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林务官的石碑
天好的时候，我常到慕尼黑城南的佩尔拉赫森林（Perlacher Forst）跑步。一钻进去，就先看见那条笔直的路。路从脚下伸出去，可以一直跑上两公里，不用拐弯。路上铺着细砂，掺着松针，脚踏上去不硬，能省膝盖。
路边有块灰色的石碑，不起眼，我每回都从它旁边跑过，终于有一次停了步，上前想仔细看看。碑上刻着几行字，年代久远，看了半天才辨认出：“Dem königl. Oberförster Ignatz Dillis”——“献给皇家首席林务官伊格纳茨·迪利斯”。
我心里泛起了嘀咕：这个迪利斯到底是谁呢？这片看似“自然”的大森林里，为何有着如此规整的笔直路径？于是乎开始上网搜索加泡图书馆，一通钻研，终于找到了答案，也得知了不少和德国森林有关的故事。
一、幽暗的起源——从神圣的居所到民族的灵魂
在德国，森林从来不只是树木的集合，它是一片层叠着神话、历史、哲学、政治与民族记忆的深幽境域，是理解德意志精神构造的一把关键钥匙。德国森林的意象深植于日耳曼民族的原始记忆之中。在德国文化里，森林始终具有独特而多层次的象征意义，它既是现实的空间，也是精神和文化的象征。自古代日耳曼传说以来，森林就是人类想象力的重要载体，它深邃、幽暗，既可能隐藏危险，也可以提供庇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记述了日耳曼部落将森林视为神灵与精灵居所的泛神论信仰。古老的橡树与参天的松柏被奉为神圣，幽深的林谷则是神秘力量活动的场所，狩猎、祭祀和自然崇拜常与林地紧密相连。
广袤而难以穿越的条顿森林（Teutoburger Wald）不仅是地理上的一道屏障，更在公元9年成为了阿米尼乌斯（Arminius）率领日耳曼部落抵御罗马军团的精神壁垒，这次历史性的胜利为森林注入了“自由”与“独立”的政治无意识。及至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时期，森林不仅是危险与神秘的象征，更是法律和社会秩序的重要背景。日耳曼地区的法律体系对“森林权利”（Forstrecht）有着细致的规定：君王与诸侯拥有最高层级的狩猎与木材采伐特权，贵族则可在特定范围内狩猎或设陷阱，而普通村民则依照习惯法（Gewohnheitsrecht）享有取薪柴、放牧、采集坚果与浆果等权利。这种权利结构使森林既是“公社财产”（Allmende），又是政治与经济博弈的舞台。村社共同管理的林地为日常生活提供燃料、饲料与建材，是农民维持生计的保障；与此同时，统治阶层的垄断权力也常与村民利益发生冲突，引发从地方诉讼到暴力抗争的各种争端。另一方面，森林的边缘性与深邃性，却也为那些被驱逐、负债或与主流社会冲突的人提供了庇护：亡命者、逃亡的农奴、异端教派成员、盗匪与旅商，都可能在密林中找到一时的避难之所。这样，森林不仅象征着自然的未知与危险，更真实地承载了法律、社会与权力的多重张力，成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公共空间与想象领域。
在民间故事与童话中，森林的这种混乱与秩序的双重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格林童话》中很多故事都发生在密林之中：《小红帽》里的狼潜伏在林中，象征着未知的危险与诱惑；《汉泽尔与格蕾特》里的森林是孩子们试炼与成长的舞台；《睡美人》中环绕城堡的森林既是阻隔，也是保护。在巴伐利亚和图林根等地的民间传说中，森林的不可预测性被赋予道德教化的色彩：巴伐利亚阿尔高地区的“森林精灵”（Waldgeister）会引导迷途者，也会惩罚傲慢之人；黑森林里有不少“女巫洞”（Hexenloch），传说女巫在里面炼药、施法，考验着过路者的勇气与智慧。图林根森林的“小矮人”（Wichtelmännchen）被描绘为戴尖帽、身着朴素衣服的林间精灵，白天隐匿，夜晚悄然现身。他们热心又神秘，会在农舍、磨坊、作坊暗里帮忙打扫屋子、修补鞋子，却从不索取报酬。但假如人类过于好奇，试图窥探，他们便会消失。这些故事使森林在民间想象中成为一个既真实又寓意丰富的道德宇宙。
浪漫主义时代的到来，系统性重塑了这些散落的历史碎片。诗人如诺瓦利斯、荷尔德林、艾兴多夫将森林进一步诗化，描绘成对抗工业文明的精神家园。诺瓦利斯在《夜之颂》中称森林为“沉默而神秘的庇护所”；荷尔德林在《面包与葡萄酒》中写下“林中的风声低语，仿佛古老的神灵在诉说沉睡的智慧”；艾兴多夫则笔下的林间小径与鸟鸣成为回归本真存在的心灵节奏。在他们笔下，森林承载着自由、孤独、冥想与自我重建的意义，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个人生命对话的桥梁。
在赫尔德“民族精神”（Volksgeist）理论的感召下，这种诗意的提升与民族认同的构建紧密结合在一起。格林兄弟的民俗学采集，是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学术与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806年起，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与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两兄弟开始系统地收集德语区的口头传说和民间故事。他们依托广泛的知识网络——包括朋友、地方牧师、家庭教师、手工艺人及中产阶层女性叙事者，比如农妇多罗特娅·维曼（Dorothea Viehmann）。森林童话的叙事结构巧妙隐喻了拿破仑战争时期德意志民族的集体心理：在外部强权与内部割裂的双重压力下，整个民族成了那个在黑暗森林中迷失的孩子，它的救赎希望并非仰赖外部的启蒙理性，而源于内向的、对自身古老精神根源的重新发现与皈依。森林，由此从一个神话与民间传说的空间，逐渐演变为民族灵魂的象征。
在德国浪漫主义时期，艺术家们纷纷以森林为载体，既表达了对自然的崇高敬畏，也展开了对德意志民族身份的历史追寻，并试图探索人类内在的精神世界。这一探索在绘画领域达到了形而上学的巅峰。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作为德国浪漫主义绘画的灵魂人物，他的作品通过高度象征性的自然场景，探讨了人与自然、有限与无限、生命与死亡之间的哲学张力。在《林中猎人》（Der Chasseur im Walde, 1814）中，一位背对观者的猎人孤立于幽深的冷杉林中，画面构图刻意削弱人物的个体特征，转而强调人在广袤自然中的渺小存在。这一形象不仅暗示了人类面对自然时的孤独与冥想状态，也被解读为战后德意志民族在政治分裂与文化迷茫中仍保持精神独立的隐喻。他的另一代表作《雾海之上的漫步者》（Wanderer über dem Nebelmeer, 1818）则通过一位立于山巅、凝视云雾缭绕深渊的人物形象，展现了浪漫主义对“无限”与“未知”的向往。2024年，柏林老国家画廊为纪念弗里德里希诞辰250周年举办的大型回顾展，再次强调其绘画中森林与山岳意象所蕴含的泛神论思想与民族象征性，反映出当代艺术史研究对其哲学深度的重新审视。
弗里德里希的画作构建了一种“心灵风景”（Seelenlandschaft）。画面中常见的“背影”（Rückenfigur）手法，邀请观者代入人物的视角，迫使观者直面自然本身的“物性”（Dingheit）与沉默，从而引发关于存在之孤独与自然之绝对他异性的冥想。这里的森林，不再是泛神论中充满神灵的友好自然，而是接近于谢林“自然哲学”中那个庞大、盲目而充满创造力的“世界灵魂”。
更深刻的哲学对话体现在这些画作与康德、费希特思想的关系中。康德的“崇高”理论在此找到视觉对应：画中无边的雾海与幽深的森林，正是那种令感性能力崩溃、继而唤醒理性超越性的“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而费希特哲学中“自我”与“非我”的辩证关系，也被戏剧化地呈现为画中孤独个体与广袤自然的对峙——人物（自我）通过凝视自然（非我），来确证自身的精神性存在。因此，弗里德里希笔下的森林，是激发主体性觉醒的绝对客体。
森林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也广泛渗透于19世纪德意志的民间艺术、版画和装饰艺术中。例如，在莫里茨·路德维希·冯·施温德（1804–1871）为《格林童话》里睡美人的故事所做的插图——《林中显灵》（Erscheinung im Walde）中，以充满诗意的视觉语言构建了一处介于现实与超自然之间的精神秘境。画面中，幽深的森林被晨雾或暮色笼罩，柔光透过层叠的树干，映照出一位近乎透明的白衣女性幻影，她似乎是传说中森林女神或基督教圣像的融合体，悄然浮现于林木之间。施温德以温润的土绿与棕褐色调，配合逆光形成的朦胧光晕，赋予场景神圣而神秘的纵深感；垂直的树干如天然柱廊，既似教堂般庄严，又呼应着德意志浪漫派音乐中对森林的崇拜。标题“显灵”本身即暗示了视觉与心理的暧昧交界——这既是浪漫主义对森林作为民族神话源头与超自然载体的想象，也是19世纪德语世界在民族意识觉醒中，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乡愁的投射。
19世纪的德国民族服饰（Volkstracht）在色彩与纹样的选择上，也和森林的意象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既日常又具象征性的视觉语言。各地区的传统服饰——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到黑森林、图林根高地——无不借用周遭林木与植物的形态：橡叶、松枝、常春藤、野莓、野花与藤蔓，以刺绣、织带、印花或手绘的形式呈现。深绿、苔灰、褐色和暗红等主色呼应林地的季节变化；亮丽的蓝、白、金黄则点缀其间，仿佛林间阳光与野花的闪烁。对于乡民而言，这不仅是审美喜好，更是一种与土地与森林保持精神联系的方式。橡叶与橡果象征坚韧与繁衍，常春藤代表忠贞与长久，松针和杉枝则被视为驱邪护佑之物。这样的植物纹样承载着古老的自然崇拜与基督教祝福的双重意义，也体现出人们在工业化初期对原始自然的依恋。穿戴这些纹样，仿佛把森林的庇护力量带入日常与节庆：从婚礼头饰到节日披肩，从围裙边缘到马甲背面，森林的枝叶与花果编织出一层无形的守护。19世纪的德国民族服饰因此不仅仅是地方手工艺的结晶，更是一种可穿戴的“森林记忆”，让穿着者在城市化变迁中仍能和家园的深林保持亲密而神秘的联系。
三、理性的网格——科学林业与森林的“祛魅”
扯远了。现在让咱们终于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块石碑和森林中笔直的跑步路线吧。
我每天路经的石碑俗称“迪利斯石”（Dillis-Stein）。经查阅，伊格纳茨·迪利斯（Ignatz Dillis, 1772-1808）是慕尼黑林务处的皇家首席林务官（Oberförster）。像迪利斯这样的林务官，他们的职责远不止于看守林木，更是将森林从一片“野性之地”，“规整”为可以被精确计量、高效利用的国家资源。他们，是理性秩序在自然疆域中的代理人。
上文讲过：在18世纪以前，中欧的森林主要被视为一种多用途的“公地”（Allmende）。王公贵族虽拥有名义上的主权，但农民、城镇与行会都享有传统的狩猎、采集和放牧权。那时的林地呈现出一种“多用型”景观：林牧混杂，路径曲折。然而，随着18-19世纪人口增长与工业化的加速，木材需求激增，森林过度砍伐导致资源危机和水土流失，从而引发了普鲁士与巴伐利亚等邦国大规模的林业改革。
那时，德国成为近代科学林业的先驱。林业学家如格奥尔格·路德维希·汉森（Georg Ludwig Hartig）提出了“可持续利用”（Nachhaltigkeit）的核心理念，即砍伐量不得超过生长量，以保障木材的永续供应。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一套强大的技术行政体系被建立起来：通过精确测量、分区经营和周期采伐，广袤的森林被划分为规则的“经营区块”。笔直的道路被修筑起来，其目的远不止于木材运输，同样服务于军队的快速调动与王室狩猎的便利。这场变革，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祛魅”过程，它将充满神秘与野性的“森林”（Wald），转变为可计算、可预测的“木材生产单位”。“Forst”一词也和”（Ur）wald”区别开来，准确地说，应翻译成“林区”，而不是“森林”。
没错——今天的佩尔拉赫森林里那些笔直延伸、规划严整的道路，正是18、19世纪德国林业科学化留下的深刻烙印。
因此我们回头看浪漫主义对森林的神圣化叙事——它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恰恰是对这种理性化“网格”的直接反拨。诺瓦利斯在未完成的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中描绘的“神秘森林”，充满了蓝色的花朵、古老的预言和梦境般的遭遇，这与迪利斯等林务官手中那些标满数字和几何区块的林业地图形成了尖锐的审美与哲学对立。诗人约瑟夫·冯·艾兴多夫在其作品中所赞美的那些蜿蜒曲折、每一步都充满意外发现的小径，正是对笔直、高效、目标明确的林业道路最直接的审美抵抗。浪漫主义者所怀念和赞美的，是那种古老的、混交的、充满枯木与荆棘的“原始森林”（Urwald），它象征着自然的自发性和复杂性，反对启蒙运动那种将一切纳入清晰分类与控制的冲动。
这种对原始森林的诗意推崇，在19世纪初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Befreiungskriege）期间，迅速从一个文化审美议题转化为强有力的政治隐喻。森林，特别是象征着坚韧与长寿的橡树，被塑造成德意志民族性格的具象化身。作家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在1806年发出了一个著名的提问——“德意志是什么？”，随即给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答案：“它的名字即是整个民族，是橡树的坚韧和忠诚。”（"Der Deutsche ist der Eichenkeim, die Eiche selbst."）哲学家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8）中，极力强调德意志民族区别于拉丁文明的“内在性”（Innerlichkeit）——一种向内心沉潜、从自身深处汲取精神力量的特性——与森林所代表的深邃、幽静、自足的特质形成了完美的同构关系。
于是，森林完成了其象征意义的又一次关键跃迁：从一个哲学冥想的空间，演变为一个具有强大政治动员力的民族共同体象征。它不再是令人畏惧的蛮荒之地，而是孕育民族精神的摇篮和抵御外敌的天然堡垒。这种将自然景观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文化叙事，为后来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统一提供了深刻的情感基础和文化合法性，使得“德意志森林”成为一个凝聚民族认同的核心意象。
在结尾处继续思考：何谓“自然”？
佩尔拉赫森林里那块刻着伊格纳茨·迪利斯名字的灰色石碑，不仅仅是一个逝去林务官的纪念物，而是一个浓缩了数个世纪以来人类与自然复杂关系的符号。它标记了一个时代的转折：人类试图以理性之名，将野性不羁的自然纳入直线与方格的秩序之中。然而，德国森林的故事告诉我们，自然的生命力远非任何网格所能完全框定。由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在人类足迹已遍及全球的今天，究竟什么才是“自然”呢？世界上是否还存在一片“纯粹的自然”？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纵观欧洲，几乎所有的森林都承载着人类活动的深刻印记。即便是被誉为德国中部“原始山毛榉林”的图林根海尼希国家公园（Nationalpark Hainich），前世曾是军事隔离区，在冷战结束后才被允许植被自由演替，其“原始”状态恰恰是近代人类政治决策的结果。放眼全球，看似亘古不变的亚马逊雨林、非洲草原、西伯利亚针叶林，其存续与形态也早已深度卷入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市场波动、生态旅游开发和政治博弈的巨网之中。我们已身处“人类世”（Anthropocene）——一个地质年代意义上的新时期，人类活动已成为影响地球生态系统的核心驱动力。
这一现实催生了林业理念的根本性演进。当代德国林业界在反思单一树种人工林生态脆弱性的基础上，正积极推进以“森林转型”（Waldwende）为核心的新范式。“近自然林业”（naturnahe Forstwirtschaft）已从理论构想转化为广泛实践，其核心是尊重森林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具体表现为：推广混交林建立resilient生态系统，保留枯木倒木促进生物多样性，设立“自然林核心区”允许森林自由演替。这些实践标志着从“木材生产”向“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转变——森林作为碳汇、水源涵养地、生物栖息地和人类休憩空间的多重价值被重新发现和重视。
这一现实彻底颠覆了将“自然”视为一个与人类文明隔绝的、纯粹外部客体的传统观念。因此，我们所谈论的“自然”，早已不是一个独立于人类文明之外、等待我们去发现或回归的原始伊甸园。它更像一面动态的镜鉴，始终映照着人类社会的欲望、恐惧、知识与权力。从塔西佗笔下日耳曼部落的神圣丛林，到迪利斯管理的经济林区，再到弗里德里希画中令人敬畏的无限象征，直至今日正在实践的“近自然林业”，森林始终是一个“文化—生态”的复合体。它既是实在的物理空间和生态系统，也是人类投射自身情感、哲学思想和身份认同的象征性空间。“纯粹的自然”，或许本身就是一个浪漫的、却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物的概念。
承认“人类世”的现实，并非意味着宣告自然的终结或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摒弃那种将人类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旧范式，从而开启一种全新的责任伦理。也许真正的挑战与希望，在于我们能否从自然的“主宰者”或“浪漫化旁观者”，转变为谦卑而积极的“共生者”（Symbiont）。
慕尼黑工业大学（TUM）的林学与环境学系在课程与研究中提出，“可持续森林管理”不仅要关注产量，更要强调生态韧性、生物多样性以及公众参与。在佩尔拉赫森林的部分区域，管理部门尝试设立半封闭区，不进行伐木或人工作业，让自然演替重新塑造林相，同时在林间保留现有步道供市民散步与跑步。此外，现代林业强调森林的多重功能：森林既是经济资源，也是生态系统、文化记忆和社会共享空间。在慕尼黑，市民不仅通过慢跑、散步或骑行使用林地，也参与环保项目，如树木调查、生物多样性监测及环境教育活动。TUM的研究指出，公众对森林的情感联系有助于推动保护政策，也为城市周边林地的可持续管理提供社会基础。这种思路体现了从过去以产出为中心的林业，到今天以生态、社会与文化并重的转向。这样看来，每一次步入森林的奔跑都不仅是一次身体的锻炼，更可以是一场与历史、哲学以及我们自身存在本质的深刻对话——一场关于我们如何能更智慧、更谦逊、更深情地在这颗星球上共同栖居的永恒探索。
今天天气不错，又要去跑步了。
2026年3月 于慕尼黑家中
作者简介
李亦男，笔名佾楠、一南，作家、评论家、剧场实践者。长期行走于文学与舞台之间，在写作与排练的现场思考当代表达的可能，关注文本、身体与思想的交汇。曾任教于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及中国中央戏剧学院。2015年创办亚洲首个戏剧构作本科专业，推动剧场教育与实践革新。现居慕尼黑，从事写作与艺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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