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理论转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研究的主流倾向，即研究视野仍主要集中于日本国内，对于殖民地女性所遭受的性暴力问题基本保持沉默，也未提出系统性的批判。直到20世纪90年代慰安妇问题的浮现，这一状况才发生根本性变化。慰安妇问题成为检验女权主义是否能够真正跨越民族与国家界限的重要试金石。在这一研究框架下，战前与战时的诸多女权主义者及女性知识分子——如市川房枝、高良富、与谢野晶子、平塚雷鸟等——被重新清点、评估与定位。她们如何从争取女权的自由主义者，转而支持战争并成为大东亚主义的协力者，也一度成为研究热点。
上野千鹤子一方面是“被害—加害”史观转变的重要理论推动者，另一方面也对这种“告发史观”本身提出了质疑。她指出：“自明治维新以来，民族国家的建立一直是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如果历史学家仅仅因为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无法超越‘天皇制’民族国家而加以批判，这是否构成一种不公平的‘谴责’？”上野进一步指出，由于妇女参政运动本身就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争取男女平等政治权利的运动，因此在战时条件下，该运动极易与国家政策相配合，并由此得出结论：“女权主义在逻辑上无法超越民族国家”（上野千鹤子，第195页）。
大越爱子亦提出了类似看法。她认为，与其质疑个体的伦理道德，不如将批判的焦点置于“帝国主义女权主义”之上，因为这种女权主义本身即根植于帝国民族国家的结构之中（大越爱子，《妇女的战争责任》，第51—52页）。将战争协力的责任归因于近代国家结构，确实构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体提供了免责逻辑，具有明显的双刃剑性质。此后，女性经验、女性主体与国家之间的交错与纠结，成为女性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
关于战前日本女权主义者的评价，尽管研究立场与分析视角各异，但学界大体形成共识：围绕民族国家与战争问题，可以区分出三条较为清晰的思想路线。其一，是以市川房枝为代表的体制内改良取向的自由主义参政权路线；其二，是以平塚雷鸟（中后期）为代表、以母性伦理为核心、但极易被国家收编的母性主义女权路线；其三，则是以山川菊荣为代表，明确将女性压迫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国家暴力联系起来的社会主义女权路线。前两条路线虽具有改革与批判意图，却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天皇制国家的正当性，反而在战争体制中被重新编码。相较之下，第三条路线构成了战前最为系统的反战、反国家女权主义形态，也因此最早遭到严厉镇压，并被排除出公共空间。
基于上述分类，并引入“是否与中国相关”的考察维度，本文将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加以介绍。首先介绍两部关于市川房枝与山川菊荣的最新研究，其后转向探讨那些难以被纳入上述三条路线的代表性人物——竹中繁与田村俊子——的相关研究动向。
『市川房枝と「大東亜戦争」フェミニストは戦争をどう生きたか』一书，重点关注市川房枝在战时（20世纪30年代末至1945年）的活动轨迹，细致追溯了其在战争问题上的思想立场与实践行为的变化过程，并对其有关中国问题的言论转向进行分析。
作者在书中开篇即回应上野千鹤子提出的“女权主义在逻辑上无法超越民族国家”的观点。她指出，即便在当时，也并非所有人都将“天皇制”视为不可超越的绝对前提，同时强调“社会活动家与思想家应当具备展望未来的能力”。基于这一认识，进藤提出有必要重新考察妇女参政权运动中是否存在“跨越国界的女性反战同盟”的可能性。在这一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她追踪了市川房枝与中国女性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尝试。但由于未能发掘更多与中国相关的一手资料，其研究与既有成果一样，在相当程度上仍呈现出中国女性的“缺场”。
不过本书充分利用了大量史料，系统考察了市川房枝从最初的不战立场转向选择“合作”道路的复杂过程，并试图厘清促成这一转变的关键契机。进藤指出，其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1940年。当时，市川房枝与竹中繁（下文将述）一同访问中国，并在南京与田村俊子（下文将述）会面。她们在中国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战争所造成的惨状，由此认识到迅速结束战争并非易事。市川逐渐形成如下判断：日本若要在西方列强相互竞争的国际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应当遵循“近卫三原则”，以符合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方式结束中日战争，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共同在东亚构建新的秩序（進藤久美子，第530—531页）。换言之，市川是基于“以对日本更为有利的方式尽早结束战争”的判断，而选择了与右翼体制相协调的立场。
本书表明，市川房枝并非一位在战时始终坚持反战或反国家立场的女权主义者。在当时的策略选择中，争取女性选举权始终被置于优先位置，而对国家内部改革路径的依赖，使女权主义在战时难以与国家权力彻底划清界限。本书的一个重要分析重点，正在于揭示女权主义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被国家所收编。
『忘れられた思想家 山川菊栄――フェミニズムと戦時下の抵抗』是近年来山川菊栄研究中最为系统、篇幅亦最为宏大的成果之一。
山川菊荣（1890—1980）对中国读者而言并非陌生人物。早在1919年，其文章即已由李汉俊（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之一）正式译介至中国。在前述分类中，山川被归入最为系统的反战、反国家女权主义者一类。作者铃木裕子是山川菊荣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同时也是日本女性史研究中“从受害到加害”理论转向的重要提出者之一。其所提出的女性战争加害者论，明确指出女性同样可能以具有主体性且结构性的方式参与并支撑战争体制，成为受害者与参与加害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两者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往往并存。
在此理论框架下，铃木对山川菊荣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对权威的拒绝以及对国家的不妥协立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山川是极少数避免卷入战争加害结构的女权主义者。铃木在阐述撰写本书的动机时，明确将山川思想的当代意义置于核心位置。她指出，回顾当下日本的政治状况，对山川所处时代的省思，尤其是其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权立场上展开的权力批判，以及其在战时高压统制之下所采取的抵抗姿态、思想坚守与持续抗争，将为当下问题的思考提供重要指引（第21页）。可以说，作者撰写本书的根本目的，在于强调山川批判理论与精神在当代语境中的现实意义。
正如作者反复强调的那样，山川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在于其具备一种对差异问题的“复眼式”观察视角，而这一视角正是同时代日本女性运动家普遍欠缺的。作者在书中专门以第7章“帝国女权・殖民主义批判”与第8章“对时局与战争批判”，详细论述了“满洲事变”之后山川思想的锐利性与透彻性。正因为这种系统性的反战、反国家立场，山川的思想与活动在战前即遭到治安警察法与特高警察的严厉镇压，成为最早被清除出公共空间的女权路线之一。不过，铃木在强调山川“战时抵抗”的思想勇气及其理论的当代反战意义时，整体上采取了高度肯定的姿态，批评性视角相对有限，评价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神圣化之嫌。
这一点与进藤久美子的研究立场形成了鲜明对照。进藤指出，山川的思想与行动主要仍围绕日本国内的阶级与性别问题展开，对殖民地女性（如朝鲜、中国）的结构性处境关注有限，其批判更接近于“国内社会批判”，而非“跨帝国结构批判”。
相比之下，以下将转向介绍一类难以被上述女权主义类型充分涵盖的女性实践。通过竹中繁与田村俊子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到战时女性行动的另一种可能性，即一种具有有限能动性、协力与抵抗边界模糊的“非体制”路线。
『女性記者・竹中繁のつないだ近代中国と日本』围绕竹中繁的言行是否构成跨国实践展开了尝试性的研究。竹中繁（1875—1968）是东京朝日新闻社首位女性记者，北伐时期，曾在中国进行考察旅行，期间接触了许多中国的女子教育机构、女性知识人，以及《大公报》《妇女杂志》《申报》等媒体的编辑人员。这一经验成为其此后持续关注中国问题，并在日中关系日益恶化的背景下，尝试探索“理解与提携”路径的重要思想起点。
竹中繁与市川房枝关系密切，但并未以“运动领袖”自居，而是更倾向于从事幕后工作，在女性知识人之间搭建对话与联结的平台。其长期保持相对低调的姿态，可能与其私人经历有关——她曾与后来成为首相的鸠山一郎有过一段未能进入婚姻的恋爱关系，并有一子，生后即作为养子寄养他家，抚养费用由竹中一人承担。竹中繁留下的大量资料，正是由其子之女、即竹中繁的孙女稻叶女士保存并进行初步整理的。此后，这批资料由须藤瑞代（京都产业大学）等为中心加以分类整理。目前，这些资料已捐赠给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预计不久将向研究者开放。
本书主要收录了竹中繁的中国旅行日记以及部分手稿、书信和照片。同时，还刊载了从大量书信中筛选出的往来函件，包括宋美龄、陈衡哲、刘王立明、内山完造、尾崎秀实、岛崎藤村等人的书信，并配以细致注释。书末所附的信函一览表，亦为研究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史料。
在本论文集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竹中繁的中国旅行日记。1926年9月下旬至1927年2月下旬，竹中繁在东京朝日新闻社任职期间，以“视察与采访”为名，在中国进行了为期约五个多月的实地考察。与其同行的，是曾长期在中国任教、精通中文、对中国社会与教育制度极为熟悉的服部升子（1878—1947）。此次旅行行程北起奉天、大连、北京、天津、青岛，南至上海、南京、汉口、广东等十余座城市，经香港返回日本，其覆盖范围远超当时大多数日本男性记者的中国行。这也使竹中繁成为日本最早以系统、持续且具有女性视角的方式理解中国社会与中国女性的记者之一。这次旅行不仅使其认识到中国女性社会的多样性，也促使其反思日本对华舆论的单一化视角，并成为其此后组织月曜俱乐部与一土会、推动女性跨国理解实践的重要起点。
这是上书的延续之作，内容分为论文与资料两大部分。资料部分主要收录了竹中繁在中国旅行之后所组织的月曜俱乐部与一土会的历次会合记录。论文部分则由七篇研究论文与四篇专栏文章构成。
月曜俱乐部成立于1928年3月，由竹中繁在东京发起，是一个由女性组成的定期学习与讨论会，通常于每周一举行（因此得名）。其成员包括市川房枝、平塚雷鸟、高良富、山川菊荣等数十人，涵盖参政权运动者、文学家、基督教女性活动家、记者等不同立场与背景。在当时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的日本社会中，这种跨立场、非结社化的女性公共空间极为罕见。
一土会成立于1931年10月，其直接背景是“满洲事变”。事变发生后，月曜俱乐部的部分成员对“日本究竟在中国做了什么”产生了强烈疑问，认为仅凭日本国内舆论无法理解现实，有必要“直接了解中国妇女与中国社会”，并由此结成了一土会。该会因通常于周六会合而得名，经常邀请亲历中国的知名记者、旅行者与留学生担任报告人，日常事务主要由竹中繁与服部升子负责。与月曜俱乐部相比，一土会的政治敏感度与现实指向性明显更强。竹中繁在一土会中反复主张，若不了解中国女性如何看待日本，就无从谈论“亲善”“连带”与“和平”。这一立场直接源自其1926—1927年在中国的亲身经验。满洲事变后，竹中繁强烈批判日本社会对中国以及中国女性的无知蔑视、媒体话语中对中国主体性的侵害。她所选择的并非公开反战（尽管亦有零星反战言论），而是通过学习会、讲演、资料介绍与译介中国女性经验，以及与中国女性和在日中国留学生的交流，来制造理解与对话的空间。这正是一土会的核心意义所在。
本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将这些女性的活动定位为一种“非体制”的探索。可以看到，竹中繁既不同于体制内争取参政权女权路线，也不同于公开反对国家与战争的社会主义女权，而是试图通过女性之间的跨国交流与理解，在日益恶化的国家对立与战争动员之中，寻找一条避开国家逻辑的女性行动空间。可暂且将其概括为“非体制型女权”的代表。本书认为，这种实践并非直接的反战政治行动，却构成了对民族主义与战争敌对逻辑的间接抵抗。尽管其成员规模有限，多数讨论停留在知识与理解层面，难以转化为直接的社会行动，既非国家宣传，也非正面反战，但可以说，它为战时日本社会提供了极为稀少的、将“中国作为主体”加以讨论的空间，是理解普通知识人如何在战争中保持思考能力的重要案例。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充分利用未公开资料，展开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例如，新发现的陈衡哲与竹中繁、高良富之间的往来书信，以及陈衡哲与一土会成员在横滨的会面交流记录，还有一土会与在日中国留学生之间的互动材料等，均表明竹中繁及一土会成员在与中国女性之间展开了持续的“互证”与“互释”的对话实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既有关于陈衡哲的研究成果与年谱中，都未曾提及她与日本方面的这一段交往经历。事实上，陈衡哲与竹中繁、高良富在书信中围绕东亚姐妹意识、中日亲善、女性与战争、国家与民族等议题所展开的讨论与交涉，其思想密度与问题意识堪比著名的胡适与室伏高信之间的论战，只是发生时间更早，且长期未被纳入相关研究视野之中。
山﨑眞紀子、江上幸子、石川照子、渡辺千尋、宜野座菜央見、藤井敦子、中山文、姚毅、鈴木将久、須藤瑞代，春風社、2024
本书的作者群体与前两本著作大体重合，出版时间早于『近代日中女性による「非体制」の模索』，但其研究视角与成书过程在方法论上基本一致。亦即，以日本大学山崎真纪子为代表的研究团队，经过数年对相关史料的系统阅读，并通过持续的读书会与研讨会进行反复讨论与相互切磋，逐步完成的集体研究成果。
本书以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出版、面向中国女性的杂志《女声》（1942.5.15—1945.7.15）为研究对象，对其内容进行了全面分析。以往关于《女声》的研究多集中于关露这一人物，而本书则将研究重心转向作为主编的田村俊子，从多个角度探讨其编辑方针与实际作用，并考察她如何与以关露为代表的编辑助手，在国家与民族冲突空前激化、却同为女权主义者的条件下，持续思考并发表有关改善女性生活与处境的文章。
田村俊子（1884—1945）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小说家。1918年，在其文学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毅然追随恋人前往北美，并在当地生活长达18年。1936年短暂回国期间，她曾出席由竹中繁主办的一土会。1938年又以中央公论社特派员身份前往北京，随后移居上海，并以中文名“左俊芝”创办《女声》。《女声》是在上海完全沦陷后，由日本军部出资创办的刊物，与汪伪政权之间存在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而实际承担编辑工作的关露，则是秘密潜入《女声》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同时也是具有明确女权意识的作家与诗人。正因如此复杂的政治背景以及两位编辑在思想立场与个人经历上的异同，《女声》在国家与女权、殖民主义、沦陷区知识分子与媒体等研究议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并持续吸引着研究者的关注。
对《女声》的研究，最初多将其视为日伪文化统治的工具。自涂晓华《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2014年）对该刊进行系统性分析以来，这种单一化理解才逐渐得到修正。涂晓华引入殖民文化、都市文化与性别研究等视角，指出《女声》并非单向度的“殖民宣传器”，而是一个在高度监控条件下形成的、充满内在张力的矛盾话语场。
在此研究脉络之上，本书首先提出若干关键问题：田村俊子在《女声》编辑中的实际作用，是否真的如部分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仅因不通中文而流于象征性存在？田村俊子与关露之间的关系又应如何理解？关露对日本的反感与抵抗虽较为隐晦，但并不难从其文章中辨识出来；然而，即便如此，关露是否对田村俊子其人的（跨国）女权主义产生共鸣？这种共鸣是否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跨国的“姐妹情谊”？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书提出一个核心假设：田村俊子主导下的《女声》，既非对日本军部（国家）的“成功抵抗”，亦非“纯粹协力”，而是在高度审查的条件下，尽可能保存“女性主体发声”的空间，从而构成战时女性跨国协商的一种实践场域。不过，围绕这一假设仍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例如，田村俊子具有跨国生活经验，但是否可以因此可视为“跨国女权主义”的典型案例。尤其是关露与田村俊子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显得扑朔迷离，留下诸多未解之谜。正如江上幸子所指出，《特高月报》中的“中共谍报团事件关系组织图”中同时出现了田村俊子与关露的名字，这一发现进一步加深了对田村俊子身份与位置的复杂性理解，也为相关研究增添了新的疑问。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田村俊子长期以来常被简化为“官能作家”的形象，并被描述为在日本文坛失势、江郎才尽后被迫离日，最终孤死中国的女性作家。这一叙述在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了对田村俊子的评价。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正是在于对这一固有形象进行“祛魅”，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重新呈现田村俊子在战时跨国语境中的复杂位置与能动性。
作者简介
姚毅，东京大学博士（学术），大阪公立大学客座研究员。主要兴趣在女性史和医疗社会史。著有『近代中国の出産と国家・社会――医師・助産士・接生婆――』（研文出版、2011年11月），論文数十篇。
不系舟、胡杨编辑
春生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