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两岸新的思考空间】姜亚筑丨对台湾社会运动的一点观察

作者身为台湾“七年级生”世代，在中国大陆生活、学习十余年，于两岸之间不断往复思考，感觉到拥有理想主义的运动者，虽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面对不同的具体问题形态，对应着不同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内容，但有些困境和挑战是相通的。她提出对台湾部分左翼运动困境的观察与分析：台湾持左翼立场的社会运动者，在台湾现存的蓝绿、统独、族群等对立框架的干扰之下，倾向于更加突出左翼的、阶级的立场，但一个社会中的具体民众身上除了阶级因素外，还有一些不能完全被阶级位置所决定的社会经验、情感状态和价值感受，且民众自己也可能受政治提供的语言所影响，导致许多困顿和苦恼隐没在政治立场的表达中，于是运动者与现实中具体、复杂的民众，就形成了一定的隔膜。这会对现实的真实改善与运动者自身的主体状态造成负面的影响。

面对具体的生命和心灵‍‍‍

——兼谈对台湾社会运动的一点观察

姜亚筑

在《理想主义重建是否必要？如何可能？》（2022）这本书问世后，2022年3月配合这本新书进行了两天的讨论，当时激荡出了许多两岸三地乃至韩国、日本师友的反响。其中对左翼有热情的青年，包括一些在中国大陆有实践积累的青年，他们的热烈回馈，令我印象深刻。从这些讨论以及后来的反响、回馈中，我感觉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虽然有理想主义关怀的运动者，面对的具体问题形态不同，也对应了不同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内容，但有些困境和挑战是相通的。

借由这本书的启发，我想谈一点对台湾一部分社会运动的观察。我从一些对左翼理想抱有热情并参与社会运动的朋友们身上，观察到一个比较突出的困扰：在当下的台湾现实中，持左翼立场的社会运动者，在帮助弱势群体，特别是经济弱势群体的运动中，常常要面对台湾现存的蓝绿、统独、族群等对立框架的干扰，甚至是绑架。为了运动能够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并避免被上述对立框架绑架，他们往往更加突出左翼的、阶级的立场。同时，左翼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也使得运动者聚焦于阶级问题，有其理论上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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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方面，一个社会中的具体民众，包括受压迫、损害的人，他们身上除了阶级因素外，还有一些不能完全被阶级位置所决定的社会经验、情感状态和价值感受。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台湾政治领域的种种变化与冲突，包括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和对历史认识的争夺，又高度卷动着社会。这使得上述对立框架，已经构成了许多民众社会经验、情感状态和价值感受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在选择其立场与行为时，往往是处于上述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而非由单一的阶级位置所决定，甚至有些情况下，他们的选择恰恰是违背他们的阶级利益的。如果仅去启发民众对自身阶级问题的关注，却忽略了他们身上在历史-社会中形成的、或被政党政治长期引导的价值感觉状态，这种阶级启蒙仍然难敌在他们身心形成的感觉状态的惯性。比如，“乡土”、“本土”等词¹在台湾历史-社会演变过程中已经对应了民众相当丰富的身心感受，它不只带有族群认同的意涵，而且在一些时期、以及对一部分民众而言还带有一定的阶级意涵，此外包含着颇为丰富、纷杂的文化意涵²。因此，在台湾的语境中，与“阶级”相比，“乡土”、“本土”等词不仅对许多底层民众与其它阶级的民众都具有相当的召唤力，同时，也更为贴近、熟悉，并且它所能调动起的感受、经验与能量也更具综合性³。

另一方面，民众在生活中有许多困顿和苦恼，其中有些也正是和阶级位置相关的。例如，对于经济上受到损害的中下层民众而言，民生问题就可能成为他们强烈政治诉求的出发点。但是，他们在表达这些困顿苦恼时，可能会受政治提供的语言所影响，甚至就直接借助了政党所提供的蓝绿、统独、族群等的表述，来理解和表述他们对不理想现实的深切感受，将民主经济问题转化成其他问题，或将民生经济问题笼统地结合进其他的社会议题中。最后，这些困顿和苦恼被层层转化的过程，也被隐没在政治立场的表达中，在公共场合或大众媒体的社会视听中，大量散播和流通的，仍然是这些短快的、便于散播和流通的、符合特定政党需要的立场选择，导致了语言和现实的错位。如果仅从这些成问题的语言表达出发去把握和理解民众，容易使得倾向于回避上述对立框架、而聚焦于阶级问题的左翼运动者，有可能反而会错过上述的现实问题，同时错过了对民众真正想要传达的苦恼的切实把握，反将这部分民众视为被政党“洗脑”，或是运动对立面的保守者，导致在运动过程中与这部分民众的互动有愈来愈多的隔阂。

于是，回避上述对立框架、聚焦于阶级的运动者，与现实中具体、复杂的民众，就形成了一定的隔膜。这一隔膜容易带来的问题是：本来，运动者投入运动的出发点，往往是对他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爱、关怀和责任心，而阶级视角则为这一出发点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形式、路径和着力点。但是，当运动者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理解民众时，过于聚焦阶级，而忽视蓝绿、统独、族群等因素在民众的身心感受、观念和语言中的实际存在，就容易失去对具体民众准确的、完整的把握，并进一步阻碍了运动者的爱、关怀和责任心，能够顺畅、有效地落实在民众身上。这会对现实的真实改善，与运动者自身的主体状态，这两方面造成负面的影响。

先从现实的真实改善方面来说，过于从单一观念因素（如阶级或性别等）进入到对民众的认知，而非将这一因素与民众身上具有的其它价值、观念因素结合起来把握，容易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从运动者已经关注到的群体来说，如果过于聚焦在这些视角本身，却缺乏对人的具体和充分的认识、把握，可能导致运动者只看到了一个具体的人身上，这些进步观念所对应的部分，而看不到这一进步观念因素和其他因素之间，共同构成了什么样的、人的生存处境、生活和生命的状态。这样，就难以设想，在某些方面（如阶级和性别等等）的改善，如何与在这些方面受压迫的民众生活中的其它因素，结合成更为良性的、更有连带感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受压迫阶级以外的社会人群保持更高的开放性，使他们也能投入到改善社会不公和反抗压迫的队伍当中。这样，也就更难以事先避免，因为以不适当的方式单独突出个别因素，反而可能为一些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其它方面的矛盾和困扰，或使另外一些民众感到这些社会运动与自身的身心状态有所隔膜、龃龉。此外，这样一种对阶级、性别等因素的过度聚焦，也使得我们难以想象，在其他日常的时刻，如何有效和有力地与这些对象连带起来，与运动之间搭配出一种更能互相支撑、互相培力的运动方式。

第二，在阶级视角关注的劳动阶层（如工人、农民）之外，社会中还有其他受损害的、在长期经济不景气中出现的新经济弱势群体，比如部分摊商、餐饮业者或旅游业者。由于这部分新经济弱势群体通常不被认为是典型的受压迫阶级，当他们表现出对民生和经济的强烈诉求，有时就容易被直观地贴上资本主义思想的标签，而他们可能正在遭遇的弱势处境，则得不到探究便被忽略而过。比起十多年前，我感觉到这些年在社会经济不景气和贫穷化、两极分化现象更突出的情境下，马克思主义等左翼理论和话语在知识界和运动圈被更多地使用，以及在社会上有更高的接受度。但如果在使用马克思主义等左翼话语时，对民众表达背后的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和心理际遇的体贴和把握不够，就容易过快地使用左翼理论，对民众这些关于经济诉求的直接表达，进行直观的批判，结果，原来从对社会的爱和关怀出发走向左翼的运动者，反而无视甚至批判这些实际需要被爱和关怀的人群。

如前所述，过于聚焦阶级，容易错过劳动等群体身上的其它因素，包括他们所关心的、有更广泛社会共通性的问题，也容易错过阶级视角之外的其它经济弱势群体。换句话说，在这一状态下，运动者可能会错过民众的许多真实的苦恼，也就更加难以回应这些苦恼。这不仅使得运动不容易有效地调动、发动这些民众，而且，在运动中得不到回应的民众，也可能将这部分诉求，寄托在许诺回应这些苦恼的政治人物身上，更加依赖这些政党和政治人物。甚至，正是因为民众身上的强烈困顿和苦恼，使这部分民众更加主动投入到他们认定的政党所发动的运动中，认为只要打倒对立的政党，自身的困顿和苦恼便能得到解决。在此情况下，当政治人物又进一步对这部分人群进行新的调动和发动，且极具成效、民众又高度配合时，将容易致使左翼运动者或左翼知识思想工作者感到挫折——也即，他们真诚地想要对民众付出爱与关怀，但是民众不仅不领情，反而投向了他们并不认同的政治人物。

当运动者和知识思想工作者想避开政党政治结构出的各种对立框架的绑架，但又对民众身上的复杂性缺乏足够和准确的理解和把握，而政党政治又能回过头来吸收社会运动中的某些观念语言、为自己所用时，这样的运动和知识思想工作容易丧失对政治进行调整或与其对峙的能量。甚至，在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运动的组织能量反易遭政党瓦解，运动者艰辛地参与社会运动的结果，并没有为运动积聚足够的民众能量，反而最后被自己所不认可的政党收割了运动成果，也因此有些从事社会运动的朋友，在面对运动过后的“政治收编”，容易感到束手无策的无力和虚无。

在民众的这一选择和表现不能得到具体、准确的理解时，在当下的语境里，容易被过快地联系到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政经结构和全球民粹化现象，把这部分高度配合政治的人群，和政治与这部分人群的热烈互动，视为民粹化现象。这些快速连结往往是出于认识上的不够细致，但其结果是，不仅封闭了对这些民众进行更多切实的把握和认识，同时也置换了实际的问题，也就是：将许多通过深入理解民众，完全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解释成了庞大体系（例如新自由主义、全球右翼民粹等）的必然产物，于是如果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要跟这一庞大的体系对决。这不仅容易使这部分左翼运动者在面对庞然大物的体系结构面前，感到无从施力，也会使这部分左翼运动者在面对现实和民众的时候，将其感知为民粹，因而感到受挫和无力感，更无法从民众那里获得积极的回馈。

此外，当左翼成为一种抽象的观念而缺乏对具体的人身上的复杂性进行开放性的把握时，容易变成一种政治正确、运动正确，或进步正确，在对进步的比较中，往往容易转换成了谁更弱势的比较（越受压迫越政治正确）。例如：中产阶级不如无产阶级、摊贩、经营小本生意者不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如劳动者；换到其他进步观念的运动场域，也可能是异性恋不如同性恋、同性恋不如更弱势的性少数，更弱势的性少数不如更弱势性少数加上阶级弱势或种族、族群弱势等。观念愈进步、激进，这个接续可能可以排得更长。从观念出发的价值理念和理论立场，不仅在理解和把握社会的视野中容易出现偏差和封闭性，另外还可能导致运动团体内部的鄙视位阶⁴，构成对运动团体内部成员的某种压抑、压迫、损耗，而运动团体的成员，也可能在这些压抑中，难以坚持在运动中。

正是由于感受到上述困难为运动带来的种种现实问题，我才真正与贺老师的《当革命遭遇危机……陈映真八〇年代初思想涌流析论之一》（2022）正面相遇，也才更加感觉到这篇文章所处理的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对今天台湾部分左翼运动的困境，实在具有迫切现实意义。因为贺老师所呈现的陈映真，恰恰是在探索“生活于相当时间内没有共产革命发生可能的社会的人们”，如何“过一种有意义的、生命仍充实饱满”的生活，“同时又对该社会最后通向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有实际正面促进作用”（2022：111）。在这一方向上，陈映真的《夏潮》和《人间》等诸多实践，为台湾社会积聚了许多思想和实践能量。例如李娜老师的文章提到，贺老师揭示了《人间》实践实际上勾动了“社会中受过很好教育但对更美好人性的社会有向往，同时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更多意义感要求”（2022：a46）的、这部分被视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使他们不是随波逐流、甚至对社会造成破坏，反而成为带动社会许多方面改善的力量。这也使得我们今天能再进入到关于陈映真的理想主义重构的思考过程中，把这些能量重新开放出来、并加以转化，成为我们今天重新考虑自身和考虑社会的思考资源。

与此同时，将这几年与当代台湾史读书会的师友们共同研读70年代《夏潮》杂志的阅读感受，与前文所述的困境做对比，我益发感受到包含在《夏潮》中的思想和实践资源。《夏潮》在社会是什么、现实是什么、民众是什么等问题上的探索，有时具有不能被理论和观念框架所回收的丰富开展。尽管当时有些经验、思考和探索尚未发展成熟、充分，但这些根植于台湾70年代的视点和经验，却成为重新审视前文所述困境的重要潜能。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现实让人如此焦灼的时刻，当代台湾史读书会选择重访台湾70年代的思想和实践资源。重访是为了试图寻找有助于回应并解决今天问题的思想与实践资源，并加以创造性地转换，让原来尚不及成熟、充分却又重要的视点和经验，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充实、丰厚，并导引今天的现实朝向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前进。

期待在这个许多可能性被封闭的时刻，我们依然能够打开运动的生机、打开社会的生机，以及我们花费如此多生命、力气、精力的思考和行动，能够真正无愧我们对自己从事知识思想工作和社会运动的期待，我们能活得更有意义，对社会又能有切实而有效的改善！‍‍‍

姜亚筑，1984年生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上海工人作家胡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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