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1999—2001年间，“日本东京审判研究第一人”粟屋宪太郎针对旧日本军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毒气战事实，组织多学科日本学者深入毒气战实地开展调查的研究成果。该书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合作研究者以各自研究领域为基础，撰写了四篇毒气战相关论文；第二部分收录了实地调查中收集的毒气受害者的口述资料；附录部分收录了国际法规中关于禁止毒气战的条文，以及文献目录、年表等内容。书中所有作者均为日本学者，收录内容均为日军在中国开展毒气战的铁证，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
序言
本书是 1999至2001 三年间，针对原日本军在中国大陆进行的毒气战事实，进行共同调查的研究成果。在中日两国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我们调查团于 1999年夏和2000年秋两次赴山西进行田野调查，之后的2001年，我们就调查和研究分析写就报告书。组织这样的长期项目，并以这样的形式发表出版成果，首先必须感谢中日友好会馆、日本和平友好交流计划历史研究事业的资金支持。如后文所述，共同调查研究分别由不同学科领域的五人团体成员分担，每人发挥各自特长，最终编撰成这样一部丰硕成果，我们私下为此倍感骄傲。
1983年夏天，笔者在华盛顿美国国立图书馆查阅到陆军习志野学校编写的《支那事变中的化学战例证集》（当时同行的还有本次调查小组的小田部雄次）。习志野学校是训练实施毒气战士兵的秘密学校。薄薄70页左右的《支那事变中的化学战例证集》中，有56件事例明确证实原日军在中国大陆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毒气战。
在此之前的战后40年，只有士兵零零星星的口述暗示日军使用过毒气，而这是首次通过军队官方文件证明使用毒气是一项有组织的活动。回国后，笔者在藤原彰这位在军事史方面造诣极深的专家指导下对资料进行研究，次年6月将成果发表于报纸，收获巨大反响，至今记忆犹新。
约同一时间，吉见义明教授在美国战后扣押的原日军资料中发现原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所编撰的秘密文件《武汉攻略战中的化学战实施报告》。众所周知，1938年秋的武汉会战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秘密文件里详细披露了日军在此期间大量使用毒气秘密。1985年9月号的《世界》杂志上，笔者以这些资料研究为基础，发表了与吉见教授合著的《毒气战的真实》，这也是日本国内首次在这一领域发表研究成果。之后，我们对日军毒气战这一题目的合作研究继续拓展，日军化学武器的研究、开发、制造使用、教育、实战使用等运作结构也大白于天下。该成果收录在粟屋、吉见所编《毒气战相关资料I》（1989年，不二出版）。另外，吉见教授与松野诚也（本书作者之一）编辑的《毒气战相关资料II》出版（1997年，不二出版），原日军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也被进一步扩大。各种资料集与编撰者的解说遥相呼应，日本毒气战相关资料也得到进一步充实。
另一方面，在粟屋、吉见编辑出版《毒气战相关资料I》的1989年，中方政府资料馆与研究机构共同出版了《细菌战与毒气战》这一浩大的资料集。资料集以20世纪50年代收集的日本战犯口供、自述，以及民众的控诉资料为基础，再加上战时收录细菌战与毒气战内容的军队相关电文、报道。两年后的1991 年，纪学仁①以中日资料集为基础，收集各方面新闻报道编成《化学战史》，成体系、全方位地展现了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的毒气战。
前面论述较为冗长，但正如陈述的那样，日本毒气战文献资料已有相当积累，而正式的实地调查，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研究者都尚未着手。我们此次的实地调查可以说是在此领域的首次尝试。若能以此为契机，在毒气战研究方面发掘探索出新的领域，则会是意外的惊喜。
正如目录展示的那样，本书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中，合作研究者以各自研究领域为基础，撰写了四篇论文。第二部分则收录了实地调查中听到的毒气受害者的口述。附录收录了国际法规中关于禁止毒气战的条文，以及日本国会中政府的答辩、地图、文献目录、年表等内容。
第一部分起始的《山西省毒气战调查的意义》对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日军对华毒气战的中日研究成果做一总结，特别是对山西省的部分做特别研究，并确定调查地点、陈述实地调查的准备过程。之所以将调查地点选定为山西，是因为日军最早在山西省开展毒气使用实验，直到战争结束之前，这一地区的毒气使用也最为频繁。通过对这一背景的探索，研究当地现状，与当地人进行交流，使得这一客观情况能得到更为充分、直观的认识。战时山西经济、社会环境、中国军队特别是八路军的抗战态势、山区农民的抗日活动等，都是分析过程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些整合在一起成为本书的起始部分。这部分内容由长年与中国学者打交道的宫崎教四郎撰写。
紧接着《日军资料中的山西省化学战》，主要以日本资料为中心讲述毒气武器是如何在中国战场交战最为激烈的华北地区，特别是以山西省为中心使用的。通过对中国战线的推移过程分析、还原，解读毒气使用的变迁、使用情况的变化等详细信息，进而可以了解当时日军的谋算：与华中、华南等地区相比，山西省山地多、交通不便，与欧美诸国的交往较少，外界难以发现毒气的使用痕迹，可以频繁使用毒气。如先前所述，作者松野诚也长年与吉见教授一起从事发掘、收集、分析原日军资料的工作，细致、缜密的写作风格在其研究成果中也得以完全呈现。
与上文相呼应，《中国调查资料中的山西省毒气战》一文，将战后审判中如何处理日军毒气战问题与山西省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解读。日军毒气战问题在东京审判、中华民国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等历次审判过程中均未涉及，其背景原因究竞为何？之前提到的研究组成员之一的丰田雅幸，一方面对抚顺战犯管理所中的日本战犯口述记录进行分析、整理，解读毒气战实情与战后审判；另一方面，采用新方法对中国方面记载的资料进行研究，将日军在山西省的毒气使用情况整理成数据库，辅以统计学方法分析其结构。
《山西受害调查的课题与成果》中，研究组成员小田部雄次以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对山西省实地调查的经过、调查所得到的成果和课题等内容进行归纳，并为第二部分收录的庞大口述记录的阅读预设了导言。在访谈中受害者将毒气受害与“三光作战”中的烧光、杀光、抢光融为一体，首次向我们倾诉。我们由此得知，日军在山西实施的“三光政策”使用了所有办法，在面对地形复杂、窑洞众多的情形时，毒气就成为最常用的手段。且通过口述调查，粉碎了催泪性毒气非致命这一谎言，实际证明了这一杀戮形式的威力。同时，在调查过程中还得知，该地区人们在遭到所谓腐蚀性毒气侵害时缺乏毒气知识，受害后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同时日军使用毒气时也采用了非常隐蔽的手法。论文进一步将30多处调查地点，50多名口述者的受害记录的核心内容整理成册，在帮助读者理解的同时，使之一览无余。
第二部分的核心是按调查地点分别收录毒气受害者的口述。调查地点方面，重点对选择该地点的原因、该地的地理条件，以及战略特点作解读。50多名受害者的口述中除必要的注释之外，都未作删减补充。口述内容之外还配有各位口述者的照片。我们调查者希望通过遭受毒气侵害的口述者的心声，来重现这一段苦难的战争历史。希望先前提到、认识到的诸多问题，能对后来者们整理今后之问题有所裨益。口述部分毫无疑问非常充实。
如目录所列举，为帮助读者们加深理解，附录中斟酌整理、收集了与毒气有关的国际法规、国会讨论的问答、原日军组织系统表、当地地图、文献、年表等信息。
后记
宫崎教四郎
正文如粟屋先生序文中所写，文献资料和现场调查是本书的两大支柱。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查费用方面获得了中日友好会馆•中日和平友好交流计划•历史研究支援事业的资助。特别感谢为此奔走的中日友好会馆•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尾形洋一研究员。
序文中也提到国民要求查知战争罪行真相，为受害者提供保障，与中国开展交流，开辟日本毒气战历史研究的大学学者，在普通群众的帮助下，在中国山西省进行考察，汇集成本书的最终成果。战后50年才最终得以与受害者见面，实在非常遗憾，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后才最终得以实施的。而本次调查团的5名成员正好由20岁至60岁年龄段各一人组成，他们的战后体验各不相同。
山边悠喜子女士常年与中国交流，交往中汉语也练习得非常流利，她熟悉细菌战和毒气战，并策划了此次项目。
但遗憾的是，她由于其他的原因未能参加调查。此外，相马一成先生是调查山西毒气战的先驱者，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就在山西大学孙凤翔教授的指引下进入了太行山区，他之前的采访记录为我们制定当地调查计划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第二次调查时，相马先生与我们同行，我们委托他去山西省南端单独调查，那些偏远地方我们难以成行，并委托他为我们收集口述资料。此外，与前面提到的孙教授和相马先生同行的还有山西省国际旅行社的黄玉雄先生，他在我们两次实地调查时担任向导和翻译，为我们收集资料提供很多帮助。向以上诸位表示感谢。
第一次调查时，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步平先生，以及学院的学者们与我们同行，他们在中国文献收集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20世纪90年代初，步平先生即开始着手旧日军遗留毒气弹问题的研究，在1995年写成《日本侵华与毒气武器》（山边、宫崎监译）。步平先生是中国受害者访问调查的先驱，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很深，在日本文献研究方面也有很深造诣，是中国毒气研究第一人。
太原外国语学校日语教师郭志勤先生花费两年时间，对采访对象的访谈录像进行文字化和翻译，资料中寄托着郭先生长时间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口述记录、照片整理，以及庞大的数字表格加起来有300多页，开始是中期报告书，后来成为本书编辑的原型，对致力于该工作的相马荣子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最后，向接纳单调乏味的报告文稿，并为此进行非常烦琐的编辑工作的大月书店致以诚挚的谢意。
译者序
张泓明
科技帮助人们合理改造世界。如何控制、利用，为人类创造福祉则成为一个严肃且沉重的问题，如果控制不当，亦或如潘多拉魔盒一般，给人类带来难以想象的深刻灾难。
化学毒气武器则正是这段话最好的注脚。1997年4月29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正式生效。其目标和宗旨是彻底消除化学武器危害，使化学领域的成就完全用于造福人类。这一公约的签订实施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特殊意义，与其相提并论的还有原子武器和生物武器，国际上并称为ABC，即原子武器（核武器，包括放射性武器atomic weapon）、细菌武器或生物武器（bacteriological weapon / biological weapon）和化学武器（chemical weapon）
人工制造的毒气是19世纪人类创造品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早被德军投入对英法联军的大规模作战，随后交战双方纷纷效仿，见证了人类这一段疯狂的历史。鉴于毒气的巨大杀伤力和无与伦比的反人类行径，一战后各国同意签署协定放弃这一武器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1925年，经过国际社会努力，达成了《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和其它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即《日内瓦议定书》）。然而议定书先天不足，未能有效禁止化学武器的生产和储存，致使所有缔约国均有权保存化学武器，其中不少缔约国还宣布保留进行报复性使用和非缔约国使用的权利，由此导致化学武器禁而不止的局面。表面上缔结的国际协定也不过成为列强们相互制衡的手段。随后的历史里，毒气转而成为毒气研发制造使用国对落后国的有效攻击手段，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以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中都反映出了这一变化。
后起之秀的日本，为了满足其对外扩张的野心，一战后反而加速投入研发生物、化学武器。日本国土狭窄、资源稀缺，使得日本在生化武器上寄托了巨大希望，期望通过这种手段逆袭，一举夺得战争中的主动权。生物细菌武器最早在陆军对苏作战中使用，而化学毒气武器的假想敌也主要设定为前苏联。
一切活动都在秘密进行。1937年8月，陆军在齐齐哈尔设立关东军技术部，并在部内设置了化学武器班。化学武器班于1939年8月升级为关东军化学部（满洲第516部队），对外以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二部（第六陆军技术研究院）驻外部门的身份进行活动。该机构还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满洲731部队）一起进行了化学武器的人体试验。为了掩盖这一秘密，毒气制剂的主要制造地广岛县大久野岛长期从地图上抹去，训练实施毒气战作战的陆军习志野学校也作为战争中日本的最高机密秘而不宣。
日军之所以利用山西进行毒气战实战实验和训练，是由于山西地势偏僻、山谷沟壑众多，同时还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在此使用毒气，一方面容易对八路军作战取得巨大优势，同时不容易留下使用痕迹，这也是日军大本营和陆军参谋本部发布的毒气使用指令中经常强调的内容。
在随后的抗战中，毒气成为日军攻击抗日军民经常使用的有效武器。日军利用毒气开发出一系列作战战术，如两军对垒时使用、被围困突围时使用、撤退时使用、扫荡时使用。毒气使用方法也发展为将毒气制剂装入炮弹发射、用飞机抛洒、使用发烟筒等多种有效手段。毒气的使用对象除正面战场中的国民党军队和敌后战场的共产党军队外，甚至针对根据地附近的平民使用。日军使用毒气已司空见惯，丧心病狂，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伤害。
国民党军队在遭受毒气攻击之下仓促进行防毒动员，但防毒装备落后，以至于日军还针对国军落后装备部署了具体战术；而共产党军队只能以游击战术与日军进行周旋，并为根据地防护提供有限的协助；根据地居民面临的情形更加窘迫，由于欠缺有效的毒气知识，群众一方面运用土办法，用尿、火药、中药来应对毒气造成的伤害，而更多的情况只能是无奈的忍耐。甚至在半个世纪之后，很多群众对于当年造成身体伤害的原因依然语焉不详，不能有效识别伤害来源。群众们面对前来调查的日本学者，三光政策与毒气受害经历夹杂在一起，将多年的压抑和愤懑之情倾泻而出。
战争结束时，由于意识到毒气武器违反国际法，日军各战斗部队在长官指令下将毒气掩埋，或埋于地下、或投入河中，实在来不及隐藏的，则与普通兵器一起被受降部队所接收。
这种藏匿遗弃行为，明显违背了波茨坦宣言中的武器上缴义务，但日军无视这种约定，相反则是尽力隐藏毒气生产、使用等信息，销毁相关资料。这种自欺欺人的作法一方面掩盖危险，模糊世人视线，同时也由于这种行为，加大了彻底销毁毒气残留，纠正错误的难度。
战后，日本曾经装备、使用过毒气武器的事宜被陆续挖掘，最初是士兵们的零星回忆、以及参与制造毒气工人们的口述，再后来，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先生从美国发掘出官方档案，最终证明毒气战是一项有目的、有组织的活动。同时，日本国内也陆续发生数起因日军遗留化武造成的伤害，神奈川县寒川、平塚，茨城县的神栖等地都发现疑似日军遗留化武，并造成当地居民数十人损伤。在中国吉林敦化、齐齐哈尔等地，遗留化武也给当地居民造成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困扰。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1999年中日两国《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的规定，日本政府对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武负全部责任。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遗弃化武处理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进程仍严重滞后，大量已发现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亟待安全处理。
毒气武器的伤害对象，很多是伤害难以恢复的普通无辜群众，且并未得到应有的道歉与补偿。正如日本学者在书中所述，历史遗留问题未解决的背景下，日方任何试图寻求中日理解的诉求与举动都是徒劳。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日本对华赔偿事宜暂被搁置，民间索赔行动也由于日方的各种借口推诿收效甚微，人们期待中的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也在厚重的历史问题下举步维艰。
・原文刊于《毒气战：日军在华暴行调查》。
・感谢译者及刊物授权转载。
・图片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粟屋宪太郎（1944—2019），日本立教大学名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教授、学术顾问。他被称为日本东京审判研究第一人，在近40年的研究生涯里出版了6本专著、2本合著，编写了16本相关学术书籍，是迄今为止东京审判研究领域成果最丰富的学者。
译者简介
张泓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研究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研究、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研究、地方社会国际化研究。
不跪编辑
夏生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