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加藤周一丨《杂交种文化》

1956年，讲谈社出版了加藤周一论日本文化的代表作《杂交种文化》（日文书名：雑種文化），副标题为“日本的小希望”。全书收录《日本文化的杂交种性》《杂交种日本文化的希望》等多篇评论文章，从比较文化学角度分析了日本文化的特点。加藤指出，英、法文化是纯种文化，日本文化则是典型的杂交种文化。海外学者对加藤的部分观点持有异议，指出英、法文化并非纯种文化，也是多元文明长期融合的结果。对此，加藤在之后的研究中有所回应与补充。

这是日本学者首次提出“杂交种文化”的观点，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界和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与讨论。日本学界评价加藤周一是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第一人，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致的分析能力令人惊叹。1974年，经作者调整篇目，讲谈社以文库本形式重新出版该书，使之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版本。《杂交种文化》现已成为日本各个大学日本语言文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专业的必读书之一。“杂交种文化”这一表述也得到广泛使用，作为一个文化类型学概念，它不再特指日本文化，也用来泛指各种混合型文化。

加藤周一从事文化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思想深处挖掘日本文化中保守主义、集团主义等问题的症结，其主张日本文化的杂交种性是为了防止狭隘的大和民族至上主义。他在本书中表述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有其超越时间的独到价值。

过去这本书是我结束一段漫长的旅行回到日本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55年春到1956年春的那段时间里为各家杂志所写文章的合集。

我首先考虑的是如实观察日本文化的整体，然后从中寻找希望，不管它是多么得微小。（这些想法在旅途中产生，成为了本书开头的两篇文章。）

其次，我在理解和把握自己看到的具体问题时，哪怕是教育、文学，还有习俗等方面的问题，我也会从它们和文化整体的关联性的角度进行观察。紧接在本书开头文化论之后的就是这部分内容。

我的结论是，对我们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希望。——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试着去做就不知道结果，而不同的做法会给日本文化的发展带来希望。我写这本书里所有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对这个做法得出一个我自己的推测。我希望把这本书当做一个分界线，用类似这里说的推测，继续做一些朴实的、实质性的工作。

加藤周一

译 后 记

1956年9月，日本讲谈社出版了初版《杂交种文化》，副标题为“日本的小希望”，收录加藤周一发表于1955年至1956年之间的论文共12篇。1974年9月，讲谈社出版文库本《杂交种文化》时，加藤周一撤掉了1956年版的3篇论文——《私文学论》《信州旅行日记——英语教育的问题》和《再论英语教育的问题》，换成了另外2篇，即《日本人的外国观》和《日本人的世界观》，新版收录论文共11篇。之后各家出版社出版加藤周一作品集，如《加藤周一著作集》（共15卷，别卷1卷，后又增刊，共24卷，平凡社，1979年-1980年、1997年、2010年）、《加藤周一选集》（共5卷，平凡社，2003年）和《加藤周一自选集》（共10卷，岩波书店，2010年），都会依据不同的选编标准对上述论文进行收录，但1974年版讲谈社文库本《杂交种文化》始终是学界公认的、全面反映加藤周一“杂交种文化论”思想的权威版本。本书即以此为底本译出。

1950年代，加藤周一提出“杂交种文化论”有着特殊的历史语境。一方面，此时的日本度过了战败后极度贫困的时期，社会经济逐渐复苏，民族自信心增强，开始重新走上国际舞台；另一方面，美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日渐显现，激发了日本知识界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危机意识。如何重新认识并定义日本人、日本文化？这是日本普通国民重建战后价值体系、恢复民族自信的当务之急，也是经历过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在此背景之下，加藤周一提出日本文化具有杂交种性的观点，呼吁日本人接受这一现实，并从杂交种文化当中寻找积极意义，因为他认为这才是日本文化的希望所在。这一观点在当时就引发了日本社会各界的热议，尤其是加藤在论证时从比较文化学视角切入，主张英法文化属于纯种文化、日本文化是杂交种文化的做法遭到了知识界的强烈质疑。面对种种质疑，加藤周一强调自己“杂交种文化论”的研究对象是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现代日本文化，而作为参照系的其他文化也仅限于英法文化，因此他的结论并不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他积极拓展研究对象，从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将德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纳入研究视野，并耗费十年心血，撰写巨著《日本文学史序说》（上下2卷，筑摩书房，1975-1980年），以日本文学史为论据，对日本文化自古至今都具有杂交种性这个观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证。1980年，该书获大佛次郎奖，至今已被翻译为8种外语，是日本学者撰写的日本文学通史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

加藤周一之所以能够在1950年代提出“杂交种文化论”，与他的成长背景、知识学养和欧洲游学经历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19年9月19日，加藤周一出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个医生家庭。父亲加藤信一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在家开了一个诊所，所以加藤周一从小就很熟悉医院和医生的工作。1940年，他也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专攻内科学和血液学。1945年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10月，美军组建“原子弹爆炸日美联合调查团”前往广岛，日方成员由三名医生组成，其中一名就是当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医学生加藤周一。他在广岛的工作主要就是通过观察原爆症患者的血液和骨髓涂片，确定核辐射对人类造血组织造成的破坏程度。在广岛原子弹爆炸调查报告的基础之上，加藤周一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大剂量X线照射对小白鼠造血器官影响的病理组织学研究》，并于1950年获得东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可以说，家庭熏陶和医学专业训练培养了他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即“只有在准确的事实基础之上做出可能范围内的所有结论，对无法验证的所有判断都持有怀疑态度”（加藤周一《羊之歌：我的回想》，岩波书店，1968年）。这种实验科学领域的思维方式反映在他观察社会文化的立场上，就是“不进到某个社会当中，而是从外部环视、俯瞰众生”的、只做“壁上观”的态度。（参见本书《关于壁上观》一文）

这种“局外人”式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让他这个中学生在战争期间做出了日本必败的准确预测，但从1951年到1954年这三年多的西洋游历又让他认识到壁上观的内在矛盾。当他第一次从外部观察日本社会时，很快就发现壁上观虽然带来了判断上的便利，但也存在着活动上的局限。他开始反思自己在战争期间形成的对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的看法，发现其中存在很多偏见。他意识到“我在西方的生活改变了我对西方文化的看法，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我对日本文化的看法也会发生变化。”他对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做了新的诠释，认为“现代日本的文化是古来就有的良风美俗和源自西方的学问、文艺、技术的混合体，已经无法纯化为其中的任何一种，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 根据加藤的回忆，有关“杂交种文化论”的思想大概形成于1950年代，他在巴黎留学期间和一位来自布列塔尼亚地区的法国青年就日法文学展开的一场辩论。加藤发现这位哲学系的学生跟他的母语及其古典之间有一条准确无误的纽带，他的文学修养以本国历史为轴，纵向发展，是深厚的。而加藤自己跟日语及其古典之间却没有建立这样的关系，他认为自己的文学修养横向扩展，是国际化的，但又是肤浅的。加藤周一把横向扩展的那种修养称作“杂交种”，把纵深绵延的那种修养叫做“纯种”，他认为现代日本人已经没有能力在两者之间做出自由选择，只能从“杂交种”这一类型当中去寻找积极的意义。（加藤周一《续 羊之歌：我的回想》，岩波书店，1968年）

在这些经验和思考的基础之上，加藤周一提出了“日本文化杂交种性”的观点，并在质疑声中继续思考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所面临的现代化困境。《不为人知的日本——街道和庭园和精神》（社会思想研究会出版部，1957年）、《日本的内与外》（文艺春秋社，1969年）、《日本文学史序说》、《何谓日本人》（讲谈社、1976年）等专著的陆续出版，反映出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研究上的思想变化以及自我省思。从1956年出版第一部日本文化研究专著《杂交种文化》，直到去世前一年出版最后一部集大成之作《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岩波书店，2007年），加藤周一终其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日本文化的思考和批评。

加藤周一的思想通过多语种译本传播到世界各地，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在1950年代提出的杂交种文化理论。而在各语种译本中，翻译数量最多的是中译本，可以说，中国读者是加藤作品海外读者中人数最多、研读和思考最深入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读者对日本文化的兴趣，另一方面则是加藤在中国文化研究和中日文化交流等方面做的大量工作以及他跟中国知识界建立的长期友好关系。1971年，加藤周一随中岛健藏率领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访华团第一次来到中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实地考察和调研，回国后就发表了《中国往返》（中央公论社，1972年）。之后他多次来华访问，也热情接待赴日访学的中国友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渭渠曾于2000年10月30日在东京上野毛加藤宅邸与加藤周一有过一次有重要的对谈。叶先生在谈话中指出，加藤提出的“日本文化的杂交种性”理论，强调了纯粹日本化和纯粹西方化都是不可能的，主张要切断这两种极端的恶性循环，整合传统文化的非民主主义与西方文化的民主主义的矛盾，构建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良性循环体系，推动民主体制的建设和克服传统文化的封建性，使其再生。加藤先生在谈话中强调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决定性影响。他明确表示，日本文化虽说是杂交种文化，但从历史角度来看，日本是中国文化的周边，日本的文化大部分不是从日本本土发生的，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日本文明体系，而是处在中国文明的周边的世界里，有它非常卓越的创造，尤其是在艺术方面。但从整体上说，还是属于中国文明的一部分，是中国文明体系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域，但不是中心。他认为中心是黄河。在此次对谈中，两位先生还就当时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交换了看法。加藤表示自己不同意亨廷顿的观点，他认为21世纪的文明，不可能是由一种文明统治所有文明，而应该是多种文明并存，尽管时而会有冲突或发生摩擦，但更多的是和平共处，是并存。人类将会共同创造新的文明、新的思想、这是人们所期盼的，就像伊斯兰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中国文明。（叶渭渠《日本杂种文化与现代化——与加藤周一对谈录》，《日本学刊》2001年第1期）

如今21世纪也将走过四分之一，在这个知识的获取和技能的习得都变得轻而易举的时代，面对诡谲多变的世界局势和人文主义精神的日渐衰亡，如何做“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不是自我异化？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化批评中所坚持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镜鉴。

英国哲人弗朗西斯·培根曾说：思想是卷着的绣毯，语言是打开的绣毯。此次我用汉语打开《杂交种文化》这卷思想的绣毯，希望能为21世纪的读者展示20世纪日本文化巨匠加藤周一思想中针脚绵密的纹理、精巧别致的图式和机敏睿智的风格。若诸君能在阅读过程中受到思想的碰撞、获得智慧的启迪，进而知兴替、明得失，则幸甚至哉。

翁家慧

2023年12月

加藤周一（1919—2008），日本评论家、小说家、文化学者，被称为“知识巨匠”。1919年生于东京，1950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学位。从小爱好文艺，尤其热爱日本古典与欧洲文化。1951年赴法国留学，在从事血液学研究的同时，游历欧洲各国，从比较文学与文化的角度入手，撰写了大量文艺评论文章，逐渐形成日本文化具有杂交种性的观点。以《日本文学史序说》（上下卷）、《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等为代表的文学文化史研究不仅在日本学界占有重要地位，对海外日本学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始终坚持战后民主与和平主义思想，于2004年6月和大江健三郎、鹤见俊辅等人发起并成立“九条会”，宣传保护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和平理念。

翁家慧，1994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日语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日语系副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日本立命馆大学加藤周一现代思想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著有《通向现实之路——日本“内向的一代”研究》，译有《大江健三郎传说》《广岛札记》《羊之歌：我的回想》《命》《生》等。

延伸阅读

夏生编辑

春生审校

‍‍‍‍‍