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感谢陈言老师给我这次机会分享自己今年的阅读收获，更感谢谓无名的作者、编者为国内的东亚文史研究共同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平台。
目前南大学衡研究院正在翻译10卷本『政治概念の歴史的展開』（晃洋書房、2004—2017年）中的部分卷册，我自己承担其中一本的翻译工作。这套书的第1—6、8卷由政治学家古贺敬太担任主编，涉及68个概念。第7卷主题为国际政治，由押村高编著，包括11个概念。第9、10两卷则讨论日本政治思想，由米源谦编著，涉及天皇、神道、公論、道、国体、家、性（セクシュアリティ）、政体、社会、権利、政党、民主主義、まつりごと（政治）、戦争、平和、経済、理と利、自由、近代、アジア、植民地、社会主義、市民等23个概念。
担任该书监修的古贺敬太是日本的施米特（Carl Schmitt）研究者，其博士论文『カール・シュミットとカトリシズム 政治的終末論の悲劇』（創文社、1999年）在日本学界较早使用了杜塞尔多夫档案馆馆藏的施米特往来书信，将施米特政治思想的发展置于与同时代神学家、知识人的关联之中。此后，古贺还出版了『シュミット・ルネッサンス：カール・シュミットの概念的思考に即して』（風行社、2007年）和『カール・シュミットとその時代』（みすず書房、2019年）等相关著作。在持续关注施米特的同时，古贺开始将德国的概念史引入日本。其中的原因，或许一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言，是接触到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等人编纂的*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前7卷（1972—1992），特别是科塞雷克撰写的有关概念史方法论的导言，及第7卷中Staat和Souveränität两个词条给他带来了启发。当时，词条“Gesellschaft, bürgerliche”已被翻译为日文『市民社会の概念史』（以文社、1990年）出版。另一方面，则或许是因施米特可被视为科塞雷克“很少谋面的精神导师”。科塞雷克曾回忆道，施米特曾建议他在撰写博士论文时考虑和分析字典层面的词义历史，这一方法也对他日后参与的词典编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2019年，两人从1953至1983年间的往来书信等被整理出版，这种关联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印证。需要注意的是，或许是受到梅尔文·里克特（Melvin Richter）的影响，他试图调和德国概念史与剑桥政治思想史，古贺还援引了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相关研究，如Language and political change（1989）等，作为方法论上的参考。
书中的每个词条大体按照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历时性变迁进行梳理。由于篇幅所限，在此无法逐一呈现，但我想简要介绍一下古贺的编纂理念。首先，政治概念总是受时代制约，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只有在历史脉络中才可能考察其形成与演变。相较于连续性，概念的断裂或非连续性才是常态。因此，政治概念（Begriff）成为了把握（begreifen）政治世界结构性变化的工具。其次，许多政治概念，如“权力”、“市民社会”等，主要源于近代，如果强行追溯到古代或中世纪，反而会脱离实际。然而，也不能忽视古代思想遗产对这些概念的影响，需要探讨那些思想在不同时期如何被不同的思想家所应用。而呈现同一概念在不同时期内涵的变化，也有助于突出其在近代产生的特征，将在价值维度上将之相对化。最后，需要警惕通过概念溯源的方式将其源流普遍化，并试图以此解决现代范式所面临的危机。
前8卷的重点是展示政治概念在长时段中的演变或突变，而将概念史的思路引入日本政治思想研究的尝试显然无法延续相同的体例。米源谦认为其中的困难有两点。第一，西欧政治思想的基本概念几乎都源自古希腊、罗马时期，而在西欧文化圈之外，许多近代概念是外来语，经过学习和引进才得以掌握。即便在日本，许多西欧政治概念自近世以来借助江户知识人的儒学基础得到理解，但这依然与此前的思想体系存在巨大的断裂。第二，日本政治思想的研究积累尚显不足，研究者主要集中在近代与近世领域。
以书中有关“democracy”这一概念的具体研究为例，在第六卷的“デモクラシー”词条中，作者分析了该概念在古希腊时期具有的内核“深度”，包括平权（isonomia）和言论自由（isēgoria）两个方面，以及涉及范围“广度”的欠缺。而到19世纪普选制逐步确立后，虽然“广度”得到了弥补，但因代议制民主成为主流而对“深度”造成的贬损。两者的相克在作者看来也导致了不同民主论述的分歧。与之相比，在第九卷的“民主主義”词条中，作者考察了明治以后“democracy”在日本存在的“平民主義”、“衆民主義”、“民本主義”、“民衆政治”等不同翻译，并梳理了其从最初的负面理解到逐渐正面化，又不断反复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指出，江户时期已有与“民主主義”相关的两种现象：一是受朱子学影响的儒教民本思想的传播，二是村落中自治性集会“寄合”所体现的“民主主义”，即百姓在“寄合”中决定公事，同时反对村官员的世袭，而以投票方式进行选择。那么上述现象是否能用“民主主義”这一舶来词进行解释？由概念表象的过去的世界因外来冲击不再容易接近，这或是概念史研究在西欧之外往往易与翻译史相融的原因。
古贺敬太近年来开始关注日本政治思想，并从基督信仰的角度出版了两本相关著作。这种从西方研究回归本国问题的学术取向，在日本学界并非个案。下面介绍的『吉野作造と上杉愼吉日独戦争か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へ』（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8年）的作者今野元便是其中一例。今野是日本韦伯（Max Weber）研究的专家，出版了多部著作。在本书中，他尖锐地批判了由东京大学法学部与吉野作造家乡宫城县主导的吉野彰显运动，以及以往研究中对吉野的美化。虽然本书的书名可能会让人误以为今野是为了颂扬上杉，但通览全书可以发现，其主旨更多是反思此前研究中“正义与邪恶对立”的书写范式，如自由民权运动vs藩阀政府、政党内阁vs军部独裁、开明派教授vs民间右翼、民众vs国家权力等。通过对史料的深入挖掘，今野重新梳理了德国学术对近代日本的多维度影响，并指出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学术中同样存在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的谱系，而英、美、法学术中也涵盖了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本书共包括“序章 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とドイツ政治論の競演”、“第1章 明治日本のドイツ的近代化”、“第2章 「獨逸學」との格闘1898-1906年”、“第3章 洋行1906-1914年”、“ 第4章 欧州大戦の論評1914-1918年”、“第5章 「大正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への対応1918-1926年”、“第6章 崩壊前の最期1926-1933年”、“第7章 終わりなき闘争1933-2018年”、“終章2つの権威主義の相克”，具体的内容与评价，可以参见『日本史研究』『政治思想研究』上的相关书评，在此只是简单介绍几处让我在意的地方。顺带一提，日本学会、研究会杂志几乎都会刊登版面可观的专业书评，且写作较为规范，至少包括内容概要。我比较关注的杂志除了前述几种外，还有『日本思想史学』、『初期社会主義研究』等。
回到正题。通过对德文档案的梳理，今野认为吉野在留德期间德语水平不足以支持其正常的课堂学习，更多是以游学的方式获得了自己的欧洲经验。而在引入浪人会方面的材料后，他判断1918年南明俱乐部的公开辩论并非以吉野一方的完胜收场，而是确认了两方“君主民本”的共识。此外，今野也特别强调《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发布后吉野对“东洋门罗主义”的回归，不能简单将其视为对陆军的批判，并暗示如果吉野生活在“大东亚战争”时期，是否会反对战争，仍是一个未知数。
上述观点挑战了试图从自由主义立场解释吉野行动逻辑的相关研究，如在*An Imperial Path to Modernity: Yoshino Sakuzōand a New Liberal Order in East Asia, 1905-1937*（Jung-Sun N. Han, 2013）中，作者指出如何在列强制定的全球帝国事务规则下维持日本帝国的合理发展，是吉野新自由主义计划的主题。并直言日本帝国的崩溃恰由日本自由主义本身的合理化，而非其浅薄或局限导致。而在*Embracing 'Asia' in China and Japan: Asianism Discourse and the Contest for Hegemony, 1912-1933*（Torsten Weber, 2018）中，作者则将吉野的亚洲观总结为注重亚洲内部合作的亚洲主义。但同时也坦言吉野等左派自由主义者尽管有高度的亲华主义，但他们拒绝背离“西方”，因为西方是他们政治（民主）和宗教（基督教）信仰的源泉。
当然，这里并非意指研究越新越好。如在日本大正史的研究中，松尾尊兊便是一位不可忽视的重要学者，这里想要简单介绍其博士论文『普通選挙制度成立史の研究』（岩波書店、1989年）。关于松尾更早的两本著作『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研究』（青木書店、1966年）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岩波書店、1974年），福家崇洋曾专门撰文「松尾尊兊と大正デモクラシー研究」（『人文學報』第117号、2021年5月）对此进行了讨论，结合了松尾所处具体时代与知识层面的背景。福家此文的目的之一是反思在研究中对前辈学人无历史感的轻率批判，其中也包括自己此前出版的『戦間期日本の社会思想：「超国家」へのフロンティア》』（人文書院、2010年），其中提出普选运动与法西斯主义相关要素之间存在关联。
针对此前将大正民主等同于政党政治，视其对天皇制的妥协，松尾的研究强调，推动这一进程的力量是广大民众争取政治自由的运动，并且将其源头追溯到明治末期。这一观点也体现在『普通選挙制度成立史の研究』一书中。全书分为五个部分，包括“普通選挙期成同盟会の活動”、“第一次大戦後の普選運動”、“普通選挙法の成立過程”和别编“大正期婦人の政治的自由獲得運動—新婦人協会から婦選獲得同盟へ—”、“第一次大戦後の僧侶参政権運動”。可以看出，本书并非单纯的制度史，而是聚焦于普选法的确立过程，探讨了选举权是如何在明治、大正时期逐步扩展的。作者的视角不仅局限在体制层面的制度改良，还关注到了各类社会变革运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基于实证展开的细致叙述，这一点只有亲自阅读方能体会。简要概括其主线内容，松尾认为1897年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普选运动的开始，初期的两个主要动机，即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和支持对外政策贯穿了整个运动的发展。虽然此后同盟内部矛盾不断，特别是因社会党中“直接行动派”的兴起令社会主义者与普选运动逐渐疏远，但该组织的活动依然延续到了20年代。一战后，在日本国内外局势的推动下，原敬内阁修改选举制度的提案顺利通过议会。同时在民众间也兴起了普选运动，主力是普通选举期成同盟会及新兴的学生团体、以友爱会为中心的工人团体。在野党也试图借此争取政治优势，对此，原敬因持“普选尚早论”迅速解散议会，并出台了缓和措施。一方面着手治安立法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则通过扩大地方议会的选举权及实施陪审法等缓解民众的参政意愿。这导致社会主义者和劳工组织大多放弃了普选运动，直到1922年第45届帝国议会为止，普选运动陷入了停滞期。而在原敬遇刺后，宪政会明确打出了“普选”旗号，并联合在野党共同提案。自加藤友三郎内阁成立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调查会，普选在后续几任内阁中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推动，试图以此争取中间层的支持。而在无产势力中也出现了也从原本的反议会行动转为利用普选进入议会的论调，开始着手成立无产政党，不过其中也伴随着内部的分化。最终在1925年5月公布了新选举法，确立了普选制度。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其中存在的性别、年龄设限问题，以及同时推出的《治安维持法》限制了无产势力的发展。
前面提到的福家崇洋此前和山口辉臣一同编纂了一套4卷本的『思想史講義』（ちくま新書、2022—2023年），涵盖了明治、大正及战前昭和三个时期。该书邀请了一线研究者，对其中的重要思想史课题进行了概要性介绍，突出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并在每章结尾附上了进一步学习的参考文献。以“大正篇”为例，书中包括「憲政擁護論」「天皇機関説論争」「民本主義」「教養主義」「大正マルクス主義」「大正アナーキズム」「アジア主義と国家改造論」「民族自決論」「小日本主義と自由主義」「女性解放思想」「新教育」「皇道大本と『大正維新』」「水平社の思想」「関東大地震と民衆」「政党政治論」等15讲，以及11个专栏（column）。这种“大家小文”的写作形式，有助于初学者顺利进入该领域，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思考。
以“大正马克思主义”这一讲为例，作者黑川伊织是日本共产党研究的代表人物。她先后出版过『帝国に抗する社会運動第一次日本共産党の思想と運動』（有志舎、2014年）和『戦争・革命の東アジアと日本のコミュニスト：1920-1970年』（有志舎、2020年）等专著。前者利用了苏联解体后公开的共产国际档案，将第一次日本共产党作为东亚社会变革运动的一部分，而非仅仅局限在党史领域。后者则将时间线延续至更长时期，并聚焦于投身革命的具体个体。值得一提的是，黑川曾在一篇自述中提到，她经常被误会，因此需要特别强调自己是女性，并且自嘲说常被儿子称为“BBA”。此外，她表示自己在学术研究之外，对共产党和新左翼党派并不感兴趣。
在“大正马克思主义”这一讲中，黑川将唯物史观作为大正时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她指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通过唯物史观分析日本社会，构思社会变革的路径。批判的重点多集中于资本家阶层，而非国家的统治结构，所以日后对天皇制问题的关注此时尚未得到广泛讨论，许多人仍然将日本的政治制度视作立宪君主制的一种形式。此外，对于“讲座派vs劳农派”这一既有框架，黑川强调山川均在引入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建立第一次日共中的关键作用。以上观点，都可在她此前的研究中找到相应的论述。
作者简介
王瀚浩，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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