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丨孙中山临终演讲被删改的20分钟：日本为何害怕“王道”宣言？

1924年冬，孙中山在神户发表的那场万人空巷的演讲，被后世冠以“大亚洲主义”之名载入史册。然而，这一标题本身却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误植。本公号特推孙江老师的研究，并非仅为钩沉一段演讲的细节，而是试图透过中日档案的裂隙，还原一个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孙中山——一位在生命最后时刻仍以“王道”暗谏日本的政治家，一位用文化隐喻替代直白控诉的外交策略家。

本文独辟蹊径，从日方原始报刊与中文记录的文本歧义切入，揭示了两个耐人寻味的真相：其一，所谓“大亚洲主义”的命题实为后世追加，孙中山真正探讨的是“大亚洲问题”的解决路径；其二，演讲中反复强调的“王道”话语，竟与王正廷震后撰文存在惊人的互文性。这种发现不仅解构了日本“大亚细亚主义”与孙中山思想的强行嫁接，更暴露出1920年代中日知识精英共享的文明焦虑——当西方霸权凌驾东方，是用“霸道”争夺生存空间，还是以“王道”重构文明秩序？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未止步于文本考据，而是将笔锋指向更深的史学命题：当政治家的临终宣言被意识形态征用，当历史叙述在跨国传播中发生变异，我们是否早已习惯用“主义”的标签替代对具体历史情境的体察？文中对孙中山“废除治外法权”诉求的剖析，恰如一记警钟，提醒我们重审那些被奉为圭臬的历史话语背后，往往藏着未被言明的现实政治。

值此孙中山逝世百年之际，此文不仅是对一段关键演讲的祛魅，更是对东亚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叩问——唯有穿透“主义”的迷雾，重返“问题”的现场，方能在文明碰撞的褶皱处，触摸到历史真正的体温。

1924年11月24日，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及李烈钧、戴季陶等搭乘日本邮船“上海丸”抵达神户。四天后，孙中山应邀在兵库县神户女子高等学校演讲，演讲吸引了二、三千名听众，轰动一时。关于当日会场的情景，11月29日《神户又新日报》有一则详细报道，内容如下：

孙氏夫妇午后一点尚未到会场，为了一睹这位支那革命的先觉、日支亲善的楔子，县立高等女学校附近，群众早早聚集在那儿等待了。会场内外警察局派来的众多的警察，布置了严密的警戒网。

当孙氏一行到达、在给同校学生演讲的时候，正门、后门人山人海，人群绵延到车站的路上，呈现出令人惊叹的光景。午后二时二十分大门一开，群众争先恐后如雪崩般地涌入会场，如拼了命似的，一片混杂，瞬间会场就被挤满。然而，为了看一眼孙氏，涌来的群众络绎不绝，窗口、讲坛挤满了人，人数超过三千。孙氏无法走到讲台，主办者扯着嗓子请群众让路，根本不起作用。狂热的听众简直在演示阿鼻叫唤的混杂。主持人见状请求孙氏讲演两次。孙爽快地答应了，立刻去楼下雨天体操场，讲了一遍。期间《大阪朝日新闻》押尾茂部长在本会场介绍孙文的经历和其他事情，如此会场才归于平静，但是，依然是一把椅子挤坐二、三人的盛况。

比预定时间晚一个多小时，孙氏结束第二会场的演讲来到主会场，“万岁”和掌声让会场摇撼。孙氏难抑欢喜之情，挥动帽子作答。接着，泷川商业会议所会长称赞孙氏在中国的功绩，感谢今日的演讲，宣布演讲开始。孙再次受到雷鸣般掌声的欢迎。借助戴季陶的翻译，孙文首先说，“对今日盛大的欢迎，从心底表示感谢”，随后开始了刊于另处的以《大亚细亚问题》为题的演讲，展示出其滔滔不绝的雄辩。孙不时现出温和的、令人着迷的微笑，一言一语均发自大亚细亚民族的肺腑。氏也热了起来，温和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潮。讲到关键处，全场听众会发自内心地鼓掌。超过两个小时的长演讲最后以这段话结束：“以作为亚细亚民族本真的正义和人道，东亚民族必须团结起来，一致抵御西洋的压迫”。听众挥舞帽子，连呼“万岁”相送，氏亦向听众挥动帽子，在夫人的陪伴下，与李烈钧等人一起离开会场。

孙中山俨如明星受到日本民众的追捧。令人吃惊的是，孙中山不止演讲了一次。28日13时20分，孙中山携宋庆龄及戴季陶等来到神户女子高等学校，稍作休息后去“讲堂”给1千名女生讲话。孙中山用中文演讲，戴季陶翻译，大意是感慨日本的文化进步，特别是学校的发展，称其为“明治维新的礼物”。中国虽然落后，但正在效法明治维新奋起直追，期待将来中日两国为了东亚的安全相互“提携”。接着宋庆龄用英文演讲，女教师塚本ふじ（fuji）翻译。宋庆龄说：“此番受到大家盛大的欢迎，令我想起了学生时代，禁不住想说一句话，今日女性的使命重大，土耳其已有女性出任文部大臣，其他国家还有州长，在政治上活跃的女性更多。各位肩负着日本的未来，在此意义上，日华两国女性要不断觉醒，为东洋的整全而携手共进。”

1924年11月28日 https://jaa2100.org/entry/detail/044630.html

14点20分，设在三楼的大讲堂开门后，人群潮水般涌入。主办方将未能进入会场的人群引导到一楼“雨天体操场”，后者与操场相接。孙中山在“雨天体操场”演讲结束后回到三楼主会场。泷川仪作在介绍孙中山时使用了“当代伟人”一语。接着，一袭黑色中式长袍的孙中山脱下帽子，徐徐开讲，戴季陶翻译，历时两个多小时。

孙中山的演讲记录有日文和中文两个不同文本。日文本又有三个版本：《大阪朝日新闻》11月29日刊载的概述，《神户又新日报》12月1日刊载的速记简稿，《大阪每日新闻》12月3、4、5、6日连载稿。中文本最早刊于12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系黄昌嗀速记，与收入孙中山文集中的文稿略有出入。比较中文本与日文本，主旨和叙事完全一致，除文字上略有出入外——如在讲到日俄战争时，中文本有“东乡大将”云云，日文本则无。中文本和日文本的最大歧义有两点，一是中文本最后一段文字不见于日文本，中文本如下：“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的运动视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现在所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如此重要的结语何以不见于日文本？日本学者的意见一分为二，一种认为孙中山讲过，但记者没有记录；另一种认为孙中山没有讲。笔者认为中文本既然是黄昌嗀的现场记录，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没有理由否定孙中山没有说过这段话，更可能是戴季陶没有翻译。但是，从后文讨论的中文本中“大亚洲主义”的表述可知，围绕这一关键概念，中日文本的差异甚大，不似戴季陶有意不译，更像是事后添加的。另一个歧义意味深长，是日本报纸十分忌讳的话题，有的报纸略而不提。中文本写道：

现在欧洲有一个新国家，这个国家是欧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欧洲人都视他为毒蛇猛兽，不是人类，不敢和他相接近，我们亚洲也有许多人都是这一样的眼光。这个国家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现在要和欧洲的白人分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主张王道，不主张霸道；他要讲仁义道德，不愿讲功利强权；他极力主持公道，不赞成用少数压迫多数。像这个情形，俄国最近的新文化便极合我们东方的旧文化，所以他便要来和东方携手，要和西方分家。欧洲人因为俄国的新主张不和他们同调，恐怕他的这种主张成功打破了他们的霸道，故不说俄国是仁义正道，反诬他是世界的反叛。《大阪每日新闻》连载稿仅附有一段文字：“孙氏再次说，‘俄国眼见欧洲文化的弊害，感到不能不重视仁义道德，采取与欧洲各国不同的政策，因此被白皙人种视为谋反’云云”。《神户又新日报》（12月1日）很详细：

今日白色人种中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即白色人种中被全部黑色（白色——引者）人种国家视为毒蛇，或视为猛兽，是对欧美文化的威胁，动员所有宣传力排斥那个国家。被白色人种排斥的国家是哪个呢？露西亚。这个叫露西亚的国家为何被欧美各国所排斥，其原因为露西亚觉悟到所谓欧洲文化就是以四亿人民压迫十二亿人，看到欧洲文化的这一弊害，感到必须重视仁义道德，如此一来欧罗巴各国采取扑灭方针，其他白皙人种国家将其视为反叛。

基于上述歧义，笔者认为应该将中文本和日文本区别对待，哪个“声音”更接近孙中山的原声。就目前而言，要了解日本听众乃至读者对演讲的反应，应以日文本为准。《大阪每日新闻》题为《大亚细亚主义》的连载将演讲分为四个部分——文化的发祥地、王道文化、日本与土耳其、我们的自觉，循着孙中山的“声音”，似可整理如下（固有名词沿用日语汉字）：

亚细亚是人类文化的发祥地，欧罗巴最古老的文化国家——希腊和罗马文化都是由亚细亚传过去的。到了最近数百年，亚细亚各民族逐渐颓废，欧罗巴各民族日益强盛，乃至三四十年前亚细亚竟没有一个独立国家。但是，三十年前日本通过“改正”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跃而为亚细亚民族中“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促使亚细亚独立运动的高涨。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欧罗巴强国，给亚细亚民族以能够比欧罗巴更发达的信心，埃及、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等纷纷独立成功，印度的独立运动正在高涨。遗憾的是，亚细亚东部的日本和中国至今尚未结合。原因出在何处呢？孙中山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转引美国某学者所宣传的“亚细亚民族的觉醒即亚细亚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反叛”，指出是指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这位美国学者如此考虑是因为欧洲民族的文化是“唯物质的文化”，用亚细亚过去的语言说，“欧洲是以霸道为中心的文化，我们亚细亚的文化是王道，即以王道为中心的文化。”从两千年前到500年前中国最强盛的国家，超过今日的英国、美国，尼泊尔这样的小国敬服中国的王道，直到民国元年仍以“祖国之礼来中国朝贡”。孙中山指出“大亚细亚问题”的根本是东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东洋文化是以仁义道德为中心的文化，西洋文化是崇尚武力、枪炮的文化”，尼泊尔的例子说明东洋文化有“感化力”，而英国虽然拥有武力，其势力圈正遭到来自独立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谓“大亚细亚主义”是要以东洋文明中的仁义道德为基础，同时吸收西洋文化，而学习西洋武力文化的目的不在“压迫他人”，是为了“正当防卫”。当下亚细亚学习西洋武力文化的样板，西有土耳其，东有日本，将来拥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亚细亚全部以仁义道德联合、提携，可以形成抵抗欧洲压迫的武力。这种力量一定能够形成。在欧美各国，虽然人数很少，但认同仁义道德的人在增加，露国就是一例，它因此被视为“反叛”。大亚细亚问题的根本是被压迫的大多数亚细亚民族反抗来自西洋文明的少数民族的压迫，“因此，我们自称大亚细亚问题即文化问题，是要复兴以仁义道德为中心的亚细亚文明，以这一文明的力量来抵抗彼等以霸道为中心的文化。这个大亚细亚问题就是以我们东洋文化的力量抵抗西洋文化，赋予其感化力。恰如美国学者所说，我们亚细亚民族的觉醒就是对西洋文化的反叛，我们确实在反叛，只是对以霸道为中心的文化的反叛。对以仁义道德为中心的文明，我们的觉醒旨在护持文化，是为复兴文化的运动。”

孙中山两个小时的激情演讲回答了满堂听众的期待，堪称大获成功。来自听众的掌声有20次，20次掌声按主题可分为两个方面：关于亚洲的和关于欧美的。批判欧美4次，称赞亚洲16次，后者分别是日本6次、中国4次、亚洲5次，涵盖前三者1次。细细咀嚼内容，不难发现，演讲被冠名为“大亚细亚主义”或“大亚洲主义”，可谓“题不对文”。

孙中山在演讲中先谈亚细亚民族的今昔，继述日本“明治维新”后通过“改正”不平等条约的崛起，再及日俄战争中强者和弱者的逆转，最后说败者俄国转向“王道”，暗喻胜者日本在奉行“霸道”，最后突然谈及“王道”，指出“王道”才是“大亚细亚主义”的本旨。就演讲内容言，标题应该是“大亚细亚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或简称“大亚细亚问题”。

实际上，比对中文本和日文本可知，中文本“大亚洲主义”出现7次，日文本“大亚细亚主义”仅2次，是孙中山讲过7次而戴季陶只译出2次，还是事后整理中文稿时添加所致，待考。如果仅看数字，无疑是大亚洲主义。但是，通看全文，开篇第一句“大亚洲主义”后，直到最后谈“王道”才连续出现6次“大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在演讲中的权重很低。如果看日文本的话，会发现上述7处“大亚洲主义”在日文本里仅有2处。日文本开篇第一句话被表述为：“今日要给大家讲的问题是大亚细亚主义”。中文本（3）在日文本作：“何谓大亚细亚主义？应该以何为中心？必须以我们东洋文明的仁义道德为基础。”中文本其他5处在日文本或作“大亚细亚问题”，或没有出现。中文本（2）在日文本为：“何谓大亚细亚问题，即东洋文化与西洋文化的比较问题。”中文本（4）（5）不见于日文本。中文本（6）在日文本为：“若论何谓大亚细亚问题，即被压迫的多数亚细亚民族尽全力对横暴的压迫——压迫我们的诸民族必须予以抵抗的问题。”中文本（7）在日文本作：“所谓大亚细亚问题就是以我们的东洋文化之力抵抗西洋文化、将感化力被及西方文化的问题。”从日文本看，无疑演讲主题不是“大亚细亚主义”。

事实上，主办方邀请孙中山讲的是“大亚细亚问题”。11月25日，孙中山抵达神户的当天下午，老友神户商业会议所副会长西川庄三就前来探望，向孙发出演讲邀请。关于讲演的消息立刻出现在当晚和次日报纸的广告栏里，题目要么是“大亚细亚”，要么作“大亚细亚问题”。演讲前一日（27日），《神户新闻》和《神户又新日报》作“大亚细亚问题”，《大阪朝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作“大亚细亚（大アジヤ）”。演讲结束后，日文报纸出现的“大亚细亚主义”字样无疑系记者所加。同样，稍晚在《民国日报》刊出的《大亚洲主义》的题目，显为记录者黄昌嗀所加。

可以断言，无论初衷，还是内容，孙中山的演讲并非标题所说的“主义”，而是“问题”。如此一来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孙中山所说“大亚洲主义”与日本最大公约数的“大亚细亚主义”的龃龉。将“王道”附着于“大亚洲主义”在孙中山个人思想脉络中显得尤其突兀。无论是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的声明，还是在前往神户途中的谈话，都没有触及“王道”。到神户后，孙中山每日忙于送往迎来，见诸报章的言论亦无“王道”字样。

那么，演讲中突然插入的大段王道话语是从何而来的呢？1987年，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孙中山王道说与王正廷《王道与霸道》一文的关系。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10月，有关中国人在震后被残杀的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奋，北京政府立即表达抗议。11月底，北京政府组成受害者调查委员会，王正廷是其中一员。王正廷曾留学日本，耶鲁大学博士，在“巴黎和会”上担任中国方面的全权代表。在日本调查期间，王正廷撰写了《王道与霸道》一文，12月连载于《东京朝日新闻》。王文的主旨是如何杜绝此类事情发生，进而建立两国的“亲善”关系。王正廷说，从“东洋大局”看，中国和日本是可以发扬东洋文化而为世界做贡献的。“历来西洋的主义与东洋不同，采取侵略主义，常常诉诸干戈，扰乱国际间的和平。”欧战后，人们痛感“侵略主义”不能带来“人类的幸福和平”，而东洋文化却可以造福世界，其根据在孔子和孟子的教导中。“要言之，东洋的主义是王道，西洋的主义是霸道”。“与西洋人尚武不崇文，即仅热衷于尚武精神相比，东洋人尚武亦尚文，换言之，可以尚文尚武促使西洋人放弃侵略主义。”这段文字和孙中山的演讲词十分相近。接下来还有一段很相似：“敬服日本五十年前受到西洋压迫，能够一点点克服之而达到今日富强的境地。”王文最后一段有：“外国人经常问中国的历史为什么如此古老，我常常这样回答：‘中国行文化化人主义，是以文教化人的结果’。”王借此谈及俄国彼得大帝的侵略主义，“今日如何？大帝的霸业已被从根本颠覆，国情大变，岂不见劳农俄国是在过激共产主义下推行政治？其主义是非善恶且不论，从露西亚人已经从根本上觉醒可见其变化，也即霸道行不通。”这段话与孙中山谈苏俄的文字亦极为相似。

原名正庭，字儒堂，号子白，浙江奉化人。中华民国政治家、外交官、体育活动家，基督教人士，欧美同学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湖南省宪法起草人之一。

由上可见，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的演讲能否作为“大亚洲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的文本来阅读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无论就名而论，还是以实为据，该演讲的主旨都不是“主义”。日本的亚洲主义无论是可以被注入各种内容的空洞符号，抑或因其意识形态化而成为予取予求的概念，都与孙中山演讲中偶然提及的“大亚洲主义”/“大亚细亚主义”旨趣相异。孙中山的演讲被冠以“大亚洲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是事后所加，如不问演讲内容而以“大亚洲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来释读演讲，实为本末倒置。

作为老练的政治家，孙中山的神户之行有着清晰的政治诉求：废除治外法权。孙中山认为列强的“分辖”或“共管”是中国的乱源所在，由于日本是侵略中国列强的一员，面对天真的日本听众，孙中山没有以公理直接批判日本的强权，而是以俄国弃霸道而向王道的今昔变化暗批日本。在此，日文本中唯一一次出现“大亚细亚主义”，但却将其释为以仁义道德为本旨的“王道”，这与其说是在倡导“新”的“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如说是在批判“大亚细亚主义”。有意味的是，这一被冠以“大亚洲主义”或“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给后来的中日关系留下了值得咀嚼的二义性余韵：既是正当性的来源，又是自我否定的根据。

12月1日，孙中山一行离开神户，送行场面蔚为壮观，孙中山发表即兴讲话，表示明年春天在访问欧美后期待去东京。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不久一病不起，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五十有九。

・本文为孙江老师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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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1963~ ），本科、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东京大学，曾任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现为澳门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著有《人种》（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商务印书馆，2021）《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镜像中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作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宗教》（博扬文化，2016年）《中国の「近代」を問う——历史・記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汲古书院，2014年）《近代中国の宗教、結社と权力》（汲古书院，2012年）《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汲古书院，2007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