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多年前在报国寺收藏品市场购归两枚紧挨在一起的信封，分别为周作人和沈启无所有，于是按图索骥，去探索他们的藏笺及二人交恶史。作者在文末又展示了他所购藏的江绍原北大阅览证，并将其捐赠给北大校史馆，也是一段佳话。
笺纸是晚清民国时期文人书案上的常用物品之一。所谓笺纸，其实就是写信、题诗用的信纸。时人出于美观及赏玩的目的，把笺纸染成红、黄、绿、粉等多种颜色，称彩笺；又在笺纸上以木板水印的方式刷印出美轮美奂的文字、图案等，称花笺。
除了南纸店销售的商品花笺，私人自制笺纸也是旧日文人雅事之一。
这些私人定制的笺纸，或由本人亲自设计图样，或请书画名家写绘，形式多样，不一而足。最简单的则仅仅在纸侧边缘写出“××用笺”、“××斋”等专属性文字。
这些私人专用笺纸被用作与亲友互通信息、交流情感的同时，也通过其主人在上面精心设计的文字、图案，展现出其本人的文化趣味与生活情调。
俞曲园曾制“仿苍颉篇六十字一章笺”、“曲园图笺”、“五禽笺”、“曲园拜上笺”、“曲园写竹笺”等。梁启超制有“饮冰集张迁碑字写陶句自制笺”、双钩张伯敦碑文“任公封事”笺、“饮冰室集张公方碑”文字笺、“饮冰室启示”笺、“饮冰室用笺”等多种专用笺纸。南社“创始三君子”之一的高天梅在上海九华堂定制过印有“万树梅花一草庐”字样和图案的笺纸。值得一提的是，高天梅之所以命名自己的书斋为“万树梅花一草庐”（亦称“一树梅花一草庐”、“万树梅花绕一庐”），乃源于其追念亡妻周红梅之故，颇令人唏嘘。刘半农自制的笺纸上印有“半农书翰”字样。丰子恺的自用笺上绘有一群小天使，令人爱不释手。
早期出版人周黎庵在《周作人与〈秋镫琐记〉》一文中曾回忆说：“周作人惯用毛笔写字，所用稿纸和信笺、信封，都出特制，古色古香，精美绝伦，加上工整的书法和优美的文字，谁都会爱不忍释”。
周作人曾自制多种笺纸，如“苦雨斋笺”、“苦茶庵笺”、“煅药庐笺”、“花草笺”、“山水笺”、“书影笺”、“通问笺”等。此外，他还以文字、人像纹古砖，“龟鹤齐寿”古钱币等自藏古器物或古物拓片请人摹写制板，刷印成“砖像笺”、“古币笺”等 。其中一帧“永明笺”，是周氏颇为得意的“原创”笺。其在《题永明三年砖拓本》一文中写道：“此南朝物也，乃于后门桥畔店头得之，亦奇遇也。南齐有国才廿余年，遗物故不甚多。余前在越曾手拓妙相寺维卫尊像铭，今复得此砖，皆永明间物，而字迹亦略相近，至可宝爱。” 可见这块古砖是其收藏爱物之一。
周作人依据此砖拓片制板刷印成“永明笺”，并在印板刷印多次不可再用后，又重新镌板进行再版。1931年2月5日，周作人在致俞平伯的信中写道：“永明笺再版本已出来，此种白纸似太松，又一种黄者虽看相不甚好而尚适于写字，附成样本一枚，不知何者为佳，请视知，当奉送也。”由此可知，“永明笺”再版之时，纸色是有黄白之分的。
除自制笺纸，周作人也自制专用信封。在其1932年12月12日致弟子废名的一封信中曾提到自制信封事：“新制一种信封，觉尚清疏，但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耳”。周氏于函中颇为俏皮地连用两个旧时文人于闲章絮语中常用的词“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可见他谈到自制封时愉悦的心情。
如今，留存至今的老花笺、老印花信封已是深受收藏者青睐的宝贝了。而昔日文人学者的自制笺、封，因其留存至今为数甚微，更是被故纸收藏者奉若拱璧。
上面拉拉杂杂讲一大堆，还是言归正转，说说这两枚信封吧。
2014年夏日的一个上午，笔者在报国寺收藏品市场一店内翻看一包老笺纸，无意间发现了两枚紧挨在一起的信封，上面的一枚是印有淡灰色细密网格纹的颇具日式风格的信封，网纹之上饰有一缀满花蕾的花束及一枝白描枝叶，枝叶左下方竖印“启明监制”隶书文字。见此四字，笔者心中不禁一惊，这不是周作人的自制信封吗？！再看下一枚信封，封面反书摹写“大（同“太”——笔者注）康七年所作”文字，背面印有“闲步庵制”，显然，这也是一枚私人定制的自用信封。
购归后，查找相关资料，才知道“启明监制”封上的花卉学名叫荷包牡丹，而“闲步庵”乃周作人弟子沈启无的书斋号。信封上反书“大（太）康七年所作”六字隶书，乃是摹写自西晋时期古砖上的文字。太康是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立国的年号。公元280年司马炎灭东吴，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百年的三国分裂局面，国家安定，经济繁荣，史称“太康盛世”。太康七年是公元286年。隶书文字结体雄阔严整，给人以朴厚拙重、纯真隽永之美感。至于文字反书，是因为当时模压砖体的砖模上的文字是凹体正书，压印在砖体上的凸体文字就呈反书了，这种反书砖文在数量上要远远少于正书砖文，也许正因于此，沈启无才选用这种稀罕的古砖文来制作信封吧？
笔者从相关资料中查知，周作人在致沈启无的信中，也多次谈到自制笺纸、信封事，如1932年2月27日函：“因计划制信纸信封，其一可以奉告。从罗振玉所刻《恒农冢墓遗文》中影描四字，文曰汝南髡钳，左侧拟刻字一行云某年某月会稽周氏摹熹平元年砖文。其释词如下：汝南者，周也。髡者，髡已久矣。钳者，虽不见钳，然人孰不有钳乎？”1932年9月20日函中又云：“定制了这样一种髡钳信封，内用洋纸作衬，故稍刚健厚实，而缺少柔味，似亦一缺点也。又有一种黄色印者，亦不恶，宜以庆上人之黄竹笺封入，再盖上雄精印章，庶乎其有释家风趣也”。由此可见，周沈二人在这种文人雅事上是趣味相投的。
对于沈启无，许多人知之甚少。其生于1902年，江苏淮阴人。原名鐊，字伯龙，后改名扬，字启无。1925年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的沈启无转入燕京大学读中文。时周作人在燕大主讲新文学，俩人遂有师生之谊。1928年燕大毕业后，沈启无到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一年后调燕大中文系任教，并在北京女师大中文系兼任讲师。1932至1936年间，沈启无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教授，同兼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文系讲师。沈启无与周作人过从甚密，经常去周家拜访，过年必去拜年，平时也书信往来不断。1933年版的《周作人书信》收入周氏致其书信25封，数量仅次于致俞平伯。
沈启无著有晚明小品选本《近代散文钞》（周作人为此书作序——笔者注），出版诗集《思念集》、《水边》（与废名合著），编著有《大学语文》课本等。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9年去世。
诗人，学者。1933年版的《周作人书信》收入周氏致其书信25封，数量次于致俞平伯。著有晚明小品选本《近代散文抄》。北平沦陷后，任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和伪北大中文系主任。1942年11月新民印书馆出版他编的课本《大学语文》。1944年新民印书馆出版他和废名的新诗合集《水边》。1945年由他供职的武汉大楚报社出版诗集《思念集》。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9年因病去世。
上世纪三十年代，沈启无与江绍原、俞平伯、废名（冯文炳）被人并称为周作人门下“四大弟子”。然而，周沈二人十多年亲密的师生之谊，最终却因1944年3月周作人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一纸《破门声明》，宣布将沈启无逐出师门而宣告结束。
周氏的《破门声明》全文极简略：“沈杨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周作人（印）三月十五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周沈二人最终义断情绝呢？
从近年出版的《周作人传》、《周作人生平疑案》、《周作人评析》等著述中，可梳理出导致二人关系出现裂隙乃至最终决裂的事件大致脉络如下：
其一、 1939年元旦上午，有两位（一说三位——笔者注）杀手以天津中日学院学生名义入八道湾周宅，以拜会周氏为名行刺。周氏左腹部中一弹，子弹被厚棉袍内的毛衣扣子阻挡 ，仅伤皮肉。其时，前来向老师贺喜新年的沈启无在座，本能地站起身说：“我是客人！”杀手并未罢手，给了沈氏一枪，子弹入其左肩。随后，周宅内的仆人、车夫等一拥而上，企图制服已退至院中的刺客，但随即被接应的刺客连开数枪击伤多人，刺客乘机逃脱。
沈启无重伤入院，虽未伤及性命，但子弹终生无法取出，住院一个半月，伤口愈合后才回家。
周作人遇刺后，坊间渐传沈启无受伤是因于救护周作人，周作人闻听，心中颇为不快。后来，沈启无将一张介绍自己在南京演讲的南京《中报》寄给周作人，报上所刊，亦有沈氏自称是因救周作人而受伤的内容。周作人原本就对事发当天沈氏称“我是客人”的自保行为颇为不满，阅此报，就颇为愤怒了，他随即将报纸退寄给沈启无，以示抗议。
不久，北平《东亚新报》上也刊文说沈启无是因救护周作人而受伤。周作人很快致信该报社更正，明确指出当时想救他的人是车夫和仆人，而并非沈启无。经此事，周沈二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隙。
其二、1943年春，日本文学报国会小说部参事、作家林房雄作为“文化使节”来华访问。周作人以其原本是左翼作家，后来投靠了军政府，是个“转向文人”而对其颇为冷淡。而沈启无却将林房雄的来访当做天赐良机，竭诚招待，以图引为靠山。对待林房雄的不同态度，使周沈二人的隔阂又增加了一层。
其三、林房雄来访后不久的同年3月，沈启无在林房雄的支持下，以“组织文学团体、兴起文学运动”为口号，与他人筹划创办文学杂志，并为此成立了“艺文社”，请周作人任社长，拟发刊《艺文杂志》和《文学集刊》两种杂志。但沈启无与合办杂志的其他人及出版方新民印书馆发生了矛盾，遂于周作人料理母亲丧事之时，造访周宅并竭力劝说周作人至深夜，要求周作人与他一起脱离与《艺文杂志》的关系，以便要挟出版方就范，却遭到周作人的断然拒绝。无奈，沈启无随后很快又向出版方妥协了。为此，周作人对沈启无的成见也进一步加深了。
其四、1943年8月25日至27日，“大东亚文学家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时任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会”会长的周作人并未与会，身为该会评议员的沈启无作为两位中方代表团长之一出席。
在27日的分组会上，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发表了一段言辞激烈的演说，称：“目前正在和平地区蠢动之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而此敌人虽在和平地区之内，尚与诸君思想的热情的文学活动相对立，而以有力的文学家资格站立于中国文坛。关于此人的姓名，余尚不愿明言，总之彼常以极度消极的反动思想之表现与动作，对于诸君及吾人之思想表示敌对。——故余确信以诸君之愤怒，必将向彼嘲弄青年思想之老成精神予以轰炸，进击。”片冈铁兵的演说被刊登在日本《文学报国》第三期上，文中所言“反动的文坛老作家”虽未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剑指周作人。但周作人当时似乎对此尚一无所知。
年底，周作人在《中华日报》上看到胡兰成的《周作人与路易士》一文，文中言：“听朋友说起，片冈铁兵新近在一个什么会议上提，对于中国某老作家，有甚高地位，只会玩玩无聊小品，不与时代合拍，应予以打击云。据说指的就是周作人。”周作人找来片冈铁兵的演说文看后，即认定素与自己无任何交集的片冈铁兵的言论，一定是在听了沈启无对自己的评论后才有感而发的。
同时，周作人又联想到同年2月北平《文笔》周刊上一篇题为《杂志新编》的文章，文中有“办杂志抓一两个老作家，便吃著不尽了”、“把应给青年作家的稿费给老作家送去，岂不大妙？”等讽刺“老作家”的语句，其中还特别点到《艺文杂志》的老作家，明显就是在说周作人。对于这篇署名“童陀”的文章作者，周氏认定也是沈启无！
至此，周作人对于沈启无的积怨与愤怒终于爆发了。
1944年3月15日，他先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上文提到的《破门声明》，公开宣布与沈氏断绝一切关系，将其逐出门墙。
3月20日，周作人又致信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长久米正雄，指称片冈铁兵所为的始作俑者系沈启无，同时要求片冈铁兵向其道歉。
3月27日，又在《中华日报》上发表短文《一封信》，文中言：“我只觉得奇怪的是片冈铁兵何以知道在中国有这么一个反动的老作家，此其一。至于其二，则在片冈铁兵破口大骂的时候，有这位老作家的弟子在洗耳恭听，不但此也，似乎供给骂的资料的也就是我的弟子。”将沈启无的“欺师”行为揭示在众人面前。
4月10日、13日，周作人又先后在《中华日报》上发表《关于老作家》、《文坛之分化》，详细揭露沈启无，并在后文中指出他：“这一回因为想要领导文学运动，主宰文学刊物，似乎不大成功，以为这因为鄙人的障害，便两次三番地劳动外国人演说攻击。末了自己出手来打——觉得徒弟要吃师父，世界各国无此规定，我也未便再行作揖，只好声明破门完事。自此以后完全断绝关系，凡有沈杨参与的团体或事业及刊物，鄙人一概敬谢不敏。”可见周作人对这位昔日的弟子，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就颇有些势不两立，赶尽杀绝的意味。
对于周作人的大动干戈，沈启无并未进行多少辩解于反击，他只是于3月21日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声明自己与片冈铁兵的演说无关。同年5月20日沈启无在《中国文学》上发表了一首《你也需要安静》的诗：
你说我改变了，
是的
我不能做你的梦，
正如
你不懂得别人的伤痛一样。
是的
我是改变了。
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重负，
我就封闭我自己所应该走的道路。
此诗也是沈启无对周作人《破门声明》及一些列攻击文章的最后回应。
此后不久，迫于周作人的压力，就职于伪北大文学院的沈启无被停职停薪，昔日与他有合作的学校、团体、刊物等也不再与他往来。沈启无被迫离开北平南下谋生。不过，这都是另话了。
由两枚信封引出两位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一段恩怨往事，这是我在查找相关资料时的意外收获，也算是收藏之乐吧。
对于这两件意外发现的藏品，笔者的一些疑问始终未能得到解答：这两个人的信封是缘何被放在一起的？当初又是谁收藏了它们？这些，也许都是无法破解的谜了。
后 记
在得到这两枚信封后不久，我又在潘家园一友人店中寻得周作人之另一大弟子江绍原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教职员阅览证，此证编号为“文字第一二二号”。江绍原是1943年1月领取此证的，其时江是北大文学院教授，周作人任该院院长。
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遇到周作人及其两大弟子之信封、阅览证，也真是颇为有趣的经历。
2019年底，承蒙母校不弃，笔者有幸将江绍原阅览证捐入北大校史馆，这也许是它最好的归宿吧。
・原文刊载于《北京文史》2021年第3期。
・感谢作者和杂志社授权发布。
・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范大鹏（1965~ ），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曾任中国军事博物馆馆员。著有《铁笔铜墨 刻铜文房把玩与鉴赏》等。
瓠巴丨编辑
小疯、小病包丨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