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木山英雄丨《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2024年版）

本书以思想传记的形式考察1937年到1945年期间周作人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演变。除了依据大量取自台湾、香港和大陆的文献资料外，还通过咨询和走访当时活动于沦陷区北京的一些日本人当事者，获取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为分折周作人抗战时期从一步步“落水”到与占领者既合作又抵抗的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依据。同时，作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导致周作人悲剧的日本国民，木山英雄本着反省本民族历史的态度，采取了从史实和材料人手尽量客观公正地描述周作人思想经历的实证方法，力图对那段复杂的历史做出基于研究者学术道义和良心的解释与判断。这样的学术立场和方法构成了本书的最大特征，也是其独特的学术价值所在。

这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自初版以来经历了近30年的时光而有了刊行中文本的机会，作为作者，我不能不产生一些复杂的感慨。从直接的感想来说，首先便是有些矛盾的心理，通过中文本的出版终于能得到那些不懂日文的朋友们的指教，我在欣喜的同时，又对将如此繁琐的读物呈送于一般读者面前而感到惶惑。

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原本很简单，我的愿望只是想亲自来确认一下使自己平素爱读的那位作家后半生沾满污名的事件真相。然而，与主人公及其事件相关的日中间诸种关系却决没有那么简单。因此我虽然希望通过写作此书，使自己能够以更为自由的心境来阅读周作人，并藉此追问日本人自身的历史和自我认识问题，但执笔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一天将我个人的思考结果展示在中国人面前。不仅在执笔写作的当时，甚至在两国间学界交流的大门敞开之后，我依然对此书的翻译出版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如果进而说到其理由的话，其实在我的执笔动机里面，还包含着当初阅读周作人一系列“日本研究”文章所获新鲜的感动和惊讶这一经验。那是他面对日军全面侵略的危机，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可能取代国家民族间憎恶的理解之道的执著努力，而我则因受到这份执著的努力所惊讶和感动，作为后代日本人的一个回应，试图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以安慰那失败的灵魂。以上虽然是我的真情，但我在思想上却未必能一一认同他，这也是事实。我于是把这个矛盾有意识地在作为日本公民而负有侵略战争之共同责任的立场上承担下来。反过来说，我甚至是依靠日本人没有权力批判周作人这一不成文的限制，勉强把“安魂”的微茫希望贯彻到底的。总之，本书有一言难尽的因由。

当然，中国方面也有其固有的状况。例如一旦触及到该事件，仍然会引发疑问∶按照把政治观点和道德观点打成一片的“民族气节”标准，周作人到底是不是“汉奸”？或者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若从抗日战争的沉重历史经验着眼，这中疑问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对于此种关切来说，我这本书恐怕几乎是等于无内容的。还有，长期以来，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涉及到周作人的一节为出典的领袖裁断，保持着超越民国和共和国的法院两度判决的权威。尽管外国人也可以对这一权威是经过抗战、内战以及革命建国的具体历史而形成的事实表示理解和尊重，但到底不能将其作为自己思考的前提，何况问题超出政治责任的范围而触及到个人道德领域的时候。这样，双方都有各自的历史因缘，加之彼此间原本缺乏如“欧洲精神”那样可能超越国界的共通理念，我们暂时不便讨论如此微妙的问题，也是不足为奇的。

另一方面，由于以上动机和所取的方法，无论是作为一介文人的个人史，还是作为以沦陷区这一特殊地域为背景的特殊事件史，都是需要重视其纪实性的，也因此，我不能不背负起仅以有限史料写出一部不完整历史的史家那样的遗憾之念。而直到最近，终于得以将出版以来近四分之一世纪之间主要在中国本土公开的史料以补充论文和补注的形式加进去而刊行本书的新版，这不仅是为了完成类似于史家的职责，同时也是想对自己与这个课题漫长的因缘关系有个了结。改版的详细情况如新版后记所示，《北京苦住庵记》本身实乃属于上世纪70年代的历史范围，基本上是不容改动的。不过，为刊行新版重读一过，我注意到有关本书的我个人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对此我亦在新版后记中有所言及，即所谓“如果对周作人之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其作为思想之可能性加以认真思考的话”云云者。“作为思想的可能性”这句话的涵义如何，以及“可能性”本身是否存在，在此倒可以不问，我想要说的是，我同时感觉到如今有些条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成熟度，连周作人的这一类思想问题也有可能与中国友人共通讨论了。我所以不只那么感觉，而且事实上在此书中文版的序文里也不惮误会地敢于特地提到此事，是因为我认为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意识到如下的共通课题∶即市场资本主义称霸世界，然而如谁也不再大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样，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替代方案；而我们就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直面毫不留情的“全球化”趋势与单个国家的民族情绪之排他性高昂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实际上，恰恰就是在这样危机重重的时期里，与中国友人不存隔阂地进行对话的条件得到了难以置信的改善。而想到希望，我则期待从中找到希望的一个方向。周作人的思想(如“东洋人的悲哀”这种负面的亚洲主义等)至少不背离这个方向。

在此之前，曾不辞辛劳编译我的论文集《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赵京华君，在该书刊行新版之际便想到要将其翻译成中文。其后，在正式向我提出此事的理由说明中，他强调做这个包含繁琐补注的麻烦的翻译工作，对于自己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之后重启中断已久的周作人研究，很有意义。听他如此说，我也就不好再一味强调自己的犹豫不决了。其实，如上文所述，在我自己的内部也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准备，况且其中也有他起的作用，因为那本论文集中收录了本书“缘起”一文以及其他数篇关于周作人的拙文，不少读者已经有所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当然由衷感激赵君的辛劳，亦期待他自己的研究不断有新的发展。同时，对据说直接或暗地里鼓励他做这项翻译工作的北京友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木山英雄

二○○七年十一月 于横滨

译者后记

本书是日本中国学家木山英雄所著有关中国作家的一部传记。众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个复杂而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动荡的近现代史中他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如清末赴日留学，五四时期参与文学革命并倡导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1920年代以后决心专注于现代散文(小品文)的创作，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而积极从事文明批评的工作，1930年代从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到回归“原始儒家”，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等等。这些重大的人生、思想抉择不仅塑造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周作人”之品格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构成了一个个社会性“事件”，是今天的研究者和知识人依然关注的对象。然而，以上任何一次抉择，都没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的一系列选择其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从决意滞留沦陷下的北京到出任傀儡政权要职最后受到国民政府的审判，在历史脱出直线发展的轨道而发生“转弯”的关头，周作人一步步远离了浴血抗战的中国和主流知识分子群体，而走进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个阶段。这不仅给他个人的命运以决定性的打击，而且如木山英雄所言，也给他的同胞和民族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造成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因此，以1937年到1945年为一个历史单元来记述周作人的传记，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然而，这个历史单元乃是中日关系以至东亚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其中不仅交织着殖民侵略与被殖民被侵略之间抵抗与屈从的复杂关系，而且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都要面临由国家、民族、文化和个人所构成的关系链条达到紧张极限的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之下而有了每个人不同的抉择及其人生命运。木山英雄的这部传记便首先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叙述结构和方法上确定了三个层面。第一，从“事件史”的层面尽可能详细地叙述围绕周作人构成的一系列“事件”，如“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1937)，大后方和抗战地区对其附逆事敌的声讨(1938)，元旦狙击事件(1939)，出任伪职的前前后后(1940)，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扫荡反动老作家(1943)，以及战后的汉奸审判(1946)等等，构成了传记的结构主线。第二，在“事件史”的大背景下，从人物传记的层面深入挖掘和梳理传主在一系列“事件”关系中个人言行与抉择的过程，尤其注意每一次抉择后面的深层思想和心理动机，由此呈现出传主此一人生阶段的“精神史”。第三，作为那场侵略战争的加害国国民同时也是一位关心革命中国的日本知识分子，传记作者木山英雄还试图在“事件史”和“精神史”之上，去尝试触及“从中日战争本身的复杂性到日本人与中国人乃至亚洲人之间的相互联带与理解，或者不如说其没有联带和不理解，特别是日本人那种器量能力的问题”(《尾声》)等，由此，也就获得了超越一般道德判断而更侧重经验性史料的实证分析和自然而然的对于人之关怀的立场。从这样的立场出发，自然也就使本书超出了一般的人物传记性格，而具有了反思战争历史和中日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冷静观察和剖析传主“精神史”的思想评论品格。

1946年国民政府根据“汉奸惩处条例”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这之后，他的名字便从公众社会消失了，甚至遭到了学术界的忘却，直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周作人才又回到人们关注的视线中。这期间，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甚至在1990年代于专业研究领域之外，一时出现了“周作人热”，其作品得到重印并受到广泛的阅读。然而客观地讲，受历史材料和研究者视野的局限，有关战争时期的周作人研究依然不够深入透彻。这不仅影响到我们对周作人全人和全部思想、文学的整体理解，而且妨碍了我们以此为媒介深入观察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日关系史的视野。而在大众性“周作人热”退去之后，近几年中国研究界又呈现出比较沉寂的局面。我希望通过此书在汉语学术界的翻译出版，能够引起相关问题的深入讨论，从而对打破这种沉寂局面起到促进作用。《北京苦住庵记》一方面挖掘收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特别是围绕元旦“狙击事件”和周作人出任伪职前后来自日本方面的种种威逼劝诱，还有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前后，日本各路文人、作家与周作人之间发生的种种关系等，作者在1970年代通过大量的史实调查和对日方仍健在的当事人进行走访，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的多数依然是目前中国学者所不知的。另一方面，基于“经验性的考究和自然而然的对于人的关怀”，针对周作人日伪时期一系列言论行动背后“动机”的细致入微之解读，特别是基于国家民族、文化同一性和个体自我的复杂关系对其“精神史”所做鞭辟入里的剖析，足以促使读者重新回到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去理解周作人的心路历程。比起一些研究者从民族国家之大义出发居高临下地进行道德判断来，这样的解读反而更能使我们体味到那个战争时代的黑暗和残酷，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内心的苦楚和无奈，从而提升我们对于历史和道德本身的价值判断能力。至于作者在“新版后记”和“致中文版读者”中提出的周作人“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其思想之可能性”问题，则更是一个需要我们从单一的民族国家思惟框架中跳出来，面向未来予以认真思考和回应的重大课题。我希望对此中日两国学者能够展开深入的讨论。

本书原由日本筑摩书房出版于1978年，书名为《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后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和周作人越来越受到中日两国学术界的瞩目，作者木山英雄也在继续关注战争时期的周作人，并写下了一些后续的研究文章。2004年，在改由岩波书店刊行新版之际，则特别增加了“后日编”部分，并以“补注”的方式把20余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消化于传记之中，而改换了一个长长的新书名《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补注〈北京苦住庵记〉及其后日编》。这次中译以岩波书店新版为底本，同时根据作者的意见，去掉了“后日编”部分，只保留了其中《知堂狱中杂诗抄》一篇。书名依然延用旧版的。另外，书中的“补注”为2004年新版时作者所加，而“注”则是1978年旧版的原注。为保存该书的历史性，这次中译仍保持原样，没有做硬性的统一。

作为译者，我对去掉岩波新版“后日编”的部分，略觉遗憾。这里，仅录存其篇目，以备参考∶

一，《有关周作人的新史料问题》

二，《周作人致周恩来书简――翻译及其解说》

三，《周作人狙击事件与“抗日杀奸团”》

四，《读张深切的北京日记(附日记原文)》

五，《知堂狱中杂诗抄》

附录∶《晚年的周作人》(文洁若)

最后，由衷感谢木山英雄先生百忙之中审阅了全部译稿，以及对译者我的学术研究方面的殷殷期待。也感谢王得后、高远东两先生的热诚鼓励和在资料方面的的贵重指教，同时，还要感谢三联书店叶彤先生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

赵京华

2007年12月 于北京太阳宫寓所

译者新版后记

这部译著距初版问世已有八年的光景。值此三联书店再版之际，我做了全面的校订，对其中的文字错讹和译文不恰当处加以修改，使之更加完善。同时，征得原作者的同意，将当初略去的“后日编”部分的《〈周作人致周恩来书简〉及题解》重新译出，作为“附录2”增补进来，以供读者参考。

这部译著自出版以来，得到了读书界和一些朋友的关注。特别是首都师范大学的袁一丹女史，曾对照原著细心校对，发现多处错讹和漏译的地方；北京市社科院的陈言研究员则在文字校订外，纠正了原著有关柳龙光逝世日期等沦陷区史料方面的错误。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感谢三联书店叶彤先生对再版的大力支持和所提供的修改建议。

2016年2月22日

于北京太阳宫寓所

木山英雄（1934~ ），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毕业于东京大学，后任教于国立一桥大学至1997年，其后为神奈川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读鲁迅〈野草〉》《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译著有《山海经》《日本文化谈》《故事新编》等。

赵京华，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别津贴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日文学比较、日本近代思想史、鲁迅研究等。2004年以来，先后在日本埼玉大学、爱知大学、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访问教授。专著有《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中日间的思想》、《活在日本的鲁迅》、《思想构筑未来》等。主编中文版六卷本“柄谷行人文集”，担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世纪日本思想”丛书总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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