说他是带着当下的问题意识撰写过去的历史，甚或是挖掘“现在的历史”。⁴美国的思想史与文化史学者罗斯（Michael Roth, 1957-）就说，书写“现在的历史”意味着“自觉地书写某一个场域中的权力关系与政治斗争”。⁵因此，历史不只是关于过去的纪录，更是对权力与政治的判断和针砭。

哲学家、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性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影响。

《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出版于1975年。它讨论了现代化前的公开的、残酷的统治（比如通过死刑或酷刑）渐渐转变为隐藏的、心理的统治。

本书以崔元植（최원식，1949-）的宏文《烛光之后，历史的归还》开篇，就是想以这样的史观定调，呈现一种“历史中的文学”（literature in history），而不只是传统意义下关注派别流变的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在这篇写于韩国“烛光运动”⁶之后的文章中，崔元植将目光放回了百年之前韩国反抗殖民、争取独立的三·一运动。以1917年在上海发布的《大同团结宣言》（대동단결선언）为起点，他指出，韩国独立运动的发轫不只源于反殖民的思想，更对“帝权消灭之际，就是民权发生之际”有所期许，因为催生《大同团结宣言》的历史条件，不只是末代皇帝纯宗被迫退位而生的“国耻”而已，更有俄国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推倒沙皇的启发：“从清朝到俄罗斯、奥地利和鄂图曼土耳其……在这些帝国的黄昏里，于高宗的因山国葬之日发动起义的人民们，每个人都成就了自己的国，这是独一无二的奇迹”（本书页34），因而如何承载与响应这个奇迹也就成为文学史的挑战。是故，崔元植写道：“三·一运动一百周年应烛光而来，历史也正行进在归还的路上。”（本书页34）

仁荷大学韩国语言文学系名誉教授、第三届中韩日东亚文学论坛韩国组委会委员长、评论家。1972年评论作品入选《东亚日报》新春文艺而登上文坛。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主要以《创作与批评》为中心进行文学活动，并历任编辑委员和主编，倡导大众文学。上世纪90年代初，在“第三世界论”的具体化过程中，提出了“东亚论”。在展开学术运动的同时，担任“东亚文学论坛”韩方委员长。著作有《民族文学的理论》、《为了有效对话》、《文学的回归》、《帝国之后的东亚》、《少数者的拥护》等，其中《东亚文学空间的创造》、《韩国民族文学论》被译成日文，《文学的回归》被译成中文。

借着连系起烛光与三·一这两场相隔百年的政治运动，崔元植尝试重新整理与界定文学史承上启下的作用──用他的话说，就是“制作与读者对话，与作家讨论所需的地图”（本书页35）──并且在民权发生与两韩分断的历史条件中，思考“民众”的意义。民众的问题正是一九七○年代韩国民族文学论争的核心。以林和（임화，1908-1953）写于1935年的《朝鲜新文学史序说》（조선신 문학사론 서설）为出发点，崔元植指出一九三○年代普罗文学运动背后考虑的正是民众的问题；如果普罗文学面临困境，无法承载民众的情感和期待，那么所谓的“朝鲜文学”不论如何的优美，势必脱离了民众与朝鲜的现实。但是崔元植并不是以现实中的政治作为文学的判准，相反地，他在普罗文学的讨论里，特别是后来卡普（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Korea Artista Proleta Federacio，简称KAPF）运动的发展中，看到了政治如何牺牲了艺术，使得朝鲜新文学史这一命题，随着两韩分断，落入了冷战的二元史观，使得民族文学变成了一种右翼资产阶级的文艺形式。民族文学想象中的内部断裂，恰恰是一九七○年代民族文学论争的核心争议，也因此如何重新构连起两韩之间的历史与民众连带，而不被分断政体下的“国家文学”所垄断，是崔元植当时介入讨论的关切所在。

据金明仁（김명인，1946-）的说法，崔元植正式的批评活动始于一九七○年代末发表的三篇文章，其主要的论点是一九七○年代韩国的文学批评中缺乏了对“文学史的民众性”的关怀（本书页49）；借着民众这个线索，崔元植以国文学研究者的身分，展开了“会通”（회통）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工作，以建立“独立的”文学理论。除了研究与批评的会通，金明仁指出，“左右会通论”是崔元植更为重要的贡献，这里不仅包含了打通南北的纵向继承，亦指向与第三世界文学的连带，乃至后来东亚论的雏形。崔元植自己是这么说的：

即便分断的深河插在中间，南韩文学仍是整体新文学的国民性继承者，并且与解放后民族文学依然保持既隐密又活跃的非官方连接，例如透过旧书店出现（类似）地下流通，而人的联系也不少。从南边到北边，再从北边到南边，如此险峻的旅程后，金洙暎没有谢绝具有高度风险的诗的冒险，因而他能够成为试图统合韩国文学的月台。金洙暎以及活在疆界上的作家们就是活生生的传承者。而且，解放后到北边去被北韩文学的或主流或非主流摄取的南边作家，以及到南边来被编入于南韩文学的北边作家，他们的“越南”和“越北”才是体现分断时代南北文学史的非连接的连接之宝贵火种。（本书页43）

对崔元植而言，一九七○年代韩国民族文学论争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一时的热闹，或是“艺术为政治”与“艺术为艺术”的零和博奕，而在于面对分断的现实，会通彼此，协同战线的努力，使得文学史的叙述能够更为有效地响应现实的变化，推动与民众相系相应的文艺生产，呈现一个在断裂中有连续的韩国现代文学史。⁷这也是烛光运动的启发：如果说以往的革命以集体的召唤抹去了个体的声音，那么在人手一支的烛光闪动中，被运动与革命所跳过的“那个‘我’和那个‘现在’归还了”（本书页44）。烛光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启蒙时代结束后，尊重自我的个体必须在互学互助中迎回“民权发生之际”的历史光荣。

烛光运动指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因韩国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被控涉嫌干政而引起的群众示威活动， 后朴槿惠遭弹劾下台并被判刑。图为2016年11月19日，韩国全国各地举行要求朴槿惠下台的第四次烛光集会。在声称“风一吹烛光就会熄灭”的金镇台议员所在选区春川地区，市民们纷纷使用智能手机的手电筒代替烛光，要求金议员辞职。

如果说金明仁的讨论着重于崔元植的“会通论”对于民族文学论争的贡献，那么白池云（백지운）的文章则将焦点放在崔元植的东亚论上，强调两者之间一脉相承，都是在民族解放论和社会主义之外的探索，企图在冷战和全球化的封锁中找到连通外部的尝试。和台湾一样，韩国在一九八○年代也对第三世界产生了兴趣，这一方面受到拉美魔幻写实广受西方注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逸离冷战意识结构的尝试，而开始积极引介非西方的文学，并展开研究。然而，这种第三世界想象其实带着西方的滤镜，“远处的文学”⁸或有视野开拓之功，却没有现实连带之效。因此，东亚论的提出一方面是要克服这种民族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封闭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将文学以及文学史的问题归还到历史里，改变冷战格局带来的扭曲视野，从东亚区域的互动出发，拆解西方现代性带来的民族国家矛盾、意识形态分歧和冷战地缘政治。白池云精准指出，支撑着崔元植的东亚论的其实是第三世界的“不结盟主义”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但这两者亦是冷战的产物；它们曾经提示走出冷战格局的希望，但“最终留给我们的却是未完成的、问题重重的课题”（本书页83）。是故，崔元植由此转向了“小国主义”与“少数者”──那些不为现代国族所容、不断漂泊、浮于虚空的受伤的灵魂──的视野，以补充东亚论的不足，提醒我们民族主义或许正是殖民历史的遗留，而民族所需的不是刚性顽固、暴力排他的国家，而是愿意和能够跨境沟通与连带的民众，由此，我们方能展开一个相对于“国际”的“民际”视野。⁹在这个意义上，一九七○年代韩国民族文学论争所展开的“民众”视野至今依然有效，它提醒我们，“‘少数者的拥护’才是民族文学运动的宿命”（本书页86）。在民族共同体暴力排他性格日益突显的当前，我们比起以往更加需要能够获得广泛共鸣和支持的共同远景，一个彼此接纳与相通的广场，因为唯有尊重和包容，自我才能健壮与强大。

等待“返风”：冲绳复归与东亚相遇

这个关于“民众”和“少数者”的视野，在日本的语境当中呈显为国民文学论战，尤其在1945年战败后展现为如何在国民国家范围内承接殖民历史的问题：一方面殖民历史残留下来的“在日朝鲜人”成为日本国民的边缘少数，另一方面战后以《旧金山和约》（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美日安保体制与冲绳的美军基地负担至今仍制约着日本的国体、影响着冲绳的日常。作为内部他者，在日朝鲜人与冲绳人这两个身分皆反映了日本“国民”构成的边界与暧昧，¹⁰以及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多重矛盾。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大量日本男性劳动力被征兵发往战场，日本的工业不得不转向依赖朝鲜劳工，强行征用朝鲜人到日本工作。截至1945年战败，在日本的朝鲜劳工有200多万之巨。

池上善彦（池上善彦）的两篇文章陈列了“国民文学”于战前、战间和战后的不同发展，突出了“国民”一词之于日本的暧昧之处。池上指出国民文学的讨论始于甲午，清日战争的胜利推升了日本的民族主义，从而衍生了国权论与民权论的交锋，即菁英式的集中权力想象和民主化的自由民权运动之间的扞格。与前述《大同团结宣言》“民权发生之际”的期许类似，战前日本国民文学讨论的核心也是“民权”的发扬，并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期许文学为日本培养出“世界性的精神”。在此期许中，“国民性”或“国民特性”的问题被提上了台面，¹¹一方面涉入了国家如何教化民众的问题，另一方面则回到“国民之声”的角度理解文学的作用，两者相互缠绕，却又保持紧张。甲午之后到二战之前的战间期，则因为劳工运动兴起与社会主义的提倡，使得文学转向关注社会写实与自然主义的两极变化；虽然前者未能形成主流，后者又流于个人，但都展现了一种反抗权威的姿态。这也就使得二战前的国民文学讨论保留了民权论的种籽，得以在战败后的占领危机中成为反思日本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养分；同时，这也让“亚洲问题”成为日本国民文学的良心拷问，因为日本国权的伸张恰恰是以亚洲民众为牺牲，那么日本国民，除了承担战败之外，该如何负起责任？

一如崔元植的“会通论”，池上这个观点也是对于战后国民文学论争的历史归还。将战后普罗文学与共产主义的讨论放回了民权反抗国权的脉络中理解，使他得以展开了更为深刻的追问：文学论战如何反映与响应现实的危机意识，并从中寻找民众的视角作为理解历史的方法？在《日本国民文学论战导读》中，他引用高桥春雄（高桥春雄，1926-）的说法，给这场论战做出一个简要明晰的定义：“战后的国民文学论在深层对日本近代文学的确立及其宿命性的性格进行了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它对应于过去的国民文学论。它面对占领下日本文学的特殊条件而直接受到触发。”（本书页94）这段文字值得玩味。首先，战后的讨论其实是战前的延续，但这延续并非完全的继承，而是带着反思的意味；其次，战后讨论直接受到美军占领这个特殊历史条件的触发，使日本的文学界与思想界再次提出了日本的“民族问题”。在此，所谓的民族问题表现为明治以来的日本文学“一直孤立于民众”的事实，同时国民文学的问题不能以“大众化”为解方（语出小田切秀雄，本书页97）；竹内好（竹内好，1910-1977）则将此认识正面表述为：文学表达民众的要求是文学家的责任，而日本现代文学之所以疏离于民众是因为社会被阶层和分工区隔，而无法形成一个“共通的广场”。尤其重要的是，除了阶层与职业分工的划分，战后的日本社会面临亚洲邻国民族主义的冲击，与自身没落的民族主义形成巨大反差。

在日本，民族主义的话语无法摆脱战前的阴影，这就使得战后关于国民文学的讨论最终回到了战争责任和亚洲他者的问题上。这也是池上将国民文学的讨论延展到历史学和政治学的原因，因为在这两个学科里现实的危机意识更为鲜明：战后的日本无法不面对散落在殖民历史灰烬中的亚洲他者（慰安妇、少年工、殖民地日本兵等），也无法不正视被美军占领的危机，以及为了应对此一危机所做出的各种举措，包括《美日安保协议》、冲绳返还和基地负担。国民文学论争至此提出了一个思想性的问题：民族主义如何可以朝向民主、独立、和平的目标转化？而国民文学又如何可以打破职业、学科、菁英与大众分隔的社会结构，建立共通的语言、愿景和文化？

若林千代（若林千代）和吴世宗（呉世宗）的文章以文学性的表述响应了这两个思想性的问题。若林的文章表面上讨论的是冲绳作家东峰夫（東峰夫，1938-）的中篇小说《冲绳少年》（オキナワの少年，1971），但实际上处理的是美军占领与冲绳复归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在占领与复归的张力中理解冲绳人的思想转变。借着梳理不同时期评论家对《冲绳少年》的讨论，若林指出，一九五○年代的脉络是关键，因为美军占领是一种全面性的支配，不只土地被征夺，女性深受美军的性威胁与剥削，男人也失去了工作和尊严；冲绳人只能仰赖基地经济营生或是选择移民海外，另谋生路。透过混用日语和冲绳方言描写主人公恒吉，因为家人从事风俗行业而卷入性产业的压迫状态与自己性意识启蒙的窘境，《冲绳少年》具体呈现了冲绳人无力抵抗与无处可去的艰难，唯一的出路是想象离开生养自己的岛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故事结尾的“返风”成为一个历史性契机的象征，使得恒吉得以抛下离开的念头，趁着风势，逆向闯入并占据了美军将校的帆船。恒吉的反向占领象征了冲绳人想要自主的愿望，而1971年日美协定下的复归就是那阵意外的“返风”。¹²由此理解，日本关于“复归”的民族主义修辞遮掩了冲绳人想要自主的愿望，而恒吉切断船绳的决心则显示了一种勇往直前、不愿妥协的姿态，即令推之向前的“返风”未竟其功，结束了占领的冲绳仍陷于复归的泥沼之中。无法解决冲绳负担的日本如何能够朝向民主、和平与独立的目标转化？无法接纳恒吉的苦闷为自身的苦闷的国民文学，又如何能够建立起共通的语言、愿景和文化？换句话说，冲绳意识与文学相对于大和民族的独特性正是战后日本国民文学的核心课题，是对日本单一民族、国民一体神话的严峻挑战。

冲绳思想性季刊，于1993年12月由冲绳思想家新崎盛晖（1936-2018）与冈本惠德（1934-2006）共同创办，至今仍在发行。

如果说通过《冲绳少年》，若林提出的是冲绳之于日本的差异性存在，那么吴世宗则试图通过冲绳文学与在日朝鲜人文学的相遇，透过慰安妇的身体，建立起一种弱势的连带，将底层与边缘的视野带入国民文学的讨论。“在日”作家金在南（金在南，1932-）的《凤仙花之歌》（『鳯仙花のうた』，1992）是一个关于追寻的故事，而冲绳作家崎山多美（崎山多美，1954-）的《黄昏幻视行》（アコウクロウ幻視行，2006），则是一个关于沉默的故事。前者的男性主人翁被失去的情人所“附体”而展开追寻，而后者则以备受折磨和压抑的慰安妇身体具现一种“沉默的喧嚣”。吴世宗刻意经营了两者的相遇，以呈现文学再现历史的极限，毕竟面对慰安妇惨痛的人生，文学说的太多，也太少。他再而引入翻译的视角，思考文学的追寻与历史的相遇或许恰如翻译一样，是艰苦的追求，时刻充满着不安、暧昧，乃至失真的风险。的确，太平洋战争带来的巨变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逝去的未必能够寻回，仍在的未必真的还在；对那些因为战争而改变了人生的慰安妇而言，许多人失去了姓名，而成为历史的陈迹。面对重大的历史伤痛，文学追寻的意义，因此，或许不只在于真相的复归，更在于感性的相遇；理解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巨大鸿沟，才是亚洲人民得以重新相遇、相识和相惜的条件，而这正是翻译作为一种再现的形式与叙事所要营造的契机。吴世宗写道，文学的相遇其实是为了“重新夺回在19至20世纪因暴力产生的远去的记忆，远去的身体的困难尝试”（本书页184），它是为了跨越大海，面对彼此的努力。“国民”文学的当代意义就系于此间，这也是亚际参照，重建东亚的意义所在。

不论是韩国的民族文学论争或是日本的国民文学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交错的东亚历史与冷战分断的影响。作为战前的日本殖民地与战后的自由中国，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亦深受东亚与全球历史的塑造，并与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学的论战产生了时而平行、时而交错的关系。其中最为核心的，一方面是东亚现代性对言文一致的追求，推动着文艺大众化的浪潮，期待文学能负担起再现“此时此地”的责任，亦即现实（或写实）主义的期许；另一方面是第三国际与第三世界的历史，提醒我们此时此地的思考总与他方巧妙相连。就台湾和马华而言，他们与中国形成了一个跨地的文化空间，既有互济相持之处，也有分渠自流的轨迹。由此观之，其实乡土文学和马华文艺独特性都不是一次性的论战，而是跨越了时空，不断反复的思辨与回声。具体而言，这两场论战分别象征着现实主义美学政治的异军突起，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进行实践上的思辨；同时，它们也呈现了“华人”历史相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代表了从同流到分流的变化，其内在张力也因此特别值得重视和珍惜。华人离散的历史构造──南渡与东迁以及沿着冷战边界的侨教移动──也就使得“之间”的意义更为深远：它不仅是分断，也是连系，并在连系中隐现着分断的阴影。

施淑的文章一开头就将乡土文学论战的发生放入东亚互动与此时此地的辩证关系中理解。她写道：

1930至1934年持续将近四年的乡土文学论战，是日据时代台湾文艺论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从发生时间和议题的设定，可以看出与当时中、日两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连带关系。如1928年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关于文艺大众化、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讨论，同一年中国的革命文学论战及紧接下来有关民族主义文学、大众文艺、大众语建设问题的论争，这些现象显示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及其涉及的台湾话文建立问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属于一九三○年代世界性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一环。只不过因为台湾的殖民地的特殊地位，这个以乡土意识、语言形式及阅读对象为焦点的论战，从开始就遭遇到身分认同和自我表达的难题。（本书页189）

在殖民地时期，身分认同与自我表达的难题呈现为“台湾话文”的争论，亦即在言文一致的期待下，什么语言（白话文、日本语，还是罗马字）才能充分表达台湾这个文化身分，但这个难题并没有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而消失，反而在一九七○年代的风雨飘摇中复现，转化为关于文学内容和对象的讨论。换言之，一九三○年代用什么语文才得以表达自我的问题，到了一九七○年代变成了如何锚定乡土及其意义的问题。这个变化本身除了赋予了“乡土”一词巨大而复杂的历史意涵外，施淑认为，更重要的是“延伸和发展了一九三○年代论战的左翼文学思考方向和内容”（本书页195）以及带入了第三世界的视野和维度。同时，它也跨过了台湾的地理范围，重新将“两岸之间”放入了文学与政治的思考。

爬梳当年的论辩，施淑指出最具指标意义的一次交锋是彭歌（1926-）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1977），因为它“暴露冷战思维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对决”（本书页197），不仅幅射与延伸了一九六○年代西方文化中的重要讨论，更推动当时的作家将乡土文学带向第三世界的维度，而展开关于殖民与新殖民主义的反省。她写道，若不是彭歌等国民党作家以扣红帽子的方式向乡土文学作家发动猛攻，引发关注，受现代主义洗礼、成长于一九六○年代的文艺青年不会：“走入白色恐怖的思想禁区，补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功课，得到被国民党文艺政策定性为‘赤色的毒’的一九三○年代左翼文学的讯息”（本书页196）。换句话说，乡土文学论战带出的不只是脚下的现实，更是在台湾之外的另一个现实：它不仅存在于成为禁忌的“三十年代文艺”，更以彼岸之姿现身，以第三世界为集结点，促成了台湾左翼文学思潮的复归。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不只是美学的，更是政治的。

本名姚朋，字尚友。河北宛平人。1949年去台湾。新闻界人物与作家。历任《台湾新生报》主编、要闻组主任、副总编辑、驻美特派员、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央日报》社长、《香港时报》董事长。担任过中华民国笔会会长，获中国文艺奖章、中山文艺奖、国家文艺奖、第三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华人世界终身成就奖。其撰写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自1977年8月17日开始在《联合报》副刊连续刊载三天。

参与乡土文学实践与论战甚深的作家陈映真（1937-2016），是关键的案例。宋玉雯指出，陈映真的现实主义实践虽然脱胎于现代主义美学，但又有一个东亚左翼的原点。他的阅读经验，不论是父亲书架上厨川白村（厨川白村，1880-1923）的《苦闷的象征》（『苦闷の象征』，1924），中学时阅读的旧俄小说，或是成年后私藏的鲁迅（1881-1936）、杨逵（1906-1985）或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1892-1927）等人的著作，都反映了这么一个左翼的原点，这也就使得现实主义之于陈映真，不是一种美学特色或品味的区别，而是一个关乎实践的问题，其根柢是创作者如何体察，分析、反映现实。一九八○年代，陈映真视乡土文学论战为“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所共同的运动”的立论，也就说明了这个受制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现实，不独台湾所有，而是一种共通的状态，需要文学去关注、唤醒与克服，也需要放眼台湾之外，去体察与感受。他的阅读经验也再次突出了一九三○年代与一九七○年代的共振，不独台湾所有，而是东亚的共同经验。如施淑提醒的，当年胡秋原（1910-2004）对殖民关系“非人化”的思考和辩证，将经济的问题与乡土文学所呈现生存的问题联系了起来。这使得乡土文学论战超越了文学形式和品味的讨论，回到了现实的脉络当中，得以追问“回复民族的尊严和文学的建设性意义”何在（本书页201），从而展现了国际主义的精神。乡土的意义就在第三世界与第三国际的交融中显影，因为乡土不必被本土所限定，而是乞灵于对弱势与在地的关怀与支持。这个属于左翼的乡土理解是四十年后重新讨论乡土文学及其记忆政治的基础。

原名陈永善，笔名许南村。台湾省新北市莺歌区人，祖籍福建省安溪县，生于苗栗县竹南镇一个笃信宗教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中国统一联盟创始主席，曾创办《人间》杂志。1959年陈映真以第一篇小说《面摊》进入文坛。1979年获第十届吴浊流文学奖。

在乡土文学论战当中，出身基隆八斗子的王拓（1944-2016）是最早祭出现实主义大旗的作家之一。他的文章《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1977）为乡土文学论战定调，强调文学的作用是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心声，乡土与否实为其次。然而，当年饱含左翼关怀的王拓，其态度却在一九八○年代后的本土化浪潮中有了180度的转变，其关怀也从现实主义转向为较为狭隘的本土主义，而形成了两个立场截然不同的王拓。刘羿宏尝试从王拓的写作生涯，包括他一九八○年代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作家工作坊的经历，来解释他的转变：

王拓面对美国社会时所呈现出的矛盾认识，甚至他在台湾解严后与左翼知识分子的冲突，或许正是来自于他从一九七○年代起对当下“现实”的高度重视。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王拓强调文学必须反映台湾社会的现实主义任务，因而批评美资、日资剥削台湾劳工、造成环境污染；在爱荷华的演讲中，王拓则透露出此种现实主义取向中的实用主义色彩。也就是说，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能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逐步改善美国黑人社群或台湾社会的生活质量，那么“反资”于他而言或许也并非必要。同理，在经历了党外运动台湾民族主义的高涨后，王拓对统独的判断，或也可说是随着他所关怀的当前的社会现实而改变。（本书页241）

原名王纮久。台湾省基隆市八斗子人。乡土作家、政治受难者与政治人物，曾任“立法委员”与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以及民进党秘书长。

透过王拓这个案例，刘羿宏看到了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务实”或“实用”的现实主义观，即现实主义的意义是可以随着现实（包括两岸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因为现实主义文学是对现实的针砭，所以改变后的现实也就给予了现实主义不同的意义。在此分析中，有意思的不是王拓本人立场的变化，而是“统独”的实用价值以及“现实”的高度不确定。这反映的不只是乡土文学论战后，台湾岛内认同政治高于一切的价值选择，更是两岸之间“现实”或“现状”的浮动状态，迫使台湾往右翼价值倾斜，轻易地扬弃了左翼的关怀。这不仅使得当年的战友（如王拓和陈映真）分道扬镳，亦造成分断状态在冷战之后延续与深化，成为难以撼动的政治无意识。现实变化的剧烈或许不是现实主义的美学思维与政治关怀所能概括承受的。

“此时此地”的召唤：马华在本土与离散间的纠结

相较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在马来半岛，不论是“国民”、“民族”或“乡土”，都不是预先给定的单一想象，而是在复杂的后殖民情境中逐渐生成的。原来是英国殖民地的马来亚，马来西亚1963年才正式独立，境内不只马来语、英语、淡米尔语与华语并存，人民的组成亦十分复杂，既有马来人、印度人、土生华人，也有原住民和少量的欧亚群体（克里斯坦人）；它与周边的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历史和文化上，亦有相当的纠缠。尤其，二战结束之后，虽然日本因战败而离开，但英国并没有放弃马来亚，仍借着各种的合纵连横维持殖民统治，而引发了激烈的反殖民斗争。在马来亚追求独立的过程中，在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马来亚华人公会（马华公会）与马来亚印度国大党之外，成立于1930年的马来亚共产党（简称马共）亦是重要的反殖力量。事实上，它是马来亚“最早成立具有跨族群性的左翼政党”，并“引发英殖民当局的高度关注”。¹³虽然日本侵略马来亚期间，英国曾经扶持过马共，双方合作抗日，以致马共在战后短暂享有合法政党的资格。然而，英殖民当局忌惮马共的武装力量，而于1948年颁布“紧急法令”，查禁马共的活动。紧急状态一直延续到1960年，即令1955年在英国治下普选出的马来亚联合自治政府，也不愿意接受马共作为合法的政党组织；马共也就在这个状况下逐步转入地下和丛林，进行游击斗争，一直坚持到1989年签订《合艾和平协定》后才告结束。因此，马共的出现，一开始固然有共产国际的作用，后来也受到中共的影响与支持，但本质上，仍是本土反殖民力量的浮现，是关于战后马来亚如何达致自主与独立的奋斗。虽然参与马共的华人与马来人都有，但由于马共的主导成员多为华人，所以在冷战的脉络中，马共的想象亦被种族化了。¹⁴这也使得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更为艰难，不只政治与文化权利受到压抑，1969年五·一三事件的种族冲突更造成了巨大的历史创伤。马华文艺的发展因而必须在华人离散与马来本土的文化构成与政治条件中迂回前进，寻找自身的独特性与认同。现实主义的问题，在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辩中，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1948年6月，英国殖民当局宣布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不承认马共的合法地位。接下来几周，大批马共成员被逮捕，马共随即组织马来西亚人民反英武装。

1989年12月2日在泰国合艾，以陈平为首的马共中央派与泰国和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结束了马共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图中前排右一为马共总书记陈平，中间站立者为泰国差瓦立上将，左一为马来西亚政府代表 。

1969年5月13日在马来西亚发生的种族冲突事件。起因于马来西亚的在野党阵营（以马来人为主的伊斯兰党、以华裔印度裔为主的行动党、民政党及进步党等）在1969年5月10日的第三届大选中，首次超越执政的“联盟”（AllianceParty，由巫统、马华公会、国大党跨党派组成，1951年成立至1974年改组“国民阵线”而解散）获得50.9%的得票率，执政党虽保住执政权但失去掌握国会多数议席的优势，两派阵营支持者连日在街头游行并于5月13日演变为冲突流血事件。政府于14日实行戒严，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于15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等机构停摆长达两年。事件后马来西亚政府官方定调为人口占多数的马来人与掌握经济优势的华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事件。

在马华文学史的讨论里，何谓“马华”的定义是论辩不休的话题。尤其是在一九三○、一九四○年代，当马来亚的“国籍”身分尚在未定之天之际，来到马来亚生活的南洋华人，虽然已有混血土生世代的存在，但文化身分上保有双重意识是很自然的，也因此，在张锦忠称之为“战前马华文学”的这个时代里，双重意识、中华属性与地方感性就成为判断何谓马华文学的重要指标。然而，1945年后之所以出现“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的区辨，并不是缘于文学分类的目的，而是因为有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介入，亦即它是在紧急状态中，在南洋华人与马共的政治参与中，衍生出来的讨论。张锦忠写道，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讨论一开始是“星华写作人协会”与“星华文艺协会”所推动的，而这两个协会都在1948年因“紧急法令”的颁布而自动解散了。这个“没有引起强烈的纷争”的讨论却在1947年激化了，原因是周容在马共抗日军退伍同志会机关报《战友报》上发表了《谈马华文艺》一文。在此文中，周容强调，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不同，因为前者反映“此时此地”之现实，故有“独特性”，相对而言，后者是侨民心态的投射，不过是“中国文艺的海外版”。这个周容（1912-1988），本名陈树英，就是《饥饿》的作者金枝芒。因此，张锦忠认为，这场论战应该被视为“马华文学对战后反殖独立斗争及紧急状态法令颁布之前的时代的响应”，甚至可以看作是“当时新马左翼阵营内的论争”。¹⁵

简单说，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辩更深刻地植基于革命的需要与叙事。苏颖欣对马共作家金枝芒的讨论深刻地展现了现实主义的命题，因为事关马来亚独立、国籍与认同归属以及马共革命的一九三○、一九四○年代，文学不只是关乎地方色彩的传达，更是现实的斗争。马华文学不仅要能担负起再现南洋风土、表达马华生活的责任，更必须在依赖与独立于中共的领导之间，创造出“此时此地”的革命契机。她强调的，“主体性的追寻至今仍是马华文学的重要课题”（本书页251），而马共革命正是其中最关键的实践。因此，一九四○年代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辩必须放在当时华人参政的历史语境中理解。在离开马来亚脱离英国统治成为独立国家的过程中，华人必须思考自己如何与此时此地发生关系，他们的文艺生产又要为什么样的政治目标而服务。显然，这个课题要比乡土何在的问题更为尖锐，也带着一点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影子。但苏颖欣强调，我们不该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这场论辩，认为马华性与中国性互不兼容，而是要注意到马华文艺肩负着克服“双殖民、双民族”的双重任务，如何透过此时此地的斗争来展现一种侨民的爱国主义，并且藉此将中国文艺革命的实践融入马来亚的社会现实。她认为，金枝芒关于马共革命的书写为现实主义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挑战：因为金枝芒的小说《饥饿》里头“既没有高大英勇的战士形象，而是一个个遭饥饿摧残的身体和可怖的死亡脸谱，也没有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正面期待，反而呈现出对饥饿未来的惧怕”；写实革命的结果不是鼓舞士气，而是“长出了文学悲剧性力量的枝桠”（本书页277）。如此写实不只打破了社会主义写实文学的预设，更松动了我们对彼时彼刻马华现实的认知，促成一种关于种族的内省与自觉，突显了马华主体夹缠在种族、语言与文化疆界中的困境和挣扎。现实中的革命显然比革命的文学更为残酷而暴烈。

原名陈树英，笔名陈英树、殷枝阳、乳婴、周容、周力、老陆、夏阳。1912年生于江苏常熟，中学时期参与爱国救亡运动。在马期间曾编《人道报》、《北马导报》、《怡保日报》、《战友报》、《民声报》、《团结报》、《火线上》。庄华兴称赏金枝芒的《饥饿》可填补经典缺席的空洞，黄锦树认为《饥饿》的文学笔触超越了宣传。

庄华兴更细致地在马来亚独立建国的历史语境中梳理马华的困境。他分别检视了马华文学与马来文学两个不同语言场域中的论辩，强调文坛上的左右之争与美苏冷战其实高度同构；因为美国担心东南亚华人成为共产势力支持的“第五纵队”，才有了诸多的政策介入和资源挹注，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冷战”。然而，相较于马华与马来文坛左右之争的表面激烈，真正关键的其实是马来西亚建国或复国、单一民族或多元民族的不同盘算。庄华兴写道：

无论是左右翼文人、知识者或意识形态不明显的宗教师（ustaz），三者不约而同的斗争目标是争取独立建国与“复国”想象，即恢复或承袭15世纪马六甲王朝与其荣光。（⋯⋯）对马来文人、知识者与宗教师而言，“建国”即“复国”，两者没有丝毫冲突。至于华人左翼与右翼，争取的仅仅是独立建国，马来亚新兴国是他们追寻的目标，“马来亚化”或“马来亚文化”是他们的文化与身分想象。两者的目标纵然有异，但政治意识形态最终导致华人左翼和马来左翼走到一块，华人右翼人士则选择与马来右翼进行合作，共享的政治意识形态让他们把差异搁置一边。这就埋下了独立后有关建国路线／方案──马来（西）亚是单元民族国家还是多元民族国家──的争论。（本书页305）¹⁶

换言之，马华文艺论辩的核心是不同的建国方案和国家想象，而文学反映着，也建构着现实。马华文学不是花果飘零的离散文学，而是基于马来本土政治进程的华语／华人马来（西亚）文学。如张锦忠所说的，

“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学论战”已是马华文学史始终不散的魅影，总已附身马华文学，成为挥之不去的牵萦，即使我们将马华文学的开端设定在“有国籍的马华文学”，或一九五七年，一个“纯马来亚化文艺”的开端，但这个“民族国家”的有国籍，竟是如史诗般“从中间开始”──在“马来亚紧急状态”还没结束，就喊出“猛得革”（Merdeka）了──我们都知道，史诗里头总是充满阴魂鬼魅。¹⁷

当然，马华文学中的阴魂鬼魅不仅马来（西）亚国籍这一端，更重要的是华人离散史中的神州想象与蓬莱际遇。魏月萍重新挖掘“神州诗社”的故事，将马华的文化乡愁与台湾的乡土想象并置，突出理解乡土文学的跨地视角。由温瑞安（1954-）等马华青年组织的“神州诗社”是台湾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也是马华文学史上的一个象征。这群青年感念“肝胆相照，共挽山河之志”的结盟情怀、抱持着对古典中国的倾慕进行创作；他们视“中国”为心灵的故乡，视自己为“中国人”，更要求社员练武以强健体魄和意志，从心理、身体与文化上进行反攻与重建大陆的工作。然而，这一群以文化中国为乡土，信仰现代主义文艺的马华青年，却在台湾遭受白色恐怖的牵连入狱，社团被迫解散。旅台的他们，虽然也受到乡土文学论战的启发，却在广义的乡土与狭义的本土之间左右为难，虽然处身其内，却又置身于外，而与乡土文学论战形成了一种“迂回的关系”。

笔名温凉玉、舒侠舞、王山而、项飞梦、温晚、柳眉色、风玲草等。籍贯广东梅县 ，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港台武侠小说作家，与金庸、古龙、梁羽生并列为新武侠四大宗师。代表作有《神州奇侠》系列、《七大寇》系列、《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四大名捕》系列、《布衣神相》系列等。

神州诗社是台湾文学史上重要的现代诗社之一，于1976年1月1日在台湾创办。在台湾留学的马来西亚华裔学生如温瑞安、黄昏星、廖雁平、周清啸和方娥真是诗社的中坚份子。由于组织发展迅速，会员遍布台湾、香港、新马等地。这群年轻的“神州人”仿佛欲在台北重现武侠世界，终日于神州诗社的会所——试剑山庄中练文习武，不放弃在校园内外宣扬神州精神的任何机会。时报、四季、长河、皇冠、源成等出版社为他们刊行多部诗文集。神州诗社后期遂直接改称“神州社”，以发扬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

所谓“迂回”，魏月萍想要表达的是，神州诗社之于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以及马华文艺独特性有一种近乎平行却又相交的关系。说平行，是因为神州诗社的文学同仁并没有参与在乡土文学论战之中，也没有将自身的文学实践当成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代表，但是神州诗社藉其“想象中国”的横空出世却意外地涉入了台湾的政治变动，并且突出了一种马华之于中国的离散象征。此外，不同于一九八○年代的韩国文坛是在“发现”与“相遇”的状态中认识台湾的乡土文学（见本书白池云《台湾“乡土文学”的东亚脉络》一文），马华青年之于乡土文学的“迂回”更是一种内在的矛盾：在乡土文学论战之后，本是“祖国”的台湾顿成“异乡”，马来乡土亦因之从“他乡”变“故乡”。

如果说发现与相遇带有他者相逢的惊喜，那么迂回则是面对同中有异而发的犹豫。马华文艺在本土与离散间的纠结提醒我们，神州与中国不是同一件事，同文同种亦非同一的保证。正因为亚际不是一个均质的空间，亚际视角所要观照的正是流动交逢中的激荡与犹豫，纠结和迂回。

亚际视野与记忆政治：去冷战想象

上述讨论大致整理了韩、日、台，马各地的文学论战。我们发现，各地论战表达冲突与矛盾的方式与语汇不同，但问题却颇有类近之处。相关论战的效应跨越了时间与地理，大都表达了民众主体追求自主的意愿以及以文艺应对现实的勇气。如果说殖民主义框架了民族主体的反殖民欲望，那么冷战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与政治结构，则使得民族主体独立的追求陷入了非左即右的两难之境，塑造了我们对于这些论战的记忆与诠释。恰恰因为记忆随着意识形态的分野，各行其是，我们对文学论战的回顾与重构，也就不能不同时注意到记忆政治的影响。我们不仅该看到记忆的迂回与缠绕，也该直视政治的作用与企图，在阅读与重读的反复尝试中，同时寻找感性的相遇与理性的交锋。

因此，本书最后一组文章要呈现的就是迂回与缠绕的亚际视野提醒我们记忆亦是历史构造的一环。如同欲望，记忆亦是政治性的工程，因而历史考掘的努力便有赖于突显印度学者南地（Ashis Nandy，1937-）所说的“记忆之工”（work of memory）¹⁸，一方面要对官方和主流的记忆保持警醒，另一方面更要挖掘官方与主流之外的残存记忆。这样的工作不仅需要对档案进行深度考掘，更需要跨境参照以收烛照之效，进而提醒我们，两韩、日冲、两岸、马华“之间”的多重断裂与多方连系，正是理解东亚分断的密码。

政治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出生于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帕戈尔布尔镇。南迪作品中的恒常主题包括：对知识边缘域的关注与尊重，以及面对人的问题，由专家主导、经过包装的专门化解决方案的持续怀疑。他的作品试图为南方发展中国家文化经验及普通公民日常生活准则中的概念与范畴开创更大的空间。

白池云和延光锡的文章都是这样的尝试。通过重建日本与韩国接受台湾乡土文学的脉络，白池云一方面提醒我们台韩关系从同盟到决裂的历史变化，或隐或显地影响了东亚内部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第三世界论，透过出版、剧作与作家会议，仍发挥着连带的效果，而使得黄春明（1935-）与陈映真的作品得以在韩国被翻译、改编、流传与阅读。然而，曾经热切的文化连带却轻易地被忘却了：白池云提醒我们，以一九八○年代改编自黄春明《两个油漆匠》的韩国舞台剧和电影《七守与万寿》（칠수와만수）为例，不仅原作者在改编后“被消失”了，阅读与喜爱改编作品的民众也不知晓这个作品来自台湾。难得的相遇却以遗忘收场，令人唏嘘。尤其，1992年台韩断交后，两方关系更形疏远；不仅韩国社会对台湾的文化失去了兴趣，台湾社会在接受和喜爱韩流之余，更充斥着“好想赢韩国”的主流情绪。¹⁹因此，重新找回与看见曾有的东亚文化交流与情感连带，不只能够深化我们对于乡土文学及其论战的理解，也有助于重新探索“东亚”的记忆，在纷乱脆危的时代重建连带的意识与情感。

出生于台湾宜兰县罗东镇。曾担任中国广播公司宜兰台节目主持人、电影编剧、儿童剧场创办人及编剧、电视节目主持人等，为乡土文学小说家，擅长描写小人物的故事。1962年步入文坛，其《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青番公的故事》《锣》《溺死一只猫》《我爱玛莉》等小说创作，代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世界华文文学界亦颇负盛名。他的小说曾多次改编为电影。

引领1980年代韩国电影新浪潮的朴光洙（박광수，1955-）导演作为处女作将《两个油漆匠》搬上了银幕，并由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明星安圣基（안성기，1952-）领衔主演。影片横扫了大钟奖新人导演奖、剧本改编奖，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青年评论家奖（第三名），并成为第三十九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参展影片。

延光锡（연광석）更进一步拉开空间的向度来深化亚际参照的意义。他采用对位的思路对比胡秋原（1910-2004）和朴玄采（박현채，1934-1995）的经济思想，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在台、韩文学论战背后的作用以及第三世界观的重要性。对延光锡来说，胡秋原和朴玄采的“民族经济”观点，不仅为当前指出了新自由主义批判的不足，更提供了一个区域参照的可能性，使我们不再把个别的民族国家当成唯一的视角，而能够看到更大的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着同一区域里的不同国家。他提醒我们，正因为冷战与分断的存在，使得“区域层次相互参照认识持续被压抑”，而此压抑被遗忘后，就会导致“原生领域的存有论思维，也被普遍主义思维所取代”（本书页358）。就此而言，亚际参照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丰富个别论战的讨论，更带有一种打破冷战分断的企图，借着观照区域内部的结构性类近与差异关系，对现代性与普世性展开更深层的反思与批判。

首尔：韩吉社，1978

徐秀慧的文章则回到两岸的脉络，一方面以整理后续讨论的方式清理战场，勾勒记忆的政治，另一方面则强调“三十年代文艺”的重要性，从而将一九七○年代乡土文学论战的核心放回了一九三○年代东亚社会共享的“文艺大众化”课题。尤其重要的是，透过跨时的考察，徐秀慧指出两次乡土文学论战隐含的意识形态线索：在左边的是“三十年代文学”代表的左翼传统在台湾的复现，在右边的则是一九四○年代日本殖民文艺所提出的“外地文学”，与1948年国民党文人用以收编现实主义文学的“乡土文学”以及1965年叶石涛（1925-2008）提出的“台湾的乡土文学”；沿这一线索浮现的是“未能脱去被凝固化的‘殖民地文学’的特性，依附美、日的被殖民者因此被限定在失去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只能把认同依附于‘土地’上”，这反映的“正是固守于地域性的‘本土派’与为了苟安于现状而实行革新保台的蒋经国以降的‘台湾国民党’，以失去自己的民族与文化主体为代价，依附于美、日安保体制的迷思”（本书页389）。徐秀慧的分析突显左右分断的背后其实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角力，文学论战，乃至国内政治的喧嚣，最终或许只是茶壶里的风暴。但是，不论岛屿的喧嚣能否改变国际政治的大局，更重要的是看到记忆与叙事如何掺和在政治的工程当中。如何直面与拆解记忆的政治以及政治的记忆，是审视文学论战时最重要的提示。

王智明将乡土文学论战的讨论收束在“记忆政治”的问题上，一方面强调记忆是一种政治行动，具有补遗或对反的效果，另一方面指出记忆本身亦是一种“工”（labor）与“痛”（pain），因此需要情感的观照。以胡秋原支持与保护乡土文学的文章《中国人立场之复归》（1978）为引子，王智明批评乡土文学论战之后“本土”如何取代与遗弃了“乡土”，并且尝试在一九三○年代国共斗争的脉络中重新突出“中国人立场”的命题，说明此一命题背后关乎的更是对中国命运与前途的关怀，以及在国共斗争中回复人性与自由的讨论。尽管在反中抗统的本土派思维中，胡秋原这样的立场早就被抛弃和遗忘了，但正因为如此，胡秋原“复归中国人立场”的观点反倒成为重要的提醒和探问：“从本地生活出发的乡土文学创作，其目的究竟是团结，还是斗争？同样的，以台湾为立足点的民族主义运动，究竟是为了团结还是斗争？”（本书页404）记忆，究竟应该是承继与包容的集体之恸，还是由加工、拣选与遗忘而构成的党派之工？这些问题不只与台湾相关，也是参照与反思东亚各地文学论战时的共同挑战。

原名胡业崇，又名曾佑，笔名未明、石明、冰禅。湖北省黄陂人（今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下大胡家湾村人。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台湾地区民意代表，《中华杂志》发行人，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曾任上海东亚书局编辑，同济大学教授，《文化批判》、《思索月刊》总编辑，福州《人民日报》社长。2004年5月4日，时年94岁的胡秋原荣获“中华文艺终身成就奖”。

海峡两岸隔绝40年之后，胡秋原是首位来祖国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1988年9月12日，胡秋原到中国大陆访问，并于15日同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见面，讨论“和平统一”事宜。

在彼此缠绕，却又处处分断的东亚大地与海洋里，殖民与冷战仍是笼罩其上的乌云。在这样的结构之中，单一处的改变是单薄的，也很可能是短暂的，甚或是无力的，但革命性的总体改变更是难以期待。我们需要的，毋宁是对彼此境况与苦处的深层认识和感应，对彼此愿望与期待的真诚祝福与支持，希望在别处的转辙之中能看到己处的希望之光，如此，我方的努力也就比较可能带着对彼方的关怀与期待而前进。伸出友谊之手，解开冷战的枷锁，我们才能重新认识“国际”的意义，探索政治作为实践自由的奥义。²⁰唯有诚心关怀与理解，我们才能拨开民族主义的迷障，探索共存共荣的和平之道。

我们由衷希望，这本书不仅是一次亚际友情的集结与分享，亦是在历史归还的道路上的一次携手共进。展望东亚的未来，我们期待文字与情感能够不畏艰难地刮起去冷战的逆风，坚定地承担起第三世界的民众立场，直面那些迂回而纠缠的关系，并在其中走出一条共通的道路。如鲁迅（1881-1936）说的，“世上本没有路，人走的多了也就成了路”。或许此书出版之后，会有更多朋友愿意携手同行，向无路之处走去。我们由衷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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