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熊英二丨后工业化的平成日本

“经济低迷”“后工业社会”“高龄少子化”“失去的三十年” 是人们对平成时期日本社会的标签式认知。小熊英二则通过深入历史与社会的肌理，从理论层面剖析平成时期的日本社会结构，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逻辑。在探讨经济问题时，小熊不局限于经济低迷的表象，而是结合人口结构变化、产业转型等因素，追溯至工业化时代的发展脉络，探寻经济增速变化的根源。对于社会形态的转变，以及从工业化迈向后工业化的进程的讨论，小熊详细解析了信息技术、全球化对就业、家庭、福利等全方位的影响机制，揭示出各社会要素之间复杂的关联与互动。

本次推送为小熊英二《平成史》総論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将分两次在以后推送中与读者见面。 本文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重新审视平成日本的大门，让我们得以从“搁置处理”与“被政策遗漏的人们”的角度，触摸到日本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日本作家村上龙在其2011年12月的随笔中写道：“归根结底，在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停止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期日本社会步入成熟期，之后没有在文化上出现什么大的变化。”¹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形成独立人格的人当中，有此看法的似乎不在少数。某经济学家也强调指出，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经历过社会剧变，“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到城里就有麦当劳，人们吃着汉堡包。其光景与今天没有什么大的不同”。²

倘若如此，历史走到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终结，不需要再写什么“平成史”。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分明感受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社会与以往不同。那么，具体的变化是什么？既然有变化，可为什么给我们的感觉却像是“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本章的主题就是从这里开始设定的，即：“平成”时期有怎样的社会变化，与这个变化相应的认识为什么没有形成。本章的前半部分从理论角度对日本的社会结构进行解析，后半部分以此为基础记述“平成”的社会变化和社会意识，重点描述社会意识滞后于社会变化的状况。

工业化时代的想象力

劳动就业越发不稳定，贫困人口增加。提到日本近20年的社会变化时， 这一点似乎屡屡被言及。人们常说，年轻人买不起车了，变成了 “食草”族。但是，如何把这样的变化与村上他们所说的“没什么变化”进行整合呢？似乎，人们还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致力于让年轻女性脱贫的某位社会活动家在2011年就曾说过：“我曾经坚信，到了21世纪，汽车会在空中飞，机器人会在大街上昂首阔步，男女地位平等。但是……”³

“到了21世纪，汽车会在空中飞”这一未来景观常见于20世纪中叶的科幻小说之中。但当现在再看到此类描述时，你会发现，自己的想象力被奇妙地框定在某一形式之中。

“不得了了，快去通知大家！”1978年电视播放的《未来少年柯南》中有这样一个画面：隐藏在未来都市国家“工业城堡”的地下、配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型轰炸机即将起飞。为了把这一消息告诉伙伴们，柯南急匆匆地乘坐飞行器而去。

这若是放到现在，人们会用手机传递信息。这里所描绘的未来远景中交通技术取得大幅进步，但信息通信技术没有发生丝毫改变。《未来少年柯南》所描绘的工业城堡国有大型轰炸机、机器人和以原子能为能源的大型金属建筑等，有身穿酷似宇航制服服装的人们。但是，信息通信技术还停留在手拿麦克风说话的台式大型无线装置阶段。

由此，我们可窥见工业化时代的想象力。生活在20世纪的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变化，是出现诸如前所未见的工业产品、汽车、高楼、牛仔裤和麦当劳。而21世纪必定有更大的进步，诸如汽车在空中飞翔，金属楼房和机器人依靠原子能驱动，酷似宇航服的设计开始普及，人们吃软管式的食品。这是富裕而辉煌的乌托邦还是通过破坏自然来实施社会管理的反乌托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然而，不管怎样，社会变化的象征是工业产品的普及，时代体验制约了人们的基本想象力。

从这个观点来看，21世纪的社会变化并不明显，没有出现什么新东西。 虽然现在有电脑和智能手机，但是作为“物品”，它们都不足以改变时代的风貌。

在工业时代，社会地位的象征是汽车，“福特”“丰田” “奔驰”“现代” 等汽车公司被看作国家地位的象征，而乘坐哪款车则决定人的身份地位。因此人们认为，凡是有经济实力和购车意愿的人，就算是贷款也会买车。

所以，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不买车”，人们以为，这是他们没有购车意愿，或者因为贫穷。日本劳动力的平均薪金在1997年到2010年期间降低了约15%, “因为贫穷”而不买车的说法确实没错，与通过统计获得的基本印象一致。不过，就算是有可观收入和资产的人，也有很多是不买车的。这与其说是因为纯经济性的因素，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社会意识的变化。

那么，日本的工业化时代是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的呢？据总务厅的劳动力调查报告，就从业人数而言，日本制造业超过农林水产业是在1965年，服务业超过制造业是在1994年。⁴

如果将此视为一个指标，从1965年开始到1993年结束就是日本“制造业之国”时代，或许用“从东京奥运会那年开始到泡沫经济破灭”，这个说法可能更好理解吧。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1955年到1973年期间，日本GDP的平均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的1975〜1991年其平均年增长率为4%。1992年之后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我们知道，迈向高速增长和遭遇泡沫经济破灭是经济上的划分点，而建立“五五年体制”和1993年细川护熙政权上台则是政治上的划分点，中间的1973年前后有小小的转折。

从人口上来看，日本人口总量从1950年到1980年每隔10年就增长 10%以上，但是从1980年到1990年的增长率是5%强，1990年到2000年的增长率是3%强，进入21世纪后转为负增长。⁵根据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个被称为“人口红利”的时期。从孩子多、 高龄老人少的多生多死社会往孩子少、高龄老人多的少生少死社会发展的 过程中，会出现一个青壮年人口多、孩子和高龄老人少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劳动人口多，社会负担小，所以对经济增长最为有利，这就是“人口红利”。但是，这一时期过后社会就会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和东南亚现在 就是人口红利时期，日本的20世纪60〜80年代也属于这样的时期。

如上所述，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很多，在这里，笔者暂且将1955年前后、1973年前后和1991年前后作为对战后日本进行时代划分的三个分界点。“平成”相当于第三个分界点之后的时期。本章将从由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的变化这一角度概述“平成史”，进而考察这个过程中社会意识的变化。

后工业化

作为概述的前提，让我们首先来确认一下，从工业化社会到后工业化社会的演变，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对工业化时代之后的社会的叫法各种各样，有“后工业化社会” “后福特主义”“新经济” “递归现代化”“风险社会”等。如果暂且用“后工业化时代”的名称去归纳各种学说，会有如下情况。⁶

20世纪出现的工业化时代以福特汽车厂采用皮带输送机式的大型工厂为标志。在那里，大量的工人被雇用，领取高额的薪水。工人被巨大的工会组织起来，实现自己涨工资的愿望。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因有高工资支持的购买力而得以销售出去，企业的收益和工人的高工资由此得到保证。

当男性劳动者的被雇用情况和工资趋稳时，之前一直以女工和农妇身份参加工作的女性开始变成全职家庭主妇，这促进了她们专门教育孩子而不去工作的近代家庭的普及。得到强大工会支持的政治势力修改福利制度，不工作的女性和孩子加入男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其费用从完全雇用和高工资所能获得的税收和公积金中支付。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进入市场的产品是大批量生产的，而且很单一。在这个时代的生产和信息技术条件下，生产线和流通线路的改变是很难的，无法实现产品和销售网的多样化。因此，大企业通过加大宣传力度促销，让人们购买设计上有些许改变的产品。于是，大型广告公司和大众传媒应运而生，促使“新流行”和“新话题”进入单一的流通领域。

单一性还表现在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上。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进入高工资的大公司为目标，向往那里规格化的工作和定时定点的劳动模式。女性除了当家庭主妇，在工作上的选择有限，为了让孩子进入大公司而让孩子上学。其结果是，人人都在差不多的年龄购买并住上差不多式样的住宅，置办差不多一样的电器产品和“新车”，购买差不多一样的“新流行”服装和唱片。这个社会的特点是，时常重视“新”事物，有一种看上去似乎可以涵盖整个社会的“新潮流”。

在政治领域，大政党有企业、地区和工会等巨大组织的支持，占据统治地位。被这个社会排挤在外的少数族群举行示威活动和艺术活动。这个少数族群的代表不是经济贫民，而是年轻人、女性、同性恋和外国人。在这个劳动者已不再是运动核心的时代，他们被看作“新社会运动”的旗手。 由此产生的文化活动被赋予“反文化”的称号，其基本主题开始变成与以 “制服和高楼”为象征的主流社会进行对抗。

与此相对，可追寻到的“后工业化时代”有如下变化。

信息技术进步，全球化程度加深。当精密的设计图可通过电子邮件寄 送时，工厂要建在国内以及制造者是熟练工的必要性消失了。企业没有必要长期雇用熟练工，只须保留少数做企划工作的核心员工。设计等专门业务变成外包，工厂里不需要专业知识的简单工作交由短期雇用的非正式雇员完成。制造业对发达国家的高工资和加入工会的员工敬而远之，落户发展中国家。

IT技术不仅便于生产线实现小规模化和随时变更，而且便于产品库存和配送信息的处理，实现产品的多品种生产、少量生产和个别配送。大型广告的必要性减少了，信件促销广告和网站主页取而代之。信息处理、配送和快餐业等新行业进入人们的视野。部分核心精英人士能够获得高收入的机会，被统称为麦当劳式工作（麦当劳的非正式销售职位）的低工资不稳定劳动则进一步增加。

于是，流通和销售的成本下降，加上销售网与产品的多样化，商家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不仅便宜而且品种繁多。消费者选择产品的可能性与自由度飞速攀升，规格统一的“新流行”风光不再，与“新流行”对抗的 “对抗文化”也失去意义，成了多样性的一部分。

但与此同时，曾经构成福利财源和前提的正式职员岗位减少，工会力量减弱，导致福利水平下降，差距拉大。低学历者只能从事麦当劳式职位，这促使大学升学率提升。要让孩子取得高学历需要一定的家庭收入，但由于男性工作和工资不稳定，专职主妇很难再待在家里，女性劳动力的比例上升。家庭形态的变化，以及选择项的增加都对男女关系带来了影响，离婚率上升。

整体上来看，失业和非正式雇佣人口都增加了，在年轻人中尤甚。这是因为要优先继续雇用年长的正式雇员，同时，与缺乏技能的年轻人相比，有经验的劳动者更容易被雇用。围绕有限的正式职员岗位和核心精英的职位，就业竞争激烈。收入和雇佣的不稳定导致年轻人结婚难，长期与父母 一起居住，晚婚和少子化情况加剧。随着人生自由度的增加，服装和职员 雇佣形态等呈现多样化，年轻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探索在25岁之前尚未完成，出现了 “青年期长期化”现象。不稳定因素与风险意识的增强，致使抑郁症的患者增多。

同时，基于以往那种蓝领均质劳动的工人阶级文化也趋向衰亡。表面的阶级差别不明显，阶级意识逐渐开始消亡。因此，人们的不满与政治象征没有关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现象加剧。与以前相比，物质消费供应更加多样化，人们在性方面的自由度增加，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有很大的满足感。但是，统计显示，低阶层出身的孩子，其升学率、被正式雇用率和收入都较低，而且女性比男性低。"

工人阶级和地域共同体失去实体，以之作为根基的左派政党和保守政党的支持基础越来越不稳定。革命、福利和传统等过去的政治象征失去意义，上电视出名变得重要。虽然获得人们支持很快，但因没有根基、流动性强，所以失去支持也很快。

在这样一个通过电脑上的一个点击就能够选择对方的时代，虽然选择的多样性提升，但同时自己也成了被选择方。虽然没有必要与对方一直保持交往，但也无法保证对方会一直跟自己交往。人际交往速度加快了，过去的积累会迅速过时。雇用、组织、交易、男女、家庭、教育、地域和国家都成了人们的可能性选项，自由和机会增加了，人们之间的差距拉大了。

福利中的后工业化时代变化

以上现象几乎在发达国家都出现过，但是就其中的几个现象，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点。例如，日本的移民劳动者就不是很多。为何会产生这样的不同呢？

首先是社会保障方面，伊尔斯塔-埃斯平-安德森所倡导的三种类型的“福利制度”为人们所熟知。⁷

丹麦著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在福利国家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将福利资本主义划分为自由主义福利模式、保守主义福利模式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模式三种类型。通过对不同模式的制度安排、历史渊源、政治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福利制度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为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福利制度提供了清晰的分析框架。

在三种类型中，自由主义制度见于美国等国家。其重视自由市场和个人责任，旨在建立轻税赋的小政府，福利由个人的保险产品和企业年金构成。政府给没被雇用和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人们提供一定保护，但因其理念是“救济弱者”，被救济者产生羞耻心并萌生“重新做人”的想法。

其次是见于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旨在通过社会共识实现全员保障和推行社会运营。虽然税赋重，但作为一种基本权利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社会保障的福利。这与救济弱者不同，因是基本权利保障，所以领受人很难产生羞耻心和“重新做人”的想法。

最后是见于德国、法国和南欧的保守主义制度，其重视家庭、企业、工会和地域等共同体。通过完善以这些共同体为基础的福利，建立按照不同共同体进行分类的福利制度。例如，对于劳动者及其家人，正式雇员有工会保险，其家人也加入该保险。农民和自营业人员则与之不同，给他们在这些类型中，保守主义制度是最不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

在自由主义制度下，因其对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很少，劳动者很容易被解雇。企业可以在后工业化时代进行产业转型，而劳动力向新产业转移则任凭市场调节。结果，能够获得高工资的核心劳动者与低工资的简单劳动者之间的差距拉大。不过，因出现了大量低工资职位，失业率没有增加太多。

在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之下，社会成员均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权利，因此失业的劳动者也很容易接受被解雇的现实。而且，工会和政府可以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这对实现产业转型也很有利。另外，高等教育也无偿提供很多权利保障，同时政府为失业人员提供上岗职业培训。一般认为，即便失业了，在掌握新产业技能后，失业人员也很容易再次上岗， 被朝阳产业雇用。不仅产业转型具有灵活性，而且对劳动者的保障还具有安全性，丹麦等国就是这种情况，人们将之称为“灵活保障”。

然而，保守主义制度面临的难题最大。因为以制造业为主，劳动者被长期雇用是所有社会保障构建的前提。一旦对男性劳动者雇用不稳定，其家庭就会失去收入和社会保障，养老制度也随之崩溃。因此很难解雇劳动者，无法从旧有的产业结构中实现转型。

在后工业化时代中，社会失业人口整体增加，但是在保守主义制度之下，因很难解雇员工，只能逐步控制对新职员的录用，致使年轻人的失业率屡屡攀升。伴随着制造业的低迷，经济停滞不前，税收和正式雇员的公积金水平下降，社会保障金的财政来源不足。按照自营业人员和农民等不同行业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也造成产业结构转型困难。

此外，在保守主义制度的国家中，特别如南欧有很强的家庭规范，社会保障也是以家庭为单位建构的。在这些国家，年轻人长期居住在父母家的情况很普遍，少子化问题突出。

在后工业化时代，虽然年轻人的雇用不稳定，但其父母亲的雇用有保证，因此很容易出现年轻人长期住在父母家的倾向。而且，以家庭为单位建构社会保障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倾向。关于少子化的问题，因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以女性婚后成为家庭主妇为前提建构起来的，当男性工资下降、女性劳动力比例上升时，工作与生育孩子就难以兼顾了。

关于日本究竟属于什么类型的制度，学者的观点存在分歧。埃斯平- 安德森把它定位为自由主义制度和保守主义制度的混合体。其依据是，日本参考德国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保险制度，后来又根据美国占领军的指令添加了生活保护条款。

笔者认为，埃斯平-安德森的三种类型是一种理想型，或者说是进行社会分析的辅助线，并无意要强行进行分类。虽说如此，如果非要加入个人见解，笔者认为现代日本社会存在两个世界。即：一方面，公务员、大公司的正式雇员及其家庭、农民和自营业人员等旧有的日本式工业化社会的组成人员，处在接近保守主义制度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像非正式雇员等不得不顺应后工业化时代转变的人员，则处在接近自由主义制度的世界之中。结果是日本社会同时具有保守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制度的两种特征：一方面，产业僵化，福利制度不健全；另一方面，失业率低但差距扩大。

正式雇用和非正式雇用、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差距在日本历来就存在， 被称作“二重结构”。制造业大企业向正式雇员提供长期雇用和社会保障, 但同时依靠大量的中小企业承包商、临时工和小时工替其工作。现代日本的特征是，二重结构的核心部分维持了工业化时代确立起来的地位，同时通过边缘部分这一所谓的调节阀试图去适应后工业化。

近代日本在迅速完成从上到下的近代化的过程中二者并用，既维护了保守主义式的秩序，又进行了自由主义式的政府经费削减。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这两个特点也很明显，也有类似情况，一方面，重视以家庭为单位的育儿方式，育儿方面的社会性支持很少，这属于保守主义，而另一方面强化就业、对社会救助赋予污名属于自由主义。被保守主义制度这把大伞覆盖的部分受到保护，而“漏掉”的部分则成为自由主义制度之下用来适应时代变化的调节阀。⁸‍‍

日本政府在1977年制定的《新经济社会七年计划》中写道，“以个人努力与家庭、近邻和地域社会等的团结互助为基础，（中略）以自由经济社会所具有的创造性活力为原动力，选择并创造出我国独自的道路”，极力主张建立“日本式福利社会”。可以说，这份文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日本政府公开宣称把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混搭就是“日本式福利社会”。

而且，日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时间晚于欧洲各国。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初奠定的，因为当时的经济状态良好，年轻人很容易就业，而且离婚也很少。主要的风险是生病和老龄化，健康保险制度和年金制度被认为是重点。结果，公务员、大企业正式雇员的健康保险和年金十分丰厚，但是，职业培训、养育孩子和高等教育等主要靠自助解决，政府很少资助。

日本的非正式雇员加入的则是原本针对农民和自营业人员的国民健康 保险和国民年金保险。但该制度的前提是，农民和自营业人员有自用住宅，由长子继承，老人年龄大了可在家里由家人照料。因此，在这个制度下， 基础年金即便足额支付，也只有6万多日元，这样一来没有自用住宅和家人的非正式雇员就很容易沦为老年穷困者。这一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设立这一制度时就已经被预料到了，但到问题凸显之前实际上一直处于无人关注的状态。

移民与地方经济

再有，为什么在日本移民少？这个问题可参考萨斯基亚-萨森的劳动力转移学说。¹⁰而且，在思考日本的“地方”状况时，萨森的观点也耐人寻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她专注于全球化和国际人类迁徙的研究，是 “全球城市” 概念的创造者。萨森在全球化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力，她的理论和观点对理解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著作包括《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等。‍

萨森的初始问题意识之一是，发达国家因迈入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出现停滞、失业多，那为什么会有移民涌入呢？

通常的解释是，移民涌入是因为发达国家有工作职位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如果是这样，按理来说，当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工业化在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时，移民就不会出现。但实际上，在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时代，移民却开始增加了。而且，大量输送移民的国家是那些因发达国家在该国建厂而开始了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欠发达的国家倒没有出现移民潮。

对于出现这种现象的缘由，萨森做了如下说明。

原本移民（外出打工）劳动力之于资本的好处并不单是低工资，其最大的吸引力是劳动者的无权利性，即劳动者的保护规定对他们不适用，很轻易即可解雇他们。

第二大好处是劳动力的养育和教育过程在移民（打工）输出地进行， 就是解雇他们也可以通过让其返乡的方式实现“失业输出”，因此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低。从第二个好处来看，来自学校教育较为普及的地区的劳动力，即便给他们的工资稍高一些，也是划算的。

不过，移民不会从自给自足的地区流出，除非发生了 “生存基础崩溃” （uprooting）的情况。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地区推进现代化，普及教育，导致第一产业难以为继的状况时，更容易产生移民潮。换言之，也会出现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即开始了工业化的地区更容易发生劳动力转移。

萨森认为，即便来自发达地区的投资推动了发展中地区的工业化，该地区工业化的发展也不会带来长期稳定的雇用。部分核心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姑且不论，大部分工人还是短期的临时工和女性员工。这批人在他们青春时代的几年间会到外资公司工作，因为年轻的他们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掌握最新的制造技术，而几年后即被解雇。

但是，被卷进现代化进程的农村地区，已经没有接纳他们的生存基础，接受过教育并熟悉了工业化时代的城市文化的他们也不愿再回到农村，致使他们为谋求新的职位而移居发达国家。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的移居地是因发达国家对外经济和军事扩张等而建立了经济性和文化性路径的国家。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即制造业越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发展中国家越是吸引发达国家的工业在本国建厂，移民就越可能出现。

另外，在发达国家，靠高工资工作的核心劳动力受到劳动保护法的保护，但高工资部门不可能覆盖所有行业，像服务业、简单制造业和家政劳动等周边的低工资行业就长期存在。周边劳动力是以无权利和相对低薪的状态进入这些行业的。

即便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国家的城市，也有很多低工资的不稳定工作职位，移民会到这些岗位工作，如萨森自己就作为移民劳动力做过大楼保洁工等。据说，在发达国家的城市，每个核心劳动者由五个周边劳动者支撑着。因为精英员工工作需要有大楼保洁、便利店职员和快递员等从事 “麦当劳式工作”的人支持。

而且，在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并未在发达国家消亡。不仅制造业的总公司管理部门留在了城市，还存在大量低薪的“流汗小企业”（小企业和临时包工企业），这些小企业某些情况下甚至有实力与发展中地区的工厂展开竞争，而移民就会涌入这些小企业，萨森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纽约和洛杉矶的分析证实，借由长期雇用的制造业的衰退以及失业率的提升，移民进入城市低薪行业和“流汗小企业”。

这样一来，制造业在发达国家衰退、雇用状况不稳定时，制造业就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带来经济增长，而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才会出现移民流向发达国家的状况。

进而，萨森据此框架描述了劳动力在美国移动的历史，他受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体系理论的影响，把劳动力流动看作与国界无关的体系内现象，把劳动力的国际移动和国内移动作为并列的现象进行处理。

首先，19世纪后半期，工业在美国北部工业地带出现之后，有移民从东欧和南欧涌入。当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东、南欧移民不再涌入时, 南部地区的工厂开始招募黑人劳动力，黑人向北部移动的现象增多。20世纪40〜50年代，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减少，剩余的白人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工业地带。

继而，20世纪60年代时，受教育程度提高了的年轻人和女性，多在工资相对低的行业和部门工作。而到了 60年代末，黑人、妇女和年轻人进行的争取权利运动增多，当禁止雇用歧视的法律公布之后，低薪无权利劳动的从事者就减少了。来自中南美地区的移民增加，是在这之后发生的。

所谓的移民其实就是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类型，无论是国内的移动还是跨越国境的移动，均源自低薪无权利劳动力的供需关系。萨森认为，修改移民法后的“门户开放”几乎没有对低薪无权利劳动力的来源地的变化造成影响。

运用此观点来观察日本的情况时，又是怎样的呢？

在日本，源自农村的劳动力移动一直是明治时期以来临时工和季节工的来源。而且，打零工和做兼职的妇女和年轻人也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重要的劳动力来源。这些劳动力很容易被解雇，处于低薪、无权利的状态；教育由家庭收入和地区负担，可削减企业的教育成本；即便把他们解雇也可以向地区和家庭提供“失业输出”……所有这些都与萨森论述的移民劳动者的情况相同。而且，就是在“平成不景气”最糟糕的时期，人口也没有停止向城市移动，这一情况也与萨森所言类似。

但是，日本与美国有不同之处。第一个不同点是，地方（农业部门） 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没有结束且持续至今。

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人口大幅度减少是包括日本在内所有国家的共同特征。只不过日本与美国等国家相比，农业人口减少缓慢。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出现少子化、小家庭以及人口往城市集中等的时间比美国短，情况比美国严重。

而且，在美国和韩国，剩下的农户有很多是专业农户。而日本的农户数减少缓慢，农户兼营化发展迅速。21世纪初期，日本专业农户比例约占两成，韩国约占七成。¹¹‍‍

毋庸置疑，这些都是日本政府的保护政策所造成的。欧盟的保护政策是健全制度性保障，使农户可以通过专营农业生存。但是，日本的保护政策与之不同，具体做法是，通过引进公共事业和工厂使农户获得副业收入， 这样便可以兼营化模式继续发展农业。

有一种说法是，日本出台此政策的目的是保住自民党在农村的票仓。¹²因此，日本政府朝着农户能够靠专营农业生存的方向制定了保护政策，具体来说，便是维持生产资料价格，建立农民按户所得保障制度。但这样的政策一旦制定完毕，无论农户支持哪个政党都仍然可以享受该政策的好处， 因此，这对继续获得农民对自民党的稳定支持不起作用。但是，若想要连续引进公共事业，则唯有继续向当地的自民党议员表忠心。有人说，自民党抓住公共事业不放，反对民主党提出的农民按户所得保障制度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另外，这一政策形成了这样的结构，即引进公共事业和工厂到该地区落户，导致当地的农业生存基础崩溃，由此产生廉价劳动力去支撑出口制造业，这样的劳动对靠农业和公共事业谋生的人而言是副业，因此即便劳动廉价且没有权利，他们也很少有抱怨。而且，曾经的农业劳动者一旦由于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入而成为建筑行业的从业者，要么继续引进公共投资，要么工程完工后去城里。越是搞公共投资，人口流动就越容易出现。

这种廉价劳动力外出打工，流向工业地带，在招商引资的工厂从事低薪劳动，他们工作的场所不少是中小承包企业和临时包工企业，相当于萨森所言的“流汗小企业”。正如萨森对移民的描绘，他们打工的单位很多情况下，被固定在曾经与之有经济关系的企业所在地的路径上。

即便在成功招徒了工厂落户的地方，或许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公司把工厂迁到海外的缘故，改为非正式雇用的情况不少。遗留下来的则是这样一种因生存基础崩溃而出现的人口很容易向城市流动的社会结构。

而且，因公共事业而建立起来的道路交通网络产生了 “吸管效果”，把人口与产业“吸”到城市。¹³本书中泽论文所言的“角荣方式土建主义”与“都市产业布局政策”并不一定对立。越搞建筑工程，就越能促进人口往城市的移动。

靠外出打工、在本地工厂上班及从事公共事业所获得的现金收入用 于支付子女教育费、购买汽车和家电产品。就其结果而言，它对削减出口制造业的教育成本和扩大国内销售市场做出了贡献。这样一来，引进公共事业型地方保护政策就发挥了使农村廉价劳动力“水池”长期蓄水的作用，而不至于像美国那样迅速枯竭。

而且，在萨森所描述的美国史中，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年轻人和妇女争取权利运动。但是在日本，与之相当的运动没有取得成果，关于雇用机会均等的禁止雇用歧视政策没有确定下来。例如，1967年美国通过了禁止在雇用年龄上进行歧视的法律，而日本一直到2007年之前，“35岁之前” 的说法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招募条件中。

在限制市场自由方面，美国比日本宽松，同时，要保障所有人的自由这一价值观根深蒂固，社会对因歧视妨碍人们公正自由的限制十分严格。 这种反歧视规定甚至影响到了那些没有用文字明确表达出来的“事实上的歧视”。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家日本企业进军美国之际，把到工作单位的一定通勤距离作为了招聘条件，司法裁定其目的是避开此距离之外的黑人居住地，这家企业不得不收回该条件。¹⁴日本从1999年开始禁止在招聘、录用、人员安置和晋升上进行性别歧视，于2007年开始禁止在招聘和录用上进行年龄歧视，并在原则上形成了法律条文，但事实上的歧视至今仍根深蒂固。

此外，在日本，一旦失去了正式雇用的机会，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归了。因此，应届毕业时无法就职的年轻人和因结婚生子而退职的女性，就成了 “结构型贱民阶层”，一辈子都只能做那些低薪和无权利的工作。城市中处于此阶层的人们在“麦当劳式职位”工作，其他各地处于此阶层的人们， 则在部件承包厂等“流汗小企业”工作。在各地中小型工厂工作的人中有不少是已经完成了子女养育任务的中年妇女，她们的丈夫从事农业和建筑¹⁵业等。

如果一个国家有着完善的禁止歧视的规定，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能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谋求职业提升，那么年轻群体和妇女从事这种低层次工作的比例就会下降。如萨森所言，移民会进入这一真空地带。但是在日本，各地和城市都有无权利且低薪的劳动力蓄水池，不需要大量移民。其结果是，虽然在其他发达国家表现“移民问题”的现象在日本也存在，但更多的时候，则是表现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距问题。以下，拟在上述框架的基础上验证日本的变化。

五、“日本式工业化社会”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作为“昭和日本”而被形象化的社会结构基本确立。¹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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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末期，对日本社会的不满大多发生在社会的“薄弱环节”。“薄弱环节”由中小企业、自营业、到城里打工的劳动者、受公害困扰的工业带和城市居民（尤其是女性和高龄者）等构成。他们成为选票的来源，在1972年的日本大选中，日本共产党靠此大幅提高了其在国会中的议席数量。在大城市得到了社会党和共产党支持的知事有多数人当选了。 东京成功地落实了防控公害对策，实现了老年人免费医疗。一时间，半数以上的人口被纳入“革新自治体”的覆盖之下。

具有危机意识的日本自民党成立了以田中角荣为主持人的调研会，研究城市政策，积极治理公害，整治城市环境。1972年田中出任首相后，政府大幅增加福利预算，在“日本列岛改造”的喝彩声中，扩大了面向地方的公共事业建设。几乎在同一时期，为了保护中小企业和自营业，政府建立了行政机关指导下的业界保护机构，同意通过商工会进行无担保融资， 发布了《大型店铺法》（《大店法》），事实上是规定了在开设大型店铺时要把获得商工会的一致同意作为义务。

可以说，通过这些举措，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被甩落下来的地区和民众，与自民党联系到了一起。而且，1970年启动的减少水稻耕作补助金制度、1974年针对建有核电站自治体的电源三法补助金制度等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形成。随着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美军军事基地的军事用地使用费由原来 的美军支付改为日本政府支付，其价格一口气涨了大约5倍，这项支出费用也算是日本政府补助金中的一种。通过这样的举措，自民党重新博得了民众支持。

石油危机的发生，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终结。美国和西欧因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经济完全停滞不前，但此后的日本经济却持续增长，失业率也很低，被赞誉为“日本第一”的就是这个时期。关于为什么日本能够取得如此成就，虽然众说纷纭，但笔者想简单阐述一下个人观点。

从1979年到1993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制造业雇用职位平均减少22%，社会向后工业化转型。但是，虽然日本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有短暂的减少，但很快回升，一直持续到1992年。美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占所有从业人口的比例最高的年份是1966年，与之相比，日本转型晚了25年。

于是，或许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即日本是后起国家，所以制造业衰退得慢。实际上，1984年美国对日贸易赤字的1/4是美国在日企业的出口以及来自美国企业的出口订单或代工（贴牌）合同所造成的。¹⁷在这个时期，日本产品强大的象征是半导体这一中间产品。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日本取代了制造业空洞化的美国，成为亚洲新兴工业国。有观点认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的现象。但是，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在当地的生产额，在20世纪80年代初却为美国出口总额的2倍。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海外子公司所生产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开始被返销美国。作为该过程的结果，美国出现了贸易赤字，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企业的实力变弱了。

此外冷战对日本的作用是正面的。冷战时期，中国属于东方阵营，西亚各国建立的是冷战体制下独有的亲美独裁政权，政局不稳定，人们的教育程度也很低，这些国家不太适合作为工厂的搬迁地。除此之外，20世纪 80年代前半期“新冷战”所催生的“美元坚挺”政策使日元持续贬值，日本企业缺乏走出国门的决心与动机。

然而，后工业化的浪潮并非没有波及日本。人们常常提到，直面石油危机的日本企业迅速推动了产业的自动化并成功实现其合理化布局。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就一度减少。据认为，日本的失业率没有因此而增加的一个原因是，女性、地方和中小企业等日本社会的“薄弱环节”为这些失业埋了单。

石油危机过后，日本企业首先考虑裁减女性职员，鼓励她们在结婚或生育后离职。这些女性成了男性职员的妻子。关于女性劳动者的比例，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比美国高，而到70年代则反了过来。1975年，日本女性劳动者的比例创历史最低纪录，也就是说，专职主妇的比例达到历史最高点。

这些成为家庭主妇的女性，只要她们不去找工作，就不会被列为失业人员。而在完成育儿任务后，这些主妇们成了储备劳动力，作为小时收入仅两三美元的非正式职员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并支撑着日本经济，如果被解雇，她们还可以随时回归家庭。“团块世代”¹⁸女性的人生经历就属于这种情况。

1975年是日本女性劳动力比例最低的年份，也正是“团块世代”的女性因婚育离职并完成生育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日本儿童中厌学的人数创历史最低纪录，家庭和教育的“战后体制”得以确立。

如前所述，1975年前后还是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大学毕业生与高中层与劳动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最低的时期。¹⁹总理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收入居中的人数在1973年超过了九成。

另外，如前所述，1975年前后不仅最终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公共事业、限制和保护业界的体系，还完成了对“战后防卫体制”的最终建构。 可以这样说，在经济与雇用状况都非常稳定的背景下，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沉寂下来，而社会形态也进入“团块世代”安于工作和家庭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由于石油危机的发生，因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产生的以城市为目标的人口流动大潮戛然而止，人口流动处于稳定状态。到20世纪60 年代，虽然人口在首都圈郊外地区有超过20%的骤增，在地方的四个县有10%的骤减，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口减少县的数目却第一次在战后成了零²⁰。其原因之一，即是“团块世代”的人口流动告一段落了。

来自地方的人口流入告一段落之后，由家庭主妇和学生所构成的“临时工”和“兼职”成了城镇低薪无权利劳动力的来源。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日本，女性、年轻人和退休老人承担了后工业化时代的“麦当劳式职位”，如超市、配送、旅馆清洁和保安等工作。

此外，制造业依靠的是各地区女性的劳动。20世纪60年代，汽车产业和电器产业迅速发展，零配件制造商在农村地区开设了许许多多的零部件承包工厂。在那些只有几名员工的小型承包工厂，多数是低薪工作的家庭成员和40岁以上的农家妇女。她们即便被解雇了也不去求职应聘，因此不会被计算为失业人员，若行业景气，工厂订单增加，她们会随时过来工作， 有作为储备劳动力的高度灵活性。²¹在石油危机之后，以倡导“最优生产模式”的丰田为首，日本企业通过把风险转嫁给中小承包企业的方式实现了制造业的合理化。

如上所述，在日本企业的“二重结构”中，女性、地方、年轻人和中小企业从来都是作为底层被定位的。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因劳动力不足，为吸引和留住年轻人，中小企业也提高了初任薪金，而且极力主张终身雇用的企业也比以前增多，使两极分化在表面上没那么明显。不过，实际上享受终身雇用的大企业员工，即便在1970年也只占到全体雇员的10%,因中小企业无法比照大企业提高工龄工资，二者的差距逐年拉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未婚女性、家庭主妇、学生和老年人等构成的 “第二劳动市场”占到全部雇员的60%~65% ,在主要发达国家当中最高。²²所谓就业的不稳定，在日本并不是没有出现，而是被边缘化了，看起来不明显而已。

虽然存在此种现象，却没有作为问题暴露出来，其原因有三。

一是大企业的经济状况好，雇用情况稳定。大企业稳定了，便可惠及下游的承包企业。而且，据认为，当男性正式职工的雇用情况稳定时，家庭主妇和学生即便从事低薪劳动也不会出现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即靠做临时工赚取小钱的女性和年轻人作为“消费者”被看成了文化的旗手。1985年出现“自由兼职” 一词。但是，根据1987年登载在职介（兼职介绍）杂志"oma中的文章，自由兼职是这样定义的：“是打破传统观念的自由人，拒绝在事先敷设的轨道上按部就班地生活，他们是一直坚持梦想并在社会海洋中畅游 的终极工作人士。”²³

二是日本社会还处于青年期。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一方面，大型制造业谋求向其他行业实现多样化转型，另一方面，制造部门因实现自动化，男性正式雇员出现劳动力过剩，他们被调配到销售和事务等部门。 如此做法既在制造部门进行了裁员又保留了正式雇员。日本的劳动工会不是按照产业而是按照企业进行划分的，因此工会对此举措进行了配合。而且，为了留用这些男性正式雇员，鼓励女性雇员提前离职也可以说是很有必要的。

尽管出现了剩余劳动力，但因劳动者平均年龄小，工资低等问题并没有凸显。当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工种的改变，雇员对工作丧失了自豪感，又因对工作效率的追求，雇员的劳动强度加大，而且雇员的身份认同被定位为所属公司而不是所从事的工种，出现了雇员沦为“公司牲口” 等问题。

但是，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的发展，企业必须做出选择，或者裁减雇员，或者取消工龄工资。如此一来，女性的低薪状态就失去了支撑，但这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当然，中小企业员工与大企业正式职员之间的薪金差距，也随着日本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变得明显。

三是针对地方和中小企业的保护政策。政府给地方分配公共事业项目， 农业方面限制进口，发放减少水稻耕作补助金，对中小企业和自营业实施《大店法》及其他限制竞争政策。许多补助金都是作为中小企业相关费用从 国家一般预算中拨付，另外，对中小企业还有税制上的优惠政策，如减轻 法人税率和抵销应酬费亏损等。

比如，通过《官公需法》对中小企业进行保护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该法律于1966年实施，规定中小企业获得公共事业合同订单的比例由内阁 会议决定。1966年中小企业获得公共事业合同订单的比例为全部公共事业 订单的27%, 1985年上升到40%。²⁴而且，1973年制定的《大店法》还对 1956年制定的《百货店法》进行扩展，把对超市的限制纳入其中。这一系 列的保护限制性措施中，有许多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定型，七八十年代予以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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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补助政策还是带来了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第一个负面影响是财政赤字。因石油危机，日本采取经济复苏政策， 加大对公共事业的投入，但因财政紧缩的缘故，1980年前后高举“行政改革”旗帜，极力主张逐步控制福利预算，建立重视企业和家庭的“日本式福利社会”。而且，为鼓励女性在家里照料老人，政府作为回报，1985年出台了优待专职主妇的《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

即便如此，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也并不明显，如果经济持续增长， 税收也会随之增加，不会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如果大企业继续雇用男性正式职员，专职主妇没有理由不在家专心照料老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因泡沫经济的繁荣，日本的财政状况一度好转，财政抑制政策由此结束。

第二个负面影响是消费者物价的通胀。在服务、批发、零售和建筑等非制造业领域有许多中小企业。这些小企业雇用家庭主妇和学生等非正式劳动力，其生产率的提高难以同大型制造业相提并论。限制中小企业竞争的规章制度带来的结果是，这些部门向消费者进行了价格转移。²⁵因此，加上土地价格暴涨的拉动，引发了生产率差价通胀，住房、服务、农产品等的价格增长幅度均比工业产品高，结果形成了 “能买得起物品却购不起房子，家务只能由家庭主妇去做”的“日本式中产阶级”社会形态。

物价高却“买得起”，因此社会的不满情绪并没有走高。有人指出，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土地价格暴涨等因素导致了产品库存价差。但一般观点认为，该价差仅限于能否买得起高档消费品这一个方面。

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有大约65000家家电零售店，相当于西德的3倍，比人口超过日本一倍的美国还要多。²⁶服装零售店数量接近英国和法国的3倍，是美国的2倍。在300人以下规模的中小企业工作的人数在 1953年占73.5% , 1981年有所增加，占74. 3%。半数以上的劳动者在 30人以下规模的工厂、事务所和商店工作。这一数据，相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出很多，而且与石油危机之后率先采取合理化和集约化经营的其他国家背道而驰。

此外，一系列的保护政策还成了推高地价的因素之一。在1984年日本的国土面积中有14.3%是耕地，2.8%是道路，2. 4%是住宅用地。根据优惠税制，原本耕地是受到保护的，其税率比住宅用地低，但在首都经济圈，可转化为住宅用地的耕地占总面积比例超10%。据说，东京46%的农户没有农业收入，14%的农户年收入在20万日元以下。在粮食供应困难的1950 年，通过地方税法，实施了耕地优惠税制。该耕地优惠税制鼓励农业生产，对按照公家低廉收购价提供农产品的农户进行补偿，其意义重大，但之后便很难对之进行修改。

此外，要附带说明的是，笔者并非妄言没有保护中小企业和农业的相关规定更好。如果是在全民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保护与限制，或许日本也会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例如，消费者会出于保护本国农业的目的给予理解并去购买价格高昂的农产品等。然而，日本对取得全社会的共识这一点并不重视，与保守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保障一样，都是在行业层面对之进行权宜性保护。而且，这样的保护被行业团体用作维护既得权益，被自民党用作政治工具换取支持率，限制与保护因此失去了其正当性。此后， 人们开始对城市居民的既得权益进行批判，日本政府也在20世纪90年代后陡然放宽各种限制，导致地方企业和中小企业衰退，这些都是当初实施保护性政策带来的后果之一。

而且，在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的失业率并没有增高，其原因之一是中小企业吸收了剩余的劳动力。从1972年到1981年的10年间，除农业相 关劳动力之外，全日本中小企业劳动力的人数大约增加了 680万。而在这 个时期，所有大企业劳动力人口的总数仅增加12万左右，²⁷大企业的合理化与中小企业部门的低效率，构成硬币的正反两面，在20世纪90年代之 后，放宽限制和产业合理化的浪潮开始冲击剩余劳动力在中小企业的用工市场。

第三个负面影响是女性的地位。在整个日本社会还残留了很强的性别角色意识的情况下，日本工业化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使女性的生活方式同时兼具了“传统”与“工业化社会”的特点。具体而言，除了 “做临时工的专职主妇”，社会几乎没有给女性提供其他的生存渠道。

如贵户论文所言，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结婚率高达96%,女性面临着结婚和生育的巨大压力，有人将之喻为“圣诞蛋糕”，说女性如果在24岁之前嫁不出去，到25岁就得降价抛售。1990年，日本20〜29岁的女性在新婚女性中所占的比例为79%，比例之高十分显著，²⁸在发达国家中与西班牙和意大利相当，而美国和瑞典却只有56%。尽管如此，日本专职主妇对生活的满意度通常很高。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蒸蒸日上的感觉，也或许是因为主妇们总体年轻、态度乐观吧。

另外，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与七八十年代的女性运动都不具备强大力量去推动政局的改变，而且也没有指向谋求劳动市场权利这一方向。具体原因大约有如下两点。

第一，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日本的学生运动和女性运动受马克思主义新左翼运动的影响，轻视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良运动，这一点与美国的运动不同。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学生运动讴歌“革命”，20世纪80年代环保主义、生活合作社和劳动合作社等运动则与女权运动相携手，提倡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革。另外，从其具体内容看，1985年出台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没有什么不妥，但在女权运动内部却对它有很多否定性的意见，认为该均等法是对女性群体的怀柔、分裂政策，意在把部分精英女性拉到资本主义一边。

第二，这些运动的中坚力量有很多是学生和家庭主妇。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一般在走上工作岗位时会停止搞运动，因此不一定会关心后来的劳动环境的改善。而且，以家庭主妇为中坚的那些女性运动，对消费物价、教育、性别角色、食品安全、自然环境等问题有热情，但对劳动环境的整治却说不上高度关注。虽然他们对男女之间存在工资差距等问题开展过诉讼运动等，但如何改善全职女性的待遇往往是其核心，因此，很难像文化领域的女权运动那样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要求改善临时工待遇的呼声不高，其原因之一是政府出台了优待专职主妇的第三号被保险人制度。按照这一制度，如果年收入达到130万日元，其所得税就会免扣抚养费，但需履行义务，缴纳年金保险费。在超市和工厂等的一线岗位中，若主妇从事兼职劳动的时间过短，就不能成为主要战斗力，但是一旦劳动时间长、时薪高，年收入就会超过130万日元。

这样就迫使雇用方与被雇用方很容易达成妥协，即雇用方不提高时薪， 被雇用方保持一定时间的劳动。虽然这并非其原本的目的，但其结果却压低了非正式职员的整体工资水平。随着主妇兼职人数的增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法定最低工资反倒相对下降了。在这一点上，低薪无权利劳动力的储备，因有政策性保护得以继续维持。

于是，在1975年前后，今天被称为“昭和日本”，即本章所说的“日本式工业化社会”形成了。当其他发达国家处于经济不景气和制造业衰退的水深火热之中时，“日本第一”和“日本特殊论”成了形容20世纪70年 代后半期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词语。

但是，这一 “日本式工业化社会”从其建构之初便有其局限性。傅高义于1979年出版了《日本第一》的著作，其终章以“日本成功之后，其模式能否存续”为题，介绍了如下主张。

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一旦引入现代化设备，其产品在世界市场的销售价必定会比日本更便宜，将会与日本过去一样，占据世界市场的有利地位。这样一来，日本就会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让到这些国家或地区，而日本，无论如何发展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和信息业，也一定无法再现高度经济增长全盛期时靠重工 业产品的生产而带来的经济盛况。……劳动力的平均年龄逐年加大，人工费负担增加。即使没有足够的工作，但因实施终身雇用制度，不能随意解展员工，事实上，在企业内部也存在隐性失业。人们誓死捍卫终身雇用制，结果使得整个制度出现裂痕。在这25年间，65岁人口成倍增长，据说，在未来25年间还会再增加1倍……之前甘心领取低工资的人们，如年轻劳动力、中小企业劳动力、大企业的临时劳动力以及女性劳动力等，因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待遇也得到逐渐改善。但是，一旦经济出现不景气，他们就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当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政治领导人的决策开始变得困难。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状况不同，在这个时期，为了满足某一集团的利益就得迫使其他集团做出牺牲和忍让，在这一状况之下，很难做出某种决策，让所有集团都满意。今后，随着社会分裂的加大，对保守派领导人的广泛支持会减少。自由民主党的地基正逐渐下陷……单靠政治家、官僚和财界的领导人，已经很难对问题做出决定。……其结果是政府的行政效率开始下降。²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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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上主张所言，以年轻人和女性为主的中小企业雇员和非正式雇员，与大企业的男性正式雇员之间一直存在着待遇上的两极分化，就是在1979 年，他们之间的差距虽然缩小了，但那也仅仅是暂时缩小而已。此“二重结构”之所以没有明显表现出来，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条件因素都临时叠加到了一起，诸如整个经济“蛋糕”变大，人口结构年轻，有政策上的保护和限制，以及有利的国际环境因素等。

然而，这样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所确立的体系开始失去其存在的根基，陷入功能不全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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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熊英二，日本社会学者，专攻历史社会学。出生于东京都昭岛市，曾就读东京都立立川高等学校、名古屋大学理学部物理学系，后来转到东京大学农学部并在 1987 年毕业，后进人岩波书店工作。之后又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国际社会科学就读，于 1998 年 3 月时提交论文〈「日本人」の境界：支配地域との関係において〉取得博士学位。1997 年起成为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专任讲师，2000 年升任助教授、2007 年再升任教授。著有《“民主” 与 “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 自画像的系谱》《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等 。

欧文东，国际关系学院外语学院日语系主任，获广岛大学中日对照语言学专业博士学位，日语MTI学科组组长。出版专著2部，译著(合译)10余部，发表论文近3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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