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话语”问题为线索，探讨在大杉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口吃”所造就的独特的语言感觉及其所具有的意义。《自传》描述了大杉的童年至青年时期，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少年从军人梦想受挫，到在身为“社会主义者”中找到自己人生目标的过程，“口吃”被认定为其所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口吃”原本多被视为个人“疾病”问题，在这里则分析将“口吃”疾病化、作为矫正对象的军队性或者说国民性语言实践的成立与功能之间的关联，进而揭示大杉的“口吃”性语言实践，本身就是对当时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所谓近代民族主义的根本性批判。
作为方法的“口吃”
大杉荣或许是日本思想史上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死于“大逆事件”的幸德秋水广为人知的继承人。大杉身上确实有吸引读者兴趣的个人魅力。构成大杉多姿多彩一生的诸多轶事，每一桩都闪耀着强烈的个人特质。大杉既是如“一犯一语”口号所象征的那样，在监狱中通过自学掌握了多门外语的贪婪好学之人，又是从正面回击社会禁忌的理性“文明评论家”，是陷入四角关系最终被情人刺成重伤的“叶山日阴茶屋事件”中的“唐璜”，也是站在工人运动最前端、大战政府与共产党团体的铁汉型领袖，还是出席上海、巴黎的国际会议并堂堂正正进行争论的国际主义者。无论是同时代者还是之后的读者，无不被大杉的这种个人魅力所倾倒。
但是大杉眼中的自己，却与上述他人眼中的大杉荣完全不一样。比如对望月桂给自己画的肖像，大杉留下了如下评论。
这是我的癖好，而且是在遇到些什么困惑事时才会做的。不过，要抓我的癖好，就别用这种无聊的癖好，我应该还有更好玩的好癖好。比如我的口吃，眨巴着金鱼那样凸出来的大眼睛，嘴巴也跟金鱼似的张张合合，光是咽口水啥都说不出来七颠八倒的样子。不去画那样的我，居然只能画画这么无聊的我，望月的画还不行啊。
这篇文章公开发表于1922年，正是大杉作为工人运动家发挥最大影响力的时期。望月的肖像画也是展现了主人公大杉“极富魅力的个性与言论”的一面。但是大杉却否定了他者赋予他的形象，选择将“口吃”作为自身本质的提示符。在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杉在偷渡法国并被遣送回国后，被宪兵队杀害。被誉为“出类拔萃”的存在的大杉荣，最终作为一名“口吃”者迎来了人生的终点。
大杉所留下的《自传》是研究其思想形成的一大线索。《自传》作为生动记录另类革命家前半生的精彩文本，其中尤为受到关注的是大杉在家乡新发田时聪慧的幼少年时期、早熟又奔放的性觉醒、源自幼年学校经历的反军思想萌芽等，这些都被视作影响其“自由”思想内在的根源性经历。然而，至今未曾对《自传》中的中心主题，也即“口吃”相关问题，与其思想之间的关联展开专门的探讨。
在《自传》的世界中
聚焦“口吃”问题、重新阅读《自传》时，就会清楚看到这一文本中蕴含着不少矛盾与混乱的地方，足以使把“口吃”视为“疾病”的前提失效。在这一文本中，大杉确实写下了苦于“口吃”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历。然而，在那些记述之外，也并存着与很多朋友展开热烈对话的相关回忆。比如在《自传》中，记下了下述小学时代的回忆。
在读书这方面，我可一直是执牛耳的。我几乎比所有朋友都更早开始读《少年世界》。与一奇妙的书店老板由此相熟，从他那里又买了很多书来读。既有翻译的修身轶事选集，又有无人知晓的、加起来有四五本的大部头作文书。我的演说、作文，都是从这些杂志、书籍中窃取来的，还博得了大家的满堂喝彩。
这里所描写的，显然是一个善于雄辩的少年。大杉在《自传》的其他几个地方写下的对小学时期的回忆中，也有“天生的口吃”、“像半个哑巴似的”之类的语句，然而从上文所引回忆中却看不出一分半毫。如上所述，读者在《自传》中看到的对于“口吃”的记述，是由矛盾与混乱交织而成。
然而，在看似矛盾与混乱的记述背后，或许是极其单纯的事实，即大杉在某种场合“口吃”，在某种场合又一点都不“口吃”。而《自传》中的矛盾与混乱，只不过是对这种非规律性“口吃”的记录。对大杉的既有研究，遵照了《自传》中将“口吃”当作“疾病”所做的记述，这样就关上了探讨“口吃”与其思想内在关联性的大门。因此，首先需要回答的是，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将“口吃”作为“疾病”的前景化？
那么，大杉究竟是面对谁、怎样“口吃”的呢？在《自传》中，对于其“口吃”的产生，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述。
似乎吼我打我是母亲每日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母亲是个大嗓门。扯着大嗓门总是在说着些什么。据说来拜访母亲的客人，大概走到门前，就能知道母亲在不在。而她吼我的时候，那大嗓门的音量还会往上升一级。她的吼法也真是蛮横。抓着天生口吃的我，每次一结巴就吼“你又结巴了”。母亲是个急性子，就是做不到默默看我眨巴眨巴眼睛咕咕哝哝。我要发出“哒哒哒哒……”的音节，她就更忍耐不住。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她吼着“又结巴了”，“啪”就给我脸上来了一巴掌。
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事实，即大杉的“口吃”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而主要对象则是其母亲。对于大杉而言，事实上让他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是其母。正是与家庭、与母亲的这种关系，造就了大杉“口吃”的发生特色。大杉在《自传》中所描述的母亲，是个军人价值观彻底内化了的人物，有时候比身为职业军人的丈夫更像个军人。在《自传》中所记载的其母相关轶事，多数都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其母朝着把大杉培养成军官的明确目标，一直在训练他。
在军队里，要“喊口令”，清晰的发声必不可少。这一能力对军官而言，更是必不可少。通过很多的记录、研究可知，在培养军官的幼年学校、士官学校中，很重视“喊口令”练习，鼓励学生自行进行练习。需注意的是，大杉在家里，主要是与其母之间，已经在无意识中开始了这一“喊口号”训练。这是此后在幼年学校反复出现的“喊口令”训练的预演。大杉对上母亲就“结巴”，是因为其母子关系就似军中的上下级权力关系那般。大杉之所以会在家里“结巴”，也是因为其家庭也具有士官学校的特征。
名古屋幼年学校的835天
大杉荣出身于军人世家，选择进入陆军幼年学校就读也是极其自然。大杉通过了第二次入学考试，于1899年9月1日进入名古屋幼年学校学习，此时他刚满14岁。大杉在新发田中学被斥为“不良少年”，三年中学，读到中途就退了学。在以“盲从”为首要原则的名古屋幼年学校生活中，大杉少年又被逼出了“大脑神经衰弱”，最终因其所引发的斗殴事件，于1901年12月14日被开除。反过来说，正是名古屋幼年学校的生活，孕育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
大杉与学校之间的摩擦，从一年级的下半学期开始日益显著。在把他当“伙伴”的第一期生们毕业以后，更加明显。大杉曾与一期生一块袭击二期生的左侧寝室，嘲笑“少年”们，但在一期生毕业后，大杉被二期生视为眼中钉，时常被处以私刑。在幼年学校中，不可以反抗老生，所以大杉只好“维持着立正的姿势”被揍，只能“默默瞪着他们”。经历过这些后，大杉对于军队生活的幻想日趋破灭，不满则不断加深。
大杉的爆发，最初的征兆表现为精神上的郁积。一切开始于1901年4月的修学旅行。期间，升入两年级的大杉与同伙一起，“几乎每晚例行公事”似的去袭击第四期生的寝室。大杉让稻熊军曹看到了，之后被校长“山本少佐”（悌三郎，后官至少将）处以禁足30天的处分。大杉自己完全不清楚为何会受到这样的处分，极受打击，在处分期间“几乎都在默想”中度日。
大杉的烦恼，一度只在内心，不久却开始对外喷发。在受到禁足处分后，“总觉得忧郁”的大杉，参加完毕业仪式（7月10日）、大野町的游泳练习（7月13日起的两周），在夏季休息（7月26日起至8月30日为止）结束后回到了学校。“此时受凶暴之情绪所袭”的大杉，威胁低年级生，反抗下级军官，也不向军官敬礼，无故缺勤，在学校里四处游荡，最终被军医诊断为“脑神经衰弱”，给了他两周的假期。休假期间，大杉在大阪的叔父家过得很开心，然而一回到学校，“马上又病了”。在这样的精神状况下，发生了直接导致其被开除的斗殴事件。
这一事件的相关处理，首先是在11月22日，学校以犯了“对低年级学生断绝友谊之路”的错误，给予殴打二年级学生的12名三年级学生严重警告，再处罚席自习一周的处分。同月27日，对于除大杉及刺伤大杉的学生以外的3名参与斗殴的学生，“根据平素训诫，按照莽撞打架斗殴”条规，给予严重警告，再处罚席自习两周的处分。最后，在12月14日以“品行不正，即便屡次训诫也不见有悔改之可能，以此依据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条例第20条第2项”责令大杉和刺伤大杉的学生退学。《历史》中最终概括这一事件如下。
本事件如前所记述，只是年少者因一时情感冲突做出的轻举妄动……大杉等人之所以会出现狂暴、理应唾弃的惨状，首先源自他们自身的强戾本性，不应以两者间上演的狂态来衡量整起事情的轻重。话虽如此，这仍在沿革史上留下一大污点，令人深为惋惜。
这段话，也是对大杉在学校内835天的军人生涯所做的最终评价。就这样，在1901年12月，16岁的大杉从陆军幼年学校退学。这时，他的陆军将帅之梦也已全然断送。
社会主义与“口吃”
从幼年学校退学后过了将近1个月，大杉荣前往东京，开始独自一人的备考生活。对他而言，这是“既没有学校老师看着也没有父母看着”的“最初的自由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大杉“边享受着自由，边沉迷于只对自己负责的学习之中”。
如果“口吃”，是在与“喊口令”这一军队实践的关系中所形成的，那么从军队解放，也意味着从“口吃”中解放而出。事实上，在《自传》中大杉对这一时期所做的相关记述里，没有任何“口吃”的踪影。这一时期，大杉通过足尾矿毒事件、《万朝报》上所刊登的幸德秋水的评论等，逐渐关注起社会问题。而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与关系亲密的朋友讨论社会问题时没有感到任何不方便。这一时期的大杉，拒绝“军队”话语，为追寻此后人生的目标而沉迷于学习，早已不再“口吃”。
足尾矿毒事件，又称“足尾铜矿矿毒事件”，发生于19世纪后半期明治时代初期的枥木县和群马县的渡良濑川周边地区，是日本最早的公害事件。由于足尾铜矿的开发，排出的烟气、矿毒气体、矿毒水等有害物质对周边环境造成了显著的影响。1890年代起，以栃木的政治家田中正造为中心，向国家提起诉讼，但是政府并没有被判为加害者。
日本明治时代的记者、思想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本名幸德传次郎，秋水这个名字来源于《庄子·秋水篇》，是其师父中江兆民起的。他是“幸德大逆事件”中被处刑12人中的一人。
大杉再次意识到自身的“口吃”，是在真正接触到社会主义运动以后。太田雅夫等人的研究显示，大杉第一次拜访平民社是在1904年3月。这时大杉已经实现了进入外语学校学习的当前目标，然而母亲的去世、家庭环境随之发生的重大变故，使得大杉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大杉在这种精神彷徨中四处走动，平民社也是其中一处。大杉在第一次参加平民社茶话会时，在席上对堺利彦以及其他参与者公开表达了自己想“为社会主义奉献一生”的决心。而讽刺的是，在将社会主义作为新的人生目标后，大杉又与从幼年学校退学后理应早已烟消云散的“口吃”再次相逢。
那么，为何大杉在这一时期又意识到了自身的“口吃”？这是由于“演说”这一实践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演说表达”也即“‘舌头’运动”并不亚于“文章表达”，也即通过媒体来获取读者、行使影响力的“‘笔头’运动”，是运动中重要的推动力。安部矶雄、片山潜、西川光二郎、木下尚江、幸德秋水、堺利彦等等，当时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虽然类型各异，却都是有名的“演说家”。“演说”，被视作展示人物个性的指标，而领袖们的“演说姿势”，也经常登上各类报纸的版面。
龙泉寺内的演讲会，1914 右起：加藤辰五郎、添田哑蝉坊、小生梦坊、（不详）、久坂卯之助、堺利彦、渡边政太郎、远藤无水、吉川守邦、佐藤玄海、（不详）
大杉在早期社会主义的“演说”文化中，又一次品尝到了曾经在幼年学校所感受到的那种紧张与疏远。既有研究将这一时期大杉与这些运动所保持的距离，归结于他自身的社会主义思想仍不成熟、还处于有可能进入陆军大学就职的阶段等等。但是我从这里读出的是大杉对当时以“演说”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一种违和感。大杉此后的盟友荒畑寒村曾如此回忆当时的大杉。
这段文字所刻画的，正是一个烦恼于发声所造成的自卑，试图通过自身努力加以克服的“口吃者”形象。大杉远离“完全自由的，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便是”的生活，试图加入一个把“雄辩”作为领袖理应具有的条件，成员则以“雄辩”为目标、热衷于反复开展“舌头运动”的圈子。这让大杉不得不再次痛切地认识到自身的“口吃”问题。
从“国民”到“革命家”
然而，国家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逐渐加强，并剥夺了社会主义者们说“国民”语言的机会。
从这一时期的一些小片段中可以窥知，通过对“革命性”行为的实践，大杉在运动内部的发言权逐渐加强。比如，在1908年1月的“屋上演说事件”中，大杉与堺利彦、山川均一起从平民书房的二楼，向500名听众“演说”。同年6月的“赤旗事件”，则与荒畑寒村一起挥舞着红旗，高唱革命歌曲。而在“赤旗事件”的审判法庭上，判决一宣读完毕，大杉就从被告席上高呼：“无政府党万岁！”《熊本评论》这样描述此时的大杉：“大杉荣君一直呵呵大笑。在情绪极其兴奋的时候，吾等就会听到他这样的哄笑。”这一时期的逸事中，并没有出现大杉的“口吃者”形象。大杉在这一时期，通过获得“革命家”这一发声位置，似乎自行“克服”了自身的“口吃”。
赤旗事件是发生于1908年6月22日镇压社会主义者的事件。别名“锦辉馆事件”、“锦辉馆赤旗事件”。1908年，日本在农民斗争蜂起、政府大力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气氛下，爆发“赤旗事件”。荒畑寒村、大杉荣等在东京街头高擎“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大旗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演变成大规模械斗。日本警察野蛮制造的“赤旗事件”激怒了社会主义者，这成了“大逆事件”发生的原点。
社会主义者。1899年进入《万朝报》，致力于家庭改良和言文一致体的普及。1901年与内村鉴三、幸德秋水等为寻求社会正义而组成“理想团”。1903年创立平民社，发行《平民新闻》，1906年成立日本社会党。1908年因赤旗事件入狱，2年后出狱。成立卖文社，1914年创刊《一朵花》，次年改名《新社会》，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参加普选运动和劳动运动。1922年日本共产党结成时，他是第一任委员长，但第二年因第一次共产党事件脱党。1927年与山川均等人创办《劳农》，次年创建无产大众党，直到晚年为无产政党的团结而努力。
但是，在这些努力结出最终的果实之前，大杉又一次失语。而介入其中的，则是国家权力所做的镇压。大杉的“口吃”再次恶化的过程，与因“赤旗事件”被囚禁在千叶监狱的时期相重合。
大杉被夺去“话语”的过程，更因“大逆事件”迎来了决定性的时刻。大杉因这一事件，完全丧失了言语能力。在“大逆事件”的相关逮捕开始时，大杉仍在千叶狱中。检察局传唤大杉去配合“大逆事件”的调查，因而被移送到了东京的监狱。在那里，大杉与幸德有了一次擦肩而过。对于那一决定性的瞬间，大杉的回忆如下。
某天看到幸德经过。“哎，秋水！秋水！”我试着叫了他两三次，却怎么都发不出大点的声音（我现在很后悔当时为何会有那么愚蠢的顾虑），而幸德又有点耳背，所以一脸没听见似的走了过去。终于到了刑满之日。喜出望外的看守们把我送出了东京监狱的大门。有六、七名同伴早已等在那里。和大家互相握了手。
大杉在1910年11月29日出狱。在仅仅两个月后的1911年1月24日，幸德及其他11名犯人被执行了死刑。如文字所写那般，这一时期，大杉在完全失语的状态下度日。他自己这样回忆当时的状态。
我出狱那天，一整天都在不停唠叨些监狱里的事情。然而从第二天起就像个哑巴一样，完全开不了口。或许是因为将近两年时间几乎没说过话，或许是因为出狱后被生活的突变所刺激，反正原来的口吃一下子又加重了。严重到都不能称为口吃的地步。而此后的整整一个月，几乎都靠笔谈过活。
这一时期大杉的“失语”，并不能像在狱中的“无言行为”那般，仅仅归结于由外部因素所引起。大杉在狱中还能发出声音，还能呼叫幸德的名字。象征性而言，大杉的失语开始于他对幸德的呼叫未曾传递到幸德耳中的那一瞬间。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军队中曾一度失语的大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再次获得语言能力的过程。而这时大杉所获得的，是“主义”的话语，是从“革命家”的发声位置所发出的话语。在大杉这里，重新获得话语能力与对“主义”的研究以及作为“革命家”的实践，三者共同存在、密不可分。对于大杉而言，幸德最能代表“革命家”。对大杉而言，幸德的死刑意味着“革命家”立场性自身的消失。“大逆事件”最终所揭示的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即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革命家”，都不被允许存在于这个国家。
日本“大逆事件” 又称“幸德事件”。1910年5月下旬，日本长野县明科锯木厂的一工人携带炸弹到厂，被查出。政府即以此为借口镇压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同年6月，当局开始对全国的社会主义者进行大规模逮捕，并封闭了所有的工会，禁止出版进步书刊。
本文节选自梅森直之所著《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史：大杉荣与他的时代》第四章。
・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布。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梅森直之（1962~ ），活跃于当今日本思想史研究界的知名学者，1985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2002年获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博士，现任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日本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大众思想史，东亚政治思想史。
译者简介
王盈，上海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日本国爱知大学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关系，宗教与国际关系。著作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非洲外交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日本宗教团体与战后中日关系及我国的对策研究 ”，在中日两国发表中文、日语论文十数篇，其中多篇论文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东北亚论坛》等核心期刊。
臧志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理论,日本政治与行政等，著有《政府政治》、《文化改造与社会变革》、《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合著）、《日本公务员制度与政治过程》（合著）等，以及《论日本的新保守集权改革》、《日本自民党派阀政治研究》等论文；主持过《冷战后日本财界与外交政策过程研究》、《日本地方行政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等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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