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种活法，并且还有一种手段，就是通过欺愚蠢的人来吃饭，但我到底为何偏偏要做这种事呢？这种胡思乱想并非全没有过。但Seok（人名）啊，你想想，我们这些经常经历许多委屈的人还能坚持信念活着，这不就好吗？如果要屈服的话，还不是真的屈服，如果要爬行的话，也不是真的爬行，不是吗？……你看，那边儿天上的星星都在闪烁，那就我的心也随之闪烁，想到我的孩子、妻子和这世界上所有人的心都是和我一样闪烁，我便觉得我所做的事情并不全然是徒劳的。（原文是很朴素的韩国庆尚道方言说的，东学党人兼独立运动家Guansu(관수)之言）
——《土地》（第9卷，第215页，Maronie Books）
风势猛烈时，草叶便须伏地，等待风息；海浪汹涌时，便要收起风帆，静待浪平。人世间的道理亦是如此，勇气固然重要，但智慧应当走在勇气之前。若说出这些话，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或许会嗤之以鼻，觉得不过是陈词滥调，但啊，比起在脑海中构建宏伟蓝图，脚踏实地才是更为紧要的。
——《土地》（第18卷，第436页，Maronie Books）
如何理解“民众”？在韩国“民众”一词的含义与中文略有不同。在中国，“民众”通常被理解为与“大众”相近的概念，而在韩国，“民众”更接近于中文中的“人民”。换句话说，在韩国，“民众”并不仅仅是指大众的集体，而是带有阶级意义的概念。据悉，这种意义的形成，与韩国近现代史中的意识形态对立历史密切相关。在日本殖民时期及韩国解放初期，“人民”一词的运用与特定社会思潮紧密关联。南北分断后，“人民”成为其邻国官方使用的词语；反观韩国，则对“人民”一词持排斥态度，如果使用“人民”一词，人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朝鲜，因此“民众”逐渐取代了“人民”一词，成为韩国更常用的表达。直到今天，韩国的进步社会团体仍然偏爱使用“民众”一词，一般将进步社会团体的运动称为“民众运动”。当前在韩国，“民众”一词既可指大众的集体，即“大众”之意，同时也带有抵抗阶级的含义。
在韩国的左翼中，“民众”被视为历史的主体，也是衡量真理的标准，如“民众是历史主体”、“站在民众的立场”、“与民众同行”等表述经常被提及。然而与此同时，“如何理解民众？”的问题也不断出现，这一问题揭示左翼的困境。民众究竟是谁？；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是否属于民众？；如何把握民众的意愿？等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左翼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左翼运动参与者极度警惕将民众客体化，这反而同时意味着左翼知识分子与民众并不一定是同一群体。
那么，左翼知识分子和左翼运动该如何理解“民众”呢？对此根本性的困境很可能无法彻底消解，但朴景利的小说《土地》对如何理解“民众”提供重要的启示，同时也对如何理解“人”给出深刻的洞见。
小说《土地》是一部大河（长篇历史）小说，共20卷。朴景利从1969年开始创作这部大河小说，历时26年，最终在1994年完成。该小说以1897年至1945年的历史为背景，而这一时期可谓是韩国近代史中的动荡时代。韩国近代史上最大事件之一的东学农民运动在1894年爆发，三年后的1897年，大韩帝国建立，1910年大韩帝国覆灭，朝鲜半岛陷入日本殖民时期。1919年，爆发“三一运动”，直至1945年解放，朝鲜半岛在这段时期度过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间中，民众究竟是如何体验和认识这一切的呢？
小说，尤其是大河小说的魅力，在于它能够深刻揭示人与人生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土地》同样如此，它并未简化或典型化人和人生的复杂面貌，而是以逼真的笔触再现真实。朴景利不仅塑造了小说主人公的复杂面貌，即便是戏份较少的配角人物，也呈现出全面而立体的“人”的形象，从而使读者更接近对人深刻的理解。理解人和民众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其中文学作品是最擅长展现出它的整体性和多面性的。学者是从头部（理性层面）接近问题，而文学家则从胸部（情感层面）切入，比起头部（理性），胸部（情感）往往更加诚实。（当然，这并不是说研究不重要。）
《土地》不仅是韩国现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一部能够深入理解韩国近代民众生活的优秀人类学报告。如果想理解当代朝鲜半岛的历史与社会，强烈推荐阅读《土地》。
韩国自豪于自己的制度，但依然存在无法自由讨论的议题，其中之一便是关于社会主义以及与其邻国相关的问题。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民主化以来，相关限制有所缓和。在这样的氛围中，“游击队”（빨치산，韩语发音为[ppalchisan]）的历史开始受到关注。“빨치산”一词源自俄语“партизан”（Partizan），意指由工人或农民组成的非正规武装部队，其意思与中文的语境相近，但韩语“빨치산”有时充满着贬义。在韩国近现代史中，这个词可以从几个不同方面进行解释，其中广为人知的便是光复及南北分断后，在韩国各地展开活动的“南朝鲜劳动党游击队”。这一组织的背景，是1945年朝鲜半岛被分断后，南朝鲜劳动党被韩国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于是部分党员入山展开武装斗争。他们被称为“빨치산”或“南部军”，其中最为知名的则是在智异山一带展开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由于“빨치산”否认韩国政府的正当性，并站在朝鲜一方与韩国军队作战，因此这段历史在韩国长期被视为禁忌。直到今天，仍有不少韩国人将“빨치산”称为“赤匪”（빨갱이），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韩国，“빨치산”一词成为两面性的词汇，在肯定地刺激方面，即用于指责韩国现代史中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用于为了克服反共主义历史积极挖掘并诠释这段历史的契机。因此，这一词语在韩国具有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含义。
在韩国文学中，涉及游击队的代表性小说是赵廷来的《太白山脉》，而电影则有郑智泳导演的《南部军》。《太白山脉》是一部大河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十卷本的形式发表，主要讲述1945年8·15光复后至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休战）协定签订期间，在智异山一带展开的南朝鲜劳动党游击队的活动。这部小说不仅在文学上取得了高度评价，同时深入挖掘并推广长期以来在韩国被视为禁忌的游击队活动和韩国现代史中的政治思想复杂性，因此得到了广泛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该作品被选为大学生必读书籍，然而在另一方面，有人仅仅因为拥有和阅读这本书就被国家保安法处罚。最重要的是，许多韩国人通过这部小说，才能理解赤匪和“빨치산”（游击队）的“人”的面貌以及他们的具体人生。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韩国人，从小时候受到反体制教育，因此曾经将“赤匪”（社会主义者）想象成如“狼”一样的存在。
电影《南部军》于1990年上映，在商业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功。（如果是现在，这样的电影几乎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这部电影如其标题所示，主要讲述南朝鲜劳动党游击队“빨치산”的活动。这样一部带有“禁忌”色彩的电影竟然能被拍摄出来，并由当时一线的主流演员出演（如安圣基、崔真实、崔民秀、任昌丁等），且还获得了商业成功，现在想来仍让人感到震惊。在朝鲜战争期间，将曾与韩国军交战的“内部敌人”如此“非敌对化”地呈现，这种电影在今天是否还能制作，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小说《父亲的解放日志》（繁体中文版译为“父亲的解放日记”）则是以较轻松的方式，在21世纪的韩国社会讲述游击队的故事。与其说这部出版于2022年的小说聚焦于游击队活动，不如说它更关注过去曾经是游击队员的“人”。通过这种视角，作者郑智我向读者提出关于思想与人的本质性问题。
《父亲的解放日志》从劳动节清晨父亲去世开始。父亲曾是游击队员，为了实现平等世界而参加武装斗争，最终却遭遇惨败。然而，即使在资本主义的韩国，他仍然一生坚守社会主义信念。父亲是一个无法对困苦之人视而不见的人，因此一生中屡次因帮助他人而吃亏，但他从未放弃对人的信任与热爱。在父亲的葬礼上，许多前来吊唁的人都怀着对父亲的感激之情，他们并非什么非凡人物，只是普通的邻里街坊。父亲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一生都在尽其所能地以人道主义的方式，对待身边的人。父亲也有一些看似难以理解的人际关系，比如，一生坚持保守信念的钟表店老板朴先生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因而时常与父亲发生小争执，但父亲至死都跟他维持着深厚的友谊。此外，父亲还跟一位16岁、头发染成亮黄色的少女成为忘年之交。父亲有着足够宽广胸襟，能够与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交往。不仅父亲，母亲也曾是游击队员，但作为支撑家庭的实际支柱，母亲比父亲更现实，她经常抱怨父亲缺乏生活能力，但在思想上，她常常被父亲批评，并最终承认自己的错误。与父亲一样，母亲终其一生坚守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
这部小说虽然涉及的话题比较沉重，但却并未以沉重的方式来表现，而是通过幽默的笔调进行叙述，同时未带有嘲笑之感，这正是这部小说的最大魅力所在。小说不否定父亲的游击队员、社会主义者等的面貌，同时更加强调其作为人的一面。这或许是作者经历了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等激烈的时代后，通过自身人生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这部小说作者郑智我的父亲曾是朝鲜劳动党全罗南道党组织副部长，母亲曾是南部军政治指导员。1990年，郑智我出版了记录父母生平的“实录小说”《游击队员之女儿》（빨치산의딸），但该书出版后随即被列为禁书，作者也因此逃亡。
在当前韩国，“朝鲜劳动党”、“游击队”与“南部军”等词汇依然是敏感、危险或被遗忘的词汇，然而正是通过这些小说和电影，那些历史并未被彻底遗忘，不断地回到历史记忆中。
在韩国，朝鲜战争依然是一个难以谈论的话题。尽管全球早已宣布“历史的终结”，但在朝鲜半岛，直到现在仍在持续着20世纪的历史。究其原因，这是因为分裂与意识形态对立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因此，朝鲜战争在韩国往往被叙述为两个意识形态阵营以各自有利的方式，单方面宣布自己的“胜利”，或者仅仅描述为如“同族相残的悲剧”这样模棱两可的“悲剧性事件”。尽管学术界已经累积了相当多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难以自由表达的部分。
韩国现代小说代表作家之一的朴婉绪，她的小说《干渴的季节》详细展现出在尖锐而残酷的内战中的普通人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这部小说的主人公허진（Heojin）在高中毕业不久后，经历了朝鲜战争的爆发。在她进入首尔的一所大学后，对战后新社会充满期待，并加入大学左翼青年组织中，积极参加活动。然而，战局很快逆转，朝鲜人民军撤退，韩国国军和联合国军进驻首尔。于是，曾在左翼青年组织中活动过的Heojin 被扣上“赤匪”的帽子，成为监察对象。Heojin 的哥哥因为曾参与左翼青年组织而被强制征入人民军，后在战斗中受伤后返家，最终因战争与受伤的冲击而精神失常。随着首尔战局愈发激烈，Heojin 被迫与家人分离，直到战况稍稍稳定后，她回家与家人相见，然而此时她的母亲因儿子的死亡陷入精神失常。该小说在描绘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同时，并未忽略战争背景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
人是复杂的存在。无论是通过惨烈的战争影片，还是通过对战争的敏锐分析，都无法完整了解身处战争中的人。正因如此，《干渴的季节》让我们得以接触到战争中的“人”这一存在，以及不仅仅是子弹横飞、鲜血四溅的战场，而是那些在战火中不得不成为“日常”的非日常生活，从而让我们对战争有了些新的理解。
难以断言这部小说是否中立。在两个对立的世界里，中立是否可能存在，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过，在为了实现更好的社会所展开的意识形态对立和血肉横飞的战争中，朴婉绪向我们提出关于社会与人性本质的深刻问题。
关于跨性别者、同性恋、性少数群体的故事经常令人感到不适。酷儿（Queer，意为“奇怪”）为什么会让人感到不适呢？这究竟是酷儿本身的问题，还是我们内心的不适感才是问题？是因为“不同”而感到不适吗？可是，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事物数不胜数，如身高、肤色、脚型、体型等外貌特征，声音、出身地区、就读学校、喜爱的音乐和颜色等个人喜好，健康状况等。这些“不同”比比皆是，然而为什么唯独某些“不同”会被认为是“不适”的呢？是因为它们被归类为“不正常”吗？
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是什么？又是谁规定的？它们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在人类历史中被人为构建出来的？我们所认为的许多“自然而然的事实”，其实仅仅是被当作“自然”来接受的观念，而它们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建构出的认知体系的一部分。因此，规定“正常”而压抑“不正常”这种关于性别与性取向的“正常性”问题，是对人为构建的“自然化”体系的拒绝与抵抗。
变装皇后（Drag Queen）是一种艺术表演，生理男性夸张地再现女性性，以此挑战社会对性别与性取向的既定“正常性”。纪录片《我是莫尔（原名为毛鱼）》便聚焦于变装皇后“莫尔”的表演与人生。这部纪录片在整体氛围上，让人联想到电影《摇滚芭比》（*Hedwig and the Angry Inch*），这是因为它成功地呈现了一种崭新的“音乐剧纪录片”类型。纪录片中，主人公莫尔的人生故事与变装表演交替展现。她的人生既悲伤又充满力量，她的舞台既华丽又哀伤，因此令人着迷。
在影片中，变装皇后莫尔这样表达自己的核心心意：“我曾梦想成为一名芭蕾舞女演员，不是芭蕾舞男演员。”最终无法成为芭蕾舞女演员的莫尔，以变装皇后的身份向世界发问：你所理解的“女性”与“男性”究竟是什么？艺术是什么？人是什么？
莫尔不断地对性别与性取向的“正常性”提出质疑，并同时极致地追求美。她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证明，跨越性别正常性界限的美就是这样的！她并未停留在挑衅性的问题意识上，而是更执着且激烈地追求艺术之美。最终，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性别探索表演者，而是一位追求艺术本质的艺术家。
观看这部纪录片的整个过程中，你会不断地遇到一连串的疑问，希望这些疑问能够拯救你。
作者简介
朴锡进，出生并成长于韩国。对社会主义、历史和人有浓厚兴趣，并认为性别问题是就像空气一样的，目前学习早期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其过程中也同时学习和摸索如何与“他者”相处，曾经在清华大学攻读中国史。作者认为打动人心的不是逻辑，而是“故事”，相信故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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