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菜鸟教师生活迈入第三年，除了“打怪”级数逐年升级之外，课程规划也得随时升级，常保新意。2023年的阅读书目多数和课程内容有关，作品为主，兼及泛文本。
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以越战和环境污染为契机，日本掀起了一股重探现代性的浪潮，女性解放运动、女性史热潮、市井草民口述史的发现等运动，亦在此时出现。《唐行小姐》正是在在这一潮流下，加之森崎和江一直以来对“性”与“殖民地”的关心，应运而生之作。正如书名，本书旨在描写唐行小姐这群被卖往异国的少女们的处境。
何谓“唐行小姐”？“からゆきさん”这个词，一开始单指赴外国打工者。到了明治时期，由于海外日本人经营的娼妓业繁盛兴隆，相较于外出打工的男性减少，外出打工的女性反而增多，“からゆきさん”也逐渐演变成在海外从事特殊行业的女性之总称。
唐行小姐多数来自长崎县的岛原地区与熊本县的天草地区，作为底层的性劳动者，她们在国家政策——诸如公娼制度、殖民地政策等等——的引导下，成为日本近代化与对外扩张的牺牲品。此外，长崎与熊本的传统村落生活方式培育出少女们出海求生的开放心态，以及不拘一格的性观念，而这种感性却被男权社会和日本近代化无情滥用。可以说，森崎透过唐行小姐要控诉的，正是日本近代化所导致出的帝国主义式扩张与男权社会的暴力性。
作为一个流动的群体，唐行小姐的足迹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遍及釜山、大连、西伯利亚，到安南、新加坡，甚至印度，并与朝鲜志士、大陆浪人、东南亚的欧洲警察、俄军等等，产生过交流，因而有人认为她们的流动足迹代表着亚洲近代交流史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假如带入横光利一的“身体即领土”这一概念的话，唐行小姐的流动足迹实也代表着帝国日本的殖民扩张史。
不过，唐行小姐虽然身为帝国日本的子民，但却由于身份低微，不仅在殖民地不受“同胞”待见，还成为帝国日本的替罪羊，被被殖民者当作泄愤施虐的对象。而在帝国倾颓之际，她们更是成为被“祖国”抛弃的弃民，即便最后她们得以历劫归国，等待她们的却是污名与拒斥。换言之，她们被迫进入了“牺牲的体系”，被所谓的“祖国”与“同胞”视为可任意牺牲的存在。可以说，森崎透过唐行小姐要控诉的，还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性别主义下的集团性与阶级性暴力。
逢坂冬马的关怀与森崎和江的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长篇战争小说《少女同志，向敌人开枪吧》中，逢坂欲探讨的同样是民族主义、性别主义下的集团性与阶级性暴力。
小说背景设定在德苏战争越演越烈的1942年，故事描写主人公“谢拉菲玛”惨遭战争巨变后，从一名天真无邪的少女变成一心复仇的狙击手之过程。谢拉菲玛居住的村庄惨遭德军突袭，母亲与村民们惨死德军枪下，只有谢拉菲玛被苏联红军女士兵“伊丽娜”所救，幸存了下来。不过，幸存下来的同时，伊丽娜也给予谢拉菲玛一个难题：究竟要选择战斗，还是选择死亡？
一开始，为了向枪杀母亲的德国狙击手与焚毁母亲尸体的伊丽娜复仇，谢拉菲玛决心要成为一名狙击手，便选择进入伊丽娜担任教官的训练学校。然而在与一群具有类似战争经历的女性狙击手日复一日的共同训练中，谢拉菲玛却开始不确定自己的敌人是谁。直到被派往斯大林格勒攻防战前线，在经历了许多人的死亡，在亲眼目睹男性士兵在战场上对女性施暴后，她意识到，在所谓的“骄傲的英雄故事，美好的祖国故事”中，她的真正敌人不只是德国或德国狙击手，而是民族主义、性别主义下的集团性与阶级性暴力，因为不管是苏联军人还是德国国防军，都曾对女性施过暴，包括她在内的女性都有可能是受害者。对此，双方的男性军人都闭口不提，而惨遭性暴力的女性只能默默地吞下这种屈辱，在心里自行消化曾经受到的伤害，以此维护尊严。
如同唐行小姐成为民族主义、性别主义的牺牲品一样，在战场上，不管所属国家、所属民族为何，只要是女性，就有可能遭到性暴力，沦为战争的牺牲品。可以说，在战时，女性被迫进入“牺牲的体系”，被男性视为可任意牺牲与对待的存在。
出于这种性别观点，在松井耶依、西野溜美子、根本敦子的共同发起下，2000年12月8日至12日召开的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即针对日本军队在二战中侵犯女性权利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跨越国境的国际大审判。尽管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只是一个虚拟的法庭，判决不具法律效应，但该法庭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议题，以及世界各地的武力冲突中不断出现的性暴力及其处罚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尤为重要的是，该法庭也具体展现出跨民族、跨国族的女性连带的可能。然而，这样的法庭何以只能是一个不具效力的虚拟呢？应该进一步去探讨这个问题。
松井耶依在会上表示，“20世纪是充满了战争和对女性暴力的世纪”。逢坂冬马在《少女同志，向敌人开枪吧》中，透过探讨少女同志们的“敌人”是谁所欲指出的，正是这个问题。同时，借由小说中的女性狙击手共同体，逢坂也同样追问了跨民族、跨国族的女性连带议题。
即便脱离了战争，在日本战后复兴的“大义”面前，人权与弱者的生命又一次被放置到“牺牲的体系”里。提供地方经济发展与就业岗位的企业居高临下，人们也普遍认为，为了生存乃至富裕生活，做出点牺牲在所难免。然而，1950年代后半，由工厂废水中的水银成分引发的现代文明病——水俣病的出现，让人不禁对这种“在所难免的牺牲”感到困惑，乃至愤怒。石牟礼道子在1969年出版的《苦海净土：我的水俣病》，正是这种困惑与愤怒的文学表述。
石牟礼对水俣病的关注，首先是因为这是发生在家乡的事。在她出生3个月后，石牟礼家便移居水俣。之所以被称为“水俣病”，正是由于这是在水俣一带被发现的。在当地长大的石牟礼怀着“并不是想要谁来阅读，而是打算独自奋战”的心情，开始采访水俣病患者及其家人，从而以文字呈现出患者的惨状与心境，同时也揭露出肇事企业和日本政府在面对重大民生问题时的推诿、拖延与冷酷。
虽说石牟礼曾经采访过水俣病患者，但这不意味着《苦海净土》是纪实作品。实际上，她采用了三种文体来进行创作：一是以第一人称“我”展开的叙述（旁白）；二是夹杂着水俣方言的口述（独白）；三是医生的诊断书和政府机关的报告书。这种后来被称为“道子体”的独创文体，打破了纪实与虚构的分野，使得《苦海净土》带有文体革新意义，具有不可忽视的强烈艺术性，同时更具有在男性的语言之外，重塑女性的语言之企图。
石牟礼的这一企图，来自于文艺杂志《同人村》的同人经历。1958 年，谷川雁、森崎和江、上野英信等共同创办《同人村》，为九州地区的文化社团提供交流平台。石牟礼是成员之一，《苦海净土》的部分内容便是先发表在《同人村》上。石牟礼深受谷川雁影响，不仅曾因此短时间内加入共产党，“道子体”的出现也与谷川雁有关。然而，在《同人村》的活动与论述中，石牟礼渐渐察觉到异样，表示“我们，不，至少我，已决定不再与男性（男权）世界对话……男权支配下的遗语，不论是多么进步的男性来使用，终究会受其思想根基所限”，进而感觉到，“当我想要说点什么，就立刻变成用男性的思想发声”，于是，石牟礼与谷川雁诀别，试着创造出女性的语言，从而延伸出女性的思想。
石牟礼对水俣病的关注，也与《同人村》重视底层劳动者有关。这份刊物积极推动劳动者间的交流，塑造情感上的联结。他们组织各种集体活动，为各地文化社团成员制造交流机会，还在刊物上开辟了“往复书简”“内政干涉”等栏目，鼓励自由发言和言论交锋。此外，刊物还登载了诗、短歌、小说、生活记录等等，成为地方民众分享生活经验的平台。而成员中的森崎和江、石牟礼等女作家对底层女性的采访和口述记录，可以说进一步探索了集体创作的可能性。
述及《同人村》就得如是一提，光是造就出森崎和江、石牟礼这两位女作家，这份刊物及其相关活动就值得去深究。同时，给予这两位女作家重大影响的谷川雁也值得关注，毕竟与谷川雁的诀别，正是让两位女作家创造出女性的语言、女性的思想的重要契机。
还有一点，引发水俣病的窒素公司在1908年便到水俣发展，在日本化学工业的发展上，位处顶端。换言之，从战前开始，窒素就已为日本的近代化、工业化做出贡献。同时，窒素也与日本的殖民地政策紧密相连。在日本领有殖民地后，窒素旋即进军朝鲜与“满洲”，不仅在朝鲜修建了长达二十八公里的大隧道与大型水利发电所，还建设了被称为东洋第一的兴南联合厂、长津江大坝，紧接着是一座座的水库与化学工厂。由此可见，窒素是国家基本战略规划中的企业。然而，日本战败使得窒素失去了海外资产，只能重回水俣，用剩下的技术来支援战后复兴，与此同时，却也使得日本发生了浓度最高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日本最大的劳动灾害、工伤事故等等，牺牲了众多劳动者的健康与生命。从方方面面来说，穷苦的九州地区从日本近代化伊始，便已进入日本的“牺牲的体系”，水俣病乃至此前的唐行小姐便是明证。
身兼导演、作家双重身份的在日韩国人梁英姬，在纪录片《亲爱的平壤》（2005）与《再见，平壤》（2009）、电影《家族的国度》（2012）等作品中，屡屡刻画出家族与北朝鲜的关系、自己与家族、北朝鲜的关系，乃至于对始终支持北朝鲜，甚至不惜把三个儿子都送回北朝鲜的父母亲的不解与愤怒。2021年推出的记录片《汤与意识形态》则延续了她一惯的关怀，持续对个人、家族与国族历史进行思索，探寻三者之间盘根错节的亲密与矛盾。
父亲离世后，梁英姬为照顾年迈的母亲，开始往返于东京、大阪两地。随着母亲被诊断出罹患阿兹海默症后，梁英姬的身影逐渐进入镜头里，陪伴、照护之余，也与母亲进行对话，并在对话间，意外得知母亲原是“济州岛四三事件”的亲历者，从而开始追索母系家族史。
“济州岛四三事件”（又称济州大屠杀）是指1948年4月3日发生在济州岛的民众抗争事件。当时居住在济州岛的部分左派人士，因反对美国军政举行示威活动遭军警镇压，从此开启了长达7年7个月的被血腥镇压，被指控为“赤色岛屿”的济州岛被鲜血染红。在此过程中，众多当地无辜平民被枪杀，据说岛上埋藏着三万条由此牺牲的亡魂。
2018年，梁英姬与日本丈夫带母亲前往济州岛参加“济州岛四三事件”的七十周年悼念式，然而母亲在阿兹海默症的蚕食下，记忆越来越稀薄，甚至已经无法记起罹难家人的名字，女儿遂成为母系战争历史记忆的延续者。而这场记忆的延续，也使梁英姬得知父母亲坚定支持北朝鲜的意识形态之来源，进而得以放下对父母亲的怨念。
至于片名的鸡汤，则是梁英姬母亲的拿手菜。在梁英姬的镜头里，母亲俐落地在鸡肚里塞满大蒜，熬煮四小时。而母亲的这道拿手菜，则由着迷于鸡汤滋味的日本女婿继承了下来。
东亚历史的残酷与无情，体现在这个家族里；东亚历史的追索与继承，也体现在这个家族里。梁英姬对母系家族史的追索，以及日本丈夫对家族味道的继承，在在都掀开了东亚历史的皱折，直面东亚历史的创伤与难题。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当残酷的历史记忆已渐次因亲历者的老化而逝去时，作为后代的我们该如何去保留与传承那段历史的伤痕，并使之成为一份有效的思想资源，其中包括以日本食材、韩式煮法熬煮出来的母亲的鸡汤。
韩江在2021年推出的《永不告别》，正是以梁英姬的母亲所亲历的“济州岛四三事件”为题材所撰写的长篇小说。主人公——小说家“庆荷”自从写了一本有关屠杀的书之后，便开始做噩梦。某天接到朋友“仁善”的求助电话，便前往她位于济州岛的老家，照顾宠物鸟，没想到却在济州岛通过仁善的母亲“贞心”的记忆，回顾朝鲜半岛一段痛苦的历史。
贞心实为小说中的核心人物。仁善的父亲在“济州岛四三事件”中，失去了全部的家人，自己还得在监狱里度过十五年；贞心则失去了父母和妹妹，哥哥生死未卜，只能和姐姐相依为命。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贞心为了寻找哥哥的行踪，从未放弃进行平静的抗争。小说里的贞心虽然悲伤、无力、渺小，但她却不断哀悼，不做告别，努力抗争。韩江曾表示，贞心的这种心境正是小说的核心。
从2014年发表以光州民主化运动为小说背景的《少年来了》，到2021年的《永不告别》，近期的韩江一直在处理韩国现代史中的伤痛与阴暗。相较于《少年来了》，《永不告别》满溢着感伤情绪，这或许与韩江选择以生活在当代的庆荷作为主人公不无关系。庆荷透过贞心，一步一步地去连结当下与过去，去介入历史记忆，在此过程中，情感则成为一种联系记忆、共享记忆的载体。
朝鲜半岛的历史问题不只出现在严肃文本中，还出现在带有娱乐性、通俗性的亚文化作品里。2023年下半年席卷全球的OTT韩国电视剧《Moving》，看似在讲述一群具有超能力的年轻人的觉醒与成长，及其父辈的保护与守候，实则在探讨朝鲜半岛的历史。
故事设定朝鲜半岛有一群“超异能族”，有的会飞，有的拥有自愈能力，有的会发电，有的力大无穷，有的拥有超乎常人的敏锐五感，有的甚至拥有瞬间移动的能力。这批“超异能族”被韩国的政府高层发现后，被当成“工具人”，为韩美两国的情报机关所用，专门执行一些见不得光的机密任务。而这群“超异能族”空有超能力，在生活上却反而因为这种能力磕磕绊绊、身不由己，为了保全自我，保全家人，只能听命行事。然而，韩国国情院不仅利用他们，还打算以“国家才能育成事业”，来操纵其下一代。于是乎，父辈担忧子辈会“继承”他们工具人般的命运，遂彼此联手与国情院展开了护子大战。与此同时，美国中情局与北朝鲜高层也各自派出身怀超能力的特工欲铲除韩国这批“超异能族”，前者是为了扫除极密资讯外泄的可能，后者则是为了复仇与强化自身的对韩能力。
《Moving》结合了好莱坞的超级英雄题材与朝鲜半岛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最终更是透过这群“超异能族”的信念，提出一个含有一定深意的普世观念，即“人民是无辜的”。剧中不论是韩国还是北朝鲜的“超异能族”，他们遵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互助、信任、包容，以及“人民是无辜的”这种人道主义。他们认为，不可把无辜的人民当成南北∕个人权力斗争的手段与武器，亦不可将无辜的人民卷入其中，并随意使之牺牲。
基于这种立场，具有敏锐五感的韩国特工“李美贤”才会如此教育会飞的儿子“奉皙”道，“超能力算什么？同理心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能力。能够理解他人，这才是最重要的能力”。也是基于同种立场，北朝鲜的“超异能族”才会在长官说“（无辜的人民）牺牲是无可避免的”时，悲痛且斩钉截铁地以“人民是无辜的”回复之。最终，在一次次的权力争斗与正义、道义、情谊的对峙之间，韩朝的“超异能族”都“背叛”了冷血的长官，他们所坚持的人道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就东亚的历史发展与战争历程来说，人民是否真的完全无辜，实可讨论。日本导演伊丹万作在1946年发表《战争责任者的问题》中，即已探问了这个尖锐的问题。他表示，战后日本在追究战犯责任之外，更重要的应是必须厘清隐藏在“受骗论”下的日本国民的集体无责任意识。同时还进一步指出，全体日本国民必须正确理解受骗的意义，认真分析自己到底为什么如此容易受骗上当，如此才能真切、彻底地改造自我。此外，剧中的人道主义究竟是天真的想象，抑或是具有落实的可能？这些都是可进一步去探究的。
优秀的亚文化作品在具有大众娱乐性之余，不少还具有承载社会历史议题的能动性，《Moving》即是一例。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亚文化作品，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去关心与学习的。尤为重要的是，若想将朝鲜半岛的历史、东亚的历史，乃至个人在历史中具有何种责任等问题，放到“小兽们”眼前，使之进入从而思考，《Moving》无疑是一个极佳的泛文本。
作者简介
蔡钰淩，台北人，现任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新竹）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硕士，（北京）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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