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将久 | 寄给2026年的读者：“重新编制的战后东亚殖民主义”专题编者按

本文介绍了2006年《差异》辑刊推出的“重新编制的战后东亚殖民主义”专题，该专题编译自1990年代日本知识界的9篇思想文章。这些研究以“后殖民主义”为框架，但并非机械套用理论，而是结合东亚历史与现实，批判性反思日本近代殖民遗产。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切入：中野敏男等分析“总力战体制”在战后的延续性；尹健次、徐京植、李孝德揭示“在日朝鲜人”被遮蔽的生活经验与身份困境；屋嘉比收、成田龙一等人则通过冲绳、遣返者等个案，打破简单的加害-受害二元叙事，挖掘历史细节中的复杂性。文章指出，这些研究在冷战解冻背景下，通过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重新审视日本“主体”结构的矛盾，并与1950年代思想资源形成对话，展现了理论与现实互动的思想活力。铃木老师强调，这些20年前的思考至今仍具启发性，为理解东亚殖民历史与当代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鉴于此，「谓无名」首次在公号上推送此专题的9篇系列文章，并且邀请时任该专题的组稿人铃木将久老师与贺照田老师撰写“编者按”，以唤起读者对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议题的关注。

现在不认真看，也许感觉这属于过时的思潮。尤其在露骨的帝国主义思维重归的今天，再看1990年代日本的思想文章，大家会感觉这些思想工作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在当下语境中显得无效。但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这9篇文章包含的思想能量很大，一定会给今天的读者带来新的认识启发。对于这9篇文章的作者来讲，“后殖民主义”绝不是一个理论，他们不曾套用外来的理论，而是充分接受理论视野的思想冲击，重新审视自身的问题，把理论视野和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经验结合起来，从而展开思想探索。换言之，这九位学者是通过“后殖民主义”的深刻理论思维打开重新思考自我的新的可能性。也即，对他们而言“后殖民主义”既是理论又是东亚的历史和现实。因此在这一理论作为时代流行思潮已过去、而且出现新的殖民主义的今天，他们的研究、思考还很有思想能量和现实意义。

回顾1990年代日本的处境就发现，如中野敏男老师的文章所讲，冷战体制下长期被掩埋的声音，终于浮现出来，如慰安妇的陈述等。这些二战期间严重受害的人，在20世纪后半期政治高压的时代下，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到了冷战解冻的时代，他们才得以说出自己的故事。政治的解冻导致历史的解冻，使得他们的声音浮出历史地表。这些声音立刻引发批评回应，支援这些声音的力量外，日本右翼言论也迅速扩大起来了。这时诞生的右翼思维，今天还猖獗至极。重要的是，这些声音也推动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思考，产生了包括这9篇文章在内的诸多思想活动。批判性知识分子直面这些声音，进行反思，重新检讨近代以来整个日本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探讨“主体”的状态。战后日本的看似完善的“主体”，在这些声音面前，不得不动摇。批判性知识分子勇于面对时代挑战，从处于动摇状态的“主体”出发，展开思考，摸索更加包容、更加贴近历史现实、更加开辟新路程的“主体”结构。换言之，随着被掩盖的声音浮现，右翼思维出现时，批判性知识分子不仅奋力抵制右翼活动，更致力于重建积极的“主体性”，以求开辟植根于现实的思想路径。

中野敏男老师和岩崎稔老师谈到“总力战体制论”，这是以山之内靖老师为首的集体研究的理论框架。他们对日本国家在战争中为了总力战而形成的体制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揭示了这个体制的思想背景以及政治经济情况。他们独创的地方是，进而显示日本战争中建立的总力战体制实际延续到战后日本，甚至支持战后日本的发展。也就是说，他们揭示出战争中到战后日本的连续性。这个思想活动也正在1990年代展开，就是反思日本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回应1990年代日本思想课题的思想探索。

尹健次老师、徐京植老师和李孝德老师讨论“在日朝鲜人”的历史和现实。这绝不仅仅因为这三位老师是“在日朝鲜人”，而是因为“在日朝鲜人”的处境正是历史上被隐没、到了1990年代必须正视的思想课题。显而易见，“在日朝鲜人”是战前日本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他们在殖民时代移民到日本，日本战败后留在日本。但我们绝不能认为他们是自己选择日本，因为背后有复杂的历史结构性的问题，他们实际上不得不这样。重要的是，“在日朝鲜人”在日本的处境，并不是简单的受害经验，他们的历史经验具有多方面深厚的积淀，内含多样悲欣交集的生活体验。这三位老师关注的是“在日朝鲜人”的生活体验，而这正是一直被结构性的认知框架忽略掉的视野。尹健次老师讨论“日本国民”这个说法本身的诡异性，徐京植老师尖锐地指出谈“在日朝鲜人”问题时的“发言的位置”，揭发发言者无意识中的认知结构，李孝德老师在日本战后社会的背景之下介绍“在日朝鲜人”文学的丰富内涵。每一篇文章的细节，或许大家会感到陌生，但通读这些文章，可以体会到“在日朝鲜人”在日本社会的丰富多样的处境，能够理解“在日朝鲜人”作为思想课题的深刻性。

自第二次“朝鲜学校关闭令”颁布（1949年10月19日）后已过去一年有余，但日本当局对民族教育的镇压仍在各地持续。这一事件反映了战后日本对在日朝鲜人群体身份与文化的系统性压迫，是东亚殖民主义遗留问题的缩影。

讨论“在日朝鲜人”的三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论述方式：关注生活的细节，从细节中发现一直被历史的大叙述淹没的声音，进而把这些声音放在东亚的视野中，进行思想性的分析，开辟新的思考。这种论述方式，我们也可以在其他老师的文章中看到。屋嘉比收老师论述二战末期冲绳的历史，二战末期冲绳被日军抛弃、受到美军的占领，容易被解释为简单的受害经验。但屋嘉比收老师注意到受害人证言中的细节，从东亚的角度重新审视，提出不能简单归纳为加害-受害二元论的复杂情况。道场亲信老师聚焦日本农民的“战后开拓”和他们的社会运动，从农民的处境揭示日本战后历史的缝隙。成田龙一老师谈及“返回祖国”的经验，重点讨论“遣返者”的复杂心理，指出他们的精神经验是难以表达的。吉见俊哉老师紧扣日本社会中的美国形象，呈现日本人愿意忘却的美国形象的复杂性。

这9篇文章讨论的问题各有不同。表面看，也许会感觉松散。但如果以审慎态度进行系统性解读，就可以发现，这9篇文章保持紧密的关联：从不同的生活空间的角落出发，发现被历史淹没的体验，从而重新剖析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打开新的思想空间。这种看似细微但实际关系到重大问题的思想工作，就是1990年代日本批判性知识分子理解的“后殖民主义”的核心关怀。重要的是，这种严谨的学术思想态度，也对当下的困境具有现实意义。今天我们面临野蛮的殖民主义，为了捍卫未来世界的可能性，必须植根现实、反思历史，同时也要展开高度理论性的思考。这9篇讨论日本历史和思想的文章，无疑给我们带来重要的思想启发。

敏锐的读者也许会发现，“重新编制的战后东亚殖民主义”专题与2022年“谓无名”公号推送的“如何民族，怎样国家—从日本‘国民文学论战’的思想视野看”专题存在内在逻辑联系。确实，如果没有上次专题介绍的1950年代日本的思想活动，很难想象1990年代日本后殖民主义思潮会展开出这么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思想运动。1950年代以来日本思想的诸多积累使得1990年代冷战解冻的时候孕育出创新性思想成果。但另一方面，现实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我们经过1990年代“后殖民主义”冲击以来的思想活动，才能清晰、富有现实感地看到1950年代日本的思想资源如此重要。也即，1950年代日本的思想活动，也许在无意识中支撑1990年代以后日本的思想，但在意识中其实一直被忘掉，很难被充分意识到。换言之，经过“重新编制的战后东亚殖民主义”专题所代表的思想活动，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如何民族，怎样国家”专题所代表的思想对当今东亚的重要性；而且有了“如何民族，怎样国家”专题所代表的思想资源，“重新编制的战后东亚殖民主义”专题所代表的思想，才会更容易逐步形成更具现实根基和逻辑性的认知结构。是以，通过“重新编制的战后东亚殖民主义”专题与“如何民族，怎样国家”专题，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和历史、现实可以怎样通过我们今天有意识的积极工作，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为“重新编制的战后东亚殖民主义”专题的编辑工作作出最重要贡献的，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的米谷匡史教授和明治大学的丸川哲史教授。米谷教授去年不幸早逝了。他不仅参与这个专题的编辑，更值得重视的是，他自己开启了讨论东亚历史和思想的全新思想模式。米谷教授的贡献不可磨灭。“谓无名”公号也推送过他的文章。请大家关注。希望将来正式出版米谷教授的中文论文集。现在谨以这一专题，缅怀米谷教授。另，参与此专题的各位译者面对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生活细节的文章，提供流畅的译文。这无疑是难度很高的工作，在此深表谢意。策划整个专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贺照田研究员，如果没有他的推动，这个专题不可能出现。最后，对重拾20年前的文章、推送给今天读者的“谓无名”公号表示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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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

铃木将久，出生于日本东京，在东京大学获得博士，曾任职于明治大学和一桥大学，现任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主要探讨19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194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等。最近研究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科史。同时关注当代中国知识界，翻译了不少思想著作。主要著作有《上海现代主义（上海モダニズム）》（2012），编著有《当中国深入世界》（2016），合著有《东亚的哲学的生成和发展（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哲学の生成と発展）》（2022）、《灰色地带与帝国（グレーゾーンと帝国）》（2023）等，译著有孙歌著《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梁鸿著《中国在梁庄》、贺照田著《当中国开始深入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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