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崎秀实丨西安事变的意义

尾崎秀实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最受瞩目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者。他以短暂的生命深入参与到隐秘战线与革命洪流中，对中国问题和中日关系的系列论述兼具学理深度与历史价值。与日本学者主要从“日本”语境出发所做的考察不同，赵京华提出从“中国”位置出发考察战争期间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拨开历史迷雾，回到尾崎遗留文本中去：一方面密切关注其著作的日本语境，另一方面将其置于中国20世纪上半叶社会革命与民族解放史中，在实证对照和历史逻辑的分析中，体会尾崎中国论述的真意及其内在逻辑理路，深入开掘出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意义。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重新整理和开掘尾崎秀实卓越的中国论遗产，并在20世纪剧烈变动的世界史语境下解读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摘录《暴风雨中的中国：尾崎秀实文选》文章一则，附编选者的深入解读，以期分享这份珍贵的思想遗产。

一

张学良部下发起的事件，正仿佛一个晴天霹雳。

事件仍处在变化之中，尚有诸多真相不明之处，不可轻易预判今后事态的发展。

想到它给中国带来的打击以及通过与中国相关的外部关系给世界造成的影响，我们不由的感到为之颤栗。最先深刻感受到的一点，是它虽为中国式突如其来的爆发性事件，但绝非仅仅是“发展中”中国的突发事件，实乃现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鲜明体现。如此来看待这个事件的发生时，我们才能更痛切地感受到其重要性，并对事态发展抱以特别的关注。

尾崎秀实幼年随父亲居住在台湾，从小就对中国问题感兴趣。1922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真诚的共产主义者。1926年至朝日新闻社工作。作为《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在上海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并为“左联”活动提供帮助。中日战争期间联合在华日本人士，以“日支反战同盟”为阵地，自觉投入到反战斗争行列，在隐蔽战线为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事发生在日中关系走向全面僵局之际，事件发起者以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蒋介石为对象，因此日本报纸一时有无数来自中国的报道，结果反而使读者陷入无法判断之境。

蒋介石前往太原参加关于绥远问题的军事会议，在此地给阎锡山下达指令，转而到济南和韩复榘会见，11月19日回到洛阳继续熟虑绥远善后问题。伴随着此事告一段落，蒋介石12月4日携张学良等人从洛阳到陕西省西安，在此处理西北军政上的重要问题。

1936年12月4日蒋来陕，这是继1934年后其第四次来陕督战“剿共”。蒋认为消灭红军与陕甘宁苏区“已到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12月7日张学良赴临潼蒋介石行辕痛陈利害，张声泪俱下，争论达两小时。午间蒋在华清池宴请驻陕各军将领，席间对张“剿共”不力多所指责。次日张到杨虎城私邸止园，两人决定“逼蒋抗日”。（图文来源：陈元方、史础农主编. 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北京: 长城出版社. 1986）

传闻12月12日，事件起于常驻西安的旧东北军万福麟麾下第五十七军第三十二师常恩泽部下，于是有观点认为张学良本人是被上述计划拉下水的。但从张的通电及其他情况来看，我认为这是张学良本人的计划。相传，当时和蒋介石同在西安的朱绍良、邵力子、朱家骅、（陈诚）、蒋鼎文、蒋方震、蒋作宾等人，以及钱大钧、（陈调元）等中央派数位要人均被逮捕监禁。（括号中的人员为不确定）

1934年10月12日张学良随蒋介石到西安时赠杨虎城的照片。

字汉卿，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奉天省海城（今辽宁省鞍山市海城市）人。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发。12月25日，张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蒋由西安回南京，遭蒋软禁并随国府迁台，蒋经国逝世后才被释放。（图片来源：陈元方、史础农主编.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北京:长城出版社.1986）

据说张学良在监禁蒋介石的同时发出通电，向南京政府提出八条要求。所传的通电内容如下：

数年来，我军从中央之命奔赴边疆主要从事剿匪工作，为中国之安宁、人民福祉之增进而努力，但在此期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拙政百出。首先失却华北，眼见冀东、冀察独立，更有绥远效仿之。国民政府需发布对日宣言一扫外侮，然外交交涉却自始至终软弱屈节。不忍见于国家国民如今濒临危殆，我等以此契机否认蒋介石的现任国民政府，而断然行使国家改造，驱逐外敌而收复东北四省及其他失地，誓为国家国民之幸福立于第一线。（天津13日发同盟通讯社电）

所谓八条要求在此难以详述，但这个通电若真是取完全否定国民政府的立场，就没有“要求”的余地。但如后所述，在中国实际上是存在着提出要求的余地的。要求中为人所知的是以下三点：

一、对日军事宣战。

二、收复“满洲”（东三省）失地。

三、恢复容共政策。

国民政府面对西安事件的报告狼狈失措，从12日晚上到早上在南京相继召开紧急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孙科、戴天仇、张群、张继、何应钦、朱培德、程潜等在京要人悉数出席，做出如下决议：

行政院孔祥熙负责，军事委员由五人增至七人，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等六位为常务委员会负责人，军队指挥由何应钦全权负责，剥夺张学良的本职及各兼职，其军队置于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之下。（《朝日新闻》13日上海特电）

剥夺张学良本职及各兼职的命令如下：

张学良12日之叛国通电，殊堪痛恨。查其奉职无状，当此中央外侮紧急，剿匪将竣之际，身处军事统帅之地位，且负剿匪重责者，竟谋反上级长官，实属凶恶残暴。故罢免张学良应本兼各职，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

由此，可以想象国民政府痛愤至极之状。

曾经对东北沦陷负有责任而遭鞭挞的张学良，如今对回避抗日战争的蒋介石则发起了进攻。

1931年9月18日，日本称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的一段铁桥，并于晚十点炮轰国军东北驻地“北大营”，侵占沈阳。驻沈阳东北军多次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报告遭到日军袭击，张多次下令“不抵抗”。19日及随后几天，张学良与包括谍报单位的各方面人员多次向时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报告遇袭，蒋多次下令避免冲突。东北军未能有组织地抵抗日军的进逼，仅仅三个月之内，日本关东军在几乎没有军事冲突下便侵占了东三省全境。

九一八后，日海军在青岛地区蠢蠢欲动，蒋介石给张学良下令，让张在青岛的军队撤退，以免冲突。电令全文：“张副司令汉兄勋鉴，瀛眷及尊府家属均已安全离沈。遥深系念。请代慰问。再青岛海军，鄙意可迅予集合塘沽。因在青或恐与日舰发生万一意外，集合塘沽，则在各国军舰监视之下，较为安全。请即酌行。中正，养印。”

二

这种非常手段，在旧中国军阀之间已是司空见惯。张学良也是一个有这种经验的人。1929年，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引诱眼中钉杨宇霆和常荫槐一并葬送之的事件，想来人们当记忆犹新的。

奉天、吉林、黑龙江易帜 指皇姑屯事件后，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将原来悬挂的北洋政府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1928年12月29日通电宣布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政治转向事件。此事件标志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中国南北统一及北洋政府时期正式告终。易帜后奉天改称沈阳。

但是，回顾过去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密切关系，不禁多少有些感慨。张学良过去对蒋介石多有信赖。1929年末，他不顾各方反对在东三省挂起青天白日旗，接着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等人起兵反蒋，扩大会议派在北平成立之际，张学良就像果敢与国民政府达成妥协时那样，在稳健地观望形势之后，以疾风迅雷般的方式介入，武力调停决定了大势。蒋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学良获得副司令官职，携手共同立于统一中国的前线。看上去，蒋张两人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是，九一八以后张失去东三省的地盘，从奉天到锦州，再从锦州到北京，1933年热河战后达成塘沽协定，也因为蒋的原因张学良不得不一度下野出国。回国后被置于汉口，以剿匪副司令的身份讨伐共产军，去年又被移至西安，充任塞上最为艰苦的工作。盘踞东三省而拥有十五万东北军的张学良，自此渐次失掉经济地盘，而尝到了流浪军阀的悲哀。转战西北边疆，曾经以充实为耀的军队装备亦损失得惨不忍睹，最近在与共产军的战斗中兵力减少，正为饥饿和寒冷所困扰。加之将士想念东北故土，梦想收复失地，而弥漫全国的抗日意识又明显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此时此刻，应该停止内战而一致应对日军，这种主张使军队下层发生动摇，张学良军逐渐丧失了战意。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今年夏天以来不时传出张学良军态度可疑的消息，可以想像蒋介石这次赴西安意在采取果断措施。在处理张学良麾下部队的同时，谋求陕西的中央一体化，任命中央直系的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司令，卫立煌为山西、陕西、宁夏、绥远四省边区总指挥。也有传言说，张学良军队将移驻福建。怀念着曾经的东三省王之豪华梦，如今跌落为流浪军阀的张学良要尝试上演乾坤一掷的大戏，当然是完全可能的。对于他及其周围的军阀来说，抗日的旗号只不过是一个受欢迎的名目。这和以前西南军的情形一样。

字铭三，浙江诸暨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参加讨伐陈炯明、北伐战争、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第三、第五次 “围剿”。1936年12月初被蒋介石召至西安委任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指挥。被张、杨扣留，12月17日受张学良所托向南京国民政府传递信息，并陪宋子文、宋美龄赴西安谈判。12月25日，张送蒋介石回南京，途中在洛阳停留，刚下飞机蒋即要求张放回蒋鼎文、陈诚、陈调元、卫立煌四人。27日蒋鼎文等被释放回南京。

至于蒋介石的命运，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张学良解决杨宇霆的做法来看，蒋可能已经被枪毙。而我认为，对于这个绝对有力的人质，张学良大概会与南京之间进行交易，故蒋介石大概依然活着。从前述张学良的通电和南京的通电以及决议来看，仿佛除了以战斗来解决之外别无他法似的。然而，我想这里肯定有中国式的交易，仍有几多曲折。

杨宇霆（1885~1929），字邻葛，北洋军阀执政时期奉系军阀首领。常荫槐（1876~1929），字瀚襄，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省长。张作霖死后，杨以东北元老自居，时常管教张学良。杨反对东北易帜，易帜典礼当天拒不参加集体留影。日本人也从中挑拨张杨关系。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与常荫槐向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要求，张学良推说晚餐再说，后召警务处长高纪毅进府，晚上以内乱罪将杨宇霆与常荫槐枪决，史称“杨常事件”。

三

不管怎么说，失去蒋介石对南京政权将是一个重大打击。

如今，蒋介石在南京政权的地位自不必说。他集军权、党权和财权于一身。蒋介石能走上这条道路的根本原因，我个人曾列举以下四点。¹

一、蒋介石政权得到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浙江财阀的广泛支持。

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促使列强为稳定作为市场的中国而希望确立一个中央政权。

三、蒋介石在掌握军权的同时，利用、发展了封建社会中秘密结社这一特有的势力，并致力于推行一种强力政治。

四、一面把持着国民党党部，一面向部分民众展示出民族运动旗手的表象。

南京政权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内统一，近一两年来发展尤其迅猛。自1934年11月红军撤离江西以来，南京政权借围剿追击之名把手伸向贵州、云南、四川，将土著军阀盘踞多年的地盘收入中央的命令系统。特别是今年夏天，在与多年来仿佛一敌对国般的西南政权抗争中取得胜利，蒋介石下达威令，如今正欲进入宪法实施的宪政期。另一方面，作为南京政府经济地盘的中国新兴财阀虽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了支配网，但1934年以来的全国性经济危机导致其濒于整体性破绽。最大的原因是内债庞大的负担，结果新兴财阀舍弃了对南京政权的支配地位，通过与其勾结而开拓自身的出路。结果，以最近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与日本的关系恶化为契机构筑起来的人民战线派²相比，蒋介石在中国新兴金融财阀中地位上升，作为国民战线的组织者正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国民党在北伐革命、清党反共和建立南京政府的过程中获得“江浙财团”的巨大支持。所谓“江浙财团”（或称“江浙财阀”）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金融势力的总称。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大量发行国内公债，江浙财团的一些大银行从承购公债中获得优厚利润，获畸形发展。随着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加强和官僚资本的形成，江浙财团在经济上逐渐失去主导地位，它们中许多银行和企业被兼并，逐步沦为官僚资本附庸。

国民战线中领导人的作用特别重要，我们不用举德国、意大利的例子也很相当清楚。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状态的进一步恶化和对列强的依存关系不断深化，此时，蒋介石的重要性越发加重。最近英美积极对南京政权的财政经济施以援助，蒋介石作为南京政府代理人的地位对英美来说也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如今甚至到了以蒋介石之名来命名南京政权的地步，足见蒋个人的力量已然成为政府的中流砥柱。但是，很难想象突然失去蒋介石便意味着南京政府即将遭到瓦解。因为如前所述，中国的新兴金融财阀（不消说，这里所谓的金融是指包括了银行、钱庄等机构，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金融资本性质不同）已经和南京政府勾结在一起，事到如今要放弃南京政府是不可能的。英美也极度担心中国的“统一”出现破绽，此时不会中止对南京政府的援助。而南京政府面对这场大难越发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更迫切需要寻求英美的援助（据说在宋子文恳求下召开的英国银行代表会议通过了支持国民政府的决议）（13日上海电报）。毋庸置疑，通过这一事件南京政权对英美的依存会进一步加重。

12月16日上午国民党中央直至会议决议讨伐”西安，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17日何下令进攻西安。

如今，中国的社会特征在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同时还延续着诸多封建性关系。

南京政府若失去蒋介石，中国的军备问题是其最大的难题。地方的掌权人大多带有封建军阀的性质。他们有自己的经济地盘，针对中央曾露骨地构筑起敌对国似的关系，并对南京政权的经济地盘发起某种经济上的内战。湖南的何健、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四川刘湘手下的弱小军阀、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之徒、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冀察的宋哲元、冀东的殷汝耕等，其程度和势力虽有差距，但都同样与南京处于经济对立的状态。南京政府通过政治上的统一，上述对立状态已大部分消解，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蒋介石如果没落，这一点恐怕会遇到最大的阻碍。特别是最近很多军阀以其封建性关系为基础加强与帝国主义勾结，这样一来，与南京政府的对立关系将更加严重。

1929年1月1日，“国军编遣委员会”成立，商讨国军编遣。蒋决定依据德国顾问建议，推动“军队中央化”，减低军费支出。由于裁军将大幅削弱军阀实力，遂引起各派系疑虑。这使各军事派系关系开始紧张，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一众地方军阀不满军队被削，过去赖以为生的军权，等同被蒋变相并吞，故开始进行反南京国民政府之举动。1930年5月至11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在河南、山东、安徽等地发生混战，即蒋冯阎李战争。

四

由上述观点来看，张学良这次的企图是否会成功，已经基本明确了。就是说，他如果想通过这场事件直接推翻南京政权，这个野心绝难实现。南京政府持续多年统一国家的旗号与列强压迫下加深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昂扬相辅相成，这一政策得到了民众相当多的支持。当然，人民阵线派认为蒋介石主张先安内后攘外乃是骗人的（前浙江银行副经理章乃器等在7月中旬发表的宣言），但蒋介石政权对西南问题的解决、币制改革的成功作为蒋政权为国内统一而努力的成就，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支持，这是难以否认的。所以如果张学良的“抗日”只是作为实现自己军阀野心的手段而提出的幌子，那么理所当然会作为国内统一的破坏者、“汉 奸”而遭到记恨。西南派就曾假托抗日的大旗，但在蒋介石国内统一的主张面前败露了。

字伯南，广东防城人，民国陆军一级上将，曾长期主政广东，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有“南天王”之称，两广事变主要参与者。1936年6至9月，中原大战后硕果仅存的两大地方军阀派系粤系及桂系，以抗日为名挑战蒋介石领导南京国民政府的未遂武装政变。该政变几乎触发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结束，史称六一运动、西南事变。事后蒋介石政府中央（江浙）派系成功压制两广地方势力，更进一步巩固对中央政府的掌握。

张学良此举确实直接产生了使中国的人民阵线陷入分裂的危险。中国的人民阵线运动最近以“抗日”为目标迅速发展。人民战线派充分知晓蒋介石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时，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高涨，努力构建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战线，将国内统一问题也包摄在内。作为实际问题，现在排除国民党影响下的民众很难发展成强劲的民族运动。从这一点来看，不得不说若把张学良事件仅视为与共铲党有所干系，那将产生把国民党影响下的民众与左翼分离开来的危险。

Front row: Georgi Dimitroff（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882-1949）,Palmiro Togliatti（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1964）,Wilhelm Florin（威廉·弗洛林，1894~1944）,Van Minh（王明，1904~74）;Back row: Otto Kuusinen（奥托·库西宁，1881~1964）,Klement Gottwald（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1896~1953）,Wilhelm Pieck（威廉·皮克，1876~1960）,Dimitri Manuilski（迪米特里·曼努尔斯基，1883~1950）

但是从红军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说这次事变是成功的。红军于1933年1月14日³发表宣言，责难蒋介石对日本的进攻不予抵抗，却举兵力杀害同胞，并宣布与能接受所举三个条件的任何军队合作。1935年夏天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强调殖民地的反殖民反帝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受此影响的中供中央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提议建立国防政府，并提出与国民党军队合作的倡议。不管现在军阀张学良的意图何在，在其军队内部出现共鸣于上述主张的人，从下层产生的压力成为事件的原动力，恐怕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军阀每一次抗争的爆发，红军都能扩大其势力。通过这次事件，退缩到西北的势力必将扩大开来。

Georgi Dimitroff,Report to the 7th Congress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35

如果张学良要建立宣言所说的那种性质的政权，可能共铲军得像江西时期曾于1933年12月与福建人民政府签署协议那样，不惜与之合作的。

1935年8月1日，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草拟《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铲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于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上发表，史称《八一宣言》。该宣言在客观上促进了两党间的直接接触，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南京政府与日本的关系方面，无论是日中交涉的僵局，还是绥远问题，都因这次事件仿佛被搁置下来了。报纸很快就传闻说，内蒙军毫无障碍地夺回了百灵庙。华北地方的实权者们不管自愿与否，在来自南京的压力减少的同时，都会向日本靠近的。（附记：这一点因为南京政府让步、事件迅速解决而未曾实现。夺回百灵庙属虚报。）

而南京政府因本身的进一步弱化，在对日关系上不得不听从日方的要求。

上述解释有可能会造成下面这样的预测，所有事态不是都对日本有利嘛。然而，事实上绝非如此。真正的问题存在于更为广泛且更加深刻的地方。应该意识到，现在中国的抗日意识如此之深，就连曾经的东北大军阀张学良也被卷入战线之中。而中国的阵线一分为二之际，日本自身恐怕将与其中之一的人民战线对峙吧。在此，“防龚协定”的意义具有了明确的实践性。

百灵庙战斗发生于1936年11月20至24日，地点为中国绥远省（原省级行政区，是中国原塞北四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东部一带，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主要战斗之一，也是绥远抗战一部分。该战斗交战双方分别为国民革命军及蒙古军。中国军队领导者为傅作义，蒙国军队领导者为德王。最后，绥远军获胜，夺回百灵庙。此后大汉义军率军对百灵庙发起反扑，试图夺回百灵庙，最终被晋绥军击退。

五

国民政府面对这一事件，就好像中国的统一和建设因此而受到挫折一样，其言辞充满了深深的怨恨。然而，事件的爆发绝非偶然亦非突如其来。它不过是内在于中国社会内的矛盾之一端的爆发而已。

现在，国民政府的代言人们说：

“十年前，中国只有8千公里的铁路，但现在已达1万3千公里。1930年的货物运输能力是2050万吨，而如今（1935年度）是3270万吨。公路现有96345千米，眼下正在开设的则有16000千米。中国的航空公司在1935年运送旅客1万人。农村的设施也在推进，合作社数量达到2万6千个，其中1万2千个为过去一年所设立。”

此外，还有货币改革上的“完全成功”，政治上国内统一的完成，等等。这些信息，也常在欧美得到广播宣传，不仅是中国人，还包括西方各路宣传家等。

全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财政、金融、水陆交通等）是操在帝国主义者手里。殖民地民族工业的发展是跟帝国主义底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因此，后者就利用种种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来阻止民族工业发展。中国的关税在表面上是独立的，但是在事实上，还处处受帝国主义者底牵制，而不能成为幼稚的中国民族工业抵御外资竞争的屏障。中国的大工厂大部分属于外国资本，铁、煤等重要原料悉数掌握在外商手中。农村的情况则是被置于封建压榨之下，程度之深就连资本主义都没有进入的余地。银行与工业分离，只追求土地、公债等投机利润。火车、轮船、飞机等任由列国把持，与民族工业完全无关。交通成了列强倾销货物、从内地榨取人民血汗的利器。⁴

如此状态下，真正的“统一”有存在的可能吗？

《中央公论》12月号上有藤枝丈夫的文章强调指出，“统一的中国”离真实何等遥远。然而，我们就中国是否真有统一无须赘言，张学良事件正是最为雄辩的事实。

附记：此文是在接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突然爆发消息的当天写成。那时关于事件的真相还没有详细报道。文中大胆预言了当时生死不明的蒋介石一定还活着，等等事实。其后得到证实的事实证明，我的预言基本上全部中的。不过，我并不想作为八卦预言中的来夸耀，而是相信读者会认可我做出预判的根据。

尾崎秀实

1936年12月13日

解说：社会革命与亚洲改造的大视野

——尾崎秀实的现代中国论（节选）

如何解读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

尾崎秀实（1901-1944）是中日15年战争期间日本最受瞩目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同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一直以来他还被赋予了多重的身份，如杰出的新闻记者、时事评论家、佐尔格红色国际谍报组织成员，乃至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志士等。1944年，年仅43岁的尾崎秀实被日本法西斯处以绞刑。这更使他在二战后成为一个反战、革命的世纪传奇。这个传奇甚至超出了历史和思想学理的层面而在大众传播领域得到一再重述，但大众层面的叙述又始终处在佐尔格这位更为著名的红色间谍和国际主义战士的笼罩之下。因此，尾崎秀实这一历史人物，尤其是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真诚理解者，乃至帝国主义批判者和亚洲民族平等联合之倡导者的形象，反而在各种纷繁复杂的传记史料和研究文献中变模糊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尾崎秀实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因此我认为，重新整理和开掘他卓越的中国论遗产，并在20世纪剧烈变动中的世界史语境下加以解读，十分重要。这是我们编选翻译这本《暴风雨中的中国》的初衷。

尾崎秀実，東京：勁草書房，1977

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实际上在他的祖国日本，此前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积累。尤其是在上世纪70年代，随着《尾崎秀实著作集》（东京：劲草书房，1977-1979年）全5卷的出版，曾带动起一批优秀学术成果的产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战前日本中国研究”学会刊行的《尾崎秀实的中国研究》（今井清一、藤井升三编，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1983年）。这部论文集在二战前日本的中国论述史脉络下展开分析，涉及到尾崎秀实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政治外交论、中国农业论、国民政府论、中日关系论，以及他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联系等，在专题性和基础研究的方面具有奠基意义。

然而，随着战后民主主义时代的结束，那个曾经活跃于战争与革命年代的中国观察家尾崎秀实，开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在各类研究著述中虽然偶尔也会看到他的身影，但基本上是在以下三种学术脉络和思想谱系中被论述的。一是上述战前日本有关中国认识的历史脉络，二是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思想谱系，三是近来出现的新趋势——战前日本国际关系论或亚洲社会论的学理层面。相对而言，有关尾崎秀实中国论述本身的系统化研究，却没有什么更为新颖的成就。2003年时值他就义六十周年前夕，岩波书店重新推出两部狱中作品——《佐尔格事件：上申书》和《新编：爱情如陨星一般》，以示纪念。一如《上申书》封口文字所示：尾崎秀实以生命为赌注所留下的文字，正等待着60年后的重新解读。我想，这尤其应该包括他那充满远见卓识的中国论述。

苏联红军情报员，共产主义者和国际反法西斯主义者。生于俄罗斯帝国高加索总督区巴库省的小镇Sabunçu。父亲是德国石油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马克思、恩格斯战友和同事弗里德里希·阿道夫·佐尔格的侄孙。1898年理查德·佐尔格的父亲与高加索石油公司契约期满，全家迁居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1919年10月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德共九大期间移居莫斯科，加入共产国际组织部国际联络处；1925年加入苏联籍并转入苏共（布尔什维克）；1929年起在苏联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1930-40年代在德、日等国长期为苏联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在日创建的反法西斯国际主义者组织，为苏联统帅部提供了有关德军侵略计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远东的企图等重要情报，尾崎秀实是佐尔格情报小组的重要成员。1941年10月18日理查德·佐尔格在日本被捕。1944年11月7日佐尔格、尾崎秀实等情报组成员均被处以绞刑，葬于东京。

1941年由日本情报局第三部颁发。 受尾崎秀实身份与交往的内阁、陆军参谋本部高级人物的影响冲击，第三次近卫文麿内阁于1941年10月16日总辞职；原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于10月18日出任首相组阁。1964年前，苏联不承认佐尔格是苏联情报员，佐尔格留在苏联的妻子被作为德国间谍家属逮捕流放，1934年死于西伯利亚。在1964年夏季奥运会期间，东德记者举行纪念佐尔格仪式。1964年11月5日佐尔格获得苏联英雄头衔，1965年苏联为其发行纪念邮票，其在日墓地也成为苏联和俄罗斯驻日大使与访日高官凭吊之地。

那么中国呢？我们知道从小生活在殖民地台湾、大学时代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尾崎秀实，自1928年到上海亲身经历并直接参与到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中来，与叶沉、陶晶孙、夏衍、鲁迅、王学文等深有交情，此后一生更以观察和论述中国为志业。他理应得到中国人的关注。然而不然，在二战后的新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到尾崎秀实的名字。直到1983年作家夏衍出版《懒寻旧梦录》，我们才见到对尾崎秀实相当中肯而崇高的历史性评价。（“我在1928年就认识了尾崎秀实，他是一个表面上看来是绅士式的记者，但是，他在当时却是在上海的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他领导过‘同文书院’的进步学生组织，后来参加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和史沫特莱有经常的联系，并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告诉我们。……我们谈‘左联’历史，不要忘记这几位外国同志”。^⑤）而比较深入的学理研究则直到最近才有所展露。其中，王中忱的《左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叙述与档案解密的政治》（《清华学报》2015年第2期）一文，以详实的资料追溯二战结束前后日本和美国有关佐尔格-尾崎秀实“事件”的内含政治意图的叙述等，分析了这些政治操作如何影响到人们对“事件”本身和尾崎秀实的认识。这与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最近对以往的研究均从“佐尔格国际间谍案”说起从而形成仿佛有表里两个尾崎秀实似的的论述方式所提出的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妙。⁶他们都强烈地意识到拨开重重历史迷雾和政治言说的笼罩，重新回到尾崎秀实本身而还原历史事实的学术必要。我想，这于刚刚开始关注尾崎秀实的中国学界来说，尤其重要。

初到上海，尾崎秀实以“白川次郎”和“欧佐起”的笔名从事文学翻译与评论。经陶晶孙介绍，他和中国左联作家频繁往来。尾崎出入内山书店的文化沙龙，给《文艺新闻》《大众文艺》投稿，畅谈“日本左翼文坛的情况”与“英国何以落后了”，他也为左联全体盟员大会提供过场地。

从“中国”的位置出发考察战争期间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乃是我采取的基本视角。这将与日本学者主要从“日本”语境出发所做的考察，明显不同。然而，这同样要面临以下两重困境。其一，就是上面所说重重历史迷雾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其二，身处于中日战争之极端状态下而追求世界革命的理想，在这样矛盾的纠葛中作为一介新闻记者乃至日本战时国家体制决策的智囊，尾崎秀实公开发表的文字包括后来狱中的审讯记录等，呈现为一种极其复杂错综的形态和迂回隐晦的文体。⁷我们如何拨云见日披沙炼金从而触摸到他的真心实意，这的确是一个考验思想智慧的作业。除了依靠日本几代学者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之外，我们就只有毅然回到他遗留下来的文本以及由文本与历史事实构成的关系本身，这样一条途径了。因此，我所谓从“中国”的位置出发，也就意味着要在密切关注他著作的日本语境同时，更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疾风暴雨般社会革命与民族解放的具体史实，引入对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理解中来，在实证对照和历史逻辑的分析中，体会他的思想真意及其内在逻辑理路。我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地开掘出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价值和意义。

从“中国”的位置出发解读并重构尾崎秀实的中国论述，这是中国学者的一份责任。为了当年他如此深切关注中国革命的那份真情厚谊和改造亚洲追求世界革命的理想，也为了开掘有利于当今中日关系乃至亚洲和平发展之道的思想资源。而在尾崎秀实就义将近80年的今天，于中国翻译介绍他的中国论，同样是中国学者的一份责任。本着这样的使命感我们编译了此文选《暴风雨中的中国》。然而，这些文字与今天的读者之间毕竟有着80年的历史悬隔，为了消除阅读障碍而达到深入理解这位复杂卓越的中国观察家那鲜血淋漓之文字的目的，本篇“编译者解说”也将从“中国”的位置出发，在中日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致力于复原20世纪前半叶中国乃至亚洲革命的历史风云和中日战争血雨腥风的政治语境，并结合尾崎秀实的人生经历和政治立场对文选中的基本篇目做出初步解读。

以下，首先就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根本特征和内在理路，即有关“社会革命”和“亚洲社会主义”的认识，加以讨论。

如前所述，以往日本学者基本上是以“近代日本”这一内部语境为视角来评价尾崎秀实的，这当然是必要而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而从“外部视角”观之，可能会发现另一些不同的侧面。我以上的论述，就是从“中国”的位置出发而给出的综合分析。尾崎秀实从社会革命与亚洲改造大视野出发所观察到的中国图景，在世界革命理念引导下所展开的对于战争解决和亚洲联合的展望等，都远远超越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认识谱系和亚洲主义范畴，也是战前国际关系论或亚洲社会论所无法全部涵盖的。

评论家桥川文三曾认同竹内好的说法，即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并依据其体验而写出独创性著作的有三位日本人——宫崎滔天、北一辉和铃江言一。桥川补充道，如果把尾崎秀实也列入这个系列，那么可以说尾崎秀实续写了鲁迅-毛时代的革命中国。虽然他没有写出爱德华·斯诺或史沫特莱所耳闻目睹的中国大转折时代，但无疑是把两位西方记者视为榜样的。⁸这为我们暗示了一个从日本“语境”以外来重估尾崎秀实的路径。1930年代，有一大批来自西方新闻战线的同情乃至直接参与到反法西斯同盟中来的知识分子汇聚于大革命后的中国。他们于观察剧烈的社会变动同时，也密切关注到传说中的新兴派别政治势力，并向西方世界做了最早的报道。如果在这个谱系中与爱德华·斯诺进行比较，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特征和历史地位将得到另外一种形态的彰显。

尾崎秀实以笔名于1934年翻译出版的小说《只身行走大地的女人》。此书为美国左翼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自传小说*Daughter of Earth*的日译。二人并非一般的作者与译者——他们相识于上海，史沫特莱介绍尾崎与佐尔格结识，并在佐尔格情报网工作并结下亲密关系。

其实，尾崎秀实是与史沫特莱关系十分密切的友人，⁹而对斯诺他亦是赞誉有加，并密切关注过两人于西安事件前后的访谈等。而在我看来，桥川文三的上述说法多少有些低估了尾崎秀实中国论述的价值内涵。从某个方面来说，其中国论述已然超越了作为自由主义进步人士之爱德华·斯诺的著述，至少他对20世纪中国的核心问题——社会革命和民族运动的认识决不亚于前者。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例，如果说爱德华·斯诺主要是通过观察和记录中国社会变动中一支新兴的革命力量的存在及其潜在的可能性，由此反映了1930年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趋势，那么尾崎秀实则不仅摆脱了一般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论，发现官僚制和封建性并存而导致中国社会改革的历史根源，而且在民族解放的诉求下看到中国民族统一战线必然结成的现实趋势。尾崎秀实没有像斯诺那样深度记录那个党派的存在，而是在密切关注大革命及后来每一步发展变化的同时，也倾注于对国民党南京政府与西南军阀势力乃至浙江财阀关系的考察，由此对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有了更为全面综合的把握。

Edgar Snow.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37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初版封面。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72），生于密苏里州，美国记者，曾祖父是印第安人。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6年6月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下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战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其部分骨灰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斯诺通过对西北陕甘宁边区的深入观察，看到了那个派别对战争与革命关系的深刻把握，意识到抗日战争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而且是一种革命运动。西安事件前后尾崎秀实的一系列论述，与之十分相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两人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斯诺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位来自西方自由主义世界的进步人士，而尾崎秀实则被夏衍等称为“同志”那样，两人在政治立场、世界观方法论、中日战争之残酷的现实语境乃至个人最终命运上，都有巨大差异。作为一个特殊历史人物，尾崎秀实当时面对着极其错综复杂和危机四伏的现实状况与写作条件，这铸就了他中国论述的独特形态和内涵。

（《中国农民》《中国走向何处》）

日本外事協会，*Contemporary Japan ，*No. 14 (1938. 2) /No. 15 (1938. 5)

尾崎秀实在两篇文章中分析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

尾崎秀实绝非一般记录“事件”的新闻记者，而是一个善于观察“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而总体把握到历史走向的观察家。他的时事评论看似对一个个中国和中日关系问题的跟踪剖析，而实际上则是沿着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的必然逻辑来呈现“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形成对观察对象的整体认识的。这个“社会革命”视野包括后来战争导致革命的“亚洲改造”构想，主要来自于他对中国革命和亚洲时局的切身体验，同时也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理念的引导。因此，他的中国论述能够在记录社会革命动态的“活生生”的历史同时，又相当准确地预示到未来发展的趋势。我甚至感觉到，尾崎秀实有一种将对象从“客体”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从而赋予其主体之生命力的观察与表述能力，他努力穿越战争时局下的敌对关系和军国主义的种种限制，以十分曲折沉郁的笔调去感受和叙写1930年代那个激流涌动的中国，而充满了灵动的气象和鲜活的真实感。这是尾崎秀实不同于同时代西方的新闻记者和中国观察家的地方。

东京都府中市多摩町，多摩灵园

那么，尾崎秀实这份遗产在当今的思想价值呢？他于战争年代所洞察到的中国社会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大历史已经在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中得以成功实现，而亚洲社会主义改造构想，在二战之后特别冷战已然终结的今天则已经成为昨日的思想陈迹。然而我要强调，从社会革命和亚洲改造的大视野观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观点依然是有效的，作为一种认识历史的方法。他有关战争期间“东亚协同体论”和中日农业革命并行论的思考，其中所坚持的东亚各民族独立平等的合作原则和共生共存的理念，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在面对21世纪更为复杂棘手的亚洲问题之际。

尾崎秀实是一位生于大时代，体验到大历史的人物。20世纪不仅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艰难过渡的一个大时代，其革命和战争的大历史作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传承之源，依然暗自左右着今天的我们。因此，理解20世纪中国也必将有益于把握未来的中国。而20世纪中国最核心的议题是在反抗帝国主义及其殖民统治的同时，揭开了社会革命的伟大进程。尾崎秀实以他短暂的生命，在战争与革命最激烈的十几年间深深介入到这个洪流中，其对中国问题和中日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也就成了一份贵重的思想遗产，需要我们倍加珍视。

赵京华

2020年12月31日

编译后记

本书的篇目编选主要依据日本劲草书房1977-1979年版《尾崎秀实著作集》（全5卷），并据此作为翻译的底本。同时，参照了部分单行本的初版，如岩波书店1939年版《現代支那論》等，以及最新选本——米谷匡史编《尾崎秀実時評集——日中戦争期の東アジア》（平凡社，2004）。

篇目的编排按照发表或写作的时间顺序，力求以编年的方式呈现这些具有历史文献意义的文字。书中的第一部为1934年12月至1937年9月所发表、第二部是1937年9月至1941年7月所刊发的尾崎秀实战前和战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第三部的《现代中国论》是1939年出版的专著，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列于最后。

本书由赵京华负责编选和统稿。张秀阁承担第一部和第三部、赵京华负责第二部的翻译。需要说明的是，张秀阁承担的部分中有些篇章的翻译得到了厦门大学校友沈梦芹的协助。书后的年谱由张秀阁根据日方资料编成，解说由赵京华执笔。

我们的见识和日文能力均有限，编选和翻译上一定有不少错漏。殷切期待业内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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