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刘婉明丨《文化中国的越境书写——近代中日文人交往与中国形象建构》

《文化中国的越境书写——近代中日文人交往与中国形象建构》一书以“天下”与“国家”之争为问题主线，以中日两国文人间的交往为切入点，选取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流行于中日间的几种代表性中国形象观点，通过考察其产生、传播、嬗变、转化的过程，探究其中所反映出的东亚文化圈大传统如何在应对“现代”冲击的同时，进行着自身的转化与再生。本书选取“文人”这一重要载体作为研究对象，以“文人交往”为切入点，尝试探索基于文人知性交流基础上的中日跨境文化交流空间。作者对中日两国文人交往中产生的游记、日记、书信、回忆录、文学作品、译介作品、研究著作等进行了收集、整理、对比、分析，结合对上述文本生产和传播的过程研究，考察中国形象如何越境——跨越民族国家界线——而传播、嬗变与转化，分析左右中国形象生产的各种文化、经济、政治势力，立体呈现其建构和变形的过程。重点考察了中国形象中所反映出的两国文人面对西方冲击带来的文化圈大变局，所感受到的痛苦与矛盾，所作的思考与抉择，以及由此对文化圈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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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婉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绪论

19世纪中期以降，东亚历史进入“现代”，东亚文化圈的“天下”秩序和中国的“天朝上国”地位一起日趋瓦解。日本则依靠明治维新所获得的强大国力，要求取代中国，重组亚洲秩序，主导东亚文化圈。

在这一中日文化势力消长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要主题：对“中国”这一原东亚文化圈主宰的形象建构与重构，或谓“中国是什么”的问题。葛兆光曾指出，于甲午之役中败于日本之后，清王朝才真正“开始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中国’和‘世界’这样一些观念的冲击。为什么是‘亚洲’？究竟什么是‘中国’？中国如何面对‘世界’？”这些问题。同样，当时的日本虽然在经济、军事实力上胜过中国，但是，要取代中国在东亚文化圈的盟主地位，还需要子安宣邦所说的“理念上的胜利”。重构中国形象，掌握关于“中国”和“东亚”叙事的话语权，就是获取这种理念胜利的关键。孙歌指出，早在17世纪中叶，日本江户儒学者就将明清易代视为“华夷变态”，产生了不再将中国视为实体国家，而将其符号化为“文化正统性、文化优越性的代名词”，由此自视为“中华”正统的动向。到了明治时代，被认为更先进的西方文明因此也被视为新的“中华”。由此可见，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中中国形象的建构与重构所反映出的是中国和日本如何在“现代”语境中重新认识自我、对方与世界，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如何在以中华文化为绝对中心的“天下”秩序解体之后，建立新的文化圈秩序等重要问题。

▲子安宣邦（1933~ ）‍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出生于神奈川县川崎市，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伦理学科，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了。大阪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包括：《作为“事件”的徂徕学》（1990）、《“亚细亚”是如何被论述的——近代日本的东方主义》（2003）、《国家与祭祀——国家神道的现在》（2004）、《何谓“近代的超克”》（2008）等。

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深受“西方冲击—反应”说和萨义德（E. W. Said）东方主义理论的影响。在此理论视域中，日本因其强大国势所带来的强大文化影响力，也因其似乎成功应对了西方冲击而为东亚其他国家提供了样板，遂左右了近代以来整个东亚文化圈中国叙事的走向。在由日本主导建构的中国形象中，日本是高傲的殖民者，中国则被描绘成“半野蛮”的落后国家，以此确立侵略和殖民的合法性，一些文化人流露出的对中国的文化趣味不过出于东方主义的猎奇。同时，面对西方冲击的日本又焦虑地想摆脱自身所处的“野蛮”的东方世界，进入西方的“文明”世界，因此，希望通过塑造中国这一“他者”形象以达到确认“自我”之目的。子安宣邦就认为，日本近代以来建构的“东洋”“东亚”概念，实际上是内化了黑格尔（G. W. F. Hegel）的历史哲学思想。福泽谕吉《脱亚论》所阐述的文明论构建了作为“文明国”的日本与停滞于文明之外的中国、朝鲜的对比这一体现了黑格尔“东洋”概念的“东方主义构图”：“专制与停滞的中国，便成了亚洲中非亚洲的日本——近代化=文明化日本的自我差异化时所确立起来的不可避的他者。”吴光辉从子安宣邦的“中国他者论”引申，认为日本的中国观中存在着“作为‘存在前提’或者‘文化背景’的中国和作为‘异质文化’或者‘绝对他者’的中国”，分析了日本眼中的中国作为前近代“中华意识”观念下的他者形象、“东西文化”框架下的他者形象、“东方主义”视野下的他者形象（包括“作为恶友的他者”“被奴役的他者”“被拯救的他者”“被同化的他者”等），由此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形象或者中国认识则是屈服在了西方的话语之下，是在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下得以建构起来的”。西原大辅从以谷崎润一郎为代表的大正日本文人的中国书写入手，认为当时文坛上流行的浪漫主义思潮和对急速西化的日本社会的反感，使谷崎等日本文人开始将中国视为反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纯真浪漫的乌托邦，出现了将玩味中国风的家具、饮食视为“摩登新生活”的“中国趣味”。李雁南也从此角度出发，并将研究对象扩大至整个近现代日本文学，认为明治以来的日本文人塑造中国形象，是出于日本作为新兴帝国自我确认的需要以及成为欧洲式殖民宗主国的渴望，因此“由他们的叙事所构建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话语力量有助于进一步激发日本帝国的殖民欲望”。‍‍‍‍

▲萨义德（1935~2003）巴勒斯坦裔美国人，文学批评家。出生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中学毕业后来到美国深造，先后于1957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教授。在主要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中确立了东方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

原产日本的中国形象也影响了彼时的中国人。石川祯浩指出，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明治知识人接受了西方的文明史观，开始以“文明/野蛮”划分世界，旅日的梁启超也受到了这一学说的影响。石川借用萨义德学说，指出普世文明理论其实是西方通过将东方想象为“野蛮的他者”而定义自己正当性的工具之一。无论福泽谕吉还是梁启超，一旦接受了这种文明观，就不得不依赖西方眼光来定义自己，其对中国形象的描述不过是一次“‘东方主义’的再生产”。刘建辉也认为，如“落后野蛮的中国”“国民无国家观念的中国”等产自日本的中国形象，被中国人作为一种“真实”接受，从而发生了“自我东方化”的现象。‍‍‍‍‍

上述研究都描绘出作为“西方”或想成为“西方”的日本和作为“东方”或被“东方化”的中国，双方是“殖民—被殖民”的二元对立关系。萨义德理论的确为考察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中国形象的生产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切入点，但是，这种理论本来是为了分析欧洲与中东世界关系而建立的，二者分属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个文化圈，彼此之间异质程度远大于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这种理论模式虽然的确揭示了近代以来日本构建中国形象时所深藏的殖民侵略心态，但也很容易导致对东亚文化圈共性和传统的忽视，在这种视域中，似乎这一绵延千年的文化场域在19世纪末凭空消失，唯有“殖民与被殖民”可以解说两国关系。

本书希望跳出东方主义理论框架，打破“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立足于“东亚文化圈”这一千年来中日共生其中的文化语境，在两国交流与互动所产生的文化场域中，思考新的“文化中国”形象如何越境、如何被建构与重构，由此发掘出文化圈大传统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与转化。

近年来，摆脱东西二元对立模式，以地域为基点发掘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重新思考本土文化传统，渐成学界趋势。沟口雄三指出，不应该把中国的近代视为“西方冲击”的承受者，而应该理解为“‘旧中国’的蜕化过程。蜕化是一种再生，换个角度，也可视为新生。”“天下”与“国家”的对抗不应被视为“野蛮”与“文明”的对抗，而应在文明史上受到同等的对待。滨下武志则提醒，是时候摆脱“亚洲对欧洲”的思维模式，在全球视野下“围绕理念与现实、话语与认同（identity）来重新审视东亚世界”。张伯伟提出“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用文献学和比较文学方法探索自汉代至19世纪中叶，以汉字为基础联系起来的文化圈内各国共同的精神世界。葛兆光也提出“从周边看中国”，认为应该将视界放大到环东海地区，通过发掘周边国家的新文献，摆脱“以中国解释中国”之偏见，为阐释中国提供新视角与新问题。李永晶认为，如果将中日关系纳入东亚世界自身秩序演变中思考，就可以发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所形成的世界帝国意识，与其说是希望成为欧洲式殖民帝国，不如说是“源于传统中华帝国所主导的东亚世界秩序，也即‘华夷秩序’或‘朝贡册封体制’”，也就是说，日本希望成为中国的“分身”。‍‍‍‍‍

▲滨下武志（1943~ ）日本历史学家。专攻东亚近代史、经济史。197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1988年升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1991年获亚洲·太平洋奖。著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开港场市场圈》（汲古书院，1989）等。

立足于东亚文化圈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探讨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发掘出文化圈大传统。有些学者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冲击，中国衰落，日本势强，民族国家意识日炽，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解体。但是，维系东亚文化圈的并非只是对作为实体国家的中国的向心依附，更重要的，是由“中华”所象征的筑基于文化圈大传统的共同记忆、知识谱系、价值观念、思维和情感方式，此传统不只是中国的，也是由各国经数千年文化交流合力构建而成。毋宁说，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场，东亚文化圈自身所具有的可与政治博弈的文化力量、那些在政治角逐的空隙或者为政治之力所忽略之处发生的种种文化动向，才更值得深究。子安宣邦认为，文化史上“东亚”概念的产生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野心难分难解，甚至是“互为表里”的，所以，他对于文化“东亚”中所包含的政治意义总是保持警惕。确如子安宣邦所言，近代以来的“东亚”“亚洲”话语中潜藏着太多的政治意图，但是，其中不能为政治所涵括的文化因素也不应就此被否定。松浦正孝考察亚洲主义时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假设将近代以来一直与国民国家捆绑在一起的亚洲主义从“国家”中解放出来，那么，人们是立足于什么来想象“亚洲”的？同样的问题视角也可用于“中国”，毕竟，“亚洲想象”“东亚想象”的很大一部分都于中国有关。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中的中国形象不应单纯视为日本的文化输出，也是国与国文化交流、博弈的产物。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间的交流前所未有地频繁，竞争和冲突也前所未有地激烈，形成了充满张力的文化场域，从中生产出种种中国形象，映射出东亚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的种种变化。因此，研究彼时中国形象的生产与传播，正是追寻文化圈大传统的绝好途径。

研究中国形象的建构与重构，还有助于考察东亚文化圈在19、20世纪之交这一关键历史时间段中的转变。开始思考“中国是什么”、描绘中国形象的行为标志着东亚文化圈进入了“现代”。因为，此前，中国是不证自明的存在，“中华”与“文化”是可互换的同义语。19世纪中叶以降，中华帝国荣光不再，“华夷秩序”解体，加之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全球散布、东亚民族国家共同体成型、日本的殖民侵略战争等强烈冲击，许多学者认为，此文化圈是否还存在尚需讨论。野村浩一直言：“亚洲的近代就是亚洲逐渐变得不再是亚洲的时代”。葛兆光指出，“亚洲”在学术界重新受到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超越各自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重新建构一个想象的政治空间，对内消解‘国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但是，他对于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或者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互相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他者’（欧美或西方）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仍然持有疑虑。子安宣邦也认为，“近代日本”成立的过程就是“对亚洲的压抑，对亚洲的遗弃”，特别是把中国这个“先在的、历史性先验存在”的大国“从自己的意识构图中抹消掉”的过程。近代日本学者用“东亚文明”来代替“中华文明”，其中就隐含着“脱亚”的东方学概念。‍‍‍‍‍

野村浩一，東京：研文出版，1981

本书所欲探究的便是：如果东亚文化圈已不存在，那么，是什么导致其解体？是否还有重建之可能？或者在其解体之后，还有什么是可以为我们今天所继承的？如果其还存在，又是什么维系着这一文化空间，使其历经冲击而不堕？沟口雄三沿着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中国”之思路提出，将中国作为媒介或者方法，就意味着提出一个“以欧洲标准无法衡量的世界”，这将使包括现代日本、现代亚洲在内的整个“现代”世界都“问题化”和“相对化”，日本人研究中国的意义正在于此。竹内好直面“中国的当下”的遗训根本上是为了让人们“重新思考东亚的历史”，“重新追问亚洲近代的内在涵义”。如果将竹内好和沟口雄三的思考再延伸下去，那么可以说，“中国”无论是作为问题还是方法，都意味着展开东亚文化圈这一巨大的古老文明体与西方文明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传统与现代，更不是野蛮与文明、后进与先进间的对话，而是“现代”的诸种可能之间的对话。这不仅是中国人研究日本或日本人研究中国的意义，也是东亚文化圈中诸国重新审视己国与他国关系以及整个文化圈的意义所在。“现代”是冲击、挑战，也是重生、转生的契机，回顾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中国形象产生、传播、嬗变、转化的历史，从中找出能维系这一文化空间的要素，方能在全球化的今天、东亚诸国间误解大于理解的现实语境中，探讨未来对话和共生的可能，探索东亚文化自身独特的现代化之路。

因此，本书在东亚文化圈进入“现代”的历史语境下，以“天下”与“国家”之争为问题主线，以两国文人间的交往为切入点，选取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流行于中日间的几种代表性中国形象，通过考察其产生、传播、嬗变、转化的过程，探究其中所反映出的文化圈大传统如何在应对“现代”冲击的同时，进行着自身的转化与再生。

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变化是各国民族国家意识日趋强化，儒家理想的“天下”所象征的“华夷秩序”逐渐崩坍。这一现象从政治层面看，是在西方冲击下，“天下”与“国家”之争以“天下”败给“国家”，各国相互离心而告终。然而，倘若从文化层面上看，则可以说“天下”代表着区域共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记忆、知识谱系、思维和情感方式等，“国家”代表着西方文明冲击所带来的民族国家意识、进化论的文明史观等。二者对抗的结果，是出现了一面不断加固民族国家界线，强调己国文化的主体性、独特性，一面又试图超越这一界线而维系文化圈共同传统的现象。这在中日两国文人对中国形象进行建构、拆解与重构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形象是立体和流动的，是东亚文化圈各种文化、政治、经济势力共同运作的产物。一国创出的中国形象通过文人交往传播至另一国后，常常会在经接受者改造后又回传给最初的传播者，从而发生传播者和接受者地位的反转。也就是说，中国形象在两国间的传播实际上经历了“传播-接受-改造-回传-再改造-再传播……”的过程，而此过程无时不受文化圈场域运转变化的影响。

本书选取“文人”为研究切入点，是因为这一群体是文化圈传统的重要载体。这里的“文人”包括学者、教师、文学家、艺术家、记者等。他们常身兼上述多种身份，或多或少还保留着儒家士人气质：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传统教育，共享着东亚文化圈的古典文化知识谱系、价值观念、思维和情感方式。考辨古中国典章制度的日本汉学家、怀揣“中国趣味”的日本作家、追寻乡土梦幻中国的留日中国学生……尽管他们描述出的中国形象各不相同，但都包含着对古老东亚文化圈的集体文化记忆。他们不同于古典士人之处则在于，身处西方主导的“现代”语境中，对这一语境和己身身份已有自觉。他们的活动方式是现代的，是当时最积极也是最早进行跨国旅行的一批人，面对强势的西方，己身所携之文化传统何去何从是他们念兹在兹之事。这批进行越境旅行的文人或是感叹在对方那里发现了己国已逝之文化精髓；或是互相指责对方背弃了东亚文化传统。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揭示出中日间的文化传统联系尚未完全断绝，这些赞叹或指责的背后，是对已开始解体的古典东亚文化圈的眷恋。同时，西方冲击则逼使文人们重新审视己国文化在世界上和东亚文化圈中的定位。例如，滨下武志就曾指出，即使是选择了以“国家·民族主义”来设定与近邻国家间差异的明治知识分子，当他们在译介西方思想时，也是在“东亚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中国古典知识”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在应对西方冲击上，“存在了一个共同的理解方式”，近代“亚洲”概念的形成实则包含了很多传统的观念。石川祯浩也认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知识分子在理解近代西方、翻译西方文明的关键性概念和思想时，他们原有的知识及学养（很大程度来自儒教）曾发挥怎样的作用？日中两国是否存在差异？”这样的问题应当深究。子安宣邦尽管认为“东亚”是带有强烈帝国日本地缘政治意味的概念，但也承认这个新概念的确预设了区域内多元文化的发展。他由此指出，剔除了帝国日本霸权政治污染的新“东亚”概念，应该建立在“以中国为文明起源的广泛地域的共通性上，同时又是试图继承地域内多元文化发展”，“使该地域生活者多层次交流成为可能”的空间。沟口雄三更是身体力行地推动建立两国间的“知识共同体”，认为只有依靠知识人的“富有自省性的知性，共同才能成为可能”。‍‍‍‍‍

本书选取“文人交往”为切入点，也是为了尝试探索这种建立于知性基础上的“多层次交流”的文化空间。中国形象的产生与嬗变折射出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中“国家”兴起，“天下”隐去的过程，实际参与其中的两国文人既难舍古典东亚文化圈传统，同时也清楚：面临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圈欲存续，必须寻求新的支撑体系。李永晶就认为，近代以来产生的关于中日“同俗”“同文”“同种”的观念，代表着“双方共有的精神氛围和意义空间”，从中可以“看到东亚世界内古典精神的相逢”，尽管这种建构共同性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仍然应该承认这是“东亚古典世界秩序及其精神在近代世界体系中的自我拯救”。可见，文人群体既是文化圈传统的承载者，也是西方文明挑战最积极、最敏感的应对者。本书将重点考察中国形象中所反映出的两国文人面对西方冲击带来的文化圈大变局，所感受到的痛苦与矛盾，所作的思考与抉择，以及由此对文化圈产生的影响。

本书所论“文人交往”既包括结社交游、师承、书信往来、品跋题鉴等传统方式，也包括留学、游历、出版、翻译等在现代交通设施整备、媒体事业发展后出现的现代方式。文人间新旧交融的交往方式以及依托其上的相互想象、观看、对话、竞争等，正是彼时维系东亚文化圈运转的重要方式，由此形成了一个想象中国的文化共同体。文人们在有关“中国是什么”问题上，一面依托文化圈传统，一面引入西方观念，征引申发，辩驳问难，不断对中国形象进行增饰与删减、拆解与重构，也为争夺构建中国形象的话语权展开博弈。近代以来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形象正是在这种文人交往中生成、传播的。

研究范围的时间上限定在1860年代，是因为1862年江户幕府使节团抵达上海，重启因幕府锁国政策而中断二百余年的两国直接交往。此后，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得以亲身踏上对方国土，交往频繁程度前所未有，构成了近代中日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留下的大量见闻录、笔谈录、文学作品、图像等成为构建中国形象的重要素材。这种交往不同于古代之处在于，它是在当时以欧洲模式为主导的国际关系中展开的。如子安宣邦所指出的，1850年以后，日本先是被动卷入欧洲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中，随后通过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积极要求参与、重构“世界史”，重组“世界秩序”，“把自己构筑成近代国家”。中日两国现代交往的重启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两国先后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交往日渐密切的同时也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日渐强化。研究时间下限定在二战结束后的1950年代，是因为“冷战”的开始使两国的直接交往又中断了数十年。日本政府于1951年签署《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由此加入西方阵营，与中国之间拉起了“竹幕”。其间除了少数受政府邀请者外，文人们再也无法像之前那样容易地自由进入对方国家，战争带来的痛苦和仇恨更是延续至今。

本书对文人交往中产生的游记、日记、书信、回忆录、文学作品、译介作品、研究著作等进行了收集、整理、比较、分析，结合对上述文本生产和传播的过程研究，考察中国形象如何跨越国境——民族国家界线的象征——而传播、嬗变与转化，分析左右中国形象生产的各种文化、经济、政治势力，以期立体呈现中国形象建构和变构的过程。具体围绕以下三种形象展开：作为身体的中国、古典中国和现代中国。

这些中国形象的越境传播和变形，既展现了两国文人对各自国家所面对的独特问题的思考，也体现出他们对东亚文化圈现代转型这一共同问题的探索。从本书的讨论中可以看到，由黄遵宪、严复、梁启超、周氏兄弟、左翼文学家所代表的中国文人，在书写中国形象时最关注的是如何应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危局。黄遵宪通过自己在明治日本的亲身体验思考古典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变革，这种思考也启发了周作人。严复、梁启超和鲁迅将古代中国的“国家身体”话语、西方的进化论和国家有机体思想、日本的宪法和国家学说相融合，再结合自己身处世纪之交的体验，在号召全体国民共医“国病”的目标下凝聚起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向心力，也唤起了对现代个体身体的重视。夏衍、创造社、太阳社等左翼文学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日本引入新的文学理论和新的文学形式，用以描写作为摩登都市的“现代中国”，根本上也是为了探索如何让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困境。

而武田泰淳、竹内好、实藤惠秀、田中庆太郎、谷崎润一郎等日本文人笔下的中国形象则与日本如何平衡东亚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冲击，如何取代中国成为东亚文化圈新盟主的渴望息息相关。由“古典中国”所象征的东亚文化圈传统既是他们需要超越的对象，也是借以对抗西方的思想资源。以武田泰淳、竹内好等为代表的日本现代中国研究先驱们，通过与中国作家交往、译介五四以来的现代新文学，尝试从“现代中国”的经验出发，寻找现代日本文化主体性生成的契机。实藤惠秀通过研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希望发掘东亚文化圈自身的文化场域力量，在中日两国间建构起一个由日本主导的新“同文”文化共同体。田中庆太郎凭借文化经纪人身份，把自己的书店打造成中日文人交流的跨境公共空间，用这种民间力量对抗日益西化、专制化的官方文化体制。谷崎润一郎则将“古典中国”塑造成躲避西化的现代日本文人的桃花源，并影响了夏衍这样的中国留学生对“现代中国”的认知。

▲文求堂书目（田中庆太郎编辑，1937）田中庆太郎（1880~1951）号“救堂”，是位于东京本乡的汉籍书肆“文求堂”的主人。1900年以后数次来到中国，广泛引进古籍、书画、古董、砚墨等。求文堂深受内藤湖南、德富苏峰等人喜爱，石田干之助、神田喜一郎、郭沫若等人都是文求堂沙龙的常客，为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很大贡献。

与此同时，这些对各自国家问题的思考又都联系着中日文人对东亚文化圈独立的现代化之路的共同探索，关涉到亚洲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在本书所讨论的中国形象的生产和传播中，可以看到两国文人对现代中国和现代日本自主革命道路的共同思考，对中日两国底层民众被压迫、被奴役命运的共同关注，对建立两国间平等文化关系的共同追求，对汉字这一文化圈共通书写符号在现代语境中的新功能的共同发掘，对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东亚现实的共同探寻等，这些努力都体现了文人们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和一国中心观，在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大视野中探索东亚文明的现代转型之路。

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用“一身经二世”来形容自己这一代日本知识人：“前世前身”经受了日本传统文明的熏陶，“今世今身”则得以接触完全异质的西洋文明。在他看来，这是得天独厚的幸运，因为“能够直接利用自己的切身体验与西洋文明互相比照”。子安宣邦评论福泽谕吉并非泛泛套入西方文明论，而是“将‘前身前世’视为吸收西方文明最确实有效的基础”，由此建构新的文明论。同样可以说，本书所讨论的这些越境的文人们都是以“前世前身”直面“今世今身”的文化姿态，探索“文化中国”越境书写和传播的可能，也就是探索东亚文化圈传统转化、再生和延续的可能。这种探索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比如实藤惠秀对“近代”的迷思、左翼文人过于急切的革命文学诉求等，但是，其中毕竟蕴含着超越国家政治界线的文化追求。他们都相信，东亚文化圈现代转型的基础是广大民众的生活现实，是近百年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命运，是区域内各个文化体千年交流和融合所产生的大传统。

在中日两国文人的思想碰撞、精神共鸣、文学交流与学术论争中，“文化中国”的形象也经历了反复越境、不断嬗变和多维度衍生。两国文人对“文化中国”的越境书写，既揭示出东亚文化圈在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时所展现的强韧文化生命力，也为此区域寻求未来共生和对话之路以及更为广大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可能性，提供了足资借鉴的丰厚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