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勇、王杨宇迪 | 编织“关系之网”：后现代语境与代田智明的《故事新编》研究

日本对鲁迅的译介和研究起步较早，尤其是关于《故事新编》的研究，在日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传统，几代学者以《故事新编》为契机，讨论在其周围的“传统与现代”“新与旧”等问题。2013年3月，尾崎文昭在中国人民大学做“日本学者眼中的《故事新编》”演讲，回顾了日本《故事新编》研究历程：20世纪40年代，竹内好对《故事新编》的微词引起了后代研究者的思考，花田清辉则高度评价了《故事新编》并将其改编为《戏曲：故事新编》，扭转了竹内好的否定性结论，直至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的完善与总结性研究，尾崎文昭、代田智明等80年代学者的研究，日本《故事新编》研究在争论中不断深化。在讨论代田智明的《故事新编》研究之前，有必要将日本《故事新编》研究的传统进行简要的呈现。

一、日本《故事新编》研究传统

从日本鲁迅研究的“开山鼻祖”竹内好开始，《故事新编》就被视为一部特殊的作品集。竹内好在1943年讨论鲁迅的《故事新编》时表示：“如果动真格的来探讨这本小说集，将是件了不得的事，我的笔记或许将不得不全部抹杀重来……《故事新编》不仅没包括进去，反倒像全体对立一样展示着一个新的世界……《故事新编》全部都是失败的作品。”¹换言之，《故事新编》无法在“竹内鲁迅”的结构中得以安置，竹内好在战后虽然对《故事新编》的评价有所转圜，但是依然强调“它与其他作品的系统不同……由于《故事新编》的加入，迄今为止他所构筑的作品世界的协调遭到破坏。”²因此首先要明确竹内好所言的这个“作品世界”是怎样的结构。

日本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学研究家。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后作为自由职业者专门从事著述活动。著有《鲁迅》《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现代中国论》《新编鲁迅杂记》等，其著述对日本学术界发生过巨大影响。

在1953年出版的《鲁迅入门》中，“回心”仍是一个关键词，相比于战前的《鲁迅》，“回心”得到了更为明晰地解释：“进入文学生活之后，鲁迅就像住在假想世界中的人一样，靠咀嚼以往生活中的积累过活……他是属于那种背负着过去而出发的人吧。”³企图摆脱“过去”是鲁迅文学的出发点，但鲁迅并非以抛弃“旧”的方式来拥抱“新”，而是作为“旧”去破坏“旧”。那么这种“旧”的破坏是否成功，似乎关系着鲁迅文学世界的面向，竹内好一针见血地评论道，“他对人类的进步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存在本身，无须加以表现，所能表现的只是一种精神抗争之后的失败感（他一次也没有成为胜利者）。……由于信念的不断加强，失败感也便越来越强烈。”⁴“信念”就是“行动”，也就是对“旧”的破坏，而在对“旧”的破坏中主体无论如何也无法体会到胜利感，即无法摆脱“旧”，因此只能强化“行动”本身，如此往复深化下去构成了“竹内鲁迅”文学世界的动因，竹内鲁迅的低沉底色可见一斑。

花田清辉曾指出过度强调鲁迅作品中的悲剧色彩而忽视其喜剧色彩的偏颇，认为这是现代主义立场的倾向，这种倾向鲜明地体现在“竹内鲁迅”的体系中。在战后，《非攻》和《理水》得到了竹内好的肯定，认为其中具有新的动向，就集中体现在墨子和大禹身上所具有的实践精神，不轻易对“新”表示某种肯定的鲁迅，在文本中却透露出贴近墨子、大禹精神世界的倾向，这或许是竹内好始终无法安置《故事新编》的一个原因。不仅如此，在70年代，竹内好曾沿着花田清辉的思路考量《故事新编》“前近代”的问题，《出关》《理水》《采薇》等近代小说都在结尾处出现了“舆论的反响”，人物从无序状态中分化而产生，又消失在无序状态中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一种“前近代”的形式。总之，无论是将《故事新编》理解为“失败的作品”还是开启“新的作品世界”的法门，竹内好始终提示我们《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的特殊性。

日本文学评论家、小说家、剧作家。生于日本福冈市，1932年毕业于京都大学英文专业。

扭转竹内好对《故事新编》评价的是花田清辉，花田清辉对鲁迅作品的论述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他常常将鲁迅的作品与自己的作品相对比，思考鲁迅与自己、与同时代作家思维方式的不同，因此其论述确有切中肯綮之处，后人的《故事新编》研究也对其多有继承。总体而言，花田清辉将《故事新编》视为“不仅要实现近代化，还要超越近代化”⁵的作品。花田清辉的论述中将看似相反的概念并置，如“暴力”与“非暴力”、“失败”与“胜利”、“悲剧”与“喜剧”、“前近代”与“近代”，他认为鲁迅在其中发现了“中间项”，“在阻碍近代化的各种条件和要素中，反过来也不能说没有以此为跳板，去超越近代的意志。”⁶具体到文本如《出关》，鲁迅对于老子的曲折的态度可以从鲁迅自己对于《出关》的解释以及读者对《出关》的“误读”（如邱韵铎《<海燕>读后记》）之间的错位展现出来，鲁迅不是将“隐士思想”作为完全消极的内容处理，也就是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隐士思想”是阻碍现代化的，花田清辉批判了这种将“前近代”与“近代”二元对立的思想，重新发现了鲁迅从“前近代”中汲取变革现实的力量，“把老子、庄子这些东西原封不动地拿过来就不太好了，而是说，以抵抗权力的某种形式……是有这种隐士存在的。”⁷花田清辉强调的是一种在集体中隐没自己的名利，作为无名者抵抗权力的“隐士思想”，如《非攻》中的墨子、《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的嵇、阮，“在统治阶级中也可以以隐士的形式存在，或者保持着隐士的心境，并且对现实的变革抱有积极参与的意图，这样的人物也可以叫做隐士。”⁸花田清辉的“隐士思想”也提供了一个理解《理水》结尾的角度，大禹处在一个被“学者”“大员”围绕的场域中，以“导”的方法治水成功后，“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著，是要漂亮的”⁹，这何尝不是一种以“隐士”身份参与现实变革的表现呢？总而言之，无论是花田清辉对于鲁迅“前近代”自始至终的执著，还是竹内好晚年对于“近代化”的再反思，都承认了鲁迅的《故事新编》对于抑制现代化绝对论不可忽视的作用。

伊藤虎丸继承了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并将鲁迅研究放置在了丸山真男“科学与文学”的框架中思考，其起点是回应在“全共斗”运动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在伊藤虎丸看来，鲁迅的《故事新编》在“科学者”这一立场中来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试图从竹内好的《鲁迅》体系中挣脱出来。伊藤虎丸认为竹内好对成为“文学者”之前的鲁迅关注不够，即忽视了“科学者”鲁迅，而实际上鲁迅并未将“科学”和“文学”分而治之。因此，竹内好无法对《故事新编》将西欧现代科学精神赋予中国古代人物这一特征做出合理的评价，竹内好认为《呐喊》《彷徨》等作品（包括杂文）是鲁迅从“过去”的重担、从“寂寞”中而生出的作品，而《故事新编》打破了这种结构而出现了新的东西。正如伊藤虎丸所说的“在鲁迅那里，文学具有两项任务（批判封建主义和塑造积极的英雄人物），如果说其中之一的暴露旧社会黑暗的工作是由《呐喊》承担的，那么‘与整体对立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故事新编》中的作品。”¹⁰《非攻》《理水》是塑造出积极的英雄人物的典型作品，是鲁迅将自己的“个”的精神赋予到中国古代人身上，完成了西欧科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结合。通过对“科学者”鲁迅的重视，伊藤虎丸将《故事新编》纳入到鲁迅的整体文学结构中，从而突破了“竹内鲁迅”的体系；又与花田清辉以“前近代”为跳板，继而超越现代的思考路径不同，伊藤虎丸是从西欧现代思想出发，强调鲁迅对西欧现代精神之“根底”的把握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否定与改造。

中国文学研究家。主要著作有《鲁迅与终末论》《创造社研究》《鲁迅与日本人》等。

1985年木山英雄作《<故事新编>译后解说》，在逐篇的论述中讨论作为焦点的“油滑”的问题，木山英雄指出，鲁迅对传统的爱与憎之间的矛盾贯穿着其文学创作的生涯，因此在《故事新编》中“过去与现实总是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因而处于一种历史不断苏生于现实，现实随时被历史化的关系中。”¹¹这种对于新与旧、过去与现实的态度，并没有像郭沫若的历史小说《豕蹄》一般显示出热爱新、憎恶旧的决绝立场，因而促使鲁迅对于历史采取了一种灵活应对的方法，“‘油滑’也是对来自古代的刺激、挑逗而作的灵活应对的一部分。”¹²而鲁迅对于《故事新编》“油滑”的自我批评，可以视作一种提醒读者注意的策略。

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其学术研究聚焦于鲁迅、周作人等中国现代文学家，创立了具有动态运动性的批判性研究方法，在《野草》研究中突破竹内好范式，形成"木山鲁迅"的独特阐释体系。

对传统的爱与憎的矛盾纠缠可以视为解开《故事新编》的一把钥匙，《出关》的发表了引起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其中就颇有深意。木山英雄认为鲁迅“想通过这篇（《出关》）能够容纳多种解释的小说，试探一下读书界对《故事新编》的反应。”¹³在《<出关>的“关”》中，鲁迅反对将历史作为怀古情感的对象的读法，如邱韵铎评论《出关》的整体感受是“孤独与悲哀”就遭到了批评，鲁迅在文中清晰地表现出自己对于老子的“毫无爱惜”，然而却并没有使用更加“漫画化”的方法令自己的观点更为明确，鲁迅这样解释道：“然而如果更将他的鼻子涂白，是不只‘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而已的，所以也只好这样子。”¹⁴那么，在“也只好这样子”的背后，是否隐藏着鲁迅更深的意图呢？显然，面对批评者无法理解甚至反对“与古人进行人性的交流等事”¹⁵，也即写作《故事新编》，鲁迅对这一态度也是反对的，因此木山英雄说批评者面对鲁迅的反批评《<出关>的“关”》完全落入了鲁迅的“圈套”：表面上批判了怀古情感的泛滥，深层中《出关》并不只是为了对老子进行批判，而是肯定了自己写作《故事新编》所引起的对于传统的思考，以及试图突破自身中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挣扎。在这一意义上，《起死》之于《故事新编》正如《<出关>的“关”》之于《出关》，《起死》就是对复活“古人”的《故事新编》的整体性否定，但《故事新编》的写作毕竟是完成了，完成了一次古与今的对话。在爱与憎的矛盾中《故事新编》蕴含着鲁迅特殊的历史意识：新与旧、历史与现实的难解难分，因此鲁迅有着比同时代文学更深刻、更冷静的现实认识。

尾崎文昭指出，“多疑”的思维方式影响着鲁迅小说的创作，使小说呈现出结构性的自我否定，尤其体现在《起死》中，尾崎文昭认为“不仅在各篇作品内部，在《故事新编》整体与《起死》之间也造成了多重的离间效果。”¹⁶《起死》虽然否定了《故事新编》，“反对将历史作为怀古情感掺入对象”¹⁷，否定了庄子所在的“黑汉子”人物系列，但无论如何也可以看出老庄思想在鲁迅内部的深刻印记以及试图突破这种思想的挣扎，这就是尾崎文昭所说的“多疑”的思维方式采用的戏拟、讽刺、反讽等手法以传达深刻复杂的认识时，带来的不仅仅是滑稽的效果，还同时伴有恐怖、悲哀等等，可以看到尾崎文昭对花田清辉的继承。

日本《故事新编》研究有着较为清晰的对话对象，从竹内好、花田清辉、伊藤虎丸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大都通过《故事新编》这部“古今杂糅”的作品讨论鲁迅与传统、现代的关系，继而思考日本现代性的问题，这在战后日本成为一个焦点性话题。而在尾崎文昭的《故事新编》研究中，既可以发现其延续了竹内好的鲁迅主体精神构成的研究，也可以发现新方法的使用，这种隐微的不同或许是八十年代日本学术界转型的影响。

二、“后现代主义”思潮与日本鲁迅研究

代田智明曾讨论过日本“现代”的构建过程及与其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国民国家和个人”是如何被建构、联手又归于沉寂。以思想资源划分，日本战后思想史有两条清晰的脉络此消彼长，即“现代主义”思想脉络及“后现代主义”思想脉络。战后“现代主义思想”承接了战前的思想资源，代表学者如丸山真男，以“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进步主义”等为批判工具，关注战后“新日本”的重新出发及其战争责任问题。这一思想倾向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入日本后逐渐式微。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文学和思想史。主要著作：《解读鲁迅之谜与其十篇不可思议的小说》《通过毁灭自我来毁灭丑恶——深层探究竹内好的鲁迅论》《日本近代批评与鲁迅》等。

日本语境下的“后现代”有着两种不同的论调，其一是线性时间意义上的“后现代”，延续着1942年“现代的超克”座谈会日本自我理解的话语，70年代末至80年代“日本第一”“日本特殊论”兴盛一时，但是在线性时间意义上做出的“后现代”的自我评价，显然不具有批判性思想资源的意义。

其二则是作为批判性思想资源的法国“后现代”思想在日本的本土化。西欧语境中的“后现代”自使用之初就具有一定的含混性，如果考虑其所具有的批判性意义，则指向与语言学转向紧密相关的，在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影响下形成的现代思想，是西欧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传统进行的自我批判。在日本，这一“后现代”思想的影响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有所展露，如60年代的“萨特热”现象。林少阳将日本“后现代”思想本土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后现代”思想仅作为西方新的学术动向被初步介入日本，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的著作被广为传播，此后也主要以法国思想为中心。但也出现了对这一后现代思潮拒斥的保守性话语，如上文提及的“第二次现代的超克”论调。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对明治早期（1986年至1912年）引入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回顾，但以“后现代”思想直面日本现实问题的力量还较为薄弱，没有本土化的“后现代”思想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幽灵。代表性作品有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现代主义”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割裂也主要出现在这一阶段，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热衷于解构“现代主义”思想所笃信的种种概念，因此在民族国家等概念统摄下的战争责任等现实问题就在一定程度上被疏远化了。

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逐渐“分道扬镳”的过程类似，“中国”也是日本知识分子始终无法绕过的问题。战后日本的中国学成为显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及其强加于日本之上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构想，这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以中国作为反抗西方中心的现代化模式的媒介，赋予了中国革命抵抗西欧现代性的价值，竹内好的研究就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孙歌指出，“竹内好象征着战后日本相当长的一段文化反思阶段……全部来源于战后进步知识分子对日本民族战争责任乃至民族性的反省，中国始终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¹⁸但这一参照系是否永远坚固地存在呢？

丸川哲史注意到了竹内好的“中国”参照系的时效性问题。丸川哲史认为竹内好独特的时间意识导致“中国”这一参照系在1972年失效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经过中日战争，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并没有真正缔结和平条约，因此对于竹内好来说，作为参照系存在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方面，冷战格局与战时中日的紧张关系相重叠，另一方面，冷战格局又隐蔽了一部分紧张关系，如日本与中国台湾在冷战格局下被表述为同一阵营，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在此基础上也被回避了。竹内好非常重视“敌”的概念，这可以理解为日本在战后不曾将“中国”作为“敌人”交手，即日本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的异质性形象，并且在冷战的格局中加深了对“中国”的否定，因此竹内好在冷战格局之下的抵抗就在于将“中国”作为参照系，强调“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持续存在的紧张感，由此思考日本的问题，正如施米特强调的决断敌友之分就是确认自身的存在。而在1972年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紧张感被关键性的历史事件消解了，丸川哲史就此指出，“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绕开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方式得以推进，可以说给他们带来了某种无力感。在这个意义上，与武田泰淳、崛田善卫的对谈集《我不再谈论中国》（朝日新闻社，1973年）成了一个象征。”¹⁹

以理念的“中国”作为方法谋求对美独立业已行不通，日本保守阵营又以“民族国家”等概念靠近、争取民众，日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思考着如何谋求自身独立与自主，在这一时期就出现了从过分依赖西方理论的惯性中挣脱出来，“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化发展的第三阶段：以90年代为开端，从对西方理论的抽象接受向回归日本历史与现实的方向深化，林少阳将其称为“向历史的回归”。代表性作品有子安宣邦《作为“事件”的徂徕学》，酒井直树《死产的日本语与日本人》，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等。

再次聚焦到日本鲁迅研究中，以“战后民主主义者”伊藤虎丸对鲁迅研究的流变为参考，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思想变动：小田岳夫1941年出版的《鲁迅传》具有“科学强势”时代的特征，将鲁迅刻画为一个“科学者”、爱国主义者。竹内好1944年出版的《鲁迅》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有着密切联系，“把思想从意识形态乃至一般科学真理（作为既成品的体系、理论、法则）当中拉开，拉到文学和宗教（即人的主体）方面来。”²⁰丸山升的鲁迅研究可以定位于“科学强势”在战后复活的时代，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对“科学主义”的教条主义进行批判。60年代开始，木山英雄聚焦到对《野草》的研读，讨论鲁迅的“诗与哲学”，接续下去的新一代鲁迅研究者北冈正子、丸尾常喜、藤井省三的研究则另辟蹊径，尤其是丸尾常喜的鲁迅研究，回归了中国民间土俗，是一次思想史主题的转换，伊藤虎丸指出，“战后思想的主题是‘政治’，但在这里却是‘文化’。”²¹日本每十年一次的鲁迅纪念活动，尤其以1967年和1976年的纪念具有这一时代的鲜明特征，日本战后初期“拥抱”民主主义，将西欧作为现代性的样本，投入民族重建中，在“抵抗”意义上思考中国革命和中国式现代性可能的竹内好也无法避免其思考可能存在的“现代主义”姿态²²，而六七十年代花田清辉、佐佐木基的《故事新编》研究一方面从现代性内部突破出来，提出了“超现代性”的问题，可以说是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对竹内好开创的鲁迅研究传统对后期鲁迅研究、《故事新编》研究疏略的弥补。

伊藤虎丸则将自己的鲁迅研究放置在木山英雄之后，认为造成“战后民主主义”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对“个的思想”即人的主体性的扼杀，保守政治家则抓住“战后民主主义”的漏洞，以民族主义话语靠近大众，这与前文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批判性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情况一致，选择从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再出发，“为使科学真正成为科学，就必须把科学‘从主体内部思想化’。”²³显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洪流中，伊藤虎丸的鲁迅论“独树一帜”。

三、如何编织“关系之网”：《故事新编》的答案

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如火如荼的20世纪中后期，仅仅是解构或避免现代原理的使用，完全投入“后现代主义”的怀抱并不能解决问题，日本鲁迅研究领域亦是如此，代田智明就指出，“进入90年代，冷战结束后，在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加剧进程中，随着进程，各地区的国家主义理所当然被强化了，国家和人权的均衡在另外的时代状况之中发生了摩擦和冲突……怎样做才可能有韧性地建立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并保证其开创的共同体呢？”代田智明的回答是从鲁迅，尤其是《故事新编》中寻找线索。在深耕于鲁迅文本的同时而不拘泥于文本，代田智明在通过思考鲁迅以回应现实这个维度上与竹内好相契合着。

理解《故事新编》所展开的亮色的世界，需要将其放置在鲁迅整体文学结构中考察，将鲁迅的创作分为以《呐喊》为代表的前期，以《彷徨》为代表的转折期和以《故事新编》为代表的后期并无特殊之处，而从《彷徨》到《故事新编》展露出的“治愈”的亮色则值得关注：从《狂人日记》《明天》《孔乙己》表现出的对于启蒙的怀疑，到《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结尾处频频出现的从极度压抑到豁然开朗的转变，是鲁迅从背负着旧垒的“罪”的意识中解脱的初步显现。在深知全身心地拥抱“新”之不可能的同时，何为真正的“新”也难以确定，线性的进步观念带来层层剥落的价值与准则，只留下空洞的躯壳，更容易被陈旧所填满。因此对于鲁迅而言，“旧”是更为确切的存在，旧垒中来的自己不仅能够对熟稔的陈旧进行猛烈的攻击，又能够看穿当下仍然隐藏着的更为狡猾的陈旧，从“罪”的沉重枷锁中挣脱出的鲁迅，笔下呈现出新的力量。这种转变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新的生活方式、恋爱关系的开展，“中间物”意识的树立，都给予了他从危机中治愈继而行动的契机。

鲁迅的《故事新编》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网络，代田智明形容其为全覆盖的关系之网，在这张网络中，既能够纵深式联结现实和过去，将人类生存的真实面貌以切片的形式展现出来，又能够横贯式密结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在自我与他者关系错综复杂，人们无法寻找到或痴迷于寻找到某种超越之物的今日，鲁迅的《故事新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因为看到自我和他人的陈旧，所以不追求自我的权威性，也不将自我托付给他者或某个“黄金世界”，这是能够疾行在古今、他我之间，从而汲取力量的前提。就鲁迅的实感而言，“自我主体并没有因陈旧和新颖的不同而被超越性地固定着”²⁴，而是自由地游走在过去与现实、自我与他者之间发挥社会变革的作用，最终，鲁迅的自我治愈就以文学的形式表现为《故事新编》这个充满人类生存真实痕迹的生动的网络。

《采薇》是编织关系之网最为生动的一篇小说，围绕着伯夷、叔齐，从内部和外部展开这张紧密的网络。从内部而言，伯夷、叔齐并非作为一个整体，而是有着不同特征，伯夷与叔齐相比更加活跃积极，叔齐则消极软弱，面对武王伐纣这一政治事件，伯夷始终是作为新消息的接受者，并劝服叔齐也保持逆来顺受的态度，与《史记》中的叩马而谏二者作为统一行动主体不同，“不提防叔齐却拖着伯夷直扑上去”，隐居之时寻找薇菜的行动主力也是叔齐，似乎能够感受到作者将叔齐做为正面的形象加以刻画，然而在细微之处，伯夷、叔齐仍然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二人对礼法夸张地遵循，对隐居之地抱有着幼稚的乐观，沉浸在“黄金世界”的幻想中……鲁迅并未设定一个正面形象、权威形象并予以周围人物臧否，而是在二者所联结的关系网中破坏正统历史对于伯夷、叔齐凝固的形象，突出二人在礼法之下仍存在着的“生”的意志。从外部网络的缔结而言，人物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多元，在姜太公与伯夷、叔齐，即行动者和谏言者之间建立的网络相互消解着，伯夷、叔齐质疑周的合法性，而周则以行动者的形象嘲弄了作为谏言者的“无用”；小穷奇对武王的模仿，再一次讽刺了礼法的虚伪性、周的合法性和伯夷、叔齐的软弱，加强了关系之网的韧性；作为否定性人物出现的小丙君，代表着“转向文人”的生存选择，却一语中的地指出了伯夷、叔齐生存选择的失败，与小丙君有着联系的阿金姐的出场更为意味深长，在“决定”伯夷、叔齐的生死之外，代田智明认为阿金姐的出现也将鲁迅自身拉入了这一网络之中，在《阿金》中，鲁迅写道：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虽然圣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²⁵

“塞住了我的一条路”不正是和伯夷、叔齐面临的处境相通吗？阿金姐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否定性形象，其内在特质在关系网中得以呈现：直截了当地打破道德礼法之虚伪的强势，充满逼迫人做出生存之选择的力量。到这里，关系之网已经在出场人物的相互否定之中呈现了出来，没有任何一种观念作为权威之物被固定下来，“现代”所塑造的唯一的“主体”在《采薇》中消解了，维护着正统性的“历史”也被消解了，发掘出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²⁶的人们，同时，因为展现人的生存真相，这张关系之网也联系着古与今而显示出永不褪色的魅力。代田智明认为鲁迅“发现的是作为机能性的‘媒介者’主体。这是在关系网的缔结中，在生死流动中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在古代和现代之间融通。”²⁷“这样的主体”位于关系网之中，一方面放弃了对于超越性、权威性追求，另一方面能够在关系网中所联结的他者中发现“陈旧”，“陈旧”是他者和自我共有的，正如鲁迅“把那痛苦从自己身上取出，放在对手身上，从而再对这被对象化了的痛苦施加打击”²⁸，解剖对手，同时自己也存在于被解剖的对手之中，在关系之网的自由行动中获得力量，鲁迅的《故事新编》因此就有了超越现代的特征。代田智明与花田清辉的相通之处也在于此，将“阻碍”现代性的陈旧之物作为“跳板”，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

日本思想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性原理已经支离破碎，但“现代”留下的课题依然纷繁难解，在“后现代主义”之下寻找某种依托的步伐也难以停下，代田智明并没有局限于日本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从存在到结构”的转型，而是通过细致地文本分析，以鲁迅为契机展开讨论，这部敞开的《故事新编》就成为切入点，代田智明的研究或许可以归于“向历史的回归”这一脉络，在《故事新编》所编织的关系之网中，展现出回应现实的力度。

参考文献

刘春勇，湖北黄冈人，文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领域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思想史、鲁迅研究及东亚思想研究等。先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有《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文章在兹——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非文学论——鲁迅与后鲁迅时代的文学及其未来》（人民出版社即出），《鲁迅入门二十三讲》等。

王杨宇迪，女，河北廊坊人，河北工业大学大学本科，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现就职于北京市一家机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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