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冠疫情暴发后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我们活下瞬息万变的内外分裂下的第三个年头。各位所在的城市还好吗?昨夜读《我要活下去》直到深夜,“好看到停不下来”,用这样的话未免太残忍,毕竟病毒仍在肆虐,我们仍活在没完没了“重启”的惊惧与麻木之中。掩卷抬头,瞥见过去与现在、书本与现实的奇妙对照。恰巧延光锡教授在此书出繁体版时便已撰写过书评,此次获得授权在大陆发表也恰逢其时,聊借他人之镜以观己。

2015年韩国MERS风暴

不管是战争、灾难或传染病,越是生死攸关的事件,越要有明确的叙事。以目前来看,最后为MERS受害者留下记录的不是人,都是统计资料。我们必须记录每一个受害者的个性、拥有的梦想,经历的痛苦和烦恼,以及他们的为人。并且,必须将受害者的叙事传播到整个地球。

——《我要活下去》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是当前世界最受关注的大事,在韩国几乎被遗忘的2015年MERS(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事件,因此重新被唤起记忆。不同于华人世界,SARS对韩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面对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韩国社会自然地联想到五年前发生的MERS事件。

2015年5月至7月,MERS在韩国留下了186人感染、39人死亡的纪录。但若单看此统计数据,完全无法显示由MERS所揭开的韩国社会黑暗面。我认为关键的核心线索正是“三星首尔医院”所隐含的“三星”和“首尔”这两者结合所产生的负面性。

三星首尔医院急诊室
▲三星首尔医院急诊室

图片来源:首尔新闻

姨丈!我要带我爸到这个国家最好的医院诊治,我不能就这么送走他。

——《我要活下去》

三星首尔医院被誉为韩国最好的医院之一,然而急诊室里总能看见为了获得更好的治疗,从地方远赴首尔就诊的病人与家属大排长龙。病人和家属必须在简易病床等个几天,才能分配到病房。而即便有病房,也是被分配到不在保健范围内的2人或3人病房,所以大部分人一进病房,第一件事便是立刻申请有保健补助的6人病房。

感染者一半以上在三星首尔医院

对韩国人来说,这样的首尔大型医院急诊室风景确实极为熟悉。若把“三星”和“首尔”分开来看,三星医院拥有“一流企业子公司”的地位,首尔则拥有社会、经济、政治等资源不均衡集中的首都地位。由“三星”加上“首尔”所组成的三星首尔医院,是让即将走向生命尽头、还想“要活下去”的许多病人最后寄予希望的对象。然而,现实中的三星首尔医院,其实只是一个利用病人生存的希望、从中追求利润的企业罢了。

我要活下去》作者金琸桓 (1968~)
▲《我要活下去作者金琸桓 (1968~)》

韩国作家金琸桓的小说《我要活下去》里,三个主角都在F医院被感染了MERS,这里的F医院正是指涉三星首尔医院。虽然采取小说形式,这部作品实际上相当于重构现实的纪录片。不知道自己被MERS感染而从地方远赴三星首尔医院就医的病人们、被上述病患感染的三个主角,以及围绕这三名主角家族成员的故事,皆反映了韩国社会的历史矛盾。主角所遭遇的问题不只是病毒感染,因为感染的原因以及感染后的恶化,都无法绕过“三星”和“首尔”。

从小说内容来看,三星首尔医院之所以成为MERS感染的温床,是因为三星和政府的共谋关系,亦即两者为了企业的利润和官僚的明哲保身,而刻意将问题加以遮蔽。

当时的三星首尔医院并没有负压隔离病房,证明了该医院并没有能力对付MERS。然而三星首尔医院并未承认他们的不足,因而助长了问题的严重性。此外,韩国政府也不具备指导能力,并未掌握三星首尔医院的客观状况并积极控制,反而被院方所操纵。

这一状况其实可以理解,因为光是三星电子,上市市价总额就排名全球前20,并差不多占有全国上市总额的30%。韩国的增长结构自1960年代以来即以出口为导向并进一步得到巩固,占出口额很大部分的三星,影响力之大是超出想象的。在如此状况下,韩国人一方面炫耀自己拥有世界一流企业,另一方面又自嘲地称自己的国家为“三星共和国”。

结果感染MERS的病人一半以上都在三星首尔医院。《我要活下去》的主角以自己的身体证明了,三星和政府的共谋关系如何造成了无辜者的牺牲。

非人性的社会体制是病毒繁殖的外部宿主

主角金石柱、吉冬华和李一花都于5月27日在三星首尔医院急诊室感染了MERS。小说采取编年史结构,主线是后来成为第38号死亡病例的金石柱的故事。以金石柱的牺牲为中心,加上吉冬华所遭遇的歧视和李一花对不合理的抵抗,可视为小说的主要结构。三位主角分别代表着“牺牲”“歧视”与“抵抗”。

虽然小说主要在传达“要活下去”的心声,不过最吸引我的倒是三位主角具体展现的人之历史性和社会性——所谓历史性,是指“三星”加上“首尔”体制的本质,而社会性则是指在“社会”的无能之下,取代社会功能的“家族”。

最能揭示历史性的正是小说主线金石柱的故事。金石柱死于2015年11月25日。淋巴癌复发的他在三星首尔医院感染了MERS之后,在被“隔离”的状态下错过了治疗癌症的时机而过世。其实这中间他已治好MERS,出院后准备治疗淋巴癌了。但因为淋巴癌症状恶化而再度到三星首尔医院就诊时,却被视为MERS病人而被再次隔离。虽然可将金石柱视为MERS流行所造成的死亡病例之一,不过他的死因并不是MERS,而是淋巴癌。在2017年9月13日因MERS后遗症致死的第39个死亡病例出现之前,金石柱一直被视为最后一个MERS死亡病例。

在金石柱的故事中,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WHO)寻求对于特定MERS案例的应对方案,是最能够揭示“三星+首尔”本质的展现。罹患淋巴癌的MERS感染者金石柱是特定案例,但政府无法主动克服特殊性,反而总要依赖外部权威,最终导致病人的牺牲。这简直可称为殖民地官僚主义的重现。

政府没有方法去推测和控制因数字媒介而大量产生的恐惧感,他们的解决层次只停留在严惩散布MERS谣言的水平。政府应该迅速解答民众的疑虑和不安,而不是只会抵制所有流言蜚语。哪些消息是流言蜚语,哪些消息属实,应该一五一十地讲清楚。

——《我要活下去》

病毒为社会试金石

事实上,三星+首尔的本质是对于人命的轻忽和不负责任。这种非人性的社会体制,才是导致“外部”病毒繁殖的宿主。“外部”病毒所浸透的对象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整体社会。虽然随着后冷战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人口的流通愈来愈扩大,网络技术使得庞大信息迅速被分享,不过韩国社会从未真正反思过殖民、内战、分断和冷战历史,只片面地在经济增长的量化层次适应这些变化。

在这个状况下,病毒的浸透成了试金石,不只让我们确认是否拥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也让我们确认在庞大的信息流下,社会的无知以及知识的无能。如金石柱的案例所显示,知识的角色不在于将理论重复应用于固定事物,而是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时,能主动积极地提出应对之道。

通过这项试金石韩国社会最终确认了:整体社会尚未克服知识的殖民性,是滋生冷漠的社会和不负责任的“政治”的温床。事实上,韩国社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

把全部MERS病人看作受害者后,才能讨论谁才是让他们被传染的加害者,才能分清法律和制度的对错。所谓“加害者”是要追究责任的,但MERS的扩散绝对不是MERS病人的错,不是因为他们不道德、不诚实。不管是“超级传播者”还是“加害者”,这种标签都是对受害者、对病人的偏见,是在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没有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的MERS病人,就算他们传染给别人,也仍是受害的MERS病人。

——《我要活下去》

这种社会与政治的缺失,或社会的无知及知识的无能,反复造成人的恐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性。小说中主角们对于职场和劳动的执着,以及具备强有力支持连带的家族关系,皆是这种社会性的主要表现。

在社会与政治的缺失状况下,不仅是病毒,甚至连外部的“危险”因素(例如:移工VS.本国人)也造成人的恐惧,并扩大和深化了人们之间的不信任与嫌恶。结果,个人只好透过“家族”这种具有历史累积的资源以获得生存。三位主角各自与家族成员间的支持连带关系,正如实反映了这种社会的历史体质。

2000年代发生的双龙汽车事件,是韩国社会劳资矛盾的重要象征,工会曾提出“解雇等于杀人”这一口号。忍受染病后的身体之痛、坚持继续工作而昏倒的吉冬华,坚持回到爸爸、丈夫及牙科医生位置的石柱,好不容易成为记者并在试用期尽量表现自己能力以免被派到地方的一花,都在证明着“解雇等于杀人”这个口号的现实性。因为社会的压迫,他们都忍受与压抑着身体的苦痛。

2018年7月,双龙汽车工会在首尔德寿宫前设置灵堂,
▲2018年7月,双龙汽车工会在首尔德寿宫前设置灵堂,让公众悼念在抗争中死去的22位工人并了解这场工潮的来龙去脉

・图片来源:ilabor.org

他们在失能的社会里,以家族为中心相互支持以求生存。父亲与太太为了罹患癌症的石柱而牺牲自己;吉冬华长久以来照顾病弱的妹妹,甚至因为送妹妹去急诊室而染病;作为独生女的李一花也是为了在医院照顾癌末的父亲而感染了MERS:这些都是典型韩国社会家族的表现。

在区域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之下,我们无法避免传染病的跨国流行,那么该怎么办?一般的答案多半是在日常生活中强化社会共同体的连结,以及在社会中培养利他性和多元性等正面价值。不过,病毒浸透的对象是社会中的个人,而且各个社会都拥有相异的历史。

在我看来,社会是否成为病毒的抗体或是宿主,取决于知识、社会和政治的重建与否。若从人权等抽象的个人层次对付传染病,我们很容易忽略不同社会之间相异的历史性。因此,《我要活下去》这本小说,对于作为韩国人的我,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韩国社会该如何应对“三星”和“首尔”?

那么对曾经经历过SARS、当下同样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危险的台湾来说,《我要活下去》所揭示的韩国历史社会矛盾,能否成为一个参照视野,重新审视台湾的历史社会矛盾?

台湾曾经历过的SARS和韩国经历过的MERS分别具有相异的特定性,SARS的影响范围主要涵盖区域化的华文世界,而MERS对韩国的影响相对地以全球化为背景,因此它们对台湾和韩国产生效果的机制也有所不同。

不过,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发源地是中国大陆,而台湾和韩国同时受到直接影响。可以想见,东亚的区域化是这次病毒流行的大背景。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正是时候,东亚区域的不同社会需要总结过去各自的经验和教训,并进行互相学习和合作。

・原文刊于《阅读志》2020年2月5日。感谢本文作者延光锡教授授权转载。

我要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韩]金琸桓 著,胡椒筒 译,敦煌文艺出版社·磨铁(大鱼读品),2022|作者简介
延光锡,曾任韩国圣公会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兼讲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韩国北韩研究大学研究教授、台湾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韩国朝鲜大学研究教授。著有《思想的分断:陈映真与朴玄采》。
▲延光锡,曾任韩国圣公会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兼讲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韩国北韩研究大学研究教授、台湾交通大学文化研究国际中心博士后研究员、韩国朝鲜大学研究教授。著有《思想的分断:陈映真与朴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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