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照田丨如何看东亚现实中的历史纠缠——从是非出发，从事实出发，也要从苦恼出发

2017年5月初，《人间思想》（简体字版）主编贺照田在北京歌德学院举办的有关东亚影像的论坛的发言中，提出面对日本频频出现的否认当年战争罪行、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等行为，在以事实严厉反驳、批判，也即“从是非出发、从事实出发”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打开思考与实践的视野，以应对“日本政府不能真正、充分正视当年战争罪行”这一关涉到东亚现实与未来的重要问题。为此，他特别强调，也要从日本内部真诚反省战争的思想与实践探索及其在日本社会中的“浮沉”与“苦恼”出发，深入把握日本反省战争的力量的演变，分析它未能发挥期待的作用与遭到削弱的原因，并且要加强它与中国关联性的认知。

贺照田认为，1950年代日本学界有关如何超越民族主义、如何达成与东亚的联动，有珍贵的思想资源，但冷战构造在东亚的强力存在使得这些资源没有被充分认识和吸收。公号接下来将推出刊载于2018年春《人间思想》第8辑的一组专题讨论：“如何民族，怎样国家？——从日本‘国民文学论战’的思想视野看”。期待对这些思想资源的重访，能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作为中国大陆关键性“他者”的日本，帮助我们认识冷战在东亚的破坏性存在，进而“在东亚内部发现、吸收能帮助中国大陆有效超越冷战的资源”，亦借此反观民族主义在中国自身近代史演进中的影响。

一

感谢歌德学院邀请我来参加“过去的未来——电影中的历史书写”论坛活动，在歌德学院于潇先生发给我的关于活动的说明函中，开头一段这样写道：

无论是在日本、中国还是韩国，东北亚地区国家的日常政治依然受到日战余波的影响。紧张局势的缓和似乎遥遥无期，尤其是在韩日之间，韩国总统一直把日本首相就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暴行道歉视为与日本恢复友好关系的前提条件；虽然两国早已就这一问题达成了官方协议，但慰安妇的命运仍一直是争议的焦点之一。由于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上的态度，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紧张。人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德国身上，在中国和韩国的眼里，德国人对待过去的态度堪称楷模，而日本则应该学习德国的榜样。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17.4.29-30

这段开场白对我很重要，让我不仅明白为什么是歌德学院来办这样一个和东亚历史-现实紧密相关的活动，也让我了解，这个活动的重点不是电影，电影只是一种媒介，它的重点也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对今天的纠缠，这纠缠妨碍东亚走向一个更让人安心、也更让人鼓舞的未来。

而正是活动的这一关怀指向，使我这个对电影如何表现东亚战争历史不熟悉的人，鼓起勇气接受活动的邀约，来就中国民众应该如何在——日本不能如德国一样充分面对战争责任问题——方面，进一步打开认知视野，以更能积极有效地参与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实际推动中去。

我的发言题目是《如何看东亚现实中的历史纠缠——从是非出发，从事实出发，也要从苦恼出发》。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所谓的“从是非出发”，“从事实出发”，“也要从苦恼出发”究竟何指。

“从是非出发”“从事实出发”，是我对当前中国大陆对待——日本政府不能真正、充分正视当年战争罪行——这一状况的通常反应方式的概括。就是认为日本政府不能真正、充分正视当年战争罪行涉及大是大非，因此，对日本频频出现的否定当年战争罪行的言论、靖国神社参拜、教科书问题等，非常反弹，非常批判；对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等言论，通过各种各样的事实等，严厉反驳，痛加批判。

当然，这样一些反应与批判，我认为非常正确、非常必要。就是，我所谓的“也要从苦恼出发”，是以同意“从是非出发”“从事实出发”的正确且必要为前提的，是在这些强力存在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议中国民众打开——如何应对“日本政府不能真正、充分正视当年战争罪行”这一关涉到东亚现实与未来重要问题的——思考与实践视野。

“从是非出发”“从事实出发”外，我想特别向中国民众强调的“从苦恼出发”，是基于日本战后国内一直存在着相当强韧的，认为日本必须深刻、充分正视战争问题、战争罪行的力量，但这一力量至今尚未达致推动日本政府深刻、充分正视战争问题、战争罪行的目标，它自身在日本的影响力也时有浮沉。强调关怀“日本政府不能真正、充分正视当年战争罪行”问题的中国民众建立“从苦恼出发”的认知意识，是指站在日本这些可敬的认为日本必须深刻、充分正视战争问题、战争罪行的力量的立场与角度，认真、深入把握与理解这一力量在日本的所以存在，它之演变，它之所以演变，它所以未能达成它所期望的推动日本政府和整个日本社会深刻、充分正视战争问题、战争罪行的原因，它之力量有时不免遭到削弱的原因，而这些认知努力，特别是后两个认知意识产生的认知努力，我称之为“从苦恼出发”。

“从是非出发”“从事实出发”之外，再向中国民众强调这一意涵的“从苦恼出发”的认知意识、认知努力，是如此才能更充分而又非散漫无边地打开——日本至今政府与社会都未能像德国那样对战争罪行有真诚、深刻反省这一问题的——认知、思考视野。如此说，是这种意涵的“从苦恼出发”意识，才会让我们真的了解这一力量所以存在与浮沉的日本内部的历史-社会-制度-心理-观念机制，这一力量所以存在与浮沉的国际背景，才可能让中国民众从对日本内存的正视日本战争责任的力量的关怀出发，对战后日本，战后日本所在的战后东亚、战后世界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从而可以让中国民众具体、深入地，而非笼统、在表层反应地对日本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各种表现，作出反应。

二

特别想向中国关怀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民众强调“从苦恼出发”的重要性，还因为中国大陆不仅是战后东亚与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战后中国大陆的历史变迁，与日本的政治、社会心理、观念状况一直都有相当重要的关联。只是，有时这关联相当清楚、直接，好把握，有时这关联则相当微妙却又重要，对微妙的部分则要找到合适的方法，才能让这关联充分显影，并进而成为我们分析、反省的对象。而“从苦恼出发”的认知意识、认知努力，正是使直观看上去不清楚乃至看不见的关联，充分显影的认知意识、认知努力。

就是，通过这种“从苦恼出发”的认知努力，我们才能充分看到：日本真诚反省战争问题、战争罪行的力量的浮沉，与中国之种种存在、变化与行为之间，与他们对这种种存在、变化与行为认知之间的关联关系；中国大陆民众才会充分理解，日本真诚反省战争问题、战争罪行的力量的浮沉，当然首先是日本问题，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问题”。

而也只有充分认知了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方面诸种内部力量的浮沉和中国的多方面相关性，中国才不会只在日本出现了违反中国认为的是非大义（比如国家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为粉饰战争修改教科书）行为，或出现着我们非常赞赏的认为符合大义（比如我们认为重要人物发表承认战争罪行的谈话）行为时，才觉得和自己相关，才报道，才进行批判和支持。

就是，仅直观地从自己关怀的是非出发，从认为和这一是非关怀紧密相关的事实出发，并不能足够获得——使中国对日本战争认识问题的关怀在现实实践中充分建设性落实——所需要的认知视野与认识深度，从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日本和中国关怀相关的很多变化，却没有进入中国视野。而常常在这些变化中，正有中国可相当致力，可和日本内部真诚反省战争问题、战争罪行的力量的壮大有效联动的契机。相比，从日本真诚反省战争问题、战争罪行的力量的欢欣与苦恼出发，则有助于我们真正改变这一认知状况，并继而在实践上进一步打开思考与想象空间，以切实有效地和日本真诚反省战争问题、战争罪行的力量充分联动，切实领会中国关怀的日本战争反省问题，在日本国家不能如德国主动且充分地反省战争，但日本又确实存在强韧的真诚反省战争问题、战争罪行的力量的情况下，在何种意义需要被作为、可作为“中国问题”来思考，并在实践上予以多方面建设性回应。

三

当然，从日本真诚反省战争问题、战争罪行的力量的欢欣与苦恼出发，可带来的认知帮助，不仅有助于日本之外但又关怀日本战争认识问题的人士，对这一问题作为“日本问题”有更深刻、更展开地理解，对这一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自己的问题由之获得切实、准确地理解，而且这一认知意识带来的认知展开，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民主、冷战等重要问题。

如此说，是因为日本政府未对战争责任深刻反省、深刻承担，是在和战时日本极端军国主义体制看起来截然相反的民主体制中发生的。关于战后同为民主体制，为什么德国出现的是对战争责任的深刻承担，对有关历史的深刻反省，而日本却不同？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The Wages of Guilt：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 Japan*） 一书有非常展开，非常富启发性的分析。但从日本真诚反省战争问题、战争罪行的力量的苦恼出发，有关认识还可进一步打开。就是当我们充分聚焦如下问题：为什么曾经非常强大的日本反省战争的力量，却没能在日本国家层面起到它应该起的作为？为什么一直坚执且一直强韧的这一力量，却不是越来越壮大，而不免浮沉？我们实有更多契机打开对日本战后的民主体制的反思性认识，对日本战后历史-社会-心理-观念状态及其演变，认识也将更为细腻、准确，也即在看到日本战后民主成就时，也充分看到这一体制，和这一体制与社会关联中的问题，和改善的可能性。也即在充分看到日本的民主成就时，也充分看到其中的问题，和这些问题所以形成背后的政治-制度-历史-社会-心理-观念机制，从而清楚看到问题的背面是改变的可能性，以有能力构想：如何通过调动和激发社会和体制的正面潜能来克服问题，并在这种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充实与改善民主。而这样一些思考、认识工作，显然不仅对中国民众理解日本民主重要，也对中国民众更展开、更饱满地理解、思考民主问题本身非常重要。

至于强调——从日本真诚反省战争问题、战争罪行的力量的欢欣与苦恼出发的——认知努力，对中国民众更展开地认识冷战带给东亚的破坏性，更好地清洗冷战带给我们的诸多限制等也非常重要，在我首先是因为日本从战败到1960年的安保运动，其中众多——对日本民主有质量的展开，对民主在日本社会中扎根，对日本深刻清算军国主义力量成长等——非常有益有质量的思想、文化工作，众多民众、社会运动，其视野和意识本身就是又扎根日本现实又超越冷战的。

为抗议在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s）进行的核测试，日本民众在东京街头架起大型蘑菇云模型

1957.5.1

“雕刻刀刻出的战后日本：两个民众版画运动展览”海报对于战争的反思，以及与中国连带感的建立，战后的日本民众在文化上也有诸多实践，以版画运动为例。二战后的日本曾出现两次民众版画运动，一是以版画表现战后的社会运动，并向业余爱好者推广；一是1950年代日本中小学较教员把版画推广到学校教育中，形成‘’教育版画运动“。战后日本民众版画运动的原点与1947年日本介绍中国木刻有关。2022年4月池上善彦等与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策划有关这两次版画运动的展览，展出400余件作品。这些作品“有着真实的感受，铭刻着和平的愿望，社会的目标，工厂和农村的工作，从乡村到城市的人们的生活。”从中浮现出“另一个日本”。

故今天在东亚强调超越冷战，强调清洗冷战带给东亚的种种限制与危害，日本50年代及其前后的众多思想、文化经验，众多民众、社会运动经验，都是很宝贵的资源。而当年这些极有活力、很成规模、很有质量的诸多努力，所以未能在日本和东亚起到它本该起的作用，一个最关键的原因便是冷战构造在东亚的强力存在。就是，日本当年的这些资源，不仅是内生于东亚的可帮助今天东亚充分走出冷战影响的绝好资源，它也可让中国民众清晰看到冷战对日本的伤害，对东亚历史、现实的多方面伤害。

而这些无疑对中国大陆理解、认识构成着中国大陆关键性“他者”的日本，对展开理解、认识冷战在东亚的破坏性存在，对中国大陆在东亚内部发现、吸收能帮助中国大陆有效超越冷战的资源等，无疑都非常重要。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理解，我才在今天这个宝贵的场合，向中国大陆民众呼吁，在面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方面，我们不仅要从是非出发，从事实出发，也要从日本勇于反省战争责任力量的苦恼与欢欣出发。

本文为作者2017年5月1日在北京歌德学院举办的“过去的未来——电影中的历史书写”论坛上的发言。感谢贺照田老师授权发布。

图片部分来自池上善彦老师提供，部分来自网络。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十八世纪中叶以降政治史、思想史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著有论文集《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当中国开始深入世界》《当社会主义遭遇危机》《当代中国的思想无意识》《革命-后革命》；与朋友合著论文集《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是否必要？如何可能？》《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扎根与远望》；主编的论文集有《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东亚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作为人间事件的1949》《作为人间事件的新民主主义》《新人  土地  国家》《新与旧  理与时  情与势》《作为人间事件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方法的五十年代》《作为思想资源的五十年代》等二十余种。

人间思想第8辑：如何民族，怎样国家｜高士明、贺照田 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2018

在人間思想 竹內好：民族主義與社會革命 ・白永瑞、中島隆博：同時代的見證人 ・樊善標：抗戰時期南來香港文化人的國家想像與在地關懷——薩空了主編香港《立報》「小茶館」副刊的個案 ・李孝智：澳門「一二•三事件」——六〇年代的反殖鬥爭（上） 為人間思想・陳越：如何思考人民？——論葛蘭西「民族－人民的」概念 ・王智明：從文學革命到文化冷戰——侯健與新人文主義的兩岸軌跡 孫軍悅：安放情感的場所（一）——石母田正《歷史與民族的發現》讀書筆記之一 人間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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