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京植丨“少数族群”还是“国民”——在日朝鲜人的行进之路

当我们谈论“少数族群”时，常常落入一种隐形的权力结构，即定义他者的，往往自居普遍与权威。徐京植的这篇长文，正是对这类简化叙事的警惕与突破。在日朝鲜人这一日本殖民历史的产物，其身份始终在“国民”与“族裔”的夹缝中晃动，却难以被任何现成概念安稳收容。

作者指出，问题的核心并非如何归类，而在于“自己定义的权利”。当学者与主流话语将“民族自决”视为天真的幻想、将“帝国”美化为超越民族的存在时，历史的伤疤与现实的差别却被轻轻掩盖。在日朝鲜人承受的，不仅是国籍栏的纠结，更是殖民记忆的延续、南北分裂的阴影、日本社会若即若离的接纳与排斥，这些交织的“下部构造”，塑造了他们流动而多重的主体性。文章超越“回国还是定居”的二元困境，提出“横跨国境生活圈”的可能。在日朝鲜人既是日本社会的定居者，也是半岛历史的延伸。他们的存在本身，即是对单一民族国家神话的持续诘问。徐京植不提供轻巧的答案，而是将问题置于殖民清算、跨国正义与人性解放的复杂脉络中，邀请读者直面一种未被充分言说的现实，一种在民族国家的秩序之外，人的归属能否在张力中获得新的形状的困境。

此文写于二十世纪末，但其中关于身份政治、定义权与历史责任的思考，依然刺痛着当下的东亚。在民族主义情绪再度升腾的今天，我们或许更需要这样的视角，一种不被概念绑架，从具体的人出发，在断裂处寻找联结的可能。

前言 ‍

题目是“少数族群”还是“国民”，可并不想采取把“少数族裔”和“国民”概念两元对立后，再把在日朝鲜人硬塞入其中之一去的通常做法。而想摆脱概念的束缚，从在日朝鲜人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构筑新的理论框架。这个报告可以说是问题的导入部分。

其实，我对以“日本的‘少数族群’”为标题作报告有抵触感。也就是对到底是谁、对谁、从什么地方“定义”的问题，即对“自己定义的权利”怀有抵触。

社会学者郑暎惠这样说过，“‘单方向地对他者进行分类•实施约束’的行为，无形中使分类方处在‘普遍’‘权威’‘正当’的位置上，并握有权力。（中略）将此差别公之于众，耐心细致阐述差别的内容，消除‘多数群体’视而不见的‘无知’，被误认为本来就是被差别一方‘少数族裔’的作用。”（《超越主体性》岩波讲座•现代社会学15《差别和共生的社会学》1996年）

我对此论述抱有共鸣的同时，进一步主张开头提及的“自己定义的权利”。定义自己为何物的权利若是拱手交给多数派、学者和权威的话，等于向“知的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

与此相关，最近我对“帝国再现”论在日本学术界现身一事非常忧虑。这并不仅指原来的超级保守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以及标榜“自由主义史观”的日本版历史修正派。

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懵懂地过度信奉民族自决理念和意识形态、国民国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尚难勾画出新的国际环境以及有关新秩序蓝图的时代。（中略）在这个意义上，倒正是反省（帝国的）经验和试验性错误的意义所在。

这是最近刊行的《何谓帝国》（岩波书店，1997年）里，山内昌之撰写的《结尾 帝国再现》一节中的内容。这样的叙述口吻无疑将说话者自身置于“普遍”“权威”“有序”位置，并把挣脱“帝国”桎梏、建立自己当家作主国家的人们定义为懵懂的“蛮族”。复杂多样的“民族纷争”都有各自固有的历史脉络，务必尊重当事人的主动性加以解决。我对通常把“民族自觉的理念”视为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破坏者的解释，深感担忧。

日本历史学家，专攻中东与伊斯兰地区研究及国际关系史。1993年获东京大学学术博士学位。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武藏野大学国际综合研究所特任教授、穆罕默德五世大学特聘客座教授，并担任富士通未来研究中心特别顾问。

山内在和大泽真幸对谈时说，“一说起帝国，就会立刻想到与之相应的支配阶级和支配民族、民族和阶级。其实并不尽然。帝国具有超越上述意味的功能。在日本可以这样说。批判大日本帝国合并朝鲜的问题也应该这样讨论。”（《世界帝国和民族幻想》，《大航海》第15号，新书馆，1997年4月）

日本社会学家，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京都大学教授。其研究融合数理社会学与理论社会学，聚焦于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分析，核心方向涵盖身体、媒体、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及自由理论等议题。代表著作包括『身体の比較社会学』、『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由来』及『自由という牢獄』等，曾获每日出版文化赏与河合隼雄学芸赏。他以多学科视角持续批判性审视当代社会诸相。

所谓“这样讨论”是指什么？是想将其从对帝国支配的根本性批判中分离出来吗？仅找出貌似有用的“功能”后取下拆除吗？

这里的“功能”指“超越了帝国具有的民族性、某种能力本位主义、或是业绩主义”（山内）。但是，支配民族只要对自身有益就盗用一部分被支配民族的“功能”，这不仅无法超越差别构造，反而巧妙地将其支配“功能”化了。

在大日本帝国支配下的“少数民族”朝鲜人到底处于什么地位，似乎不必再详述了。仅举一例，朝鲜总督府信息课于1944年4月刊行的《新朝鲜》中有这样的记述。（风涛社复刻版，1982年）

身心形神具渐以皇国臣民自居的意识增强，心无旁顾建立道义朝鲜。2,800万朝鲜同胞的奋进正是我帝国推进大东亚建设的巨大力量。是率东亚10亿民众的日本1亿人口的4分之1，协同大和民族今后逐渐成为中坚，分担光荣的资格和使命。但是朝鲜同胞应该铭记，光荣的资格和地位绝不是一日之内就能够赋予全体的廉价物。（中略）2,800万朝鲜同胞何时归同大和民族，一言以概之，就是朝鲜同胞自身完全成为皇国臣民之时。而今是最佳时机。也是如何把大东亚战争进行到底，怎样把一切奉献给君主国的试金石。‍

如此所述，帝国的“能力本位主义”和“业绩主义”作为支配系统的一环，是民族差别整体构造的前提。大日本帝国对外通过“日本国籍”把朝鲜人束缚在“日本臣民”的位置上，对内通过“朝鲜户口”贯彻内地日本人，即不同于“大和民族”的政策。小熊英二把这种狡诈的规范和排斥系统，确切地称为“所谓‘日本人’牢狱”。（《情况》1997年4月号）

冷战体制终结后，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举解决世界各地频发“民族纷争”的妙药。但是，各个不同的“纷争”务必在各自的条件和语境中考察。并且，辨明纷争的缘由及寻求克服的工作，更要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权。虽然通常，都会批评将“民族自决理念和意识形态”视为世界和平和国际秩序破坏者的解释，但我还是深感担忧。

围绕着在日朝鲜人的诸多问题，旧宗主国民的日本人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在，都是当事者。仅此一点，要求对敏感的“发言位置的政治学”（冈真理）问题进行阐述。

日本阿拉伯文学研究者、思想研究者，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专业，曾任京都大学教授，现为早稻田大学教授。其研究以现代阿拉伯文学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思想为基点，着力于从普遍性思想课题的视角考察巴勒斯坦问题。核心学术方向聚焦于文学对战争与苦难的表征与超越、媒体图像的符号化批判，以及文学在唤起人类同情和想象方面的伦理功能。在学术立场上，她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政策指认为“种族隔离”与“种族灭绝”，并通过学术写作与社会活动持续展开批判。主要学术专著包括『記憶 / 物語』（岩波書店，2000年）、『アラブ、祈りとしての文学』（みすず書房，2008年）及『ガザとは何か：パレスチナを知るための緊急講義』（大和書房，2023年）等，并译介了爱德华·萨义德『イスラム報道』等重要著作。此外，她主持“无国界朗读者”集体，积极介入公众知识传播，在学术工作与社会实践之间构建了具有鲜明介入性的批判路径。

一、在日朝鲜人的现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承认战败，压倒多数的朝鲜人摆脱“‘日本人’牢狱”，获得解放。他们倍感欢喜，建立独立国家、翻身作主人的夙愿再正当不过。但是，朝鲜半岛被分为南北两地，出现了韩国白乐晴所谓的“分断体制”。毋庸重述，这种分断大大限制、甚至扭曲了朝鲜人的建国志向。

我将“在日朝鲜人”界定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统治及支配下的历史产物。指在旧宗主国日本居住的朝鲜人及其子孙。”在日朝鲜人①不同于“少数民族”，是有“本国”的“定居外国人”、②不同于“移民及其子孙”，其定居地一定是旧宗主国。为明确这两点我又作了如下规定。附加内容是，在日朝鲜人③本国被分割为南北两段、④本国（特别是“北”）和日本也被分割着。横竖都是分割着的，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分界线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1 |逐渐消逝（？）的在日朝鲜人——其生活和意识

1995年末，在日本登记的“外国人”有136,231人，其中“韩国·朝鲜”籍有666,376人（48.9%）。进入90年代，归化日本国籍的“韩国·朝鲜”籍大增，95年首次突破一年1万人大关。从1952年开始实施归化制度以来迄今归化总人数大约为20万。特别是1985年日本国籍法修改了父母两系主义，“韩国·朝鲜”籍父亲和日本人母亲的孩子取得日本国籍。这样一来，“韩国·朝鲜”籍人口以每年5,500人的速度减少（金敬得《在日朝鲜人的主体性和法律地位》明石书店，1995年）。据推测，10年以后的“韩国·朝鲜”籍者将降至484,300人，20年后减少到306,000人。

“韩国·朝鲜”籍减少的倾向已是不争的事实。要注意的是，此倾向也影响着日本和本国政治、社会状况的今后变化。再换一种语境设想，一旦最后的“韩国·朝鲜”籍人死去，“在日朝鲜人”能否在日本社会继续生存？因为，“在日朝鲜人”与近代日本出生秘密有关、是日本这个“国民”自身的投影。故此，只要日本“国民”不最终解体，“在日朝鲜人”即使内部发生多大变化，依然会不断创出、自生繁衍下去。

有关在日朝鲜人生活状况和其意识的调查成果并不充足。因而，不得不在留有各种余地、被极度限制了的调查基础上，争论揣测不定的议题。在此，想简单介绍两项最近进行的调查。

首先是在日高丽劳动者联盟1991年以东京大阪神户为中心做的就业实际情况调查（《在日朝鲜人就业实态调查—以大阪为中心》新干社，1992年）。对符合就业年龄的2,000人进行了问卷调查。365人回答。“自营”和“被雇用”的比率大体四六开，而85年大阪府的国情调查，“自营”比率为13.7%，由此可见自营业的比率相当高。是否遭受过就业歧视的回答，“有”为40%。就业人中，“经人介绍”的占55.6%，学校介绍就职的不过14.9%。而且约一半在在日朝鲜人开办的企业里工作。

接下来的例子是福冈安则和金明秀二人1993年的调查（《在日韩国人青年生活和意识》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这项调查的对象是日本出生、韩国籍（不包括朝鲜籍）、18岁至30岁。对在日韩国青年会持有的名单随机抽样出1,723人，回收800份。

这项调查中，父亲的职业70%以上是小企业和自营业，一般劳动者不满20%。父辈普遍认为“日本劳动市场绝对封闭”。受调对象本人的职业，一般劳动者超过60%，“尝试改善父辈极端受压制的状况”，但值得注意的是，25%在“在日同胞企业”工作。综合两项调查发现，总体情况虽有所改善，日本社会对在日朝鲜人顽固的构造性差别依旧存在。

不过，在福冈和金的调查中，在“民族学校”接受民族教育的人不到10%，根本看不懂母语（朝鲜语）的占70%，有过民族差别经历的占40%，对过去怀有民族劣等感的占60%，日常生活中使用日本式名字的合计将近80%。“有好感”的对象中选择“日本”的超70%，选“在日同胞社会”的超50%，“韩国”的不到40%，“统一后的祖国”占20%，“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到10%。

从这样的调查结果看，可以断言，受调查者“整体倾向，对母国·祖国的爱式微。同时，对日本社会普遍持有好感。（中略）希望构建‘在肯定相互差异基础上的交流关系’为原则的‘共生关系’”。

我一方面肯定上述调查是宝贵的劳动成果，并反映了在日朝鲜人的部分现状，另一方面却怀有几个疑问。首先，在“差别”方面，存在着被差别者难以表明差别经历的问题。被差别者试图不将差别视为“差别”的心理在起作用。为什么？因为日本社会一方面承认差别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又将被差别者看作弱者和失败者，这种价值观念深植于被差别者心底。为此，被差别者用最低限的自我防卫，把受差别经历有意识地消除掉。考虑了这样的心理作用，不得不说上述社会学调查有局限性。

“有好感”的对象选择了“日本”，先不说内涵，其实任何人都对生育地或吃惯了的食物以及身边友人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这就可以说是对“日本”的好感吗？

对没有机会接受民族教育的在日朝鲜人青年来说，“本国”的印象一般和日本青年一样茫然、甚至是错误的。不考虑束缚他们的现实诸条件，就断定“对母国·祖国的爱式微。同时，对日本社会普遍持有好感”，将在日本国家框架内在日朝鲜人作为少数族群的存在描述为必然且“自然”的事情，不免过于简单化了。

在日朝鲜人为什么抱有“我们”的意识，并持续再生着呢？可以认为至少下述诸因素在交错作用着。

①历史的长期阴影。②片断化却残存着的“文化”。③本国（韩国·北朝鲜）的交流。④本国的制约。⑤来自居住国（日本）的同化压力和排除压力。⑥本国和居住国关系（即日韩关系、日朝关系）的影响。

可以说①和②基本上是“过去”的投影。甚至我以为其投影远比一般论深长得多。

另外，③至⑥的主要原因正是同时代的诸要因。现在这个瞬间其实无时不刻不制约着在日朝鲜人的生活和意识。但是，很多场合的很多论说只着眼①和②，轻视甚至无视③至⑥。这样一来，在日本一国框架内研究在日朝鲜人的思维定式与“在日朝鲜人=少数族群”论有共同之处。

举一例说明。山内昌之在《帝国的终结论》（新潮社，1996年）中，借用福冈安则的“从‘日本人’到‘非日本人’的类型构造”，声称在第6类“未接受民族教育的‘在日韩国·朝鲜人’的年轻人”中，“不再一味强调与日本人的对立和被害意识，探索新共生原理的世代开始登场。”难道是说，在日朝鲜人接受“民族教育”学习本民族语言和历史，导致与日本人的对立并产生受害者意识，才没有寻求“共生”的吗。不能不说这是令人惊诧的自民族中心主义“共生论”。

山内引用竹田青嗣的发言进一步自圆其说。

以自身是在日朝鲜人为思想出发点的竹田青嗣发言，有关国际化时代民族和文化共存样态的观点基本正确。“尼采曾说过，受虐后人们的思想容易转向嫉妒和怨恨。这同样适用于在日朝鲜人的思想。支配自己的日本人是坏的、强悍的。但是，因而就可以反过来说我们是正确的、朝鲜民族是伟大的吗？我觉得，认为日本民族伟大和朝鲜民族伟大的想法都是糊涂的。”（《社会批判的根据》，《每日新闻》1994年2月3日晚刊）‍

那该怎么办？在日朝鲜人拘泥于“过去”、因幼稚自恋而自视伟大，还会继续不断产生憎恶日本人的嫉妒感吗？“被妒愤燃烧着的朝鲜人”的表象，而今广泛流传成为刻板观念，正可以说是民族差别的反映。

在此成为问题的是，不仅不清算自己支配殖民地的“过去”，甚至不断要肯定现今日本社会、现在日本社会对在日朝鲜人的差别和压制和现在两民族间不正常的关系，这些都对在日朝鲜人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不利影响。可以说，山内的主张无视这样的“现在”，以固定在日本一国内部的“普遍”和“宿命”为默认前提，试图把少数派自我解放的要求拽入刻板僵硬“文化”门槛。在日朝鲜人要求的“文化”并不以自我目的为诉求，而是对自我尊严否定的抵抗，要求从被差别和被排斥于人间之外的现状解脱出来。

2 |错综的主体性

从殖民地被支配状态解放出来已有50多年，事实上，在日朝鲜人的主体性越来越错综复杂。一般而言，被纳粹剥夺了市民权后流放被德国同化的犹太人是一例。反之，也有明末清初以来十几代几乎丧失了原来语言和习俗、借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优待政策的光，自称“朝鲜族”的中国河北省的人们。50年代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归国运动”、60年代末开始的探访亲友、留学、就职等出于各种动机的回流韩国趋向，都可以认为由形成主体性的“下部构造”各种条件制约着。

假设本国没有被分割，在日朝鲜人和本国能够自由广泛往来和交流的话，在日本社会“民族教育”等权利有所保障，在日朝鲜人的生活和意识也许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不应该把现今在日朝鲜人自我意识的复杂性固定化、或者认为必然会流向某一个方向。而应该以在日朝鲜人为主体，努力摸索其人性解放的积极方向以及促其实现的各种必要条件变革。

二、“少数族裔”还是“国民”

有关“少数族裔”还是“国民”概念的议论虽然不计其数且兴盛不衰，却依旧不明瞭。在此，我暂且借用佐藤成基的下述定义展开论述。

日本社会学者，毕业于东京大学，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法政大学社会学部教授。其研究聚焦于民族主义、国家理论、国籍、领土争端、移民与认同等核心议题，主要学术方向涵盖比较历史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着力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剖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边界与认同政治。其研究尤其注重以德国为案例，深入分析战后领土争议与民族认同的复杂互动关系。主要学术专著包括『国民とは誰のことか——德国近现代国籍法的形成与展开』（花伝社，2023年）、『国家の社会学』（青弓社，2014年）及『ナショナル・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と領土——战后德国的东方国境论争』（新曜社，2008年）等。

‘国民’还是‘少数族群’的区别在于，前者有隶属的‘国民国家’或者与以建立国民国家为目标的‘独立运动’密切相关，后者则是在既存国民国家内部开展活动、追求利益。‍

少数族群作为19世纪国民国家相对化的动向曾被论述过。但是（中略），少数族群和国民国家的关系不仅仅是对立的，还并行甚至常常达成‘共谋’。（《国家•民族主义•少数族群》，《思想》1995年8月号）

李光一认为，从前的国民国家系统中，系统内部的居住者被两分为“市民=国民”和“外国人”。现在大规模的国际性人口移动造成形式上的市民权（即国籍）和实质性的市民权出现剥离。无法纳入这样“二元归类法”的存在、即长期滞留却未归化的外国人（denizen）很常见。国家中有①短期滞留、②长期滞留、③市民（国民）化这样3重门。“决定并管理门开或门闭的权限是国民国家系统的基本特征。”一般被赞许为尽量降低国境尝试的EC统合，在其呼声背后进行着“‘少数族群’或‘人种’为基准的市民=国民的‘再形成’”。“以社会服务为代表的诸权利在该国家被赋予‘排他性’，故国民（市民）和国家的关联再度被强化。（中略）仅依靠“国民神话的脱构造”，并不认为新型少数族群就能得以被承认、少数族群的差别•分化就能够根除。”（以上，李光一《长期滞留和国民国家》，《思想》1995年8月号）。

佐藤和李共通之处在于，少数族群概念设定在该国民国家框架内，并都认为不能过于乐观地期待少数族群自身能够超越国民国家开拓未来。

朝鲜族文学研究者，毕业于延边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延边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朝鲜文学研究所所长。其研究以朝鲜族文学与韩国现代文学为基点，核心学术方向聚焦于中国朝鲜族文学史、离散朝鲜人文学比较研究及中韩近现代文学交流史文献整理。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朝鲜族文学与苏联朝鲜人文学比较研究》，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主要学术专著包括《解放后朝鲜族小说文学研究》、《朝鲜族文学史》（合著）等，主编《中国朝鲜族文学大系（解放后篇）》（全20卷）等丛书，发表学术论文七十余篇。曾获吉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奖等。

1 |批判在日论

70年代后期，在日朝鲜人之间出现了否定“以回归本国为前提的‘祖国指向’”，主张以“在日本定居为前提的‘在日指向’”论以各种形式出现。这些论调可以统称为“在日论”。大体上将在日朝鲜人的未来像描述成“少数族群”，而不是“国民”。但是在这里，对少数族群概念本身予以批判性的探讨尚显不足。

“在日论”的大部分借用文化多元主义理论，强调日本社会中在日朝鲜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共生”。80年代后半期开始，“共生”这个词在日本被频繁使用。那时，日本企业的多国籍化进程和日本企业在海外（特别是亚洲）增加生产基地。同时，还反映了很多外国劳动力进入日本社会的时代状况。对日本资本主义本身提出了如何处理异文化间冲突和摩擦的要求。

1985年，倡导“国际化”的中曾根康弘首相发表了“国民国家扔掉侮辱、谋求荣光”的谈话，对他而言这两条路线并不矛盾。在资本和信息国际化的背景下，顺应“外压”和资本的要求，对以往单一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施以必要且最小的修正，走一条建立在多文化主义设想基础上的新国家主义之路。可以看出这与小泽一郎式的“普通国家”论一脉相通。打个比方，经历了战后40年的日本开始再度唤起有关过去“多民族帝国”的记忆。这样的“共生”虽然被市民和国家·政府频繁使用，却无异于同床异梦。战后50周年的1995年，政府操持下举行了大张旗鼓的“亚洲共生祭典”。亚洲各国却传来不过是1943年“大东亚会议”翻版的抗议之声，很有象征意义。

日本政治人物，生于东京，籍贯岩手县。1969年以27岁之龄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由此开始其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国会议员生涯。其政治轨迹复杂多变，以“政界改组者”著称：早年于自民党内隶属田中角荣派系，历任自治大臣、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自民党干事长等要职；1990年代初脱离自民党，成为导致“55年体制”崩溃、实现政权更迭的关键推手，主导或参与创建了新生党、新进党、自由党等一系列政党。2003年后融入民主党，于2006年至2009年出任党代表，领导该党在2007年参议院选举获胜并最终于2009年实现众议院大胜、夺取政权，被誉为“造王者”，但其本人始终未出任首相。2012年后因反对消费税增税法案再度退党，陆续组建或领导国民生活第一党、生活党等，最终归于立宪民主党。其政治主张以倡导“普通国家”化、强化日美同盟、对朝鲜持强硬姿态及关注民生经济为特点，一生穿梭于多个政党之间，深刻影响了日本战后政治格局的演变。

金赞汀的《在日的感动》（三五馆，1994年）也是在日朝鲜人的“共生论”之一。就此在别的地方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拙著《分段中生存—超越“在日”》影书房，1997年），故在此仅作简单表述。

金氏认为，在日朝鲜人的一世·二世抱有“无视现实、脱离在日朝鲜人生活实感、观念上的祖国志向或追随祖国”的想法，这“导致了在日朝鲜人社会未来前景不透明化，并妨碍了与日本的日本人社会共生和在日朝鲜人社会的创生。”金氏探访了在中国、美国、前苏联居住的朝鲜族，宣称各地朝鲜族“已将在移住国的定居固定化，并显现出和所在国人们摸索‘共生’的趋向”，在日朝鲜人应该向他们学习，明确归属日本社会的意识，谋求“共生”。

但是，金氏轻视了一点，日本与中国、前苏联、美利坚合众国不同，是对朝鲜实行殖民统治的旧宗主国。在日朝鲜人问题当然不同于一般的移民问题，也不同于中国、前苏联、美利坚合众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在日朝鲜人的问题本质并不是移民和宗主国社会的关系问题，也不是一国内部少数族群集团间的“共生”问题，而是如何克服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殖民地统治历史的问题。

此外，郑章渊命名了“市民社会的在日论”。郑氏将此定义为“代替‘民族’、着眼于在日社会新统合理念的‘市民’，从市民社会一员的共通立场出发，与日本人探求‘共生’。”（《“和平·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在日社会》，《季刊·青丘》24号1995年冬，青丘文化社）。其代表是文京洙的《在日朝鲜人的“国民国家”》（历史学研究会编《质询国民国家》青木书店，1994年），要旨如下。

50年代后半期起至70年代初期，日本社会的“高度成长”也造成在日朝鲜人社会的巨大变化。随着号称“所谓‘民族’集团意识可靠营养源”的“朝鲜人部落”解体，居住环境和生活水准有所改善，在日朝鲜人的意识也“新中产阶层化”，“祖国”和“民族”层面的“抽象的大义”丧失了“神通”。这样的社会变化致使在日朝鲜人“有关‘民族’的价值意义和历史感觉、价值观”解体乃至风化。于是，民族观作为在日朝鲜人老一辈“观念上”的“义务” 和新一代“市民（住民）”的历史感觉抬头。这就是“要对国民国家框架严厉质问”的内容。

像文氏这样的论调，我在其他场合进行了批判（同上，《分断中生存》），这里只做简单的要点记述。首先第一，文氏的在日论主张，“一世的民族观和祖国观”与年轻一代的“实感”不吻合。但如果不验证所谓“实感”的由来，也不对“实感”进行批判性检讨的话，不过是简单的现状追认。第二，文氏强调的“高度成长”导致在日朝鲜人社会变化的主张中，对“高度成长”的批判极少。日本社会里自立市民的稳健形成是“高度成长”的结果吗？也可以说，是因为劳动阶级对企业社会愈发包容，市民的自立性才完全崩溃吗？文氏将“高度成长”造成日本社会的变化称之为“市民革命”。但是，“市民革命”应该是可以和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相匹敌的变革，而必须解决的具体课题，如废除日本现行宪法规定的象征天皇制和妨碍基本人权保障的国籍条款（第11条），实际上还停留在最低层次的认知状态。实现之路依旧“路漫漫”。

郑章渊这样批判文氏主张，“首先要认识到，在日朝鲜人和日本人的共生不过是构造性上处于劣势的前者和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后者处在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共存”，“很多在日朝鲜人连‘公司职员’的悲哀都无法体验。”（同上论文）与文氏所说的“实感”不同，接下来介绍一下金伊佐子的文章，其描述了被琐碎家务束缚住的在日朝鲜人女性的生活。

在在日同胞自营的拖鞋、皮革、橡胶加工、铁匠等小家庭作坊里劳动的女子们被保护着吗？一天到晚，不启动机器就无法工作、谁歇了其他家人就得顶上的家庭总动员式的劳动状况，谁是雇主谁是受雇方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中略）年轻的女子目送衣着靓丽的同班同学去公司上班，在充满稀释剂和橡胶臭味的工厂，她们转动沾满油垢的旋转机器和缝纫机，深深感受到无法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公司上班的民族差别、以及不在个人工厂帮工就无法维系生计的在日劳动状况。谁会相信，只把封建家长制视为原因，并且只否定其精神根基的儒教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做法？”（《在日女性和解放运动》岩波书店日本的女权主义《解放和女权主义》）‍

2 |“本国”的要因

对“市民社会的在日论”第3条也是最重要的批判是，在规定在日朝鲜人的生的社会矛盾关系时，舍弃了“本国”要因及“本国和居住国的关系”要因。而现实中，在日朝鲜人的生极大地由包含着南和北的“本国”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要因制约着。

比如，1965年日韩条约导致在日朝鲜人社会的进一步分裂，与韩国籍者相比，朝鲜籍的人们长期（92年为止）被迫处于不平等且不安定的无权利状态。另一方面，韩国籍的人们虽然在日本生活，却被卷入韩国军政当局的管理和压迫“蛛网”，不少人受到来自军事政权的人权和财产权的威胁。这样的情形与日本的“高度成长”并行。另一个现实是，不管能否感受到“实感”，在日朝鲜人的生的条件都被约束着，迄今未变。

韩国的朴正熙政权镇压国内外反对运动，不征求在日朝鲜人意见，就签订了将日本殖民地统治责任含混化的日韩条约，这不仅无助于纠正日本社会对在日朝鲜人的偏见和差别，反而起了加剧和助长的作用。时至今日，还相当大地妨碍着在日朝鲜人赢得人性解放。

像这样朝鲜半岛的政治现实跨越了国境，根本制约着在日朝鲜人的生的条件。现在乃至今后，在日朝鲜人的命运仍继续任凭被本国和日本的政治权利肆意玩弄吗？在日朝鲜人对“本国”和“民族”寄予关心的理由，不是文氏所说的观念上的“义务”。在日朝鲜人为实现自我解放，在左右自我命运的政治决策过程中有必要以主权者身份参与解放之路的开拓。

与不断出现的此类在日论同期，韩国籍在日朝鲜人们以拜访亲友、扫墓、留学、商务活动、就职等形式大量来往于日韩之间，与本国发生着实际联系。以此为背景，70年代为数尚少的母国留学生，虽具体程度不同，但都以某种形式参与民主化斗争和统一运动，发生了一系列受到军政当局镇压的事件。徐胜就是其中一位。1972年11月，在汉城高等法院，他进行了如下法庭陈述，“正因为在日侨胞受到差别，才意识到自己是‘韩国人’。也就是说，并不是积极意义上的觉醒。自己明确了积极的民族意识，认为无论如何在日60万侨胞都要拥有幸福的未来，自己必须为其实现作出贡献。”（《狱中19年》岩波新书，1994年）

日籍韩裔法学者与人权活动家，生于日本京都，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其学术生涯与人权斗争交织：1971年在首尔大学留学期间被指控间谍罪入狱19年，狱中坚持非转向政治犯立场，1990年获释后获多田谣子反权力人权奖。曾任立命馆大学朝鲜研究中心主任、特任教授，研究聚焦东亚人权法、韩国法治政治及比较人权法。代表性著作《狱中19年》以亲身经历剖析韩国政治犯处境，编著有《现代韩国的安全保障与治安法制》等，并翻译多部韩国人权文献。其主张具有鲜明批判性，指出朝鲜学校歧视政策本质是“朝鲜压杀政策”，反对以归化作为政治同化手段，曾领导反对靖国神社参拜的“烛光行动”。徐氏三兄弟（徐俊植、徐京植）均为著名人权活动家，构成独特的在日韩人知识分子抗争谱系。

可以说徐胜的话多少代表着回到韩国经历了镇压和牢狱苦难的母国留学生们的共同心声。其数量也不可忽视。他们被“祖国指向”的“义务”论束缚，试图鲁莽冲撞吗？至少可以说，他们从在日本出生的在日朝鲜人的自我现实出发，在探索自我解放的征途上，有了那样的经历。换句话说，他们的经历也是约束在日朝鲜人的生的现实的一部分。但是，大多在日论都忽略了对这种经历的考察。至今还没有对此种经历的历史意义进行正面论述。

这里，我想起了梶村秀树在1985年论文中有下述宝贵意见。

在日朝鲜人在日本居住却否定归属日本国家的时候，其背后观念，（中略）与其说是谋求国家归属意识，不如说是作为全体的民族归属意识、希望达成包括南北和在日的与苦难斗争的民族的一体化，后者的说法更确切。（他们）并不指望强大祖国的保护，并依靠其生存。而是越来越切实感受到作为民族一员的实际存在，从而不得不产生了投身到正与苦难作斗争的祖国民众的生活中去的想法。（中略）而国家一方，则要阻碍这样的民族归属志向和创造过程中的主体参与意识。”（《定居外国人的在日朝鲜人》，《思想》1985年8月号）‍

3 |超越二者择一论

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自1955年成立以来，在日朝鲜人固守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外公民”的公开立场，在日本国内参与各种市民运动和地域运动，却被指为“干涉内政”，至今仍未改变。否认归属日本国，继续保持“外国人”身份和“定居外国人”的市民权利并不一定矛盾。朝鲜总联因无法将其纳入自身的组织理念，故常常陷入逻辑矛盾。克服僵硬的“内政干涉论”，在日朝鲜人为获得自身市民权利，应该积极斗争，在这点上我和“在日论”有同感。但是，“在日论”的问题在于，他们企图否定这样的形式逻辑的同时，自己又被束缚在“回国还是定居”“在祖国还是在日本”的两元选择框架里。

朝鲜总联还是大韩民国民团，既存的民族团体都以分裂下的朝鲜半岛南或北为前提，强调对现存“国家”的归属意识。站在在日朝鲜人的立场上，其归属意识的对象不是被分隔的哪一方“国家”，而是全体的“民族”，尽管尚未实现，他们依旧将“统一的朝鲜”视为自我解放的课题。但是，“在日论”欠缺上述视点，不仅否认对现存各“国家”的归属，甚至有否定“统一的朝鲜”课题的倾向。

虽然从既存的在日民族团体这样的小“国民”脱离出来，却还没有建立起来实现了“普遍价值”的超脱的市民空间，日本具体的国家空间仍打着象征天皇制的旗号。而且日本妄图再次向“多民族帝国”转型。“在日论”的前方，不过是形成中的多民族帝国•日本的“牢狱”。这种担忧多少有现实基础，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单一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批评，还要对吸纳了市民诸要求、发展中的“多民族帝国”意识形态抱有充分敏感。很显然，在日朝鲜人这样的存在，其自身就是对既存“国民国家框架”的严厉质询。但是，“在日论”的观点是否对限制自身发展的日本“国民国家”进行了“严厉质询”，尚存疑问。

梶村秀树指出，20世纪20年代以后，日本殖民地支配下“横跨国境”的农民阶层分裂，其结果形成了在日朝鲜人的日本和朝鲜的“横跨国境生活圈和生活意识空间”。1945年解放以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分段、日本和朝鲜半岛的隔绝状态造成了“横跨国境生活圈”的分隔结果（同上论文）。如此考虑，“因无法回国才定居下来”的简单推断，不过是“回国还是定居”的急躁两元论的延长线，可以说违反了在日朝鲜人的生活“原生态”。在日朝鲜人从其历史经纬或是普遍人权的侧面，都确保了“横跨国境的生活圈”，作为主权者（国民）与本国保持联系的同时，也要求保障作为在日定居外国人的各种权利。

日本朝鲜近现代史研究先驱，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出身，曾任神奈川大学教授。其学术生涯以颠覆传统“停滞史观”为标志，提出“内在发展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主张朝鲜李朝时期已孕育本土民族资本萌芽，而殖民统治中断了其自主发展进程。代表著作《朝鲜史：其展开》《朝鲜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开创性重构朝鲜近代化叙事，译注《东学史》《白凡逸志》则为日本学界引入重要朝鲜原生史料。作为朝鲜史研究会创始成员，他突破书斋局限，深度参与金芝河支援运动、指纹拒绝运动等社会活动，并创办现代语学塾培育在日朝鲜人研究人才。其政治立场鲜明批判日韩基本条约，指出日本资本对韩渗透实质是“分断体制的固化”，同时将李承晚政权定性为“对美屈从集团”。梶村出身学术世家（父梶村敏树为战时法学者），毕生以民本视角重写朝鲜近现代史，六卷本《著作集》被明石书店收录，成为东亚殖民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4 |“远隔民族主义论”

《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本耐迪库特•安达逊指出，虽然20世纪后半期形成了全球规模的巨大市场和交通•信息•通信手段的飞跃发展促使无国境化的迅速铺开，但是“民族主义落后于时代”。而今，“怀抱着（民族）记忆和风俗、信念和饮食习惯、音乐和性欲的人们在世界漂泊”，他们形成了新形态的民族主义，这就是“远隔民族主义”的诞生。（本耐迪库特•安达逊《远隔民族主义的出现》，《世界》1993年9月号）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见地。在民族主义并非轻易就消失这一点上，我表示赞同。但是，“记忆和风俗、信念和饮食习惯、音乐和性欲”的理由，也就是广义上的“文化”解释，我以为其实是一种“文化还原主义”。应该瞩目的并不是“文化”自身的坚固性，而应是把相隔甚远的人们集结在此“文化”根基周边，即“我们意识”“下部构造”的东西。

某一个民族集团在“本国”经历的政治现实，也以附加条件的形式制约着跨越国境、生活在他国（远隔地）的同民族集团的生存，这种情况很普遍。在日朝鲜人也如此。比如，巴勒斯坦人和库尔特人的例子，可称为经历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支配后，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与安达逊的意见相反，对他们而言，“本国”的政治现实不是想象的存在，而是在现实“居住国”约束着其生的条件。

在日朝鲜人并非因为对“想象的故乡”朝鲜半岛怀有乡愁和爱恋，反之，尽管并没有太多“想象”的归属意识，正是朝鲜半岛的政治现实对日常生活的制约，才无法把“本国”要素从自我解放的条件中排除出去。也就是说，不是出于“想象”的民族，而是“现实”的民族跨越了国境的缘故。

围绕着国际性人口移动的议论大多以接受国（居住国）“移民问题”为视角，缺少把输出国（本国）要素，或者历史的/现实的本国和居住国关系的要素纳入视野的总体性分析。安达逊也没能例外。今天再度提起这个问题，正是想站在当事者定居外国人（从本国来看就是“在外国民”）的立场上，超越少数族群还是国民的固定框架，建构新的理论框架。

结语、在日朝鲜人立场上的“国民”构想

“关于“国民国家相对化”的议论盛行已久。我认为其正确表述应该是“国民国家观念的相对化”。不管怎样，从国家主义者和日本版历史修正派合流的“日本人自豪的正史”教科书的动向看，毫无疑问应该继续将国民国家观念相对化的工作。但是，国民国家观念的相对化，政府和法院、军队和监狱武装起来的国民国家以制度形式延续，还有以联合国为首的国民国家为单位构成的国际机构。超越这样的国民国家系统展望将来，目前还看不见成型的东西。

代议制下的参政权并非唯一最高的政治参加形态，即便那样，现实中的在日朝鲜人，不要说在日本，连在本国都没有参政权，摆脱了殖民地支配半个多世纪，仍旧被排除在自身命运的政治决定过程外。（确切地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人民会议里有几位被选出来的在日朝鲜人。但选举过程并没有在日朝鲜人民众公开参与。而在韩国，虽没有从理论上剥夺在外国民被选举为国会议员的权利，但规定不永住国内的话就没有投票权。）

把“国民”视为近代国民国家政治共同体的“主权者”，在覆盖了全球的现行国民国家系统，被剥夺了主权的旧殖民地的人们确立自身“主权者”身份的要求是当然且正当的。这样的要求，并不是由于被文化本质主义的“国民”观念束缚，也不是由于盲目“信仰”“民族自决的意识形态”，而是出于旧殖民地出身的人们置身现今差别构造中的事实缘故。“民族”观念到底被否定了多少，只要现实中存在民族差别，并有被再生产了的构造，不管什么形态， “我们”的意识都不可能消失。所以必须注意这样的构造，也就是“我们”意识的“下部构造”。

一方面置身本国和居住国的两重约束下，另一方面同时被两方面向外排斥的在日朝鲜人，有必要从独自立场出发，构想自己的“国民”观念。

追记

（1）本文执笔至今，结论部分（在日朝鲜人立场上的“国民”构想）有若干重大变化。第一，1999年在韩国，制定了以改善在外同胞待遇和提高地位为目的的“关于在外同胞出入国和法律地位”法律（在外同胞法）。此法适用对象是在韩国取得稳定滞留身份、超过两年可以延期。滞留身份包括自由就业、进行房地产和金融交易时享有和本国人同等的待遇。滞留90天以上还可以加入医疗保险。

其次，阐述“定居外国人参政权”问题。1998年韩国金大中总统来日之际，与小渊惠三首相会谈时，强烈要求给予定居外国人地方参政权，同时根据互惠原则，明确宣称给予在韩国定居外国人以地方参政权。日本基本同意了此提案。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与自民党进行政策协定时将此点明确表示出来，外国人地方参政权作为现实问题快速升温。但是，自民党内部和民主党等保守在野党内的反对势力也开始活动起来，以阻止给予外国人参政权为目的，提出了只要在日朝鲜人和在日台湾人等旧殖民地出身的特别永居者提出申请，就可以取得日本国籍的法案。

此给予国籍法案看上去好像令人满意，实际上依旧贯穿着失去国籍就失去投票权的“国民主义”，对不希望取得日本国籍者是一种差别，其正当权利也受到限制，可以说等于分隔统治。假设站在反省殖民地支配的立场上，对旧殖民地出身者而言，其民族主体性不仅不能被侵害，还应保障其和日本国民享有同等的权利。给予国籍法案则企图隐蔽殖民地支配的责任。现在这个阶段，保守势力的强烈抵抗致使制定定居外国人地方参政权法处于中断状态，与之相伴的给予国籍法案也没有动静。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再次成为重要的争论焦点浮上桌面。能否摆脱日本国常年实施的“国民主义”桎梏，迈向真正开放的社会课题正摆在面前。

而在韩国正像金大总统所说的一样，给予居住了5年以上超过20岁的定居外国人以地方参政权正逐步落实。预定在2002年6月的地方选举中，让这些定居外国人参与投票。这一点上，主张相互主义的日本政府违反了日韩首脑达成的协议。

第三个大变化是2000年6月金大中大总统正式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金正日国防委员长实现了南北首脑会谈。以历史上首次会谈为契机，南北和解和和平交流得以大大促进，不必详述。不过此后，南北关系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发展。2001年美国共和党布什政权诞生，采取了对北朝鲜的强硬政策，是妨碍南北关系发展的要因。

（2）从初出版至今过了5年，下面介绍一下有关在日朝鲜人动态的最新统计。（参考；《在日外国人人口动态2001年版》民团·21世纪委员会发行）截至2000年底的外国人登记者超1686,000人，占日本总人口1.33%。91年以后的10年里，日本总人口的增长率为2.7%，外国人登记者增长率为56.8%。按国别看，增长率最快的是中国、巴西、菲律宾。

A 占日本总人口的外国人登记者比率（单位%）

B 韩国·朝鲜籍者在外国人登记者总数中的比率（单位%）

C 韩国·朝鲜籍者中特别永住者的比率（单位%）

表2韩国·朝鲜籍的归化许可数

1952年～1999年合计23万3,920人

2000年底，“韩国·朝鲜”籍者超635,000人，相比91年减少了58,000人。同期，“韩国·朝鲜”籍者占外国人登记者总数的比例从56.85%降至37.66%，大约减少了20%左右。（见上表1）“韩国·朝鲜”籍者减少的背景有晚婚化·少子化现象，还有取得日本国籍（归化）、和日本人结婚者的增加、改定国籍法等诸要因。一年间取得日本国籍者在92年超过7,000人，95年首次突破1万大关并延续至今。1952年至1999年取得日本国籍者总数为317,615人，其中“韩国·朝鲜”籍者为233,920人，占总数的73.7%。（见上表2）

“韩国·朝鲜”籍者之间结婚数量1975年跌落50%，1989年更降至20%以下。其倾向还在加强，而今约为10%。据1985年改订的国籍法，和日本人结婚出生的孩子取得双重国籍，不用办外国人登记手续。因此，1985年“韩国·朝鲜”籍者的出生数为9,363，而改订后的85年减半为4,838人。1999年，父母任何一方是“韩国·朝鲜”籍者的孩子出生数为3,128人，创历史最低。与此相反，“韩国·朝鲜”籍者的死亡数在1995年超过出生数，1999年为4,621人。（见表3）表3中的“国际结婚”大部分是和日本人结婚。“特别永住者”指1945年以前就在日本居住的人和其子孙。（2002年2月7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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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徐京植（ソ・キョンシク，1951–2023），出生于日本京都。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在日朝鲜人文学、离散（Diaspora）研究及东亚历史记忆。主要著作有『子どもの涙――ある在日朝鮮人の読書遍歴』（柏書房、1995年）、『プリーモ・レーヴィへの旅』（朝日新聞社、1999年）、『ディアスポラ紀行』（岩波新書、2005年）等。曾获日本随笔家俱乐部奖、马尔可·波罗奖。

祁景滢，日本东京大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干事和东京大学中国留学生报纸《赤门华风》主编。发表论文《中国因特网上的内容管制》( 《中国研究月报》2003 年9 月), 著书《中国因特网上的对日言论分析——理论和实证的摸索》(日本侨报社,2004)。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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