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日本的思想课题】安田敏朗 | “国语”·“日本语”·“东亚共通语”——日本帝国的语言编制试论

在日本由国民国家向帝国转变的过程中，日本语成为重要的统治工具。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帝国体制下的日本所采用的语言政策的形态及其转变，一直缺乏统合性研究。安田敏朗教授针对这种情况，尝试定义分析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基础概念，即“国语”、“日本语”和“东亚共通语”，阐明此三个概念与日本历史进程之间的密切关联性与彼此间的互相规制性，以及日帝国治下的异民族语言在这三个概念之下各自展开，构成不同的语言编制的历史过程。作者将这种语言编制分为“国民国家的语言编制”和“帝国的语言编制”，其间存在由原先的“国民国家的语言编制”（“内地”“外地”）朝“帝国的语言编制”（“大东亚共荣圈”）演变（“满洲国”的成立为其转型期）的历史轨迹。作者最后指出：日本语之所以成不了“东亚共通语”，并不完全在于军事力量的溃败，而在于其背后所暗含的国民国家的论述原理。只要“日本语”不与“国语”概念彻底划清界限，只要无法切割自恋式的“精神”优越论，“日本语”就无法共通、无法国际化。作者直接将矛头指向语言背后的国民国家论述逻辑，并暗示这种逻辑有可能对当下现实产生影响。

导 语‍

本稿旨在探讨近代日本由国民国家之诞生到殖民台湾、朝鲜，成立“满洲国”，乃至于军事占领东南亚，这段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体制逐渐成形的历史的进程中，日本语所呈现的种种样貌。

在帝国日本的形成过程中，日本语被视为统治道具之一，而擘划日本语该如何与帝国治下的其他异民族语言争夺主导权的语言政策，更是备受重视。关于语言政策方面之研究，以往被视作殖民地研究的一环，隐藏在各地域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之中。¹此外，近年，日本亦有学者着眼于日本“国语”之形成以及“国语”在殖民地中之转变。²然而截至目前为止，却没有人对帝国体制下的日本所采取之语言政策的型态，以及其转变，做一番统合性的研究。³此种语言政策研究之视点，其确立，相信在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体制形成之际，助益匪浅。因此，本稿拟尝试定义分析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几个基础概念，以为综合且统合性研究诞生前，拋砖引玉之先声。

上述之基础概念，亦即本稿标题所示之“国语”、“日本语”、“东亚共通语”三个概念。这三个基础概念与日本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且互为规制。并且，日本语与帝国治下的异民族语言，也是在三个不同的概念下，各自展开不同的关系论述，构成不同的语言编制。我们可以假设，日本帝国主义国家体制治下的各个地区，实施着不同的语言编制，也实施着不同论述原理的语言政策。换句话说，日本的语言编制可大略分为两种类型，一者为以“国语”论述原理为基础的“国民国家的语言编制”，一者为以“东亚共通语”之论述原理为基础的“帝国的语言编制”。这两种语言编制的具体论述原理留待后头详述，但如果要提纲挈领地论及其论述原理与日本帝国治下的各地域的关联的话，则或可借用Peter Duus（1992）的说法。前者可称之为“正式帝国”（formal empire）的语言编制，而后者则可称之为“非正式帝国”（informal empire）的语言编制。如此定位后，可以看出，日本帝国的语言政策可说是与时俱进，由原先的“国民国家的语言编制”（“内地”“外地”），朝“帝国的语言编制”（“大东亚共荣圈”）演变（“满洲国”的成立为其转型期）。如此一来，现阶段下，以下的假设应不至于出太大的问题：“国民国家的语言编制”的产物——“国语”，可说是“帝国的语言编制”的核心（“满洲国”成立的过程中，即可看出此一融合之轨迹）；而作为“国语”的“日本语”与作为“东亚共通语”的“日本语”，相互之间亦存在着不即不离的影响关系，并且，同样地与异民族语言相对立。而这样的语言编制的差异之产生，乃由于日本对外部的认识不同使然。也就是，随着日本对外部的认识度与接触度的变化，亦即日本帝国对外扩张的时期之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更进一步的说，这种对外部的认识，也关系到语言编制中两种不同型态的语言民族主义。关于这两种语言民族主义，我暂且将之分别称为“历时的、传统导向的语言民族主义”与“共时的、普遍性导向的语言民族主义”。这两种语言民族主义相互对峙，并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以后。

第一节 国民国家的语言编制

一 “国语”概念的形成

在近代以前，对所谓的“日本语”，只赋予了一个极为模糊的轮廓，真正重视日本语，并将其视为建设国民国家的手段之一，则要等到明治以后。

一般而言，近代国民国家，不管建国理念为何，都必须选定单一或两三种国家公用语言，并设法使其普及到住在国内的每个居民身上。这是因为，近代国民国家的组成成员，亦即所谓的“国民”，不可能遗世而独立，必须与国家存在某种关系。而这样的前提之所以能够成立，则有赖种种近代技术的出现。所谓的近代技术，系指交通、通信网的发达、报纸与出版等大众媒体的成立及其普及，以及征兵制度及教育制度等动员国民的制度之确立与普及。借由这些制度，虽能使国民国家内部拥有均质且紧密相接的空间环境，但为了使国家制度之营运更有效率，许多国家偏好采用单一并且均质的语言。如此，打造国家公用语言的主张中，通常也隐含着建设国民国家的理论，而这也是近代的语言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具体而言，不外如何选定可供推广成国家公用语的语言并将之标准化，以及如何将选定的语言普及到国家诸制度运作的对象身上）。

近代日本的语言政策的真正起始点，应该回溯到甲午战争时。当时，日本国内将培养国民、教化国民的重责大任，托付在“国语”身上。而当时的这“国语”的概念，极端敌视不同语言、方言，充满着排除异己的色彩；并且，为求普及，也希望“国语”愈简单易学愈好。

明治后半期以后的日本文部省之语言政策机构之设立，与上田万年的主张关系颇深。因此，借由追溯上田万年的议论，我们可了解日本语如何演变成为“国语”。⁴明治初期，虽说已认识到需要一统一的语言，但尚难认定整个日本为一均质的语言空间。一直要等到上田跃上历史的舞台，从那时开始，各种有利创造均质语言空间的装置（学校教育、法制、电信、军队制度等等）开始设立并普及。而在这种状况下滋生的日本语，也被回过头来要求能够有助于这些近代的诸般制度之发展。

日本语言学家。1888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1890年赴德国、法国学习语言学。1894年回国，任帝国大学教授。此后，在文科大学内设立国语研究室，历任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局长、文科大学校长，确立了日语研究作为日本语言学的现代科学，在培养年轻一代和国家语言政策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奉东京帝国大学校长加藤弘之之命前往德、法留学的上田，值此风云际会之时学成归国。由于深感日本缺乏统一整个国民国家的语言，于是在归国那一年，他做了一场名叫《国语与国家》的演讲。他在这场演讲中提到，所谓的“国语”，就像均衡流在全体国民体中的血液一般；并主张利用这股“血液”，让全体国民实际感受到身为国民的一体性。1895年出版的上田的论文集在扉页中论及，“国语为帝室的屏藩，国语为国民的慈母”，由此可窥见上田想让“国语”与国家、国民之间产生密切关联的意图。⁵然而，上田虽然提出了“国语”架构，并且认为这“国语”具备“历史性”【例如以下的发言：“像日本语一般，自开国以来便为国民纯粹口口相传沿用至今的语言，世界无处可见。”（上田〔1906：56〕）】但同时，他在“对国语的整理是否已经充分”这一自问中，自己回答了一个“否”字。他指出国语仍缺乏内在的实体（文法、表记法、标准语、文体等等），并主张改造国语的型态，以让更多的国民能简便地使用。

在这种认为代表日本国家全体的“国语”依旧血肉未实的认识下，终于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以摆脱中华文化影响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风潮中，⁶要求设置一个专事统一“国语”的国家语言政策机构的声浪，高唱入云。在历经百般波折后，文部省终于在1902年公布设置国语调查委员会（1913）⁷这个由上田主持的委员会，在“标准语”的设定以及“口语文法”的确立方面，确实贡献颇多。而身为东京帝国大学国语研究室（1897年设置）的初代主任教授的上田，亦不断地鼓励自己研究室出身的子弟兵，加入从事“国语”的建设的行列；同时，也借由这个委员会来培育语言政策的相关人才。换句话说，“国语”的国家制度化与专事“国语”研究的国家机构之设置，两者都与上田万年关系密不可分。另，在1900年的小学校令改正中，规定小学教育中设置“国语”一科，也因此，上述“国语”之架构及“历史性”，也就渐渐成为一般化之认识。

二“国语”的建设

“国语”此一概念的内在实体，实为“标准语”。“标准语”一词，据说是于1890年初次面世。而上田万年则在1895年的《帝国文学》中发表的《关于标准语》一文中，首次使用“标准语”一词。只是该文中所谓的“标准语”乃英语的“standard language”与德语的“gemeinsame Sprache”（上田1895a：14）的翻译语。由于“调查方言以便从中选定标准语”为国语调查委员会揭橥的调查方针之一，因此可知，“标准语”乃相对于“方言”的概念而言。亦即，为了选定“标准语”，不得不收集、研究“方言”并使其系统化。

上田在《关于标准语》一文中，期许“标准语”具有“较各方言正确且超绝（……），并能融合统一诸方言”之功能（Ibid.17）。进而，他提到“逐次唤起一般人之自觉心，并尽可能使真善美诸德，展现其上”（Ibid.22），认为有必要赋予“标准语”较高的价值。

虽说上田除此之外没有再多发议论，但此番提高“标准语”价值之论，恐怕也决定了日后日本关涉语言政策的各方人士对“方言”的认知。例如，上田的弟子，长期参与“国语问题”诸般政策的保科孝一⁸他在《帝国文学》的《关于方言》（保科［1898］）的连载中，认为语言的分裂等同国家的分裂，因此强力主张随着文化的进步，语言亦应迈向统一。因此，他说“应取一国之中势伟力雄且实际行使于某地之高等社会中之语言为标准语，并使国民普受感化”（Ibid.673）。他在“标准语”中加入“感化国民”这个功能。并且，他明确指出，为有效“感化”国民，应“排斥讹言卑语”（Ibid.675），“打破各地方言”（Ibid.208）。由上述论述可以得知，所谓的“方言”，其定义乃视与“标准语”之间的关系而定，自始便附属于“标准语”。

189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日本文学系。1900年在同校任讲师，1902年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京帝国大学助教授。留学后，1927年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30年任东京文理大学教授。曾任文部省日语研究委员会补助委员、国语审议会干事长等职。以国语问题为中心，倡导汉字限制和修改假名制。他还编辑了日本第一部方言集。他的主要著作有《国语学精义》、《日本口语法》、《新体国语学史》和《国语政策》。

如此，“国语”的价值在它与“方言”之间的关系中获得保障，并且由此导引出如同“国语为培养国民精神，陶冶国民品行最有力之物”（保科〔1901：1〕）般的论述。认为“方言”之中不存在着“国民精神”，“国民精神”乃存在于“国语”之中。

由此可知，在国语调查委员会设置的“国语”的制度中，试图排序“国语”与“方言”之间的顺位关系，并以“国民精神”存在于“国语”之中为由，试图将此种排序绝对化。

上述关于“国语”之论述虽然最后归结至“国民”之养成、教化方面，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国语”之建设与海外普及之间的关联。例如上田万年在1902年《国民教育与国语教育》一文中，指出国语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性。文中，他提及：

以已使用了1500年的日本语为基础，选定新式文字，并希望这语言能让人有信心勇气推广移植到支那。由此观之，国语问题不只是为了培养本国国民而已，更进一步，也大大地关系到将日本的语言推广至亚细亚大陆一事。考虑到这些，我认为必须尽快整理废除王朝时代或幕府时代的文字及语言，需尽快创造今日立宪国家国民所需要的国语。（上田〔1902：17〕）

在强调“日本语”具有1500年的“历史”以及“养成国民”的功能的同时，亦可见到其中具有“将日本的语言推广至亚细亚大陆”之野心。虽然上田的言论中并没有明确提到殖民地，⁹他的论述大多是从推广至“亚细亚大陆”这个角度切入的。但他有不少论述已明确地意识到，“国语”是支配殖民地的一项道具，也为此主张改良“国语”。例如保科孝一在1901年，论及“观看我邦国语，未经整顿之态，令人遗憾。（……）又，此未经整顿、残破之国语，何能恃之以陶冶国民品行。（……）又，欲借我邦国语，教育外国之人民，亦或教育新领地之人民，此等远大之事业，难上加难”（保科〔1901：7—8〕）。他在上述论述中，将“教育新领地之人民”与统一“方言”以教化国民，等同视之。

语言学家金泽庄三郎在日本并吞朝鲜的隔年，论及“适逢并合朝鲜此空前大业之大好时机，一并解决向来纠结难解的国语上之诸问题，以为明治的国语，立下不可动摇的基础”（金泽〔1911：23〕）。金泽主张应建立适合经营殖民地的“国语”以及“标准语”。

金泽庄三郎（1872～1967），语言学家、国语学者。金泽庄三郎在确信日语和朝鲜语是同一系的基础上重新考虑了日本文化，同时也担任了《辞林》、《广辞林》的监修。在《日韩同祖论》等著作中，金泽想要诉说什么呢？本书追溯了其足迹和观念，考察了金泽对朝鲜以及朝鲜语的想法。

而既是国语学者又是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的大规文彦，在1908年指出，“今日，日本语亦须推广至台湾朝鲜满洲及其他之地，另且外国人亦须学习日本语。是故，此时改变文字、发音并不合适”。当时为在殖民地与保护国普及日本语而有改用表音式假名之议，大规此番之议论，即系对此而发（《临时假名遣调查委员会速记录》1909年，文部省，页58）。

本名清复，通称复三郎，号复轩，日本明治时期的史地学家、国语学者。1847年12月22日生于日本江户（今东京）一学者世家。祖父大槻玄持是兰学家，父大槻磐是儒学家，兄大槻如电是汉学家。早年接受兰学教育，后创办过一所学校仙台藩校养贤堂，讲授英语、数学和兰学。曾任宫城县师范学校校长、宫城县寻常中学（今宫城县仙台第一高等学校）校长、国语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帝国学士院会员。1872年入文部省任职。1873年，大槻文彦出版了一部《琉球新志》，内附有《琉球诸岛全图》。1882年，他发表了《日语文法体系化》一文，用西方文法学（即现代文法学）的研究方法，将过去日文的理论进行了整合，并创立了日语品词的称谓。1886年起，他开始编纂4卷本的日本近代国语词典《言海》，于1889年5月15日最后审定完稿，1891年4月22日自费出版后，成为日本近代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词典。此外，还完成了修订版《大言海》的大部分。《言海》的问世既是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国家意志的具体体现，也是大槻身上所具有的和、西、汉三种学术背景以及其个人境遇的体现。为了纪念这位“日本近代辞书之父”，日本曾经发行纪念邮票。

行文至此，吸纳上述“国语”对方言及异民族语言的两股斥力，集大成之作论述，可在国语调查委员会编撰的《口语法别记》（1917）的序文（大规文彦执笔）中，一窥端倪。该篇序文中提到，“口语”的标准为“以东京受过教育之人的语言为标准，此外亦广泛斟酌收录通行全国的语言，制定规则。如此，而成本书之口语。台湾、朝鲜已纳入日本神国，欲使当地土人化做神国子民，首要之务，便在教道神国之口语。因此，口语须有一定规则可循。口语文法，为今世必要之物”，在制定“标准语”的延长线上，存在着“同化”殖民地的政治目的。

三国民国家语言编制下的殖民地

日本的“国民”语言规范意识本专为日本的“内地”而生，亦即意图利用国家语言来创造出“国民”；但在此种语言意识形成的同时，也面临到殖民地统治之问题。因此，此种既为国家的语言又为创造国民的语言之“国语”的语言观，便顺理成章地被引进殖民地之中。另外，当时正值列强之间彼此容许拥有殖民地的最后时期，而日本便是在这个时期搭上加入列强的末班列车。因而对日本的语言政策而言，殖民地这块场域，也成为上述“国语”的两股斥力交错的地方。正因如此，在殖民地里，唯有“国语”才能成为“国民精神”的屏障。使用含有国民精神的“国语”便能成为“国民”的观念，在殖民地人民之间逐渐增强¹⁰。再者，正如“方言”受“国语”压力一样，殖民地的异民族语言（亦包括“国内”的爱奴语）在“国语”的论述原理下，也备受歧视。

另，“国语”身负运作近代诸制度之重责大任，此点亦增强了“国语”论述原理之扩充力，并愈发使此种论述，带有某种说不清的自信。例如1905年1月就职（—1906）于大韩帝国学部学政参与官的币原坦（1870—1953），他在同年通过林权助公使向小村外务大臣提出“韩国教育改良案”，认为应将“普及日本语”作为韩国教育的基本方针之一。因为“为了培养（韩国）国民的知识，引进融合古今东西文化的日本开化经验，此为最便利之方法”。另外，币原更在1919年出版的《朝鲜教育论》中，提出通过日本语迈向“文明”的日本语论。他提到，“学习日本语对他们而言有莫大的利益，此点不言而喻。首先，日本语是最易学习的语言。并且，通过日本语，能轻而易举地摄得日本所开创出来的文明”（币原〔1919：358〕）。

大阪人。文学博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鹿儿岛高等中学校教授。并任朝鲜政府顾问。后回日本历任文部省视学官、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日本文部省图书馆馆长等职。1928年4月在台湾出任台北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著作有《世界小观》、《朝鲜教育论》、《女子教育》、《南岛沿革史论》等。

这样的语言意识产生出一种互为极端的对立结构。对立的一端是代表近代“文明”的“国语”；另一端则是在“野蛮脏乱尚未开化”的殖民地里所讲的语言。在这样的认识下，普及“国语”，甚而被视为一种崇高的使命；而献身于日本语普及工作，亦被视为一种自我牺牲的行为。而使“未开化”的地方“文明”化，亦是日本跻身近代国家的证明。

然而，事实上殖民地在未被殖民以前，亦曾自主地逐渐推行各种近代化制度。特别是当时的朝鲜，曾试图借由整合朝鲜语来推行近代化（李〔1987〕）。只是这样的企图，在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因上述“国语”论述原理之打压¹¹而告夭折。在上述情况下渐次形成的“国语”，在结构上，根本无从探知被迫接受的一方所承受的苦痛。

《词典》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42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抹杀朝鲜民族精神，永久统治朝鲜，在全国范围内废除朝鲜语教育，并禁止使用朝鲜语，全民尤其青少年儿童渐渐被同化。当时唯一幸存的民间组织朝鲜语协会为了保护本国的语言和文字不被国民遗忘、民族精神不被历史抛弃，遂以周时经先生没有完成的朝鲜语词典原稿为基础，发动全国民众一起参与，进行了完善和编撰，力求恢复本国语言和文字，将朝鲜民族的语言共同体精神保留下来。在这一年，京城发生了拘留33人、被拷问致死2人的词典学会案件。

四 与“国语”有关的两种民族主义

上文中曾经提到过，甲午战争结束以后，日本各界强烈要求设定一个国家机关，擘划一个统一的“国语”。为此目的设置的国语调查委员会，立时打出废止汉字的方针；而日本文部省也在1900年发表的小学校令改正中，规定字音假名（标记汉字读音之假名）限用表音表记（称为棒引假名遣）。并且，为求教育上的便利，更打算将表音表记推广至国语假名遣（和语与训读）上，而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际，向国语调查委员会及高等教育会议提出“国语假名改定案”之提案。此一连串的动作，立刻引来赞成与反对的不同声浪。

而须注意的是，此时不管是赞成者或反对者，都是在视“国语”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展开议论的。亦即，双方的议论焦点不再集中在“国语”到底存在不存在上，而是将焦点转移到所谓的“国语”的内在实际内容上。

上田在1894年《国语与国家》演讲中，感叹“悲哉，吾国日本语，尚未得到应有之款待”。他感叹的状况在这时虽已消融，“国语”也获得应有之“款待”，但在日俄战争后，产生了一种“大国”心态，“国语”的“传统性”被视为与“国运之消长”紧密相连。也因此，批判文部省、国语调查委员会的决策之声浪，亦日益高涨。

上述不同立场的议论，其实可区分成两种以“国语”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论述。这两种关于“国语”的民族主义论述，可借由分析上记咨询案的舆论反应调查报告书《对明治三十八年假名使用改定案之舆论调查报告》（1906年9月，以下简称为《调查报告》）中所载的资料，更为鲜明地浮现。

两种民族主义论述中的一种，旨在追求同时代的普遍性与效率，我们可称之为共时性之民族主义论述。这一派认为传统的日本假名（历史假名遣）与日本语实际的发音已产生严重的脱节，早已沦为特定的专家始能解读之符号，不适用于一般大众之义务教育。因此主张重视表记法之大众性，希望设计一种能让在义务教育中受教育的一般大众更为简便学习的假名表记。举例来说，文部省取得的各府县对于咨询案的反应调查中显示，全日本59间师范学校中，完全反对的只有两间，赞成或有条件赞成的则有51间（《调查报告》8—9；《官报》1905.8.9）。就算考虑到师范学校隶属文部省管辖这一点，我们仍可以借此指出，教育界实际具有强烈寻求普遍、效率的导向。知识分子在杂志或报纸上对于咨询案的讨论，赞成与反对各半¹²；与此相较，假名表音化的必要性，或许教育现场下的人感受特别强烈。

另一种论述则强调“国语”与“传统”的关联，我们可称之为历时性之民族主义论述。此派拥护者认为，废止传统的历史假名遣，亦即意味着人们将逐渐疏远历史上的人名及地名，亦无法区别天皇的名字。到最后，可能连古书古文都看不懂。因此，为了保持“国语”的醇正，他们主张不可轻毀源远流长的优美“国语”。

前一种民族主义论述的拥护者，有上田万年及其门下弟子，及许多教育工作者。而后一种民族主义论述，最具代表性的团体，则有1905年3月结社的国语会。该会会长由东久世通禧伯爵担任，主要成员则为井上赖圀等国学者。国语会成立是年6月，发表了一篇意见书，该意见书中批评文部省的改定案“破坏一国历史，僭乱语言，甚或殃及国运之消长，其祸不可计”。更表示：

国语之独立即为一国独立之明证。对外，国语为一民族之标识；对内，国语则能巩固同胞一体的公义感。国语之消长关系到国运之盛衰；国语之正讹影响到名教之兴灭。吾国国体与国语俱皆完美无缺，未曾受过外来侵犯。（《调查报告》10—11）

然而，上述国语会的主张与上田万年的“国语”观，其实并无二致。亦即，双方在一个国家一种国语的认知上是一致的。但，上田虽也曾说过，“我大日本帝国之国语为表彰自皇祖皇宗以来我国国民思想之物”（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广兴国语研究室之议，1895《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八卷，风间书房，1975年收录。），但他却不认为“吾国国体与国语俱皆金瓯无欠”。他认为“国语”为尚未完成的“国民的语言”，因此需要多方的“琢磨”（引自《国语与国家》）。并且，上田仅赞成在初等教育里推行假名简易化的做法，并不赞成将简化的假名推广至中等教育以上。这说明了在他心目中，“国语”的型态并非只有一种。上田在1905年为了响应国语会而做了一场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国语不论是以假名书写，以罗马字书写，亦或是以速记文字书写，国语便是国语”（上田〔1905：14—15〕）。

在距今仅100多年前的明治时代，还没有”日本语”。甚至有人认真地讨论：如果没有全国通用的语言，干脆把英语作为通用语算了。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言文一致”的新尝试。二叶亭四迷参考了落语的速记，写出了《浮云》，漱石写出了全新的日语小说《我是猫》……而在这些努力的背后，有一个叫上田万年的男人。在首次将近代语言学引入日本的同时，通过标准语的制定和假名使用的统一等，上田对“近代日语”的成立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上田的一生始于明治时代，同年出生的还有夏目漱石、正冈子规、幸田露伴、尾崎红叶等人，弟子有编纂《广辞苑》的新村出和桥本进吉，他们都是想用语言创建国家的男人。本书讲述了上田万年及其时代，讲述了一群为了用语言创建国家而奔走于明治时代的男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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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国语会的成员则认为“国语”只有一种型态，而且这种型态早已完成，具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国语会认为文部省的改定案是“本末倒置，将两千余年的历史尽化成灰烬”，“企图毀坏无欠之金瓯，陷国语于万劫不复之地”。总而言之，最重要的是，“国语”具有“两千年的历史”，并与国体一样“金瓯无欠”。因而，“国语”等同“国体”，不允许一点的更动。因此，对追求义务教育普遍性之主张，国语会认为，“为求儿童教育上之便宜行事，因而主张更改国语，未免太过轻蔑国语，且囿于一派教育学说之偏见。仅以学习现时之发音、语言为满足，又未免太过不解国语之真价”，彻底地批判；并认为上田所提倡的文字与发音一致的主张，不过是“一派语言学家的臆想”。这样的主张，主要刊载于报纸《日本》以及《国学院杂志》上。

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在“国语”的机能与架构上有着共通的基础，但却又相互对立的民族主义论述。根基于共时性的民族主义论述，其立论根据不仅只为推广义务教育。正如先前引用过的大规文彦的发言，“今日，日本语亦须推广至台湾朝鲜满洲及其他之地”，采用表音化表记，普及日本语到殖民地、中国大陆，亦被纳入共时性论述之内。因而，这个主张和稍后即将论及的“东亚共通语”的主张，日后越行越近。

尽管大规等人在大规发表上述主张的场所，亦即为因应《国语假名用法改定案》而设立的临时假名遣调查委员会（1908）中，努力运作，但历时性民族主义论述的势力依旧庞大，初等教育的假名使用法，在不久之后字音、国语假名表记全变回之前的传统旧假名（1900年以前的传统的假名用法）。这也使得全力推行“国语”制度化的上田万年，辞去国语调查委员会主任一职，离开由他一手创立的制度。但其后仍继续出任教科用图书调查委员会委员（1909—1912）与临时国语调查委员、会长（1921—1934）等职务。

第二节帝国的语言编制

一“东亚共通语”之概念与“日本语”¹³

如上所述，“国语”的形成，乃基于经营日本国内以及殖民地上的需要；而与此同时，“国语”也逐渐扮演起“东亚共通语”此一东亚的共通语言的角色起来。此一角色之所以能顺理成章地与“国语”重叠，完全脱胎于上田万年等人当初在日本国内积极提倡“改良国语”的论调。上田在1895年即已提出日本语必须在学术、商业方面成为“东亚全体的普通话”的说法，他认为只要能在国内整合出简单便利的日本语﹐便能将这样的日本语直接在中国大陆普及（上田〔1895b〕）。此后，上田对日本语的认识逐渐转变成使中国人认同日本的“共通语”（参照安田〔1995b〕）。

然而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国语”是为了普及至殖民地以及成为日本内地的基准等实际上的需要而形成，并在实际上发挥着“国语”的功能。相较起来，虽然“东亚共通语”的概念非常早就形成，但在形成之初却没有具体实现的迫切性，一直等到1930年代，才真正有需要推行“东亚共通语”。并且到了1940年构筑“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出现以后，“东亚共通语”这个名称才频繁地出现。

在1940年代“东亚共通语”这个名称普遍化前，真正继承上田万年的“东亚共通语”意识形态，并逐渐生肌长肉具体成形的，是“日本语”这个概念。不用说，殖民地语言政策在正式切换成“国语”教育以前，及在满铁附属地等地，针对非日本语母语者所实施的语言教育，在性质上可视为“日本语教育”。但考虑到实施规模的大小，及与“内地”“国语”的关联，所谓的“日本语教育”之真正得以实践，必须等到1932年的“满洲国建国”以及侵略华北以后。在这之后，“共通语”这个概念才在知识分子阶层与日本语教师之间普遍开来；也因此，日本军事占领东南亚时，日本语才能在毫无异论的状况下被视为具有“大东亚共荣圈的共通语”之机能。换句话说，“东亚共通语”为用，而“日本语”则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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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亚共通语”“日本语”之导向

在这样的时代进程里，“国语”中存在有“国民精神”的这种认识，在日本帝国占领地中，摇身一变为“日本语”中存在有“日本精神”的认知方式。日本统治当局在殖民地推行“国语”教育时，大肆宣扬“国语”栖宿有“国民精神”的观念。而同时，传授“日本精神”亦被视作“日本语”教育的目的之一。¹⁴然而，正如文部省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所指称的，“日本精神近来频频为人论及”，但“所谓的日本精神，究竟意味何物，至今仍未有明确之答案”（川合〔1935：1〕），其真正涵义，犹如一团迷雾¹⁵。

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战前设置于东京市品川区上大崎，直属文部省，简称“精研”。是一个教育机构，其指导原则是 "使皇国教学指导者的信仰和识见更加成熟"。战后，作为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被GHQ解散，其讲师被开除公职。其主要发行的刊物是《国民精神文化文献》。

另外，企图在语言学习中让学习者不知不觉受到“日本精神”感化的“意图”，在披上“东亚共通语”的外衣，逐渐被具体实行时，也正是东南亚自发性的民族运动勃发的时期。也因此，“东亚共通语”的论述理论中，不仅看不到国民国家的语言编制下排除异种语言的论述，反而极力讴歌对“现地语”之“尊重”。

关于这一点，在大东亚建设审议会的第二部会石井（1994）的著作中，对第二部会的内容做了一番检讨，并简明地整理了日本占领东南亚时期在当地所推行日本语普及政策。（文教部会）的答辩（1942年5月21日综合决定“大东亚建设之文教政策答辩”）中，可看到最好的例证。该篇答辩中，除表示“尽可能尊重现地固有语言，并拟定普及日本语为东亚共通语的政策。同时尽速废除欧美语言”¹⁶外；语言学家一般也主张，“语言实为民族或者说种族的精神上之血液，故只要民族、种族存在的一天，其语言亦存在。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尊重民族语言与种族语言。不仅如此，我国还需更进一步，研究这些民族语言与种族语言，并且视需要制定善加活用之方法”（吉田〔1942〕）。并且，亦可看到下述乍看之下十分合理的论调：“以前欧美人在东亚南洋各地，不管是统治上或商业上，无不强调自我本位。这也是所谓的‘榨取’之由来。在语言上，他们也犯了同样的过错。不知强制压迫当地语言，实为不智之举。我们绝对不可重蹈覆辙，只要当地人民发自内心对日本心悦臣服之时，日本语便能普及渗透到各地。为达成此目的，日本人先行学习他们的语言，不失为一种好方法。”（神保〔1942〕）

这些务实又现实的主张，让我们看到了帝国的语言编制“宽容”地包容异民族、语言。但是我们不可忘记，在这背后隐藏着普及内涵“日本精神”的“日本语”之目的。正如吉田所提到的，此乃欲“通过日本语本身来传达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精神。虽说运用各地固有的语言，亦不失为传授日本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但绝非最后的方法。日本民族的灵魂，栖宿在日本语当中。要如实传达此灵魂，除了发自内心以心传心之外，运用日本语本身来进行是最切实可行的做法”（吉田〔1942〕）。

同样地，海军省调查课所发的《大东亚共荣圈论》（1942年9月1日）¹⁷之公文中，也提到了“语言政策，关系到民族意识之统一，为一极重要之政策”，“首要之计，在复苏或是创造各民族的国语”；但是此种“文化政策”的根本方针，还是在于“尽可能尊重各民族的特性，使令自立自强，并渐次领会日本民族精神文化的优越性”。在此方针之下，我们可以窥见帝国的语言编制的“意图”与“东亚共通语”之导向。

三帝国语言编制下的各地域：“满洲国”的成立

在殖民地，合理化推行“国语”的理由，不外运用前述“国语”论述理论，宣扬“国语”在近代社会的形成中，为不可或缺的“国民”的语言。但由于时代情势的影响，在“满洲国”内，无法一开始便打出这种“国语”论述的旗号。然而，在“满洲国”这个无法清楚定义何谓“满洲国民”的“国家”中，虽然在上述时代的制约下，无法大肆宣张“国语”论述的理论，但是在“东亚共通语”的掩护下，“国语”论述的理论仍旧发挥着排挤异民族语言的力量。“国语”论述的理论，即使无法适用于所有的地域，却仍在最大限度的利用可能性下，摸索着各地域适用的新论述理论。尤其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主张提高日本语地位的论调，更是大量出现，并且也落实到制度面上的实践；这类的主张，企图将日本文化及政治经济的“优越性”，直接套用在语言上，以借此决定语言的优劣。¹⁸

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被国际社会批判违反“民族自决原则”，帝国日本不得不视“满洲国”为“独立国”（Peter Duus〔1992：110〕），并在语言政策上，对日本语之外的语言，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保障。然而，虽说由语言政策本身来看，“满洲国”似乎采行多元语言制度；但实际上，这体制下的各种语言，绝称不上“协和”，而是以日本语为“东亚共通语”，并以此为中心，决定各种语言的位阶。

“满洲国”的语言政策，最大的特征，就在于“满洲国”在1930年代后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此，其语言政策也可以1937年前后为界，分为两个时期。¹⁹

在第一时期，日本统治者并不积极推行日本语，甚至可说直接以中国语作为整个国家体制运作的公用语言。而从当时对此的议论来看，一方面有人质疑推广日本语的意义；另一方面，亦有人视“满洲国”为实践“东亚共通语”理想的场域。

到了第二时期，统治当局对日本语之推行转趋积极，试图以日本语取代以往中国语的地位，并将“满洲语”（指中国语，日本改称为满洲语，以下同）、“蒙古语”、“朝鲜语”的地位，压缩到最低限度（随着朝鲜半岛“皇民化政策”的进展，从1943年开始，在“满洲国”的学校教育中不再教授“朝鲜语”）。如此，日本语的势力开始渗透到“满洲国”的各项制度中。以1937年为分水岭，日本语成为书写公文书的正式语言，公务员选考制度也开始出现偏重日本语的倾向（并配合实施语学检定测验），同时也设置语言政策机关，并在原本包含“满洲语”与“蒙古语”的“国语”学科内增设“日本语”。虽然在制度上依旧承认双重语言状态，但在这表象底下，实际上则独尊日本语。

“满洲国”的语言政策实施者，硬将原先在制度上相对处于弱势的日本语，在国家制度内提升至较中国语更为强势的地位。亦即，在“东亚共通语”的羊皮下，其实暗藏着“国语”这匹狼。而事实上，由于日本语先天不良，因此虽然获得制度的保护，但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之日本语普及率，差距之大，如同云泥。只要一远离这制度的保护范围，日本语可说便完全无用武之地。因此，日本当局不得不针对非日本语人口，设计并推行中国语专用的假名表记（称为“满语假名”，“满洲帝国文教部”1944年公布），借此试图与中华民国有所区隔。如此，1937年前后的语言政策的转变，可说存在两个课题。一个课题围绕在上述日本语与中国语的关系的演变上。亦即企图在制度上，由原先“利用”中国语的状况，转变为“取而代之”，以建构以日本语为中心的双重语言制度。另一个课题则为如何将日本语推广到制度保护外的世界。亦即，虽说随着语言政策的转变，日本语在制度内快速地普及；但却也不得不考虑，日本语在制度保护外的领域，该如何慢慢普及。

诞生于1940年的《满洲国语》杂志仅仅创办十个月左右即告废刊。不过中日两国创建统一的“国语”的热情和对“国语”认识的差距也显而易见。该份杂志告诉我们作家对语言的态度有怎样的差异，“满洲国”具体的语言政策是什么。

总而言之，对“满洲国”之语言政策，我们可以做以下的总结：在“东亚共通语”之主张的背后，我们可以窥见“国语”论述理论的存在；但同时，却也不得不顾虑异民族语言的抵抗，相对地有所妥协。

三帝国语言编制下的各地域：日军占领下之东南亚

从“东亚新秩序”到“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企图在亚洲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秩序体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本军事占领东南亚，日本语也逐渐被推上“东亚共通语”的地位。而“东亚共通语”这个概念之所以出现，并被要求付诸实践，与日本和语言多元多样的东南亚接触渐深，不无关系。

要讨论日本语如何化身为“东亚共通语”，有必要先探讨“东亚共通语”与大东亚共荣圈²⁰的构想之关系。大东亚共荣圈所持具的多民族统合原则，不外如何使“大东亚共荣圈”内诸民族、诸国家“各得其所”，以求“共存、共荣”。这统合原理，具有以下特性：“身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亦即加入以日本为首的阶层顺序之中，严守上下关系，并畏敬‘父母国’的天皇制国家，服从指导。（……）亚洲的各个民族与各个国家，必须根据依各自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能力所分派之不同职位，善尽应尽之责任。”（荣泽〔1995：116〕）在这统合原理下，日本语被定位成通行军事占领下的东南亚的“共通语”，而异民族之“共存”，则成为这“共通语”成立之前提。因此，原则上不得不尊重当地人民之“母语”。

例如，文艺评论家中岛健藏以陆军报道班人员的身份驻留在占领后的马来亚时，表示“今后不管是马来亚或爪哇，日本语作为共通语的属性，已非常明显。除此之外，那所谓的同化政策，由于过度乐观，被认为不可能实现，但又不能因为不可能实现，便采取放任主义”（《日本评论》编辑部〔1943：39〕）。平野义太郎也论及，最理想的做法是在占领下的东南亚地域中，实施撷取了“同化主义”与“协同主义”之长处的语言政策。具体的做法，则不妨官方公用语采用日本语，但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并不强制使用日本语；他主张“借由实际上的文化熏陶施行同化政策，可以让当地人自动自发地自然觉醒到，学习日本语乃对自己有益”，而如此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协同主义”（《文艺》编辑部〔1942：133〕）。另，《文艺》杂志主办的“语言政策座谈会”的出席者（保科孝一，小仓进平，石黑修，平野义太郎，谷川彻三，木下杠太郎），在讨论到“大东亚共荣圈”之语言政策时，共同意识到，应该与荷属印度及法属印度施行的“协同主义”语言政策（仅给精英分子教授宗主国语言，放任当地固有语言），再加上日本在殖民地所实行的“同化主义”语言政策（给予平等的日本语学习之机会）相辅相成。如此一来，既可保护当地固有语言，又能使日本语成为共通语。这样的主张，也反映出当时民族运动活络，日本当局不得不小心应对当地的语言民族主义的反抗。

各地域的军政部或是政府的咨询机关——大东亚建设审议会，理所当然地也不得不探讨如何在军事占领下之东南亚地域教授日本语这一议题。结果，他们得出两个当地的居民不得不学习日本语的理由：一是日本语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领袖国日本的语言；二是不学日本语，无从习得“日本精神”。另，必须再指出一点，那就是在当时的东南亚，近代、文明、制度的运营，与殖民宗主国语言几已划上等号。这点，与朝鲜、与台湾沦入日本殖民地后，在中华文明的诸场域中，汉文仍居文化的领导地位的状况，十分相像。但在殖民地里，日本统治当局可以一边将被视为当地“传统”的“汉文”纳入学校教育，再一边慢慢想办法慢慢将之收纳入“文明”的语言——“国语”教育当中。然而在军事占领下的东南亚，一方面各殖民宗主国的语言并未发展成当地的“传统”；另一方面，由于时代背景的因素，也不得不考虑到各个地域自发性语言民族主义的反弹。因此，想要在短时间中将日本语拔擢为代表近代、文明、制度的语言，实际上并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强调日本语作为“领袖国”的语言，或作为可体现“日本精神”的语言这一类稍嫌牵强的理由。然而，这与军政统治的时间不长，及日本当局将主力集中在物资动员上，也脱不了关系；另外，觉得“南方诸民族”“未开”程度太甚，没有资格学习“醇正”的日本语，这样的意识，亦有关系。²¹

大东亚建设审议会的文教政策，虽说是全方面地顾及到占领地域全体而策定的，然而实际的教育政策却随着地域、时代与各地对日本方面的不同战略重要性而有所不同²²1942年1月东条英机首相在议会所做的以下演讲，“香港与马来半岛多年来为英国的属地，更为其祸乱东亚的基地。有鉴于此，帝国应确保此二地，以为防卫大东亚之据点。至于菲律宾，如果将来菲律宾民众能了解帝国的真意，愿意为东亚新秩序尽一己之力的话，帝国亦会欣然授予独立的荣誉。另外，对于荷属印度、缅甸，帝国亦可比照办理”。保科孝一不知是否因为意识到东条上述的演讲，他对“大东亚共荣圈内”作为“公用语”的日本语做了以下的区分：在“马来半岛，香港”即使强制也必须扶植日本语；而在“菲律宾，缅甸”则不能强制推行日本语（《文艺》编辑部1942：128）。

具体的事例，则可由名为《比岛公用语一案》（1942年7月24日）的文书，稍窥其貌。该文件中的意见，主张在菲律宾，以塔加洛语和日本语（暂时也允许使用英语）为公用语言。并要求实施日本语教育，从1943年1月开始，规定初等教育必须履行每天教授20分钟，中等教育则必须教授40分钟日本语教育的义务（太田〔1992〕）。

另外在爪哇方面，则采渐废英语与荷兰语的政策，并且规定看板等标示物只能使用印尼语和日本语；而在教育方面，初等教育规定使用日本语、印尼语和地方语（爪哇语、苏丹语、马都拉语），中等教育则为印尼语与日本语（左藤〔1980〕）。

▲日军占领下的日本语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在所占领地区实行强制的日语教育，通过日语向占领区人民强行灌输“日本国民”意识。视频来源：NHK for school 频道：https://www2.nhk.or.jp/school/watch/clip/?das_id=D0005402859_00000

马来亚则在初等教育中，规定以日本语搭配马来语，或是以日本语搭配淡米尔语来授课，并废除中国语以及英语、荷兰语等敌对语言之使用。另外，根据中岛健藏（中岛〔1977：82〕）的记载，占领初期，在马来亚以及苏门答腊岛等地，日方曾试图限用日本语为公用语言。实际上，日本在1942年10月决定驱逐敌对语言（英语、荷兰语），以日本语取而代之。自1942年年末开始，具体的规定行政通知与公共标示限用日本语，看板的限用政策则由1943年3月开始，而公文书以及需要审阅的邮件，则自1943年6月开始。不过此举，连军政监部内部也批判太操之过急，因此此案的实施，被无限期地延宕下来（参照明石〔1992〕）。

四帝国语言编制下的两种民族主义

前面我曾提过，关于“国语”的内涵之争议，可分为偏重“传统”派以及偏重“大众性”派，亦即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论述。

在帝国的语言编制当中，正如早年上田万年曾为“国语”设计出几种不同型态一般，对于是否要分成日本国内用（包含殖民地）的变种和“进出”用的变种，一直是争议的焦点。

政府以及军方强烈表现出日本语非得为“醇正”的语言不可之认识（石井〔1994：105—106〕），主张语言的表记型态也应该统一。亦即认为应该“内外如一”。举例来说，1941年2月25日制定了《关于国语国字整理方案之阁议申合事项》，里头规定：

调查研究国语国字，并进而整理统一，不仅可振兴国民精神，亦能增进国民教育之效率。再者，在普及醇正日本语以为东亚共通语的事业上，现在极为紧要，故希望政府将此纳为重要国策之一……（文部省教科书局国语课〔1949：195〕）

“调查研究国语国字，并进而整理统一”，其目的不仅止于振兴国内的国民精神而已；很明显地，也将“普及醇正日本语以为东亚共通语”列入射程范围以内。

另一方面，从实际的效用来看日本语普及一事，由于配套的各种普及政策尚称不上完备，于是日本语教育者开始发出认为应该设计适合“外地”或是其他地域的简单的日本语。由这些意见看来，亦即说明他们主张“内外分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简单的“日本语”，只能是学习“醇正的日本语”之中间跳板，而非替代品²³。日本的语言改良团体——假名文字会、日本罗马字会与国语协会积极地讨论应该如何设定“基础日本语”以及简易化表记等等，但是他们还是倾向于“内外分离”²⁴。这里可以看到，所谓的当时的人们强烈地意识到“日本语”乃相对于“国语”（亦即意识到这是针对“外国人”的教育）；并进而隐隐有暗渡陈仓的意图，企图借由切断“日本语”与“国语”的关系，以求“改良”“日本语”的主张能够实现。因此，他们宣称自己的一切主张，均非针对“国语”而发，而是针对“国外”（“内地”、“外地”以外的区域）专用的“日本语”。他们本身也绝对不会有人说自己搞的是“基础国语”之类云云。但是却没有人能因此彻底地拋弃通过“日本语”感化外国人的论调。

为了有组织地听取日本语教育者的意见，日本当局虽然设立了国语对策协议会（1939；1941），并在“满洲国”召开了东亚教育大会（1942）²⁵等会议。但，会中日本语教育者坦然陈言，若不稍作简化难以教授的意见，最后并未反映到政策上。

这些简化或“醇正”日语之主张，在当时支持者颇众，并蔚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时代趋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机器的统制下，这趋势不断地在各个领域加幅强化。于是，一时间各界出现许多议论，讨论如何规范日语，并试图创造出日语“理想”的型态。然而另一方面，一种不和谐的杂音亦掺入其中。当时，“内地”或殖民地里，整顿“国语”的相关议论亦高入云霄；而这种主张，很明确的，视整理统一后之“国语”为日本之“标准语”。这种建立“标准语”的欲望，也同时杂拌在“进出”用的日本语论中。²⁶

随着“东亚共通语”的成形，日本语中原本持具之“世界性”²⁷、“普遍性”与“效率性”等共时的要素，也向民族主义靠拢，并以之为立论根据主张语言之简化。例如假名文字会所发行的杂志《假名之光》中，便记载着，“我等改良国字之精神，正足以彰显昭和之治世。制定具备发展性的国字、国语、假名，可令日本文化绽放新的光芒。并折服东洋各国、东洋民众，使之尊敬日本文化，并进而实现我国理想”（小林〔1941：29〕）。

虽说他们承认存在着“多样的日本语”之形态，但在这同时，也认为包含“进出”专用的日本语在内，“日本精神”是所有不同型态日本语之根本。然而就算他们如此主张，坚持“只有一个日本语、国语”的历时主义论，并没有给予任何善意的回应，并猛烈批评修改语言、文字亦即等于修改国体。例如国语协会就被强烈抨击。²⁸《公论》杂志上的一篇评论石黑修（国语协会理事）的著作《优美的日本语》的书评，便下了“国语变革主义者之伪装”这样一个标题（《公论》6卷10号〔1943：10〕）。评者（后藤积）批评石黑的国语观，“把言灵的世界视做人工可加以斧凿的对象物”，并视石黑为“乱臣贼子”。在隔月号中，则针对假名文字会成员稻垣伊之助的著作《国语问题的现实》一书，则冠以“国语变革派的不敬思想”标题重重抨击。评者（安藤信夫）认为国语协会的运动，亦即主张提升日本语作为“东亚共通语”的机能，是站在“‘国语为民众所支配’的前提，疏远皇室，恶逆不道的思想”。此外，身兼国学者与国语学者双重身份的山田孝雄也抱持着类似的看法（参照山田〔1932、1938〕等；安田〔1995a〕）。

第三节 日本帝国的语言编制

一 帝国日本语言编制之结构

关于国民国家的语言编制以及帝国的语言编制的实际内容，正如以上所述，之所以会因地域差异而产生语言编制上的差异，乃因为制定、实行政策的主体，每个地域都不同所致。亦即每个地方各施其政，按照自己的统治方针制定语言政策。总而言之，“内地”、殖民地、傀儡国家以及军事统治区等地域之各自特性，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塑造出地域特性的，则与该地域与日本发生“关系”的时间差异，及那时日本国内及世界之情势有关。特别是各个地域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标的的时间差，也造成各个地域中“民族独立运动”（特别是亚洲地域）的不同发展，而这类国际情势的差异，特别值得注意。简单来说，在占领台湾以及朝鲜这两块殖民地的时期，漠视殖民地之“民族独立运动”可说是当时世界的“常识”，因此，也不需要对殖民地当地的语言有任何的好脸色。而到了1930年代成立“满洲国”时，“五族协和”的口号，却已成为其建国意识形态里不可或缺的装饰。这也表示了“民族自决”，已成了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而在语言政策中，虽然日本语的地位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但却对中国语不得不另眼相待（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不无关系）。到了1940年代，“民族运动”在殖民地内风起云涌。东南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内被帝国日本以军事手段占领。而统治这些占领地时，日本当局也不得不对这些地区在被占领之前便已开始发展的“民族运动”有所顾忌。反映在语言政策方面，由于每个地域对日本方面的军事重要性的高低不一，因此日本对是否强制使用日本语，也有不同的要求，但不论如何，由于时势所至，都不得不考虑到殖民地的“固有”语言（虽说决定何为“固有”语言完全由日本方面恣意裁决）之存在。

1932年9月15日由日本国与伪满洲国签订的出卖中国东北地区主权的非法议定书。该伪议定的签订，使日本自日俄战争以来，攫取中国东北权益的企图得以实现，表明东北完全被纳入日本人的统治范围。日本所以能够支持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也是由于该议定的签订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满日议定书》的最后一条为：“本议定书、缮成汉文日本文各二份、汉文原文与日本文原文之间、如遇解释不同之处、应以日本文原文为准。”法律条文的阐释，确保了日语的优越性。

此外，日本“内地”与其他三者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例如，在“东亚共荣圈”这个论述架构下，日本赋予不同地域不同的功能、角色，企图统合运营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虽然语言政策因地域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性，但彼此之间，也可以发现相互之间的关联性。²⁹而掌握关联性的关键，便为上述的“国语”、“日本语”和“东亚共通语”这三个概念。随着日本统治下各地域之国情及纳入日本统治的时期之不同，致使各地域在统治方针、国际情势、统治结构等上各有不同之定位，也因此使得语言编制产生不同的变化。

在帝国日本的语言编制体系下存在着的国民国家的语言编制中，透过“国语”这一概念的加持，“国语”在国家制度的运作、国民的养成等层面中之功能，被大肆强调。也因此，不同语言被从制度面上排除；而在这同时，也就产生了一种论调，企图让“国语”普照生活中的每个角落，亦即企图让“国语”“生活化”³⁰。如此一来，不用说，所谓的“国语”当然只有一种变种能够存在。亦即只有在国民国家形成之初所制定、设计的变种为“正当”且“正统”的，除此之外的诸变种则被视为“逸乱”，被要求必须回归“国语”。此外，在“国语”形成时期中，由日本语得以顺利运营近代诸制度（亦即通过日本“国语”迈向近代）得来的自信，亦成为日本统治殖民地之际，正当化地在殖民地诸民族之间普及“国语”的理由之一。

在帝国语言编制体系下，“东亚共通语”联系不同语言使用者的功能，则获得特别的强调。因此并不积极由制度面来排除不同的语言，反而刻意地维持“共存”的局面。虽说是“共存”，但基本上从“东亚共通语”概念发生时便隐藏着的“意图”，及“东亚共通语”在作为“日本语”被实际执行时所呈现的状态，可以看出这种“共存”并非对等的“共存”，说穿了不过是为了保护“日本语”的优势地位而放的烟雾弹而已。上头我已借由分析日本语在帝国统治结构下与其他语言的关系，以及借着将日本语定位成相对于“生活语”的“文化语”，来说明日本语的优势地位何在。因此，“东亚共通语”可以定位成套在“国语”这个概念圆圈上的同心圆，而这也是“东亚共通语”这个概念在产生之初，便具有的特征。

在此，引用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义的论理与心理》一文中的总结，以说明帝国日本支配结构之意识形态。丸山在文中表示，“这种以天皇为中心，而万民则在各个不同的距离下辅弼天皇的事态，若以一个同心圆来表现的话，其中心并非一个点，而实为垂直纵贯此同心圆的一条纵轴。于是乎，借由纵轴的无限性（天壤无穷的皇运），保证了价值能由中心无限地流出”。并且，这种“国内的论理架构，即以距离中心实体之远近作为判断价值基准的方式，扩大到世界时，所产生的世界政策，便是所谓的‘万邦各得其所’。因为一旦‘万国之宗国’日本得以决定各国的身份秩序的一日到来，即是世界和平降临之日”。此外，“‘天壤无穷’也保障了价值之适用范围得以不停地扩大；相反的，‘皇国武德’的扩大，则逐渐强化中心价值的绝对性——这个循环过程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开始，历经满洲事变与中日战争，以至太平洋战争，不断地螺旋状地爬升”（丸山〔1964：27—28〕）。帝国日本的语言编制，可以说也具有同样的结构。亦即，加诸“国语”上的价值，随着近代日本的发展，不断地提高。

另外，在各个占领地之所以无法全面且一视同仁地推展“国语”的价值，除了现实层面上不可能执行的问题外，在意识形态上，与占领地被定位成“日本得以决定各国的身份秩序”之地，也不无关系。一方面，战略地位越重要的地域，与“中心”的距离越近。而越接近中心，亦即越接近“国语”的价值，如此一来当地的语言的地位也越受打压。相反的，离中心越远，日本语当中所含的“东亚共通语”的价值大于“国语”的价值，于是所谓的“固有语”遂能得到一定的保障。而由于“东亚共通语”亦隶属以天皇为中心的这个圆内，所以“日本语”的教育，毋庸置疑，其中想传授的，基本上还是“天皇的威风”以及“日本精神”。

日语是如何成为“神”的？在殖民统治下，“日语的传播”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本书澄清了战前和战时语言政策，并对其与这一政策所反映的日本人的语言观的关系提出了质疑。

二 帝国日本语言编制下的殖民地

然而正如中央在国语对策协议会及东亚教育大会等之中，无法接受日本语教育实际从事者的意见一般，上述的结构虽然具有吸收周边的观点来强化位居“中心”的国语的价值之功能，却并不具备通过边缘的意见来省顾“国语”的回路。

也就是“国语”与“日本语”截然被一分为二，后者在“东亚共通语”口号下，虽有着明确的角色定位，但却没有余力返照存在于“国语”论述理论下之国民国家语言编制内部的语言差异问题。先前曾引用的海军省调查课的《大东亚共荣圈论》中，便歌颂：“我国直接掌握控制的地域，与保护指导的地域，两者之间，自然不免产生政策上差异；但一般来说，在保护指导的地域，极端的同化主义以及皇民政策必须尽可能尊重各民族特性。”当然，这等于是说在“直接掌握”的殖民地，理所当然地必须实施“同化主义与皇民化政策”。

在这样的时代情势下，殖民地中推行的“国语常用”运动日炽月盛，于是乎“国语”也就越来越被要求必须“醇正”。

语言学者小林英夫便写了一篇论文明白点出“国语”、“日本语”与“共通语”的相互关系。文中提到：

所谓的国语，其语言为使用者的母语；而日本语，则不一定必为使用者的母语。随着支配领域急速扩大，日本语被广纳为母语之外不得不学习的语言。也因而，原先只有语言学者才使用的“共通语”一词，由于可一语道破处于新处境下国语之性质，因而大大地被采用。（小林〔1942〕）

但是，小林并未注意到殖民地下的“国语”，可并非为“使用者”的母语（当然日本“内地”也有相同情况）。总之，“‘国语’对日本语的关系，在最近日本语进出大陆的风潮下，不得不探究得更为明了，因而产生了反思的契机。因此，日本语受到客观的、科学的检证，受到了如同外国语一般的对待；而国语，与其说单单被视为一门语学，不如说大家关心的焦点，几乎都集中在它背后隐藏着的‘国民精神’上”（大冈〔1942：36〕）。上述的见解，而也正是关于“国语”与“日本语”之差异，最具代表性的看法。另外小林英夫（1942）的文章中也提到：“‘国语’一词，是发之‘内部’的，也就是使用者以自身为基点鸟瞰自己所属的语言表现体系时，笼罩在传统的空气中，在充满不舍及爱恋的感情下所取的名字。而‘日本语’则是站在世界的立场上，对于一个具有明确特性的语言体系所下的称呼。”小林英夫以翻译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闻名，也有个人之著作集（misuzu书房）。立川（1994）曾探讨过战争时期与战后时期的小林。（作者大冈保三曾担任成立于1940年之文部省图书局国语课的课长）。

结果，造成有学者将殖民地朝鲜底下单一的日本语，区分成“国语”及作为语言体系之“日本语”（例如时枝诚记（1942；1943）的论文中有明确的记载。时枝诚记在1927年27岁那一年前往朝鲜，担任新设立的京城帝国大学助教授，并于1933年成为教授。直至1943年任职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以前，他都待在朝鲜。亦即他大学教授生涯，可说是由朝鲜开始的（安田〔1995a〕））。而对“内地”及殖民地，“国语精神”系于“醇正的国语”上之意识，发挥着强大的功效。“把日本语视为外国语的教育，在技术上或方法上虽可善加利用，但仍不可或忘实行国语教育的本来使命，最终的理想，在于涵养国民之精神。”（大冈〔1942：37〕）诚如以上大冈所言，“日本语”这个概念的产生，使“国语”所持具之功能，获得强化与再认识。换句话说，“国语”之形成与来自当时日本“外部”的课题，亦即殖民地语言教育之必要性，密不可分。而同样的，“国语”在导入“日本语”与“东亚共通语”之概念后，由于“日本语”的通行领域被设定在日本外部，因而帝国日本之帝国语言编制的核心——“国语”之定位，也更加明确，原有的“国语”论述理论，更获强化。

日本的日语学者、语言学家。文学博士。他在对明治以前的日语学史的研讨中展开对西方语言学的批判，建立了自己的语言学说——语言过程说，为日语学领域带来了新风。基于此形成的日语学就是有名的“时枝日语学”；基于此的语法理论被称作时枝语法。此外，他还努力以语言教育为基础振兴国语教育，并参与了战后日语学界的复兴。

1924年创立，当时简称“城大”，是日本九所帝国大学的第六所，也是朝鲜半岛最早的综合大学，设有预科、理工学部、法文学部以及医学部。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该校被改名为京城大学，随后遭到驻朝鲜美军政厅以第102号命令废止，剩下的学术资源和人才被重新整理。

废止后的京城大学并同其他九间学校被拆分，京城大学及二战时期帝国大学的历史至此划下句点，此后由大韩民国政府利用其剩余资源，将其整合进入新成立的首尔大学，今天融合为其的一部分。

对于日本语言学家时枝诚记来说，殖民时期的韩国是一个怎样的场域？从他的语言学理论 “语言过程理论”中衍生出什么样的“国家语言政策”？本书全面描述了一个在以“民族”为名的学术体系中纠缠不清的民族语言学者的形象，加上当时其他研究者的讨论和韩国总督的政策，使“民族语言研究”的结构变得鲜明起来。

语言学者安藤正次，曾担任台北帝国大学总长一职，他在以下的文章描绘出，日本帝国的语言编制中的殖民地语言应有的面貌。文中提到：

在台湾，从一开始便对新附之民实施国语教育。据此，皇民化政策得以树立，且成功之迹，几近在眼前。然而，这毕竟属于帝国的版图之内的事例。帝国版图之外，并不适于照此办理。（安藤〔1940：12—13〕）

亦即，语言教育政策之原则，会随是否为“帝国内版图”而改变。另一方面，他又论及：

应注意的是，不可忘记，日本语学习者各自的国语为其母语。（……）只要能确保日本语在这些地域中第一外国语的地位，相信便能达到进出的目的（Ibid.12）。

如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东亚”，日本语应在“提高至文化共通语的地位的意图下”，加以普及。然而在这样的认识下，对殖民地台湾的语言状态的认识，安藤还是强调：

我国国语政策，在领有新附之领土之初，便采行国语专用主义，不允许此种对立（双语并用——引用者）存在。因此本岛（台湾——引用者）双语并用情形之存在，并非公开承认的制度，而仅是过渡时期下存在的现实而已。（安藤〔1941：4〕）

亦即，台湾应该成为仅说“国语”的社会。然而，即使独尊“国语”，但由于“不加抑压，在循序渐进的方针下，希冀开花结果，因此所生摩擦不多。我个人认为，这可视为我国国语政策之成功”（安藤〔1939：6—7〕）。总之，即将双语并用状况，解释为一种过渡状态，并认为这种状况，只要借由施行与日本语母语者相同的语言教育，便可获得解决。

日本东京都人。日语学者。他曾任台北帝国大学总长、东洋大学教授、以及日本文部省国语审议会会长。安藤正次著有《日本文化史古代篇》、《古代国语研究》、《国语学通考》、《古典与古语》、《国语史序说》等书。

简称台北帝大、台大、帝大，设立于1928年3月16日，是一所位于日治台湾台北州台北市的国立综合大学，亦是由大日本帝国所设立的第6所帝国大学。其为国立台湾大学前身，以及国立中兴大学前身的一部分（台北帝大附属农林专门部）。 台北帝大在筹备设立阶段时，为避免使人误解为“台湾帝国的大学”，遂最后定名为“台北帝国大学”。

在此想介绍一下，台湾公学校的日本人教师类似的论调。

公学校教师山崎睦雄在1939年出版的《双语并用地中国语问题之解决》中，根据自己身为公学校教师的经验，提出自己的见解，企图解决台湾所存在的“国语”与台湾语双语并存的社会现象。把日本语当作“国语”来教授语言相异的民族时，依照山崎的看法，有教授过度理论化、语法标准化的“国语”之嫌。亦即根据山崎的语言型态分析（常用态，社交态，讲演态）来看，台湾在“国语”教育中采取讲演态之一的思想语（标准语），但却通过常用态之一的生活语来培养国民精神，因此，产生了“国语”教育的咬合不正确（山崎1939：105）。由此他道出一种主张，要求殖民地人民能口操连日本语母语者也不以为异的日本语；而这对主张“借语言之共有以消除民族差异”（Ibid.115）的山崎而言，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生活上用的语言，称之为“国语”亦当之无愧，也就表示日本化的程度，已渗透到生活上了。由于要求殖民地人民在接受国语教育后，能具备与日本语母语者相同的感性，也因此这样的主张，较之单纯的语言扑灭政策，可以说更为彻底。也因此，他也主张“扑灭变形的国语”（Ibid.326）。虽说，以上论述不过为一介公学校教师的看法，但他却也直陈出“国语”教育的理想何在，无他，正如他的书名所示，在“解决”“双语并用”。

关于这一点，同年召开的“畅谈外地的日本语问题”座谈会（《文艺春秋》编辑部〔1939〕）中，亦出现了相同的意见。出席者之一的朝鲜总督府学务局编修官森田梧郎指出，朝鲜的小孩子“脑中只记得有教养与没教养的两种非常极端的语言，完全没有中间阶段可言。他们在学校学到的都是极正式的语言，而在街上则学到极粗鄙的语言，两边学到的语言各走极端”，进而他甚至说，“我认为倾心努力用自己的语言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此才算拥有生命”。但是，以既非学校所学亦非街头“粗俗”的语言的另种日本语为日常用语，对非日本语母语者而言，果有可能运用自如？这里可以看到，将“内地”推行“国语教育”的目标，一成不变地搬到殖民地里的踪迹。而强迫殖民地人民学习“国语”，并欲将殖民地人民的感性教育成如同日本语母语者一般，这种企图之可怕，日本统治者似乎并未自觉。

也正因为不觉得有任何不妥，所以在1941年11月创刊的《国语的台湾》创刊号的卷头语当中，便如下地直陈理想：“不用说住在这里的内地人，连本岛人都必须使用醇美的‘国语’”。而安藤正次亦投稿其中，认为当时双语并用的现实状况不过为过渡状态，一旦这种状态消失，国民精神“通过灵魂与灵魂碰触磨合”培养起来，则“国语的台湾”亦将来临（安藤〔1941：4—5〕）。易言之，比日本人更彻底的日本人化，亦即炼成所谓的“皇民”之时，也正是“国语的台湾”实现之日（Ibid.6）。

总结

以上，为了构筑分析近代日本的语言政策时所必要的一些思想骨架，我做了一番稍嫌粗疏的尝试。“国语”、“东亚共通语”、“日本语”等概念之形成，通常都是建构在与其他语言相对峙的情况之上。由于帝国日本的领域范围，在形成之初便不断随着帝国的膨胀而变化，因此，为使上述三个论述理论相互密切关联的概念不断地膨胀而变化，同时亦不断地强化、变形。

随着帝国日本的崩坏，推广普及日本语的论述理论亦随之溃堤，但如果说日本语之所以成不了“东亚共通语”，其原因在于普及的动力完全依借军事力量，易言之，也就是方法上的问题，这样的解释也未免太过片面了。“东亚共通语”的论述中暗含国民国家的论述理论，才是关键所在。只要和这样的“国语”概念不彻底划清界线，就算现在再怎么提倡“日本语的国际化”，也很可能徒劳无功。只要再如过去，无法断绝日本语与自恋式的“精神性”论述等之关系，日本语能否“国际化”大有疑问。而思考“国语”、“日本语”之争议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实关系到今后。

安田敏朗（1968~ ），日本语言学家，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科学研究科教授。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著有『帝国日本の言語編制』（世織書房、1997年）、『近代日本言語史再考——帝国化する「日本語」と「言語問題」』（三元社、2000年）、『漢字廃止の思想史』（平凡社、2016年）等。

黄馨仪，一桥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台湾静宜大学日本语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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